西方學者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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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并不妨礙馬克思作為一個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思想家的地位。本世紀30年代初期，由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出版，西方世界驟然刮起了一股重新解讀馬克思的旋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又面臨了“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引人注目的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后，當以“勝利者”自居的西方意識形態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之際，面對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時代出現的新問題，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熱潮。從世界范圍看，馬克思的思想近年來一直為那些試圖尋求歷史之謎的人們所關注，其價值也一直在被人們重新發現和認識。

西方社會這種“回歸馬克思”的熱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熱烈回應。西方思想界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對當代馬克思主義作了深入的解讀，重點涉及如何應對后冷戰時代和全球化時代提出的挑戰，以及如何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些研究為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積累了不少具有啟示意義和創新意義的思想資料，并面臨著新的發展態勢和可能的重大的理論突破。

他們討論的主要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改造問題

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實際上先后提出過三個克服資本主義弊病的療法。第一種療法是眾所周知的廢除私有財產；第二種方案有著更為廣泛的用途，這就是靠所謂的“漸進社會主義”逐步去蠶食私有制，即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10條改造性措施；第三種獨特的療法沒有被馬克思認可，但同樣適合他的目的，即既不蠶食私人產權，也不廢除私人財產本身，而是把資本所有制從極少數人擴大到許多人。美國哲學家莫迪默•阿德勒認為，馬克思在《宣言》中暗示的一種有著廣泛基礎的個人所有制，會提供同樣令人滿意的所有制解決方案。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協會的尤里•普列特尼科夫認為，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一，要區別剝削(資本)所有制和勞動(非剝削)所有制；第二，直接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不是社會所有制本身，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產生的，必然導致“取消”私有制的社會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第三，個人所有制可以是分散私有制、消費者(個人)所有制和派生于社會所有制的生產所有制；第四，沒有個人所有制，社會所有制也不能得到發展。確切地說，只有在新的基礎上恢復個人所有制并在使集體活動、個人勞動活動首先是智力活動相互補充的基礎上，才能為“自由個性”或“個人全面發展”的形成創造條件。

二、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形式和內容

西方學者中的大多數人已不再簡單地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歸結為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稱之為“社會所有制”，這顯然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修正。按照他們的解釋，所謂“社會所有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它有兩層含義：一是重要的生產資料為社會公有，但形式不是單一的國有制，而包括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合作所有等多種形式；二是除了公有制經濟成分以外，還包括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主要是私有經濟成分。在他們看來，單一的國有制不僅在經濟上導致生產率低下，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在政治上導致官僚主義和專制獨裁，而作為社會主義主要支柱的社會所有制將是一種混合經濟，在這種經濟體制下，私有的、合作的、公共的企業將相互競爭，直接的國家調節和控制將受到限制。

許多學者進一步提出了社會所有制形式是資本和利潤“社會化”和“公有化”的新概念。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羅默認為，“不能把社會主義簡單地定義為一種公有制體系，而應當把它定義為這樣一種體制，這種體制保證積累起來的利潤能按比例平等地分配。如果公有制能做到這一點，那么它便與社會主義相一致。”按照他們的看法，公有制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集體或個人對物質生產資料的“占有”或“擁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每個人對公共企業的所有權主要是指人均對全部企業利潤的享有權，其實質是資本的社會化或公有化。這種利潤的公有化不同于人民資本主義，后者主張每個工人都持有股票，成為企業的股東，人人都享受作為股東的紅利。而資本和利潤的公有化，則指消除資本個人所有性質，使資本為社會公有，收入與資本完全分離，企業全體成員都平等地享有獲得企業利潤的權利。

加州大學哲學教授理查德•阿爾內森對此作了解釋，他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的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但此處的“公有制”并非通常所說的“擁有”(Own)，作為社會公有制的一個成員，任何個人對公共企業的所有權只構成人均對全部企業的利潤享有權。他說，“市場社會主義容許來自勞動市場的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但不允許來自個人資本所權的不平等分配。社會主義者聲稱，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因為資本主義的勞資關系是對工人的剝削。在市場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企業的利潤是分配給公眾的，而不是像私有制條件下那樣分配給股東的。可以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為了少數人而剝削多數人，而在市場社會主義條件下，是為了多數人而剝削少數人。”

更有甚者，把資本的社會化或公有化提高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并且認為未來社會主義也將取決于資本社會化的程度。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在21世紀將有自己的未來，但這種未來將取決于把社會主義的邏輯本質理解成“生產資本的公有化”。

三、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

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核心范疇的階級概念，也已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美國杜克大學歷史學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對階級范疇有著獨特的理解。他認為，對于揭示隱蔽在日常行為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關系而言，階級范疇的抽象性是至關重要的。這種重要性不是作為具體的社會實體，而是作為抽象的理性范疇體現出來，以某種方式使得對資本主義的理性批判成為可能，而其他與之競爭的概念則做不到。世界體系理論派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認為，馬克思的階級斗爭觀念之所以有效，在于它有兩個前提：其一，是所有的人都尋求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并因此反對那些剝削他們或乘機利用他們的困難的人；其二，客觀上處境相同的人，就傾向于采取類似方式行動，這樣就必然為談論階級和集團反應提供了依據。

但是，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與其他諸如種族、民族、性別、階層概念有著根本區別，具體表現為：第一諸如性別和族性一類的范疇，都有著極易辨認的社會對象，正是由于這種明顯的社會具體性，便容易被吸收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結構之中，而階級則不是這樣，作為一種抽象物，它的表現形式不是取決于任何極易識別的社會聯系，而是取決于相當抽象的“階級意識”觀念，在日常生活中，這種階級意識極易被淹沒在那些更為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第二，在他們看來，階級面臨的問題在于它的簡化論，即所有社會關系展現出的問題都可以歸納為階級問題，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根本性問題。而正是這種簡化論，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野受到了它在資本主義所處環境的制約，受到了它本身關于資本主義抽象論述的制約。由于階級的具體表現從來沒有顯現出一種純粹的形式，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具體社會存在形式，因此不能脫離其他社會范疇來孤立地看待階級，否則，不僅會帶來分析上的誤導，而且會妨礙日常的解放斗爭。

另一方面，西方許多左翼人士也已經放棄了階級斗爭的立場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追求。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創造的新科技奇跡使它充滿了生機，所以在這個體制所允許的社會條件下做些適當的調整，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西方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佩里•安德森宣稱：“我們到了應該進行徹底反省的時候了”，要“重新設計形象，以作為對一個變化時代到來的反映”。他認為，當前唯一可以打破資本主義均衡狀態的革命力量來自于科技進步，即生產力的進步。人類社會進行變革的動力將來自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新陳代謝。安德森從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出發，認為既然現在不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并且希望資本主義能創造出有利于變革的條件，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只能自己推動自己。

同安德森的觀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法國的丹尼爾•辛格在《誰的千年?他們的，還是我們的?》一書中，充滿了對“資本主義不可替代論”的批駁。他認為，資本主義并不是注定長久不衰的，等待資本主義的自我更新將永遠找不到終結資本主義和重建人類社會的道路和答案。在他看來，“錯誤不在于我們的信仰，而在于我們的行動”，他高度地注意到歷史的隨機性以及發展出一種新社會的可能性，他說，“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們的眼光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地平線”，“我們要做的不是對壓迫制度的細枝末節的修理改善，而是實實在在地將它的根挖掉”，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更高的參與熱情、更積極的活動和更有力的武裝斗爭。

四、關于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石，它的要點就是“勞動創造價值”。勞動不僅僅生產商品，作為社會必需的、抽象的勞動，它還創造價值和社會關系。

直到最近，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似乎才意識到現實社會的發展對勞動價值論的形成的挑戰，例如：如何理解勞動價值的確定性與生產價格的不確定性的關系；勞動價值論如何深化對展現在收入分配中的階級關系的變化的分析。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新的社會環境與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時的社會經濟環境已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國外學者提出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的根本依據。

他們認為，這一理論尚待解決的主要問題有：1、如何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馬克思說過，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但馬克思沒有系統描述過哪些是生產價值的勞動，哪些不是生產價值的勞動；2、服務勞動是否創造價值。在經濟發達國家，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已遠遠超過第一、二產業，這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有很大的不同，于是被馬克思視為“微不足道”的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就成了理論界爭論的又一個焦點；3、物化勞動在價值創造和資本關系的生產中的作用。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在商品生產中，活勞動創造價值，物化勞動只轉化價值。但是隨著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單個商品所包含的價值量越來越少，而一定時期內生產的產品總值越來越大，這其中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生產資料或物化勞動投入規模和結構的變化上，于是就產生了物化勞動在價值創造和資本關系的生產中的作用問題；4、科學技術與價值創造之間的關系。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科學技術在能夠使單位產品的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的前提下，不僅轉移了價值，而且還作為勞動過程本身有條件地創造了價值。

總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能否充分解釋和分析當今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價值形成和增殖過程，成了西方學者關注的熱點。大多數學者認為，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尤其是馬克思關于勞動二重性的理論仍然適用于當代經濟的分析。盡管知識經濟對勞動價值論提出了挑戰，但與各種價值理論相比，勞動價值論仍然是最能夠科學回答知識經濟挑戰的價值理論。

五、關于市場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

市場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一直是西方學者研究中的重大原則問題。蘇聯東歐劇變之后，西方一些較為激進的理論家針對社會主義國家中實行市場經濟的做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在他們看來，實踐證明市場經濟造成了許多弊病，諸如生態環境的破壞、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貧富兩極的分化、社會道德淪喪等。然而，這種傳統觀點的影響已越來越小，而贊成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則愈來愈多。可以說，將市場機制引入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上世紀末西方學者最強烈的呼聲。他們為之提出了三個論證：

(一)市場手段論。傳統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市場是與之相對立的，因而市場不能與社會主義相結合。西方學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在于實現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在于實現公正、民主、自由等一系列價值目標。從這種意義上講，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至多只能被視為實現社會主義目的的可供選擇的手段。這一觀點的提出，對于西方學者論證市場可以同社會主義“聯姻”是至關重要的。這樣一來，市場與計劃的對立就不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而只是實現社會主義目的的一種手段與另一種手段的對立。這就消除了市場不能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障礙。

(二)市場中性論。傳統觀點認為，市場總是同資本主義相伴隨，因而不能同社會主義“聯姻”。西方學者為了反駁這一論點，進而提出了“市場中性論”。英國的學者戴維•米勒提出，資本主義雖然依賴市場，但資本主義的特征卻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雇傭勞動，而不是市場經濟。這意味著，資本主義與市場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它可以為資本主義服務，也可為社會主義服務。索爾•埃斯特林和尤里安•勒•格蘭德進而認為，市場不是與資本主義相連的，而是與工業制度相連的。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還是混合型制度，只要是工業制度就必定會運用市場。換句話說，市場只是一種能產生競爭的經濟機制，既可存在于資本主義中，也可存在于社會主義中，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具有社會制度的屬性。這就進一步論證了市場可以與社會主義“聯姻”。

(三)市場優越論。提倡市場與社會主義“聯姻”的根本原因，西方學者認為在于市場優于計劃。他們認為，在一個提供極為繁浩的商品和服務的工業化社會，如果采用全面取代市場的計劃經濟，那計劃部門就必須為各個企業配置勞動力，規定產品的種類和數量，并為企業提供商品和服務定價以使供求相符。實踐經驗表明，計劃經濟在實際中是極難解決這些問題的。而市場既是一種信息體系，又是一種激勵制度，價格機制向商品供應者發出信號，向他們表明消費者對不同商品的需求是什么，同時價格機制又給予商品供應者以某種激勵，促使他們轉向生產供不應求的商品。在他們看來，市場除了在效率方面優于計劃以外，還促進了自由和民主的發展。

西方學者在普遍肯定市場對促進社會生產發展具有激勵功能的同時，對市場所利用和激發起來的卑微動機持道德上的批判態度，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瓦解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集體主義精神。英國牛津大學的大衛•米勒指出，市場機制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同時培育了自私的動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被物欲與金錢腐蝕了。美國哈佛大學的約翰•羅莫認為，市場的壓力鼓勵了人性中自私和競爭的一面，而不是奉獻和相互合作的一面。針對市場機制的這種負面效應，英國麥克萊倫教授講過一段值得人們深思的話，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更概括地來說市場經濟，從人們的生活意義上來看，它不能夠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滿足；從人們的價值觀上來看，它不能帶來良好的道德風尚。但是，從經濟體制上來說，在目前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它確實在繼續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只要這種狀況繼續延續下去，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不會作為一種替代品被人們所接受。只有資本主義社會不再能夠繼續發展它的生產力了，人們才會去尋找另外的出路。”有的西方學者已在論證，能否既保留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又抑制其卑微的動機，使該機制不僅促使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而且促進對整個社會發展和進步事業的關注和追求。

六、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問題，《共產黨宣言》中早有論述，認為資產階級時代有一個特點，即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60年代，法國學者馬勒曾發表過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新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新變化作過初步的論證。上世紀末，西方學者在這方面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拿出了一批成果。

他們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系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相比，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產階級本身的變化。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從而造成資產階級階層內部由“家族資本家(或傳統資本家)”向“經理資本家(或新型資本家)”的轉移，其作用也在不斷增強；同時包括經理資本家在內的中間階層的迅速擴大。值得關注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新的金融機構，許多基金會成了新的股東，這意味著一種新的私有制和資本運營機制的產生。這些機構背后的主人就是新的金融資產階級。二是工人階級本身的變化。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主體即產業工人階級，在西方工業國家已逐漸衰落，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已轉向第三產業，成了“中間階級”的成員，其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另外，由于進入“消費社會”，工人的“絕對貧困化”已不復存在，由此使他們的斗爭意志和目標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出現這一系列變化的原因，法國經濟學家杜梅尼爾和列維認為主要有兩個：一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二是對勞動者技術的剝奪。這就形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兩類矛盾的重疊和交叉：一類是資本家和無產者的矛盾；另一類是管理人員和員工的矛盾。這兩類矛盾的交織，使資本主義的階級關系更為復雜。

七、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資本主義今天還處在不斷的演變和擴展之中。這種變動過程不僅體現為資本主義內在價值和基本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同時還表現為以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價值和社會結構為底蘊的制度模式的形成，反映了資本主義本身較強的自我調節、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能力。杜美尼爾指出，本世紀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調節的歷史：實行國家干預使競爭性市場有序化、微觀經濟得到穩定；加強宏觀經濟的微觀經濟基礎，從而使宏觀經濟的發展獲得新的動力；以后又有現代股份公司的出現等等。

對于當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新現象，西方學者以各種方式加以描述，因而近一時期在西方的書刊中，頻頻出現了五花八門的關于資本主義新階段的提法：1、“后資本主義”論。美國資深經濟學家彼得•德魯克在肯定知識已取代傳統的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和資本等，成為最關鍵的生產要素后寫道：“這一改變已使我們的社會成為‘后資本主義社會’。”在他看來，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中，控制資源和決定性的“生產要素”，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或勞動力，而是知識，它同時又是一個多組織的社會；2、“新資本主義”論。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曼紐爾•卡斯泰爾認為，由于信息技術和網絡在企業內和社會上占據了顯著的位置，從而引起了經濟關系的深刻變化，使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他說：“資本主義正在被強化。一種帶有個體色彩的、分散的資本主義正在誕生。通過因特網，所有人都可以成為資本家。”3、“超資本主義”論。作為大型會計和咨詢公司普華會計師事務所的戰略咨詢負責人格雷迪•米恩斯和戴維•施奈德把在因特網所釋放的強大經濟力量推動下上升的市場稱之為“超資本主義”或“靠刺激發展的資本主義”。在超資本主義的秩序下，一些公司日益偏離自給自足的做法，把更多的職能分包出去，建立有效的、以因特網為基礎的供應商聯盟，從而取得了極高的價格—收益比。4、“金融壟斷資本主義”論。法國馬恩河谷大學教授讓-克洛特•德羅奈認為，當前資本主義已進入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他指出，在這一階段，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系都沒有變，但資本的增殖形式卻發生了變化。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貨幣資本是資本價值的主要形式；而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資本的價值形式演變成了貨幣資本和金融資本二元結構，金融產品成了最抽象的商品，成為資本價值的最主要形式，從而實現資本的增殖。5、“跨國資本主義”論。這是美國學者羅伯特提出的概念。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官僚制大公司資本主義不同，實行“元生產”，其特點不同于大資本主義公司的集中生產，而是分散生產，商品很難確認它的國籍。6、“股東資本主義”論。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提出了這一概念。作者認為，過去壟斷公司在資金來源上依賴于大銀行，因而企業要受銀行的支配；現在企業則主要通過證券市場獲取資金，實際上就要聽從市場的安排。這種“股東資本主義”將會更加透明，更加高效，“股東權威的增強，有再造歐洲資本主義的希望”。

有些學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既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時代的“壟斷資本主義”，而發展到了“社會資本主義”階段。由于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推動，生產力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致使生產關系、資本權益日趨社會化，并不斷地產生出社會主義的因素。因此，西方一些左翼人士認為，馬克思曾經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歸結為生產力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高度發展，而今天的全球化進程與這兩個條件是趨同的，即社會發展正向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方向發展。

也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的和倫理的批判，其核心關注點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作為生產者的人的基本地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所以譴責資本主義，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體制的病態，它在貪婪地追逐最大利潤和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貶低勞動，使勞動者非人化，而不純粹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和局限性。這不失為一種對資本主義研究的新視角，無疑為各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開辟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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