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社會制度范文10篇

全球化已經是一個逃不掉躲不開的趨勢了，全世界討論的，已經不再是全球化的可能性和為什么的問題，全球化是什么，我們該怎么辦已經逼迫我們去面對，面對新的世界，同時面對我們自己，到底處在這個所謂“地球村”中的我們，有個什么樣的昨天。

李慎之先生生前一篇文章里分析得很透徹，全球化，實質就是美國化。在我看來，美國化，不是西化，西方文明與美國文明不是同一的概念，西方文明是一種根源于基督教文明，伴隨工業化一同發展的現代文明，而美國文明應該是西方文明在美國這個獨特土壤上新發展的產物，這個提法在主流思想界還沒有出現，但我看來，將成為全球化主流思想形態的，應該是美國式西方文明，這不是我對強勢西方文明的吹捧，而是對現實的承認,所謂的多元化，將只能在他的允許范圍之內存在。

美國化的西方文明不像傳統基督教文明一樣強調界限和差別，不鼓吹優越感和殉道精神這些新教倫理的標志性內容，它吸收了傳統自由主義對自由和民主的主張，同時沾染了移民國家多元和寬容的精神氛圍，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種文明自身也將發生改變，將會有不同的東西融入，當然，前提是融入的文化不能對他的固有體系造成威脅，并能為之順利地吸收和消化。

在全球化的實現過程中，這種文化將強迫各民族在它的體系內部和他的話語系統內反思自己的歷史，這將對各民族文化產生強烈的沖擊，所以，未雨綢繆，為這種轉變做好準備，防止民族歷史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被消解和解構，是一個前瞻性的必要工作。

按照“文明沖突論”的分析，這個世界在文明內核的角度上，可以分成基督教文明區、伊斯蘭文明區和儒家文明區三部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三個文明區都將接受文明的沖擊，其中的基督教文明區，雖然與將實現全球化的文化同源，但異質的成分還是很多的，更何況基督教文化區內部也有多種的文化差別，這也是為什么法國知識界反全球化勢力強大的原因之一，保存法國的傳統文化，是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主張，但同樣反全球化的左派和右派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不同的，左派對傳統文化也同樣進行抨擊和解構，而右派，則傾向于保護，右派對固有文化的保護和堅持主張更易走向極端，新法西斯勢力在歐洲的產生就是一個走向極端的結果，與老法西斯不同，新法西斯針鋒相對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全球化和外國移民。在中國的情況似乎是相反的：左派分子和為民族主義者對傳統文化和歷史又毫無保留地捍衛的傾向，而自由主義則致力于反思和批判。

中國新左派中人對“封建”一詞已經不予承認，因為中國史學界長期以來堅持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四階段論實際是蘇聯史學的產物，而非馬克思的史學觀點。在中國歷史上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封建”社會應該截止在周，其后兩千多年中國就并不是所謂“封建社會”，由此，封建社會都沒了，封建文化殘余還“毛之焉附”，反封建也就更失去了理論基礎，這其中對語義的偷梁換柱是明顯的，左派和為民族主義分子致力于這樣一項工作：努力通過解釋的手段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扭曲，使中國傳統文化包含和吸收西方文明，已造成這樣一種結論----西方的東西，中國早就有，“我們那時，比你闊多了”。

全球化已經是一個逃不掉躲不開的趨勢了，全世界討論的，已經不再是全球化的可能性和為什么的問題，全球化是什么，我們該怎么辦已經逼迫我們去面對，面對新的世界，同時面對我們自己，到底處在這個所謂“地球村”中的我們，有個什么樣的昨天。

李慎之先生生前一篇文章里分析得很透徹，全球化，實質就是美國化。在我看來，美國化，不是西化，西方文明與美國文明不是同一的概念，西方文明是一種根源于基督教文明，伴隨工業化一同發展的現代文明，而美國文明應該是西方文明在美國這個獨特土壤上新發展的產物，這個提法在主流思想界還沒有出現，但我看來，將成為全球化主流思想形態的，應該是美國式西方文明，這不是我對強勢西方文明的吹捧，而是對現實的承認,所謂的多元化，將只能在他的允許范圍之內存在。

美國化的西方文明不像傳統基督教文明一樣強調界限和差別，不鼓吹優越感和殉道精神這些新教倫理的標志性內容，它吸收了傳統自由主義對自由和民主的主張，同時沾染了移民國家多元和寬容的精神氛圍，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種文明自身也將發生改變，將會有不同的東西融入，當然，前提是融入的文化不能對他的固有體系造成威脅，并能為之順利地吸收和消化。

在全球化的實現過程中，這種文化將強迫各民族在它的體系內部和他的話語系統內反思自己的歷史，這將對各民族文化產生強烈的沖擊，所以，未雨綢繆，為這種轉變做好準備，防止民族歷史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被消解和解構，是一個前瞻性的必要工作。

按照“文明沖突論”的分析，這個世界在文明內核的角度上，可以分成基督教文明區、伊斯蘭文明區和儒家文明區三部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三個文明區都將接受文明的沖擊，其中的基督教文明區，雖然與將實現全球化的文化同源，但異質的成分還是很多的，更何況基督教文化區內部也有多種的文化差別，這也是為什么法國知識界反全球化勢力強大的原因之一，保存法國的傳統文化，是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主張，但同樣反全球化的左派和右派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不同的，左派對傳統文化也同樣進行抨擊和解構，而右派，則傾向于保護，右派對固有文化的保護和堅持主張更易走向極端，新法西斯勢力在歐洲的產生就是一個走向極端的結果，與老法西斯不同，新法西斯針鋒相對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全球化和外國移民。在中國的情況似乎是相反的：左派分子和為民族主義者對傳統文化和歷史又毫無保留地捍衛的傾向，而自由主義則致力于反思和批判。

中國新左派中人對“封建”一詞已經不予承認，因為中國史學界長期以來堅持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四階段論實際是蘇聯史學的產物，而非馬克思的史學觀點。在中國歷史上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封建”社會應該截止在周，其后兩千多年中國就并不是所謂“封建社會”，由此，封建社會都沒了，封建文化殘余還“毛之焉附”，反封建也就更失去了理論基礎，這其中對語義的偷梁換柱是明顯的，左派和為民族主義分子致力于這樣一項工作：努力通過解釋的手段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扭曲，使中國傳統文化包含和吸收西方文明，已造成這樣一種結論----西方的東西，中國早就有，“我們那時，比你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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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明沖突論”的分析，這個世界在文明內核的角度上，可以分成基督教文明區、伊斯蘭文明區和儒家文明區三部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三個文明區都將接受文明的沖擊，其中的基督教文明區，雖然與將實現全球化的文化同源，但異質的成分還是很多的，更何況基督教文化區內部也有多種的文化差別，這也是為什么法國知識界反全球化勢力強大的原因之一，保存法國的傳統文化，是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主張，但同樣反全球化的左派和右派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不同的，左派對傳統文化也同樣進行抨擊和解構，而右派，則傾向于保護，右派對固有文化的保護和堅持主張更易走向極端，新法西斯勢力在歐洲的產生就是一個走向極端的結果，與老法西斯不同，新法西斯針鋒相對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全球化和外國移民。在中國的情況似乎是相反的：左派分子和為民族主義者對傳統文化和歷史又毫無保留地捍衛的傾向，而自由主義則致力于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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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先生生前一篇文章里分析得很透徹，全球化，實質就是美國化。在我看來，美國化，不是西化，西方文明與美國文明不是同一的概念，西方文明是一種根源于基督教文明，伴隨工業化一同發展的現代文明，而美國文明應該是西方文明在美國這個獨特土壤上新發展的產物，這個提法在主流思想界還沒有出現，但我看來，將成為全球化主流思想形態的，應該是美國式西方文明，這不是我對強勢西方文明的吹捧，而是對現實的承認,所謂的多元化，將只能在他的允許范圍之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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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實現過程中，這種文化將強迫各民族在它的體系內部和他的話語系統內反思自己的歷史，這將對各民族文化產生強烈的沖擊，所以，未雨綢繆，為這種轉變做好準備，防止民族歷史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被消解和解構，是一個前瞻性的必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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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帶有強烈的悲劇性。這種變革是以精英、乃至普通民眾不斷否定自身文化的方式進行的，所謂打倒孔家店、摧毀舊文化曾經被精英們當作建設新文化的基本前提。并且一直到今天，不少精英對于中國現代化仍持這種不破不立的激進立場。這種看法甚至已成為一個新傳統。

然而，把這樣的常識放到一些地方，比如廣東潮汕地區就會發現，它其實完全不能成立。在這里，新舊文化并存，并且相得益彰，傳統的價值、習俗、乃至社會結構，在這里保持著連續性。甚至這里的社會治理，也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傳統的制度進行的，比如，在鄉村，“老人組”擁有廣泛的治理權。尤其奇妙的是，這些傳統支持了現代的工商業秩序——這里的現代工商業是中國最發達的。

傳統再生之必要性

潮汕的情形其實并不特殊。如果對中國的現狀分地域進行觀察，甚至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傳統保存較為完好的地區，其社會秩序相對較好，經濟增長表現也十分突出。南方與北方、東南與西北的經濟發達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的傳統性程度來解釋。比如，溫州與潮汕類似，傳統同樣保存較為完好，而經濟、社會和治理秩序也更為健全。

換言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與新文化運動的常識正好相反的命題：傳統之保存與經濟繁榮、與社會優良治理之間，存在某種正相關關系。

這一點并不難理解。過去十幾年間，作為顯學，經濟學、法學向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向普通公眾普及了一個常識：規則至關重要。這種貢獻放到中國百年知識史上，當然是極為重要的。

【內容提要】社會制度是現代化變革的關鍵性因素。對于后發國家來說，由于追趕發展的壓力異常沉重，而技術、知識及人力資本等現代化動力因素又難以在短期內取得突破性進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從根本上講，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核心問題，就是建立同現代化相適宜的社會制度框架問題，而制度變革的成效往往直接決定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興衰成敗。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第一次在建設性意義上實現了制度變革的結構性突破，建構形成了容納和支撐現代化變革的強有力的權威體系以及實施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的體制與組織架構。而改革開放20年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則表明中國在此基礎上初步建構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社會激勵結構，打破了現代化建設動力長期不足的僵滯局面。

社會制度結構及其功能的革命性變遷，既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現代文明濫觴及其在全球范圍擴張的重要根源。以形式合理性為圭臬的現代性社會制度，為分工條件下的人類社會合作提供了穩定和可預期的規范秩序，提供了一種相互交流、合作的機制，并使這種分工合作的范圍不斷得以擴展，使人們創造的文明成果得以為全人類所共享，從而極大地加快了人類社會進步的步伐。與此同時，理性化、功利化的現代社會制度所構建的社會激勵結構，極大地調動了每一社會個體從事社會生產實踐，尤其是創造性實踐的積極性，使得現代社會的發展充溢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內在活力。現代化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社會制度創新不斷激發和調動技術創新、思維創新，不斷激發社會創造性活力，進而促進人類整個生存方式和生存世界日新月異變更的過程。本文試從制度變遷的社會績效角度，檢視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化九死一生的坎坷歷程及其社會制度根源。

一、社會制度的結構性變遷與工業文明的濫觴及其在全球范圍的擴張

社會制度是制約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的關鍵性因素。在一定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下，制度的改進與創新，往往可以在短期內極大地改變社會的面貌。就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思維創新三者關系而言，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與思維創新的重要前提條件，制度創新構成了技術創新與思維創新的社會動力保障。技術創新不是制度創新的簡單派生物，但技術創新只有在相應的制度體系的依托和支撐下，才能真正轉變成為變革社會的現實力量，而不至于淪為與社會生活實踐無涉的“奇技淫巧”。同樣，先知先覺者所取得的思維創新成果，也只有獲得制度條件的支持，落實為現實的社會制度安排，才能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才能融入公眾現實的生活實踐。

在一定意義上說，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社會制度的變遷史。社會制度的每一次有效的變革與創新，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新的文明成果。人類文明進步與發展的每一次質的飛躍，無不都以社會制度結構的革命性突破為前提。現代工業文明的濫觴及其在全球范圍的迅速擴張，其最直接的社會動力正在于社會制度的結構性變遷。馬克思的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理論，韋伯“理性化”視野中的權威類型學說，哈耶克的“擴展秩序”理論，伯爾曼和泰格獨特的法律變遷學說，以及現代制度經濟學理論，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現代文明濫觴的社會制度根源作了深入的探討。制度因素作為現代文明關鍵性的內生變量的作用，得到了日益廣泛的認同。毫無疑問，西歐社會之所以成為現代化的發源地，之所以能形塑出一種獨特的具有無限擴張潛能的文明形態，是眾多因素歷史耦合的產物。知識的積累、技術的創新、外部環境的變更，甚至某些偶然性的歷史機緣，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制度變遷將社會各領域的變革以及各種歷史性機緣整合為一種變更整個社會生活的現實力量，16世紀以來西歐社會逐步積累起來的新的文明因素，就很難凝聚成為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如果沒有相應的新的社會制度框架將新的文明成果有效地鞏固起來，并為之提供有效的社會激勵結構的支撐，西歐社會在16世紀以來所發生的變化及其取得的成果，更不可能擴張成為一種普適性的現代文明。更進一步說，16世紀以來西歐社會各個領域發生的各種變革，如技術的創新、知識的增長、經濟的發展等等，本身無不都與社會制度變遷所提供的激勵與導向作用有密切的關系。可以說，現代工業文明之所以產生，首先正是由于人類社會制度結構的演變發生了歷史性的大突破。

首先，就人類行為的動力機制而言，16世紀以來的一系列有關財產和權利的制度創新，為人類從事生產實踐，尤其是創新性實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動力。荷蘭、英國之所以能率先步入現代文明，同它們在與產權制度相關的一系列制度上的進化有密切的關系。道格拉斯·諾斯指出：“在這兩個國家，持久的經濟增長都起因于一種適宜所有權演進的環境，這種環境促進了從繼承權完全無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勞動力、保護私有財產、專利法和其它對知識財產所有制的鼓勵措施，直到一套在減少產品和資本市場缺限的制度安排。”（注：道格拉斯·C·諾斯：《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頁。）這一系列法律化的制度安排的出現，將從事生產實踐，尤其是創造性實踐同個人利益最直接了當地聯系了起來，有力地激發了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為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提供了強大動力，為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創造了有利的社會制度條件。社會制度既表現為強制性的約束機制，又表現為誘致性的激勵機制。現代社會逐步建立的明晰的產權制度，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與社會自由流動的社會制度安排，以及廣泛運用市場機制來配置社會資源的經濟體制，獎勵創造發明的專利制度等等，都極大地強化了社會制度的激勵功能，建立起了有效的社會激勵結構。通過釋放和調動人們追逐財富的欲望，現代社會匯聚形成了以往任何時代都不曾有過的努力創造社會財富的巨大洪流。恩格斯曾經說過：“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的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7頁。）但是只有到了現代社會，追逐財富的行為才真正得到了社會制度的正當性確認和有效的保護，并因此而為社會財富創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動力（盡管這種動力可能是以“惡”的形式出現的，意味著人的其他一切秉賦的損害），使現代社會的經濟增長產生了質的突破，即第一次實現了在人口增長的同時保持社會生活水平的持續性提高，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

公司治理制度是一系列的激勵、保障爭議解決過程的安排，它被用來規范公司中各利益相關者的行為。人們重視公司治理問題，是由于在現代公司兩權分離和現代市場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問題不可避免。有效的公司治理被當成企業獲取較高經營業績和實現長期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特別是前一段時期出現的世界級大公司的財務丑聞和破產倒閉事件，讓人們不得不關心公司治理問題。為此，美國也重新修訂了《公司法》《新的鑲公司法》加大了公司高層管理者在治理過程中的責任和義務，使學術界掀起一股新的關注公司治理問題的高潮。

一、公司治理合約的分析框架

公司治理的本質，實際上是企業行為人對企業權力和利益的爭奪。準確把握公司治理問題應從企業所有權角度出發，公司治理就是一個關于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契約。現代經濟學理論認為，現實經濟中形成的各種合約，都是人們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結果。同樣，企業的治理合約也是人們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迫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公司治理合約選擇的約束條件，就是企業所處的制度環境，也即社會的制度基礎，包括社會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特征、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企業制度基礎，如資本結構、股權結構、債務結構，等等。

現實社會中，資源又是短缺的。正是由于資源的短缺性，導致了產權的重要性。現代企業是一種委托型企業。這就決定了企業不同組成主體在委托關系中，發生產權的部分或全部的轉移，形成不同的合約模式。不同治理模式最終的治理成本又不同，公司治理合約選擇的目標是實現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交易是尋求滿足的一種手段。交易費用又可分為內生交易費用和外生交易費用。內生交易費用是市場均衡同帕累托最優之間的差別。外生交易費用是指在交易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發生的那些費用。從治理成本的不同成本類型看，治理成本實際上是內生交易費用和外生交易費用的不同表現形式。任何治理合約所發生的治理成本相當于治理合約的總交易費用。一個公司治理合約選擇及其演進，其直接影響因素是包括內生交易費用和外生交易費用在內的總交易費用.。而決定總交易費用的主要因素，是社會制度基礎。也就是說，企業治理合約模式是在現有制度均衡框架內，追求總交易費用最小化的結果。社會現有制度基礎是公司治理合約選擇的直接影響因素，而杜會分工水平、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是公司治理合約模式的間接影響因素，公司治理合約是這些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二、美國公司治理合約的選擇依據

摘要：第三部門和制度供給不是單項的被制約和制約關系，它們之間是辯證的、雙向互動的制約和促進關系。一方面，第三部門必然在制度的制約和規范下參與社會管理、提供公共服務和從事社會公益活動；另一方面，第三部門可以參與社會制度供給過程，既可以為自身爭取生存與發展的制度空間，又可以改變某些領域制度供給滯后的現狀，為整個社會增加制度資本存量，增進社會資本。

關鍵詞：第三部門制度供給辯證關系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學術界在研究中國第三部門現狀時，總要指出第三部門在當前中國缺乏存在和發展的制度空間，言外之意是制度與第三部門之間僅是單向的制約或促進關系，這種觀點有失偏頗。第三部門與制度之間應是辯證的制約與促進關系，二者之間的辯證互動，尤其是第三部門對社會制度供給的促進和提升作用才是第三部門和社會制度供給之間關系的真諦所在，也是第三部門社會功能的應有之義。對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作深入研究，闡明第三部門在制度供給，尤其在改變中國當前制度供給相對滯后現狀中的重要作用，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第三部門、制度、制度供給的內涵

第三部門的概念是20世紀70年代末在西方形成并流行起來的，它源于人們對社會構成“兩分法”的重新審視和再劃分。最早沖破“兩分法”的束縛，提出“第三部門”概念的是美國學者利維特。他認為，以往人們把社會組織一分為二——非公即私，非私即公——的劃分方法忽略了大批處于政府和私營企業之間的社會組織，指出這類社會組織所從事的是政府和私營企業“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的事，并進而把這類社會組織統稱為“第三部門”[①]。聯合國憲章第71條將第三部門定義為：第三部門是指國際范圍內從事非營利性活動的政府以外的所有組織，其中包括各種慈善機構、援助組織、青少年團體、學會、合作協會、經營者協會等。[②]由此可見，第三部門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之間或之外的社會部門，它是除政府機構和營利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它與政府部門以及企業部門共同構成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第三部門對公共管理的功能主要有：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有助于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為社會提供廣泛的社會公共服務；有利于維護公民權利，制約政府權力，參與公共決策，推進民主政治；有利于增進和激發服務公益和承擔社會責任的公民精神，促進自律性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維護社會的穩定；第三部門對社會資本的積累有積極貢獻[③]。這里，第三部門促進自律性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維護社會穩定以及促進社會資本積累的功能，指的就是第三部門可以參與社會制度供給過程，促進社會制度的供給，以增進社會資本存量。

人類社會各種經濟主體都在特定的環境中進行著各自的經濟行動，這種活動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信任與秩序基礎之上，在毫無秩序的地方，社會交往的代價必然高昂，也就無信任和合作可言。但特定的社會權力結構與利益分配格局決定了各種經濟主體行動的動機和目的，同時由于存在著“知識問題”以及“經濟人”傾向等，都決定了無論人們所處的社會或組織環境給他們規定了怎樣的規范，他們的現實追求都是實現自身效益的最大化，這必然導致各種機會主義和不可預見行為。為了克服各種不可預見性和機會主義行為，就必須有一定的制度規范，使各經濟主體只能在特定制度許可的范圍內選擇和實施自己的行動，以確保必要的秩序和信任，維持各經濟主體的合法利益，增強各種經濟主體從事經濟活動與創新的動力和信心。那么什么是制度？馬爾科姆·盧瑟福認為，制度是行為的規律性或規則，它一般為社會群體成員所接受，詳細規定具體環境中的行為，它要么自我實施，要么由外部權威來實施。制度是人類相互交往的規則。它抑制著可能出現的、機會主義的和乖僻的個人行為，使人們的行為更可預見并由此促進著勞動分工和財富創造。[④]制度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規則系統，對理解人際交往具有重要價值，它在協調個人行動上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制度的關鍵功能是通過系統性和非隨機性的關于行為和事件的規則系統來約束人們行為，增進社會秩序，以鼓勵信賴和信任，減少協調人類活動的社會成本與合作成本。當秩序占主導地位時，人們就可以預見未來，更好地與他人合作，也能更有信心地從事創新活動。制度還可以設法克服資源的稀缺性，以促進社會經濟增長。因此制度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本。

一、人類的知識增長與其物質文明的進步總是相輔相成的。但這是否意味著作為體系化的知識學科、尤其是像諸如倫理學這樣的經典人文學科，也會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而產生根本性的知識結構或知識范式的轉變？對此，人們一直存在著不盡一致的看法。確切地說，人們看法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會發生這種轉變，而在于這種轉變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轉變？其轉變的程度或性質究竟如何？很顯然，人類的知識增長與知識積累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不同只在于觀察者或評估者所站的學術立場或理解意圖。

通常說來，對于像倫理學這樣的經典性人文學科來說，人們更看重其知識積累方面而非其知識增長方面。這是因為，一方面，學科知識的經典性或權威性主要源于其知識積累性效應，而道德倫理本身即是人類價值意識和價值規范的文化積淀，因而，作為以其為研究對象的倫理學知識也具有傳統積累性的特性；另一方面，在人類社會的實際生活中，道德倫理本身、以及作為其知識形態的倫理學的改變，往往具有特別明顯的（相對于其他文化現象和知識體系而言）文化敏感性。這就是說，人們常常容易把道德倫理和倫理學知識的改變，看作是某個時代和某個社會發展重大文化價值轉型或秩序變動的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文化癥候。與之相對，對于像經濟學這樣一些現代性的社會科學和諸如技術物理一類的現代技術科學來說，人們看重的則是其知識增長效應。原因在于，現代社會和現代人對于這些學科有著遠為急迫和強烈的工具性實用價值的需求。這一點正是為什么現代社會特別強調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重要理由之所在。可是，知識技術的創新與知識本身的積累是無法斷然分離開來的兩個風火輪，缺其一，則無其二。這是永遠存在于傳統經典學科與現代技術學科之間不可忽略的源流關系。

更為重要的是，知識的門類區分并非源自知識生產本身，毋寧說知識類型學的根源在于人類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本身的多樣性。知識之源在于人的生活實踐。我們不能說，哪一門知識學科比其他知識學科更為重要，但生活實踐本身的運行規律和價值指向，肯定會在某一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使得一些知識學科比另一些知識學科顯得更為突顯，因之其知識生產或增長的速度也更快一些。這種知識增長方式的變化，同樣是由人類自身的生活實踐需求所決定的。但是，當某一生活實踐發展與之相應的知識增長突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產生對某些其他相關實踐和知識條件的要求。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社會經濟生活經驗的迅疾增長，似乎也到了這樣一種需要其他知識條件支援的時候，倫理學就是這種被需求的友鄰知識學科之一。

我曾經說過，我們這個時代和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經濟中心、文道邊緣。也許這樣的描述并不確切。“經濟中心”不假，但“文道邊緣”則不能一概而論，尤其是當我們把所謂“文道”不只是理解為經典意義上的文、史、哲一類傳統文科知識，而是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知識科學的話。比如說，經濟學、法學等“文道”就非但沒有被邊緣化，反而是借助經濟中心和社會改革的熱潮而變顯赫起來，成為當今文道的中心和熱門。而且，當社會經濟的結構性改革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即：經濟自身的結構性變化不僅突破了原有的框架，而且也已經處于新的結構性重建，包括經濟制度和秩序的重建的關鍵時期，這時候，社會法制（政治）秩序的重建就成為其能否取得最終成功所必需的制度條件之一，進而，社會道德倫理規范的重估和重整也就緊接著成為社會改革目標得以達成的充分必要條件。換句話說，社會法制秩序和社會倫理秩序是建立并確保社會經濟秩序良序運轉的充分必要條件。如果說，在社會經濟改革初期，思想理論和道德價值觀念的解放更顯迫切和必要的話，那么，隨著社會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徹底，它對于社會政治法制和道德倫理的條件支援或支撐的需求就會變得日益高漲和急迫。

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公共權力管理者的國家政府制定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基本國策。作為現代公共社會的治理方式，德與法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范圍、層次和功能，又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治理目標，這就是為社會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乃至為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重建規范和秩序。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倫理學理論或知識的研究開始發生悄悄的然而卻是十分重大的范式轉型。這一范式轉型的重要標志和特征之一，就是作為現代規范倫理學之優先目標的社會制度倫理研究日趨突出。

依我個人的理解來看，所謂制度倫理，主要是指以社會基本制度、結構和秩序的倫理維度為中心主題的社會性倫理文化、倫理規范和公民道德體系，如制度正義、社會公平、社會信用體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制度倫理包括三個基本的層面：(1)以國家根本政治結構為核心的社會基本制度倫理系統；(2)以社會公共生活秩序為基本內容的公共管理——與狹義的行政管理或企業管理不同——倫理系統；(3)以公民道德——與一般意義上的個人美德不同——建設為目標的社會日常生活倫理系統。

一、管理會計變化制度研究的背景

近十年西方許多企業在組織設計、復雜環境、信息技術方面面臨著比較廣泛的重要的變化，這種變化也引起了對管理會計變化的需求，許多經驗研究的證據表明了這種變化。如傳統的管理會計技術（如預算）盡管仍很普遍但通常與新的會計技術一同使用；新信息技術在許多組織中使常規的會計任務中心化（或從外面取得），管理會計由原來在組織內部由一小部分專家所擁有變成組織內部分散化的知識；管理會計師轉向為企業持續經營提供直接的支持或內部經營咨詢。管理會計的變化當然通常被推斷為好的現象-將現實變得更好，但是人們發現，變化也可能與負面的發展相聯系。如帶來大量的問題、引起倒退、甚至迅疾的大破壞。而且，盡管經營環境的重大變化對管理會計系統的變化施加了強大的壓力，管理會計系統的變化還是比較困難和緩慢（Granlund，2001）。

管理會計變化的這些特點，引起一些西方學者的關注，管理會計變化研究因此成為管理會計研究的一個重點。

根據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觀點，現代管理會計變化研究的三個主要方向是經驗案例研究、基于經濟學理論的實地研究和專注于社會制度的研究。專注于社會制度的研究認為，管理會計變化與環境和圍繞它的更加廣闊的社會和制度力量有關，管理會計可以視為個別組織中的制度，在特定的組織中管理會計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鞏固思維和行動中的理所當然的方式。專注于社會制度的研究關注概念體系、轉變條件和原因，涉及制度和行為方式、制度行為如何在不同時期持續等問題。Macintosh和Scapens（2000）認為，會計文獻所使用的社會學制度理論有三種：新制度經濟學（或交易成本經濟學）、舊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社會學（newinstitutionalsociology）。新制度經濟學對于會計的研究，基本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由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基于合理性和均衡的核心經濟學假設，因而更為關心預測合理的或“最優的”結果，而不是解釋從一種均衡走向另一種均衡所呈現的過程也即變化過程。新制度社會學對會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會計實踐的外部組織制度（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一般影響。舊制度經濟學則將視角集中在組織的常規和常規的制度化，認為管理會計系統和實踐能夠產生組織的規則和常規，因而研究管理會計的變化同時也是研究組織常規的變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將重點介紹和研究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管理會計變化的結構理論和Burns和Scapens（2000）的基于舊制度經濟學的管理會計變化制度理論。

二、管理會計變化的結構理論

Macintosh和Scapens1991年在《管理會計研究雜志》上發表“管理會計與控制系統：結構化理論的分析”一文，提出將：Roberts和Scapens（1985）、Macintosh和Scapens（1990）以及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theory）運用到管理會計系統的研究中。認為結構理論包容了AdamSmith的古典經濟學和KarlMarx的經濟決定論（Macintosh和Scapens，1991），對理解管理會計的性質很重要，是解釋管理會計系統在組織社會秩序的產生、調節和轉變中的作用，理解推動該系統的不太明顯的動力的有價值的手段；管理會計系統在組織中可以形成和復制含義、權力和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