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范文10篇

摘要：中華民族歷史悠久，5000年的文明在人類歷史上自成一統又別具一格。西藏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和傳承西藏文化是我們必須承擔的責任和使命。央視紀錄片《第三極》從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探尋并追蹤西藏文化的獨特景象，向世界人民弘揚并傳承中華文化的內核和精髓。

關鍵詞：電視紀錄片；民族文化；《第三極》；價值重構

中華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文明歷史，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需要弘揚和傳承。紀錄片是民族精神文化得以傳播的重要載體，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第三極》是中國首部全面反映青藏高原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涉藏電視紀錄片，該片由“生命之伴”“一方熱土”“高原之歌”“上善之水”“大山兒女”和“高原相遇”構成，它以獨特的文化視角、精良的聲畫效果、合理的敘事手法，全面反映中華民族傳統精神文化的主流與根基，為觀眾奉上一場精美絕倫的視聽盛宴。

一、文化認同視角下的現實關懷

文化認同是一種群體文化認同的感覺，是這個民族共同體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中國是一個人文意識十分濃厚的國家，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基因在紀錄片中的再現是創作者對人文社會紀錄片的重視。”①紀錄片的主題選擇具有明顯的現實性，現實價值是通過人文關懷的視角表現生命個體的存在形式和特殊意義。《第三極》表現的文化是深厚而堅定的，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再現，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絕美詩章。西藏民族文化一直是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它具有獨特的個性、精神和品質。《第三極》以其獨特的人文關懷視角，將中國文化與普世價值相結合，充分展現了藏區人民用勤勞、善良和智慧創造生命、改變生活的場景，弘揚了中華民族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第三極》出現的人物和場景都有強烈的民族文化印記，這些民族元素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隱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現象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極》更像是我們社會中的一個精神寄托，回應著這個時代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表達將西藏這個曾經作為地理意義上的佛教圣地置換成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符號。

二、多重鏡頭語言下的全景再現

數據與觀點

為準確把握當前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精神文化生活狀況，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在山東省范圍內取樣，進行了集中調研，以下是調查結果與分析。

理想目標:民眾的理想目標和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更趨具體、現實

在調查中，當被問到短期的理想目標是什么這個問題時，18.1％的人選擇了“身體健康”，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實現自我價值”，占16.1％；排在第三位的是“衣食不愁、生活安定”，占14.5％；排在第四位的是掙更多的錢，占13.7％；選擇“提高名譽和地位”的僅為2.8％，而選擇“為社會多做點有意義的事”不到10％。

對于調查者最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的調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老實工作、清白做人”(31％)、“努力奮斗、實現人生價值”(28.2％)、“過自己想要的生活”(13.5％)。而選擇“犧牲個人利益，奉獻社會”的僅為2.3％，是所有全部選項中比例最低的。干部群體、工人群體、國企管理者、新興階層選擇“努力奮斗、實現人生價值”的比例較大，知識分子群體、農民群體、城市貧困群體則更崇尚“老實工作、清白做人”。從中可以看出，人們更傾向于選擇誠實、健康、務實的生活方式。

價值取向:民眾的價值取向較為健康，對我國的一些傳統價值觀仍有認同在對待奉獻與索取的關系問題上，選擇“多奉獻，少索取”和“多索取，少奉獻”的均在20％左右，57.8％的人選擇了“付出多少收獲多少”。當被問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如何取舍時，61.9％的被調查者選擇“二者兼顧”，31.1％的被調查者選擇“會犧牲個人利益，自覺維護集體利益”，6.2％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先考慮個人利益，再考慮集體利益”，只有0.8％的人選擇完全不顧集體利益。這一結果表明，超過半數的被調查者認為二者的合理兼顧才是合理的取舍態度。調查顯示，71.1％的人認為“在現在的形勢下提倡艱苦奮斗是很有必要的”，認為意義不大或已經過時的人分別為15.9％、5.5％。這說明雖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經濟狀況也寬余了許多，但是對艱苦奮斗的傳統還是比較認同的。

摘要：中國哲學思想是中國陶瓷藝術精神之魂，中國陶瓷藝術自然也反映著人們的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無不貫穿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內涵。中國陶瓷藝術文化精神是“自然”與人契合的向外延伸，同時也是對生活的真情體悟，是中國傳統精神獨特的文化符號。中國陶瓷藝術文化創作飽含了儒家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和人本思想，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審美特征和理想。中國陶瓷藝術所表現出來的藝術精神，體現了古人不同時期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格。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精神中占有主導地位，是中國陶瓷藝術審美表現的核心思想。儒家“以和為貴”的思想自秦漢至今依然是中國陶瓷紋飾藝術中意境的審美表達，這種以和為貴的核心價值理念的藝術體現至今具有強大生命力。

關鍵詞：陶瓷藝術；天人合一；以人為本；文化精神

中國陶瓷藝術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我們可以從陶瓷藝術審美中了解中國不同時期的文化內涵，探求民族文化精神。中國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擁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領悟，起到陶冶情操和精神引領的作用；二是具有鼓勵人們奮發圖強和促進思想凝聚的發展作用。簡而言之，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疇就是科學技術、文化藝術與道德思想的完美統一。中國陶瓷藝術是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礎上，在人與自然社會和諧相處中把握自己的精神內涵，從而獲得了具有自己獨特本質的藝術審美特征。因此，對民族文化精神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哲學思想成為中國陶瓷藝術的靈魂，而中國陶瓷藝術審美體驗則是哲學思想之靈。“中和之美”是中國藝術文化審美范疇的崇高境界，體現著人文精神中“自然”的魅力。中國陶瓷藝術反映著中國人崇尚中和、中道的審美情趣與價值取向。縱觀中國陶瓷藝術發展，從渾沌之源、萌芽之初到遍地開花，自始至終貫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內涵。中國陶瓷藝術是人類漫長歷史發展中的偉大發明。我們的祖先懷著對生命無限的熱烈之情與豐富的創造力，為我們留下了精美的陶瓷作品與璀璨的陶瓷文化。中國陶瓷藝術承載著民族文化精神的成長歷程，包容了中國人既深邃含蓄又慷慨激昂、粗獷豪放的情懷，體現了中國人對生活、對生命執著的文化精神追求。

1中國陶瓷藝術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統一

天人合一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國陶瓷的發展歷程如行云流水一般，連接著天、地、人三者的共同運動。中國陶瓷藝術以生態美學為基礎，與民族文化精神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具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美好品質。中國陶瓷藝術中的天人關系主要體現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中國陶瓷藝術的文化精神重點強調人與自然的親近與融合，只有遵循自然法則、追求自然和諧的天人合一境界，才能被人們認可，才能保持人與天地之間自然萬物的平衡與和諧。以獲得天人和合，正是遵循了自然生態的發展法則，才使得中國陶瓷藝術逐漸走向頂峰。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儒、釋、道三家都強調天人合一。孟子把人的本性與天命聯系在一起，《孟子•盡心上》有“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之語，只有覺悟到自己的本性，才能真正懂得天命。《周易》中提出“裁成輔相”的天人關系，要求人要順應天時，這是典型的天人協調論。《文言傳》在解釋的乾卦中提出“與天地合德”的思想主張。與天地合德就要與大自然均衡和合、天人協調。傳統哲學對宇宙萬物和自然生命的感悟融入到中國陶瓷歷史發展中，中國陶瓷藝術的成長就是遵循了自然與人和諧統一的哲學理念。老子認為道本身是自然的、有一定規律的，道的活動以自我滿足、獨立自在為法則，這種傳統美學思想成為中國陶瓷藝術效仿的對象。《考工記》中記載了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個方面的內容，只有這四者結合起來才是最好的。自然的客觀條件與主觀因素達到一種完美的調和，才能制造出精良的器物。傳統哲學中的自然作為中國陶瓷藝術重要的審美標準，是指自然界中的客觀現象在陶瓷藝術中的直接反映。而使用天然黏土制成的陶瓷便具有這樣的特點，因此才有中國陶瓷泥火傳奇的漫漫歷程。著名的龍山黑陶是繼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優秀品種。黑陶選用精細淘洗的陶土利用輪制作胎，封窯煙熏的滲炭工藝燒造，具有“黑如漆、薄如紙”的藝術特點，充分體現出自然材料與人工藝術設計的完美結合。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學說，認為人和自然都受制于天命。人與自然界既有區別又有統一，人可以認識自然并加以調整改造和利用，但絕不應破壞自然。中國陶瓷藝術的文化精神是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延伸。身與物化的哲學觀在自然造化中汲取美學思想的營養，不斷賦予陶瓷器物新的生命。這種創作精神是對美好事物的向往，也是對現實生活的真情感悟，是中國民族文化精神中的獨特文化象征。中國陶瓷藝術是多元文化的集合，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影響下，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境界。

2中國陶瓷藝術以人為本——人與生活的本質

美國人類文化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書中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文化是人格的無限擴展。”文化之獨特個性、文化體系之特殊價值素質，構成了通常意義上的“文化精神”。它隱含在人的心靈里，在歷史進程中形成并發揮著作用，其所具有的心靈姿式和生命律動，只能以符號的形式表現出來，將自己的影像投射到具體的物質形式上。

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主體內容

天人合一精神。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不同態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之一，中國文化更加重視人與自然的對立統一，主張天人協調、天人合一。中國哲人把人看作是最為天下貴者，但又主張人與自然是和諧統一的，雖然也把人與自然看作對立的兩方面，但總的傾向是不主張將兩者割裂，而習慣于融會貫通地加以把握，尋求一種自然的和諧，即“天人合一”（視天道與人道這二者為一體）精神。它不但充分闡明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于主體與客體之間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的認識，還表達了他們對于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與客體的客觀規律之間的辯證關系的思考。這種思想長期實踐的結果，就是自然界與人的統一，即人不能違背自然規律去過度改造自然，同時人對于自然又具有主觀能動性，能夠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為我所用。在當今時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來被公認為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也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內容。以人為本，就是一種反對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權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屬于人的東西的思潮。提倡重視現世人生的意義、高度評價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稱頌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經驗和理性思維。中國文化宣揚的道德的人本主義，認為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的價值，蘊涵著完善自我的能力。這種思想與近代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的理論不謀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進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義思想在儒家學說中得到了最明顯的體現。在儒家看來，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質，相反，根據人道的原則，個體在實現自我的同時，也應當尊重他人自我實現的意愿。即人是社會性的，人的自我實現離不開對他人的尊重與幫助。人本思想的確立，有助于人們合理地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增強人的主體意識，并使人們能更有力地抵制外來宗教神學的入侵。

剛健有為的文化精神。中華民族積極人生態度最集中的理論概括和價值提煉就是剛健有為的思想，它指導著人們合理地處理天人關系和各種人際關系，一直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精神激勵著中華民族。剛健有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文化的代表《尚書》和《詩經》中。自古以來，中國的哲人都極力提倡有為、勇于進取，重視“剛”的品德，強調人有要堅定性、責任感和奮斗精神。堅持獨立人格的思想是剛健自強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現。孟子“舍生而取義”的豪言表現了他堅持獨立的人格和氣節。這種不畏強暴、不受誘惑、頂天立地的獨立的人格精神，成為激勵一代代中華兒女奮發圖強的精神動力。

貴和尚中精神。“貴和諧，尚中道”，作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為中華文明的精髓，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貴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謂的“和合精神”，即在沖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種優質成分，“和合”成為新結構、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維，“和合”成宇宙萬象。“和合精神”的發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時期，比如宋明“理學中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說”強調了理論與實踐的“和合”性。

盡管儒、道、佛各有不同的觀念準則，但在參與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革這一點上存在著共識。那些約定俗成的倫理、世俗準則，也在事實上具備這種務實的品格。這種參與精神，其實是一種文化熱情。這種文化熱情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情感，其核心是民族大義，也就是正氣、骨氣與義氣等。下面就傳統文化在抗戰文學中的表現作些粗淺論述。

正氣，即民族正氣在抗戰文學中表現為本民族責任感和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這種精神在形而下層面表現為頑強的同侵略者拼殺、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等。與此相悖的心理和行為都是渺小的、可恥的。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是非正義的，因而是必敗的;中國人民的保家衛國斗爭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正義的，因而是必勝的。正義的事業蘊含著凜然的正氣。而正義的發掘，提倡對于民眾抗日積極性的發揮，有不言而喻的意義。這些是作家進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戰時期，大量街頭詩及一系列富有鼓動性的詩歌著重于激發民眾的戰斗熱情，藝術表現上多與流血與流汗的戰場有關，“它只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舞你愛，鼓動你恨，鼓勵你活著，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著。”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現了北平淪陷后市民的悲慘生活，頌揚了以錢默吟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國人的凜然的民族氣節。作品沒有描寫戰斗中的硝煙烽火，也沒有刻畫出氣壯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氣大都表現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寫了相同的主題，但表現方式是比較有特色的鄉村生活。民族正氣對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戰勝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報告文學《隨軍散記》中以富有才情的筆致勾勒出賀老總的儒將風采。作家們之所以創作了為數眾多的傳奇英雄，就在于他們看重智慧斗爭的力量，斗爭中激發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艱難歷程。正氣與獻身精神是緊密相聯的，正氣的維護和發揚沒有獻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與邪、美與丑的斗爭中。駱賓基的《東戰場別動隊》中黃阿大、呂典一等為正義而獻身的精神，將故事推向了高潮。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不僅包括了敢于為正義獻身的崇高品格，還包括了戰友之間純真的、為他人著想的美德。

骨氣，即常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傳》中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抗戰文學在這方面寫得最多的是生與死的選擇。舒群的小說《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著死亡的危險，把受傷的抗日戰士救護在自己的身邊;當敵人的刺刀逼近時，她掩護戰士化妝脫逃，而自己卻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過理發匠孫七與冠曉荷的對比描寫，使硬骨頭精神更加耀眼奪目。艾蕪的小說《我的幼年時代》、《我的青年時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個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追求者。戰爭是試金石，任何時代都會有不少患軟骨癥的人，尤其是當貌似強大的侵略者窮兇極惡之時。進步作家們直面現實，描寫了這類人的種種伎倆和劣跡，無情地揭露了他們卑污的靈魂。《開麥拉之前的》中的，《殘霧》中的洗局長、楊茂臣，《新水滸》中的六師爺，都是這類卑劣的人物。不少漢奸都是因為害怕侵略者的屠殺或者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沒有出賣民族利益，而是畏懼權貴，社會邪惡勢力，從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們對此作了批評性描寫。

義氣，是傳統文化中的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對他人的拔刀相助、講究信義、無私助人等。古人對義氣是頗為看重的，這從許多民間傳說和不少的文藝作品中不難看到，到20世紀30、40年代這樣一個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時期，人們還是一往情深地關注著這一文化傳統。抗戰文學基于對抗戰生活的真實描寫，在客觀上提供了一批頗有義氣色彩的文學形象。“東北作家群”中的駱賓基、白朗等，就創作了一些這類的作品，他們筆下的一批具有關東性格的人物，都有這種品格。駱賓甚的小說《一個倔強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這樣的人。高氏，人稱“秦(瓊)二爺脫生的”。他南下從軍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蕩蕩的難民之流。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后，他終日沉溺于家庭人倫與農田桑事，似乎消蝕了生命的鋒芒，對故鄉的凋敝與窘迫無動于衷。然而日軍進攻縣城引發了他固有的反抗沖動。他招徠鄉民，與日本人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戰斗。端木蕻良的《風陵渡》中的馬老漢也是一位因看不慣日軍的暴行而義務充當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諸如劉白羽、老舍等也在創作中涉及了一些講義氣的人物。作家們對義氣的描寫多放在社會下層人物身上，因為義氣作為一種民間的不成文的處事原則在下層人物身上表現得最充分。其實，義氣在某些具備良好文化修養的人身上同樣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詩人錢默吟，既有山林隱士的遺風，又有慷慨悲歌的俠肝義膽。目睹敵人的暴行，他放棄了隱士的生活，以傳奇的俠義式的反抗行為與日寇進行著不屈的斗爭。從傳統觀念上看，義氣往往是作為應予肯定的處事原則，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傾向。但對義氣應該作深一層的分析。當它有益于正氣的張揚、歷史的進步時，應予肯定;當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時，則應該否定。在國人的生活里，“緣”是一個廣泛流傳于民間的觀念，它已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緣”一詞最初來源于佛學，本來有很精深的哲理;長期以來的輾轉相傳，已賦予它豐富的民間意義，與原來的佛理大相徑庭。對于一般人來說，“緣”是指人與人或人與事物之間的關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預見的力量所預先決定或安排的。這樣“緣”的觀念就很簡便地為人們用來作事后解釋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戰時期的作家對于“緣”的描寫多體現在寫婚戀的故事中。婚戀過程中常常伴隨著出人意料的聚散離合，而這正是“緣”在背后起作用的結果，因而在作家們看來，婚戀題材本身與“緣”最有緣分。我們注意到，寫這類題材的作家大都有豐富的婚戀情感體驗(如蕭紅)，作品常常把抗戰的背景推得很遠，然而卻有一種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著讀者。這里“緣”是一只無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導演、操縱著人間的喜怒悲歡，抓人心緒。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的馮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緣的典型形象。無“緣”是痛苦的，事實上，有“緣”的人們，在過于陰暗的現實天幕下，也常常會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樹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緣”、多么美滿的一對;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陰冷與蕭殺，加之個人性情的原因，最終拆散了一對有“緣”人。抗戰文學中涉及“緣”的作品，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抨擊著現實。作家們對于“緣”的描寫，較多地聯系著政治，體現出否定現實的思維指向。忍是傳統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復雜的價值內容，既有消極被動的一面，又有主動性、積極性的一面。從負面內涵上考察，它強調個人在逆境中既然無能為力，就要暫時忍耐、忍受，顯然蘊含著一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人宰割的消極價值觀。從正面內涵考察，它又表現出一種樂觀、充滿希望的心態。許多流行于民間的諺語即表達了這種意向。忍，這種處事原則對國民的影響不容忽視。考察中國人的觀念與行為，就會發現忍的負面影響明顯強于它的正面影響。這種結果應當歸結于儒家思想對國民文化心理結構的強大輻射作用。儒家構想的社會模式強調等級的森嚴、秩序的井然。所謂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是建立在等級低者對等級高者的無條件服從之上的。儒家思想作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輻射力，滲透力直接導致了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忍的負面效應。血與火的民族解放戰爭，呼喚奮起與抗爭精神。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們無暇對忍的豐厚內涵作出全面的評判。他們從抗戰的實際出發，認識到了忍的消極作用，因而在創作中給予了否定(當然問題并非如作家們想的那么簡單)。

《財主的兒女們》中的蔣蔚祖雖則聰明漂亮，但卻儒弱、忍讓。他既想孝敬父親，又迷戀妻子，陷于無法自拔的矛盾中，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蕩，結果導致了他的發瘋。《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樹生的悲劇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現實。但與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無關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將瓦解，卻仍然勉為其難地忍受著妻子和母親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擊與不幸，忍受著一切，這就使他走向了絕望。曾樹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來便不能忍了，奮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對打上了現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繪。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參加了抗日斗爭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內，這些人中除了瑞豐外都還有良心。祁家的鄰居，除個別人是民族敗類外(如冠曉荷夫婦)，尚有民族情感，對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傳統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們未能振奮起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他們在萎靡中期冀著“王師北定中原日”的到來，在茍且偷生中同受難的祖國母親一起經歷著心靈的“煉獄”。然而，到底是忍下來了。大部分的中國人是用他們的血肉打到勝利的，而這些淪陷區中的人們卻是忍到勝利的。對此人們不能橫加指責，因為他們也有可理解、可原諒之處。但其表現出來的歷史的非主動性應該引起充分的警覺。在這方面作家們比較多的是從自己熟悉的較為狹窄的角度去表現。王西彥那些以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寫了榮林爺這個忍者的典型被當權者捐稅相逼而上吊的悲劇。以寫農村生活見長的艾蕪也有許多相似的反映。對惡霸的兇殘、地主的刻薄沒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結果就像《烏鴉之歌》所描寫的:要強占的，被強占;精神上還遭到難于忍受的打擊，“我的表弟”瘋了。

忍與麻木是聯結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處于麻木不仁的狀態;如果覺醒了，倒生發了一種無路之苦、無論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魯迅為揭露國人的麻木開了先河。抗戰時期不少作家走上了這條道路。蕭紅的《呼蘭河傳》對民眾的麻木心態，以及由這種心態導演出來的愚鈍行為，描寫得生動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審視的目光敘述了東北民間習俗，講述了這樣一個令人戰栗的故事:小團圓媳婦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可她婆母說她病了。說病了又不去求醫，去請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這位“本來是十二歲，卻長得十五六歲那么高”的小團圓媳婦當眾一絲不掛地在缸里滾沸的熱水中“洗澡”。他們把小團圓媳婦硬按在里面，僅掙扎了一會兒就昏厥了。這樣的“澡”接連洗了三次。折磨與恐懼帶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蕭紅的筆下存在著這樣一種邏輯: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劇。麻木直接導致了悲劇的誕生。仔細考察抗戰文學中所寫的麻木，就會發現這一時期揭示的范圍較五四文學有所擴展，不僅有無知民眾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識分子的麻木。駱賓基在他描寫戰前社會生活的鄉土小說中寫了麻木的無知民眾，在以抗戰時期社會生活為背景的一些小說里又寫了麻木的無知者。知識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無知為基礎，而是令人窒息的現實加上進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們明知這樣不對，可又不得不這樣。《四世同堂》中的種種忍耐，其實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種表現，不少人有民族感，有愛國心，可又離不開這座日本人占領了的城。老舍明確指出這種忍讓、麻木是歷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經歷了無數帝王的更替，每個帝王都以為勞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學說在傳統文化中居于主導地位。在抗戰文學中表現得也較多，“孝”又是其表現之一。

摘要:行政裁量具有規范多元主義的特征。認識、理解和陳述中國行政裁量的性質，要從政治、經濟、權力結構、文化等多個角度進行深入的研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豐富的裁量思想。從費孝通傳統政治權力結構雙軌制的分析基礎出發，提煉出“經權”與“情理法”作為傳統文化裁量精神的基礎概念，并對這兩個面向的裁量精神進行相關研究。

關鍵詞:裁量;法律多元主義;傳統文化;經權思想;情理法

從現有的文獻看，學者對行政裁量的研究很多。這些研究有兩個特點:第一，從研究內容看，大多集中于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行政控制三個方面，帶有西方行政法思想明顯的“控權”傾向。第二，這些研究大多是建構性的，其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但是，建構需要在認清現實的基礎上展開，急急忙忙給出解決問題的藥方，會有脫離實際的危險。因此，當前研究行政裁量的根本任務是重新回到中國現實，認識、理解和陳述中國行政裁量的性質。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多個維度。因此，本文擬對傳統文化的裁量精神進行考察，從中挖掘傳統文化的裁量精神，并結合現實就這些裁量精神是如何保留、發展和表現的予以分析。

一、行政裁量的規范多元主義

考察行政裁量的規范，乃是一個多元的局面。除了法律規則之外，政治、公共政策、行政慣例、行政批示、社會輿論、情理、民族習俗等大量法外因素也會形成規范。有的人可能不會承認這一點。反對的理由主要有:規則可以在立法階段吸收政治、社會維度的內容。提出這種反對意見暗含著一個前提，就是政治、社會維度是存在的，但它們發揮作用僅限于在規則形成之初。也就是說，形成裁量的規則是一道門，在這道門之外，所有的東西都是允許的，可以自由地碰撞、交流、對話和論辯，但進了這道門，就只允許規則發出聲音，因為規則已經代表了門外的意見。這種觀點嚴重忽略了裁量的本性。西方有一句話，“法律終止之處實乃裁量興起之所”，①也就是說，在法律的使命完成的地方，裁量的作用才開始展現。但上面的理解恰恰相反。如果規則能夠獨立解決它面前的難題，裁量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裁量過程的正確理解是:在規則劃定范圍之后，裁量要依據非規則的內容進行裁決。也就是說，規則可以在制定規則的階段吸收社會與政治的因素，但在執行的階段(包括司法的階段)卻不得不依靠政治、行政與社會。這是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在立法階段吸收的政治、行政與社會的內容，是不完全的吸收，這種不完全，既是不能完全，也是故意的不完全。不能完全吸收，是立法功能的局限性決定的，在更為廣泛、復雜的社會事實面前，立法只能采取克制的態度。故意的不完全吸收，乃是因為立法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在相互沖突的意見中，要么是一方的意見占據上風被正式寫入法律;要么立法采取平衡的態度，在一個基本共識的基礎上，將不同的意見都部分寫入法律。實際上，這還只是一個理想模型狀態的描述。我國的立法，尤其是一些地方性法規的立法，本質上是個“精英立法”。從政治與社會兩者來分析，權力方面的意見采納得尚算充分，但作為普通民眾的意見，則大部分由權力行使者代為表達了。一般在一個地方性條例的出臺過程中，總要開幾個論證會，其中，專家論證會、行政機關論證會、人大代表論證會是必經程序，但行政相對人論證會，則可有可無。即便有，也只是通過權力的選擇而不是民眾的選擇的方式參加的，如某律所的律師、某國企的老總等，其意義并不明顯。社會維度在立法階段，是以立法者的雙重身份(既是立法者，又是普通民眾)和通過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之構成，亦絕大部分是黨委政府組成人員)的中介形式表達的。因此，社會維度、政治維度對于裁量的發揮作用并不局限在此階段。因此，我們可以說，行政裁量的規范是多元的。裁量既憑規則限定，又不依靠規則。這聽上去多少有些悖論的感覺。行政裁量的這種悖論性質使得行政裁量成了一個極富包容性的概念，行政法的歷史變遷，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現為對行政裁量態度上的不同。在這里，我借用了“法律多元主義”這個概念。“法律多元”本身是個人類學、社會學的概念。在20世紀70年代，一些西方學者在研究了殖民地的法律情況后，發現:盡管西方法律制度通過殖民方式被強行移植到被殖民地，但當地原來的規范秩序并沒有消失，而是頑強地生存下來，與西方法律在不同層次分庭抗禮。雅克范德林登(Jacquesvanderlinden)最開始提出了這一問題，他說“法律多元”乃是指“在一個特殊的社會存在諸多不同的法律而在同一種情形下適用的狀況”。M．b．hooker對這一現象展開了系統地研究，他定義的法律多元是指“在同一情形下有兩個以上的法律相互作用的情況”。人類學家JohnGriffiths在《什么是法律多元》一文中，提出法律多元的考察要從社會而不是法律的意義上開始，因為法律多元是社會多元的結果。美國學者SallyEnglemerry在《法律多元》中提出了“國家法與非國家法這兩部分的博弈關系就是法律多元中的主要關系”。日本學者千葉正士在分析了日本法律后，提出日本存在移植法與固有法的區分。沃德曼則認為法律多元要從傳統的殖民地移植情形轉移到主流群體與非主流群體之關系的研究上，如移民、宗教、弱勢群體等。我國學者梁治平、蘇力、強世功等學者分別從“官府法”與“民間法”、法律多元與法律規避、法律帝國與多元主義法治共和國等不同角度對法律多元主義作出了探討。通過對法律多元主義研究成果的簡單梳理，我們發現，法律多元主義的發生，大多是因為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互交流與刺激的結果。這種“交流”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強制的、武力的。我國自清末修律以來，法律局面長期處于“半殖民地”狀態，百年歲月激蕩迭變，自改革開放后，主動與世界接軌，對話的前提迫使接納世界秩序的框架，實質上即是西方法治主義的框架，在此階段主動移植了大量西方法律。就行政法而言，理念、制度、概念、術語大多源自德國行政法，英美國家兼而采之。目前為止，法治建設仍在推進，其原因即在于轉型尚未根本完成。法律多元主義為行政裁量內在性質的復雜性提供了一種解讀空間。但是，倘若循著法律多元主義的研究思路，將法律多元的本質特征歸結為“法律存在多個中心”，從而構成對法律普遍主義的挑戰，這一情形與我們討論的行政裁量的現實并不吻合。我在本文中把行政裁量的觀察分作三個面向，即規則、政治與社會三個維度，這是為了論證的方便。社會維度之提出，與一些社科法學提出的意圖客服自笛卡爾以來主客二元論，從而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提供整合、對話之平臺的論點并不一致。作為一種規范層面、價值層面的考量，這種理論意義非凡，或許能成為行政法學突圍之方向亦未可知。但因中國社會(市民社會存在與否仍是一個需研究的問題)是政治社會化，社會政治話的結果，社會是由國家建構而成。社會維度視角下的行政裁量，至多是國家正統秩序的“補充”而已，其存在的前提是國家的允許。將社會維度的作用刻意夸大渲染，對認識、理解和陳述中國語境下的行政裁量并無助益，反而會阻礙分析行政裁量現實形成的根本原因。相反，政治維度的行政裁量卻被嚴重忽略了。如果說，社會維度的裁量秩序被國家秩序涵攝其中，那么政治維度形成的秩序卻與規則提供的秩序卻看起來具有“兩個中心”的地位。兩套不同的話語體系都在發揮著作用，就行政裁量而言，政治的話語更具有決定性。表面上看，規則的維度為政治的維度劃定了一個范圍，政治只能在其中活動，但這種理解只具有邏輯上的意義。法律現象的其他方面或許能夠如此，但裁量本身的性質把裁量內容的決定權拱手交給了政治。例如“公共利益”的概念，規則本身幾乎很難確定清晰的指引，但政治維度則總能給出自己的回答。但是，這種表面上看起來的政治與規則兩個秩序的情況并不能視作“兩個中心”，其根本原因在于國家權力具有“整體性”的特征，在規則維度與政治維度之上，尚有一個統一的國家意志。因此，“行政裁量的規范是多元的”這一命題并不對法律多元主義提出根本的挑戰。那么，這一視角的意義何在?意義在于:為行政裁量的正當性論證提供基礎。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因為行政裁量的本性導致了規則發揮作用的有限，因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提出的“法律即是法律的目的”這一合法性當作正當性的判斷失去了基礎。法律的形式主義悖論在此得到了充分發揮，固守行政裁量的形式要件的結果卻有違行政裁量的形式要件。正當性具有道德批判的維度。現在行政裁量的實證化傾向排除了超驗的根據，其正當性只有從自身的程序和形式中尋找。因此，要真正認清中國行政裁量的性質，就需要從政治、經濟、權力結構、文化等多個角度進行深入的研究。行政裁量，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學問題，跨學科跨領域的綜合性探索是構建中國的行政裁量的關鍵。因此，本文對傳統文化中裁量精神的探索，即是建立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之上。

二、“經權”思想中的裁量精神

做到建章立制，加強機制和制度建設。發揮好各級老干部領導小組作用。努力把老干部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2011年全市老干部工作的總體要求：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依照全省老干部局長會議及市委十一屆十一次全委會議精神，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進一步加強老干部“兩項建設”優先落實老干部的生活待遇；進一步深化為老干部服務；進一步發揮老干部作用；進一步豐富老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組織好建黨周年紀念活動。讓各級黨委放心，讓老干部滿意，以改革創新精神開創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一、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

（一）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抓好吉市創先發[]14號文件的貫徹落實。奉獻余熱”為主題，開展爭創支部班子好、黨員隊伍好、組織設置好、活動開展好、群眾反映好“五好”黨支部和爭當學習活動好、教育后代好、發揮作用好、堅持本性好“四好”老干部活動。

（二）加強思想政治建設。繼續以“講學習”活動為載體。組織觀賞考察、政策宣講、形勢通報等活動；針對老干部關注的重點和熱點問題，做好解疑釋惑工作。要創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力、感染力、說服力。

（三）加強黨支部建設。選好配強黨支部班子；完善落實各項制度；創新支部活動方式；加強學習培訓。

一、新時期煤炭企業職工精神文化需求的新特點

長期以來，煤企職工一直是文化低、素質差的代名詞，然而伴隨著煤礦企業的市場化改革，不僅吸引了一批高素質人才投身煤炭行業，同時煤企職工的整體素質也有顯著的提升，從而對精神文化生活產生強烈的內在渴求。職工精神文化需求呈現出以下新特點：

（一）職工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強

近年來，煤炭企業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競爭機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職工自身素質的提升，同時大量的技校生、專科生開始不斷地充實煤炭企業，職工中本科生、研究生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可以說煤炭企業職工的整體文化素質已有了較大的提升。例如，臨礦集團王樓煤礦就率先于2011年8月成立大學生采煤隊。在現有成員26人中，研究生學歷的二人，本科學歷四人，大專學歷的20人，平均年齡25歲，在采煤一線他們成為新時代大學生的一面旗幟，曾憑借優異的成績獲得多項集體榮譽，其先進事跡獲得多家媒體報道。煤炭企業職工整體素質的提升以及與外界聯系的加強，導致他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顯著增強，對精神文化需求的質量也越來越高。

（二）職工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樣性與現代化

新時期煤炭企業職工對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日益增強，基于多元的主體、不同的層次產生不同的需求偏好，其精神文化需求已由單純的興趣愛好轉變為“求知、求樂、求美”的多元化需求。職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現多樣性，既有強調個體文化享受，又有要求彰顯個體個性文化素養的；既有追求傳統大眾文化，又有崇尚高雅文化的；既有積極參與，又有愛好廣泛展示的人群等等。此外，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和互聯網的廣泛普及，職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現出現代化的特點。實現個人價值、力爭成才和成功已成為當代職工特別是青年職工的文化生活的主流[1]。傳統的精神生活內容，如文學、藝術、戲劇、電影、電視等越來越受到以電腦和網絡為載體的活動方式的沖擊，這一點在年輕職工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2019年度院級科研課題“新疆高職院校景觀建設體現工匠文化路徑研究”（bykj2019s‐12。從我國現階段的教育實踐分析來看，高職教育作為我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應用技術型人才培養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隨著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深入和產業專業化發展，專業技術人才的市場需求量巨大。為了更好的培養符合社會需要的技術性人才，新疆高職院校必須要立足市場需求進行針對性的專業性人才培養，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在教學培養的過程中要培養學生的工匠精神，因為其能夠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態度。新疆高職院校的景觀問文化建設是教育實踐的重要輔助，在教學中其滲透和熏陶的作用，實現工匠精神與高職校園景觀文化建設的互動，這對于新疆高職學校教學發展來講有重要的意義。

一、基本概念解讀

要在高職校園景觀文化建設中融入工匠精神，首先要對工匠精神有明確的認知。就目前的資料研究來看，工匠精神，英文是Craftsman’sspirit，是一種職業精神，它是職業道德、職業能力、職業品質的體現，是從業者的一種職業價值取向和行為表現。“工匠精神”的基本內涵包括敬業、精益、專注、創新等方面的內容。在目前的社會生產實踐中，工匠精神被不斷的提及，在教育過程中，工匠精神也在不斷的被普及，一方面是希望老師們能夠認清自己的價值，從而更好的為教育服務，實現教育的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希望用工匠精神感染學生，使學生對自己的專業，對自己未來的職業有清晰的認知，以此樹立良好的職業態度。總而言之，工匠精神無論是對個人成長還是對產品建設均具有重要的意義。校園景觀文化是校園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載體，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魅力，其不僅是學校建筑的外部延伸，對校園起著美化和點綴的作用，更是一個無聲的教育課堂，對包括少數民族學生在內的所有學生的思維習慣、語言行為等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在校園景觀文化建設中，對景觀的文化立意和思想內涵做十年做深入性思考和討論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二、工匠精神與新疆高職校園景觀文化建設互動的重要性

上文對校園景觀文化做了具體的介紹，從概念分析來看，校園景觀文化在教育教學中的作用不容小覷，所以必須要做好校園景觀文化的建設。就院校景觀文化的具體建設來看，其主要是為教學服務的，所以思想性以及內涵表現均要和教學有關，工匠精神的內涵豐富，對教學有很好的促進作用，所以重視工匠精神與校園景觀文化建設的互動意義顯著。從目前的資料分析來看，強調工匠精神與高職校園景觀文化建設互動，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能夠有效的提升校園景觀文化的豐富性。工匠精神的內涵比較的豐富，比如其有敬業、精益求精、專注等方面的內容，在校園文化景觀建設的過程中，基于工匠精神的具體內容對景觀進行構思與設計，這樣可以實現景觀特點和工匠精神內涵的有效結合。這樣的景觀存在于校園中，會成為校園文化的重要體現，包括少數民族學生在內的所有學生不僅能夠欣賞景觀，更能夠感受景觀所表現的文化氣息，這對于強化文化影響來講有重要的意義。第二是工匠精神與校園景觀文化建設的互動可以幫助學生開拓思路。從現實分析來看，很多學生在具體的學習中，思維會局限在課本教材中，這種學習方式對于學生的成長是非常不利的。校園景觀是校園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生生活和學習不可缺少的構成，工匠精神和校園景觀文化建設的互動會讓校園景觀的思想性更加深刻，而思想性越深刻的景觀，其越能引導學生實現思維發散。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生基于景觀深化思考，不僅自身創新會有顯著進步，其對工匠精神的理解也會有顯著的進步。

三、工匠精神與新疆高職校園景觀文化建設互動路徑

“中國印”摩崖石刻和“中華和平龍”建設的意義與影響

在北京市密云縣建設“中國印”摩崖石刻和在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建設“中華和平龍”,是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為推進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結合,于同時期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奧組委領導同志提出建議和創意,在得到肯定和支持后,予以全面發起和大力推動的重大文化項目。目前,“中國印”摩崖石刻已于今年7月13日即北京申奧成功7周年之際正式落成,成為北京舉辦奧運會期間的一道壯麗景觀;“中華和平龍”建設的創意和設計方案在去年年底向全球廣泛征集后,今年又進入了“海峽兩岸共建中華和平龍暨中華和平龍海內外創意和設計第二輪征集活動”的重要階段。可以相信,這兩個文化項目的實施,一定會對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結合產生重要而積極的影響。

漢字,是中華文化在抽象狀態意義上的主要載體;龍,是中華文化在形象狀態意義上的主要載體。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長期以來一直對漢字文化與龍文化的精神內涵進行深入細致的學術研究,多次指出,漢字具有抽象性和形象性結合的意蘊和結構,不僅在意蘊上可以不斷納入時代精神,推陳出新,而且可以在結構上通過藝術造型,產生新的重大文化內涵,“中國印”就是這方面的典范;而龍文化的內涵是“和諧共生、團結合力”,這可以從龍的形象是多種動物形象的合成和龍文化的民俗民風項目舞龍和賽龍舟是個人與集體力量有機融會的特殊項目這兩個基本事實予以證明。這說明,無論是抽象狀態意義上還是形象狀態意義上的中華文化載體,其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具有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內在氣質,而這種氣質與奧林匹克精神所強調的“和平、友誼、進步”也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因此,用“中國印”摩崖石刻和“中華和平龍”建設這樣兩個文化項目來體現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對接和結合,本身就具有在理念上和氣質上完全相通相合的境界。

“中國印”摩崖石刻建設在北京市密云縣這樣一個生態縣,“中華和平龍”將建設在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這說明我們在建設人文項目時,同時追求人文與自然的統一與和諧。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印”是北京奧組委經過征評而確定的北京奧運會標志,用摩崖石刻方式建設既定的文化標志,相對而言可以推進得快一些;而“中華和平龍”的建設,首先要通過面向海內外征集創意和設計,確定能夠表現中華龍“和諧共生、團結合力”內在特質的方案,相對而言其精神勞動量會更大、更復雜一些。因為,將“中華和平龍”建設在以“奧林匹克”命名的公園,標志著中華龍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永遠貫通,我們有理由、有責任把精神勞動做得更扎實、更細致、更穩妥一些。現在,經我國有關部門批準,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與臺灣有關機構共同發起了“海峽兩岸共建中華和平龍暨中華和平龍海內外創意和設計第二輪征集活動”,必將把“中華和平龍”創意和設計的征評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從而更有力地促進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結合。

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舉辦將持續一個多月的時間;但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結合將是我們要推動的永恒事業。我相信,這一事業將在中華民族走向新的騰飛的歷史進程中,同時走向成熟和輝煌!

和諧共生團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