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范文10篇

一、亞洲音樂的史料及其性質

東西方音樂的歷史記載，在其形態的表述中有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是由于音樂本身的性質與敘述音樂史料的性質的不同而形成的，實際上也是構成音樂史特征的重要依據。樂譜、傳記、手稿等在歐洲的音樂史研究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它們在亞洲音樂史中卻并非如此，樂譜在音樂演奏和實踐中并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與西方音樂相比可以說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其數量也十分微少(相對來說中國和日本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論書籍、美術、戲劇卻相當豐富。以中國為中心，日本、朝鮮在一般的史書中以音樂制度、樂律理論、歷史沿革以及音樂美學等的記錄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敘述。它與音樂家的傳記不同，音樂史敘述的整體與音樂的本身同時得到記錄。在亞洲，除文獻史籍外，考古資料也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竽、瑟，三號墓出土的筑等樂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笛、陶塤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術上的壁畫、浮雕等也十分豐厚多量，我國新疆地區的庫車、吐魯番，甘肅的敦煌、麥積山，以及柬埔寨的吳哥(Angkor)、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Borobudur)遺址等都記錄了豐富的音樂歷史資料。這里值得注意的還有，現藏于日本奈良正倉院的大量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絲綢之路樂器實物，從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它們都是現在世界上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

(一)中國古代的音樂文獻史料

在亞洲的歷史文獻中，中國的史料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在殷商時期就出現了甲骨文，春秋戰國便有了大量記載音樂的文獻著作。另外，從漢朝開始，在中國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書可以視為正統的、高學術價值的史料。在這一類史書中以西漢司馬遷首創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為開端，形成了后來的“二十五史”，被稱作正史。它以紀傳體編輯，體例上分為三大類：①以天子、國家大事的編年記錄為中心的“本紀”；②記錄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傳記，其身份從皇后到奴隸兼有的“列傳”。各項的分類之中有數卷“樂志”(“音樂志”或“禮樂志”)。書中對各王朝的音樂(主要是宮廷、國家、貴族、官僚等上層階級所享用的音樂)從歷史沿革、音樂制度，到律學、歌詞等進行詳細分述，但沒有樂譜。除此之外，敕撰書中還有專門記載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樂典)、《通志》(卷49、50、64為樂志)、《文獻通考》(卷128-148樂考)的“三通”與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六書，再加上1921年成書的劉錦藻編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共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現了集歷代政治、經濟、藝術等之大成并進行分門別類敘述的會要體樣式——北宋王溥的《唐會要》(樂類共16個條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會要輯稿》(樂類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會要體屬典志斷代史的體裁，在分類上比正史更為細致，史料也甚豐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獻通考》(元)、《唐會要》(五代)等與“二十五史”樂志構成了古代音樂史料的主體。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戰國以來還出現了各種關于音樂的論著。以內容來劃分，思想、美學方面的有公孫尼子的《樂記》、荀子的《樂論》、呂不韋所輯的《呂氏春秋》(戰國)、阮籍的《樂論》(三國)；樂律學方面有《管子·地員》、元萬頃等奉武則天之命所作的《樂書要錄》(唐)、蔡元定的《律呂新書》(宋)、朱載@①的《樂律全書》(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呂正義》(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東漢)、朱長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說》(南宋)、朱權的《神奇秘譜》(明)等；另外從斷代史來看，除正史外，隨筆、筆記、詩詞以及小說等都是記載當時歷史現狀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如有關唐代音樂有崔令欽《教坊記》、段安節《樂府雜錄》、南卓《羯鼓錄》、(清彭定求等)《全唐詩》，有關宋代音樂有沈括《夢溪筆談》、陳@②《樂書》、郭茂倩《樂府詩集》等。有關宋代音樂的除上述文獻外，還有王灼的《碧雞漫志》、陳元靚的《事林廣記》、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張源的《詞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時期音樂不能缺少的文獻。另有元朝的戲曲曲藝專著、明代以后的大量樂譜等都是構成中國音樂史的重要資料。像這樣全面系統的文獻史料在印度、西亞伊斯蘭教地區以及在歐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這樣詳盡、系統的史料書籍，為中國惟有的史料資源。

亞洲的音樂史料及其歷史研究狀況

唐代以后，中國的學術、歷史書籍得到了系統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現了稱之為“類書”的體例樣式，相當于今之百科全書。這類書籍大致有《初學記》(唐)、《玉海》《太平御覽》(宋)、《荊州稗編》《三才圖會》(明)、《古今圖書集成》(清)等。上述書籍不管是敕撰的還是非敕撰的，它們都是從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羅列出來，分門別類地進行排列說明的書籍。因此，作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編輯過程中有訛傳、誤抄的可能，使用中應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這些史料。

在歷史時期，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對洪水的調控能力越來越大。但是，洪水災害的危害卻有增無減。近代以來，世界各主要洪水國家在防洪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洪水預報以及對洪水調控的工程能力有顯著的提高，但是災害損失非旦沒有得到控制，卻反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怎樣認識這種表面矛盾的現象？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自身的社會活動對洪水災害的影響，有必要拓寬認識，轉變觀念，以改進我們的應對措施。

一、賈讓治河三策及其卓越的自然觀

西漢年間，自漢武帝時期開始，黃河接二連三地在下游泛濫橫流，使西漢王朝一籌莫展。黃河安危成為朝野關心的國家大事，陸續提出過多種工程治黃方案。大約在公元前6年，賈讓提出治河三策，這是流傳下來的最早的治理黃河的規劃方案，并以其適應洪水規律以減輕水災損失的主張獨樹一幟，對后世有重要影響。

賈讓在其治河對策中首先分析了黃河演變的歷史。他指出，古代的時候，河有河的流道，人有人的住處，各不相干。到了戰國時期，各國為了各自的利益，開始在兩岸筑堤防洪，雖然這不是好的辦法，但當時黃河兩岸堤距達50里，洪水尚不至于被束縛得過分嚴重。然而此后情況進一步惡化，老百姓貪圖黃河肥美的灘地，逐漸在堤內加筑民埝，圈堤圍墾。圍墾一再深入河灘，以至大堤之內又有好幾道民堤，嚴重阻礙行洪。可見，由此造成洪水泛濫，房屋田產被淹沒，首先是人們盲目發展造成的。在此分析的基礎上，賈讓提出了治河上、中、下三策。

上策的想法是，擺脫目前黃河河道高聳狹窄的困難局面，另外開辟一處寬廣的場所容納黃河洪水。具體方案是將黃河改道西行，在當時的黃河和西面的太行山麓之間的寬敞地帶北流入海。這一地區是冀州的轄區，為此，要把冀州的百姓遷移出來。搬遷費只相當幾年的黃河歲修經費，不難解決。他認為這是根本消除黃河水患的辦法。賈讓的中策是上策的修正，照顧了防洪、灌溉和航運的需要。他認為中策雖然談不上是圣人的做法，但也是“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的治河良策。賈讓認為的下策是堅守目前狹小和混亂的黃河堤防，朝廷每年為治河花費大量經費還難免決溢。

對于賈讓治河三策，后代有不同評價，明清間爭論尤多。邱浚（1420～1495年）認為：“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而嘉靖十五年（1536年）劉天和則認為賈讓上策和中策都不可行，邱浚的評價不足為據。清代夏骃稱贊賈讓治河有術，“雖使大禹復出于此時，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上策哉”。而河道總督靳輔則譏諷賈讓說：“有言之甚可聽而行之必不能者，賈讓之論治河是也。”或予以肯定，或予以否定。

摘要：英國哲人科學家皮爾遜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歷史學家。本文詳盡而深入地論述了他對科學史、遠古史和文明史、巫術史、中世紀史、宗教史、藝術史、性史、道德史、德國人文主義史、思想史等的研究實踐和有趣見解，同時探討了他的編史學觀念。這一切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皮爾遜歷史研究編史學哲人科學家

Abstract:KarlPearson,Englishphilosopher-scientist,isahistorianinrealityaswellasinname.Thispaperdiscussescomprehensivelyandthoroughlyhisresearchpracticesandinterestingopinionsonhistoryofscience,historyofremoteantiquity&civilization,historyofwitchcraft,historyofMiddleAges,historyofreligion,historyofarts,historyofsex,historyofmorals,historyofGermanyhumanism,historyofideas.Hisviewsofhistoriographyisalsoexpounds.Allofthepaperhasenlighteningvaluesforus.

KeyWords:KarlPearson,researchesonhistory,historiography,philosopher-scientist

卡爾•皮爾遜（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國著名的哲人科學家和百科全書式的學者[1]。作為科學家，他在應用數學、統計學、生物統計學、遺傳學、優生學中都有開創性的貢獻，是現代統計學的奠基人。作為哲學家，他在科學哲學和倫理學中頗有建樹，其名著《科學的規范》（GrammarofScience，1892）早已包含了邏輯實證論的主要思想要素。使我們感興趣的是，皮爾遜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歷史學家：他鉆研過科學史、遠古史和文明史、巫術史、中世紀史、宗教史、藝術史、性史、道德史、德國人文主義史、思想史等等。

皮爾遜在劍橋大學圖書館專家布雷德肖（H.Bradshaw）等人的鼓勵下，從1880年代起就致力于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史的研究，后來又從事科學史研究。直到桑榆之年退休，他還忙于與頭蓋骨測量有關的英國史探索。在漫長的歷史研究過程中，他也形成了他的歷史哲學或歷史研究方法，也可以說是編史學觀念。

歷史的發生還是一個問題

歷史是人的歷史。沒有人便沒有歷史。但人以及人的社會不是歷史發生的必然性根據。不能認為歷史為人所固有，否則歷史就是某種神秘主義的東西了。也不能認為有人類社會便有歷史。這種認識如同認為有人便有歷史一樣,什么也沒有說明。當然，歷史也不是被外在的力量附加到人類社會中來的，否則這種力量只能被解釋為具有超自然的屬性（如圣經所說的人類的始祖被上帝驅除出伊甸園的事件）。

人的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也不是歷史發生的根據。的確，人是歷史的主體并創造著自身歷史。但這仍然無法揭示出歷史本身是如何發生的。這是因為，通常所謂的“人創造了歷史”是指歷史之中而不是歷史之外的人創造著歷史，否則創造歷史的人將永遠被排除在歷史之外，猶如人推一輛獨輪車，獨輪車總是在人之外一樣。“人創造了歷史”只能說明人與歷史之間存在一種互動關系或互動過程，而歷史發生所需要的根據，這一點仍然無法得到說明。

由于在歷史發生的問題上缺乏必然性根據，以往的歷史觀都是無根的。人們只知道歷史相對于個人的優先性，不知道人的價值懸置相對于歷史的優先性；只知道歷史的決定性質，不知道歷史的人本性質；只知道人屬于歷史，不知道歷史屬于人；只知道歷史會走向未來，不知道未來將回歸到人本身；只知道歷史是開放的，不知道歷史是會終結的。

人的歷史應該從能動的價值存在開始

動物只有日常生活過程，并無歷史過程。歷史是人類社會的獨特現象。為什么只有人才有歷史？人的歷史發生的必然性根據在哪里？這個問題在以往的哲學和史學研究中也有所觸及。但基本思路是從人有什么入手。如人有腦和手，可以制造工具，而利用工具的勞動則創造了歷史，等等。實際的情況可能正好相反。歷史是原先沒有后來才有的事物，從內在的邏輯看，歷史的發生應該從沒有什么的地方開始。從沒有什么到有什么（無中生有），這才符合歷史發生的基本特征。當然，這也符合歷史過程的基本特征。

一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于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才干等，我們才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只有在中國史里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并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么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代國家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國以后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后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只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并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隨著素質教育的深入開展，高中學生從各個方面、各個渠道，接受了大量的信息、知識，因此他們對各科學習的要求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樣對歷史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注重師生之間的交流、學生主體性的體現及學生思維、創新能力的培養。在這方面，創設生動具體的“問題情境”是比較可行的。

所謂的“問題情境”是指個人覺察到一種有目的的但又不知如何達到這一目的的心理困境，也就是當已有知識不能解決新問題時，出現的一種心理狀態。問題情境的創設正是要通過問題的設置，調動學生思維的參與，激發其內驅力，使學生真正“卷入”學習活動之中，達到掌握知識，訓練思維的目的。教師如能在講授中有針對性地創設問題情境，一方面，把學生引入“山重水復疑無路”，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產生學習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可以激發學生的思維活動，誘發思維，引導思維，交給學生如何思維的策略和方法，使學生達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因此，教師必須以導為主，為學生創設良好的問題情境，以問題為中心，揭發矛盾，使課堂教學真正地活起來，營造一種“意味無窮”的教學情境。

第一，突出問題情境的有序化

問題情境的設置要具有合理的程序。問題的設計要由淺入深，由易到難，層層遞進，把學生的思維逐步引向新的高度。教師在創設問題情境時，要善于把一個個復雜較大的知識點分解成一個個相互聯系的較容易的問題或步驟，然后總結出每個階段的有效策略。例如在進行《南京條約》的教學中，提出了以下問題：中英鴉片戰爭是因為什么問題引起的？戰爭后《南京條約》的內容是什么？《南京條約》的內容中有沒有反映出發生的鴉片戰爭的起因？為什么在《南京條約》中只字不提？這一系列問題圍繞的中心是“鴉片”，但從一系列問題中又層層引出了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而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目的已經在《南京條約》中達到了。讓學生在討論中得出了結論。

我們可以看到問題情境的有序性，即針對知識的系統性和學生認識發展水平的有序性。教師在設置問題時要難易適中，排列有序，具有層次性。如果問題設計得雜亂而無系統，則不能體現學科知識的結構性，不利于學生認知結構的形成；如果問題設計的忽難忽易，造成學生無法正常展開認知活動；問題太容易，則無訓練的價值，浪費課堂有限時間；問題太難，則令學生心灰意冷，不利于激發學生的思考積極性。只有問題設置序列正確，難易適當，才能讓學生產生“有階梯可上，步步登高”的愉悅感，也才能興趣盎然地接受知識，培養能力。

論文關鍵詞：陳勝革命失敗

論文摘要：陳勝引領了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但最終還是失敗了。他雖有豪情，雖有壯志，但目光短淺，不會用人，缺乏政治頭腦的性格缺陷最終導致了他的覆亡。本文試就這幾個方面來解讀陳涉，了解其失敗的原因。

從高中課本中，牢牢記住了“燕雀安知鴻鵠之志”[1]，陳涉的勇氣與志向也牢牢印在腦海中。當時雖然從眾所周知的歷史知識中很清楚的知道陳勝革命最終沒能成功，然而事隔多年，完整的看完《史記·陳涉世家》之后才明白，他的失敗是一種必然，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陳勝，字涉，秦末陽城人。他曾經幫人做過工，但是并不安于現狀，所以會發出“茍富貴，勿相忘”的慨嘆；他也有著足夠的自信，所以在遭到同伴質疑的時候，他回敬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他對統治階級也有著很獨特的思維，不像一般人那樣相信天命，而是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當然他也有抓住時機的魄力，因而首當其沖的揭開了轟轟烈烈反秦農民革命運動的序幕。他只稱王六個月，應該說也沒有什么遺憾了，畢竟他稱了王，過了一段他敢想而別人卻不敢奢望的生活，出盡了風頭，顯盡了威風。短短的一百八十天，一切似一場夢，華美而又不真實。而他的命運由于他的性格等各方面的因素也注定像曇花般不能長久。

革命的開始還是很成功的，由于他很明白“天下苦秦久矣”的現實狀況，并且成功利用人們的迷信心理，先是在漁人捕到的魚肚子中塞入寫有“陳勝王”的帛書，制造一點神秘氣氛，等于說有點惑亂軍心的味道，然后又指使吳廣并且是“強令”他在半夜到駐扎地的祠堂邊，點著火把學狐貍叫“大楚興，陳勝王”。果真“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目指陳勝。”然后又利用吳廣想來愛護士卒，士卒多為其所用的有利條件，殺死押送他們的尉兵，還要詐稱是公子扶蘇、項燕的威名領兵起事，開始了他向富貴生活邁進的第一步。由于士卒們被秦欺負的忍無可忍，并且“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總之橫豎都是死，權衡來權衡去，還是跟著反了比較劃算，再說一旦起義成功指不定還能撈上一官半職呢，于是皆曰：“敬受命。”從此歷史上開始有了農民運動這一說法。

從攻下大澤鄉開始，然后又一口氣攻下了蘄、铚、酂、苦、柘、譙等地然后入陳，然后就趕緊聽從所謂三老、豪杰的擁戴下，無視陳余“先立六國后人為王，為秦朝樹敵，然后快速西進，取咸陽，號令天下，這個頗有遠見的構想”連忙自立為王，號張楚。雖然表面上很威風，似乎達到了他的目的，然而卻很不明智的為自己的覆亡埋下了伏筆。要知道此時的秦朝，并不是想象的中的那么不堪一擊，他還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車六七百乘，騎千余，卒數萬人”的革命隊伍，所以陳勝的稱王就等于把自己豎為箭靶等待秦軍的攻打。貪圖名利，目光短淺，這是陳勝失敗原因之一。

在1986年國際原于能機構召開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后評審會”上提出了核安全文化．1986牛美國NASA機構把安全文化應用到航空航天的安全管理中。1988年在其“核電的基本原則”中將安全文化的概念作為一種重要的管理原則予以落實，并滲透到核電廠以及相關的核電保障領域。

1991年國際核安全咨詢組織的《安全文化》小冊子正式出版，它標志著核安全文化的開始。1993年我國勞動部部長李伯勇同志指出“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來認識”。安全文化從核安全文化、航空航天安全文化等企業安全文化，拓寬到全民安全文化，由此發展到了由安全觀念文化．安全行為文化、安全物質文化組成的全民安全文化的新時代。在該階段，安全教育體系正在形成，兒童和中小學生的安全教育已經起步．大學和成人的專業化安全教育已初具規模，在有關政府機構領導下的安全文化普及教育正蓬勃發展；安全科學作為獨立的學科體系已經建立，安全科學形成了由安全科學技術基礎學科、安全學、安全工程等構成的多學科體系；安全管理機構進一步健全，建立健全了一大批國際的、國家的、行業的、社會的、企業的安全管理機構；在法規、標準、安全制度方面，體現在面向全民的安全建設開始起步，面向行業的、企業的安全法規、標準、制度、操作規程等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在安全宣傳方面，一個社會化的安全宣傳網正在形成，出現了一些面向大眾、宣傳安全光榮、安全就是效益的作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安全哲學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勞動部李伯勇部長在1994年為中國安全文化系列叢書作序時強調指出，“…安全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部分，它涉及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諸學科，它為安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形成提供乳育的胚胎，它既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安全文化是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在生存和繁衍中與世界其他民族一起創造并傳播了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在我國的發展也經歷了人類對安分與健康的盲目追求、核安全文化出現、全民安全文化的興起等三個階段。

1992年國際核安全咨詢組織的《安全文化》小冊子被譯成中文，并在國內出版以來，核安全文化文化模式迅速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文化吸收世界其他國家安全文化建設的經驗，待別是核安全文化建設的經驗，把企業安全文化融合于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之中，形成了企業安全文化。特別是“安全第一，預防為主”一直作為我國工業發展方針，在全國始終開展普通的安全宣傳教育活動和安全技術的基礎建設，使我國具有一定的安全文化教育基礎，安全文化一詞在中國一出現，其范疇和范圍便得到發展，企業安全文化發展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民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作為專業名詞在我國出現，它標志著系統研究和傳播安全文化的時代的到來。1993年10月在成都召開的亞太地區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暨全國文全科學技術交流會上，發表了“論企業安全文化”的論文。會議期間，《中國安全科學》編輯部和《警鐘長鳴報》社達成合作實施計劃，決定自1994年1月起在《警鐘長鳴報》上由中國安全科學學報編輯部協辦，辟出安全文化月末版，向公眾、向社會宣傳安全文化。1994年3月，國務院應急辦公室召開了全國核工業系統核安全文化研討會，它標志著深層次企業安全文化傳播的開始。同年6月勞動部李伯勇部長在《安全牛產報》試刊上發表了題為“把安全生產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高度來認識”的指導件文章，這標志著安全文化內企業安全文化拓延到了全民安全文化，一個研究、傳播安全文化的時代已經開始。

1994年6月以來，在全國勞動系統、鐵路系統、核工業系統、石油化工系統等，先后開展了多次研究和探討會；全國的部分專業報刊雜志，先后辟出專欄、出版專集成發表有關文章。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分別在“環境與減災”、“北京您早”、“熱點話題”等欄目播放專題節目，向社會、向大眾傳播安全文化。

[內容提要]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歷經曲折發展。先后建立了四個共產黨，其中于2004年9月成立的印度共產黨(毛)是目前印度最大的毛派政黨。其成立后勢力迅速擴展，進行了廣泛的游擊活動，最近他們又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其理論政策、組織活動日益受到印度國內外人民的關注。

[關鍵詞]印度共產黨(毛)理論政策組織活動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歷經曲折發展，先后建立了四個共產黨，迄今并肩共存，各自戰斗。1920年成立的印度共產黨為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解放而長期斗爭。1964年，受國際共運兩條路線斗爭的影響，黨內一部分人認為印共背離馬克思主義，轉向修正主義，于是退黨，另建印共(馬克思主義)。到1969年，印共(馬克思主義)內又有一部分人認為印共(馬)背離列寧主義和思想，而另建印共(馬列)。在印共(馬列)內部，主義影響愈益增強，印度毛派組織紛紛涌現，先后達幾十個之多。其中，于2004年9月成立的印度共產黨(主義)(簡稱“印共(毛)”是目前印度最大的毛派政黨，其成立后勢力迅速擴展，積極與尼泊爾共產黨(主義)進行聯系，進行了廣泛的游擊活動，最近他們又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備受印度國內外人民關注。本文擬對印共(毛)的歷史演變、基本理論綱領與政策主張、組織狀況和實踐活動作一簡要綜述。

一、印度共產黨(毛)的發展

印共馬列主義派早從1967年5月起就在大吉嶺縣的納薩爾巴里及其毗鄰地區發動農民開展武裝斗爭，通稱納薩爾巴里運動(農民革命戰爭游擊運動的統稱)。1969年4月建立印共(馬列)這個獨立政黨后，70年代早期黨內又形成“毛主義共產主義者中心”，隨后又出現“印度共產主義革命中心(毛主義)”。2003年，這兩個組織合并為“印度毛主義行動中心”，并加入南亞毛派政黨協調委員會。2004年9月21日，“印度毛主義行動中心”，與“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這兩個最強大的毛派組織聯合組成印共(毛主義)。這兩個納薩爾巴里運動的最大組織，實際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嘗試進行接觸，準備聯合，但由于各自領導層之間的分歧等原因，聯合過程受到了重重阻礙。其聯合進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嘗試階段。1980年4月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把印度左翼極端組織聯合起來，共同致力于推翻那些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買辦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統治”，“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新國內政府”的構想，這一提議得到了“印度毛主義行動中心”黨的贊同。1981年，雙方進行了第一次會晤，在長達12天的會晤過程中，雙方最高領導人認為兩個組織之間有著廣泛的合作基礎，雙方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但是由于雙方進行合并的程序還不成熟，加之兩黨在戰略、策略上的分歧，個人的沖突等雙方的矛盾逐漸加深，隨著雙方領導人的去世。聯合進程逐漸停止。

一1898年戊戍變法失敗，康梁流亡國外，譚嗣同殉難。由此，中國剛起步的現代化進程喪失了社會改革的上層資源，只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官僚極度腐敗、政體腐朽不堪、對外戰爭屢戰屢敗使清政府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雖然在清末十年憲政嘗試中，已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個人隱私權在內的個人自由寫入法典。清政權的統治到底是敗壞了平民百姓的胃口，何況是那些激情如火的革命黨人。他們的回應是一波又一波的武裝起義，最終釀成辛亥革命發生。二千余年帝制被掀翻，成立亞洲第一共和國。自由、民主、共和思想雖然緩慢卻也極其堅定的傳播。大小官僚把軍人不能干政、法治和公理之類名詞爛熟于心，盡管他們覺得這些詞多少有些拗口。

當然，辛亥革命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最具戰斗性的魯迅通過不朽篇章《阿Q正傳》對其做了蓋棺定論："革命黨進了城，倒還沒有什么大異樣，知縣老爺還是原來那個官，不過改稱了什么；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魯迅對這次革命顯然抱著不友好的印象，他把革命濃縮為一幅靜物素描：靜修庵的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碎在地上，同時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前的一個宣德爐。

語言是種軟性暴力，在表達我們思想的同時，也設置了無數陷井，在扼殺我們的思維。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是我們在說歷史，還是歷史通過我們的咽喉在訴說自己。當我們以為只能全盤否定歷史已然狀態才能前進，從而對辛亥革命的不徹底進行無情嘲諷時，恰恰暴露出我們的無知和短視。激進的政治運動總會引發災難，成功的制度創新從來不是通過急風暴雨式的運動所能完成。霍爾巴赫說："不，并不是通過危險的騷動，并不是通過斗爭，通過弒君，通過無益的犯罪，......這些猛烈的手段總是比它們試圖醫治的罪惡更要殘忍，.....理性的聲音既不是煽動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張的改革是緩慢的，然而唯其緩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魯迅的描述無疑帶有某種誤導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無是處，技術性的事務缺了他們還真是不行，行政體系中留任原來的官僚也可保持穩定，避免激烈的動蕩，更關鍵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傳統習俗。大風起于青萍之末，這也算是公共意識的最粗淺的表現。但是，歷史在無際的時空中沿著多條通道徐徐前行，我們進入的歷史是魯迅用鐵錘、匕首把革命訂到歷史的恥辱柱上，他的動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贏得臺上臺下陣陣喝彩尖叫聲。

知識精英對現代化的不滅追求，富國強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巖左沖右突，尋求一個爆發點。這當口就容不得霍爾巴赫式細水長流的詠嘆調了，他們更需要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進行曲．來一個淋漓盡致和踐踏一切的噴涌渲瀉。問題在于當時中國并沒有幾個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無法把這一力量進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導，避免知識精英沿不同方向作無目標的布朗運動，力矩無限，然而合力為零。無法使之成為通向憲政之路的發動機。梁啟超被喻為"變色龍"。再說說孫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環，楊小凱在《中國百年經濟史》中說他是"有機會掌權時就極力鼓吹總統制，沒機會掌權時就鼓吹內閣制，在自己軍事實力強大時（護法戰爭后）就支持中央集權制和武力統一，軍力弱小時（1915年舊國會復會時）就支持聯省自治。"表現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會利益為重選擇和尊重游戲規則，而是以自己的政黨利益為選擇政治游戲規則的標準，是標準的以屁股指揮腦袋。連孫中山這樣被推崇備至的政治人物在這方面亦不過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說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毫不為過，這次運動提出了知識分子對世界的嚴正質疑，他們用西方現代政治文明和憲政共和思想啟蒙國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過大地。只是北洋軍閥專斷無能、擁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則的腐爛讓他們失去信任。隨后，列強步步進逼、強國道路的受挫和日本進攻中國輕而易舉的成功，使民粹主義思潮在中國急劇泛濫成災，急功近利的心態在知識分子中蕩漾開來，如一些學者所說，先是救亡壓倒了啟蒙，然后是政治運動否定了啟蒙。整個民族在上民主、個人自由和共和思想這一課上課鈴聲剛響，卻被匆忙解散。無法避免的為民族現代化進程投下了陰影，改變了中國二十世紀后半葉的面目，為以后的災難預先埋下了伏筆，以至我們現在還是吃這個虧，在補著這一課。二1949年，低吟淺唱著"我不知道風是往哪個方向吹／我是在夢的輕波里依洄"的徐志摩們已被無情的旋風掃到角落里，隨著無數熱血青年拋尸荒溝、山崗和城市后，國民黨中央軍變成了蔣匪幫，共匪倒成了解放軍。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國人還在看著一支支部隊從門前跑過，拉走他們的牲畜、能走得動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搶光他們的糧食和僅有的一點積蓄。窗內是一個接一個的惡夢，窗外是凍白的夜和攝人心魂的槍炮聲，他們在靜夜中唯一能做的無非是等待死亡的來臨。與此同時，北方的中國人卻在聆聽從沒有過的美妙音樂。北方的中國人在狂歡，中國人向來值得慶賀的東西非常少，這次是慶賀自己的新生。已逝去國民黨政權的腐朽和橫征暴斂加重了歡樂的份量，他們歡呼一個新國度的產生，他們稱之為新中國，用太陽、不朽、神圣、萬歲之類的詞與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歡笑是可恥的。雖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現出些許的懷疑，曹禺在話劇《日出》詛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對邪惡伸出憤怒的中指。然而，對未來他顯然也不是很樂觀，他借劇中陳白露的口說："太陽會升起來，但黑夜也會留在后面"。他說太陽并不屬于我們。細究起來，他表達的卻不是對新社會新生政權的懷疑，只是對未來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亂罷了。

既然有智慧的人們都已識趣的閉起了嘴巴，人們還有什么理由推脫歌功頌德的責任呢？蘇格拉底的存在對任何救世主都是不合適的，于是胡風說《時間開始了》，在浩大詩篇中對革命的偉岸和領袖的闊大作了由衷的贊美。如果你對他說，幾年后，他將作為深藏在黨內反革命集團的頭子被收押拘捕，他的余生將在監獄中度過。他會以勝利者的自負不屑一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