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級選舉范文10篇

[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一、支持這種發展的結構與政策一定的結構性因素，比如新的稅收政策、對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的減少、農村的相對貧困有助于說明新富人階層的興起和他們對村委會的滲透。其他的變化，如為減輕農民供養大量村干部的負擔而減少村委會成員數量，也已經影響到村級選舉的人員結構，因為新富人不需要農民的供養。由于取消了農業稅，許多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減少了許多服務。我所訪問的河南省的幾個村莊，村干部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經常意味著，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的富人能夠出任村干部。村莊里富有的人經常用無償提供服務來吸引選票。在我訪問的河南省的一個村莊，一名村主任僅僅因為作為村干部不能及時領到工資而自動離職，去臨近的大城市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在河南的另一個村莊，村支書和一名村委會委員通過借款付給村會計一年多時間的工資，這位村會計也是很長時間沒有拿到自己的工資了。這樣的情況使得村會計不可能去監督借款給他的其他村干部的決策。同樣，在溫州的地方法規中規定，候選人如果導致了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損失，他/她必須自己來彌補村民的相關損失，這項規定使得沒有經濟實力的人不敢競爭村委會的職位。趙樹凱和戴慕珍(JeanC.Oi)也認為，許多鄉鎮政府及時支付村干部的工資有困難。這也不奇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范圍的干部人數增加了近3倍。為了滿足干部們的需求，鄉鎮政府經常變為只關注自己生存的掠奪性機構，而不是為農民提供服務。這些掠奪性行為的犧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稅的村莊。這增加了村莊的債務，迫使村莊賣掉其公共財產來支付干部的工資，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農村的私有化。同時，許多村莊在發展自己的集體企業方面失敗了，從而只能將這些企業私有化和努力(經常由鄉鎮一級來組織)吸收外來投資。毛丹、任強、余茹英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國家不再對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擔責任，所以村莊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團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們的眼里以及在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實質上的破產是與企業家精英的財富和威望在各個方面的日益提高從而產生并且強化了新富人逐漸主導村委會的趨勢相聯系的。村莊破產的另一個后果是，村民們不得不日益依賴于富裕的村委會成員的捐贈和富裕的候選人的捐贈承諾，在我訪問的河南的幾個村莊中情況是這個樣子。由于村民們的權力大小取決于財富的多少，這就削弱了公共決策的程序，使得在決定對哪些項目進行資助方面，村莊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權力。這也為富裕的候選人涉及“不正之風”和賄選拉票提供了基礎。其次，作為減輕農民負擔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設工程。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為村級道路建設和維修提供資金，這也是村委會的主要職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級公路的補助大約是人民幣15萬元。但是，得到這筆補助款需要通過一定的申請程序，得到批準才能立項，而且不能保證可以覆蓋村級道路建設的全部成本。如果一個村通過申請得到批準可以獲得資助，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敗，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過了檢查驗收之后，才能得到這筆錢。這意味著只有富裕的村莊可以承擔這筆必須預先墊付的資金，一般的村莊可能不得不依賴村委會成員個人來承擔，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選人。雖然有潛在的缺點和不足，但它強化了上述選舉富裕人士的結構性激勵，有意識地提倡村委會中的“雙強”干部，激勵和強化了新富起來的人成為村領導。早在2001年，黨和政府就不斷努力吸收企業家入黨和進入村委會。雖然在廣東有大量的村委會中的能人干部腐敗和任意專斷的例子，但廣東省一直在提倡村委會中的能人領導，許多對能人領導的分析大體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來，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政策，鼓勵“雙強”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選舉有能力同時做好黨務和商務的能人，公開強化了新富人在村委會中的代表性作用。總的來說，在許多省這一政策號召領導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領導農治理與善治誰贏得了村級選舉和為什么會贏得這個選舉民致富的候選人，并且要求根據有多少名“雙強”干部當選來評估選舉的結果。所以，當選的“雙強”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這樣的政策所依據的幾個設想大體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新富人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和新技術。他們參與農村(或許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成為這些單位的領導是經濟發展的合適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發展會弱化“黨-國”集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并且專家們還認為，新富人的動機是為了給家鄉人民提供無差別的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而工作，不是為了積累個人的財富和權力，其中暗含著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聯合起來的階級來行動的。河南省村委會中的新富人強烈地呈現出這種特點，并且似乎為許多村民所接受。中國農村具有村莊規模較小和家庭幾代同堂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村莊里的新富人關心和幫助家鄉(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聲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與此同時，村里的新富人這樣做也存在另外一種很明顯的意圖，可能這一意圖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并不矛盾。這就是，許多新富人對通過獲選進入村委會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感興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選人明確表示，競選村主任將有利于他從城里為他的企業獲得貸款，有利于增強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選人希望增強與鄉鎮、市政府以及黨的官員的聯系和信譽，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商業和從政的機會。在中國的一些富裕地區，贏得村級選舉就意味著能夠控制巨額的集體財產，使得賄選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將討論)。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政府官員通過將他們的親友安插在鄉鎮、縣、市黨和政府機構中的不同崗位，來建立他們與這些黨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樣相互鎖定的關系不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還導致了村、鄉鎮和縣的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促使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總之，廣泛的民主實踐既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經濟政策選擇的無意識結果。不論這種民主實踐的范圍有多大或是選舉的競爭性有多高，村級選舉中村委會中新富人的數量增加的趨勢加強了。[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一、支持這種發展的結構與政策一定的結構性因素，比如新的稅收政策、對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的減少、農村的相對貧困有助于說明新富人階層的興起和他們對村委會的滲透。其他的變化，如為減輕農民供養大量村干部的負擔而減少村委會成員數量，也已經影響到村級選舉的人員結構，因為新富人不需要農民的供養。由于取消了農業稅，許多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減少了許多服務。我所訪問的河南省的幾個村莊，村干部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經常意味著，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的富人能夠出任村干部。村莊里富有的人經常用無償提供服務來吸引選票。在我訪問的河南省的一個村莊，一名村主任僅僅因為作為村干部不能及時領到工資而自動離職，去臨近的大城市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在河南的另一個村莊，村支書和一名村委會委員通過借款付給村會計一年多時間的工資，這位村會計也是很長時間沒有拿到自己的工資了。這樣的情況使得村會計不可能去監督借款給他的其他村干部的決策。同樣，在溫州的地方法規中規定，候選人如果導致了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損失，他/她必須自己來彌補村民的相關損失，這項規定使得沒有經濟實力的人不敢競爭村委會的職位。趙樹凱和戴慕珍(JeanC.Oi)也認為，許多鄉鎮政府及時支付村干部的工資有困難。這也不奇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范圍的干部人數增加了近3倍。為了滿足干部們的需求，鄉鎮政府經常變為只關注自己生存的掠奪性機構，而不是為農民提供服務。這些掠奪性行為的犧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稅的村莊。這增加了村莊的債務，迫使村莊賣掉其公共財產來支付干部的工資，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農村的私有化。同時，許多村莊在發展自己的集體企業方面失敗了，從而只能將這些企業私有化和努力(經常由鄉鎮一級來組織)吸收外來投資。毛丹、任強、余茹英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國家不再對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擔責任，所以村莊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團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們的眼里以及在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實質上的破產是與企業家精英的財富和威望在各個方面的日益提高從而產生并且強化了新富人逐漸主導村委會的趨勢相聯系的。村莊破產的另一個后果是，村民們不得不日益依賴于富裕的村委會成員的捐贈和富裕的候選人的捐贈承諾，在我訪問的河南的幾個村莊中情況是這個樣子。由于村民們的權力大小取決于財富的多少，這就削弱了公共決策的程序，使得在決定對哪些項目進行資助方面，村莊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權力。這也為富裕的候選人涉及“不正之風”和賄選拉票提供了基礎。其次，作為減輕農民負擔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設工程。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為村級道路建設和維修提供資金，這也是村委會的主要職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級公路的補助大約是人民幣15萬元。但是，得到這筆補助款需要通過一定的申請程序，得到批準才能立項，而且不能保證可以覆蓋村級道路建設的全部成本。如果一個村通過申請得到批準可以獲得資助，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敗，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過了檢查驗收之后，才能得到這筆錢。這意味著只有富裕的村莊可以承擔這筆必須預先墊付的資金，一般的村莊可能不得不依賴村委會成員個人來承擔，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選人。雖然有潛在的缺點和不足，但它強化了上述選舉富裕人士的結構性激勵，有意識地提倡村委會中的“雙強”干部，激勵和強化了新富起來的人成為村領導。早在2001年，黨和政府就不斷努力吸收企業家入黨和進入村委會。雖然在廣東有大量的村委會中的能人干部腐敗和任意專斷的例子，但廣東省一直在提倡村委會中的能人領導，許多對能人領導的分析大體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來，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政策，鼓勵“雙強”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選舉有能力同時做好黨務和商務的能人，公開強化了新富人在村委會中的代表性作用。總的來說，在許多省這一政策號召領導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領導農治理與善治誰贏得了村級選舉和為什么會贏得這個選舉民致富的候選人，并且要求根據有多少名“雙強”干部當選來評估選舉的結果。所以，當選的“雙強”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這樣的政策所依據的幾個設想大體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新富人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和新技術。他們參與農村(或許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成為這些單位的領導是經濟發展的合適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發展會弱化“黨-國”集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并且專家們還認為，新富人的動機是為了給家鄉人民提供無差別的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而工作，不是為了積累個人的財富和權力，其中暗含著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聯合起來的階級來行動的。河南省村委會中的新富人強烈地呈現出這種特點，并且似乎為許多村民所接受。中國農村具有村莊規模較小和家庭幾代同堂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村莊里的新富人關心和幫助家鄉(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聲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與此同時，村里的新富人這樣做也存在另外一種很明顯的意圖，可能這一意圖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并不矛盾。這就是，許多新富人對通過獲選進入村委會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感興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選人明確表示，競選村主任將有利于他從城里為他的企業獲得貸款，有利于增強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選人希望增強與鄉鎮、市政府以及黨的官員的聯系和信譽，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商業和從政的機會。在中國的一些富裕地區，贏得村級選舉就意味著能夠控制巨額的集體財產，使得賄選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將討論)。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政府官員通過將他們的親友安插在鄉鎮、縣、市黨和政府機構中的不同崗位，來建立他們與這些黨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樣相互鎖定的關系不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還導致了村、鄉鎮和縣的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促使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總之，廣泛的民主實踐既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經濟政策選擇的無意識結果。不論這種民主實踐的范圍有多大或是選舉的競爭性有多高，村級選舉中村委會中新富人的數量增加的趨勢加強了。[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一、支持這種發展的結構與政策一定的結構性因素，比如新的稅收政策、對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的減少、農村的相對貧困有助于說明新富人階層的興起和他們對村委會的滲透。其他的變化，如為減輕農民供養大量村干部的負擔而減少村委會成員數量，也已經影響到村級選舉的人員結構，因為新富人不需要農民的供養。由于取消了農業稅，許多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減少了許多服務。我所訪問的河南省的幾個村莊，村干部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經常意味著，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的富人能夠出任村干部。村莊里富有的人經常用無償提供服務來吸引選票。在我訪問的河南省的一個村莊，一名村主任僅僅因為作為村干部不能及時領到工資而自動離職，去臨近的大城市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在河南的另一個村莊，村支書和一名村委會委員通過借款付給村會計一年多時間的工資，這位村會計也是很長時間沒有拿到自己的工資了。這樣的情況使得村會計不可能去監督借款給他的其他村干部的決策。同樣，在溫州的地方法規中規定，候選人如果導致了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損失，他/她必須自己來彌補村民的相關損失，這項規定使得沒有經濟實力的人不敢競爭村委會的職位。趙樹凱和戴慕珍(JeanC.Oi)也認為，許多鄉鎮政府及時支付村干部的工資有困難。這也不奇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范圍的干部人數增加了近3倍。為了滿足干部們的需求，鄉鎮政府經常變為只關注自己生存的掠奪性機構，而不是為農民提供服務。這些掠奪性行為的犧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稅的村莊。這增加了村莊的債務，迫使村莊賣掉其公共財產來支付干部的工資，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農村的私有化。同時，許多村莊在發展自己的集體企業方面失敗了，從而只能將這些企業私有化和努力(經常由鄉鎮一級來組織)吸收外來投資。毛丹、任強、余茹英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國家不再對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擔責任，所以村莊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團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們的眼里以及在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實質上的破產是與企業家精英的財富和威望在各個方面的日益提高從而產生并且強化了新富人逐漸主導村委會的趨勢相聯系的。村莊破產的另一個后果是，村民們不得不日益依賴于富裕的村委會成員的捐贈和富裕的候選人的捐贈承諾，在我訪問的河南的幾個村莊中情況是這個樣子。由于村民們的權力大小取決于財富的多少，這就削弱了公共決策的程序，使得在決定對哪些項目進行資助方面，村莊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權力。這也為富裕的候選人涉及“不正之風”和賄選拉票提供了基礎。其次，作為減輕農民負擔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設工程。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為村級道路建設和維修提供資金，這也是村委會的主要職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級公路的補助大約是人民幣15萬元。但是，得到這筆補助款需要通過一定的申請程序，得到批準才能立項，而且不能保證可以覆蓋村級道路建設的全部成本。如果一個村通過申請得到批準可以獲得資助，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敗，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過了檢查驗收之后，才能得到這筆錢。這意味著只有富裕的村莊可以承擔這筆必須預先墊付的資金，一般的村莊可能不得不依賴村委會成員個人來承擔，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選人。雖然有潛在的缺點和不足，但它強化了上述選舉富裕人士的結構性激勵，有意識地提倡村委會中的“雙強”干部，激勵和強化了新富起來的人成為村領導。早在2001年，黨和政府就不斷努力吸收企業家入黨和進入村委會。雖然在廣東有大量的村委會中的能人干部腐敗和任意專斷的例子，但廣東省一直在提倡村委會中的能人領導，許多對能人領導的分析大體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來，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政策，鼓勵“雙強”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選舉有能力同時做好黨務和商務的能人，公開強化了新富人在村委會中的代表性作用。總的來說，在許多省這一政策號召領導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領導農治理與善治誰贏得了村級選舉和為什么會贏得這個選舉民致富的候選人，并且要求根據有多少名“雙強”干部當選來評估選舉的結果。所以，當選的“雙強”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這樣的政策所依據的幾個設想大體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新富人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和新技術。他們參與農村(或許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成為這些單位的領導是經濟發展的合適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發展會弱化“黨-國”集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并且專家們還認為，新富人的動機是為了給家鄉人民提供無差別的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而工作，不是為了積累個人的財富和權力，其中暗含著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聯合起來的階級來行動的。河南省村委會中的新富人強烈地呈現出這種特點，并且似乎為許多村民所接受。中國農村具有村莊規模較小和家庭幾代同堂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村莊里的新富人關心和幫助家鄉(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聲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與此同時，村里的新富人這樣做也存在另外一種很明顯的意圖，可能這一意圖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并不矛盾。這就是，許多新富人對通過獲選進入村委會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感興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選人明確表示，競選村主任將有利于他從城里為他的企業獲得貸款，有利于增強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選人希望增強與鄉鎮、市政府以及黨的官員的聯系和信譽，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商業和從政的機會。在中國的一些富裕地區，贏得村級選舉就意味著能夠控制巨額的集體財產，使得賄選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將討論)。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政府官員通過將他們的親友安插在鄉鎮、縣、市黨和政府機構中的不同崗位，來建立他們與這些黨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樣相互鎖定的關系不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還導致了村、鄉鎮和縣的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促使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總之，廣泛的民主實踐既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經濟政策選擇的無意識結果。不論這種民主實踐的范圍有多大或是選舉的競爭性有多高，村級選舉中村委會中新富人的數量增加的趨勢加強了。[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一、支持這種發展的結構與政策一定的結構性因素，比如新的稅收政策、對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的減少、農村的相對貧困有助于說明新富人階層的興起和他們對村委會的滲透。其他的變化，如為減輕農民供養大量村干部的負擔而減少村委會成員數量，也已經影響到村級選舉的人員結構，因為新富人不需要農民的供養。由于取消了農業稅，許多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減少了許多服務。我所訪問的河南省的幾個村莊，村干部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經常意味著，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的富人能夠出任村干部。村莊里富有的人經常用無償提供服務來吸引選票。在我訪問的河南省的一個村莊，一名村主任僅僅因為作為村干部不能及時領到工資而自動離職，去臨近的大城市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在河南的另一個村莊，村支書和一名村委會委員通過借款付給村會計一年多時間的工資，這位村會計也是很長時間沒有拿到自己的工資了。這樣的情況使得村會計不可能去監督借款給他的其他村干部的決策。同樣，在溫州的地方法規中規定，候選人如果導致了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損失，他/她必須自己來彌補村民的相關損失，這項規定使得沒有經濟實力的人不敢競爭村委會的職位。趙樹凱和戴慕珍(JeanC.Oi)也認為，許多鄉鎮政府及時支付村干部的工資有困難。這也不奇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范圍的干部人數增加了近3倍。為了滿足干部們的需求，鄉鎮政府經常變為只關注自己生存的掠奪性機構，而不是為農民提供服務。這些掠奪性行為的犧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稅的村莊。這增加了村莊的債務，迫使村莊賣掉其公共財產來支付干部的工資，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農村的私有化。同時，許多村莊在發展自己的集體企業方面失敗了，從而只能將這些企業私有化和努力(經常由鄉鎮一級來組織)吸收外來投資。毛丹、任強、余茹英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國家不再對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擔責任，所以村莊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團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們的眼里以及在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實質上的破產是與企業家精英的財富和威望在各個方面的日益提高從而產生并且強化了新富人逐漸主導村委會的趨勢相聯系的。村莊破產的另一個后果是，村民們不得不日益依賴于富裕的村委會成員的捐贈和富裕的候選人的捐贈承諾，在我訪問的河南的幾個村莊中情況是這個樣子。由于村民們的權力大小取決于財富的多少，這就削弱了公共決策的程序，使得在決定對哪些項目進行資助方面，村莊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權力。這也為富裕的候選人涉及“不正之風”和賄選拉票提供了基礎。其次，作為減輕農民負擔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設工程。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為村級道路建設和維修提供資金，這也是村委會的主要職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級公路的補助大約是人民幣15萬元。但是，得到這筆補助款需要通過一定的申請程序，得到批準才能立項，而且不能保證可以覆蓋村級道路建設的全部成本。如果一個村通過申請得到批準可以獲得資助，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敗，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過了檢查驗收之后，才能得到這筆錢。這意味著只有富裕的村莊可以承擔這筆必須預先墊付的資金，一般的村莊可能不得不依賴村委會成員個人來承擔，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選人。雖然有潛在的缺點和不足，但它強化了上述選舉富裕人士的結構性激勵，有意識地提倡村委會中的“雙強”干部，激勵和強化了新富起來的人成為村領導。早在2001年，黨和政府就不斷努力吸收企業家入黨和進入村委會。雖然在廣東有大量的村委會中的能人干部腐敗和任意專斷的例子，但廣東省一直在提倡村委會中的能人領導，許多對能人領導的分析大體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來，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政策，鼓勵“雙強”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選舉有能力同時做好黨務和商務的能人，公開強化了新富人在村委會中的代表性作用。總的來說，在許多省這一政策號召領導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領導農治理與善治誰贏得了村級選舉和為什么會贏得這個選舉民致富的候選人，并且要求根據有多少名“雙強”干部當選來評估選舉的結果。所以，當選的“雙強”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這樣的政策所依據的幾個設想大體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新富人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和新技術。他們參與農村(或許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成為這些單位的領導是經濟發展的合適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發展會弱化“黨-國”集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并且專家們還認為，新富人的動機是為了給家鄉人民提供無差別的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而工作，不是為了積累個人的財富和權力，其中暗含著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聯合起來的階級來行動的。河南省村委會中的新富人強烈地呈現出這種特點，并且似乎為許多村民所接受。中國農村具有村莊規模較小和家庭幾代同堂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村莊里的新富人關心和幫助家鄉(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聲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與此同時，村里的新富人這樣做也存在另外一種很明顯的意圖，可能這一意圖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并不矛盾。這就是，許多新富人對通過獲選進入村委會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感興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選人明確表示，競選村主任將有利于他從城里為他的企業獲得貸款，有利于增強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選人希望增強與鄉鎮、市政府以及黨的官員的聯系和信譽，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商業和從政的機會。在中國的一些富裕地區，贏得村級選舉就意味著能夠控制巨額的集體財產，使得賄選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將討論)。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政府官員通過將他們的親友安插在鄉鎮、縣、市黨和政府機構中的不同崗位，來建立他們與這些黨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樣相互鎖定的關系不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還導致了村、鄉鎮和縣的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促使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總之，廣泛的民主實踐既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經濟政策選擇的無意識結果。不論這種民主實踐的范圍有多大或是選舉的競爭性有多高，村級選舉中村委會中新富人的數量增加的趨勢加強了。二、腐敗在這一發展趨勢中所扮演的角色賄選迅速上升。雖然腐敗的危險眾所周知，但是中國關于腐敗的法律定義是從限制公務員的權力的角度制定的，而且這個定義處在變動之中，在相當大程度上仍舊是一個政治爭論的主題。沒有明確的定義，反腐敗措施執行起來是困難的，至少對一些特定形式的腐敗是如此。比如說，農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的腐敗，盡管現在通過繳納社會撫養費(新富人有能力支付超生的社會撫養費)不會直接對財富和權力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但是其他形式的腐敗，比如運用權力和金錢進行賄選和壓制對賄選的揭露以及對這種腐敗的有限懲罰，則會直接地影響這個非常重要的關系。在中國，賄選是相對較新但迅速蔓延的現象。近期賄選現象上升有許多原因。首先，賄選意味著它在兩個方面是有效的：一是它可以控制村莊日益增長的資源；二是它能夠獲得社會資本，從而以合法的形式進入更高一層官方機構。其次，日益增長的新富人群體已經擁有了合法或不合法的足夠資源來進行對其職業生涯十分重要的賄選。很明顯的是，這些有潛力去領導他們的村莊致富的新富人，正是農村基層黨組織認可的有資格作為村干部的“雙強”候選人。反腐敗措施失效。盡管在國家級層面和理論界對于村級選舉中賄選是積極還是消極的現象沒有一致的意見，但是2004年，民政部還是試圖控制賄選的蔓延，規定所有通過候選人或者候選人的人支付的涉及選舉行為的金錢、商品或其他形式的財物都是賄賂，宣布通過賄選手段當選無效。然而，對于什么是拉票、賄選或者買選票并沒有明確的界定。而且，中國的選舉法和許多省的實施條例在涉及選舉違法的內容方面并不包括村級選舉(由于這是村民自治的一部分)，所以造成了村級選舉的賄選現象難以控制。最后，中國并沒有一套明確的制止賄選的措施。事實上，很可能存在導致賄選的確實是非故意的結構性誘因。至于農村層面其他方面的腐敗，情況是相似的。作為廣泛的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用民主監督(特別是村務公開)來減少腐敗，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同時為村民提供村級管理和財務方面的信息。這一措施將使村民們更好地選出誠實的干部，摒棄或罷免那些腐敗的干部。村干部職責缺乏明確性，對腐敗的懲罰也缺乏明確性，這削弱了反腐敗的進程。例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許多條款的陳述都是“應該”，而不是“必須”，對破壞選舉法的人進行懲罰的權力有限，并且不明確。也沒有明確設立特別的組織或部門從事調查或起訴這樣的案子。mv而那些(反腐敗)部門通常處在許多應該受到調查的官員之下。調查還時常和地方黨政的保護傘相沖突。最后，正如戴慕珍和羅思高(ScottRozelle)所指出的，在許多經濟發達的鄉村，真正的權力掌握在成功的企業手中，而不是在村委會，這些企業是不受《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約束的。而且，還存在許多妨礙村務有效公開的障礙，其中大多數是有利于潛在的腐敗村干部的。首先，很多行政村即使有能力保存各種數據資料，也沒有財力去公布那些需要公開的大量數據。其次，那些防止腐敗甚至是調查腐敗案件的必要細節，經常是遠沒有被要求予以公布，甚至那些有能力查清楚的細節也是如此。第三，在存在腐敗的地方，村民們都希望知道卷入腐敗的人的相關信息，但是，很可能腐敗的人也正是那些可能使腐敗者的違法行為曝光的村民理財小組的組織者。如果腐敗或者經濟問題已經發生，或者察覺到已經發生，村民們處理這種問題的手段也很有限。缺少職責明確的獨立機構來查處(上面提到的)地方的腐敗是一個重要因素。至于普遍的原因，啟動罷免程序相當困難，因此也很少發生。并且，許多鄉鎮和農村干部不愿意承認腐敗，因為這會使他們自己的名聲上有污點，正如我在河南省的一個村莊調查時所看到的那樣，他們不愿意撤換有腐敗行為的干部，因為如果這樣做，就意味著在其他方面他們會由此喪失在外面生意上的聯系。我相信，這樣做的結果會讓一般的村民得出結論：他們很少有機會通過選舉的途徑罷免腐敗的干部，因而降低了在村一級抑制腐敗的努力，也讓它成為新富人形成和加強自己權力的溫床。三、結論總之，大量的證據顯示，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有利于新富人擔任村級領導的因素可以給許多村莊帶來實質性的利益。但同時，由于村民大會很少召開，除了關注制度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村民們對于地方治理的機制既缺乏了解，也缺乏興趣。這些因素的結合，導致了許多村民的公民權利被剝奪，也潛在地削弱了農村中的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對黨員身份要求的少許變化、全國范圍內的村級選舉以及村干部人員結構的改變，并沒有對黨領導村委會構成挑戰。但是，即使不是村委會的領導，企業家參與村民自治和吸收他們入黨，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反映了新的更多以經濟取向為基礎的精英和舊的更多以政治取向為基礎的精英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結合，還因為它揭示了隨著新富人試圖通過黨和政府的組織來建立社會關系網時，什么樣的階級或階層將控制這些和更高層的組織。但在對這些問題下結論之前，還有必要考慮經常出現在我們討論的村民自治模式之外的許多因素，即：除了民營化過程是在大體上接受了新自由主義視角的“黨-國”機構的指導下進行，而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強調在將中國整合到全球經濟之中時對農村產生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重要影響之外，還要注意不斷增加的經濟上的兩極分化，以及缺少全國性的、特別是橫向非黨派組織等缺陷。特別是最后這個因素指出了一個重要的矛盾，即鄉村自主授權/村民自治這個概念和全球化影響下的市場化趨勢之間的矛盾，因為全球化已導致農村中最有活力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其后果尚屬未知。同時，舊的更多以政治取向為基礎的精英和新的更多以經濟取向為基礎的精英，正在不斷地增強世界范圍內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系，成長為經濟和政治相結合的精英，并同時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進行復雜的相互間的支配或拉攏的博弈。這反過來意味著這些團體之間正在進行的斗爭和矛盾的局面在其他方面正在影響村民自治，并且潛在地導致精英們以犧牲普通村民為代價的進一步整合。換句話說，要充分理解農村政治結構難以置信的重要變化的原因和這些變化的潛在后果，有必要超出農村之外，不僅僅是在全國范圍內，而且是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里來探究他們之間的聯系。這一點還有待于深入研究。

第三屆村民委員會和村級黨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根據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部署及要求，嚴格按照“一法兩條例”的規定，通過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周密部署，嚴格程序，發揚民主，嚴肅紀律，順利完成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任務。

一是統一思想，切實加強領導。市、縣、鄉都成立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領導小組，并下設辦公室，配齊配強工作人員，負責有關具體工作；全市先后召開了各層次的動員大會，對換屆選舉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市委、市政府制定下發了專門文件。各縣（市、區）建立并實行縣級領導和縣直單位分別掛鉤聯系鄉（鎮）、村委會制度，深入第一線指導督促。各縣（市、區）、各鄉（鎮）黨政領導建立了換屆選舉分片包干責任制，實行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據統計，全市共安排選舉專項經費****萬元。

二是摸底調查，充分掌握情況。在換屆選舉準備階段，各縣（市、區）、各鄉（鎮）黨委、政府專門組織人員對上屆班子的工作情況摸底調查，總結經驗，找出存在問題，深入各村調查“兩委”干部現狀，把握黨員、干部、群眾的思想動態，做到心中有數。針對群眾最關心的村級財務問題，各地在換屆選舉前就組織力量對各村委會的財務問題進行認真的審計，對審計出來的問題及時處理和反饋，掃清選舉工作障礙。

三是廣泛宣傳，搞好輿論引導。全市各級采取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辦法廣泛發動宣傳教育。據統計，自換屆選舉工作啟動以來，共播放電視新聞****條、廣播宣傳****次、報刊宣傳490篇、張貼標語****條、印發宣傳材料****份、出板報墻報****期。通過宣傳發動，村民的民主意識進一步增強，參與選舉的熱情高漲。據統計，在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共登記選民****名，參加投票****名，參選率達****％。

四是強化培訓，嚴格依法辦事。各地結合實際分階段、分層次、分重點進行了各種業務培訓，培訓形式多樣，普遍采取集中辦班、現場觀摩、以會代訓等多種形式，層層培訓選舉骨干。據統計，鄉鎮以上召開領導小組會議****次，鄉鎮以上培訓骨干****期（次）；培訓骨干41204人次；市、縣、鄉共抽調工作人員****名。通過積極開展業務培訓工作，大大提高了業務人員的法律、政策水平和操作能力，為換屆選舉工作依法、依規順利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五是做好信訪，及時化解矛盾。各地根據實際，專門成立了村選維穩組，制定了《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抽調業務水平高、辦事公道、會做思想工作的人員負責信訪工作。市換屆辦接待群眾來訪****人次，處理來信****件，解答電話咨詢****次；全市共接待群眾來訪****人次，處理來信****件，解答電話咨詢****次，及時解答了群眾的疑問并及時糾正了一些反映強烈的問題。

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即將全面開展。大溪鎮黨委根據上級要求，扎實做好換屆選舉準備工作。在認真總結上屆經驗的基礎上，著重就如何進一步加強對村級換屆選舉工作的領導這一問題開展專題調研，力求通過深入調研，分析形勢、找準問題，提出進一步加強對村級換屆工作領導的對策措施，確保村級換屆選舉任務順利完成。

一、大溪鎮村級換屆工作情況

1、村級組織現狀。全鎮轄行政村105個，現職村黨支部成員489人，村委會成員414人。村兩委成員平均年齡42.8歲;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8％;兩委交叉任職26人，婦女委員58人。全鎮基本形成了一支以40歲左右中青年為主體，政治立場堅定、作風扎實、公道正派\責任心強、團結協作的村干部隊伍。但部分村級班子也存在著問題：一些班子年齡老化，難以適應發展要求；部分村兩委欠團結，影響工作開展；有的村干部能力欠強，威信不高、凝聚力低；個別村村務管理有欠規范，群眾意見較大。

2、村級換屆形勢。通過開展“一村一調研”活動，初步摸清了全鎮村級組織換屆面臨的基本形勢。預計能平穩完成換屆選舉的有51個村，占48.6％，能比較平穩完成換屆選舉的37個村，占35.2％，比較復雜的17個村，占16.2％，駐村干部認為選舉動機功利化、手段多樣化、準備提前化的趨勢比較明顯，對換屆選舉影響較大。在對群眾的調查中，村民總體認為村黨組織整體戰斗力強的村占36.2％，一般的占54.3％，弱的占9.5％;對黨組織整體評價好的占32.4％，一般的占62.8％，差的占4.8％;總體認為村委會整體戰斗力強的占32.4％，一般的占57.1％，弱的占5.7％;對村委會整體評價好的占24.8％，一般的占66.7％，差的占3.8％（表1），村民對村兩委的認可程度總體趨于中性，但也分歧較大。

3、扎實做好村級換屆準備工作。一是加強村級組織建設。實施“好搭檔”工程建設活動，和諧村兩委關系、協調鎮、村、民關系，使村兩委真正合力合拍，使鎮村齊心齊步，確保工作渠道暢通；實施村干部主題實踐活動，健全“”制度，印發《村干部學用手冊》，加強村干部培訓，提高村干部素質；推進村級規范化建設，完善“五制一平臺”、黨員“三承諾”、“黨員愛心基金”、民主懇談和村民代表監督委員會等長效機制，增強村級工作能力；組織村干部開展任期工作回頭看，引導村干部面對換屆堅守崗位，保持良好精神狀態，從而為換屆選舉打造良好的環境。二是加強鎮對村的一線指導。實施一線工作法，開展全員駐村，派駐專職農村工作指導員，落實鎮村聯合辦公日、“懇談日”、“訪民情、解民憂”活動，將機關力量向一線傾斜，實現問題在一線解決。開展機關作風建設，提高機關效能，通過增強干部執行意識和執行能力，打造一支能力強、作風硬的機關隊伍，提高開展村級工作的能力，不斷加強對村級換屆工作的領導。三是加強換屆工作準備。加強調研工作，保證數據獲取真實，問題分析到位，情況掌握準確，為整個工作打好基礎。加強選舉方案制定指導，確保選舉合法合規，明確黨對村級換屆工作的領導。加強換屆試點指導，以條件成熟為標準，注重時期把握。

二、影響鎮黨委對村級換屆工作領導的因素

為確保全鎮20*年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順利進行，根據《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湖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湖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規程》的規定、《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關于認真做好20*年全省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鄂辦發[20*]18號）及《利川市20*年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實施方案》（利辦發[20*]15號）精神，結合我鎮實際，制定如下實施方案。

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黨的**精神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加強村級組織建設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為目標，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揚民主，嚴格依法辦事，努力把思想好、作風正、有文化、有本領、熱心為群眾服務的人選進村級組織領導班子，為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

二、選舉原則

（一）堅持黨的領導。換屆選舉工作在鎮黨委的統一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各工作站總支要切實加強對換屆選舉工作的組織領導。村級黨組織要充分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切實履行職責，加強輿論宣傳，把握選舉動態，認真做好群眾工作，確保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圓滿成功。

（二）充分發揚民主。在換屆選舉中，要尊重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尊重黨員和群眾的意愿，支持群眾當家作主，保證廣大群眾依法行使民主權利。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選民有序參與，引導選民增強法律意識和民主意識，積極、公正地醞釀、推薦或提名符合條件的干部人選，依法依規進行選舉。

[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

[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

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

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

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

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同志們：

按照縣委部署，我們今天在這里召開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進點動員會。從今天到會的領導也可以看出，縣委對在鄉開展的試點工作是高度重視的。昨天下午，健東書記在全縣動員大會上嚴肅，必須本著對黨負責、對事業負責的精神，把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作為今冬明春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作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落實“十二五”發展目標的基礎工程。我們都要把思想統一到健東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上來，切實抓好試點工作。剛才，鄉*書記對試點工作作了具體部署，春梅、樟明、建龍同志也分別作了講話，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特別是*同志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人，他的講話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講得很誠懇。下面，我簡要地再講幾點：

一、鄉全鄉上下要統一思想、高度重視，全力以赴抓好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

在全縣20個鄉鎮中，縣委把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放在鄉，而且不僅是作為縣里的試點，也是市里、省里的試點，是綜合考慮，慎重研究確定的。首先，是因為鄉是老先進，希望鄉在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能夠繼續當好先進。這幾年鄉的工作確實抓得不錯，經濟社會發展很有成效，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很突出，比如鄉是我縣信訪工作、黨風廉政建設、安全生產先進單位，縣級效能示范單位，全國農村集體財務管理規范化示范單位。當然，過去工作做得好不等于今后工作做得好，這次換屆選舉好不好，就是鄉能否繼續保持和發展先進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次，鄉是實施“兩區”發展戰略的重點區域，希望鄉能夠通過換屆選舉試點工作，進一步調動全鄉上下的積極性，進一步把鄉的事情辦好。當前，松陽的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省委、省政府將對包括我縣在內的6個重點欠發達縣實行連續三年每年2個億的群眾增收致富奔小康特別扶持項目；我縣的生態產業集聚綜合平臺建設也已納入到省級的大平臺建設規劃，省發改委已經初步確定把松陽列為麗水市的兩大重點開發區塊之一，縣工業園區將成為全省第一批開展“十二五”發展規劃編制的重點開發區，還有松古盆地現代農業綜合區，小港現代農業（林業）綜合區都已被納入省級現代農業園區規劃；最近衢寧鐵路建設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將來松陽很有可能成為浙西南的重要交通樞紐。要把這一系列的規劃和藍圖變為現實，鄉的地位很關鍵。鄉作為松陽縣城的一個“入城口”，理應成為城鄉一體化的先行區、優化產業布局的功能區、生態文明建設的示范區，而關鍵還在于有一個什么樣的村級組織。縣委希望鄉能夠通過換屆選舉，進一步夯實全鄉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穩定發展的基礎。

借這個機會，就思想認識問題，我還有幾句話要和在座的村兩委成員講一講。第一，確實是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房子的基礎如果不牢，房子是立不住的。大到一個國家、一個省，小到一個鄉、一個村也是一樣。村級組織搞不好，村里要有發展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村級組織搞好了，這個村才有發展的前景。近年來，我們的村兩委干部是做了很多事情的，特別是舊村改造在我縣能順利推進，關鍵就在于“村為業主”。可以說離開了“村為業主”，我們在新農村建設中經常講的“黨政主導”和“農民主體”之間就缺乏必要的紐帶，“農民主體”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主體，所以村兩委的工作是至關重要的。第二，要好好想一想，村級組織換屆選舉“為了誰”、“代表誰”的問題；好好想一想，是“公”字當頭還是“利”字當頭。我們開會的大會堂門口有“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在座的村兩委成員可以捫心自問有沒有在心中經常掂量這五個大字？現在搞市場經濟，利益關系確實錯綜復雜。面對這樣一個大背景，是“公”字當頭還是“利”字當頭，是對村兩委干部的嚴峻考驗。我想，一個合格的村兩委干部應當做到剛才樟明同志講的三點：聽黨的話，為群眾辦事，走正路。

二、試點工作必須堅持村級組織換屆選舉的正確導向，概括起來講就是“兩個堅持”、“兩個結合”

根據黨章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20**年我市共有5377個村黨組織、53**個村委會任期屆滿，要進行換屆選舉。去年10月以來，我們按照省委、省政府有關部署要求，扎實開展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有效推進村級組織建設。

念好“五字訣”，確保換屆工作扎實有序推進

全市各級黨委高度重視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切實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強化措施，狠抓各項換屆工作任務的落實。

(一)突出“早”字精準備，為順利推進換屆工作創造條件

一是早抓研究部署。去年7月份開始，市委組織部相繼多次召開組織部長讀書會、組織工作例會和協調會，認真研究部署村級組織換屆工作。隨后，相繼制定下發《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方案》和《關于認真做好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前期準備工作的通知》，對換屆工作作出總體安排和部署，并集中開展以調研試點、財務清理、集中整治、人才儲備、業務培訓、規范管理等“六個先行”為主要內容的主題活動，為換屆工作鋪好路，起好步。

二是早抓調研試點。去年8月，市委組織部、市民政局抽調有關同志組成4個調研組，分赴蒼南、龍灣、泰順、平陽等縣(市、區)，采取召開座談會、實地考察等方式開展村級組織換屆工作調研，并形成調研報告。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市委精心選擇龍灣、樂清、平陽、泰順4個縣(市、區)8個不同類型的村作為市級直接聯系的村，有針對性地開展試點工作，如龍灣區重點加強對城中村選舉和村黨支部“無候選人直選”等問題的研究；樂清市重點加強對村委會“自薦海選”、解決婦女干部當選難、選舉文化等問題的研究；平陽縣重點加強對解決撤并村選舉、村黨支部“公推直選”等問題的研究；泰順縣重點加強對山區欠發達村選舉、村黨支部“兩推一選”等問題的研究等。

同志們：

按照縣委部署，我們今天在這里召開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進點動員會。從今天到會的領導也可以看出，縣委對在鄉開展的試點工作是高度重視的。昨天下午，健東書記在全縣動員大會上嚴肅，必須本著對黨負責、對事業負責的精神，把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作為今冬明春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作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落實“十二五”發展目標的基礎工程。我們都要把思想統一到健東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上來，切實抓好試點工作。剛才，鄉*書記對試點工作作了具體部署，春梅、樟明、建龍同志也分別作了講話，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特別是*同志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人，他的講話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講得很誠懇。下面，我簡要地再講幾點：

一、鄉全鄉上下要統一思想、高度重視，全力以赴抓好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

在全縣20個鄉鎮中，縣委把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放在鄉，而且不僅是作為縣里的試點，也是市里、省里的試點，是綜合考慮，慎重研究確定的。首先，是因為鄉是老先進，希望鄉在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能夠繼續當好先進。這幾年鄉的工作確實抓得不錯，經濟社會發展很有成效，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很突出，比如鄉是我縣信訪工作、黨風廉政建設、安全生產先進單位，縣級效能示范單位，全國農村集體財務管理規范化示范單位。當然，過去工作做得好不等于今后工作做得好，這次換屆選舉好不好，就是鄉能否繼續保持和發展先進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次，鄉是實施“兩區”發展戰略的重點區域，希望鄉能夠通過換屆選舉試點工作，進一步調動全鄉上下的積極性，進一步把鄉的事情辦好。當前，松陽的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省委、省政府將對包括我縣在內的6個重點欠發達縣實行連續三年每年2個億的群眾增收致富奔小康特別扶持項目；我縣的生態產業集聚綜合平臺建設也已納入到省級的大平臺建設規劃，省發改委已經初步確定把松陽列為麗水市的兩大重點開發區塊之一，縣工業園區將成為全省第一批開展“十二五”發展規劃編制的重點開發區，還有松古盆地現代農業綜合區，小港現代農業（林業）綜合區都已被納入省級現代農業園區規劃；最近衢寧鐵路建設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將來松陽很有可能成為浙西南的重要交通樞紐。要把這一系列的規劃和藍圖變為現實，鄉的地位很關鍵。鄉作為松陽縣城的一個“入城口”，理應成為城鄉一體化的先行區、優化產業布局的功能區、生態文明建設的示范區，而關鍵還在于有一個什么樣的村級組織。縣委希望鄉能夠通過換屆選舉，進一步夯實全鄉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穩定發展的基礎。

借這個機會，就思想認識問題，我還有幾句話要和在座的村兩委成員講一講。第一，確實是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房子的基礎如果不牢，房子是立不住的。大到一個國家、一個省，小到一個鄉、一個村也是一樣。村級組織搞不好，村里要有發展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村級組織搞好了，這個村才有發展的前景。近年來，我們的村兩委干部是做了很多事情的，特別是舊村改造在我縣能順利推進，關鍵就在于“村為業主”。可以說離開了“村為業主”，我們在新農村建設中經常講的“黨政主導”和“農民主體”之間就缺乏必要的紐帶，“農民主體”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主體，所以村兩委的工作是至關重要的。第二，要好好想一想，村級組織換屆選舉“為了誰”、“代表誰”的問題；好好想一想，是“公”字當頭還是“利”字當頭。我們開會的大會堂門口有“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在座的村兩委成員可以捫心自問有沒有在心中經常掂量這五個大字？現在搞市場經濟，利益關系確實錯綜復雜。面對這樣一個大背景，是“公”字當頭還是“利”字當頭，是對村兩委干部的嚴峻考驗。我想，一個合格的村兩委干部應當做到剛才樟明同志講的三點：聽黨的話，為群眾辦事，走正路。

二、試點工作必須堅持村級組織換屆選舉的正確導向，概括起來講就是“兩個堅持”、“兩個結合”

鎮第四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在上級部門的關心幫助下、在區督導（指導）組全體成員的悉心指導下，鎮黨委、政府高點定位、高點切入、高點起步，牢固樹立以換屆選舉凝聚人心、理清思路、謀求發展、促進穩定、倡導民主、推動和諧的工作思路，把此次換屆選舉當作鎮黨委、政府的又一次民心工程、惠民工程、富民工程來抓緊抓好。整個換屆選舉工作始終遵循“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揚民主、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切實做到了準備工作扎實有效、組織領導保障有力、實施過程依法有序、選舉結果成效顯著，為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推動全鎮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截至4月9日，安全、順利、圓滿完成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順利實現了黨員干部滿意、廣大人民群眾滿意、各級組織滿意的既定目標。

一、基本情況

鎮轄12個村委會、76個自然村，118村民小組，全鎮總人口56283人，共有黨員2453名，共有選民42211名。2月21日上午9時，在經過前期充分準備后鎮召開了第四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動員大會，從而正式啟動了鎮第四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整個換屆選舉工作從2月21日至4月9日，歷時48天。

（一）黨總支換屆選舉基本情況：3月14日，全鎮12個村委會圓滿完成黨總支換屆選舉工作，順利實現了黨員干部滿意、廣大人民群眾滿意、各級組織滿意的既定目標。全鎮12個村委會黨總支60名職數全部選舉到位，連選連任人數51人，占總人數的85%，新當選副書記、委員9名，占總數的15%，女副書記5名，占副書記總職數的29%，其中12名黨總支書記全部實現連選連任，17名副書記職數有15名連任，31名委員職數有24名連任，少數民族干部12名，占黨總支總數的20%，婦女干部18名，占總數的30%，總支班子成員中26-35歲的有11人，36-45歲的有20人、46-55歲的有17人，56歲以上的有12人，平均年齡47歲；文化結構：小學1人，初中文化34人，高中及中專17人，大專以上8人。

（二）村委會換屆選舉基本情況：截至4月9日，全鎮已選村委會成員36人，其中主任12人，一般委員24人，村委會主任實現連選連任8人，委員實現連選連任19人，村委會班子成員中25歲以下的1人，26-35歲的有4人，36-45歲的有18人，46-55歲的有9人，56歲以上的有4人，平均年齡44。3歲，文化程度：初中文化18人，高中及中專文化11人，大專以上文化7人。

（三）“兩委”交叉任職情況：12個村“兩委”共選出“兩委”成員66人，其中村委會成中36人中有30人與村黨總支委員實現交叉，交叉比例達83。3%。“兩委”平均年齡46歲，村黨總支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實現一肩挑的有5個村，全鎮各村“兩委”班子成員中有婦女委員15人，其中女副書記5名，少數民族干部15人。全鎮新一屆村“兩委”班子成員在年齡、性別、民族等結構等方面較上一屆明顯優化，為加快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促進鎮農村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全面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根據縣委、縣政府的工作部署，從**年12月中旬開始，在我們惠民鎮的大通、雙溪、優家等三個村開展了全縣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在縣委組織部、縣民政局的精心指導和大力幫助下，我們堅持依法照章，發揚民主，嚴格程序，積極嘗試，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現就這次換屆選舉試點工作從兩個方面作一簡要匯報。

一、主要做法

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省委組織部、省民政廳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又作了新的修改，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為了扎實有效地做好試點工作，鎮黨委高度重視，統一思想，仔細分析，周密部署，嚴格把關，積極探索，大膽嘗試，為新形勢下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1、加強領導，廣泛宣傳。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時間緊，任務重，方法新，要求高。為努力完成好縣委、縣政府交給的試點工作任務，鎮黨委多次召開鎮村干部會議，要求鎮村干部把換屆選舉試點工作作為全鎮的一項重點工作，作為促進和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抓手。鎮成立了以黨委書記任組長，鎮長、副書記、人大主席為副組長，班子其他成員為組員的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并抽調12名經驗豐富的骨干組成三個工作指導組，分別指導各村開展工作。搞好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離不開全體黨員和廣大選民的參與支持，為此，我們要求各村把宣傳、教育、發動、引導工作貫穿整個換屆選舉工作的全過程。針對每個階段的具體內容，通過廣播、宣傳櫥窗、宣傳欄、公告等形式進行廣泛宣傳，同時，還印發致全體黨員、村民的一封公開信，發到每家每戶，將縣民政局編印的《村民委員會工作文件匯編》發到鎮、村干部及村民小組長手中，其中優家村達到每戶一冊，真正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為換屆選舉工作創造了良好的氛圍。

2、因村制宜，確定模式。縣委、縣政府選擇我們惠民鎮作為全縣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單位，這既是機遇，又是壓力。鎮黨委再三分析，綜合比較，最后選擇了三個不同類型的村作為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試點村。一個是大通村，我鎮的中心村，村規模較大，功能比較齊全，相對村干部較多；第二個是雙溪村，相對村規模較小，書記、主任一肩挑；第三個是優家村，靠近集鎮，土地已基本被征用，村民居住集中，矛盾比較突出。針對三個村的不同特點，我們進行了深入的調查摸底，根據省委組織部、省民政廳《關于認真做好2005年村黨組織、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的意見》及有關領導的講話精神，認真制定實施方案，周密安排日程，因村制宜，在三個村分別選擇三種不同的模式。雙溪村黨組織和村委會都采用了“有候選人”直選：即村黨組織實行“兩推一選一公示”，村委會實行差額直選。大通、優家兩個村黨組織、村委會都采用了“無候選人”直選，或者叫“海選”，其中大通村黨組織書記、副書記采取直接由全體黨員在新當選委員中以有候選人等額選舉的方式選舉產生。按照先村黨組織換屆、后村委會換屆的要求，大通、雙溪兩個村采取村黨組織、村委會先后交叉的辦法進行，即集中進行動員，分別進行部署，叉開時間進行選舉。優家村考慮到情況比較復雜，在村黨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結束后，再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目前，該村黨支部換屆已順利結束，新一屆村民代表已推選產生，并召開了新一屆村民代表會議，推選產生了村民選舉委員會，通過了選舉辦法，村委會競選自薦報名工作已結束。

3、規范程序，嚴格把關。這次換屆選舉試點工作模式多、方法新，再加上村黨組織換屆與村委會換屆工作交叉進行，工作一項接一項，一環扣一環，因此我們在工作中做到程序規范，把關嚴格，尤其是“無候選人”直選，我們重點把好七個關。一是動員部署關。召開好黨員、村民代表、村民小組長會議進行動員部署，明確村級組織換屆選舉的目的、意義；然后分別召開黨員會議、村民代表會議，通過黨組織選舉辦法，通過村民代表推薦辦法，推選村民選舉委員會。黨員到會人員必須超過4/5以上，村民代表到會人員超過2/3以上。二是村民代表推選關。根據村人口規模大小，我們將村民代表人數原則規定為30-50人。在推選中，注重村民代表的人員素質和構成比例，對黨員中的優秀分子和村干部做好引導工作。三個村都以村民小組為單位進行推選，采用每戶一張空白票，按照本組分配名額，由戶代表無記名提名推選，得票相對多的當選。在推選的同時，由戶代表簽訂授權書，做好授權工作。三是村民選舉委員會推選關。我們采取兩種方法，大通、雙溪兩個村采用由原村民代表推選產生村民選舉委員會，新一屆村民代表推選工作由村選委會主持；優家村采用先推選村民代表，然后召開新一屆村民代表會議，推選產生村民選舉委員會，村民代表推選工作由村黨支部主持。村民選舉委員會推選要重視其成員的素質、結構、地域分布及群眾的公認度。優家村在推選時，首先將村民代表分成三組，進行討論提名，然后進行匯總，根據各組提名得票情況，村黨支部提出建議名單，提交全體村民代表表決通過。村民選舉委員會印章由鎮里統一刻制并發放。四是選民登記關。根據“一人一地一次一票”的原則，按照屬地、年齡、政治條件等標準，認真做好選民的登記和資格審核工作，嚴格做到不重登、不錯登、不漏登。對人在戶不在的特殊對象是否計入選民，在村《選舉辦法》中作了明確規定。五是公開報名關。按照選舉辦法規定的職數和任職資格條件，以村為單位公開報名，動員符合條件的黨員、選民以自薦報名的方式參與競選。確定報名時間，明確報名截止期，規定自通過選舉辦法起3天時間為自薦報名時間，并把截止期規定到幾號幾點鐘。如優家村在自薦報名時間截止后，有人仍要遞交自薦表，工作組人員當場拒收，并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經公開報名，大通村報名參與黨組織競選13人，其中原班子成員5人，報名參與村委會競選15人，其中原班子成員7人。優家村報名參與黨組織競選8人，其中原班子成員1人，報名參與村委會競選17人，目前，村選委會正在進行資格審查。六是審定公示關。鎮黨委工作組、村選委會根據任職條件，分別對自薦報名人員進行資格審查。經審查，除優家村黨組織1名競選人員因年齡超過規定年齡而被取消資格外，其余都符合條件，各村分別在村務公開欄內進行公告，接受群眾監督。同時，鎮工作組對競選人員演講稿的內容進行審核，主要看是否存在惡意攻擊他人、無原則許諾等情況。對已公告后自愿退出競選演講的人員，要求本人書面提出放棄競選的聲明，并予以公布。大通村有3名黨組織競選人員、5名村委會競選人員自愿退出競選演講。七是投票選舉組織關。積極做好競選人員的宣傳工作，大通村將村黨組織、村委會競選人員的基本情況分別發到全體黨員、全體農戶，這樣既能對競選人的情況進行廣泛宣傳，又便于選舉時填寫姓名。組織競選演講人員當場抽簽，按順序進行演講。村委會投票選舉時，在村部設立中心投票會場，并設立若干投票站，每個投票站安排三名工作人員，設立秘密寫票處，張貼競選人員基本情況一覽表，方便選民在填寫選票時填寫姓名，同時嚴格限制使用流動票箱。投票結束后，在中心會場當眾開箱唱票，計票結果當場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