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效應范文10篇

一、引言

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由于利率管制(McKi-nnon＆Shaw，1973)、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Stiglitz＆Weiss，1981)、交易成本(Hung－JenWang，2000)、產權與制度缺失(鐘正生和宋旺，2003)等因素的存在，我國的農村信貸配給現象非常普遍和嚴重(馬九杰，2004;田俊麗，2007)，嚴重降低了農村金融市場的效率。作為稀缺資源的一種配置方式，信貸配給會減少信貸資源的配置總量，限制農戶的投資生產活動和產出水平，進而減少農戶的生產剩余和資本積累速度，損失農村居民福利。作為評價農村金融市場績效的一個主要方面，農戶借貸的福利效應研究對進一步提高農村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不同借貸形式對農戶的正向福利效應得到諸多研究的肯定。(1)正式金融形式貸款顯著提高了貸款農戶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這在印度和孟加拉國都有經驗證據(Binswanger＆Khandk-er，1995;Pitt＆Khandker，1998)。(2)小額貸款和以工代賑等靈活的借貸形式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尤其對貧困者更加有效(Khandker，1988)。(3)非正式的信貸形式對農戶的福利有著同樣的甚至更大的影響(李銳、李寧輝，2004)。總之，正式借款和非正式借款對農民收入和消費的增長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能夠改善農戶的福利水平(朱喜，2003)。

二是由于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具有金融機構支農動力不足、金融機構投資的兩極分化、農村資金外流與金融市場的準入限制等方面的金融抑制特征(吳敬璉，1997;談儒勇，1998;何廣文，2001)，金融抑制的福利效應受到關注。其中，李銳和朱喜(2007)的文章最有影響，他們認為由于受到金融抑制，所有農戶的純收入、凈經營收入、消費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資產均會受到損失，而直接受到金融抑制的農戶在這些福利指標上的損失更為嚴重①。褚保金、盧亞娟和張龍耀(2009)的研究指出，信貸配給會阻礙農戶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李銳和朱喜(2007)的研究結論，但是并沒有計量金融抑制導致的農戶收入減少的程度和數量。

三是關于影響農戶信貸可獲性的因素。研究發現，農戶戶主年齡、耕地面積、非農收入(褚保金、盧亞娟和張龍耀，2009)、農產品的價格(李銳、李寧輝，2004)、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和“關系”(李銳、朱喜，2007)等因素有利于增加農戶獲得的資金額。已有文獻指出了增加信貸供給對農村居民福利的積極作用，證明和計量了信貸配給對農村居民福利的損失程度，這些結論對我國的農村金融深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

主要內容：盜版現象由來已久，累禁不止，這是源于它堅實的市場基礎。從需求方面看，它的市場基礎在于盜版品的消費價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費價值；從供給方面看，它的市場基礎在于盜版品的生產價值高于正版品的生產價值。盜版品的存在，并不象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有害無利。其實，盜版品究竟會增加福利還是減少福利，取決于時期的長短、競爭的最后趨勢以及政府反盜版的嚴厲程度。本文認為，政府應該以最大限度的減少而不是消除盜版的負面影響為目標，以運用競爭機制為導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權保護法規在內的多種措施，在權衡盜版成本和反盜版成本的基礎上，實行適時適度的反盜版策略。

關鍵詞：盜版現象，盜版品的生產價值，盜版品的消費價值，經濟福利，盜版成本，反盜版成本，適度的反盜版策略

一、引子

盜版現象由來已久。盡管各國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反盜版措施，以對盜版進行打擊，但時至今日，盜版現象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的根除，反而還有日益漫延之勢。那么，為什么會出現盜版呢？盜版品給消費者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政府為什么要打擊盜版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盜版現象累禁不止呢？政府應該采取怎樣的反盜版策略呢？筆者擬用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定義本文討論的盜版現象為“一切生產、銷售和使用包括諸如計算機軟件，音像制品、書籍等的非法復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為”。[1]這些非法復制品統稱為盜版產品，與之對應則為正版產品。

二、盜版存在的市場基礎

摘要：拼車網站是為了適應現今社會的快節奏、提高出租車載客率，方便乘客及司機，互利互惠的理念而設計的，使用本網站可以在電腦端與手機端快速登錄，實時實現方便拼車，方便打車，同時還可以節約資金，減少空載，環境友好。是一款新型實用型網站。

關鍵詞：拼車網站；網站設計；福利效應分析

1拼車的概念

拼車是新產生的事物。根據國外的相關報導，韓國和希臘以及歐美等多個國家的出租車開始實施“合乘制”。特別是在美國，許多人會共同乘坐同一輛出租車，這種方式也被稱作Carpool。由于這種方式有利于環境保護，因此被鼓勵和支持。此外，這種出行方式還可以有效緩解城市交通的擁擠，還可以方便乘客。在國內的許多城市已經開始實施了拼車，并由此有了相關的注冊機構。拼車有多種方式：一種方式稱為可以叫搭乘，也就是去搭“順風車”，順風車的車主可以在出行的途中順便捎上多個出行路線基本類似的乘客，乘客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對于車主來說就是順路搭乘客，這樣可以降低油費的支出；第二種方式是采取合租的方式，合租是指多個乘客共同租一臺車，這樣可以降低出行費用。由于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國內許多大中城市的上班族都開始通過社交平臺或專門的拼車網站或手機拼車APP等多種方式獲得拼車信息。拼車出行的人開始逐漸增多。拼車體現出國家“低碳環保”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這種出行方式順應“綠色交通”的發展趨勢。

2開發環境與相關的技術

2.1DreamweaverDreamweaver可以提供多種工具，可以實現RoundtripHTML，可以完成視覺化編輯，對原始碼進行編輯同步，是一種較為流行的設計工具。Dreamweaver包括了HomeSite和BBEdit等多種文字編輯方式。Dreamweaver具有進階表格編輯功能，可以方便進行單格、行、欄的選擇，還可以方便排序，對表格群組進行格式化，可以實現精準定位，輕易完成表格的圖層轉換，通過拖拉置放的實現版面的配置。網頁位置發生改變后Dreamweaver會自動完成所有鏈接的更新。2.2assess數據庫。Access的優勢表現在強大的數據處理功能，具有統計分析能力，借助access具有的查詢功能，可以實現各類數據的匯總和平均等運算，并可靈活設置統計的條件。設計數據庫功能的模式主要包括了O-RMapping與DAO模式，其中DAO模式主要是操作數據，而與此同時O-RMapping主要是完成對象與對象關系之間的映射。歌曲查詢主要是進行文字以及數據查詢，業務邏輯簡單，因此選擇O-RMapping模式就能夠達到要求。針對表示層的查詢操作，可以將功能層的內容進行sql語句的轉換，從而得出一個Recordset集，表示層要想接收到查詢結果，那么就需要定義類，同時對類進行聲明處理。2.3ASP利用ASP可以實現許多的功能，可以突破原有靜態網頁存在的功能限制，實現了網頁的動態變化；ASP文件包含了許多HTML代碼，相關的文件易于進行修改和測試；服務器通過ASP解釋程序可以在服務器端完成ASP程序的執行，并將執行結果通過HTML格式傳遞到客戶端，方便在瀏覽器上查閱，所以借助各類瀏覽器可以瀏覽ASP產生的網頁內容；由于內置式的對象，借助這些對象可以增強服務器端腳本的功能。

一、反傾銷稅及其一般效應

1.反傾銷稅。傾銷（dumping）是指，一國出口商以低于其在正常貿易中供國內消費的同類產品的可比價格，即以低于正常價值(normalvalue)的價格進入另一國市場的行為。反傾銷(Anti-dumping)是指進口國有關行政當局或職能部門（如海關）根據本國反傾銷法或世貿組織《反傾銷協議》就本國廠商對外國傾銷提出的起訴進行調查和裁決，如果認定傾銷存在并因此對本國相關產業造成損害，就會做出肯定裁決，對傾銷商品征收除正常關稅之外的、相當于出口價格與正常價值之差額的附加稅，即反傾銷稅(AntidumpingDuties)。反傾銷稅的征收必須同時符合三項基本條件:

（1）傾銷存在，即產品出口價格低于其正常價格（國內銷售價格或對第三國出口價格或其生產成本）；

（2）損害存在，即進口國競爭產業受到嚴重損害或損害威脅，或者一項新產業的建立受到嚴重阻礙；

（3）損害與傾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即進口競爭產業所受的損害是由傾銷造成的。

2.反傾銷稅的一般效應。如果進口國當局對出口國壟斷企業的長期性傾銷征收反傾銷稅，進口國進口品價格會提高，對進口品的需求和實際進口數量下降，在某些情況下從反傾銷調查國的進口會完全停止，國內進口競爭廠商的產量和收益增加。同時，國家關稅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減少。但只要生產者增加的福利和國家關稅收入大于消費者減少的福利，征收反傾銷稅的綜合效應就被證明是有效的。

摘要：食品是維持居民生存權利的基本消費品，在居民消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在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下，我國食品價格波動頻繁，且對居民消費需求產生復雜而深刻的影響。本文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通貨膨脹等三個方面來研究食品價格波動對居民消費需求影響的作用途徑，對了解兩者其內在的作用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食品價格波動；居民消費需求；作用機理

一、引言

近年來，在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下，食品價格波動頻繁且變動幅度較大。與去年同期相比，2014年我國食品價格指數變動為103.1%，高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02%的波動幅度。部分如干鮮瓜果、液體乳及乳制品等食品的價格波動幅度甚至達到108%以上。食品是關乎廣大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消費品，食品價格上漲必然降低居民食品消費數量與消費質量，加大居民消費壓力并造成不滿情緒，進而對居民實際消費福利產生消極影響。與此同時，居民消費不足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循環發展的重要瓶頸，擴大內需不僅是政府工作部署中的重點工作，也是穩定經濟增長態勢的必要手段。因此，從城鄉差異、收入差距以及通貨膨脹等三個角度研究食品價格上漲或下降對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有助于我們加深對兩者作用關系的研究，在擴大居民消費、保障居民福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食品價格波動福利損失的城鄉差異

食品價格波動對城鄉居民消費會產生不同的福利效果，一些學者對這種差異也表現出高度的關注。徐永金，陸遷(2012)認為糧食生產價格與主產區生產福利變動方向保持一致，且在大多數時期，糧食生產價格上漲會促進主產區總福利水平的增加。苗珊珊(2014)研究表明糧食價格上漲有利于糧食凈出售者的農村居民福利增加，但不利于糧食凈消費者的城鎮居民消費福利。城鄉低收入群體對糧食價格波動較為敏感，且農村貧困人口所受不利影響要高于相應的城鎮人口。城鄉居民面對食品價格波動所表現出的消費福利差異主要是由其各自不同的角色所決定的。農民居民作為糧食生產者，在滿足自身消費后會將剩余的糧食進行出售，糧食價格上升會提高農村居民的福利效應。但城鎮居民不同，僅僅作為糧食凈消費者，是糧食價格上漲不利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其消費福利也明顯降低。這與祁毓(2010)探尋居民收入來源對居民消費行為影響的結論相一致，即相比其他收入來源，城鎮居民的工薪收入提升居民消費率的作用效應最大，而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消費效應最大。但糧食價格上漲對農村居民產生的福利增加效果可能并不是非常明顯。因此，從糧食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度而言，食品價格波動對城鎮居民消費需求表現出明顯的負面作用，但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則較為復雜，一般情況下，表現出稍微的促進作用。近年來，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迅速，糧食生產所需勞動力數量明顯降低，農村外出打工者的規模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表現出顯著變化，工資性收入占比已基本趕上農業經營性收入比例。婁峰，張濤(2012)研究認為短期內，農戶工資性收入上升不利于糧食生產，會引起糧食價格上升，但中長期內，農戶工資性收入增加會刺激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促進糧食產量增加。伴隨著農村居民進城務工現象的普及，我國城市化進程也在不斷加快。農村居民在向城市轉移過程中，會受到城市消費習慣與消費行為的影響，提高自身的消費意識與消費需求。同時，城市中大量的就業機會與較高的薪資水平增強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在城市商品供給足夠的前提下，能夠有效的增強農村居民的消費熱情。基于此，本文認為在城市化進程中，食品價格波動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具有比較積極的影響，而城鎮居民消費需求則與食品價格波動呈負相關關系。

盡管有眾多指標可以用來反映某一具體金融產品的服務水平，但測度金融服務總水平的系統指標卻沒有定論。國外學者試圖直接測度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即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能夠獲得金融服務的程度，這主要涉及兩個方面：金融服務的供給和人們對金融服務的使用。Beck,etal.于2005年第一次引進一組新的銀行業覆蓋指標，來測度信貸服務可及性水平。這些指標分為兩大類：一是銀行金融機構覆蓋度———每千平方公里銀行機構密度、每十萬人銀行機構擁有量、每千平方公里ATM密度和每十萬人ATM擁有量；二是銀行金融服務使用度———每千人貸款額、貸款收入比、每千人儲蓄額和儲蓄收入比。以上指標雖較為粗略，卻是衡量金融服務水平的首次嘗試，也是對金融發展指標的重要補充。Honohan（2006）基于150多個國家的統計數據，提出了另一個新指標———擁有銀行賬戶的家庭數量占總家庭數量的比值。隨后，StijnClaessens（2006）和MandiraSarma（2008）也在Beck等人的基礎上對上述指標進行了進一步完善與改進，所提指標仍然是圍繞金融服務的覆蓋度和使用度來設計的。由于各國的統計數據不盡相同，為了保證測度結果的可比性，學者們不得不舍棄一些測度指標（這些測度指標在某些國家容易獲得，并且能較好反映金融服務水平，但在大多數國家卻難以獲得）。因此，測度金融服務的可及性主要是從銀行機構覆蓋度、存貸款情況、擁有銀行賬戶的家庭比例等維度展開。通過對金融服務可及性的測度，國外學者得出一致結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服務水平較低，只有不到50%的人口才能夠獲得金融服務（Beck,etal.,2009）。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上述測度方法基本是基于現有的銀行統計資料進行的，如果用以上指標來衡量金融服務水平的話，就會使得測度結果與實際水平具有較大差距。這是因為，金融服務并不是僅僅局限于銀行提供的儲蓄、信貸服務，即上述測度指標并沒有包括金融服務的全部內涵，彌補這一缺陷的方法之一是通過微觀調查獲取數據。正如Claessens&Demirguc-Kunt（2006）所指出的那樣，測度金融服務可及性的最優方法是進行家庭層面的調查。另外，上述測度方法只是基于金融服務水平的若干維度分別討論服務水平，而沒有從總體上去衡量。如何將這些指標綜合起來測度金融服務水平，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國內學者對金融服務水平測度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少。李猛（2008）引入了衡量金融服務水平的一個新指標———成年人中借款者比例，來研究影響金融服務水平的因素。耿顥（2009）以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的信貸額占總信貸額的百分比作為衡量金融服務水平的指標，發現山東省金融服務水平不及江蘇省和廣東省。劉亦文、胡宗義（2010）則將研究范圍定位于農村地區，首次利用數理統計方法將農戶數與營業網點數比值、營業網點數與土地面積比值、獲得貸款企業數占總企業數比值以及獲得貸款的農戶數占總農戶數比值合成一個測度金融服務水平的指標。可見，國內學者在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和考慮數據可得性基礎上，相較于國外研究有了一定創新，但仍然沒有更全面地去測度我國金融服務水平。金融發展越來越強調要包容性發展。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員會（RangarajanCommittee）2008年正式提出了包容性金融的定義———“在一個可支付的價格水平上確保脆弱群體能夠及時、充足地獲得金融服務的過程”。MandiraSarma（2008）將包容性金融定義為“經濟體中的所有成員都能夠輕易地、有效地獲得和使用正規金融體系提供的金融服務”。現今，金融包容性的重要性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提升金融包容性也已成為許多國家首要推行的政策。上文提到的測度金融服務水平的指標基本是單個的，只能反映部分信息，使用這些單個指標進行測度有可能對該地區的真實金融服務水平形成誤判。因此，MandiraSarma（2008）首次利用多維度分析方法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標IFI（IndexofFinancialInclusion）。IFI主要包含了金融服務的3個基本維度：銀行機構的滲透率（擁有銀行賬戶人口比例）、銀行金融服務的有效性（每千人金融機構覆蓋度）和對銀行系統的使用（存貸款總額占GDP比重）。這一綜合評價指標的提出彌補了以往利用單個指標分別測度金融服務水平的缺陷；但由于缺乏合適的數據，IFI沒能將可支付性、及時性以及金融服務的質量包含在內。隨后，SatyaR.Chakravarty&RupayanPal（2010）和MandiraSarma（2011）對該指數進行了改進。同測度金融服務可及性的指標一樣，IFI測度的主要還是銀行業的儲蓄、貸款和支付業務，保險、匯款等基礎金融服務仍未包含在該指標中。金融排斥，是指人們不能以合適的方式獲得必需的金融服務（Leyshon&Thrift,1995;Sinclair,2001;Carboetal.,2005）。因此，通過測度金融排斥程度可以間接反映金融服務水平。一般認為，金融排斥包含可及性排斥、價格排斥、條件排斥、市場排斥和自我排斥五個維度（Kempson&Whyley,1999）。學者們基于其中一個或幾個維度分別對金融排斥程度進行了測算（田霖2011；高沛星，王修華2011），同樣這些單個的排斥維度也不能全面反映整體的金融服務水平。雖然上述國內外學者提出了一系列衡量金融服務水平的指標，但目前仍然沒有公認的最全面、最優的衡量方法，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微觀數據的缺乏。另外，目前國內外學者在研究金融服務水平時基本上都將注意力放在國家這一宏觀層面，對農村地區金融服務水平的研究十分缺乏。

金融服務的經濟福利效應

近年來，國際機構的相關扶貧與合作項目證實了金融服務對使用者經濟福利的正向影響。世界銀行扶貧協商小組（CGAP,2004）認為，提供給貧困及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務（主要指小額信貸）是扶貧的重要工具，獲得儲蓄、借貸、保險等金融服務有利于他們掌控日常收支；美洲開發銀行（IDB,1997）、亞洲開發銀行（ADB,2000）指出持續性地向貧困人口提供多種金融服務能推動金融系統及全社會的進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06）認為金融服務尤其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除國際機構之外，其他許多實證研究也基本支持以上觀點。例如Udry（1994）認為人們獲得信貸服務，除了能夠促進生產以外，對平滑消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Binswanger&Khandker（1995）運用印度農戶的數據分析了獲得正規借貸的影響，發現農戶獲得正規借貸后顯著提高了貸款農戶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李銳、李寧輝（2004）估算出了中國農戶借貸對收入和福利效果的邊際影響，結果表明，農戶借款能夠增加其純收入，改善其福利狀況。Paul,etal.（2009）運用ADL指數證實了獲取微型金融的儲蓄和貸款服務在幫助家庭應對健康危機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消費。劉亦文、胡宗義（2010）認為農村金融服務水平的提升可以緩解收入不平等，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盡管國內外學者做了很多有益研究，但單個家庭金融服務的獲得和扶貧之間的系統證據仍然非常缺乏（EdwardAl-Hussainy,etal.2008），因此，要獲得更準確的結果必需依賴于合適的計量方法（Pitt&Khandker1998）和質量更高的數據（StijnClaessens2006;EdwardAl-Hussainy,etal.2008）。小額信貸是近年來新興的金融服務，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影響廣泛；保險和匯款同樣是較為基礎的金融服務。因此下面主要從這三個方面以及金融抑制角度來具體闡述金融服務所引致的經濟福利效應。小額信貸可以為貧困家庭和微小企業提供發展機會，發展小額信貸是提升金融服務水平的力舉。但是，學者們對于小額信貸的經濟福利效應卻持不同觀點。許多學者認為小額信貸在減緩收入不平等、緩解脆弱性和扶貧等方面有著振奮人心的積極作用。Littlefield,etal.（2003）認為，小額信貸及它所產生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商業貸款。他們通過總結世界各地的調查結果，認為小額信貸在消除貧困、提高子女教育水平、提高婦女兒童的健康水平及女性社會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眾多國外學者對孟加拉國小額信貸進行了廣泛研究，例如，Pitt&Khander（1998）、RubanaMahjabeen（2008）均發現借貸對提高家庭的收入、減緩收入不平等、平滑消費、消除貧困、積累資產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響。小額信貸在中國的影響效果也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孫若梅（2005）通過分析河北易縣、南召扶貧社項目的調查數據，得出小額信貸主要通過投入非農經營來增加農戶家庭收入，且小額信貸可以改善農戶間的信貸分配。張立軍、湛泳（2006）通過小額信貸的反鎖定模型，證明小額信貸可以通過產業、結構與技術三方面的反鎖定來解決農民生產過程中存在的“增產不增收”問題，降低農民貧困度。劉燕麗等（2008）指出，雖然小額信貸對深陷貧困的農戶家庭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但它有效地幫助脆弱農戶抵御了陷入貧困的威脅，這在扶貧和小額信貸發展中有著重要意義。李雅寧、杜志雄（2011）則認為增加小額信貸的貸款次數可以持續顯著地提高農戶家庭的務農收入水平。然而也有學者持有相反的觀點。如JonathanMorduch（1998）對孟加拉國參與小額信貸的1800個農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獲得金融服務并沒有顯著提升其消費水平，兒童上學的比例也未上升，其影響僅僅體現在降低了農戶的脆弱性，而非減少貧困。Coleman（1999）也持類似觀點。ThiThuTraPham&RobertLensink(1995)基于越南的數據，對小額信貸能緩解貧困這一觀點提出了質疑。他們發現參與小額信貸項目并沒有顯著影響自主創業家庭的利潤。因此，小額信貸減貧的作用依然不清晰。當然，也有學者指出，小額信貸影響效應的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方法選擇不當造成的，例如存在選擇性偏差。Morduch（1998）、Pitt&Khandker（1998）認為這取決于對計量經濟學方法的使用。根據FSA（2000）的界定，保險屬于金融服務的一大維度。目前學術界對于保險效應的研究并不多見。比較典型的成果如YoungP.,etal.（2006）通過小組座談和對照組比較的定性研究方式，發現參與保險的人不僅能在遭受疾病時較快地獲得治療，而且能有效緩解疾病所帶來的沖擊。另外，MichaelR.Carter（2010）也認為保險不僅能顯著提高農戶收入，還能夠進一步促進農戶各方面發展。匯款服務同樣也是金融服務的維度之一。目前，匯款額在世界范圍內不斷增加，已成為低收入國家家庭的重要收入來源，匯款服務產生的效應影響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大量的文獻表明匯款服務對醫療健康支出（Amuedo-Do-rantes,etal.2007）、減貧（Esquivel&Huerta-Pineda2007）、教育（Hanson&Woodruff2003）、創業（Woodruff2007）有著一定的積極影響。一般來說，正規的匯款服務往往是比較昂貴的，尤其是在缺乏競爭和客戶缺乏相應金融知識的情況下。在湯加和新西蘭的研究發現，銀行普及率的不足不僅減少了競爭，也使得匯款更加昂貴，人們不得不花較大金額來獲取支付、匯款服務，大大降低了福利水平（Gibson,etal.2006）。Demirgü-Kunt,etal.（2009）運用墨西哥村級層面的數據，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匯款與銀行的金融服務水平以及金融深度有著緊密的聯系，并發現銀行通過匯款服務，使得家庭可以用匯款收入來購買耐用品和投資于企業。但是匯款服務對于經濟福利的具體影響如何，則需要使用匯款等金融服務方面更為詳實的統計資料與數據。除了從正面直接測算金融服務的經濟福利效應外，一些學者也從金融抑制及信貸配給方面間接考察了金融服務缺乏情況下的福利效果。金融抑制主要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及農村地區，因此大部分文獻主要集中于農戶金融抑制的福利損失測算。典型文獻如李銳、朱喜（2007）運用biprobit和match模型，采用微觀數據分析了金融抑制對農戶福利的影響，發現由于金融抑制，農戶純收入、凈經營收入、消費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資產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劉適等（2011）通過模糊聚類匹配的平均處理效應模型也得出了類似結論。DongFengxia,etal.（2010）則運用內生性Switching回歸模型發現，金融抑制使生產性投入、農民素質和教育都沒有得到有效的使用；若消除金融抑制，農業生產力和農戶家庭收入都會得到提高。另外，邱崇明、李輝文（2011）通過實證分析表明，金融抑制對居民的消費需求存在著“門檻效應”和“時間窗效應”，即在短期內溫和的金融抑制能夠刺激消費需求，但在長期內對消費需求是有負面影響的。信貸配給產生的負經濟福利效應十分普遍。GuarcelloL,etal.（2003）認為信貸配給在決定家庭對孩子人力資本投資上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關系著家庭是否將孩子送去學校接受教育，這就使得信貸配給成為決定兒童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信貸配給的存在降低了兒童福利水平，從而產生惡性循環，不利于家庭經濟福利水平的提升。盧亞娟（2009）利用包含是否受到信貸配給和福利影響聯立方程的內生標準函數的Switching回歸模型，結合江蘇372個農戶的微觀調查數據，發現信貸配給使得農戶無法獲得或只能部分獲得其所需的資金來進行投資，從而影響了農戶收入增加，進而影響農戶福利狀況。劉艷華、駱永民（2011）經過實證研究也發現，受到信貸配給農戶的福利損失程度大于未受到信貸配給農戶的福利損失程度。

文獻簡評

從國內外相關研究動態我們可知：學者們測度金融服務水平主要從直接衡量金融服務的可及性、計算金融包容性水平，以及金融排斥程度這三個方面展開。其中，衡量金融服務可及性和金融包容性水平基本圍繞銀行機構覆蓋程度、存貸款情況和擁有銀行賬戶比例這三個維度進行。國外學者在上述測度方法和維度的基礎上對各國金融服務水平進行了橫向比較與分析，開創了該領域的研究先河，為后續深入研究金融服務水平指明方向；然而，目前該領域的研究仍存在改進的空間：一方面，除了金融包容性指標（IFI）這一綜合性的評價指標以外，其余的測度指標均是從單個角度進行分析，既容易對實際金融服務水平的測度造成誤差，又會增加橫、縱向比較的復雜程度，不利于分析，并且金融包容性指標（IFI）仍需要依據現實情況進一步去拓展其涵蓋的維度；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目前的測度均以銀行為例，但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并不僅限于銀行，還包括很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基金公司等，對金融服務提供者的狹窄界定，同樣也會造成測度的偏差。就國內相關研究而言，由于國外的統計數據與我國存在差異，因此學者們雖然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對測度指標進行了若干修改，但同樣沒有全面涵蓋金融服務的所有維度，大部分研究仍然處于借鑒和模仿階段，尚未構建出能科學測算我國金融服務水平的指標體系。關于金融服務與經濟福利之間的關系，多數研究認為金融服務對使用者經濟福利有著正向影響，即金融服務水平的提升能夠幫助提高收入、緩解收入不平等、平滑消費、降低貧困率等。從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可以發現存在以下三點不足：首先，目前的研究基本選取收入、消費、貧困、生產等其中的一個或幾個方面來研究金融服務引致的經濟福利效應，對經濟福利缺乏一個全面、清晰的界定，如何從整體上把握經濟福利有待進一步深入；其次，學者們將主要精力和對象集中于信貸服務對經濟福利的影響，而對于儲蓄、保險等其他基礎性金融服務的研究較為缺乏，金融服務的維度尚需拓展；最后，目前的研究并沒有詳細探討金融服務對經濟福利的具體影響機制，即金融服務是通過怎樣的渠道來影響經濟福利，這個“黑匣子”是如何運作的也沒有得到一致的揭示與認同。總之，由于金融服務水平測度的相關研究興起較晚，因此真正將寬泛意義上的金融服務水平與經濟福利相銜接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尚待進一步深入。

未來研究展望

【摘要】所得稅制度從公平性原則出發以調節個人所得,但因其調節的非全面性而形成新的不公;社會福利制度使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有了1定的保障,但純粹的支付制度又造成“提前退休”、“自愿失業”損失效率。本文旨在通過負所得稅的研究,找到所得稅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結合點,從而提高財政分配的公平與效率。

【關鍵詞】社會保障社會福利負所得稅公平效率

1、負所得稅理論研究現狀20世紀,盡管負所得稅制度未能得到實施,但負所得稅理論的研究卻達到了1定的水平。60年代末,以費里德曼和托賓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負所得稅概念,在經濟學者中引起了強烈共鳴,美國曾于尼克松政府提出1項家庭救濟計劃,采用了負所得稅概念,但終未實施。探討負所得稅的公平收入效應現還僅限于理論分析,且負所得稅計劃最終不1定改變低收入者的收入狀況,但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是肯定的。

(1)負所得稅的概念

負所得稅即負值的所得稅,是1項對那些收入低于1定水平的人們提供自動支付的計劃,亦即根據低收入者的收入狀況來確定生活保障數值的大小。可見,負所得稅實質上不是1種稅,它不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的來源。而是政府轉移支付的1種方式,政府通過負所得稅以解決貧困問題,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從而實現財政分配的公平性原則。舉例來說,假如負所得稅率為100%,貧困線是每人年收入1000元,若某成員稅前收入為600元,則政府轉移支付款額為400元。如果該成員稅前收入為700元,則政府轉移支付款額為300元,以此類推。如果成員的稅前收入超過1000元,則負所得稅(政府轉移支付額)為0,他將成為所得稅的納稅人。由此可以看出,居民個人收入越高,它所得到的轉移支付就越少。所以,負所得稅計劃,旨在對低收入者維持最低收入水平,以減少個人收入過份懸殊而形成的不公,具有公平分配效應。

(2)負所得稅的收入效應

摘要：征收反傾銷稅是否會取得綜合福利最大化效果還受經濟規模、貿易轉移、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投入品價格傳遞、出口國報復等條件的制約，從而反傾銷稅的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同時，由于：征收反傾銷稅往往造成資源配置低效率和世界福利凈損失；以國家和生產者利益最大化作為反傾銷的理由損害了消費者利益；僅僅用生產成本定義傾銷的涵義具有片面性；規模經濟和偶然因素的變動引起出口價格下降被視為傾銷缺乏理論根據。這些原因說明征收反傾銷稅常常是不合理的。

關鍵詞：反傾銷稅有效性合理性

一、反傾銷稅及其一般效應

1.反傾銷稅。傾銷（dumping）是指，一國出口商以低于其在正常貿易中供國內消費的同類產品的可比價格，即以低于正常價值(normalvalue)的價格進入另一國市場的行為。反傾銷(Anti-dumping)是指進口國有關行政當局或職能部門（如海關）根據本國反傾銷法或世貿組織《反傾銷協議》就本國廠商對外國傾銷提出的起訴進行調查和裁決，如果認定傾銷存在并因此對本國相關產業造成損害，就會做出肯定裁決，對傾銷商品征收除正常關稅之外的、相當于出口價格與正常價值之差額的附加稅，即反傾銷稅(AntidumpingDuties)。反傾銷稅的征收必須同時符合三項基本條件:

（1）傾銷存在，即產品出口價格低于其正常價格（國內銷售價格或對第三國出口價格或其生產成本）；

（2）損害存在，即進口國競爭產業受到嚴重損害或損害威脅，或者一項新產業的建立受到嚴重阻礙；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簡稱“新農合”)自2003年實施到現在已經8個年頭，期間經過了“先行試點———逐步擴面———全面推廣”幾個階段，目前正轉向規范發展時期。理論界與實務界從不同的角度對新農合建設績效進行了分析和研究，例如張廣科(2008)從新農合的制度模式、財務狀況、工作網絡三個方面，分析和評價了新農合的支撐能力;再如何世文(2009)基于公共財政理論，對南京市8個縣的新農合建設績效進行了實證研究等。這些都為完善新農合提供了重要參考，但仍嫌不夠。本文認為，新農合的建設績效應該從農民的“主觀感受”和制度實施的“客觀效果”兩個層面進行評價。評價的基礎和依據是新農合建設模式及其目標。本文將利用2009年中部四省12個縣的調查數據，對新農合建設績效進行分析和評價。調查采取經驗分層和非嚴格概率抽樣原則，通過結構式問卷訪問收集數據，發放問卷420份，有效回收420份。

一、制度建設模式與目標

新農合建設模式，決定了新農合的性質和方向，影響制度目標的實現，新農合建設目標，是評價新農合建設績效的重要依據。

(一)制度建設模式

新農合建設模式，主要包括籌資分擔模式、基金統籌模式、費用補償模式和監督管理模式。從籌資分擔模式來看，新農合是“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的農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從基金統籌模式來看，主要有“大病統籌+門診家庭賬戶”、“住院統籌+門診統籌”和“大病統籌”三種模式;從費用補償模式來看，新農合是“補需方”、由患者購買“供方”提供的醫療服務，并主要享受“大病補償”的醫療費用報銷模式，實踐中的補償方案包括:起付線、封頂線、補償比例和補償范圍四個方面的內容;從監督管理模式來看，新農合實行屬地管理，由各地新農合管理委員會下設的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負責日常工作的監督與管理。在制度建設模式中，資金分擔模式、基金統籌模式和費用補償模式是制度運行的核心和基礎，監督管理模式是制度運行的保障，它們共同決定新農合的性質和方向，影響新農合的建設績效。

(二)制度建設目標

摘要:近些年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加大，而且實際上，人民幣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在過去幾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升值。人民幣升值是長期趨勢，隨著人民幣升值，人民幣的相對其他國家的貨幣來講相對購買力提高，人民幣在國際上的貨幣地位也逐漸增強。人民幣的升值給中國在消費者福利，經濟結構調整，對外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結構，改變中國GDP結構以及奠定人民幣作為世界貨幣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正面效應。本文具體從這些方面分析并得出結論：隨著中國經濟形勢的增強以及逐漸增大的外部壓力下，應該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人民幣循序漸進地緩慢地升值，這樣對中國的整體福利有提升的作用。

關鍵字:人民幣升值正面效應

一，引言

貨幣的升值和貶值是指本國貨幣相對于國外貨幣的價值的上升和下降，貨幣的升值和貶值是影響一國經濟貿易以及金融安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貨幣的升值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往往存在正負兩個方面。

人民幣的升值和貶值對中國經濟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和不斷增強的外部壓力下，人民幣相對世界主要貨幣都出現了升值的現象，而且在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的趨勢依然在持續。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的作用和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在參與世界經濟活動也越來越頻繁，在對外投資領域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有實力的投資母國，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以中國為投資東道國的身份來分析，但是以中國為投資母國的身份來分析人民幣升值的帶來的正面效應同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