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觀念范文10篇

摘要：墨子受孔子思想影響，其文學觀念中有與孔子文學觀念相近的內涵。然而，由于其所處階級立場不同，核心價值觀念有別，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認識以及對理想社會秩序的憧憬很不一樣，因而對文學的本質和功能的認識也就有頗大的差異。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學概念，卻抽掉了這一概念的核心內容——禮樂制度和禮樂文化，將文學變成“出言談”的手段或工具，大大壓縮了孔子文學觀念的內涵，但同時增加個人言論創造作為文學的新內容，又使文學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墨子的文學觀念不強調情感和審美，也與孔子的文學觀念區別開來。

關鍵詞：墨子；孔子；文學觀念

Abstract:UndertheinfluenceofConfucius''''sliteraryview,MoZitookasimilarviewofliteraturetotheformer.Nevertheless,thetwomastersdifferedgreatlyintheirunderstandingofnatureandfunctionofliteraturebecausetheirdifferencesinstandpoint,keyideology,understandingofsocialrealityandexpectationofanidealsocialorder.AlthoughMoZireservedtheconceptofliteratureintroducedbyConfucius,heremovedthesystemandcultureofceremonyandmusic,thekeycontentoftheconcept.BygreatlyreducingtheconnotationofConfucius''''sviewofliterature,heturnedliteratureintoameansandinstrumentto“expressingthemind”andaddedproductionofpersonalspeechaspartofliterature,greatlyextendingthedomainofdevelopmentofliterature.

KeyWords:MoZi;Confucius;viewofliterature

墨子是繼孔子而起的又一偉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生活在春秋戰國之際的魯國[注:墨子籍貫尚有宋人說、魯陽說等，這里用孫詒讓說。]，比孔子生活年代略晚。據《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他主張兼愛、非攻、節葬、節用、非樂、非命、尚賢、尚同、天志、明鬼，創立了墨家學說。和孔子一樣，墨子招生授徒，游說諸侯，希望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有眾多追隨者。所謂“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2］《呂氏春秋·尊師》。而他的學說的影響，貫串了整個戰國時期。“孔墨之后學，顯榮于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2］《呂氏春秋·當染》。以致戰國中期的孟子憤憤而言：“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3］《孟子·滕文公下》直到戰國末年，墨學與儒學仍然是世之顯學。作為顯學的儒學和墨學，對“軸心時代”中國傳統思想體系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影響到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生自然也受到儒學和墨學的濡染。

韓非曾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4］《韓非子·顯學》孔丘和墨翟也被現代學者視為“在中國思想史起點上的思想家”［5］131。因此，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觀念，不能不首先探討孔子和墨子的文學觀念，即探討他們對于“文學是什么”和“文學做什么”的基本認識。關于孔子的文學觀念，筆者已進行過初步探討[注:見拙作《論孔子的文學觀念》（《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游夏文學發微》（《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孔子、子夏詩論之比較——兼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之命名》（《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及《從〈民之父母〉看孔子詩教》。以上文章收入拙著《中國文學觀念論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關于墨子的文學觀念，尚無人深入研究。本文嘗試做一清理，以就教于方家。

摘要：作為一門課程，語文是學習者學習其他課程的基礎，傳授著語言文字和口語、文章和知識的任務，學好語文對于學習者深入理解其他的學科有一定的幫助。語文教育與文學思潮息息相關，文學思潮是在適應當下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而產生的，它又能反作用于社會思潮及其變革，其中就包括語文教育思想和變革。本文主要探討了我國現代文學觀念對語文教育的各方面影響，并進行語文教育反思。

關鍵詞：現代文學;文學觀念;語文教育;教育反思

現代文學產生于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展的時期，是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歷史變遷的發展中逐步盛行的，是由于廣泛受到外國文學的變化影響而形成的；致使其具有外國現代文學的特點，同時也發展變化具有中國自己特色文學的特征。現代文學觀念作為一種科學的、系統化的教育思想無時不刻的影響著我國的語文教育變革，其反應的教育思潮逐漸受到教育界的廣泛關注。教育是國之根本，人們的成長離不開教育，我國的語文教育在現代文學觀念的影響下如何取之精華、棄之糟粕，是當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應該面對的巨大挑戰[1]。

一.現代文學的發展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現代文學思潮逐步出現現代文學并隨之民族化，使其成為繼承民族文化傳統并現代化的主流思想。20世紀初期，許多國人抱著實現民族獨立的政治理想抱負，掀起一陣民族獨立的文藝思潮，努力打破陷入僵局的社會局面。這一時期，現代文學廣泛吸收西方各個時期的文化思想、以及文學流派，其中包括全面學習了西方文學作品的表現形式、創作方法等，同時結合中國傳統文學思想以及當下社會環境的特點，對學習到的文學思潮進行了重組和弘揚創作。魯迅先生指出：中國現代小說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的要求，一方面則是受到了西洋文學的影響《且介亭雜文集》。”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積累和影響，中國的現代文學與中國人們的自身生活切實相關，反映了當時社會底層的真實環境，為實現中國民族的獨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魯迅、郁達夫、周作人、冰心等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各個領域的早期開拓者，他們的創作從一開始就突出了現代化與民族化相融合的特征，從根本上來講，服務于人民。隨著時代的進步，民族解放的順利進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現代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在這過程當中，通過一步一步貫徹黨的文學方針，出現了老舍的《茶館》以及賀敬之、郭小川等的詩歌，巴金、楊朔等的散文，現代文學的發展逐步顯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思潮[2]。同時，歷史的發展要求文學界從思想上一步一步廢棄舊事物、舊思想，不斷推動發展新事物、新思想，弘揚傳統文化并勇敢創新創作新的文化。但有的事物并不會始終向著正確的方法發展，在這發展過程當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偏差，這樣一來，片面性、絕對化的觀點會嚴重影響到現代文學的正確發展方向。文學的發展要求從實際出發，避免擴大化，一邊總結經驗教訓的同時，一邊深化文化發展的思想教育，有利于社會思想向著客觀正確的方向發展。

二.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征

摘要：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的確立，使得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逐漸受到學界關注，然也存在著研究資料整理欠缺、研究視野不夠開闊、研究方法趨于單一、研究成果多數重復等問題亟待解決。未來的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需立足文獻，撰寫唐宋總集分類敘錄；拓寬研究對象，眾體總集之外，注重單體總集的體類細化研究；確立總集“異體”分類與“同體”分類兩個維度的“分體”內涵，將視野延伸到多樣化的“分類”方式上，注重“體”“類”相兼，關注總集體類設置對于其他文化典籍編纂體例借鑒；最后，在個案研究與類型研究的結合中，運用多樣化的研究方法，推進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

關鍵詞：唐宋總集;異體與同體;分體與分類;文學觀念

一、引言

唐宋總集的編撰與出版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學文獻研究的熱點。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學者更加重視總集作品的去取方式與原則、序跋對編纂宗旨的標榜宣揚，以及詩文評點中趣味的玩賞等方面的研究，而于總集編纂體例的關注則相對不足[1]。總集的體類設置，集中反映出編撰者對文學作品主題類別、功能價值、技藝層次以及文體特性的認識水平。總集的體類設置，集中反映出編撰者對文學作品主題類別、功能價值、技藝層次以及文體特性的認識水平。而總集文體類目名稱的變遷，一方面可以見出文體創作的盛衰趨勢，反映文體觀念的新變，同時也是編纂者分類思想、文學觀念的體現。唐宋總集在承繼前人分類觀念與分類實踐的基礎上，極大地豐富了總集分類方式和分類層次。唐宋總集多樣化編次體例與分類方式既是編者的分類思維和文學（文體）觀念體現，同時也是時代特點、文化傾向的影響。因此，通過爬梳唐宋總集體類設置研究總集分類體例，探究唐宋總集分類觀念，這既是建構中國古代總集分類學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凸顯總集分類觀念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的重要保障。

二、從文獻描述趨于理論探究——唐宋總集分類體例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從編纂實踐層面來看，總集匯聚不同作者詩文作品成集，因此如何運用合理的分類體例來實現一部總集的編纂目的和實用功能是編者最先考慮的重要問題。受時代、受眾、選入作品特質以及諸多因素影響，不同的總集分類方式各異，從而產生不同的類目、序列與分類體系。合理的分類方式，不僅能夠幫助總集編者表達文學與文體觀念，實現編纂宗旨和目的，便于讀者取資檢索；同時還能在編纂體例上為后出總集分類提供范式借鑒。而從分類批評上看，后人在衡量評價總集體例時，必以考量其體類命名、類目排序是否合理為前提。蘇軾曾就《文選》的選文分類，提出“編次無法，去取失當”[2]的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批評《明文海》“分類殊為繁碎，又頗錯互不倫”[3]，認為《文章類選》“標目冗碎，義例舛陋”[4]之處不可枚舉，而《元詩體要》分類方式存在“或以體分，或以題分，體例頗不畫一”[5]等弊病。此外又言《荊溪外紀》雖“采摭頗為詳贍”，然“詩以絕句居律體前，律體居古風前，稍失次；又四言亦謂之絕句，而七言古詩之外又別出歌行為二門，亦非體例”[6]。總集分類體例是否合理，不僅體現在其文體分類標準以及文體類目名稱設置上，文體類目的排序亦是重要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從具有現代意識和西方文化傳統的文體分類學科體系介入中國古代總集體類研究，認為中國古代總集類目劃分存在趨細趨繁、標準不一、不成體系等問題。這種忽略中國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的區域性、民族性特點的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總集體類研究的深入發展。1981年，郭紹虞先生于《提倡一些文體分類學》中呼吁建立文體分類學[7]。文體分類學的正式提出，是學科內部的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具體說來，唐宋總集體類設置與文學觀念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以新世紀為分界，劃分為兩個階段。1934年，薛鳳昌《文體論》（王云五主編《百科小叢書》系列叢書之一）第一章“歷代辨別文體的著作”，通過簡單梳理《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鑒》《文章正宗》等總集的體類名目來分析文體流變情況[8]。金振邦《文章體裁辭典》介紹《河岳英靈集》《樂府詩集》《文章正宗》《唐文粹》《宋文鑒》《古文苑》等總集體類名目[9]。曾棗莊先生曾在《古籍整理中的總集編纂》系統地回顧和檢討歷代總集的編纂體例得失時指出：中國古代總集（特別是大型總集）具有“分類鎖屑，類目不清”“體例不純，標準不一”[10]的通病，唐宋總集如《才調集》《文苑英華》《成都文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在體類設置上多少存在一些問題。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1990年的增訂本附錄《古代文體分類》詳細列出《文選》《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唐文粹》《宋文鑒》等總集的文體分類條目，為后學總集文體分類研究提供參考[11]。錢倉水《文體分類學》第三章“文體分類學的意義”指出文體分類對于總集編纂的重要意義，并分析《文選》“類聚區分”的文體分類體例對于歷代總集編纂的影響[12]。至此，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研究成為新興的學科門類，向學者敞開。新世紀以來，古代文體學研究逐漸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熱點之一。2005年，吳承學先生明確指出古代文體分類學與文體類型學研究是文體學史研究的重點[13]。隨著古籍整理工作的推進和文獻數字化的發展，唐宋總集體類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第一，新時期，學者關注唐宋總集體類研究，多集中論述唐宋某一部總集的文體分類成就。鞏本棟先生《〈文苑英華〉的文體分類及意義》指出《文苑英華》分體反映出宋代文體和文學發展的若干消息，文體之下又按題材內容分類，既可見出文體演變的痕跡，還能充分展現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結構和秩序，反映出時人對事物的普遍認識水平[14]。郭洪麗《〈文苑英華〉賦類目研究》、孟婷《〈文苑英華〉散文類目研究》、高娟《〈文苑英華〉詩歌類目分類體系研究》三篇魯東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開始關注總集文體內部細目分類問題。任競澤《〈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體分類史地位》體認真德秀“四分法”是融合功用性分類、功能性分類和形態性分類的分類方式，其實暗合現代文學分類法[15]。汪雯雯《初唐總集編纂的大國氣象與文化輸出——以〈文館詞林〉版本環流與分類結構為中心》關注到《文館詞林》“部”“類”統攝體類結構所彰顯的新興王朝囊括宇宙的霸氣和生命力[16]。蔣旅佳《〈文館詞林〉文體分類建樹與影響》指出《文館詞林》擴展《文選》二次分類至“文體——部——類(大)——類(小)——作品”多級分類結構；在部、類命名和分類標準上趨于統一，更具體系，為后世豐富總集文體分類方式和體類結構提供示范之本。[17]朱我芯《郭茂倩〈樂府詩集〉關于唐樂府分類之商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S1期）針對《樂府詩集》中唐代樂府詩歌的分類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研究成果多是針對唐宋時期較為熟悉或是在分類實踐上有突出建樹的總集進行單一研究。第二，一些研究者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圈定同種總集展開類型研究，并對其進行理論總結。在個案差異的基礎上，關注共性趨同。郭英德先生選取唐宋時期《文選》類總集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文苑英華》《宋文鑒》《唐文粹》等總集文體分類的方式與體類排序規則，挖掘唐宋總集二級分類的基本體式及其分類原則與分類實踐，研究其與中國古代傳統思維方式之間的密切因緣關系[18]。汪超《論〈文選〉對兩宋總集編纂的影響》從總集編纂的技術指出《文選》“分體次文的原則”對宋代總集編纂產生直接的影響[19]。第三，選取某一具體時期總集編纂體例加以考察，通過眾多總集分類體例個案分析的基礎上總結體例共性，進而探究該時期的總集文體分類觀念及意義。這一類研究，以吳承學先生《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學意義》為代表。該文從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分類所反映的新、舊文體的衍生和變遷研究宋代文體與文學發展的新態勢，總結出宋人文章總集大致有“以體敘次、以人敘次、以類敘次和以技敘次”幾種類型，體現出宋人實用的文體觀念[20]，文章為后學從事總集分類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指導，具有學術開拓之意義。蔣旅佳《科考視野下南宋總集分類的文章學意義》得益于吳承學先生《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學意義》的啟示，分別探討南宋時期的文章總集“以人敘次”“按時編排”“分體編錄”“以技敘次”“依格編次”“按類四分”等體例所反映編纂者獨特的關注視角和分類觀念，這些分類方式統觀在以古文為時文的科考視野下，具有重要的文章學意義。[21]王曉鵑《〈古文苑〉與〈文選〉賦體分類管窺》(《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將唐宋時期具體的某一部總集分類體例與《文選》加以比較，從而論述該部總集分類體例何以在承襲的基礎上建構，這也是另外一種研究思路。第四，少數研究者注意到唐宋類編總集和地域總集分類體例的特殊性。張巍《論唐宋時期的類編詩文集及其與類書的關系》，將唐宋時期類編詩文集與類書聯系起來，通過考察類編詩文集形成的過程，發現其在體例設置上借鑒類書的分類方式。[22]宋代地域總集編纂興起，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宋代地域總集的分類體例與特色。蔣旅佳《南宋方志與地域總集編纂關系論——以李兼臺州、宣城地域文化建樹為中心》指出，李兼在長期的方志與地域總集的文獻整理與編纂實踐中，發現二者在輯錄詩文文獻史料上具有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23]。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社會的地方觀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強化，形成一種地志文學[24]。宋代地方志的人文化特點使其兼有地理志和地域總集的雙重性質，而趨于定型的類目體例以及多樣化的詩文編錄方式，為宋代地域總集的編纂體例提供了借鑒。蔣旅佳《論宋代地域總集編纂分類的地志化傾向》指出《會稽掇英總集》《成都文類》取資地方志設置類目名稱，《宣城總集》《吳都文粹》《赤城集》則仿效地方志類目體例編排作品[25]。

盡管任何朝代的帝王都有性選擇與宣泄的“泛愛”權利，但是無論生活如何糜爛，在詩文創作中、在皇族生活與宮廷文化中都是恥于言說而矜于雅正的。雖然魏晉已降，詩歌曲調就已受到風謠影響，然而其影響都不若齊梁時代程度之深、范圍之廣。因為無論是風謠曲調的流靡，還是狎伎娛情的輕艷，在蕭氏帝王主政后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并張揚于皇族文化與宮廷生活中。由于這種個體家族的喜好，轉變了皇族生活與宮廷文化的傳統觀念，且蕭氏家族對文學的偏愛又使這種喜好擴張到詩文創作的領域中，進而引發了齊梁時代詩文創作從形式到內容雅中見俗、俗情雅化的詩風轉向。蕭氏家族對皇族生活與宮廷文化的這種決斷性影響，正是通過齊梁年間幾個影響較大的蕭氏文學集團來實現的。

一、蕭氏文學集團的風謠喜好與引謠入詩

自魏晉至隋，西曲民謠逐步傳入歌詩曲調之中，一改傳統歌詩雅言正聲的特點。《樂書》云：“由魏抵隋，上下數百年間，偏方互據，析為南北。郊廟之外，民謠雜出。非哀思淫靡之音，則離析怨曠之曲也。故江左雖衰而章曲可傳聲西曲是也。”［1］而在民謠傳入歌詩的過程中，帝王文學集團對風謠之喜好，則無過于齊梁蕭氏文學集團；齊梁時代也比魏晉已還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強調風謠對詩文創作的新變作用。因此，無論“永明體”還是“宮體”文學都帶有明顯引謠入詩的特征。從齊朝開國皇帝蕭道成開始，這個家族鐘愛民間風謠的喜好便在皇族生活與宮廷文化中張揚。“帝幸樂游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后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2］593這里《子夜來》即是吳聲十曲之一［3］640，因齊高帝蕭道成好音樂，所以群臣彈琵琶、彈琴，且歌且舞，將吳歌西曲帶入宮廷與君同樂。上之喜好對于國風來說無疑是一種身體力行的倡導，蕭道成素以恭儉聞名尚且如此，到武帝就不只是聽聽看看吳歌西曲便罷了。《樂府詩集》中載“：《古今樂錄》曰：‘《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時，常游樊、鄧。登祚以后，追憶往事而作歌。使樂府令劉瑤管弦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啟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敕歌者常重為感憶之聲，猶行于世。寶月又上兩曲，帝數乘龍舟，游五城江中放觀，以紅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纖，钅俞石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黃袴，列開，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猶在。齊舞十六人，梁八人。’《唐書•樂志》曰：‘梁改其名為《商旅行》。’”［3］699這里記載齊武帝蕭賾喜歡作西曲，所作之《估客樂》和諧、哀婉、感憶，“猶行于世”，并且被后人記載于《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之西曲歌里。流傳到梁的時候，又被梁人改為《商旅行》，繼續了它的傳承。齊武帝的兒子郁林王蕭昭業在父親蕭賾去世后“大殮始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眾樂”“，及武帝梓宮下渚，帝于端門內奉辭，辒辌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內。裁入閣，即于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2］136而東昏侯蕭寶卷在被斬殺前還曾“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2］157。

齊朝高帝賞西曲于宮中，武帝制曲并游作娛樂于宮外江渚上，郁林王與東昏侯迷戀西曲歌伎則不分時間、地點與場合。而尚歌西曲之群臣皆為士族文人，這樣風謠西曲的韻調不僅由鄉間閭里進入宮廷文化中，還進入到士族文化圈中，并由于永明年間南齊蕭氏文學集團成員的倡導與實踐，迅速在全國蔓延開來。蕭子良文學集團主將周颙“著《四聲切韻》行于時”［2］895，沈約“撰《四聲譜》”［4］而形成“聲律論”，倡于永明年間，因之而成“永明體”。我們知道“永明體”新體詩文產生的關鍵是聲律論的提出，所以周颙、沈約等人是永明詩體新變的重要人物。鐘嶸說沈約的詩“見重閭里，誦詠成音”［5］76而被鄉間閭里喜歡，一方面說明沈約詩歌韻律別致上口，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所提倡的運用聲律進行詩文創作與民風民謠密切相關。尤其是鐘嶸所說的“蜂腰鶴膝，閭里已具”［5］28，更能為引謠韻入詩做有力證明，因為“蜂腰鶴膝”是沈約總結之“八病”中的兩病，說“閭里已具”，恰恰證明沈約八病出處乃來自民謠。至此，經過蕭齊帝王與蕭子良文學集團的倡導、借鑒與發展，在南齊詩文創作中開始以引用民謠語言聲、調、韻的形式，進行詩體新變的創作。也就是說，其引謠入詩是從聲調、節奏和韻味三方面入手來追求民間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改造與創新。到蕭梁一朝，蕭衍父子喜歡民謠西曲則更有名。在《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之西曲歌中至今還有梁武帝蕭衍根據民謠編作的《襄陽踏銅蹄》、簡文帝蕭綱所作的《烏棲曲》四首、元帝蕭繹所作的《同前》六首，以及沈約、蕭子顯、徐陵、庾信等人的西曲歌作品。這說明梁代蕭氏帝王文學集團在聲韻方面繼續引謠入詩，承續了蕭齊一朝的新變遺風。但與蕭齊一朝不同的是，蕭梁文學集團不僅從民謠語言聲、調、韻的形式方面繼續引入，更將民謠的詠情風俗與美人情結以及以此為詩歌內容的風尚也借鑒過來。這一點我們從梁武帝縱容宗室與士族在家豢養歌舞藝伎，每逢宴飲游作便有家伎侍陪，以及蕭氏父子在“宮體”新變中的詠美人題材便可看出。如蕭衍的《子夜歌》二首：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艷歌。玉指弄嬌弦。朝日照綺窗。光風動紈羅。巧笑蒨兩犀。美目揚雙蛾。［6］1516蕭綱的《詠美人看畫詩》：殿上圖神女。宮里出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偽真。分明凈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持為異。長有好精神。

庾肩吾的《詠美人看畫詩》：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并照。相將映淥池。看妝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6］1993從以上美人題材的詩歌兼及逯欽立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來看，蕭氏文學集團喜歡同題作詩，如上面的蕭綱和庾肩吾之《詠美人看畫詩》，有著有意倡導吟詠同一題材的作詩傾向與和詩氛圍。同時，相對于畫家以畫筆來贊頌美人之美而言，蕭氏文學集團所帶領的文人群體是用詩筆來吟詠美人，具有以語藻雕繪美人模態之美的特點。如果說蕭衍文學集團對風謠的借鑒還處于語言形式美向內容題材的過渡階段，那么從蕭綱開始，已經大量借鑒風謠歌詠女色表現憐情的詩歌題材，從最初的引謠韻入詩發展為引謠情入詩。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齊梁詩歌音韻流暢、語調哀婉、聲色俱佳、不雅不俗之特點，“在情調上傷于輕艷，風格上比較柔靡緩弱”［7］，被后人評為缺少氣骨與精神。不過這很正常，因為齊梁詩歌與弘揚氣骨精神的詩歌走的是兩條藝術道路：一條是形式唯美之路，一條是功利審美之路。而藝術賞鑒之路本來就應是多元而不該是一元絕對化的，可惜有些人實在是過于模式化、過于原則化，以致于走上審美的偏狹之路。

二、蕭氏文學集團的市井原性與雅俗兼美

誠如著名法學家蘇力先生所言，法律與文學是一對“孿生兄弟”①。一定時期的法律與文學都是對該時代社會民生的反映，二者相輔形成，共同記錄著一定時期歷史人物的生存狀態和思想理念。在中國古代就有許多文學家嘗試用文學作品中描寫的法律故事來印證史書的記載，如《史記》、《禮記》、《呂氏春秋》、《包公案》等等。透過這些“文史互證”的文學作品，我們將不難把握各種普遍存在于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理念。

1法治理念

中國古代的法治理念萌生于春秋時期。進入春秋時代以后，禮崩樂壞，封建制開始解體，天下混戰，國無定則。法家思想家適應這一時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張，其基本理念就是擴張君權，以法治國。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于鼎”（刑即為法），開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眾公布法律，使得民眾也可按照這種明示的法律來解決社會爭端。記載于《史記·商君列傳》②的典故“作法自斃”中，即使是曾經受封商地十五邑的變法重臣也難逃國法制約，落得車裂而死的悲慘下場，法治理念在當時的社會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既商鞅之后，韓非子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強調治國要有法治，賞罰都要以“法”為標準，主張“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例如，記載于《商君書》中的寓言：“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③，就是對法律“定紛止爭”作用的生動闡釋。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這則寓言通過淺顯易懂的小故事啟示統治者，國家機器的有序運行離不開法律的制定和有效實施。在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中也不乏許多反映法治理念的精彩章節，其中一個很耐人尋味的細節就反映了宋朝“民不可私殺牛”的相關法律。據有關學者統計，《水滸傳》中頗多殺牛宰馬的情節，加上吃食的情節，總共有140多處，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指明是牛肉。中國人早先是吃牛肉的，但到春秋戰國，牛成了戰略物資，用來耕地，不許殺來吃。秦朝時，殺牛是罪，少說也判一年半，牛老了必須交給官府，官府說能殺才可以殺。對于私自殺牛，官府還鼓勵檢舉揭發。這條法律在封建時期一直維護得很好。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水滸傳》中會如此頻繁地出現殺牛吃牛肉的情節了：吃牛肉代表了造反精神。有身份的人不輕易吃牛肉，一般屠夫不殺牛，鎮關西也不殺牛，只有極像強盜的人才殺牛，比如史進在家里殺牛，母大蟲顧大嫂的黑店門口掛牛肉。由此可見，在古代文學作品里常會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特定時代的人們的法律理念。

2無訟理念

同樣是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百家爭鳴，除了崇尚法治的法家學派外，一個對中國文化影響更為深遠的學術流派就是儒家。作為儒家思想創始人的孔子，同時也是“無訟”論的奠定人和倡導者，例如在《禮記·大學篇》中就記載著他的無訟理想：“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④儒家在正面宣揚無訟的益處和美好的情景的同時，也制造了為訟以害的反面輿論。例如：“訟，終兇”、“訟不可妄興”、“訟不可長”。記載于《呂氏春秋·離謂》中的“鄧析事件”就是中國最早的賤訟證據之一。

【論文摘要】中國女性主義文學觀的萌生發展是一個具有階段性特點的、不斷流動變化的過程。中國女性文學是伴隨著新文化運動以來人的發現和女性意識的覺醒而走進文學史的。同時，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和女性作家作品的引介也開闊了作家的視野，它們共同催生中國第一個女作家群體，中國女性主義文學創作在此后幾十年風風雨雨的前行中日趨成熟。

【論文關鍵詞】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文學批評

在中國文學史上，20世紀初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引入無疑是喚起現代女性意識覺醒的重要因素，對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這種影響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文學觀的影響，但是，它為中國當代社會對女性主義文學觀念在中國文學創作中的消化和理解提供了許多經驗。中國當代文學向女性精神與心靈的深處拓展，體現強烈的女性價值感與女性主體性更是得益于西方較為成熟的女性文學觀念。中國女性主義文學觀的形成是帶有本土特色、具有階段性特點、流動變化的過程。

一、女性主義文學觀念的產生

女性主義提倡打破男性話語權，從女性的視角看待世界。女性主義文學觀的產生與西方的女權主義運動是密切相連的。文藝復興以來，隨著資本主義啟蒙思想的產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并迅速在全社會擴展開來。l9世紀興起的女權主義運動主要是資產階級婦女向本階級男性統治者要求參政、就業、受教育等具體的平等權利，是僅停留于表面意義上的性別平等，實際上并未觸及父權文化自身。少有的女作家的創作還不能受到社會正視，女性文學批評當然沒有形成氣候。

20世紀60年代以后，女權運動再度掀起高潮，廣大女性真正對父權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質疑，才有了理論化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相應地出現大量女權主義的論著，為婦女言論提供了陣地。1970年，凱特·米勒特的陛政治》的出版，標志著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形成。尤其是當代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家肖沃爾特的觀點很具有代表性，她主張建構獨立的婦女文學史和女性文學經典，她運用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撰寫的第一部英國女性小說史《她們自己的文學》于1977年問世，她明確提出女性文學發展的三個階段，并發掘出大量被父權制文學史湮埋的女作家，對一些有影響的女作家也有了新的認識和評價。

[論文關鍵詞]“新寫實”現實主義典型化嬗變

[論文摘要]“新寫實”小說是2O世紀8O年代后期出現的文學思潮，它以世俗化的新“寫實主義”，疏離政治，視點下移，使現實主義文學從崇高跌落到世俗，以凡俗眾生為敘述主體，選擇下層百姓的世俗生活作為表現對象，展示人們的瑣碎生活和生存煩惱，還原了生活原生態。“新寫實”小說促進了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社會轉型期的嬗變，表現出從典型化轉向世俗化價值取向，以作家主觀情感的隱匿，顛覆了被長期奉為經典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

在“新寫實”小說出現之前，現實主義作家一直注重現實政治、社會歷史及時代變遷，表現人生命運與精神理想，充滿使命感、責任感和憂患意識。池莉、方方等“新寫實”小說作家雖然舉起的仍是“寫實”的旗幟，但是，“當他們操持著各自的話語方式來對現實和歷史作出‘如實’刻畫的同時，競集體地溢出了革命現實主義的軌道’，f。

一、從反映本質真實到描寫生活真實

在20世紀8O年代中后期紛紜復雜的文學浪潮中，“新寫實”小說無疑最引人注目。它出現于1987年，以池莉的《煩惱人生》和方方的《風景》為開端。其后，劉震云的《單位》、《一地雞毛》，劉恒的《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等作品相繼面世，漸漸形成了新的創作群體。“新寫實”小說作家并沒有像“尋根文學”那樣提出明確的理論主張，甚至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什么是“新寫實”，只能“含而糊之地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_2]。但是，這并不影響它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新寫實”小說與傳統現實主義文學都是“寫實”的文學。傳統現實主義要求反映生活本質，塑造典型形象，這就需要對已有生活進行選擇、加工和提煉。什么是本質真實，現實主義似乎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但是，從傳統現實主義創作中，我們大致可以這樣理解：所謂本質真實是指那些能夠反映時代面貌，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的具有典型性的社會生活。現實主義文學的歷史使命就是塑造英雄典型，批判腐朽落后，推動社會進步，因而常常選擇那些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重大題材，展示時代風云：我們通過魯迅的小說，深刻認識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看到了五四新思潮影響下覺醒了的青年一代對封建專制者的反抗和斗爭；茅盾的小說《子夜》，則以舊上海畸形繁榮的資本主義大都市為背景，描寫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之間的生死搏斗，為我們展示出上世紀2O年代末3O年代初從城市到農村鄉鎮廣闊的社會生活。正因為如此，這些文學大師的創作，一直被奉為現實主義文學的典范。

主觀意識領域的社會價值觀念對社會生活形態的反映，如何正確地反作用于當代的文學創作，使當代文學學科和文學發展朝著正確的方向，同時又通過文學作品來反映實際、影響實際及社會價值觀念是當前文學創作者面臨的重大課題。本文中，筆者從文學創作與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的關系出發，并回顧了中國文學創作史上的主流指導思想演變的過程，來探討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影響下的當代文學創作，企圖找到答案，望與讀者產生共鳴。

一、文學創作與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的關系

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從科學的角度全面地闡明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關系。它認為主觀與客觀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方面，客觀決定主觀，主觀是客觀的反映，客觀不依賴主觀而獨立存在;另一方面，主觀能動地反映客觀并對客觀事物的發展產生促進或阻礙的反作用。

(一)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屬于主觀意識，是對文學作品的反映，同時也對文學創作產生反作用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上，表現為經濟發展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社會組織、分配關系等日趨多元化;政治上，表現為行政公開化、參政議政形式多樣化;文化價值形態上，表現為中國傳統文化、現代開放文化與西方文化包容并存;思想觀念上，既有積極向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如平等意識、創新精神、開放意識、民主法制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獨立自主意識、助人為樂意識)，同時也有消極落后的思想意識(如利己主義、小團體主義、享樂主義、急功近利主義、極端主義、自由主義、山頭主義等)。不能否認，我國公民當前社會思想價值觀念正從單一走向多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傳統走向現代，從落后走向先進，其中有對優秀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繼承和對西方國家先進思想的吸收，也有一些外來的糟粕，但文化的多元化我們必須承認，它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中華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一種永恒價值，是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因此，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是對當前中國客觀發展在思想層次的反映。而文學作品也屬于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因此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屬于主觀意識，是對文學作品的反映。

(二)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是文學作品的主觀能動反映，同時又對文學創作產生反作用，主要體現為促進或妨礙作用文學作品屬于客觀的物質層面，多元化的社會價值觀念屬于主觀意識方面，主觀反映客觀眾所周知，不必贅述。但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對文學創作產生的反作用在當今社會也多有體現。如，當前社會價值體系中重視經濟發展和個人財富增長，于是市面上有許多類似于股票投資的書籍熱賣;當前國人價值觀中的急功近利，使得類似《杜拉拉升職記》《如何成為優秀的職業經理人》等書籍的流行;當前國人的道德淪陷使得類似張悟本等人大行其道，其所作書籍也被追捧。當前網絡的流行也使得以網絡為載體的新的文學形式得以發展，網絡文學的勃起，是對傳統文化格局的根本性顛覆，懷揣文學夢想的每一個人都能將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通過網絡展現在公眾面前。正因為網絡文學創作的準入機制取消和門檻低，使得網絡文學創作中存在大量魚目混珠、良莠不齊的文學作品。還有當前公眾的審美疲勞導致類似芙蓉姐姐、鳳姐等人物的流行，與之相關的文學創作也各式各樣，等等。由此可見，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是文學作品的主觀能動反映，同時又對文學創作產生反作用，主要體現為促進或妨礙作用。

二、當代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

一、語言學轉向前后的語言觀：“工具論”和“本體論”

新時期文學發展和文學觀念的變革中，內在地包含著小說語言觀念的變革。從變化的總趨向看：是由過去的語言“工具論”到語言“本體論”。二者之間的學術界限是語言學轉向。

語言學轉向前，語言是“工具”、“手段”、“形式”、“載體”、“媒介”。在詞典中的經典表述是：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在小說中，語言只是一種載體，它的功能在于表達生活和情感的內容，自身并無價值可言；語言是文學作品的形式要素，處于被內容決定的地位。

工具論意義上的“語言觀”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成為創作的信條。無論是作家，還是理論家抑或是批評家，都將語言視為表達思想、交流信息的“工具”，語言不過是創作的副產品，小說語言的選擇只不過是工具性的選擇，而不是小說存在方式的選擇。

但西方現代語言哲學所定義的“語言”區別于上述語言觀。海德格爾有一個著名的命題：“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家”，說明語言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一切認識離不開語言。杰姆遜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中認為：“最好的詞匯的最好的排列就是詩”。正像語言是人的存在方式，語言也是詩的存在方式，而且，語言按最好的排列方式組合起來，才成為詩。從語言的自然存在到語言的最佳排列，存在一定的審美法則，這決定了構成詩的語言不可能是簡單的工具。按雅各布森的說法，“語詞在詩歌中的作用不只是作為表達思想的工具，而是實實在在的客體，是自主的、具體的實體……詞和詞的排列、詞的意義、詞的外部和內部形式具有自身的分量和價值”在這兒，語言是本體，是文學的元素，語言在文學中不再只是“表現”生活，塑造形象的“工具”，語言本身也是藝術形象的組成部分，是文學作品審美價值的組成部分，語言本身就是藝術、就有美。這里雖然談的是詩歌語言、文學語言，但涵蓋了小說語言。

受西方這一理論的影響，我國的小說語言觀念也從“工具論”逐漸轉向“本體論”。1980年代后小說語言觀念的轉變在創作和理論中已經若隱若現。

摘要：文學批評應該是通過對文學作品審美價值和社會意義的闡釋，實現對文學創作者、接受者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進行引導的價值活動。中國文學批評要走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因價值立場游移、價值標準模糊、價值取向偏頗等問題導致的功能衰弱、公信力下降等困境，成為以自己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向全社會喻示精神指向的引領者，就應該將價值體系建構作為主要課題進行探討。文學批評價值體系指的是支撐、引導批評主體對文學現象做出價值判斷的，由價值取向、價值標準、價值觀念等構成的文學評價指標體系。它的構成要素是多元的、有序的。多要素之間以主導與輔助關系的軸輪結構，或低層與高層關系的階梯式結構存在。

關鍵詞：文學批評；價值體系；多要素；多層次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在有力把握文學現象、有效引導創作和閱讀等方面表現得差強人意。一些批評者要么隨意表達自我、隨便宣泄情緒，要么在所謂學理性的名義下模糊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要么在傳媒或圈子等的左右下違心地說些恭維的套話。批評與創作、批評家與作家、批評者與讀者之間缺乏有意義的交流。這種狀況與社會轉型帶來的價值觀念的變化、價值標準的多元乃至混亂等有關。鑒于此，有識之士紛紛從不同角度提出建構新世紀文學批評價值體系，改變文學批評面貌、強化文學批評功能的觀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探討較多談論應該建構，較少論述文學批評價值體系本身的性質、內容和特點；有的探討只拋出價值體系的幾條固定標準，沒能論及這種價值體系的開放性、涵蓋性、面對作品的實際闡釋力和各條標準之間的內在關系。本文正是基于對以上一些問題的思考，嘗試將文學批評價值體系的基本理解闡釋出來，以期對21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建構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文學批評價值體系的內涵

文學批評價值體系指的是支撐、引導批評主體對文學現象做出價值判斷的，由價值取向、價值標準、價值觀念等構成的文學評價指標體系。價值判斷，是批評主體對文學作品有無價值、價值大小等做出的回答。價值取向，是明確表達肯否、褒貶、揚抑等的取舍態度。價值標準，是做出價值判斷、表明價值取向的依據。價值判斷、價值取向、價值標準等其實都根源于價值觀念，是價值觀念的種種體現。價值觀念，是對價值是什么、什么有價值、什么沒價值、什么決定價值、人應該追求什么價值等問題的理解。價值觀念并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論，它既體現對價值的理解，也體現對價值的追求。價值觀念不是個人的認識能力問題，而是復雜深刻的社會現象。一個人擁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取決于他與時代、社會的關系，一旦他接受一種價值觀念，他不僅能做出一個事物有無價值的判斷，而且還會做出追求什么價值的選擇。也就是說，價值觀念必然體現出價值取向，價值觀念必然對人的行為起引導作用。只是，價值觀念對人的行為的引導作用不是靠強制命令的方式，而是通過闡釋事物的價值進而為人指出應該追求的方向實現的。

文學批評中，批評主體正是通過對作品價值的闡釋，實現了價值觀念的引導作用。批評主體的價值觀念是文學批評價值體系構成的關鍵因素。價值觀念的社會性決定了文學批評價值體系的社會性。我們不能將文學批評價值體系理解為憑空產生的孤立之物或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心血來潮游戲玩耍的偶為之物。它是社會生活現實、文學現實、文學批評現實以及文化傳統等因素作用于研究、從事批評的人并促使他們做出積極應答的結果。孔子提出以“思無邪”“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為核心旨歸的“興觀群怨”[1]185價值體系，是對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所做的應答；柏拉圖拋出以“善”為核心價值尺度的文學評價體系，是因為希臘各城邦的政治制度都不能令他滿意；梁啟超之形成與傳統的以詩、文為正宗的文學觀念相對立的，以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新的文學價值觀，是因為內憂外患、混亂不堪的中國近代社會讓他認識到“新民”的重要性；而我國在“新世紀到來的十幾年間，重建文藝批評人民性標準的努力已經初見輪廓”，是因為社會極速發展過程中的分層現象和底層寫作現象給文學研究者提出了時代課題。強調文學批評價值體系的社會性，不等于不承認它的差異性。研究或從事批評的人并不只是被動地接受影響和制約，而是帶著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文學觀、審美理想等能動地接受影響從而建構自己的文學評價體系的。客觀因素影響的角度、程度、方向和效果等都會因不同的建構主體有不同的理想和需要而不盡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