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影響范文10篇

摘要：新常態下，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作為拉動國內消費的一項重要舉措，消費金融在我國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現利用PVAR模型和BVAR模型實證分析消費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個人消費信貸拉動居民消費支出增長，且相對于城鎮居民，消費信貸對農村居民消費呈現更加明顯的促進效應。同時，相對于居住消費支出，個人消費信貸對居民非耐用消費品支出的影響更大。

關鍵詞：消費金融；居民消費；VAR模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出口導向型經濟是以國際市場為依托的“外循環”發展。該發展模式雖在短期帶來巨大成功，但長期來看，存在著一系列隱患。例如，過度關注國外市場而忽視對國內市場的開發；過分依賴國際環境，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風險較大。近年來，面對投資和出口的巨大不確定性，消費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一環。作為拉動國內消費的一項重要舉措，消費金融在我國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現階段研究消費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對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促進國內大循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與數據選取

計量方法及理論模型

1.農村文化消費的影響因素分析通過對農村文化消費相關研究文獻的分析與總結，我們認為能夠對農村文化消費產生影響的因素歸根結底來自供求兩個層面。首先，農村文化消費受需求因素制約。一般來說，由文化教育程度、消費觀念與習慣、收入水平、文化消費支出水平、消費結構和社會保障狀況所決定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是制約農村居民文化消費水平最為重要的需求因素。文化消費是精神層面的消費，其需求強度與認知程度、消費習慣、消費觀念有很大的關系。文化程度高且已形成一定消費習慣的農村居民，其認知力、理解力越強，對精神層面的追求就越多，需求意愿也就越旺盛。由于文化消費是一種心理層面的需求，具有較大的彈性，且文化消費的發展變化具有很強的連續性，表現在以前與現在的消費水平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未來文化消費水平是建立在當前消費水平基礎之上，因而，農村居民對文化消費的大小不但受農村居民當前收入水平的影響，而且還受預期收入的影響，以及農村居民醫療和社會保障水平的直接影響。其次，農村文化消費受供給因素制約。在農村居民的文化消費過程中，由農村文化基礎設施投入和文化消費價格所決定的供給因素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文化基礎設施投入的多少直接影響文化產品的供給，而文化產品的供給水平必然影響到文化消費，文化消費價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力，而且影響著文化產品供給者的供給積極性，是影響文化消費的一個重要因素。

2.數據選擇與變量處理本文選取的樣本數據均來源于1991-2010年歷年《河南統計年鑒》。并且用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項文教支出除以1990年的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分類價格指數以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實用性，在不改變原有性質的前提下，對部分變量數據進行了以下處理：用以1990年為基期的歷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代表價格因素；用居民消費支出中前三位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代表消費結構；用人均農村文化教育固定資產投資額代表文化基礎設施；用人均農村社會福利救濟費代表醫療和社會保障；借鑒相關文獻研究成果，以居民消費傾向替代消費觀念、教育程度、消費習慣等無法具體量化的影響因素，其中，居民消費傾向可用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水平比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代表[5]。

3.模型建立在建立文化消費模型的過程中，為了有效消除異方差，并減少變量的波動，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可對各經濟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并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模型分析與實證檢驗

1.序列平穩性檢驗對時間序列變量直接進行回歸有可能導致偽回歸的發生，因此，在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必須對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借助E－views6.0軟件，運用ADF檢驗方法對變量的單位根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各時間序列數據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穩序列，無法直接進行回歸分析。而經過一階差分后，這些新的時間序列均變成平穩序列，且單整階數相同，均是一階單整，可用于進行協整分析。

本文作者：金曉彤戴美華工作單位：吉林大學

臺灣地區老齡人口休閑旅游消費的影響因素

1．工作周數減少與彈性工作周數造成休閑時間增加;2．16～60歲以上人口假期天數的增加;3．提早退休人數的增加;4．以家庭為主的休閑范圍增加;5．可支配收入數量的增加;6．地方性、區域性、國際性交通運輸、可及性、機動性的改善;7．社會與人口趨勢的改變;8．流行與趨勢的改變。［13］參考此分析模式并借鑒Kotler［14］對消費者行為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個人因素的影響研究，本文將臺灣地區老齡人口休閑旅游消費的影響因素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政治因素提升老齡人口休閑產業發展速度政治因素對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消費者之消費方式、內容、行為具有很大的影響。［15］以休閑觀光產業政策為例，臺灣地區于1968年頒布“加強發展觀光事業方案綱要”，次年又制定并公布“發展觀光條例”，此兩個綱領性文件的頒布，充分顯示出觀光產業對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經過10年境內旅游企業的市場經營與開拓，加之1979年開放居民出境觀光、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政策、2001年開放大陸人士來臺觀光、2003年實施公務人員強制休假、2008年兩岸周末包機及開放大陸居民赴臺旅游、2009年兩岸直飛航班及2011年正式開放并擴大試辦大陸人士來臺自由行等重大政策變革，均可看出觀光休閑旅游產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為順應臺灣地區人口老化時代的來臨，臺灣當局有關部門已將銀發族休閑旅游產業作為六項新興產業的重點發展項目之一。(二)經濟因素刺激老齡人口休閑消費需求張凌云、房蕊指出，對出境旅游需求而言，人均GDP是一個基礎性的、普適性的宏觀經濟指標。［16］臺灣地區居民人均GDP在1981年尚不足3000美元，隨著經濟的發展，1992年首度超過1萬美元，并于2005年突破1.5萬美元，之后一直維持在1.5萬美元以上。臺灣“內政部”2009年“國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全體居民對財務狀況的滿意程度為57.2%，其中65歲以上者滿意度較其他年齡層高。老年人的所得與休閑消費范圍呈正相關關系。［17］依據東方在線E－ICP2009調查發現，49.7%的受訪者把錢花在休閑應酬玩樂上，1.7%的受訪者將錢花在旅游上，其中60～64歲受訪者當中，約有7.9%樂于將錢花在旅游上。［18］可見老齡人口隨著其所得倍數跳增，其休閑旅游消費的意愿也隨之明顯提升。(三)現代科技因素提高老齡人口休閑消費的質量Witt和Goodale在家庭生命周期與休閑障礙之間的關系研究中指出，為人父母階段，通常沒有足夠時間從事休閑活動，過多的家庭義務成為休閑的主要障礙。［19］隨著年紀增長，承擔家庭義務的角色弱化，休閑活動的意識就突顯出來，逐漸成為老年人生活的重心。但此時身體機能的自然退化，老年人對于休閑場域的選擇會傾向體力負荷較少的臨近場所。目前，臺灣地區公園、運動場、小區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的建設與完善以及新的科學技術創造了各式各樣新的休閑產品，如wii、ps2、epc、mp3、iphone、ipad、ipod等，讓老年人能夠輕松愉快地在家里或臨近的場所享受各式休閑娛樂活動，有效提升了老齡人口休閑活動的質量。(四)法律因素保障了老齡人口休閑消費的現實性休閑與“戒嚴”時代的社會氛圍相背。臺灣自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之后，整體社會氛圍由緊張嚴肅轉向輕松自在，居民對休閑活動的需求也趨向活躍。1998年試行隔周休兩天，2001年正式實施周休兩天，大幅增加全民工作之余的閑暇時間。同時，2000年修訂并于2001年實施的“勞動基準法”第30條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兩周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在縮減工作時數的同時，間接促成了閑暇時間的增加。再則，如“公務人員退休法”第5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4條及“勞動基準法”第54條皆明確規定，65歲為法定退休年齡，雇主不得以任何理由單方面延后雇員的退休時點。加上某些機關組織為降低人事費用所制定的優退條令，亦促使員工自愿提前退休以提早享受退休后的休閑生活。這些相關規定讓一直以來模糊不清的工作與退休時間的界限及提前退休所帶來的效益趨向明朗化，直接或間接地對老年人休閑消費起到了保障作用。(五)社會觀念扭轉老齡人口對休閑的負面認知東方社會強調節儉與勤奮是固有的美德，但凡與此相背的行為如“休閑”、“娛樂”等極易被貼上“不努力工作”與“浪費金錢”的負面標簽。隨著時代演進，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老年人的休閑生活、健康狀況及生活滿意度呈現正向關聯。阮慧娟認為，在高齡化社會，休閑生活的規劃對退休銀發族的身心健康起著重要作用。［20］湯幸芬等指出，休閑是成功老化的必要元素。［21］在整體觀念的演變下，臺灣居民對休閑娛樂的看法也由最初認為是放縱的負面行為，轉而與健康、快樂等正面價值掛鉤。如散步、健行、旅游等娛樂性活動均可直接有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早已深受大多數老年人所喜愛;而像跳傘、潛水等一直被視為年輕人專屬的戶外游憩活動，也在全民越來越健康的前提及個人思想觀念的轉變下，成為新一代老年人躍躍欲試的挑戰項目，擴大了老年人從事休閑活動的廣度。綜上所述，在多重因素影響下，臺灣地區老年人的休閑觀念與休閑行為產生了質與量的雙重飛躍，加上環島交通運輸的便利，為老年人休閑旅游的進行帶來更多方便，讓老年人得以隨心從事自己所喜好的休閑旅游活動。

對大陸老齡人口旅游市場開發的幾點思考

銀發族參與旅游活動不但能為社會帶來經濟收益，而且能對自身產生增廣見聞、平衡生活壓力、防止身體機能快速退化及促進身心健康等多重功能。［23］鑒于旅游產業對經濟發展及老年人休閑生活的重要性，兩岸政府主管部門均應在兼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與幸福指數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措施刺激老年人進行休閑旅游消費，以提升老齡人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據前文分析，臺灣老齡旅游市場蓬勃發展均有賴于臺灣地區有關部門從政治、經濟、科技、法律、社會等多角度的縱深投入，而這對于大陸老齡旅游市場的開發極具啟示與借鑒意義。2000年以來，大陸老齡化程度迅速加劇，2010年大陸老齡化率為13.3%，老年人有1.78億，預計2030年老年人口將翻一番。目前，大陸正在著力推進“積極老齡化”，但老齡人口文化生活仍舊單調貧乏，為此，大力促進老齡人口旅游消費，不僅能夠有效改善大陸老年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質量，而且有助于推動大陸老齡旅游產業的發展。為此，我們借鑒臺灣老齡旅游市場開發的成功經驗，為大力開發大陸老齡旅游市場提出相關建議:(一)制定明晰的老齡旅游產業發展政策與管理細則順應臺灣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臺灣當局“人口政策綱領”第17條提出需建構完善老年經濟安全體系及老人照顧服務體系，《人口政策白皮書》也再次確定老齡化問題為臺灣地區當前三大人口政策方針之重點項目。KenDychtwald在2005年指出，未來的5～25年間，人數最多、權力最強大的兩億人市場即將來臨，21世紀“新老年”強勢族群將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24］此現象已在臺灣得到印證。經由臺灣地區十年來的實際數據可以看出，老年人伴隨經濟水平的提升與休閑時間的增加，投入休閑旅游的意愿與費用也在逐年攀升，其中主要的驅動因素之一就是臺灣當局歷年所進行的重大旅游政策變革。2009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于“當前總體經濟情勢及因應對策會議”指示，將“觀光旅游”、“醫療照護”、“生物科技”、“綠色能源”、“文化創意”及“精致農業”定位為6大關鍵新興產業，并請相關部門研擬具體推動策略，其中觀光旅游更明列為6大新興產業之首，足見觀光產業對于臺灣地區發展的重要價值，由此將老齡旅游產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與臺灣的一系列相關做法相比，大陸老齡旅游產業發展的戰略導向雖然一直是向前推進的，但各項發展政策與具體的管理條例卻并未隨之明朗化。“十二五”期間，大陸老齡產業發展的重要領域之一就是老年旅游，加強老年旅游服務工作將成為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工作的重點。為此，借鑒臺灣當局的成功做法，制定明晰的老齡旅游產業發展政策與管理細則顯得尤為必要。這不僅有利于各項政策的具體實施，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而且有助于相關企業掌握先行者優勢，搶占銀發族旅游市場開發的先機，開發適宜于老齡人口的旅游產品與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老齡人口的消費需求。(二)有計劃地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與保障水平，以提升老年人的旅游消費意愿與消費實力就業困難、收入減少及支出變大是老年人面臨的普遍問題。［25］老年人由于多數均已退出社會勞動的分工，故在消費能力方面受到的收入水平的客觀限制大大高于其他年齡層。任遠指出，1990年中國大陸老年人口的76.2%沒有退休金和養老保險金的收入。［26］即使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收入也只及原來工資的50%或70%，雖然此一收入比例有逐年提高的趨勢，但有限的上升速度和幅度對老年消費市場的發展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限制，這種客觀經濟條件上的不安全感促使老年人對旅游的價格更加敏感。隨著臺灣經濟的飛速發展，老年福利制度的日趨健全，彌補了老年人收入不穩定的缺憾，讓老年人得以無后顧之憂地享受旅游帶來的高附加值享受。就目前臺灣的具體做法而言，首先在老年人個人方面，鼓勵老年人發揮余熱，在麥當勞、肯德基等年輕人聚集的場所二度就業，輕松的工作、單純的環境及年輕的氛圍，能讓老年人在活化細胞之余獲取些許的經濟收入。其次在社會方面，有計劃地落實社會保險制度，以社會保險的方式開辦“國民年金”，強迫年輕人每月從薪金中撥款為自己的老年生活預先儲蓄。此措施的優點在于不影響既有的財政運作前提下，保障老年人晚年的經濟收入來源，同時避免債留子孫的后遺癥。與此相比，大陸老齡人口基數龐大，若要參照歐美發達國家給予老年人定期定額的經濟補助將造成財政支出的龐大負擔，其帶來的負面影響較大。故可借鑒臺灣經驗，設法豐富老年人的收入來源，以保證老年人在有穩定收入的情況下，降低對未來生活的風險預期，進而愿意拿出一部分積蓄進行旅游等精神需求方面的消費。(三)融入高新技術元素，開發適合老年人的旅游產品與服務老齡人口的身體狀況決定了他們需求的產品或服務不同于其他年齡段的消費群體，如果按大眾的需求來提供服務，將招致老年人對旅游產品或服務的總體評價降低，影響旅行滿意度，所以旅行社在為老年人提供服務時應該考慮它的便利性、保健性、安全性、適宜性。［27］目前，無論是臺灣地區還是大陸地區，老齡旅游項目或活動均應以觀光旅游為主，休閑度假和養老旅游為輔，兩岸旅游業者也都要在有形的餐飲、賓館、交通及景點的安排上，以及無形的關心及服務的提供上，發揮各自所長，盡可能地滿足銀發族的旅游需求。然而，在順應科技發展潮流方面，臺灣地區的老齡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走在了前列，如前文所述，公園、運動場、小區活動中心等逐步配備了新式休閑產品，如wii、ps2、epc、ipad等，這有效提升了臺灣老齡人口休閑活動的質量。臺灣地區旅游業界并不滿足現狀，而是更進一步督促企業將這些高科技產品與老年人的需求相結合，設計操作更簡單、屏幕更簡潔、字體更清晰、按鍵更容易、價格更親民的老齡文化用品，以引導老齡消費者接受這些高科技產品，豐富他們的旅游活動與文化體驗。將這些高新技術及產品融入老齡旅游項目及產品的開發中，將有益于老齡旅游市場的繁榮發展。換言之，現代科技因素同樣適用于旅游項目和產品，未來有關部門及旅游企業應探索加大老齡旅游公益活動或營利項目中科技元素應用的比重，讓老年人充分享受旅游消費帶來的歡娛。(四)積極轉變老年人的旅游消費觀念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老年人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在不斷更新。他們一方面期望更多地參加各種文化娛樂、體育健身、旅游等活動，另一方面又受傳統“輕自己、重子女”的思想制約，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錢，形成一種復雜而又矛盾的思維模式與消費理念。因此，雖然兩岸低齡老人受當下社會潮流的影響頗深，消費觀念與往昔相比有了很大改變，但從整體看，大多數老年人仍舊崇尚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價值觀，反映在消費問題上，一些老年人雖然有外出游玩的愿望，也具備相應的經濟條件，但最終還是在傳統消費觀念的約束下，放棄了旅游消費支出，這在大陸老年人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為此，大陸各級政府在完善老年旅游服務設施建設、規范老年旅游市場秩序的同時，應進一步支持社會力量參與發展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充分發揮基層部門和老年群眾組織的作用，幫助老年人樹立嶄新的消費理念，引導老年人將手中的積蓄用在豐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消費上。只有老年人的消費觀念隨著代際更替實現更新，才更有可能促進其休閑旅游消費的進一步提升。

【內容摘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消費主義思潮已經逐漸影響了高職院校學生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部分高職院校學生出現了消費主義傾向。本文以調查問卷的方式調查高職院校學生的消費現狀和消費觀念，分析出消費主義思潮對高職院校學生產生影響的原因，分別為高職院校學生自身的特殊心理、社會環境的影響、學校與家庭教育的不足和新媒體的渲染與誤導。通過社會、學校、家庭以及新媒體四個途徑總結消費主義思潮的應對措施，引領高職院校學生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

【關鍵詞】消費主義思潮;高職院校;消費行為

近幾年來，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主義思潮不斷地滲透進人們的生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和飛速發展，網絡已經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尤其是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終端設備的普及以及各種便捷的消費和支付的手機應用的出現，更是使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變得更加迅速與廣泛，身處于這種背景下的當代高職院校學生必定也會受到影響。當代高職院校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消費群體，他們尚未建立一個獨立的消費觀念與消費方式，抵御消費主義思潮的能力和社會環境影響的能力較弱，更容易受到影響而形成不良的消費觀。消費主義思潮已經開始對高職院校學生的消費觀念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因此本文以高職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通過調查問卷和訪談的形式收集探求消費主義思潮對高職院校學生消費行為的影響，分析其原因，并探討相應的應對方法，為高職院校學生樹立正確的消費方式和消費觀念。

一、高職院校學生的消費現狀

為調查消費主義思潮對高職院校學生樹立正確消費觀念的影響，針對大一大二的學生進行調查，共發放了972份調查問卷，三年制高職院校的大三學生要進行校外的頂崗實習，因此大三學生不在隨機調查的范圍內，其中大一的有效調查問卷511份，占總數的52.57%，大二的有效調查問卷461份，占總數的47.43%。現根據兩個年級學生的調查問卷調研數據對高職院校學生的消費現狀進行統計分析。(一)消費水平。根據調查問卷顯示，高職院校學生中來自農村、縣城和城市的比例分別為78.91%、10.49%和10.6%，整體家庭月收入較低，在1000以下的占16.67%，1000～3000的占41.77%，3000～5000的占26.23%，5000以上的占15.33%。將在校期間平均月消費分為低于1000、1000～1500和1500以上三個檔次，所占比例分別為19.16%、34.05%和6.79%。由此看出，高職院校學生整體家庭收入相對較低，整體消費適度，只有極少部分高職院校學生消費過高。(二)消費結構。通過調查高職院校學生在基本飲食、購置生活用品、形象方面、學習方面、消費娛樂等幾個方面，調查高職院校學生的消費結構。基本飲食方面，消費在500元以下的占36.73%，消費在500～800之間的占43.83%，消費在800元以上的占19.55%;購置生活用品方面，消費在100元以下的占41.46%，在100～200之間的占42.59%，在200元以上占15.94%;形象方面包括化妝品及衣物方面的花費，每個月形象消費在0～200區間占71.91%，在200～500元區間占20.88%，在500～800元之間占4.22%，在800～1000元之間占1.34%，在1000元以上占1.65%;學習方面，每個月學習消費在0～200元之間占95.88%，在200以上的占4.12%;消費娛樂方面，200元以下占62.65%，在200～500元區間占34.88%，在500～800元占1.65%，在800元以上占0.82%。因此通過消費結構的數據顯示，把基本食品消費在800元以上認為消費較高，占比19.55%;把學習消費、形象消費、休閑娛樂消費、購置生活用品消費在200元以上稱之為消費較高或不合理消費，分別占比4.12%、28.09%、37.35%、15.94%。統計后，綜合這五組數據的平均值為21.01%。由此，可以初步認為，高職院校學生群體中有21.01%的人在消費主義思潮影響下消費不合理或出現消費主義傾向。(三)消費方式。一是調查問卷的數據顯示，通過電視購物的學生占1.65%，通過實體店購物占9.05%，通過電話購物的占0.93，通過網絡購物占88.37%，說明網購已經成了高職院校學生主要的消費方式。二是調查了在消費購物日，例如“雙十一”、“京東618”等，高職院校學生是否會消費，發現有66.87%的人表示會購物，有33.13%的人表示不會。通過在評價周圍同學的消費方式時，認為有17.9%的同學經常消費，花費大，認為有31.48%的同學偶爾消費，有47.53%的人認為周圍同學消費合理，認為3.09%的同學消費節儉。可見，大多數的高職院校學生會受到互聯網影響自己的消費行為。在進行消費時有10.49%的學生認為朋友和同學的意見十分重要，64.71%的人認為朋友和同學的建議一般重要，認為不太重要的占15.84%，8.95%的學生認為不重要，因此朋友和同學的建議在高職院校學生的消費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影響。在調查外出就餐時是否存在過度消費時，有4.32%的經常出現過度消費，有51.44%的學生偶爾發生過度消費的情況，只有44.24%的同學從不進行過度消費。三是通過調查顯示有71.5%超過半數以上的學生使用過花唄、京東白條等分期支付軟件，其中有14.51%的學生會經常使用，這樣很容易引起過度消費，從而導致信貸危機。(四)消費觀念。調查數據顯示，有75.72%的學生贊成無論何時都應該崇尚勤儉節約，反對奢侈浪費，但分析結果顯示，有49.38%的學生認為周邊的同學存在浪費現象，并且在消費的時候，有51.95%的人會制定計劃，還有48.05%的人并不會制定計劃。在想要消費卻沒有足夠的金錢時，有11.73%選擇向父母要，有1.75%選擇向同學借錢，63.37%的同學會通過攢錢后購買，使用信用卡、花唄等分期支付的方式的占23.15%。在進行消費之后，有4.42%的學生會出現后悔的情況，消費過后偶爾會后悔的占68.42%，只有27.16%的學生在消費過后不會后悔。因此，雖然高職院校學生認同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但消費行為和消費觀念與之并不一致。綜上所述，雖然在高職院校學生群體中適度消費占主流，但在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消費中也存在消費主義傾向。

二、高職院校學生受消費主義思潮影響的原因

摘要: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們的沖動消費行為也越來越多，針對這一現象，提出消費者創新性對積極消費行為的影響研究。基于創新性消費理論，分析了消費者創新性影響消費者行為的方式以及影響消費行為的程度，消費者通過購買新型產品，促成積極消費行為。

關鍵詞：消費者；創新性消費；消費目的；消費態度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消費行為越來越多，現階段的消費行為，再也不是只滿足人們吃飽穿暖需求的消費行為[1]，而是追求產品外觀、性能等多方面的消費行為。大多數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都是不理性的，只要滿足消費者喜好，就可產生消費行為，造成沖動消費的現象經常發生，為此提出消費者創新性對積極消費行為的影響研究。本文從消費者創新性影響消費者行為的方式以及影響消費行為的程度兩個方面進行分析，論述了消費者創新性對消費行為的影響。理性的創新性消費，可以減少沖動消費現象的發生，購買消費者真正需求的產品；還可以推動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促進產品革新速度，以生產出符合大眾審美的產品，加快我國企業現代化進程。

1消費者創新性影響消費行為的方式

消費者創新性簡單來說就是一種超前的消費方式。消費者希望以同等的價格購買到最新的產品，對產品的更新換代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費者的創新性消費行為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有目的、有計劃的一種行為方式，消費者早就制定了購買計劃，只等產品一上市便進行購買。在這一過程中，消費者通常是保持理性的，只想購買最新的產品，不會形成沖動消費。消費者所看中的產品除了具有產品的一般功能外，往往還具有比較新的或者比較先進的技術，以獨特的造型或先進的功能吸引消費者購買[2]，一些品牌產品甚至會引領該類產品的最新潮流。新型產品的這些特點可以改變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方式，滿足消費者追求新型產品的需求，因此，人們大多數積極消費行為的方式都是受到消費者創新性的驅使。創新性消費是消費者對有關產品做出的符合社會發展的新要求，是消費者在思考該消費行為是否為合理消費行為過程中的有效感知，這一過程對消費者消費行為方式的轉變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創新消費者的消費意識是影響消費方式的重要原因，通過比較產品創新過程中的外形和技術的創新結果，隨時調整消費行為的方式，以確保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是積極的、有意義的。消費者的創新性越強，就會對產品的技術創新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消費者創新性對消費者的主觀消費行為方式的影響是正向的。消費者的創新性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方式，具有創新意識的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對產品的升級換代看的比較重要，因此對產品創新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也正是因為技術創新，提高了消費者的產品審美水平，對產品創新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促進企業生產出更具創新性的產品，與消費者消費行為方式的轉變形成良性循環。

2消費者創新性影響消費行為的程度

本文作者：董昕張翼工作單位：江南大學江蘇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

文獻回顧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而完全或主要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的勞動者①。由于農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之上的，農民工也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名詞。在國外研究中沒有與農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與農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鄉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說，農民工是一種不徹底的鄉城移民。因此，研究農民工問題，可以根據中國農民工的特殊情況借鑒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鄉城移民住房消費的影響因素，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制度因素、市場因素、心理因素、個人特征等均被納入學者的考量范疇之內。在中國，對于移民②來說，戶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場因素對其住房的影響更強（Wu，2004）。中國的農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來自個人、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約束，其中，城市對農村移民歧視性的制度環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約束為主、多種因素的綜合，造成農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條件較差，居住空間擁擠，并產生某種程度的聚居現象（劉玉亭、何深靜，2008）。由于農民工置身于城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以保險等正規形式存在的風險分散機制對農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們往往具有較低的當期消費傾向、較高的儲蓄傾向，這樣的消費特征使得農民工的住房邊際消費傾向較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更低（周滔、呂萍，2011）。住房價格和收入水平是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重要經濟因素。作為一種用工單位向雇員提供的福利（Wu，2004），單位提供住宿場所與否成為農民工是否在市場上選擇住房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價或免費的宿舍或工棚，對農民工來講是一種更加經濟而便利的居住方式（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除了單位提供住宿場所的農民工外，相當一部分農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場上解決住房需求。因為戶口限制，移民不可能獲得城市公房和單位住房的所有權或使用權，僅有的對移民開放的商品住房，其價格又超出了絕大多數移民的購買能力，租房居住則成為移民最好的選擇。收入水平對移民的住房消費有重要的影響（Wu，2004）。由于自身經濟能力有限，絕大多數農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鄉結合部的農民私房或市中心價格相對低廉但條件較差的房屋（《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課題組，2010）。即便如此，農民工還是希望能夠進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漲的情況下。而合租是農民工節約開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農民工選擇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較高，他們可能會與更多的人合租（張智，2010b）。收入的不確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農民工收入增加對住房消費增長的刺激作用遠小于對其他消費增長的刺激作用，隨著收入增加，農民工更傾向于將所增加的收入儲蓄起來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費項目中去（周滔、呂萍，2011）。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預期、價值判斷標準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對預期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農民工來說，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臨時成員，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來改善住房條件，對住房設施和服務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長期居留的農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農村社會生活的鄉城移民，傾向于選擇棚戶區等非正式住房構成的移民聚居區；而偏好城市生活的鄉城移民，傾向于選擇服務和基礎設施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國農民工愿意花大價錢在農村老家建新房卻將其閑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錢住得好些，這也是受到價值判斷標準等心理因素的影響。農民工的消費行為受到生活標準與地位評價標準的制約。在農村，房子不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農民的“生活標準”；盡管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但是，他們消費的主要參照群體在家鄉，地理雖遠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費偏好對他們來說顯得太奢侈，地理雖近但心理遠（馮桂林、李淋，1997）。農民工的年齡、務工年限、性別、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也影響其住房消費。有的學者認為，年齡和務工年限都對農民工的住房選擇有重要影響（黃卓寧，2007；張智，2010a）；也有學者認為，農民工總的務工年限對其租房選擇來說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數對其租房行為有重要影響（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在性別方面，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的調查分析發現，農民工性別對其住房選擇影響不顯著；張智（2010a）則認為，農民工的住房選擇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體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認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對其住房條件有重要影響。由上可見，國內外學者對于鄉城移民（包括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例如，研究層面多局限于個別地區，對中國農民工住房問題的研究尚缺乏全國宏觀層面的整體判斷；研究視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從統籌城鄉的視角對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探討；在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分析中，對地域因素的分析明顯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將嘗試彌補上述不足，利用全國106個城市的大規模調查數據，對中國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分析

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因素相互交叉、難以截然劃分，大致來看，可以分為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個人特征幾大方面。（一）制度因素農民工群體是在中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基礎上產生并存在的，因而戶籍制度及其相關制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農民工的住房消費。其中，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較大的是土地與住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中國現行的土地與住房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制度。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涉及城鎮居民，而農村居民并沒有被納入改革的范疇，農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雖然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還不能通過市場變為現實收入，但是，絕大多數農民工都不愿意放棄土地而轉為非農業戶籍。這與歷史積淀的土地情結、土地的基礎保障作用密切相關；而且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還是一種潛在的資產，遇到征地或拆遷時，農民工家庭可能獲得的補償甚至會超過其土地和住房應有的市場價值。這些都使得農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卻在農村。由此形成了農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與老家住房的強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狹小而簡陋，老家的住房寬敞卻利用率很低，這種矛盾與浪費根植于城鄉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社會保障制度既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也包括義務教育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水平。Leland（1968）將預防性儲蓄定義為“為了防范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沖擊而引起的額外儲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夠的資產或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減弱預防性儲蓄動機。雖然近年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農民工在城鎮應該享有的社會保障，但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等問題依然存在。加之農民工的流動性強，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經常在不同的城市間流動，而社會保險的異地轉移接續困難，導致有些地區在農民工過年返鄉前甚至出現了“退保潮”。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仍處于初步解決階段，“上學難”、“上學貴”的現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導致農民工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經濟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價格等在內的經濟因素決定了農民工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也影響到農民工的住房消費支付意愿，從而對農民工的住房消費產生著重要影響。在不考慮投資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費與儲蓄之和，消費可以分為住房消費和非住房消費。非住房消費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醫療支出、交通通訊支出等。對于農民工家庭來說，住房消費又可以分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費和在老家農村的住房消費，相應地，非住房消費、儲蓄也可以做城鄉之分。由于住房消費又等于住房價格乘以住房消費量（即住房消費面積），因此，影響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費的經濟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農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費支出和儲蓄；家庭在老家農村的住房消費、非住房消費支出和儲蓄；流入地的住房價格，主要是租房價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費量，主要是租房面積。此外，農民工的工作單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視為非貨幣收入，納入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經濟因素之中。根據Friedman（1957）提出來的“永久收入假說”（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譯為“持久收入假說”），決定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現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費者收入中比較穩定的、持續性的收入，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種長期平均的預期收入。其后的預防性儲蓄理論（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預期思想的基礎上，將不確定性、消費者跨時選擇引入消費行為分析，認為消費者儲蓄不僅僅是為了將收入均等分配于整個生命周期，還在于為了防范不確定事件的發生，例如收入的不確定性。Zeldes（1989）探討了確定的當前財產與不確定的未來收入對消費的影響，認為當前財產包括剛得到的收入和確定的未來收益，它們在影響當前消費決策方面比未來的隨機勞動收入有更大的權重。基于上述理論，對中國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分析，一方面應考慮農民工現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應考慮農民工預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對于未來收入的預期，離不開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況，一方面是未來收入的穩定性。影響農民工未來收入穩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簽訂了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期限的長短，所在行業、企業的情況等。（三）地域因素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農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產生的影響其住房消費的地域差異。流入地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家庭面臨的城鎮住房消費市場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較高，住房緊張，住房的銷售和租賃價格也較高，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也更為嚴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鎮人口密度一般較低，住房供求無無較好，住房的銷售和租賃價格也較低，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相當來說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家庭已有資產和在農村收入情況的不同，甚至是返鄉意愿的差異。來自發達地區富裕鄉村的農民工，由于老家經濟狀況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費水平也相對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其返鄉意愿可能更為強烈。而來自邊遠地區的農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條件較差，家庭負擔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費水平也相對較低；城鄉間工作生活條件差異較大，使其返鄉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為堅定。（四）家庭及個人特征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其家庭和個人特征的影響。個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來城務工時間長短、技術職稱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結構、家庭同住人數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連的，例如，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結構等之間，受教育程度與技術職稱之間，都存在著相應的無無。未到適婚年齡的農民工往往選擇住在單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與親友同住在出租房內；已經結婚的農民工更傾向于選擇與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單位宿舍一般不能滿足這種居住需求，他們多采用租賃單元房的方式解決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較高、務工時間較長的農民工，往往可以獲得較高的技術職稱，收入水平也較高，工作更為穩定，因而具備較強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學齡子女，那么，農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費時則要考慮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預期對住房消費的影響。家庭同住人數直接決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積，從而影響到住房消費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數多、居住所需面積大，則農民工家庭將傾向于選擇位置或條件較差而租金水平較低的住房。

數據來源、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摘要：電商小額消費信貸作為一種全新的消費信貸服務，獲得成功的關鍵在于贏得盡可能多的忠誠客戶，但是其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客戶忠誠的研究不多。本文運用實證研究方法，通過對532個消費者樣本的調查分析，探究感知價值、客戶信任對電商小額消費信貸消費者忠誠度影響的作用機理。結果表明：感知功能價值和感知情境價值對感知價值有影響，顧客對電商小額消費信貸服務提供商的能力、誠信、善意的評價會影響顧客信任感；感知價值、客戶信任對電商小額消費信貸消費者忠誠感都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電商小額消費信貸；忠誠感；感知價值；信任感

隨著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傳統的電子支付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在我國工薪階層占消費者中的大多數，這導致電子商務消費額度遲遲沒有更大的突破。電商小額消費信貸是實行先享受后付款的消費模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減消費者資金約束，其一經推出就受到了廣大消費者的青睞。電商小額消費信貸雖然發展很迅速，但是相對于其他支付方式，網上小額消費信貸用戶黏性差、客戶流失率高等問題都日益凸顯。在日益激烈的電子商務戰場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是值得關注和重視的問題。美國學者雷奇漢等人認為，顧客忠誠感是電子商務企業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這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企業實踐證實了，特別是服務型企業。所以，電商小額消費信貸作為一種新推出的電子商務服務，獲得利潤取得成功的關鍵在于贏得盡可能多的忠誠客戶。首先，本文在大量閱讀、梳理國內外關于消費者忠誠度影響因素、模型以及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利用問卷調查數據，根據電商小額消費信貸的特點，以客戶信任感和感知價值作為客戶忠誠感的影響變量，提出相應的假設，討論它們對客戶忠誠感的影響程度；其次，構建并驗證消費者使用電商小額消費信貸忠誠度的結構方程模型，從而得出電商小額消費信貸消費者忠誠度的影響因素；最后，總結研究結論并對電商平臺如何提高電商小額消費信貸的消費者忠誠度提出建議。

1文獻回顧及理論假設

1.1感知價值

根據Sheth等的用戶感知價值五維度模型可知，顧客在消費某產品或服務時，對某產品或服務的功能價值、社會價值、認知價值、情感價值和情境價值感知會提高顧客的感知價值。網上小額消費信貸是實行先享受后付款的消費模式，能夠在特定的情境下緩解顧客短時間內的經濟壓力，能夠使顧客感知到網上小額消費信貸的有用性，從而使顧客感知到網上小額消費信貸的價值。因此，根據以上推論，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假設H1：顧客對網上小額消費信貸企業功能價值感知對其感知價值有正向影響。假設H2：顧客對網上小額消費信貸企業情境價值感知對其感知價值有正向影響。

［提要］基本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有利于調節居民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分配，拉動居民消費需求。本文基于2018年CHARLS截面數據，使用OLS方法探究基本養老保險對居民家庭總消費支出以及各分項消費支出的影響。研究表明：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家庭更能擴大家庭總消費支出，戶口、家庭規模等因素會給家庭各級消費支出帶來不同的影響。因此，我國應逐漸建立城鄉統籌的養老保險制度，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

關鍵詞：基本養老保險；居民消費；OLS方法

一、引言

基本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居民退休后的生活經濟來源問題，減輕在職職工的儲蓄壓力，從而增加現期消費支出。有關基本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分別從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兩個方面進行展開。理論研究方面，Barro（1974）基于代際轉移理論認為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和儲蓄不會產生影響。Wilcox（1989）基于理性預期理論認為居民未來的養老金收入一般是相對穩定且可預估的，而一項可預期的收益對居民消費所起的促進作用很小。李建英等（2018）提到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在進行轉軌時，在個人賬戶“空賬”問題上并沒有給出很好的解決方案，導致居民對未來養老金收益率存在較低預期，從而為保障自己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富足穩定，居民傾向于增加現期儲蓄、減少消費。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多依據理論模型或通過構建經濟計量模型進行論證。Melvin（2005）利用追蹤調查法研究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表明參加養老保險能拉動家庭的消費支出。王翠琴（2020）利用世代交疊（OLG）模型，使用2010～2017年共8年的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實證研究表明城鄉居保的繳費率、覆蓋率與農村居民消費存在顯著正向關系。

二、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一）數據來源。數據來源為中國健康與養老第四期追蹤調查數據，于2020年9月正式對外公布。CHARLS數據庫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負責主持運營，采用科學的抽樣方法收集了代表全國45周歲及以上家庭和個人的信息。文中使用的是2018年截面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處理，去除缺失值以及奇異值的樣本外，最終得到有效樣本10，401個。（二）變量選取及描述性統計1、被解釋變量。本文以居民的家庭消費支出為被解釋變量。包含家庭的總消費支出、食品消費、日常生活消費、衣著消費、文教娛樂消費、醫療消費。以上述5種分項消費支出能夠對居民消費進行全面分析。2、解釋變量。本文將居民是否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作為解釋變量，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都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的范圍，參加賦值為1，未參加賦值為0。3、控制變量。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素，本文選取代表個體以及家庭特征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個體特征方面，主要包括了居民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情況、健康狀況。家庭特征方面，主要包括居民的戶口和家庭規模。（表1）CHARLS問卷調查中涉及消費數據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展開，處理后的數據如表1所示。我國居民家庭的總消費支出年均值為63，283.731元，說明45歲及以上的居民家庭的消費水平還處于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醫療消費在各分項消費支出的均值中是最高的，這從側面反映了居民看病貴的問題依然存在。農業戶口占比僅為28.5%，從這可看出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已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

內容摘要：顧客在做出消費決策時，其將同時感受到支付金錢的痛苦以及購買商品的快樂，當快樂減少程度較慢時，顧客獲得的快樂更多，因而其更愿意做出消費決策。當疼痛減少程度較慢時，其獲得的痛苦更多，因而其不傾向于做出消費決策。因此，決定消費決策的重要因素便是個人的心理賬戶。為證實雙通道心理賬戶在消費決策中的作用，本文對378位被試進行了情景實驗，在實驗過程中激發了被試的悲傷、快樂、平靜情緒，并通過填寫問卷收集被試相關信息。結果表明：消費揮霍程度顯著促進消費決策。在消費揮霍程度和消費決策的關系中，快樂消減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消費揮霍程度和消費決策的關系中，痛苦消減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消費揮霍程度和消費決策的關系中，消費效用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雙通道心理賬戶作為消費揮霍程度和消費決策的中介變量時，情緒狀態并未起到調節作用。

關鍵詞：雙通道心理賬戶；消費決策；消費揮霍程度；影響因素；痛苦消減

研究基礎

本文主要變量包括消費習慣、雙通道心理賬戶、情緒狀態和消費決策，在研究基礎中將闡述主要變量的內涵，試圖把握變量間關系，從而有利于問題的提出。

（一）雙通道心理賬戶

心理賬戶體現了人們在進行消費決策時的認知過程，它是指人們在做出消費決策之前評價消費行為花費的成本以及帶來的收益，并根據整體效用決定是否做出消費決策。而雙通道心理賬戶是有關心理賬戶的理論之一，主要聚焦于支付現金帶來的負向作用、消費利益帶來的正向作用以及兩者的互動作用。現金成本將帶來消費的痛感，而獲得商品將帶來消費的快感，兩者互相疊加形成消費效用。因此，在雙通道心理賬戶中主要存在兩種作用，即快樂消減作用和痛苦消減作用。快樂消減作用是指消費帶來的快樂被支付現金帶來的痛苦消減的程度，痛苦消減作用是指支付現金帶來的痛苦被消費帶來的快樂消減的程度。而快樂消減和痛苦消減的程度隨著商品特性、個人特質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當個人的快樂消減程度較小，而痛苦消減程度較大時，其在消費決策中感受到的快樂大于痛苦，因而通常會做出更多消費決策。反之，當個人的快樂消減程度較大，而痛苦消減程度較小時，其在消費決策中感受到的快樂小于痛苦，因而通常會做出更少消費決策。在不同商品中，個人感受到的快樂消減、痛苦消減程度同樣有所不同，因此這也決定了面對不同商品，不同個體將做出不同消費決策。李愛梅等（2012）基于雙通道心理賬戶理論對于消費者決策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先付費后消費的快樂弱化系數更小，而先消費后付費的痛苦鈍化系數更小；奢侈品的快樂弱化系數更大，而生活必需品的痛苦鈍化系數更大；吝嗇型消費者的快樂弱化系數更大，而揮霍型消費者的痛苦鈍化系數更大。惠鈞陽（2020）探究了移動支付方式對消費者雙通道心理賬戶與消費行為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對于選擇移動支付的消費者而言，面對掃碼與付款碼支付兩種方式，其一般存在不同的雙通道心理賬戶系數，這一系數對消費行為與后續體驗會產生重要影響。如果選擇付款碼支付，則消費者更傾向于進行非理性消費，同時更易獲得快樂感受。

摘要：目的：了解吉林省城鎮居民醫療保健消費情況及影響因素，為提高吉林省醫療保健消費水平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為有關部門制定醫療保健產品相關政策提供借鑒。方法：采用隨機抽樣，以問卷的形式實地調查，通過SPSS22．0及Ex⁃cel2016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與結論：吉林省城鎮居民醫療保健消費行為主要與居民的文化程度、健康狀況和收入有關。居民自身，生產、經營以及醫療保健服務等相關企以及政府相關部門均應該加強自身的職責。

關鍵詞：城鎮居民；醫療保健消費；影響因素

醫療保健消費是為了滿足個人生理、心理的保健需要購買醫療、保健產品的行為和活動［1］。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醫療保健產品及醫療保健服務應用而生，居民對自身健康狀況的關注度也與日俱增，由此醫療保健消費水平也隨之上漲。有關數據顯示2008年⁃2018年，吉林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從914．47元增長到2469．20元，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中的占比從9．40％增長到了11．02％。據國內外有關學者研究，醫療保健消費行為受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口年齡結構、文化水平、性別以及環境因素的影響。為全面了解影響吉林省城鎮居民醫療保健消費的因素，本研究將結合前人的研究，通過對吉林省城鎮居民醫療保健產品消費能力進行詳細的調查，并對結果進行分析和研究，在找出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的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建議從而引導居民健康消費，為推動吉林省健康產業經濟的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為有關部門制定醫療保健產品相關政策提供借鑒。

1現狀調查

通過對吉林省城鎮居民進行簡單隨機抽樣，共抽取600位居民并對其進行問卷發放以及訪問，最終收回有效問卷578份。通過調查發現居民醫療保健消費行為主要具有以下特點：（1）醫療保健產品使用頻率高。在所有調查者中，15􀆰22％的調查對象表示，長期使用醫療保健產品；47．4％的城鎮居民表示，偶爾使用醫療保健產品，而其余37．37％的城鎮居民則表示基本不用醫療保健產品。（2）消費支出水平較高。在每月平均用于醫療保健消費的調查中，花費100～299元的城鎮居民最多，比例達35􀆰99％；其次是消費0～99元及以下的城鎮居民；而消費300及元以上的三項合計占比29．24％。（3）信息來源多元化。城鎮居民獲取醫療保健信息的途徑主要以網絡、親戚朋友和醫生、藥師推薦為主，人次分別為234人次、232人次和232人次；通過電視廣告和報紙雜志獲取信息的相對較少。（4）消費渠道多樣化。在購買醫療保健產品方面，40􀆰3％的城鎮居民是通過藥店；40．5％的城鎮居民是通過醫院；選擇在醫療保健產品專營店購買醫療保健產品的城鎮居民有38．6％；27．1％的城鎮居民選擇在超市、網絡以及其他方式購買的醫療保健產品。（5）產品功能需求多樣化。通過調查發現居民對各種功能的醫療保健產品均有需求，如：免疫調節、延緩衰老、改善記憶、抗疲勞、美容、各種疾病預防和輔助治療等，其中對免疫調節的需求最大，40．5％購買過具有免疫調節功能的醫療保健產品。

2影響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