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方法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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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時期初，出于策略性考慮，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以誤讀的方式進行闡釋，以期促進其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接受。這種誤讀是如何發生的，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客觀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武漢大學葉立文教授的新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就此帶來了全新的、富于啟示意義的學術成果，并為中國當代文學傳播史與接受史的書寫做出了重要的、開創性的貢獻。

關鍵詞：誤讀

近現代以降，伴隨著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與西學東漸的推移，中國文學已先后在晚清、五四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形成了與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并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中獲取了寶貴的思想與寫作資源，從而實現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轉型。然而，在20世紀50－70年代，緣于特殊的歷史情境，中國大陸文學只保持了與前蘇聯文學以及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之間的聯系，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則采取了關門拒斥的態度，并造成了與世隔絕的局面。新時期到來后，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再次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提供了歷史契機，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文學最新成就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也因此成為歷史的必然。在新時期初展開的“要不要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討論中，雖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偏見、仇視、畏懼與排斥，但更能看出中國人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理性認知態度及向其學習、與其交流的強烈意愿。很明顯，是中國社會、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訴求構成了新時期初中國人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強大內驅力。

然而，正是在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新一輪交流與對話中，新時期初的中國學者以及中國作家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了誤讀。這種誤讀主要有兩種類型：其一是錯位式誤讀，即認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雖然形式與技巧上有其所長，但從思想上看卻是一種腐朽、沒落與反動的文學，是資產階級階級本質的集中體現，因此也是無產階級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學的敵人，主張抵制、聲討與批判之。這種誤讀現在看來是一種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嚴重的形而上學偏見，是人們在長期的意識形態遮蔽中形成的臆斷，曾嚴重阻礙了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其二是策略性誤讀，即為了實現與意識形態文化的共謀與合力，以及規避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同時實現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學者們有意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加以曲解或誤讀，這種誤讀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偏離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本義，但卻對于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起到了極其關鍵的推動作用。

實際上，最值得關注與研討的是策略性誤讀的展開方式與具體圖景。對此，武漢大學青年學者葉立文教授的新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下簡稱《“誤讀”的方法》)進行了專題探討，并帶來了全新的創造性成果。該著認為，在意識形態開始“解凍”與文學現代性訴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為了謀求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合法性，中國學者以誤讀的方式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進行了闡釋，因此客觀上開啟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拉開了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再次復興的序幕。這種誤讀雖然難免中國學人的“偏見”，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出于一種傳播與接受策略的考慮。這種策略性誤讀主要以四種方式表現出來。其一是政治誤讀，即將波德萊爾。布勒東、薩特、馬爾克斯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定性為政治立場進步或同情無產階級的作家，以便取得意識形態話語的許可，從而達到傳播這些作家的目的，但無疑又造成了對他們自由知識分子立場與人類立場的誤讀，模糊了他們的階級屬性與真實政治身份。其二是思想誤讀，即將薩特、卡夫卡等作家理解為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相通的作家，理解為資本主義罪惡制度的批判者，乃至把他們作品的異化主題等同于馬克思的“異化”思想，或者“力圖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之間去尋求一種思想的共通性，從而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賦予意識形態合法性”(葉立文98)，但由此卻嚴重忽略了薩特、卡夫卡等人對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揭示與他們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憂慮，誤解了他們真實的創作思想與作品主旨。其三是美學誤讀，即將以卡夫卡為代表的表現主義文學、以普魯斯特為代表的意識流文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與結構現實主義文學等等統統理解為意識形態話語所推崇的現實主義文學，而抹去了現代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文學的界限，曲解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獨特美學特質。其四是歷史誤讀，則是中國學者為了便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有意強化甚至虛構五四新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巧妙地淡化意象派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的師承關系，轉而刻意強化意象派與中國新文學的內在關聯”(葉立文184)，就是在五四新文學旗手魯迅與西方存在主義、意識流之間劃等號，無中生有地對魯迅創作進行過度闡釋，結果在不少方面造成了對文學歷史的歪曲，尤其是對某些西方現代主義流派歷史淵源的誤讀。這些歸納獨具慧眼，顯示出全新的學術視野，也道出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奧秘，富于力度，令人信服。

伽達默爾指出：“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要被認為是一種置身于傳統過程中的行動”(354)。在他看來，理解是歷史性的，也是開放的。一方面，如同海德格爾指出的那樣，人的理解總是事先存在一個理解的前結構或文化傳統，而且理解也只有在這種前結構中才能產生，這便注定理解中無法消除“偏見”或先入為主式的成見。另一方面，理解是理解者與被理解者之間產生的“視界融合”，這種“視界融合”具有開放性與未完成性。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是一場中國學者理解與闡釋西方現代文學的過程。葉立文教授在其著作中闡明，主張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中國學者們秉承著意識形態話語與啟蒙話語雙重知識體系，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也體現出一種矛盾的認知態度。一方面，他們具有啟蒙意識，希望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接軌，同時需要與意識形態話語達成共謀，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采取現實可行的傳播策略。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又沒有完全脫離意識形態話語的控制，所以必然繼續運用意識形態的眼光看待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這樣，他們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解必然伴隨著誤讀，甚至不得不借助于誤讀。比如，他們在政治上長期形成了“階級決定論”的理論圖式，所以便試圖將西方現代主義作家掛靠在無產階級的“戰車”之上；在價值觀念上，由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價值觀，所以便力求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從思想上加以“馬克思主義化”；在美學上形成了現實主義文學一無獨尊的思維定式，所以便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納入現實主義文學的美學體系，而這樣做并不是受加洛蒂“無邊的現實主義”思想影響的結果；在文學傳統上，由于五四新文學被確認為光輝傳統，便借助五四新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師承關系建構新時期文學現代化的合法性。諸種策略性誤讀，正是這樣形成的。當然，正如葉立文教授所察覺的那樣，在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傳人中國的過程中，由于“偏見”所導致的對原典精神的背離，也很可能會在現實中付出極大的代價，原本是有著科學精神的學理闡釋很可能蛻變為偷梁換柱的語言游戲，或不著邊際的過度詮釋，這種理解必然走向極端，也會滑入解釋的死胡同。畢竟，現實的功利或臨時的策略都不能代替學理的規范與科學的精神。

既然“誤讀”在我國新時期初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中成為了重要的環節，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了一種重要文學現象，那么，從文學史角度、運用最新的學術思想資源對這種誤讀進行“糾正”，找出中國知識分子闡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時與其發生背離的方位，剖析不同意識形態與文化背景下中、西知識分子的思想分歧與差異，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真實面貌進行還原，進一步澄清當代文學界的思想迷霧，總結文學傳播與接受史中的某些衍變規律，以便中國文藝界更加準確與順利地學習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思想精髓與藝術內核，成為了當代文學發展的新要求，也為文學研究界提出了新的課題。如果說，新時期初中國學者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誤讀”是一種“理解”的話，那么，《“誤讀”的方法》一書則是對這種“理解”的理解。事實上，葉立文教授較為圓滿地完成了學理上對中國知識分子“誤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正本清源”，特別是運用科學的尺度重新估價了當時的傳播策略，既肯定了這批知識分子推介、傳播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啟蒙動機，又從理論上清理了他們誤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時犯下的錯誤，并爬梳了他們揉合意識形態話語與啟蒙話語的特殊學術理路。這體現了學術的進步。

就我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而言，以作家、作品為對象的文學史寫作已經取得了煌煌成就，但從讀者角度、從傳播與接受角度撰寫的文學史似乎形同闕如。因此，從傳播學、接受美學及比較文學的視野展開當代文學傳播史與接受史的寫作，無疑是對以往以作家、作品或文學思潮、文學運動為主體的當代文學史寫作的一種有力拓展。在我看來，《“誤讀”的方法》一書既是一種對于新時期初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發生學研究，又是一部全新的新時期文學傳播史與接受史，或者說是一部關于新時期初中國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斷代史。圍繞政治誤讀等四條理論經線，該著運用詳實的第一手史料，將薩特、布勒東、波德萊爾、卡夫卡、馬爾克斯、普魯斯特等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大師與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表現主義、意象派、意識流、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等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流派被中國學者詮釋的過程與接受的來龍去脈，以及中國文藝界對于現代主義文學的討論與交鋒，中國作家的現代主義文學實驗，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得以重溫與檢視那段極為珍貴的文學史，從中獲得許多全新的啟示。與此同時，本著還對馮至、袁可嘉、柳鳴九、馮漢津、葉朗、陳光孚、舒大沅、朱景冬、趙毅衡、嵇山、徐遲、謝冕、孫紹振、徐敬亞、高行健、馮驥才、李陀、劉心武等一大批中國學人、作家譯介與傳輸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是非功過進行了精到的評析，完成了對這批學人、作家作為文化與文學傳播路標的標識。

該著的另一個亮點是，著者從比較文學或世界文學的視野，以最新的學術眼光與深厚的學術素養，對薩特等西方現代派作家與超現實主義等現代主義流派做出了極見功力的學術評判，為新時期初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誤讀提供了一把矯正的科學尺子。同時斷定從新時期初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接受大致先后經歷了“政治接受與文學接受兩個階段”，并以“三個崛起”、“三只小風箏”為例所做出了現代主義文學接受的理論個案分析，圍繞“意識流”小說與“擬現代派”小說所做出了現代主義文學接受的創作個案分析，這些都密切結合了新時期初我國文學的批評與創作實踐，既總結、回顧了我國新時期初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演進過程，也完整地勾勒了新時期初我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傳播與接受史的全貌。因此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