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精神抗戰文學表達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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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儒、道、佛各有不同的觀念準則，但在參與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革這一點上存在著共識。那些約定俗成的倫理、世俗準則，也在事實上具備這種務實的品格。這種參與精神，其實是一種文化熱情。這種文化熱情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情感，其核心是民族大義，也就是正氣、骨氣與義氣等。下面就傳統文化在抗戰文學中的表現作些粗淺論述。

正氣，即民族正氣在抗戰文學中表現為本民族責任感和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這種精神在形而下層面表現為頑強的同侵略者拼殺、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等。與此相悖的心理和行為都是渺小的、可恥的。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是非正義的，因而是必敗的;中國人民的保家衛國斗爭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正義的，因而是必勝的。正義的事業蘊含著凜然的正氣。而正義的發掘，提倡對于民眾抗日積極性的發揮，有不言而喻的意義。這些是作家進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戰時期，大量街頭詩及一系列富有鼓動性的詩歌著重于激發民眾的戰斗熱情，藝術表現上多與流血與流汗的戰場有關，“它只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舞你愛，鼓動你恨，鼓勵你活著，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著。”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現了北平淪陷后市民的悲慘生活，頌揚了以錢默吟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國人的凜然的民族氣節。作品沒有描寫戰斗中的硝煙烽火，也沒有刻畫出氣壯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氣大都表現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寫了相同的主題，但表現方式是比較有特色的鄉村生活。民族正氣對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戰勝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報告文學《隨軍散記》中以富有才情的筆致勾勒出賀老總的儒將風采。作家們之所以創作了為數眾多的傳奇英雄，就在于他們看重智慧斗爭的力量，斗爭中激發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艱難歷程。正氣與獻身精神是緊密相聯的，正氣的維護和發揚沒有獻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與邪、美與丑的斗爭中。駱賓基的《東戰場別動隊》中黃阿大、呂典一等為正義而獻身的精神，將故事推向了高潮。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不僅包括了敢于為正義獻身的崇高品格，還包括了戰友之間純真的、為他人著想的美德。

骨氣，即常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傳》中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抗戰文學在這方面寫得最多的是生與死的選擇。舒群的小說《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著死亡的危險，把受傷的抗日戰士救護在自己的身邊;當敵人的刺刀逼近時，她掩護戰士化妝脫逃，而自己卻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過理發匠孫七與冠曉荷的對比描寫，使硬骨頭精神更加耀眼奪目。艾蕪的小說《我的幼年時代》、《我的青年時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個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追求者。戰爭是試金石，任何時代都會有不少患軟骨癥的人，尤其是當貌似強大的侵略者窮兇極惡之時。進步作家們直面現實，描寫了這類人的種種伎倆和劣跡，無情地揭露了他們卑污的靈魂。《開麥拉之前的》中的，《殘霧》中的洗局長、楊茂臣，《新水滸》中的六師爺，都是這類卑劣的人物。不少漢奸都是因為害怕侵略者的屠殺或者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沒有出賣民族利益，而是畏懼權貴，社會邪惡勢力，從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們對此作了批評性描寫。

義氣，是傳統文化中的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對他人的拔刀相助、講究信義、無私助人等。古人對義氣是頗為看重的，這從許多民間傳說和不少的文藝作品中不難看到，到20世紀30、40年代這樣一個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時期，人們還是一往情深地關注著這一文化傳統。抗戰文學基于對抗戰生活的真實描寫，在客觀上提供了一批頗有義氣色彩的文學形象。“東北作家群”中的駱賓基、白朗等，就創作了一些這類的作品，他們筆下的一批具有關東性格的人物，都有這種品格。駱賓甚的小說《一個倔強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這樣的人。高氏，人稱“秦(瓊)二爺脫生的”。他南下從軍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蕩蕩的難民之流。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后，他終日沉溺于家庭人倫與農田桑事，似乎消蝕了生命的鋒芒，對故鄉的凋敝與窘迫無動于衷。然而日軍進攻縣城引發了他固有的反抗沖動。他招徠鄉民，與日本人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戰斗。端木蕻良的《風陵渡》中的馬老漢也是一位因看不慣日軍的暴行而義務充當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諸如劉白羽、老舍等也在創作中涉及了一些講義氣的人物。作家們對義氣的描寫多放在社會下層人物身上，因為義氣作為一種民間的不成文的處事原則在下層人物身上表現得最充分。其實，義氣在某些具備良好文化修養的人身上同樣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詩人錢默吟，既有山林隱士的遺風，又有慷慨悲歌的俠肝義膽。目睹敵人的暴行，他放棄了隱士的生活，以傳奇的俠義式的反抗行為與日寇進行著不屈的斗爭。從傳統觀念上看，義氣往往是作為應予肯定的處事原則，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傾向。但對義氣應該作深一層的分析。當它有益于正氣的張揚、歷史的進步時，應予肯定;當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時，則應該否定。在國人的生活里，“緣”是一個廣泛流傳于民間的觀念，它已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緣”一詞最初來源于佛學，本來有很精深的哲理;長期以來的輾轉相傳，已賦予它豐富的民間意義，與原來的佛理大相徑庭。對于一般人來說，“緣”是指人與人或人與事物之間的關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預見的力量所預先決定或安排的。這樣“緣”的觀念就很簡便地為人們用來作事后解釋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戰時期的作家對于“緣”的描寫多體現在寫婚戀的故事中。婚戀過程中常常伴隨著出人意料的聚散離合，而這正是“緣”在背后起作用的結果，因而在作家們看來，婚戀題材本身與“緣”最有緣分。我們注意到，寫這類題材的作家大都有豐富的婚戀情感體驗(如蕭紅)，作品常常把抗戰的背景推得很遠，然而卻有一種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著讀者。這里“緣”是一只無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導演、操縱著人間的喜怒悲歡，抓人心緒。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的馮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緣的典型形象。無“緣”是痛苦的，事實上，有“緣”的人們，在過于陰暗的現實天幕下，也常常會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樹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緣”、多么美滿的一對;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陰冷與蕭殺，加之個人性情的原因，最終拆散了一對有“緣”人。抗戰文學中涉及“緣”的作品，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抨擊著現實。作家們對于“緣”的描寫，較多地聯系著政治，體現出否定現實的思維指向。忍是傳統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復雜的價值內容，既有消極被動的一面，又有主動性、積極性的一面。從負面內涵上考察，它強調個人在逆境中既然無能為力，就要暫時忍耐、忍受，顯然蘊含著一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人宰割的消極價值觀。從正面內涵考察，它又表現出一種樂觀、充滿希望的心態。許多流行于民間的諺語即表達了這種意向。忍，這種處事原則對國民的影響不容忽視。考察中國人的觀念與行為，就會發現忍的負面影響明顯強于它的正面影響。這種結果應當歸結于儒家思想對國民文化心理結構的強大輻射作用。儒家構想的社會模式強調等級的森嚴、秩序的井然。所謂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是建立在等級低者對等級高者的無條件服從之上的。儒家思想作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輻射力，滲透力直接導致了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忍的負面效應。血與火的民族解放戰爭，呼喚奮起與抗爭精神。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們無暇對忍的豐厚內涵作出全面的評判。他們從抗戰的實際出發，認識到了忍的消極作用，因而在創作中給予了否定(當然問題并非如作家們想的那么簡單)。

《財主的兒女們》中的蔣蔚祖雖則聰明漂亮，但卻儒弱、忍讓。他既想孝敬父親，又迷戀妻子，陷于無法自拔的矛盾中，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蕩，結果導致了他的發瘋。《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樹生的悲劇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現實。但與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無關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將瓦解，卻仍然勉為其難地忍受著妻子和母親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擊與不幸，忍受著一切，這就使他走向了絕望。曾樹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來便不能忍了，奮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對打上了現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繪。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參加了抗日斗爭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內，這些人中除了瑞豐外都還有良心。祁家的鄰居，除個別人是民族敗類外(如冠曉荷夫婦)，尚有民族情感，對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傳統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們未能振奮起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他們在萎靡中期冀著“王師北定中原日”的到來，在茍且偷生中同受難的祖國母親一起經歷著心靈的“煉獄”。然而，到底是忍下來了。大部分的中國人是用他們的血肉打到勝利的，而這些淪陷區中的人們卻是忍到勝利的。對此人們不能橫加指責，因為他們也有可理解、可原諒之處。但其表現出來的歷史的非主動性應該引起充分的警覺。在這方面作家們比較多的是從自己熟悉的較為狹窄的角度去表現。王西彥那些以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寫了榮林爺這個忍者的典型被當權者捐稅相逼而上吊的悲劇。以寫農村生活見長的艾蕪也有許多相似的反映。對惡霸的兇殘、地主的刻薄沒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結果就像《烏鴉之歌》所描寫的:要強占的，被強占;精神上還遭到難于忍受的打擊，“我的表弟”瘋了。

忍與麻木是聯結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處于麻木不仁的狀態;如果覺醒了，倒生發了一種無路之苦、無論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魯迅為揭露國人的麻木開了先河。抗戰時期不少作家走上了這條道路。蕭紅的《呼蘭河傳》對民眾的麻木心態，以及由這種心態導演出來的愚鈍行為，描寫得生動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審視的目光敘述了東北民間習俗，講述了這樣一個令人戰栗的故事:小團圓媳婦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可她婆母說她病了。說病了又不去求醫，去請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這位“本來是十二歲，卻長得十五六歲那么高”的小團圓媳婦當眾一絲不掛地在缸里滾沸的熱水中“洗澡”。他們把小團圓媳婦硬按在里面，僅掙扎了一會兒就昏厥了。這樣的“澡”接連洗了三次。折磨與恐懼帶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蕭紅的筆下存在著這樣一種邏輯: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劇。麻木直接導致了悲劇的誕生。仔細考察抗戰文學中所寫的麻木，就會發現這一時期揭示的范圍較五四文學有所擴展，不僅有無知民眾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識分子的麻木。駱賓基在他描寫戰前社會生活的鄉土小說中寫了麻木的無知民眾，在以抗戰時期社會生活為背景的一些小說里又寫了麻木的無知者。知識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無知為基礎，而是令人窒息的現實加上進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們明知這樣不對，可又不得不這樣。《四世同堂》中的種種忍耐，其實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種表現，不少人有民族感，有愛國心，可又離不開這座日本人占領了的城。老舍明確指出這種忍讓、麻木是歷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經歷了無數帝王的更替，每個帝王都以為勞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學說在傳統文化中居于主導地位。在抗戰文學中表現得也較多，“孝”又是其表現之一。

儒家學說中家族觀念很濃，而家族觀念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強調忠孝之道、教憚之道。抗戰文學中較多地涉及到孝，像靳以、巴金、老舍、王西彥、艾蕪、蕭紅、傅鐸等人創作的作品中。尤其到本世紀30、40年代這樣一個非常時期，怎樣評價包括孝在內的傳統文化就提到了議事日程。這就是抗戰文學中涉及“孝”多的原因。對孝和為孝作出犧牲的評價，既看到它合理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不合理的一面。《前夕》(靳以的長篇小說)中的靜宜，大學畢業后，放棄了理想，拒絕了愛情，為的是孝敬年老的父母。可神州大地正在受著日本人的踐踏，經歷著集團的反動統治，每一個正義之士都應該為民族的尊嚴和光明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靜宜愛自己的祖國，支持妹妹們離開家庭為社會獻身，也知道自己成天被細微瑣事纏身會隨同這個家“腐爛掉”，但她還是找了種種理由諸如父母無人照看、家無人料理等等把自己留下了。

家庭和社會存在著矛盾是事實，但決不是毫無辦法統一起來。傅鐸的話劇劇本《王秀鶯》中的王秀鶯，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努力參加勞動，忍受著好逸惡勞的婆母的刁難，支撐起那個瀕于破碎的家，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日戰爭。這樣的孝和為孝付出的犧牲，在彼時彼地是值得肯定的。決不能用現在的標準去苛求前人。每個時代的人只能做他們那個時代應該做、必須做、也盡可能做的事情。一般說來，忠、孝難以雙全。可在老舍那里，二者卻能和諧地統一起來。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雖然也有在忠孝矛盾漩渦中掙扎的痛苦，但是在國難當頭的環境里他還是擺平了愛家與報國的位置，既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承擔了負累克盡了孝道，又以特殊的方式為國家實現了盡忠的義務。從傳統文化的角度看抗戰文學，又由抗戰文學返觀傳統文化，是一個比較復雜的課題。從本文的題目和角度看，許多問題有待于深入開發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