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演變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德鵬宋昕宇單位：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

陣的戰斗隊形由密變疏

戰斗隊形是陣的外在表現形態，其實質是將松散的戰斗力量凝聚的一起，發揮最大作戰效能，是現代系統理論在軍事領域的實踐應用。在冷兵器時代，古人注意到了一條重要的原理，即是同樣數量的士兵，由于戰斗隊形的不同，而顯示出不同的戰斗力，特別是弱軍由于組成了一些嚴格的戰斗隊形，而常常擊敗人數眾多、隊形雜亂的強軍，從而產生了陣的雛形。由于武器裝備受限，在冷兵器時代，陣的戰斗隊形非常密集，常常是士兵肩并肩排成整齊的隊形與敵進行搏斗。在熱兵器時代，由于火器的使用，單位面積殺傷力的增大，戰斗隊形由以前“集團”作戰的性質，開始過渡到疏開隊形作戰的性質。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步兵與步兵的間隔成十幾米的散兵隊形，其進攻和防御的正面縱深進一步加大。在機械化時代，坦克與坦克的間隔約為百米，并一直成為今天的法則，其戰斗隊形更加疏散。在信息化時代，全球化通信，無縫隙協同，超視距打擊，使戰斗隊形在全球內散布，雖然戰斗隊形更加疏散，但聯系卻更加緊密，一體化聯合作戰逐漸顯現。

陣的戰斗編組由簡變繁

戰斗編組是陣的基本元素，陣的實質就是根據戰場情況，將各戰斗編組進行排列組合，以產生最大的作戰效益。冷兵器時代的戰斗編組相對比較簡單，其陣形分布在平面空間內，只有步兵、車兵、騎兵、弓兵等少量兵種，各兵種進行排列組合的編組形式也比較簡單。在熱兵器時代，不但出現了陸海空三大軍種，各軍種里又分為許多兵種，其陣形分布在陸海空三維空間內，將這些戰斗力量進行排列組合的編組形式變得復雜多變。在機械化時代，其戰斗力量的類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基本一致，但是在技術層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編組形式更加靈活多變。在信息化時代，出現了陸海空天電五維空間，新的兵種力量不斷涌現，如天軍、網絡部隊等，從數學理論上講，每出現一種新型戰斗力量，其戰斗編組形式的數量都呈指數增長。所以，在信息時代，陣的各個戰斗編組形式單靠人的思維能力已不能解決，還要靠計算機進行科學的輔助論證。

陣的指揮手段由少變多

摘要：運用文獻資料法、實地考察法、訪談法等研究方法，對南江流域村落體育在南北朝時期的融合、明清時期的抗倭自守，民國時期的武館運作、新中國成立后的機遇和磨難并存幾個歷史時期進行闡述，并結合雙創的發展思路，針對目前存在的現狀和特點，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思想上重視，行動上主動，經濟上引進，并以東壁武術為個案進行實地調研，為傳承南江流域村落武術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南江流域;村落體育;東壁武術;羅定

人類文明的起源大多依河而生，受地理位置和開發條件的限制，許多流域內仍保留著大量的原始村落，南江流域便是其中的一員。南江流域是古代百越族居住的地方，歷史悠久，很久以前已有人類生息繁衍。目前在其流域內曾發現多處舊時器晚期和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如：1983年11月下旬，羅定縣文物普查隊在羅平區沙頭鄉橫垌村背夫山發現了一座土坑墓（編號M1）。[1]考古學家根據墓中器物的特征推斷這是流行于兩廣地區的越人戰國墓。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這些原始村落體育項目瀕臨消失。如何在當今環境下生存和發展，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深思。2014年9月總理提出的雙創發展思路，為村落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

1南江流域村落武術文化的歷史演變

南江起源于信宜、高州、陽春三市的分界嶺，流經信宜市、羅定市、郁南等地，最后在南江口注入西江。南江流域處于熱帶地區，東南面有海拔一千多米的云霧山，西北面有天然屏障云開大山，使這里形成了適宜人類居住的山谷盆地。受地域、經濟等條件的限制，南江流域內還保存著大量風格獨特的古村落體育項目。南江曾被稱為蠻荒之地，自古以來多災多難。俗話說，寒門出貴子，逆境出人才。南江流域人杰地靈、英雄輩出，有關歷史故事和建筑物，為當地人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1.1南北朝時期與漢族文化融合。說道南北朝時期百越與漢文化的融合，不得不提起一位英雄人物——冼夫人。冼夫人又稱冼太夫人和譙國夫人，廣東高涼人氏（今廣東高州人）。她出生在一個俚族首領家庭。《隋書•列女傳》載，夫人幼賢明，多籌略，能行軍用師……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馮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遣融大父（祖父）業（馮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劉）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馮冼聯姻后，兩家聯手開發嶺南、傳播文明、收復海南、平定叛亂、安撫黎庶，嶺南終成富庶文明之邦。[2]唐代之后俚人逐漸融合了南遷的中原人，形成了獨樹一格的嶺南俚文化。1.2明朝時期抗擊倭寇保家衛國。明朝時期，倭寇猖獗，他們燒殺搶奪，禍害相鄰。許多仁人志士，投身疆場，抗擊倭寇，張元勛便是其中的一員。張元勛自幼愛好武藝，其父張愷抗倭陣亡，他立誓殺倭報仇。1569年，吳平海盜遺黨曾一本引導倭寇入侵，千艘戰艦直逼廣東、福建沿海，他跟隨福建總兵李錫會同俞大猷，與敵大小六戰，擒斬1700余級，繳獲戰船360余艘，從而殲滅此股海盜。[3]張元勛因抗倭有功升至廣東總兵，鎮守廣東。明朝中葉，羅旁（郁南縣境內）大山一帶發生土著人叛亂，長達數十年。張元勛領兵平叛，戰功卓著，被明朝萬歷皇帝敕封為“護國庇民”大將軍。陳璘是一位抗倭援朝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戰，有勇有謀，著名的“萬歷三大征”，曾參加了兩次。在平定羅旁叛亂后，陳璘因功升副總兵，駐守羅旁東山地區。1592年日本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史稱“壬辰之役”。陳璘因熟悉倭情，被調往邊境。他率水師與日本水師決戰露梁海，全殲日軍，功居首位；“播州平亂”，他率部出偏橋，智取海龍囤，居功至偉。[4]為此萬歷皇帝賜匾“開拓第一功”，賜聯“辟土開疆功蓋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1.3明清時期為了生計結寨自守。南江流域經常發生戰亂，當地人民自衛強身。明萬歷建立直隸州，實行“募民占籍”政策，不少武士入籍建家立業。明末，南明政權覆滅，跟著“三藩之亂”又起，羅定陷于戰火中近半個世紀，官兵攻城奪地，鄉間盜賊眾多，鄉民多結寨自守…。[5]一直到康熙以后，武術在當地鄉村十分盛行，明清兩代有武進士7人，武舉人47人，單是羅鏡便有武舉8人，擔任把總以上武官28人。[5]1.4民國時期以武館形式運營。清末民初，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一些產業相繼破產，盜賊再起，再次掀起武術強身健體的熱潮，很多鄉村請人教習武藝，武館應運而生。羅定人梁貴榮在羅城創辦了東壁跌打武館。1928年在同盟會會員黃元白倡議下，召集羅定各區的族老和有名望的人開會，由各區推薦選手表演，選出梁貴榮為會長，其他優秀者作為會員，成立了羅定縣（今羅定市）國術協會。國術協會分為甲、乙兩館，甲館由梁貴榮主持，乙館由陳喬山主持。1933年梁方伍被邀回到羅定傳授武藝，他主持的武館成為丙館。梁方伍不僅武德高尚，還擅于思考，將蔡家、李家、佛家等所學拳術相結合。抗日戰爭期間，有些著名武師流落到羅定。為了生計，他們在羅定開館授徒，引入不少外地流派的武功，如：著名的拳師葉敬亭、吳瑞松、鐵海龍等。與當時羅定著名的拳師雙方相互借鑒，相得益彰。1.5新中國成立后機遇與磨難并存。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各行各業，生機勃勃，作為保家護院存在的具有強身健體性質的村落武術的價值反而降低了。長年征戰，人口劇減，發展生產，迫在眉睫。隨后又經歷了十年，不少武術前輩遭受侮辱、迫害。收藏在群眾中的武術史料、書籍被抄被毀，武術傳承的基礎遭受嚴重破壞[6]，中國武術發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或遏制。例如，河北滄州的王子平、朱國福、姜玉和等武術名家先后遭到迫害，甚至被抄家；著名宣武體校教練郭雙鳳老師的師傅宋志平先生的器械及習武資料全部被紅衛兵拿走，陳氏太極拳名家雷慕尼當時去了西廠拉煤。很多民間武術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7]鄉村武術項目也是如此。1952年之后一個時期，部分領導把練武術和打群架劃等號，羅定不準民間開館習武，“功夫佬”多回鄉務農。[8]結束后，武術步入復蘇期。1979年1月國家體委下發了《關于挖掘、整理武術遺產的通知》的重要文件，并組織武術調查組分赴山西、陜西、四川等13個省、市、地區開展考察，在1982年12月，國家體委召開了全國武術工作會議并提出“挖掘傳統武術，搶救武術文化遺產，是當前的急迫任務。”于是國家體委成立了武術挖掘、整理領導小組，負責統一部署全國武術挖整工作，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相應成立了挖整辦公室，專門負責當地的挖整工作。[9]習武之風再次席卷南江流域。改革開放后國外的一些觀念也隨之傳入我國，人民群眾的注意力也隨之發生變化，開始投向經濟市場。在這種社會變更下，武術真正的經濟價值尚未得到體現，加上村民娛樂方式的增多，村落武術的發展每況日下。

2“雙創”視角下南江流域村落武術發展的途徑

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及其演變是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蘇東劇變距今已整整10年，東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對東歐劇變的原因仍在探討之中。我們國家中有些人斷言東歐國家發生劇變主要原因是不改革，固守蘇聯模式，經濟沒有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低、不滿意；有些人斷定是計劃經濟，甚至是公有制經濟的破產；有些人將此歸結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或戈爾巴喬夫的叛賣；西方國家則更樂于用東歐劇變來證明社會主義的路走不通，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顯然，對匈牙利現代歷史的解讀關系到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和前途的認識。

一、執政黨高層領導人喪失信念的原因

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指出："東歐的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仰。多數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共產黨已喪失了意志和信心。……新的一代東歐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實用主義者，而用實用主義可以打開和平變革之門。"令人慨嘆的是尼克松的話不久就得到了證實。

領導層信念的喪失集中表現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黨的高層領導人中的蔓延。匈牙利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既有40年代的老社會人涅爾什，也有后起的黨內激進派代表人物波日高伊。波日高伊以思想激進而著稱，他當選政治局委員時，敏感的西方記者就看出了其中的象征意義，指出匈牙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最大新聞，不是卡達爾的下臺，也不是格羅斯當選總書記，而是具有"激進自由思想"的波日高伊進入政治局。波日高伊果然沒讓西方記者失望，他積極參與了匈牙利第一個反對黨民主論壇的籌備和建立，建立了第一個黨內反對派"改革俱樂部"。擅自宣布為1956年事件平反，在1989年的劇變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為什么黨的高層領導人會喪失社會主義的信念？最深層次的原因恐怕是沒有能夠正確看待7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力量對比的變化。戰后，資本主義獲得了長期穩定的發展，而曾經十分強大的蘇聯陣營卻在80年代后逐漸衰落。力量對比的變化使東歐的部分高級領導人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多方面條件促成的，而社會主義陣營經濟的困境則存在更深層次的原因。

戰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持續發展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促成的。第三世界工業化引發的西方資本從傳統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向全世界的大規模跨國運動。新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國家主動實施的財政與金融擴張，為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復蘇和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生產力源泉并使其生產關系得到了相應的調整。這些因素的綜合，有力地促進了資本運動的全球化趨勢，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性擴張。從而，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在西方哲學中，形而上學一向是哲學家們極為關注的問題。

作為古典哲學的核心和基礎，形而上學在西方哲學史上曾經長期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在某種意義上說，從巴門尼德到黑格爾的西方哲學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學史。不僅如此，即使在自覺地與古典哲學劃清界限的現當代西方哲學之中，哲學家們仍舊在研究形而上學問題，當然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批判形而上學。然而令我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20世紀以來不知有多少哲學家宣稱形而上學已經被徹底清除了，可是人們直到今天卻還是一而再在而三地批判形而上學。這一奇特的歷史景觀向我們表明，如果不是形而上學本身仍然有其生命力，那就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傳統實在是太沉重了，以至于人們花費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還在為清除形而上學的影響煞費苦心，這至少說明哲學還沒有徹底卸除它的負擔。種種跡象表明，或許我們注定了要與形而上學糾纏不休。

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看，研究形而上學的問題對我們來說仍然是有意義的。無論我們對形而上學持什么樣的立場或態度，無論我們反對它還是贊同它，其前提條件是，我們必須弄清楚形而上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要弄清楚形而上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清形而上學的歷史演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

眾所周知，西方哲學史上的形而上學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十分混亂的問題。我們今天稱之為“形而上學”的這門“學問”，其實并不是一門嚴整劃一、具有普遍認同性的“學科”，幾乎可以說有多少種哲學體系就有多少種形而上學，人們經常是在不同的意義上談論甚至批判形而上學的。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原因有許多，在這些原因之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曾經作為古典哲學核心部門的形而上學并非一經確立便固定不變，而是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之中逐漸形成的，在它的演變過程中，人們關于形而上學的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果從比較嚴格的意義上或者說從狹義上說，形而上學意指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而從廣義上講，形而上學乃是古典哲學的核心部門，我們可以把巴門尼德的存在論、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理念論、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以及近代本體論等等都稱之為形而上學，因為它們雖然形態各異，但是在問題、對象、結構和方法等方面畢竟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本文在此主要從廣義上使用形而上學這一概念，目的是通過對于形而上學從巴門尼德存在論到近代本體論的歷史演變過程的疏理，為研究形而上學問題提供一些基本性的幫助。

一、存在論

用餐禮儀

火鍋源頭在哪里

“火鍋”，什么叫火鍋？其實只要是底部有火，上有鍋子，就是火鍋了。至于是使用什么樣的鍋子？何種燃料？自古以來的演變，可是多姿又多采。

最早的火鍋是用鼎煮的大約一萬年前，我們的老祖宗發明了最早的容器─陶制的鼎，那可說是非常大的鍋子，無論是三足或四足的鼎，在當時，只要是能吃的食物如肉類為主，通通都丟入鼎內，然后在底部生火，讓食物煮熟，成為一大鍋的食物，當時叫做“羹”，這就是最早的火鍋了。不過仔細一想，當時并沒有所謂的鹽，也沒有調味料，更沒有沾醬，只是把一堆肉煮熟而已，會好吃嗎？加上鼎太大，不能移動，只能固定陳列在一定的地方，不方便隨時享用。于是，聰明的老祖宗，到西周時代，不但發明了銅與鐵，且各種陶器品也改良制作成較為小型的器皿，適合一般人使用。銅與鐵的產生，不僅形成了器皿的革命，同時也與近代的鍋子非常相近，銅制的鍋子與陶制的砂鍋，到現在還是最實用、最普遍的火鍋器皿，而大的鼎最后則延伸為權力的象征了。

三國五熟釜鴛鴦鍋始祖

火鍋的發展亦如同餐飲史的發展是漸進式的，完全是依據當時的器皿、社會的需求與原物料的發現引進，而加以變化的。就像“花椒”在沒傳進中國前，怎會有麻辣鍋？“辣椒”在未進入中國時，又怎么會有辣的調味出現呢？三國時代，魏文帝所提到的“五熟釜”，就是分有幾格的鍋，可以同時煮各種不同的食物，和現今的“鴛鴦鍋”，可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到了南北朝，“銅鼎”是最普遍的器皿，也就是現今的火鍋。演變至唐朝，火鍋又稱為“暖鍋”。

一、民族融合與民族民間體育變遷：

以“五胡內遷”為中心民族體育的變遷發展是民族民間體育變遷史的首要研究領域，尤其是多民族國家民族民間體育的發展歷程和現狀，要求研究者回溯民族融合歷程,仔細搜尋和體悟多民族雜居共處的誘因及其影響。從縱向的時序發展上分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與體育變遷是以“游牧化”為主線的。華夏民族原本肇始于五六千年前的黃河流域，同時期或稍晚長江流域亦有中華先民的印記，最新的考古發現更是將這些時間節點不斷前移。由于中國南北東西走向綿長，國土地域遼闊,在非主流的邊遠地區一直有游牧部落和小型聚居族群的身影。到秦漢時期，這種中原大國與邊陲族群的交流、戰和成為歷史發展的添加劑，影響或改變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走向。如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就生動地表現了趙國統治階層深受周圍戎狄部落的服飾文化影響，進而借鑒胡服優點改進騎兵作戰裝備,這成為中國民族體育融合發展的先聲。兩漢時期，中原漢王朝與周邊以匈奴為代表的少數民族進行了長期的戰爭，最終以“和親”為主流的和平交往方式替代了戰爭，民族融合進一步加深。到東漢末年，由于中原王朝統治根基動搖，戰爭頻頻,少數民族部落不斷南遷，開始大規模與漢族原住民雜居相處,民族融合空前加速。魏晉之際，在北方漢族人口銳減的情況下,胡族內遷形成高潮。在這一過程中，內遷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歷史上泛稱為“五胡”。

西晉統治時期，中國北部、東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關中一帶，居住著許多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少數民族。《晉書》記載，“西北諸郡皆為戎居”，關中百萬余口“戎狄居半”。這一時期,南北方皆出現民族融合的現象，擴大了中華民族的內涵，調和了胡漢文化。在漢族的影響下，這些內遷的外族逐漸由游牧轉向農業定居，胡漢文化相互影響滲透,但在交融的同時,胡漢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漢人的奴婢，而不少漢人也相繼淪為胡人奴婢。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如后趙石虎曾發男女16萬，運土筑華林苑及長墻于鄴北，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員押往他鄉出賣，因而激起了境內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層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實行割據。西晉以后之五胡亂華、永嘉之亂亦肇基于此⑴0在長期和戰交錯的歷史圖景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風氣與騎兵作戰的快速機動優勢大大影響著中原漢人的生活、心理和軍事。《晉書?庾闡傳》有載：“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矯捷無敵，晉人莫敢與較。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久而久之，北方游牧民族的騎馬涉獵與格斗技擊習氣深深影響和融人了中原漢民族的生活場景之中，形成了融合發展的、具有復合化特色的中華體育風氣。隨著民族融合的加速，以北方游牧民族的騎馬、射箭、角抵、打獵等為特色的北方少數民族體育項目加速融入中原體育活動之中。中原漢人和各少數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開始受到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的影響，少數民族基于宗教崇拜和祭祀而來的舞蹈、射獵等宗教體育活動也開始影響中原民族的日常體育活動。胡漢人民一起開展體育娛樂活動，大大豐富了古代中國的民族體育項目和民間體育娛樂消費選擇。射箭、馬術、摔跤、柔道等競技體育項目，都留下了中華民族體育融合發展的身影。

二、國都遷移與經濟重心南移對民族民間體育的影響：

以“兩宋移都”為例經濟基礎是決定社會各階層體育娛樂休閑活動開展層次和頻率的重要依據，尤其在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的情況下，有無足夠的經濟基礎是影響各階層人士參與體育娛樂活動的重要因素。政治格局則是決定體育活動外部環境的重要基礎，決定了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體育話語權。從古代封建王朝體育活動的開展背景看,一方面是統治階級和官僚貴族的窮奢極欲,一方面是平民階層的自娛自樂,形成r不同的消費層次和體育活動選擇等級。同時,政治軍事形勢變化和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也將導致體育娛樂活動的遷移和興亡。統觀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變遷和經濟重心移動，往往以國都遷移為重要依據和根源,是內外部復雜多樣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環境影響和決定的,進而影響和決定了體育活動和體育理念的變遷。中國自魏晉南北朝開始，北方變亂頻仍,尤其是不愿接受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和壓迫的中原漢人，逐漸開始了南遷步伐’在中原漢人南遷的過程中，與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南蠻”人群發生過較為普遍的族群沖突和斗爭，最終妥協、融合在一起，部分不愿融合妥協的南人則開始繼續南遷，乃至播遷南洋諸國。上述南遷的漢人群體,又以文人士大夫階層最具代表性,如《晉書》卷65《王導傳》說：“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滄涼，衣冠南遷”。他們的先進體育休閑娛樂活動和體育文化理念也因此逐漸向南方轉移,南方逐漸成長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心和經濟重心。

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發生在兩宋之際的都城遷移及其所引致的風氣變遷具有代表性。兩宋之際，原來定都汴梁(今河南開封）的北宋遺民，扶老攜幼，千里南遷臨安(今浙江杭州臨安），受戰亂時局的影響以及對命運等問題的消極理解，虛無消極和及時行樂的觀念形成一時之社會風氣，對市民生活的各個層面產生了重要影響。市民追求現時體驗,注重當前享受的風氣與南宋商品經濟發展相結合,極大地推動了當時當地體育娛樂活動的發展。如趙升在《朝野類要》記載有：“今雖有教坊之名，隸屬修內習教樂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樂權充之,不足，則又和雇市人。今年衙前樂已無,教坊舊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輩。”路歧即是在廣場街市、偏遠鄉村流浪賣藝者。《西湖老人繁勝錄》也有載：“十三軍大教場、教奕軍考場、后軍教場、南倉內、前杈子里、貢院前、佑圣觀前闊所在，撲賞并路歧人在內作場，行士圣法……相撲，王宣弄面,打一丈方餅。喝涯詞,只引子弟；聽淘真，盡是村人。”在這種漢人南遷的進程中,北方中原地區的官僚士族與以長江流域為核心的南方土著居民相互接觸和影響,呈現出頗具中國特色和地域復合特征的“南地(蠻）化”現象。一方面,中原地區的民族民間體育活動和體育文化影響了南地的體育活動和項目變遷,南方體育日益中原化和統一化。如盛行于中原及北方民族的摔跤運動在南宋有了充分的發展，四水潛夫的《武林舊事》、灌園耐得的《都城紀勝》和無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錄》等，都對這一時期的相撲記載非常詳盡。另一方面，南方土著的體育形式如耍龍、溜索（怒族）、獨木舟、搶花炮（侗族）、爬花桿(苗族）等，逐漸影響了中原南遷人口的體育形式和活動習慣,這個過程又是與復雜的宗教沖突、生活習俗矛盾及民族和戰相交疊的，其融合和接納可謂來之不易。在長期的共處格局下,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之間，要么選擇和平共處,要么選擇規避遠遷,最終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南地生活場景和體育格局,即相對于古代地域特色鮮明的新的“不中不南的新體育”，逐漸凝練出具有中華民族整體特征的全新現當代民族民間體育格局。在中國古代和近現代史上，還有多次類似的經濟重心變遷圖景,它們都或多或少地影響和改變了不同區域的人力資源分布與資本流向，以致改變了社會文化和社會風氣，從而成為影響社會潮流、教育理念和體育娛樂活動的重要誘因。例如，在中國古代民間體育發展進程中,風箏和彈弓的發展曾經深為歷代研究者所重視，世居江南的滿族貴胄后人、文學巨匠曹雪芹就是風箏制作和放飛名家，其關于風箏制作的專書流傳后世，體現出高度的民族性、遷移性和家國特色。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層理論是我們進行社會分層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正確分析我國當前社會階層問題的理論依據。馬克思、恩格斯是社會階層理論的重要奠基人,他們通過對階級產生、發展和消亡規律的研究創立了嶄新的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列寧吸收了馬克思、恩格斯階級理論最精華的部分,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基礎上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分層理論的發展。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進一步發展了社會階層理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結合中國階層變化的客觀實際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層理論。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階級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奠基人,他們一生都在對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階級現象進行研究,揭示了階級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

1.階級的產生和存在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關。人類在原始社會生產能力非常低下,生產的不足使得人與人之間必須相互依賴才能維持生存。起初,人與人只存在性別和年齡的天然分工,后來才逐漸根據體力、需要和偶然性等因素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只有當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相分離的時候,真正的社會分工才出現。伴隨著分工的產生和發展,一部分人可以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勞動力和產品,私有制便產生和發展起來。“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1](P84)分工和私有制產生之后,必然也同時出現階級和奴役。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詳細論述過最初的奴役,也就是最初的階級產生的兩條路徑。一方面,在有著共同利益的原始氏族或者公社中,極度貧困使得氏族成員之間維持著普遍的平等,但是在這種平等的基礎上,依然存在著簡單的分工。為了對外維護氏族利益,對內調節成員爭端和對有限資源的分配,以及為了執行某種宗教職能,少部分人不得不獨立出來執行這些權力。氏族之間的聯合和兼并以及氏族生產能力的提高帶來的人口增長都使得氏族不斷擴大,原來小范圍內執行監督和管理的權力也隨之擴大,形成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和集團,直到后來這些集團和機構越來越獨立并最終演變為統治階級。另一方面,隨著生產的發展,農業的生產能力已經能夠生產出多于維持現有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大量的剩余勞動資料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戰爭恰好能夠提供勞動力,大量的戰俘因而變成奴隸。[2]

2.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失去的關系是劃分階級的根本標準。在人類歷史上,除原始狀態以外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2](P365)奴隸社會,奴隸主不僅掌握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絕對權力,而且直接占有奴隸本身。奴隸主成為管理奴隸、經營商業、掌握國家事務以及從事藝術和科學的階級,而奴隸成為單純的勞動階級,為整個社會提供勞動產品。封建社會,貴族享有貴族特權,享有長子繼承權、出賣領地的權利,封建領主通過訂立契約實際上掌握著對封地內附庸者的控制權力。同樣,封建的行會師傅在幫工和學徒之上建立起特權。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通過占有資本,攫取利潤而建立起對無產階級的剝削關系。資產階級占有全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無產階級只能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維持基本生存。每個時代由于經濟結構不同,階級的劃分也有很大區別。“正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階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3.階級的消滅也是由生產發展的程度決定的。階級的產生、存在和消亡都是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的。階級產生于社會生產力開始發展但是又嚴重發展不足的生產狀況,它也最終隨著生產力的充分發展而走向消亡。當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的時候,階級的存在將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階級的消亡在大的趨勢上是由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因素決定的,但是與階級產生的自發性不同,階級的消亡必須通過人們自覺地進行斗爭。資本主義使社會階級結構簡單化,與資產階級相比,被壓迫的無產階級不代表任何特殊階級的利益,它代表的是全人類的利益,它的目的不僅是消滅它的對立階級,而且是為了消滅包括它自身的所有階級。無產階級必須通過無產階級斗爭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政權,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不斷發展生產力,不斷走向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特征就是要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廢除階級和階級對立。到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將是一個全新的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及其演變是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蘇東劇變距今已整整10年，東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對東歐劇變的原因仍在探討之中。我們國家中有些人斷言東歐國家發生劇變主要原因是不改革，固守蘇聯模式，經濟沒有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低、不滿意；有些人斷定是計劃經濟，甚至是公有制經濟的破產；有些人將此歸結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或戈爾巴喬夫的叛賣；西方國家則更樂于用東歐劇變來證明社會主義的路走不通，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顯然，對匈牙利現代歷史的解讀關系到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和前途的認識。

一、執政黨高層領導人喪失信念的原因

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指出："東歐的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仰。多數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共產黨已喪失了意志和信心。……新的一代東歐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實用主義者，而用實用主義可以打開和平變革之門。"令人慨嘆的是尼克松的話不久就得到了證實。

領導層信念的喪失集中表現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黨的高層領導人中的蔓延。匈牙利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既有40年代的老社會人涅爾什，也有后起的黨內激進派代表人物波日高伊。波日高伊以思想激進而著稱，他當選政治局委員時，敏感的西方記者就看出了其中的象征意義，指出匈牙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最大新聞，不是卡達爾的下臺，也不是格羅斯當選總書記，而是具有"激進自由思想"的波日高伊進入政治局。波日高伊果然沒讓西方記者失望，他積極參與了匈牙利第一個反對黨民主論壇的籌備和建立，建立了第一個黨內反對派"改革俱樂部"。擅自宣布為1956年事件平反，在1989年的劇變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為什么黨的高層領導人會喪失社會主義的信念？最深層次的原因恐怕是沒有能夠正確看待7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力量對比的變化。戰后，資本主義獲得了長期穩定的發展，而曾經十分強大的蘇聯陣營卻在80年代后逐漸衰落。力量對比的變化使東歐的部分高級領導人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多方面條件促成的，而社會主義陣營經濟的困境則存在更深層次的原因。

戰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持續發展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促成的。第三世界工業化引發的西方資本從傳統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向全世界的大規模跨國運動。新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國家主動實施的財政與金融擴張，為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復蘇和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生產力源泉并使其生產關系得到了相應的調整。這些因素的綜合，有力地促進了資本運動的全球化趨勢，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性擴張。從而，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論文關鍵詞：藝術；再現；表現；形式主義；觀念藝術

論文摘要：就歷時的角度來說，西方藝術在觀念上可區分為再現藝術、表現藝術、形式藝術和觀念藝術，每一種藝術觀念針對不同的藝術，適合解釋特定種類的藝術。現代藝術從形式藝術發展到觀念藝術，拋棄了藝術品的概念，不再強調審美價值，本身即成了藝術理論。

美學用語就像隱喻，我們必須時刻注意不要按字面意義去理解這種隱喻性表達。

對“藝術是什么”這樣一個涉及本質的觀念問題，在后現代的今天被認為是應該拋棄的偽問題，它普遍地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也是無解的。迪弗在《藝術之名》中認為:“在這個由藝術顯示并強化了的象征功能之外，人類命名為藝術的東西失去了同一性，分裂成為多種多樣的藝術以及數不勝數的風格和樣式”川。迪弗這里所說的藝術的多樣性主要是就現代社會這一共時態來說的，藝術在我們時代分化為無數的種類和樣式，藝術之名不再具有整合的能力，共名的藝術受到了普遍的懷疑。應對藝術之名失去同一性的問題，波普爾的歷史哲學提出了“情境邏輯”的概念，認為對這樣一些價值概念，努力窮究其本質不如探討其歷史發展脈絡。任何一個名詞概念都有歷史的所指，回到它的具體時代，在具體情境中探討，是我們可以做應該做也是更具意義的事。貢布里希的《藝術的故事》就是按照波普爾的情境邏輯重構了藝術發展的特定情境，告訴我們不同時代的藝術面貌，解釋對于不同時代的人來說，藝術意味著什么，不同時代的藝術在社會中各處于什么樣的位置。本文的寫作也不期望能給出一個關于藝術的本質界定，只是希望通過對藝術觀念的歷史追溯，厘清藝術理論史上出現的主要藝術觀念，尤其將重點放在疑問多多的現代藝術上，對其觀念主張進行更深人的闡釋，以對藝術有更深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就歷時的角度來說，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藝術，不同時代出現了不同的藝術觀念，本文將歷史上古往今來的藝術分為再現藝術、表現藝術、形式藝術和觀念藝術四種，每一種藝術觀念都試圖從不同角度對藝術進行本質的把握，每一種藝術觀念都適合解釋特定樣式的藝術，只有這樣歷時和整體的把握才能使我們對藝術的內涵有更深刻的認識。

一、再現藝術

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中就說：“一千年來王安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好像一個謎似的，為人們所不理解”。封建的學者把他看做‘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異端，而資產階級學者則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個為資本主義世界設計的大人物。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引來了如此天壤之別的評論，不僅同王安石其人及其變法措施所帶來的爭議有關，更同時代的發展，歷史的演繹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這里暫且拋開王安石其人、其事不談，只就王安石變法之歷史演繹及其原因作一個簡單剖析。

一、歷史上對王安石變法的幾次演繹

（一）南宋至晚清，絕大多數史學家認為王安石變法“禍國殃民”，是北宋亡國的元兇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對王安石變法的主流評價散見于各種有關宋神宗朝史實的記述中，例如范沖等人修定的《神宗實錄》；宋孝宗朝由李燾、洪邁等人修撰的《四朝國史》：元朝史臣編修的《宋史》。這三部官修史書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不論是史實還是觀點都是一脈相承的，即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作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則視為興利之道“弱民興利”。這些觀點的出籠是和當時的政治斗爭綰結在一起。北宋末年，女真族貴族建立的金政權滅遼之后，又發動了北宋戰爭，宋徽宗不敢承擔歷史的責任，匆忙讓位于宋欽宗。宋欽宗為了挽救安危，爭取人心，首先貶竄禍國殃民的蔡京集團。因為蔡京不僅營私舞弊，貪污腐化，殘害忠良，而且還自稱是王安石的弟子，打著王安石的改革旗號繼續進行所謂的“改革”，所有后來人們在檢討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確定由誰來承擔造成國破家亡的歷史罪責時，自然而然的把責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認為王安石是歷史的罪人。

（二）20世紀前半葉，梁啟超為王安石變法翻案，稱“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對王安石評價最高者莫過于梁啟超的《王安石傳》。梁啟超稱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弊，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梁啟超如此拔高古人，究其緣由，在于梁啟超在政治上的改良主義主張。

（三）1949年—1978年，當時的主流看法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是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49年以后，歷史研究要為政治服務，階級斗爭學說占據了整個學術界。于是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局面也為之大變，一路的水漲船高。一是有了列寧的那一句“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評價在前，對王安石的評價就只能高不能低，否則就是研究者犯了路線方向性錯誤。其中標志性的作品有宋學大師鄧廣銘先生寫《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漆俠先生的《王安石變法》。兩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當時對荊公研究的基調。其后，隨著轟轟烈烈的時代到來，根據上意，一部中國古代史，就是儒法斗爭的歷史，法家代表進步、革新，儒家代表落后、保守，王安石主張變革，自然是法家代表，于是對其人及變法運動更是不得有絲毫批判。荊公被奉為“尊法反儒”的典范，在“批林批孔”一批“”的宣傳班子，專門為“”篡黨奪權制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一些專家、學者也因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總之，中的王安石如同坐上了蓮花寶座，儼然成為中國歷史上“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

二、不同歷史演繹的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