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性服務業范文10篇

一、河北省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現狀

2012年河北省吸引外資總額為60.3億美元，其中投資生產性服務業的總額為3.891億美元，占總比為6.45%，而山東省投資生產性服務業的總額為26.9794億美元，占總比為21.84%，江蘇省投資生產性服務業的總額為45.99億美元，占總比為12.86%。其中投資于河北省科學研究及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業、租賃及商業服務業和金融業的FDI總額只有0.9255億美元，占投資生產性服務業FDI總額比重為23.78%，而山東省為43.06%，江蘇省為47.35%。

二、河北省生產性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和FDI問題解析

（一）生產模式落后，制造業升級和產業聚集進程緩慢，對生產性服務業內生性需求不足

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的密集使用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原動力，而分散落后的生產方式造成生產性服務有效需求不足。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勞動密集、資源密集型產業仍然是河北省工業經濟的比較優勢產業，大量企業依然采用傳統陳舊的生產模式，外包服務不多，致使制造業成本很高，效益降低，抑制了對外部生產性服務的需求，作為中間投入的金融、管理、開發、設計、創新、廣告等各個環節不能充分與制造業融合。

（二）科學技術支持力度不足，導致生產性服務業外生性供給不足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生產性服務業的涵義和發展機制，并據以對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的現狀展開分析，進而得出促進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機制江蘇省

我國“十一五”時期就是面臨著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如何更好地發展服務業成為理論界和政策制訂者關注的熱點問題。從國際經驗來看，生產性服務業的充分發展是服務業結構優化的關鍵，而服務業結構優化是服務業發展的內在動力源泉，也是現階段我國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內容。

一、生產性服務業的涵義與發展機制

1.生產性服務業的涵義。生產性服務業（生產者服務業）是服務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外學者對生產性服務涵義的具體表述各不相同，但基本觀點一致：生產性服務是市場化的非最終消費服務，是為企業、商務組織和管理機構等在生產、運作中提供的中間投入服務。生產性服務主要以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為投入，不形成直接的物質轉化，但卻能提高生產、運作過程不同階段產出價值和運行效率。生產性服務業是提供生產性服務的行業，包括:農、林、牧、漁業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

2.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機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產性服務業獲得了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中增長最快的行業。綜合各種研究觀點來看，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共同起著作用，形成生產性服務業經由起跑——加速——不斷自我提升而進入上升通道的發展機制。

1上海檢驗檢測行業的發展現況

1.1國外及港澳臺地區檢驗檢測機構在國內的發展。隨著加入WTO的深入，很多國外知名權威的檢測機構及其儀器已進駐上海。上述調查中，純境外以及港澳臺地區投資46家，僅占總量的5.0%，營業額為51.23億元，占總量的28.6%，從業人員12886人，占總量的22.3%，這給長期處于政府保護狀態下國有檢驗檢測機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強烈沖擊。因為管理和技術層面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后，檢驗檢測市場的較無序競爭，一些檢測部門（民營機構較多）的檢測結果經常受到許多質疑，這給市場的穩定、檢驗檢測機構及人員的形象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甚至離“權威”二字相去甚遠。1.2政府方面的現狀和思考。一定領域的檢驗檢測行業都長期處在政府的壟斷經營之下。保護的時間長了，市場化意識談薄是其必然的結果。很多檢驗檢測機構更多的時候是作為一些政府企事業單位的附屬單位而運作，尚未形成一套屬于自己的發展及管理模式。由于上述原因，一定量的檢驗檢測機構（如建工檢測機構）長期停滯于低水平的重復發展態勢，因此造成了政府壟斷成分高、技術門檻低的現狀。1.3檢驗檢測行業的發展現狀。檢驗檢測行業是一個政策性很強的行業。檢驗檢測機構的資質認可和行業資質管理本身就是政府調節的手段，上海的檢驗檢測市場尚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市場，政策的有利于否，直接關系到該行業的生存與發展。行業自身沒有獨立自主政策決議權。廣東、浙江等更為開放的市場成長起來的眾多檢驗檢測機構越來越多跨區域在上海建立分支機構，搶占上海檢測資源。上海一定量的國有檢驗檢測機構由于所服務行業本身的萎縮或市場觀念淡漠，有的行業檢測機構已面臨生存危機，存在檢測人員知識老化、設備陳舊、檢測技術落后、服務意識淡薄，散、小、亂、弱的狀況。對上海928家檢驗檢測機構進行分析，技術服務行業年營業收入100萬元以下屬微型企業為242家，在已統計的檢測機構中占26.1%；年營業收入100~1000萬元的屬小型企業為444家，在已統計的檢測機構中占47.8%。按此統計口徑，上海市技術檢測行業近80%的企業屬于微、小型企業。1.4檢驗檢測從業人員的發展現狀。上海市928家檢驗檢測機構中，各類檢測從業人員共計57663人。從學歷學位分析：博士、碩士8703人，占總數15.1%；本科24525人，占總數42.5%；大專及以下24435人，占總數42.4%。作為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態，上海的檢驗檢測行業的從業人員超過40%以上的從業人員無法達到大專以上的學歷水平，而且高學歷的人員多集中在不足總量10%的大型或外資檢測機構中，人才資源的不足將是阻礙上海檢驗檢測機構發展的最大的不利因素。

2檢驗檢測行業存在問題及思考

由于社會進步的需求，檢驗行業早已走上了一條不可退縮的道路。為了更好地走在這條道路上，必須在檢驗檢測機構的質量和從業人員的素質上投入較大的努力。2.1行業規模小、缺少品牌。上海現階段80%檢驗檢測機構屬規模小、產出少，對上海市檢驗檢測行業的發展規模缺乏有力的支撐，既難以實現技術檢測行業集約化發展，也不利于檢測行業優勢品牌的培育。這方面與國際知名品牌檢測公司相比有較大差距。以滬上知名某外資檢測機構為例，該公司2016年業務收入（人民幣）16億元多，相當于滬上400多家中小檢測機構年收入總和；該公司服務范圍覆蓋農產品、礦產品、石化產品、工業品和消費品檢驗、鑒定、測試，貿易保障服務和國際認證服務，并逐步發展到環境、汽車、生命科學和節能減排等新興領域，服務范圍之廣幾乎涵蓋了上海市農口系統、醫藥系統、環保系統、食藥監系統、質監系統的檢測機構；該公司服務能力通過CNAS資質認定超過10000項，更是中小檢測機構無法企及的。針對這一問題，應“完善激勵機制，推進品牌建設”。目前上海檢驗檢測市場比較分散，條塊分割，缺乏整合市場的動力，也缺乏統一的具有廣泛知名度的品牌。為此，建議政府相關部門盡快制定推進上海檢驗檢測行業品牌建設的規劃和激勵政策，促進和培育一批檢驗檢測行業龍頭企業，營造樹立中國檢驗檢測品牌乃至世界性品牌的良好的體制環境和政策環境。2.2行業人力資源不足。針對上海檢驗檢測行業，低學歷低技術能力的從業人員超半數的現狀，要在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下，營造良好的用人環境，充分發揮現有各單位、各部門包括高校、科研單位人才的優勢，積極開展合作交流，有效整合人力資源，推動上海市檢驗檢測從業人員的機構優化。除了政府的引導扶持，檢驗檢測機構也要加強自身建設，在人才方面，要通過深化改革，制度創新，克服現行管理體制存在的弊端，在分配制度、用工制度、培養制度上大膽創新，增強機構的人才優勢；加強崗位職業培訓，加大基礎人才培養力度，為檢測機構發展提供更多合格的高技能人才；加快培育一批檢測領域各專業的領軍人才，使各檢測機構建立起一支結構合理、技術先進，與產品質量安全發展方向和新興學科的發展動態相適應的檢測專業隊伍。

3結語

綜上所述，針對上海檢驗檢測行業的現狀，希望政府、行業、企業和機構共同努力促進檢驗檢測機構發展，優化整合檢驗檢測人力資源，推進上海檢驗檢測機構向“專業化、集團化、市場化、國際化”方向綜合發展，為上海生產制造業特別是新興戰略產業提供專業技術保障和支撐。

【內容摘要】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是以制造業為基礎的，與制造業關系密切。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制造業也在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現代的制造業已經越來越多地融入了生產性服務業要素。基于地區差異，各國學者對于生產性服務業的界定以及與制造業的關系研究也是各不相同，本文對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關系進行了梳理和評述。

【關鍵詞】生產性服務業;制造業;產業協作互動

一、引言

生產性服務業在發展之初基本都是以制造業為服務對象的。研究表明，進入21世紀，生產性服務業能夠帶來產品附加值的提高，生產性服務業的整合優化程度也對一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和產業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融合，引起社會及學者的廣泛關注。各國的學者對生產性服務業定義、范圍界定、與制造業的關系、產業布局、區域產業調整等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較為繁雜，本文就對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關系進行綜合評述。

二、生產性服務業的界定

(一)生產性服務業的定義。生產性服務業，也稱為生產者服務業，是伴隨著制造業發展起來的，本質上還是一種服務業。諸如金融、獵頭、培訓、研發、設計、咨詢、生產管理、市場營銷等行業，涵蓋企業的產品設計、流通、生產組織、銷售等一系列環節。格魯伯、沃克(1993)對生產性服務業定義為那些被其它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者用作中間投入的服務行業。［1］李江帆、畢斗斗(2004)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并非面向最終消費和個人消費需要，而是為了滿足制造企業、商業企業的中間需求的行業。也有學者試圖通過服務資本品率大于50%這一具體數值來界定生產性服務業，比如江靜、劉志彪等。還有學者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存在產業內化和產業外化兩種形態，內化是企業相關專職部門，外化是從事具有專業化生產性服務業的集合，但不管形態如何，本質上都是為生產或商業而服務的。根據學者對發達國家產業發展研究表明，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的作用具備了如下特征:成為現代制造業的潤滑劑;制造業的成本表現;成為現代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而最新的研究表明生產性服務業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從傳統的輔助與補充轉變為提升產業價值的間接投入，從潤滑劑作用轉變為催化劑的功能，成為類似某種資源稟賦的投入，尤其是知識的投入。所以，不管對生產性服務業定義如何具有差異，但核心內容基本形成，具備中間特性，具備知識特性，具備服務特性。

一、門檻回歸模型檢驗的實證結果

在門檻變量方面，就系數符號的變化方向來看，門檻變量系數實現了由負到正的轉變，這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并非總是正向促進作用，而是一個階段性的漸進過程。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處于較低水平時，其對制造業升級起到抑制作用，但隨著集聚水平的不斷提高，超過某一臨界值時，其對制造業升級又變為促進作用。針對這一現象，本文認為因集聚而產生的資源爭奪效應和集聚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

生產性服務業是在制造業企業將生產服務外包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制造業企業將內部生產服務外部化的結果。隨著生產性服務業的不斷發展，其經濟規模不斷擴大，集聚成為其主要的發展形式。根據集聚的不同階段，本文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劃分為萌芽期、成長期和成熟期三個階段，結合本文前文中根據生產性服務業區位商和門檻值的相對大小劃分的四個集聚區間，低集聚水平屬于萌芽期，中等集聚水平和較高集聚水平屬于成長期，高集聚水平屬于成熟期。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長期，其集聚水平相對較低，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不足，還沒有形成一定的經濟規模，因此，此時制造業各企業傾向于將生產服務內部化，這樣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就會與制造業各企業搶奪相關的人力資本、資產投資等資源，本文將這種現象稱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資源爭奪效應，這種效應會阻礙制造業升級。生產性服務業是在制造業企業將生產服務外包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制造業企業將內部生產服務外部化的結果。隨著生產性服務業的不斷發展，其經濟規模不斷擴大，集聚成為其主要的發展形式。根據集聚的不同階段，本文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劃分為萌芽期、成長期和成熟期三個階段，結合本文前文中根據生產性服務業區位商和門檻值的相對大小劃分的四個集聚區間，低集聚水平屬于萌芽期，中等集聚水平和較高集聚水平屬于成長期，高集聚水平屬于成熟期。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長期，其集聚水平相對較低，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不足，還沒有形成一定的經濟規模，因此，此時制造業各企業傾向于將生產服務內部化，這樣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就會與制造業各企業搶奪相關的人力資本、資產投資等資源，本文將這種現象稱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資源爭奪效應，這種效應會阻礙制造業升級。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正向集聚效應則有利于促進制造業的升級，其促進機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利于專業化分工。生產性服務業在一定地理空間范圍內的集聚，能夠深化自身及制造業的專業化分工，提高制造業運行效率。制造業將某些相關的生產服務外包給專門的服務企業，有利于其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技術研發、科技創新等活動中，從而能夠促進制造業向生產價值鏈的中高端延伸。第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利于降低制造業成本。集聚在一起的生產性服務業之間會進行相互競爭，這樣有利于多樣化、高質量、低價格生產服務的提供，因而，制造業將相關生產服務外包會節省大量成本，而且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會凸顯出一定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這也有利于制造業成本低的降低。第三，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夠形成技術創新網絡，有利于科技創新成果向制造業擴散和滲透。生產性服務業在相對較近距離范圍內的集聚，有利于知識溢出效應的發揮，使得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之間相互學習，相互合作，彼此之間形成有效的技術創新網絡。技術創新網絡的形成不僅能夠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的科技創新，還能夠促進科技創新成果向制造業轉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制造業升級。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起到促進作用還是抑制作用，關鍵是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總效應。總效應為資源爭奪效應與集聚效應的合力，即總效應=資源爭奪效應+集聚效應。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長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質等資源，這就使得其具有相對較強的資源爭奪效應，而此時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規模尚未形成，其集聚效應未能充分發揮出來，最終使得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資源爭奪效應的負向作用強于集聚效應的正向作用，因而總效應的方向是負向作用，所以在這兩個時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體現的是阻礙作用。但是隨著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規模的不斷擴大，進入到集聚的成熟期時，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穩定，其集聚效應不斷突現，而此時大部分制造業企業考慮到成本、專業化等因素，傾向于將其生產服務外包，因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在此時期的資源爭奪效應相對減弱。正的集聚效應不斷增強，負的資源爭奪效應因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程度提高而不斷減弱，最終使得集聚效應強于資源爭奪效應，因而總效應的方向為正向作用。因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在這一時期的外在的體現即是能夠促進制造業的升級。門檻變量系數由負變為正就反映了上述總效應的變化過程。進一步觀察表3各門檻變量系數的數值還可以發現，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由低集聚水平向中等集聚水平過渡時，門檻變量系數由－75.9499變為－82.7560，就數值的相對絕對值大小來看，負向作用變強;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由中等集聚水平向較高集聚水平過渡時，控制變量系數由－82.7560變為－62.9118，負向作用減弱。這是由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由萌芽期向成長期過渡時，因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數量迅速增加，使得其資源爭奪效應相對萌芽期明顯增強，而集聚效應雖有所增強但是其程度相對較小，因而總效應結果是負向作用增強。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成長期內，隨著其集聚規模的變大，集聚效應有所增強，但集聚效應仍弱于資源爭奪效應，而在這同一時期內，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資源爭奪效應開始變小，因而總效應的結果是負向作用減弱。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在不同階段的資源爭奪效應、集聚效應和總效應情況如圖4所示。圖中OA段表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萌芽期，在這個時期內，資源爭奪效應和集聚效應都在逐漸增強，但是資源爭奪效應增強的程度大于集聚效應，因而總效應體現為資源爭奪效應，表現為對制造業升級的抑制作用。隨著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程度的不斷加強，集聚進入成長期，即圖中的AB段。這一階段，資源爭奪效應先是迅速增強，到達頂點后因與制造業的協同性開始顯現而使得爭奪效應逐漸減弱，在這一過程中，集聚效應雖然也一直在不斷增強，但是增強的程度明顯小于資源爭奪效應。因此，這個階段中的總效應仍表現為抑制作用，而且其作用程度表現為先增強后減弱。在B點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正向集聚效應與負向資源爭奪效應相互抵消，總效應為零。B點之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進入到成熟期，在這個時期內，資源爭奪效應仍在逐漸減弱，集聚效應開始充分顯現，其正向作用強度開始超過資源爭奪效應的負向作用，因此總效應由負向變為正向，表現為對制造業升級起到促進作用。在控制變量方面，就估計結果的符號而言，四個控制變量的符號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具體來說，人力資本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系數為0.0250，估計結果顯著為正，這表明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勞動力對制造業升級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勞動力自身素質相對較高，在實際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相關知識，從事較高技術水平的工作，而且工作效率也相對較高，有利于發揮創造性作用，從而為制造業升級提供堅實的智力支持。資本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系數為0.0052，而且估計結果顯著。制造業的升級離不開先進機器設備等的支持，對制造業固定資產等的投資，可以為制造業升級提供強有力的物質保證，進而加快制造業升級進程。科技進步對制造業升級也顯示出了正向作用，但是估計結果不顯著，這說明科技進步在制造業升級中的作用仍有待于提高。制造業出口對制造業升級顯示出了顯著的負向作用，這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在國際分工中我國顯示出了明顯的廉價勞動力優勢，這使得我國制造業位于國際生產價值鏈的底端，主要以初級產品加工、裝配以及國際代工為主，產品的設計和研發能力薄弱，擁有的主要是最簡單的加工能力，因此，我國的制造業基本上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常年處于這種國際分工形勢下，雖然每年制造業的出貨值很大，能夠有效促進制造業的加工生產，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較強，但出口的產品大多是低附加值產品，科技含量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國制造業的升級。總之，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角色使得對外出口對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在量(數量和種類)的增加方面有較強的促進作用，但對制造業質的提高方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作用。

一、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實現協同發展的國際借鑒

為考察生產性服務業如何與制造業實現協同發展，擬從美國、日本、英國、意大利、韓國、新加坡等國進行分析。但是，上述國家的制造業發展水平要遠高于生產性服務業水平，故此可認為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及其集群化發展是實現兩者協同發展的重要手段。

（一）美國。制造業是美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而服務業增長主要依靠生產性服務業。但是，美國的制造業近年來對經濟的貢獻下降較快，出現了相當明顯的“產業空洞化”現象。美國為扭轉經濟發展格局而實施的“再工業化”戰略，旨在引導資源由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向制造業轉移。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制造業促進法案，旨在通過各種措施在促使制造業降低成本、恢復競爭力的同時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進而實現經濟發展的戰略收縮。此外，為實現與制造業的有效對接，同時突出高科技產業和信息產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高新技術產業區和新興產業區積極打造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如在硅谷扶持研發、設計、金融業、中介服務業等生產性服務業。

（二）日本。日本的制造業在1956-1973年間逐漸發展為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布局，成為了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且在1974-1991年間實施了從能源、資本密集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轉化的產業轉型升級。就總體而言，日本的產業升級路徑可認為是勞動密集工業、重化工業、高加工度組裝工業、技術密集工業與服務業協同主導推進的，即制造業積極與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互動對接是實現有效轉型升級的重要渠道。日本對服務業的扶持政策主要包括完善動態的統計調查系統和相關的政策體系、設立日本服務質量獎和服務研究中心，進而帶動集群化發展。

（三）英國。英國在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上，主要采取了解除公司注冊方面的壁壘以鼓勵興辦企業、開放資本市場促使企業融資更加容易、政府做好咨詢服務并對企業發展進行指導、發展教育和職業培訓提升勞動者從事服務業的能力等四方面的措施。如，政府通過相關法案、白皮書及具體措施、設立重大機構等做法，確保職業教育與培訓的順利實施。英國的生產性服務業產業集群與其主導產業密切相關，如鑒于英國的生物技術企業總數約占歐洲生物技術公司的1/3，因此英國政府圍繞生物技術產業形成了多個生產性服務業集群且特色明顯，主要包括提供一流的研發服務體系、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配套的專業化服務機構和健全的勞動力與用人機制。

（四）意大利。意大利的經濟發展主體為中小企業，由此中小企業如何實現集群是政策的重點導向，進而如何對已經形成的紡織品、皮鞋家具、機械、食品等行業在內的199個產業集群實現有效融合與對接是意大利生產性服務業提升競爭力的重要議題。意大利的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分離的趨勢較為明顯，即制造企業通常負責一般性的生產經營活動，與之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則主要交予專業性的服務機構。政府主要從完善金融服務體系、中介服務與教育培訓等發展較快、行業協會積極發展作用等方面積極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的集群發展。如，有專門的中小企業銀行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信貸支持與低息貸款，同時政府也設立了專項基金用于中小企業的創新與研發支持。

［提要］本文從產業關聯、市場鄰近、土地成本、知識溢出、產業結構、制度環境等六個方面探討其對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影響機理。運用2007～2017年湖南省及其13個地州市的年鑒數據和投入產出數據，測度兩大產業內不同組合間的協同集聚度和產業關聯度，然后運用統計分析和固定效應模型驗證相關假設。結果表明：市場鄰近、產業結構、城市規模與兩業協同集聚呈不同程度的倒“U”型關系，知識溢出、市場化水平、開放程度、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有不同程度促進作用，產業關聯度、土地成本影響不明顯。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結果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

在我國經濟向高質量階段發展的當下，推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和深度融合，有助于產業結構升級，引領兩大產業向價值鏈高端邁進。目前，深入研究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影響因素的文獻不多，聚焦中部省份的研究還很少。以湖南為對象，對兩大產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的、結構化的深入研究，并據此提出對策建議，對于助力國家“中部崛起”和湖南“創新引領、開放崛起”戰略的實施，有較強的理論和現實意義。Marshall（1920）的外部性理論，Krugman（1991）和Venables（1996）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Alonso（1964）的競租理論模型等，對產業協同集聚的解釋力度較強，國內外諸多學者以此為基礎，對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影響機制或因素問題進行了研究。陳國亮、陳建軍（2012）發現產業前后向關聯、知識密集度、區域中心城市有利于兩業協同集聚。席強敏（2014）發現中間投入品共享和知識溢出效應對其有促進作用，勞動力池共享并未發揮正向影響。陳曉峰（2015）發現規模經濟、空間臨近、價值鏈匹配、制度支持、商務成本節約、交通運輸和通訊業的發展、產出關聯、知識存量等對其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吉亞輝、甘麗娟（2015）發現市場規模、工資水平和對外開放度對其有正向影響，交易成本和政府干預則起阻礙作用。張虎、韓愛華、楊青龍（2017）發現知識溢出、技術創新與層級分工程度對此有正向影響。陳文翔（2018）以長株潭城市群為對象，發現產業關聯不是充分條件，信息化和人力資本水平作用不顯著，城市規模與其呈倒“U”形關系，政府干預對其具有正向影響。高壽華、劉程軍、陳國亮（2018）發現城鎮化、創新能力、市場驅動、政府行為、互聯網技術與基礎設施均對其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響。張玉華、張濤（2018）發現在其受自身前期慣性影響較大，科技金融投入對其有促進作用。總之，盡管有關兩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的研究不少，但尚有以下不足：首先，大部分文獻是從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整體維度進行研究，少量文獻則從其細分行業進行分析，前者失之于粗，后者又難免失之于細，沒能真正從兩大產業異質性角度進行結構性研究；其次，現有的文獻大多將影響因素作為論文的一個部分，缺乏系統性、專門性的研究，部分文獻選取的變量值得商榷，結論也自會有失偏頗；最后，中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的戰略性區域，但聚焦于中部省份的研究相對較少，針對湖南的研究則更少。鑒于此，本文以湖南為對象，對其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水平和影響因素進行系統地、結構性地、更貼近實際的機理分析及實證研究，并據此提出對策建議。

一、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影響機制分析

（一）核心內涵界定。Ellison&Glaeser（1997）最早關注到不僅單一產業在空間上出現集聚，不同產業間也傾向于在空間上彼此鄰近的現象。本文將產業協同集聚的內涵界定為：具有關聯性的不同產業出于協同互補經濟效應的發揮而在一定空間內的共同聚集。本文參考相關學術研究和國家分類標準，將《GB/T4754-2011》中的C13～C43共31大行業界定為制造業，將F-批發和零售業，G-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I-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J-金融業，K-房地產業，L-租賃和商務服務業，M-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七大行業歸為生產性服務業。然后根據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導向，將制造業劃分為傳統和高新兩大類，后者對應C26、C27、C34～C40共9個行業，其余行業統一劃分為傳統制造業。將生產性服務業劃分為傳統和新興兩大類，前者包括F、G、J、K四大行業，后者包括I、L、M三大行業。（二）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影響因素1、產業關聯。Marshall（1920）外部性理論所謂的中間投入品共享，一定程度上就是投入產出關聯的表達。Venables（1996）構建的CPVL模型，認為具有前后向關聯的上下游企業帶來的投入品供給增加和需求擴大會促進產業集聚。生產性服務業是制造業的重要中間投入品，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前者提供中間投入，兩者有較強的投入產出關聯。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經歷從“初級混合”到“分工協同”再到“高級融合”的發展歷程，“制造業服務化”即是第三階段的表征，兩者的產業關聯度逐漸提升。從內部結構看，傳統制造業對傳統生產性服務業的中間服務需求更強，傳統制造業和新興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關聯程度則很低，高新制造業需要傳統生產性服務業的中間服務，其對新興生產性服務業的依賴則更強。關聯度越高的產業間，出于靠近市場，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的經濟動機，越具有協同集聚的傾向。本文據此提出假設一：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各產業組合間的產業關聯度越高，其協同集聚的傾向越強。2、市場鄰近。Krugman（1980）證明了存在運輸成本和規模報酬遞增時，企業會選擇在市場需求較大的國家布局。Help－man&Krugman（1985）進一步證明了消費者規模更大的國家的廠商的市場份額會超過其消費者比例。靠近規模更大的市場布局，能降低運輸成本，還能使規模經濟得以實現。生產性服務業主要面向工業制造業市場，部分生產性服務業和大部分制造業則面向最終消費市場，因此，規模越大、生產性和消費性需求結構越平衡的本地市場，越能吸引兩業的協同集聚。不過異地市場尤其是區域中心市場的存在，會弱化這種吸引力。在湖南，長沙的市場規模數倍甚至數十倍于其他地州市，如同引力作用原理一樣，在規模和距離兩因素作用下，若本地市場的吸引力大于中心市場的吸附力，則本地市場的增長能促進兩業協同集聚，反之，促進作用將被弱化，甚至被逆轉。本文據此提出假設二：規模越大、結構越平衡的本地市場，越能吸引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但區域中心市場的存在，會弱化甚至逆轉這種影響。3、土地成本。一般來看，生產性服務業的地租支付能力強于制造業，而高新制造業又比傳統制造業的地租承受能力更強。按照Alonso（1964）競租理論推導，隨著地租水平的提升，生產性服務業、高新制造業和傳統制造業會依次由城市中心逐漸向外圍布局，當地租上升到一定程度，有些制造業甚至會向其他地區轉移。由此觀之，土地成本的總體上升對兩業協同集聚有反作用。不過，在我國一直存在工業地價與其他商業商務地價之間的“產業地價差”，這一較特殊的用地政策，可能會弱化這種反向影響。地價的整體上升，主要是由商業商務和住宅地價的快速上升貢獻的，工業地價并沒上漲太多，產業地價差在進一步擴大。這意味著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所需支付的土地成本并沒有同比例的增加，制造業由此得以在更長的時期內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發展。本文據此提出假設三：土地要素成本對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最為緊要，前者對后者有反向影響，但產業地價差的存在會弱化其影響程度。4、知識溢出。Marshall（1920）認為產業集聚主要源自規模報酬遞增產生的外部經濟效應，知識溢出是三個主要原因之一。知識溢出對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是基于兩者間的技術關聯，通過鄰近布局以實現更為直接而便利的知識共享、信息交流和合作創新而產生的。從內部結構來看，傳統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尤其是新興生產性服務業的技術關聯和知識共享水平較低，知識溢出對與高新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正向影響應該最明顯。網絡通信技術的進步雖然大大擴展了知識溢出的范圍，但隨著距離的延伸，溢出的豐度會逐漸遞減，處于知識溢出中心的企業受益更為直接和有效。因此，知識技術豐度更高、創新氛圍更濃的城市，更能吸引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這種產業集聚，又會反過來進一步提高該城市的知識溢出豐度，從而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累積。本文據此提出假設四：城市的知識溢出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5、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是各產業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配第—克拉克”定理和“人均收入影響理論”與我國工業化進程中產業結構的演變基本吻合。在工業化初期，許多生產性服務業還尚未從制造業內部脫離出來，兩者協同集聚的邊界尚不十分確定。在工業化中期，第二產業比例快速上升，第三次產業也長足發展，兩業的協同集聚水平逐漸提升。在工業化后期，第二產業依然在增長，但第三產業逐漸占支配地位，受產業關聯等產業異質性結構影響，細分產業組合間的協同集聚度會出現分化，兩業的整體協同集聚水平可能會下降。由于在工業化進程中，第二產業的先行性和帶動性更顯著，因此本文以其比例為基礎進行推導。只有存在一個最佳的第二產業比例的情況下，方能由此與其他產業構建一個最優的產業結構比例，此時，兩業協同集聚水平可能達到最佳。基于此，本文假設五：產業結構越合理（比例越協調）的城市，其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水平越高。6、制度環境。Coase（1937）認為，與企業形成的原理相似，如果集聚所產生的生產成本的增加小于交易費用的降低時，企業因為有利可圖會傾向于在此集聚，反之會遷移出該區域。Coase關于產業集聚的分析，根本落腳點在產權的界定以及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上。加入WTO以來，我國一直在強調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減少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在厘清政企邊界、提升市場化程度、擴大對外開放水平、提高政府廉潔效率等制度環境建設方面進步巨大，有利于兩業的快速發展和協同集聚。在各城市基礎設施條件均大幅改善以及招商優惠政策同質化的當下，制度環境因素更優良的地區，才能在越來越激烈的招商引資競爭中取得優勢，有效吸引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內外資企業來此投資布局，使得各種綜合性的或專業化的產業園區真正運營起來，而這些產業園區正是產業集聚的直觀體現。本文據此提出假設六：城市的市場化水平和開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

二、湖南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和產業關聯水平測度分析

摘要：在借鑒國內外學者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內涵、外延及其與制造業關系的相關理論進行簡要綜述，并從不同角度重點分析了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交互作用的內在機理。

關鍵詞：生產性服務業；制造業；交互作用；機理

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現代服務業經濟體系中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部門，其發達程度在一定層面上決定了制造業的發達程度；與此同時，第二產業尤其制造業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主體，制造業的快速發展為生產性服務業的成長提供堅實的市場基礎。2014年8月，國務院正式印發《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明確現階段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點，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已成為我國優化產業結構的必然之路。在此背景下，深入了解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交互發展的內在機理，對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我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有著重要意義。

1概述

1．1生產性服務業的內涵與外延

生產性服務業是與消費性服務業相對應的概念，國外學者一般稱其為生產者服務業（ProducerServ－ice）。Machlup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即知識產出的產業［1］；Hubbard＆Nutter指出生產性服務業主要涵蓋廣告咨詢、法律、會計與審計、研發、建筑服務等面向生產者的服務活動［2；Coffey認為，廣義的生產性服務業是在公司與組織的運用中被用作普通性消費的功能性服務［3］；對外經貿大學課題組認為，生產性服務業是與生產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配套服務業，貫穿于企業生產的上、中、下游諸多環節，如物流、研發、金融保險及咨詢、會計等專業服務［4］。以上學者大多從生產性服務業指向的對象對其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此外，也有學者從中間需求角度對其進行了解釋。Goodman＆Steadman根據美國2000年投入產出表，將服務業中間需求率高于60％的部門界定為面向生產者的服務業，低于40％的部門界定為面向消費者的服務業，將40％～60％之間的部門界定為混合服務業［5］；尚于力、申玉銘和邱靈利用1997－2002年的中國投入產出表將中間需求率大于50％的行業界定為生產性服務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通訊服務、批發零售服務、金融保險服務、計算機服務、租賃和商務服務、地質勘查和水利管理服務［6］。國內外學者雖未對生產性服務業形成統一明確的定義，但在其內涵及外延界定上存在共通點，即多從生產性服務業指向的對象、活動內容（如Hubbard＆Nutter等）或中間需求、內在屬性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如Goodman＆Steadman、尚于力等），運輸倉儲、金融保險、研發設計、法律會計、市場銷售等管理咨詢活動均被納入生產性服務業的范疇。綜合各學者及各經濟體對生產性服務業內涵及外延的闡述，本文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即主要面向消費者以外的生產企業、并直接或間接為生產企業的生產活動提供中間需求的產業部門，包括流通服務業、信息服務業、金融服務業、商務服務業和科技服務五大類。

摘要：當前，我國產業結構逐漸從“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已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由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產業關系，與制造業成為融合發展態勢。本文對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升級進行了理論探討。總結了生產性服務業推動制造業升級的動因及作用機理，并提出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升級融合互動的途徑及政策啟示。

關鍵詞：生產性服務業;制造業;動因;作用機理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制造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始終無法徹底擺脫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低、處于價值鏈低端等問題。我國制造業增長方式必須由粗放式向集約式、外延式向內涵式的轉變，將發展建立在知識投入和創新驅動上，獲取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核心競爭能力，實現質量提升和結構升級。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制造業的創新與升級不僅要靠自身，同時還要依賴于相關產業的創新與發展。具有專業化程度高、知識密集等特點的生產性服務業，對技術創新和制造業結構轉型升級產生了極強的輻射效應，并通過研發、生產、銷售、咨詢等價值鏈關鍵環節與制造業進行融合和互動，發揮“推進器”的作用。

1、生產性服務業推動制造業升級動因

1.1基于分工視角。社會分工是目前對于生產性服務業提高制造業效率、推動制造業升級的最重要推動因素。現代服務業的產生也是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的必然結果。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面對著激烈的外部競爭，企業往往選擇專業化生產而非規模經濟，專注于核心業務，將非核心業務剝離開來，并且這種轉移和剝離都以外包的形式進行。專業化的產業分工使得傳統制造業企業將內部的生產性服務部門剝離出原有的產業鏈結構，原先由制造企業來滿足越來越豐富的專業化需求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并且需要考慮技術限制、風險、是否經常性需要等問題，現在改為由服務業來滿足企業的專業化需求則可以降低成本，減低風險。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作用、良性互動，隨著社會分工、產品內分工的融合，二者也會出現新的融合態勢。1.2基于迂回生產視角。楊格（Yong，1928）在斯密勞動分工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迂回生產的概念。他認為市場容量與分工水平是相互作用的，分工水平依賴于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市場的進一步擴張又取決于分工的繼續深化。生產迂回程度的加強及新行業的出現是最重要的分工形式，因此，生產性服務業是分工經濟、生產迂回的結果。產業間的分工使得迂回生產鏈條加長，從而擴大了市場規模，而擴大的市場會進一步促進分工的深化。分工的作用也就在于為了造成越來越迂回、越來越間接的生產方式，從而不斷把先進的生產方式引入到生產過程中來，其結果是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從根本上而言，當前全球范圍內制造業的格局其實就是制造業分工深化、分工細化、在更大的范圍內形成迂回生產的結果。1.3基于價值鏈視角。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能夠降低制造業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制造業企業將其非核心的服務環節，如金融服務、商務服務等外包給專業的服務企業，將這些服務成本轉化為可變成本，能有效降低制造業的生產成本和投入到制造業的中間服務的成本。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可以使制造業企業獲得差異化競爭力，促使其優化升級。邁克爾•波特認為在企業的價值鏈上，只有特定的環節才能夠創造價值，不同企業之間價值鏈的差異奠定了產品差異化的基礎。如今制造業企業將重點從微笑曲線中間的加工制造環節向微笑曲線兩端轉移，而微笑曲線兩端的服務大多與生產性服務業相關聯，生產性服務業作為中間投入滲透在產業價值鏈的上游供應商、下游分銷商等多環節中，是產品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產品差異化的主要來源。生產性服務業能夠強化價值鏈的核心環節，實現產出的服務功能，從而增強制造業的創新能力，提高附加價值，打造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制造業的產業價值進而促進制造業優化升級。

2、生產性服務業推動制造業升級作用機理

一、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產業結構分析

Shift-share（偏離-份額分析法）方法最早由Fabricant在1942年提出，該分析法是把某個區域的產業或行業發展變化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將該區域或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作為參照系，評價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劣和自身競爭力的強弱，找出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產業或部門，進而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原則。1.數學模型假設區域i在經歷時間[0,t]之后，經濟總量和結構均已發生變化。設區域i初期經濟總規模為b0i，末期經濟總規模為bti，用b0ij和btij表示區域i第j個產業部門初期與末期的規模，并以B0、Bt表示該區域所在大區或全國初期與末期的經濟總規模，以B0j與Btj表示所在大區或全國初期與末期第j個產業部門的規模。那么，區域i第j個產業部門在[0,t]時間段的變化率為rij=(btij-b0ij)/b0ij(j=1,2,…，n)（1）區域i所在大區域或者全國第j產業部門在[0,t]時間段內的變化率為Rj=(Btj-B0j)/B0j(j=1,2,…，n)（2）將區域內的各產業部門進行規模標準化，公式為b’ij=b0ij*B0j/B0(j=1,2,…，n)（3）在[0,t]時段內區域i第j產業部門的增長量Gij可以分解為份額分量Nij產業結構效應分量Pij及區域競爭力偏離分量Dij三個分量。具體表達式為：Gij=Nij+Pij+Dij。Nij=b’ij*Rj，Pij=(b0ij-b’ij)*(btj/b0j－Bt/Bo)，Dij=b0ij*(rij-Rj)。區域i的經濟增長量Gi可以表示為Gi=Ni+Pi+Di，其中，Ni=∑nj=1(b’ij*Bt-Bo/Bo)(4)Pi=∑nj=1(b0ij-b’ij)*(btj/b0j-Bt/Bo)(5)Di=∑nj=1b0ij*(btij/b0ij-Btj/Boj)(6)在上述公式中，Nij表示的是i地區行業或產業增長份額，是以全國或大區域的平均增長率為基準，區域標準化的各產業部門按此增長率增長時所應達到的水平。若Nij>0，則表示i區域j產業的實際增長率高于全國或大區域的平均增長率，若Nij<0，則低于全國或大區域平均增長率。Pij表示的是產業結構效應，反映的是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程度。如果Pij>0，則表示i區域經濟效益好的產業或成長型產業占主導地位，產業結構合理，若Pij<0，則說明該區域產業結構比較落后。Dij表示的是區域競爭力程度，反映的是區域i第j產業的競爭能力對區域經濟的影響。Dij值越大說明該產業或地區相對于大區域或者全國的競爭力越強。PDij=Pij+Dij表示i地區總的偏離分量。2.shift-share分析根據上述公式，本文選取“十一五”時期江蘇省三次產業中的生產性服務業為分析對象，以全國的生產性服務業為參照區域，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六個行業進行分析。經過shift-share分析，各指標數據如下：從表中可以看出，在2006-2010年間，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各行業的營業收入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rij>0），除了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rij-Rj<0）外，其他均高于全國平均增長水平，說明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勢頭迅猛。各行業對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貢獻為房地產業＞金融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具體分行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增長率對區域增長總貢獻較低，但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且產業結構效應指標（Pij）和區域競爭力指標（Pij）都大于0，表明其結構合理且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增長速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Dij<0，沒有競爭優勢。金融業的rij值最大（2.22），增長速度最快，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0.75）。金融業的份額分量、產業結構分量和競爭力分量都較大，江蘇省發展金融產業能形成較強的競爭力。房地產業對生產性服務業增長貢獻率僅次于金融業，增長速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結構紅利效應明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產業結構比較優化，屬于成長性產業，但是勞動生產率較低，競爭力弱，阻礙了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總體經濟發展（Dij<0）。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處于成長期，總體偏離程度不大，與全國發展水平持平。3.部門優勢分析圖為了更直觀的了解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各產業的結構分布情況，以部門總的偏離分量PDij為橫坐標，以份額分量Nij為縱坐標，繪制了部門優勢分析圖（如圖5）。各象限的含義為：第Ⅰ象限是產業基礎很好，競爭力較強的部門；第Ⅱ象限是競爭力很強，產業基礎較好的部門；第Ⅲ象限是產業基礎較差但是發展速度較快的部門；第Ⅳ象限是產業基礎較好但是結構比較落后地位下滑的部門；第Ⅴ象限是基礎較好但是競爭力很差的部門；第Ⅵ象限是基礎很差但是發展速度較快的部門；第Ⅶ和Ⅷ象限是基礎差且缺乏競爭力的部門。由圖中可以看出，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的6行業中，有4個處于第Ⅰ象限，說明行業的生產率和份額同時增長，行業具有很好的產業發展基礎，競爭力較強；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處于第Ⅵ象限，該行業雖然起步較晚，基礎較弱，但是發展速度較快，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處于第Ⅴ象限，該行業雖然具有較好的發展基礎，但是不具有競爭優勢，落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二、江蘇省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對策建議

1．提供政策支持，鼓勵企業自主創新

江蘇省是一個工業大省，但前面分析發現，江蘇省的經濟發展仍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即便在科技創新處于全省前列的蘇南地區，物流業仍然是發展的主導，創意產業薄弱，這說明蘇南地區依然沒有擺脫“代加工”的產業發展模式，屬于大企業或集團的生產車間，自主創新不足，限制了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主要的原因是企業以營利為目的，處于對風險規避的考慮，大多數企業缺乏創新的動力。因此，江蘇省政府應該通過制定政策等辦法，在資金、信貸、稅收、培訓等方面給予扶持，鼓勵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企業，參與到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競爭中去，變被動為主動，通過自主創新來拓展產業鏈，開拓生產性服務業市場，從而帶動整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2.強化隊伍建設，加強高端人才的引進和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