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構成范文10篇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隨著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結構優化的環境也在逐漸發生變化,這給農業結構優化提供良機的同時,其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盡管我國面積廣闊,但由于人口眾多,使得我國人均土地面積相比國際平均水平要低很多,此外,由于多種原因也致使農業生產的土地面積在逐年減少,對于這樣的局面,要求農業經濟結構要盡快從粗放原始的農業經濟結構形式轉向集約型的經濟形式。在十一·五規劃中也明確指出了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讓農業經濟得以持續快速發展。因此,農業經濟結構的優化要抓住這次機遇,提前做好準備,進行嚴密規劃,認真落實和執行。

一、農業經濟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農業生產率低下,農業經濟發展緩慢

造成我國農村投資比重小、農業基礎設施不健全局面主要是受國家長期在資源配置上的傾斜政策所影響,才使得我國的農業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家庭式的、自給自足的發展狀況,這樣不僅造成農業協作程度低、技術落后、生產率低下,還嚴重阻礙了農業經濟發展。此外,農民的耕作積極性一定程度上受國家農業的土地所有權的影響。例如,占用農民耕地用于城市化建設時,不能給與農民足夠的賠償,這就使得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挫傷了,從而流失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

(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水平低,技術含量總體比較低,缺乏競爭力

由于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多、比重大,是一種典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式經濟方式,農村勞動力不可能全用于僅有的可耕地上。然而,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例如,一些鄉鎮企業通常是面向農村生產初級工業制品。但因人力資源的缺乏,沒有相應的制度進行合理安排,造成鄉鎮企業的生產空間不大,缺乏市場競爭力,企業得不到穩定的發展,從而就無法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摘要:經濟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發展經濟成為有待探討的問題，若要發展經濟，首先必須了解經濟，了解經濟法，而經濟法中最為重要的理論之一便是經濟法律關系。本文主要通過分析經濟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便于進一步理解經濟法律的內容。

關鍵詞:經濟法律關系;構成要素;經濟法

經濟保障著國家軍事建設和國民生活水平，經濟法則是國家對市場調控和宏觀調控中發生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從作用上體現國家意圖，保證經濟穩步發展，在法律的規范下，避免出現市場動蕩、不當競爭等混亂的現象。經濟法律關系即對經濟法延伸解釋的一部分，是法律關系之一，具有更鮮明的靈活性、政策性和行政主導特性。

一、經濟法律關系概述

從定義上來說，經濟法律關系是指國家協調或調整經濟運行的過程中，根據經濟法的相關規定在經濟主體間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由此可見，經濟法律關系具有以下特點:(1)經濟法律關系滿足在經濟法的基本要求，其前提就是以經濟法作為獨立存在的法律部門，且經濟法律關系受經濟法的調整;(2)經濟法律關系必須符合國家調控規范的社會活動要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政府及相關的經濟管理機關具有主導性，即在大多數的經濟法律關系中，一方為政府組織，另一方為公民或經濟組織;(3)經濟法律關系只存在于國家管理的社會經濟關系中，國家利用其職能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干預;(4)經濟法律關系所包含的領域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各個領域間可以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二、經濟法律關系構成要素

摘要:經濟犯罪中情節和數額的規定表現出不同的立法形式。情節和數額在我國犯罪構成理論中的定位應當是犯罪構成要件要素，而不是犯罪構成要件。規定概括性情節及數額的犯罪中，規定概括性情節的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態，規定數額的犯罪是否具有犯罪未遂形態應當具體分析。

關鍵詞:情節；數額；立法形式；犯罪構成要件要素；

犯罪未遂在經濟犯罪的刑法條文中，存在大量的情節和數額的規定。有的條文規定了“情節嚴重”這一概括性情節，有的條文規定了具體的情節，如結果、具體數額或概括性的數額。同樣是情節和數額的規定，有的是基本犯的成立條件，有的是法定刑升格的標志。

一、經濟犯罪中情節、數額的立法形式

經濟犯罪中，規定情節、數額的犯罪大量存在，就基本犯而言，主要有以下幾種立法形式。

（一）單一性規定

就業技能是就業人員參與社會生產活動所具備的能力，就業技能結構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在就業人員中的分布比例。根據技能對勞動力分類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將勞動力分為“thecunninghand”(熟練的手工勞動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腦力勞動者)。在當前的中國，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技術改變而產生大量結構性失業。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發現職場上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廣大雇主卻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來越難。要解決這個問題，前提是要分析各行業目前的就業技能結構和發展趨勢，為勞動者指明職業技能發展的方向。

就業技能的分類與度量方法

就業技能與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訓多少、工作時間長短、職業性質和特點等相關，可從經濟角度和社會角度來衡量。一些文獻對技能劃為四種：學術能力或者叫認知能力；一般能力；學習和運用技術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兩種是從經濟角度考察，后兩種是從社會角度考察。從經濟角度測量技能具體依據有如下四種：證書、資格證等；工作經驗；職業類型；教育程度。我國主要從經濟角度考察勞動者技能。

國民經濟各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分析

(一)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存在的有關問題

我國在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主要面臨以下問題：首先，我國各資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關部門的統計報表、行政紀錄和抽樣調查，沒采用過問卷調查方式。其次，統計資料存在時間斷層。比如《中國統計年鑒》上，“分地區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年末人數”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數據；按“行業、性別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在2002年后才出現。這反映了我國在面臨結構性失業問題的時候，卻未對就業人員技能及就業技能結構引起足夠重視。此外，統計指標在不斷調整過程中也存在斷層。例如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于1984實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兩次修訂，2002版和1994版在門類和大類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將1994版和2002版的相關行業進行歸并分析，會造成較大的誤差。如果要做就業技能結構時間序列上的數據比較，只能以2002年作為分界線。

一、“斯蒂格利茨命題”與中國實踐

20世紀90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劇變，給經濟學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失敗的經濟根源是什么？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如何才能有效實施？中國從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失敗中能得到何種啟示？等等。

關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數人從經濟制度、體制關系和宏觀政策等偏重于宏觀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原因——過度集權、產品質量、激勵機制、選擇問題、會計核算與價格體系、競爭的缺乏、創新與適應性等具有微觀經濟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標準原因的序列中，沒能提供有效的激勵被排在顯著的位置上。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激勵……但是這種激勵并沒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經濟效率。”本文將之定義為“斯蒂格利茨命題”。

“斯蒂格利茨命題”的主要思想包括四個方面：（1）激勵的實質是一個信息問題。如果一個組織或集權的機關具有某些信息來了解每個人此時正在做什么，或判斷每個人應該做什么，而使產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勵問題了。（2）激勵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經濟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經濟效率的激勵結構被稱為有效激勵結構。（3）社會主義激勵匱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勵結構，其主要原因是：社會主義經濟對平等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約束阻礙了有效激勵結構的建立；政黨體系不僅提供了一種報酬機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種控制機制；政治體制充當經濟激勵機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勵的導向發生扭曲，即經濟尺度衡量的晉升與業績的相關程度要比政治標準差一些。（4）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其他原因都與激勵相關。這些失敗原因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構成激勵匱乏的基礎，包括過度集權、會計核算與價格體系不完備、競爭的缺乏等；另一類是激勵匱乏的結果，包括產品質量低劣、缺乏創新與適應性等。因此，激勵匱乏被排在社會主義經濟失敗標準原因序列中的顯著位置上。

根據“斯蒂格利茨命題”的觀點，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主要路徑是建立有效的激勵結構，以改變激勵匱乏的結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勵結構？斯蒂格利茨認為，“激勵問題與分配問題是緊密相關的”，建立有效激勵結構的關鍵在于選擇正確的激勵結構方向，其中，“激勵結構的一個基本方向在于報酬必須按照績效（必須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只有這樣，才會使勞動者勤奮地工作，使決策者作出提高產品質量的選擇，使技術、管理等創新者和創新使用者對創新有內在的動力和需求。田國強也認為，一種經濟制度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何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檢驗一種經濟機制或規則是否運行良好的一個基本標準是，看它是否能夠提供內在激勵使人們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質量的工作，激勵決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經濟組織的好決策，激勵企業盡可能有效益地生產。

在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面臨著經濟運行中的激勵匱乏問題。為激活社會主義經濟，兩者都是從激勵匱乏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即實行由計劃到市場的轉型。但是，兩者轉型的經濟和社會后果迥然不同：中國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巨大的差別？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國的改革選擇了漸進式的道路，這一道路是一條代價低、風險小，又能及時帶來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進”或“卡爾多改進”，有利于保持改革過程中速度和穩定這兩種要求之間的平衡；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選擇了相反的改革方式，產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會動蕩。中國在激勵匱乏基礎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還在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中起過積極作用；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初始條件，加上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中國社會主義的憲法制度通過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憲法制度和利益結構保持了相對均衡，作為改革領導者和發動者的黨和政府能在穩定和發展中實現經濟和社會的轉型。

后金融危機時代，在我國轉方式、調結構的全局戰略下，為立足長遠發展需要，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以達到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戰略。在此基礎上高等職業教育應該與經濟結構的調整保持“雙調聯動”，以適應產業技術升級所帶來的產業技術工人升級需求，從而真正實現職業教育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潮流趨勢。

一、經濟結構的調整對職業教育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

教育作為社會延續和發展的工具，必然要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別是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作為與經濟密切相關的職業教育更是表現突出：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影響著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課程結構以及授課方式。從職業教育的發展情況來看，每個國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職業教育的重點應是所處時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產業部門，也就是說職業教育的發展是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而轉移的，須與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需求保持一致。二是技術結構的狀態制約著職業教育的層次結構。世界經濟發展情況表明，人才從勞動密集型產業流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與人才由第一產業流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保持同步的趨勢，這就要求有與之相配套的教育結構來培養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技術人才。作為職業教育則應緊密根據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業結構的變化、技術結構的要求建立與之適應的層次結構，滿足生產管理第一線各類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針對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如“經濟增長動力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結構調整難度加大，就業壓力總體上持續增加和結構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等，我們需要對形勢做一個冷靜而客觀的分析，并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提出我國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職業教育的升級關鍵所在

經濟結構的調整要做好轉方式、調結構，關鍵是好字當頭，這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之意，也是適應經濟發展形勢的迫切要求。因此我們要把產業升級作為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方向，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協調推進，通過產業升級促進結構調整，從而推動經濟平穩較快健康發展；要把技術創新和技術升級作為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路徑，以更大的決心和力度調結構、促轉變，把職業教育作為當前教育體系的重要環節來抓。而無論是重視創新職業教育還是加快產業升級，都必須著眼于職業教育發展的均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緊緊圍繞“好”字做文章，圍繞“優”字謀發展，從根本上做好產業技術工人的升級。

三、職業教育對經濟結構調整與發展的反作用

產業結構是各產業間的技術經濟聯系與聯系方式，它動態地揭示了這種聯系不斷發展、變化的趨勢及各產業的替展規律，也靜態地揭示出一定時期內產業間聯系和聯系方式的技術經濟數量比例關系。可以說，產業結構的優劣與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增長質量的優劣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為此，要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優質增長，就必須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對現在不合理、低效、不環保的產業進行調整，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

一、經濟視角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幾點不足

（一）忽視資源環境的稟賦性

傳統的產業結構調整以產業資本有機構成和技術含量為主導，重視各產業的構成比例、強調產業梯次轉換，往往采取改進區域內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生產聯系和比例關系的方法來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但對各區域間產業結構的生態性和資源環境的稟賦性重視不足。在經濟發展初期，這些資源要素對該產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能有力地促進經濟的增長；但當產業進一步發展時，知識和技術等需要長期投資和培育才能創造出來的要素逐漸變得稀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資源的循環利用和環境的保護，出現資源瓶頸和環境制約現象，甚至出現惡性循環現象，影響產業發展。

（二）忽視產業結構性污染

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和傳統工業生產的影響，我國各地區的產業結構都具有趨同性。如大多數縣區都有中小型的磚瓦廠、酒廠、肉聯廠、食品加工廠、造紙廠、紡織廠、毛巾廠、印染廠等等。這種重復建設是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的重要根源，在水泥、化肥、鋼材、玻璃、機床等行業尤其明顯。這種產業發展狀況必然造成該地區自然資源的相對緊張，片面追求產業外延擴大再生產，地區內舊有的產業結構矛盾尚未解決，又出現新的重復建設產業項目。我們在產業結構調整中往往忽視對這種結構性污染的調整，導致各縣區間相同產業間的低水平過度競爭，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資源利用的高消耗、技術改造的高成本和環境保護的高代價。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1960)正式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把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歸功于人力資本，經濟增長之謎迎刃而解。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增長理論(以盧卡斯(1988)和羅默(1990)為主要代表）延續并深化了人力資本理論思想，把人力資本內生化于生產函數之中，新增長理論的興起與發展是經濟增長理論應當今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需要的一個重大變革。

本文打破從總量上進行分析的常規，運用相對成熟的計量經濟方法分析人力資本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提出了人力資本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新思路，從實證的角度說明各產業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不同效度。

一、人力資本結構影響產業結構的理論分析

人力資本是蘊涵在勞動者身上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與技能，人力資本的載體是人。所謂的勞動力流動，是指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勞動者為了與生產資料結合的需要，在生產過程之外，在不同的地理區域范圍和不同的工作崗位之間的遷移和流動。

勞動力之所以存在遷移與流動，是因為勞動者作為理性人，具有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更高的勞動報酬和更高的滿意度等的動機。勞動力遷移也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同樣可以解釋產業間的流動，生產率高的產業（部門）對生產率低的產業（部門）的勞動者更有吸引力，就業率高（勞動力資源稀缺）的產業（部門）對就業率低（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產業（部門）的勞動者更有吸引力，勞動者報酬率高的產業（部門）對報酬率低的產業（部門）的勞動力更有吸引力，這都誘致人力資本在產業間流動。

產業人力資本流動和配置的一般規律與產業發展規律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當二者相一致時，將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提高經濟效益，從而加快經濟增長；當二者相悖時，將會導致產業結構以致經濟結構的更加不合理，從而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甚至產生負面影響。

一、我國農業結構變動是影響農業增長的主要途徑

（一）農業經濟結構變動通過農業要素轉移效應影響農業產出增長

經濟結構變動影響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產生要素轉移效應。我國農業結構中，種植業長期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即使現在，種植業占農業結構比重超過50%，林業、畜牧業和漁業三者加起來不到一半。在農業的四個部門中，種植業的生產效率相對較低，而畜牧業和漁業較高，我國農業結構變動的過程，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種植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畜牧業和漁業的結構比重則持續上升，伴隨著這一過程，農業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由種植業不斷向林牧漁業轉移，不但農業產出的量不斷增長，而且農業產出的質也在不斷提高。我國農業發展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總體來說，要素轉移效應從“質”的角度揭示了農業經濟結構變動影響農業產出增長，長期來看，農業經濟發展就是農業產出與農業結構都不斷變動演化和相互作用的結果。

（二）農業經濟結構變動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影響農業產出增長

產業關聯是產業間的投入產出聯系，指產業間以各種投入品和產出品為連接紐帶的經濟結構形式。在社會化生產中，農業產業一方面依賴其他產業的投入以形成并發揮本產業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賴于其他產業的需求關聯，銷售本產業的產品，投入產出聯系構成產業關聯的物質基礎。產業關聯的方式包括產品、勞務聯系；生產技術聯系；價格聯系；勞動就業聯系；以及投資聯系等。產業關聯的類型可以分為直接聯系與間接聯系；單向練習與多向聯系；順向聯系與逆向聯系。產業關聯分析的是產業結構與產出增長在“量”上的聯系。

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考慮農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聯關系。農業各部門的投入產出表，如表1所示，下面分析產業關聯對總量增長的影響。

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揭示了資本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擴大再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為了獲得更多剩余價值資本家就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要更新設備、采用先進技術、進行技術創新、工藝創新、產品創新、制度創新等一系列創新，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意味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供給側結構的改革，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供給側改革會提升產品質量和產品附加值，產品附加值提高促使經濟持續發展和創新。由此可見，馬克思資本積累和有機構成理論對我國目前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和核心問題有著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馬克思資本積累和有機構成理論再認識

從企業的生產過程看，資本積累是企業擴大再生產的源泉，利潤是資本積累的源泉。資本積累的規模與企業利潤的量成正比，企業獲得的利潤越多，資本積累的規模就越增大；而資本積累的規模越大，企業可以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資本積累的實質是企業將所獲得的利潤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擴大生產規模，從而進一步賺取更多的利潤。在利潤分為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一定比例的條件下，資本積累量取決于利潤的絕對量，因而一切決定剩余價值的因素，都會影響資本積累規模，這些因素有：剩余價值率、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所用資本和所費資本之間的差額、預付資本量。資本積累是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追逐利潤是企業生產的動機和目的。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這一規律決定了企業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必須進行積累，這是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同時，資本積累也是由市場競爭機制決定的。誰要在競爭中取勝，就得擴大生產規模，追加投資。競爭迫使每個企業都要拼命地進行資本積累，這是資本積累的外在壓力。總之，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揭示了資本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擴大再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為了獲得更多剩余價值就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要更新設備、采用先進技術、進行技術創新、工藝創新、產品創新、制度創新、提升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那么，什么是資本有機構成呢？馬克思對資本構成是從兩方面來考察的：一方面，從物質形態看，資本是由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構成，它們之間的比例由生產的技術水平決定，這種反映技術水平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之間的比例叫做資本的技術構成。另一方面，從價值形態看，生產資料價值表現為不變資本，勞動力價值表現為可變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例叫做資本的價值構成。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并且反映資本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的價值構成就叫做資本有機構成，用c:v表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和在競爭中取勝，必然會不斷改進企業技術裝備，提高勞動生產率，結果在全部資本中，不變資本所占的比重增大，可變資本所占的比重相對縮小。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一般要以單個資本的增大為前提。這是因為單個資本增大了才有條件81采用先進的技術和機器設備，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隨著資本積累的發展，資本家必然要不斷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發生質的變化，使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率越來越小。而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要求擴大個別資本的規模。個別資本規模的擴大意味著供給側的技術構成的提高，生產技術結構、工藝結構、產品結構等改進，生產出質量更高、更好、更新的產品，供消費者消費，使消費者生活質量提高。所有這一切都有賴于技術、設備、機器、工藝、流程、產品、管理、投融資渠道等各方面、各領域、各層次的全方位的供給側創新。可見，資本積累過程，實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過程；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過程，實質就是資本技術構成不斷提高的過程；資本技術構成不斷提高的過程，實質就是供給側不斷改革的過程；供給側不斷改革的過程，實質就是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和不斷創新的過程。我們不能不說馬克思資本積累和有機構成理論，對我國目前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和核心問題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這就是我國供給側改革要緊緊抓住創新驅動這一根本方向和核心問題。為此，我們應該深入了解和全面認識我國供給側改革的豐富內涵。

二、完整準確地認識我國供給側改革的深刻內涵

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實質，說到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要旨在于調整我國目前不合理、不合市場需求的供給側經濟結構，使生產要素實現最優配置，其目的是在我國經濟增長數量相當適度的基礎上，全面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在數量不少于需求、供給適度過于需求的情況下，把工作的重點和著力點放在供給側的以質量為核心的方向上來。眾所周知，所謂需求側要素，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要素，“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技術創新等要素”[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豐富，其目的就是從過去重視消費數量滿足的消費側改革，即擴大投資、擴大消費、促銷、營銷、擴大出口創匯為重點、為目標，轉變到以提高供給質量為出發點、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盼為目的的供給側改革上來。供給側改革，一是用改革的辦法，積極推進產品結構、技術結構、設計結構、產業結構等一系列的結構升級調整；二是矯正資本、技術、設備、人才等生產要素配置的錯位和扭曲及其不合理性；三是擴大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需求，增加有效需求產品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及時反映性、適應性和靈活性，使全要素的生產率，得到全面提升。第一，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和優化。優化投資結構，把資金投向那些資本回籠快、風險小、有利于人們生活質量提高的方向上去；優化產業結構，把資金投向新興產業和新型產業、朝陽產業的方向上去；優化技術結構，把資金投向新技術、新工藝、新流程的產業技術方向上去，投資資金還要開源疏流，從而在經濟可持續地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基礎上，實現我國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地向前發展。同時，我們要在供給側改革上下功夫動真格，確實提高供給的質量和品質，使我國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不斷增強，生活水平持續提升。第二，優化產品結構和分配。優化投融資結構，并且進一步促進資源整合，真正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要優化分配結構，實現社會公平分配”[2]，使消費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即生產力的再生。第三，優化流通結構。流通領域要節省交易成本，減輕企業在流通中的負擔，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優化對應的消費結構改革，實現供給的消費品不斷地“提檔升級”。只有供給的消費品不斷地“提檔升級”，才能真正持續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才能讓國內外消費中國產品和服務的人民生活品質得到提升，從而不僅落實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新理念”[3]，還會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

三、馬克思資本積累和有機構成理論對供給側改革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