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思想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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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董仲舒強調用“義”即教化來限制和約束人的非分的欲望。此外，他還主張用政令、刑罰尤其是等級制度來制約和規范人的求利活動。但政令、刑罰不是他最為提倡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使用。遵守等級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講“義”的要求之一，但它作為一項倫理制度規范，又與單純作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義”有所不同。相比完全出于自覺性的道德教化之“義”，遵守等級制度之“義”帶有更多的強制性，至少是一種規范和禮的制度，是道德所必須遵循的。因此有必要將其單列出來加以考察。

（一）社會人倫關系中的等級規范

董仲舒的社會理想是要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和諧安定社會。而發展到他那時的歷史經驗和理論傳統所提供的借鑒使他正確地認識到——理想中的和諧安定大一統社會，必須是在政治、經濟等社會關系各方面布局和運轉都是有序的；而維持這樣一個安定有序的社會局面，唯有以君主為首的等級制度才能實現。因此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事實上就是一個等級制社會。

董仲舒所講的等級，開始是作為一種純粹人倫關系上的道德規范，這就是“三綱”。中國古代對于處理君臣、父子、夫婦等倫常關系的思想，在先秦儒家和法家那里就已經存在。而董仲舒則是更明確地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父為妻綱的思想，并附會上陰陽之意和天意來進一步論述其尊卑關系。他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基義》）其間的關系是“陽尊陰卑”（《陽尊陰卑》）。他還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因此是不能改變的。

三綱是實現董仲舒理想社會等級秩序的總綱，是他最為欣賞的人倫等級基本公式。三綱概括了人們生活中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在這三種關系中，父子、夫婦關系是基礎，這種對家族宗法倫常關系的強化，是與自給自足的家庭小農經濟相適應的。可以說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關系就是家庭倫常關系的擴大，國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關系是相同的。

董仲舒認為，“凡物必有合”（《基義》）。“合”就是相互配合，協調統一。他說，“陰者陽之合”，因此“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子合”（《基義》）。怎么合呢？這就要靠上對下的慈愛和下對上的忠孝，正如他所說：“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深察名號》）董仲舒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合”，而不是“爭”，可見三綱的根本用意在于維護不同等級人們之間的安定團結和國家社會的合諧穩定。三綱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之一，它與當時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相適應的，對鞏固當時處在上升階段的封建生產關系，保證國家社會以及家庭的和平安定都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二）社會經濟關系中的等級倫理思想

董仲舒主張用等級秩序來制約和規范人的求利活動，這樣的等級規范就不是上述那種純粹的道德準則了，而已變成一種經濟倫理規范，雖然它的調節對象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重點卻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和人的經濟行為。社會經濟關系中的等級倫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綱的內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階層(集團)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但它以三綱為基礎，明確上下、尊卑、貴賤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與三綱的三種關系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前文已分析過，董仲舒是根據人性求利這一客觀情況而提出教化主張的；同樣，他的社會經濟關系中的等級倫理思想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等級與教化在作用目標上有異曲同工之處。

荀子曾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荀子認識到若有一個“度量分界”，就能抑制爭奪。他認為“禮”就是調節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禮義以分之”，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序，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禮論>》。

在以等級之禮來約束求利行為這一點上，可以說董仲舒繼承了先秦儒家的觀點。他說：“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 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天道》），“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奉本》），所以“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天道》）。

董仲舒把“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看作是“眾人之情”（《度制》）。認為富人雖然不盜，但卻能憑“富貴之資”驕矜自勢，橫行霸道。因此在他看來，造成爭亂的不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貧之人，還有那些養尊處優的大富之人。這是一個比荀子更有見地的思想。他說，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這種“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楚莊王》）。

事實上，董仲舒是把社會人倫關系中的等級規范移植到社會經濟關系中來，從而形成社會經濟關系中的等級規范。就拿“三綱”的基本內容——父子、夫妻的家庭倫常關系——來說，一個家庭之所以會和睦無爭，不就是因為有固定的父子、夫婦之倫的慈敬關系嗎。因此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也必須確立一種象家庭倫常那樣的人倫等差關系，使每一類人以至每個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確規定，這樣人們就不會為物質利益去爭奪撕殺了。如果“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因此如要以亂為治，以貧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如“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就會“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度制》），這樣動亂和紛爭就難于避免了。董仲舒畢生研究《春秋》大義，無論是在社會的政治、人倫、經濟等各種關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對的是“僭越”。按照《春秋》的規定，“親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須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

董仲舒極力提倡以等級規范來約束人們的求利行為，這跟他主張以教化來約束人們的求利行為一樣，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滅人的物質欲望。雖然他認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須要逐漸地“使之變化，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這種等級制規定并“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地施》）。當然他也講節制欲望，并且他講等級經濟倫理多以節欲論的形式出現，如他說“節欲順行而倫得”（《天地施》）。但要節的是按等級制規定所不應有的非分欲望，而對符合等級規范的欲望并不是要“節”、“奪”，而是要“安”。他說圣人治理國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樸，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權》）。因此等級制規定不僅不是消滅人的物質欲望，而是主張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級層次上充分地享有應得的經濟利益。

由于大富或大貧都會導致橫行紛爭，因此董仲舒立了兩條原則：“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并主張“以此為度而調均之”（《度制》）。“調均”就必然要“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標準仍然是“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基義》），從而避免“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董仲舒傳》）。他講的“調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絕對平均，而是一種等級制“平均”，即人們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這種等級制占有關系所應得的利益，而對這些應得利益則應給予充分滿足。

社會經濟關系中的等級不是按貧富的經濟地位來劃分，而是按上下尊卑關系來劃分，因此“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必須“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服制》）。按照這種上下尊卑關系，“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度制》）。社會國家就是通過這種等級制的利益“調均”、“均布”，從而達到有序、和諧與安定的。

四、“不與民爭利”是董仲舒經濟政策思想的最高道德準則［11］

西漢中期的漢武帝時代，隨著封建國家中央集權的鞏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確立以及國家輕重政策的實施，封建國家與社會各方面在經濟領域中“與民爭利”的現象越來越多。思想敏銳的董仲舒如實地看到了這一在當時日見突出和嚴重的社會問題，針鋒相對地提出“不與民爭利”的思想主張，并把這一主張作為衡量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活動是非的重要標準。

（一）“與民爭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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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史；經濟；范式規定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但“經濟思想史要提升科學品質，研究方法上必須要有范式規定”已成為大家的共識。綜合各位名家及眾多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可從理論和操作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理論的角度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遵循的指導思想、研究體系、研究方法及服務目標

（一）以為指導思想

作為最先運用理論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篤信其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的指導意義，并應用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實踐，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其親身經歷驗證并加深了其對這一點的認識，比如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認識就是依據的基本原理解決了一直困擾的問題。

而另一位名家葉世昌先生則提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以為主導”。

趙靖先生則具體明確地提出：“關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研究經濟思想史中的運用。”

在老一輩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之后近些年來也涌現了一股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古代經濟思想的思潮。資本主義思想也在逐步影響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異的研究體系

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種體系有兩種迥異的觀點。

一種意見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不要以不適合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擯棄傳統的受西方經濟思想史影響的“商品―資本”研究模式，而采用與之相適應的“地產―地租、賦稅”的研究模式；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編寫經濟思想史所采取的表達方式應是通過現代的經濟術語來分析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

胡寄窗先生從多個方面闡述了以現代的經濟術語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帶來的好處。比如在正確用詞方面，他提出了“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現代語言詮釋古代語言，使兩個時空連接在一起。

（三）理論研究方法

1．對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認為各類經濟范疇進行對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時，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終得出結論：“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其《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政治經濟學前史》就是運用此法的實例。

葉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參照西方經濟學。但不要用所學得的經濟學知識硬套中國的經濟思想，不應對前人的經濟思想做出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從中國社會的特點出發，從研究對象的實際理論和主張出發，而不是從相承的某種模式出發。”

香港樹仁學院宋敘五教授提出的兩個時空完全不同的社會如果經濟發展程度相近會產生相近似的經濟思想的觀點，則把中國古代某個時期的經濟思想與西方某個時期的經濟思想緊密聯系起來。這又是一種推崇比較分析的觀點。

現今又出現了通過中西經濟思想的比較從中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與西方經濟學差距的文章，并且這種現象幾乎成了潮流。也有學者認為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古代經濟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適用性。

2．與現代經濟理論的融合

一種意見應將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語言來解釋；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應將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現代水平，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方法來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現代化”，一方面遵循嚴格的歷史性，另一方面要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準確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而不能無中生有、牽強附會。他指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需的過程：一是“轉譯”；二是“對口徑”；三是“加工”。他的這一觀點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了研究的總指導方向。

當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界的許多學者在努力使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現代經濟理論之中，為現代經濟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提供歷史基礎。比如，北京大學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概念欲望和稀缺與先秦各家的經濟思想的基礎相聯系，山西財經大學的畢世宏認為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產業經濟思想促進中國目前比較完善的產業體系以及經濟的高速增長等。

（四）服務目標

經濟思想史研究必須為我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服務，這是中國思想史界的共識。

武漢大學的郭笑撰博士主張引進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數量分析、邊際分析等方法以及運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別是網絡資源。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也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指導思想，成為宏觀經濟的理論支持，而不僅僅是單純的以史為鑒。

安徽師范大學戴家龍副教授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與“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在本質上是不斷對中國經濟思想典籍進行的理解和解釋。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要真正融入現代經濟科學之中、在現代經濟理論之林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取決于其對今天的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的影響能力。”

當前將古代經濟思想與現實經濟結合起來考察的“古為今用”之作不斷涌現。

二、從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具體方法

（一）以人物來編排

編撰經濟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據時間、年代順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據此編排章節結構，另外附以點評。在分析人物時可結合多種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觀點，其所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其經濟思想的源泉與影響等。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了解經濟思想發展進程，但也有一些缺點：首先，不確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論的延續性、觀點的持續變化、結論未完結、經濟學者有待歷史考驗；其次，由于人物數量、思想素材很少，經濟理論發展的面貌難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夠建立完整理論體系的經濟學者、學派數量極少，歷史的完整性難以依靠此方法獲得。

（二）根據熱點（或重點）問題編排

即按時間順序以某些熱點（或重點）問題為專題，然后歸納綜合與此相關的探討觀點，據此編排章節結構。

其優點是由于不受時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較為客觀。但最大的缺點是不能從龐雜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價值的理論與科學研究成果。

（三）因循發展的線索，展現發展的過程

“寫經濟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術性的觀點綜述，而應著重梳理有價值的思想形成和演變的軌跡。”我們要從浩渺的思想資料中按照歷史發展進程整理、合理表現出理論史的線索，并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論分析和評判。

趙靖先生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分期，必須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來劃分，而不能機械地搬用其他歷史學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國經濟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體歷史特點，他認為可以把中國經濟思想史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和中國現代經濟思想史三大階段。其中，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階段可分為中國封建經濟思想形成的時期、中國封建經濟思想支配的時期；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又可分為近代初期帶有某些資本主義傾向的經濟思想和中國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沒落兩個時期。

這種方法要把握兩點：一要“還原歷史”，而非“制造歷史”。即從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客觀地反映考察對象的歷史內容，而不能主觀臆斷；其二，要史、論結合。不能僅僅限于整理歷史資料和描述發展流程，還需要進行理論分析、評價闡釋。

“歷史的方法是通過總體考察、歸納和類比分析，從諸多復雜的現象中發現事物的本質和規范性。如果從這一方法論要求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內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須能夠提煉出理論要素，可以歸入一種理論線索或理論體系。”

總之，雖然中國的經濟思想史學界長期存在著眾多研究者及相應數目的理論和觀點，但在這個領域，當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顯示著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領域在不斷延伸，愈加呈現出古今結合、中外結合、多學科交叉和其他學科融會貫通的特征。我們深信，作為理論經濟學的重要構成部分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研究方法、理論范式、學術體裁等方面會有更大的飛躍。

參考文獻：

[1] 程霖，劉甲朋．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思想[J]．中國經濟史論壇，2004，（7）．

[2] 葉世昌．談談學習和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J]．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1）．

[3] 趙曉雷．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史論綱[J]．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J]．學術學刊，1986，（3）．

篇3

【關鍵詞】煙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經濟轉型時期

一、新時期煙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現狀和問題研究

（一）煙草企業對思想政治工作的認識不足

目前而言，我國煙草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威信，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煙草企業自身對思想政治工作的認識陷入了誤區。過去數年，煙草企業在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等因素的影響下，從有利方面而言，一部分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再向市場經濟轉化，競爭意識、經濟意識和自我意識日益增強，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政治大局觀念被眼前經營利潤蒙蔽、企業使命感和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卻越來越被淡化等一系列問題。煙草企業自身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價值判斷陷入了“迷信市場經濟”的誤區，在他們眼中，企業的任務有且只有生產經營，思想政治工作沒有直接經濟效益，當經濟轉型，企業增長放緩時，思想政治工作“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不良現象不但沒有削減，反而有擴大的跡象。

（二）煙草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專業性不足

近十年來，我國眾多煙草企業都經歷了一系列變革，經營理念、員工構成等企業的方方面面在改革中都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但唯有企業思想政治建設工作依然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受到傳統模式的局限。很多煙草企業難以建立一套健全的政工隊伍，其原因在于不少煙草企業在精兵簡政、裁撤冗員的過程中，縮減了本已十分精簡的政工機構隊伍，導致政工機構普遍存在人手不足的困境。一些煙草企業的政工人員往往身兼數職，整天忙于參與生產經營活動和行政工作，無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投入全部精力，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素質難以滿足轉型期復雜社會經濟形勢對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三）煙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機制不完善

從煙草企業整體看，提升企業內各部門之間的互動交流、聯系，對于做好煙草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無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現狀是，由于煙草企業各部門度思想政治工作的認知、理解不全面，導致思想政治管理在各部門中處于隱形狀態，部門之間互動不足，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與管理得不到重視。從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部門來看，同樣由于部分煙草企業對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認知，使得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設置不完善、機制不充實，企業內部管理部門中政工部門的地位不高，既沒有對企業發展建設的發言權，企業本身也缺乏對政工部門工作的檢查、考核以及獎懲機制。

二、對新時期煙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建

（一）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要切合實際

過去煙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游離于企業中心工作之外，方式方法也以“開會、學習、發材料”等“老三樣”為主，在實踐中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煙草企業的轉型壓力和改革壓力都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內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視程度的同時也要避免政工單位走入“清談館”的誤區。思想政治工作要抓日常生產經營中的主要矛盾、關鍵問題，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組織性和指導性，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對企業日常工作的指導和“再加工”，用科學理論不斷推進企業改革和員工隊伍建設。

（二）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人為本

新常態對許多煙草企業的經營效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企業效益則直接影響職工的切身利益，這決定了“以人為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從來不會像今天一般重要。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深入基層職工，只有切實了解職工群眾在生活、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才能夠有的放矢，急職工之所急。通過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讓干部職工感受集體組織的關懷，讓他們明白自己受到重視，軟化進而化解經濟轉型期企業與干部職工間的內部矛盾。

（三）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有的放矢

針對性是一個企業具備長遠發展眼光的重要指標，也是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要求，任何工作，都必須先確定一個目標。煙草企業肩負國家宏觀財政和自身改革發展的重要任務，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必須有的放矢。實施差別化、針對性的工作方式對于經濟轉型期的煙草企業來說非常重要。針對企業內不同人群、不同崗位開展有目的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時自身也要加強理論儲備和人才儲備以應對不同情況和需求，只有這樣，思想政治工作執行起來才會事半功倍。

三、結語

在中國經濟轉型進入“新常態”和煙草企業自身深化改革的雙重背景下，煙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工作任務、方法、主體和客體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煙草企業的政工人員應當將“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八個字銘記于心，為早日完成“全面增強中國煙草整體競爭實力，努力實現煙草行業上繳財政總額接近萬億”的光榮使命奉獻力量。

參考文獻：

篇4

[摘要]馬克思在其早期宗教批判中，在把國家看作是人的“類”本質體現的前提下，認為國家的政治解放雖然把宗教放逐到世俗生活中，但并沒有使宗教信徒獲得解放和自由。隨著從生產與實踐出發重釋國家和人的本質，對宗教的批判也從對影響宗教的世俗政治力量延伸到經濟領域，逐步形成了唯物主義宗教觀。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3）03-0056-08

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對馬克思宗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進展，如關于馬克思宗教思想的經典論述的重新審視，對馬克思中后期的文化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中關于宗教思想論述的關注等等，雖然近年來有的學者也指出馬克思宗教思想更為重要的部分，是在其中后期關于宗教與文化相關問題的思想中，但對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一系列重要文本研究，尤其是對馬克思宗教思想與馬克思的政治批判思想和經濟批判思想的內在邏輯關系的厘清，是全面認識馬克思宗教思想乃至把握馬克思整體思想的重要前提。

對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與政治批判和經濟批判關系的研究，離不開當時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特定歷史背景：一是馬克思在早年博士論文完成之后，更多地轉向了對法哲學這樣的實踐哲學問題的思考；二是與此同時青年黑格爾派卻對國家與法這樣的問題回避，而更多地以“人”的問題和宗教問題對黑格爾哲學進行批判。也由此形成了兩個不同對象的批判，一個是對黑格爾理性“神”的批判，另一個是對青年黑格爾派抽象的“人”的批判。對黑格爾理性“神”的批判，把“神”從絕對觀念拉回到“人”間，而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抽象人的批判，使對宗教的批判轉向了對代表私人利益的市民社會經濟異化的批判。只有通過對馬克思早期關于宗教與國家的政治解放和宗教與經濟異化等問題的研究，才能為準確認識馬克思唯物主義宗教觀的形成、發展和確立提供有效的途徑。

一、國家的實質與宗教信徒的解放

宗教改革使宗教世俗制度得以破壞和重建，宗教逐漸被驅逐出國家政治領域，但國家的政治解放和宗教的世俗化并沒有使人獲得自由和解放。馬克思在早期宗教批判中從人與國家關系角度分析國家的本質，他認為國家是人的本質即“類”生活的體現，而國家的政治解放卻沒有使人的“類”本質得以解放，宗教信徒也不可能通過政治解放而獲得解放。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論猶太人問題》、《導言》三部著作針對國家與宗教信徒解放問題進行了集中闡述。這一時期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主要圍繞著國家的本質以及人的本質的認識緊密展開。對宗教的批判一方面通過對黑格爾把國家的本質看作是絕對理念的實體化進行批判，指出國家本質的屬人性，清除國家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指出宗教信徒要獲得解放，只實現“政治解放”即實現國家與宗教的分離，還不能實現人的“類”本質解放，也不能恢復本來的宗教精神。此時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仍局限在形而上學的人道主義思想體系中，但對宗教問題的世俗原因的關注，為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歷史觀起到了重要作用。

國家的實質是什么，是馬克思早年在大學學習法律時就遇到的問題，在大學二年級時馬克思未完成的300頁法律書稿，就是遇到了公法與私法如何來劃分的問題，正如在1837年11月給父親寫信時提到，他遇到了“現實的東西和應有的東西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如何來看待國家的實質，其背后的哲學依據是什么這樣的問題。馬克思把研究的興趣轉向了哲學，尤其是黑格爾的哲學，現在看來這些問題更多的是對法哲學的思考，“我明白了，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論猶太人問題》中，首先闡釋了他對國家觀念的理解。馬克思認為在黑格爾看來，國家是“普遍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的特殊利益的統一”。對于這個普遍的最終目的，馬克思是反對的，他認為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認識。首先如果按照黑格爾的界定，把國家看成是一個矛盾統一體，那么這個概念就會出現二律背反，國家既是市民社會和家庭的外在必然性，又是內在目的。其次，黑格爾的國家觀念是“泛神論的神秘主義”，是形而上學的表現。在黑格爾看來國家是自為的無限的現實精神，這個“現實理念”具有一定原則和目的行動。國家、法和市民社會是絕對觀念在現實中的展現，這些制度和法使觀念得到確認的同時也獲得自由，國家是客觀精神最后的發展階段。由此可見，國家中的人是在絕對觀念內才有可能獲得自由，個體受到國家的限制，或者換句話說就是國家剝奪了個體的自由。馬克思認為黑格爾顛倒了這個關系，國家的本質應當從人的生活中去尋找，它具有屬人性質的，而不是黑格爾認為的由“現實理念”生成。當國家目的和國家權力被說成實體的特殊存在方式，國家也就被神秘化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這樣描述，“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一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在某種意義上，民主制對其他一切國家形式的關系，同基督教對其他一切宗教關系是一樣的”。

國家的本質是什么呢？馬克思認為其本質根植于人的屬性之中，體現在人的“類”生活的普遍性之上，國家是人的本質的體現。馬克思強調國家的屬人性，而不是普遍的抽象的概念。但與此同時，國家的政治解放并不能使宗教信徒獲得解放。馬克思從政治完善的國家人手對國家進行分析。政治完善的國家體現著屬人的類生活性質，與市民社會的私利生活有所不同。馬克思把人的生活劃分為兩個領域，一個是具有私人利益性的市民社會生活，一個是政治的“類”生活。人的本質不在于私利性的生活，而在于“類”生活。同樣，馬克思認為國家的本質不在于私利性，而在于“類”的普遍性上。由于國家本質所具有的特點，使得國家成為人獲得自由的中介物，“國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間的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這個“類”生活體現出普遍性，與黑格爾所指的來自于觀念的普遍性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這個觀點的錯誤在于：“因為他抽象地、孤立地考察國家的各種職能和活動，而把特殊的個體性看作與它們對立的東西；但是，他忘了特殊的個體性是人的個體性，國家的各種職能和活動是人的職能；……而國家的職能等等只不過是人的社會特質的存在方式和活動的方式。”馬克思認為國家的普遍性來自于人本身，但不是抽象的觀念。那么，一個宗教信徒在國家獲得政治解放時，也就是國家與宗教相分離，宗教不去影響政治時，是不是就可以達到宗教信徒作為人的“類”本質的解放，即“類”本質獲得自由呢？馬克思是這樣解釋的，“猶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國家從猶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來”。通過政治解放，宗教被驅逐出國家的政治領域，但并不一定能使人的“類”本質獲得自由，馬克思認為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因為“政治解放”只是從國家層面使宗教與國家分離，但宗教仍存在于市民社會中。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地擺脫了宗教的解放”。

二、世俗的桎梏與猶太人解放問題

在政治解放的國家中，宗教信徒獲得解放，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這一問題做出了進一步回答。鮑威爾認為猶太人的問題也就是解放的問題，其方法是“消滅宗教”，從而使猶太人獲得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馬克思認為鮑威爾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關系，獲得政治解放并不意味著人的解放，“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并不等于現實的人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政治解放的實質就是“人”的私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獲得保障，代表“公民”的國家成了市民社會實現目的的手段。此時對鮑威爾和政治國家法律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國家的本質應當是人的“類”本質認識階段，但對在政治解放后的國家，如何看待進入到“私人”領域中的宗教問題則被提出來。

鮑威爾認為國家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回事，國家獲得政治解放，人同時獲得解放。馬克思認為鮑威爾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首先要明確猶太人的問題是什么。鮑威爾所講的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是界定在基督教這個特定的國家中，而不是“一般國家”。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在政治上還沒有擺脫宗教影響，在這樣的國家里，猶太人的問題就是神學問題，可以通過宗教與國家政權的剝離而使得國家獲得政治解放，從而使“公民”獲得解放。但在已經獲得政治解放的國家里，猶太人的問題就不是神學問題，而是“立憲制的問題，是政治解放不徹底的問題”，是世俗問題。“既然我們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經完成了的國家，宗教不僅僅存在，而且是生氣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我們撇開政治國家在宗教上的軟弱無能，而去批判政治國家的世俗結構，這樣也就批判了它在宗教上的軟弱無能。”這個世俗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指市民社會把國家當作其實現私利的手段，通過國家的法律等世俗手段對宗教產生影響。政治解放使國家擺脫了宗教束縛，也就意味著國家擺脫了狹隘的世俗宗教即宗教對世俗國家的干涉，并不能說明宗教不受國家束縛和影響。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當國家成為市民社會實現其私利的手段時，國家就變成了宗教的世俗桎梏，國家反過來影響宗教，只有恢復國家的本質功能，也就是體現人的“類”本質時，人才能獲得解放，宗教信徒才能獲得解放。

那么，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怎樣形成對宗教的桎梏，并導致人的本質喪失而使人沒有獲得自由和解放呢？是因為代表市民社會的私法把國家變成了實現其利益的手段，國家成為市民社會的附屬物，而市民社會的私利性卻并不能代表國家所體現的人的“類”本質精神。馬克思認為，法律依據規范領域的不同而劃分為公法和私法。公法管轄政治國家普遍利益，而私法管轄私人利益。宗教信徒與普通人一樣也存在著政治生活與市民生活，政治生活由公法規制，而市民生活由私法規制。政治解放就是“公民”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是國家把宗教從公法領域中驅逐，把變成私法規制的范圍。馬克思考察獲得政治解放國家的法律，指出代表普遍利益的公民權與代表私人權利的人權之間的分離，并沒有體現出“人權”從屬于“公民權”，從而也導致了人的本質的喪失。馬克思認為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在公民權中，在公民權中體現了“類”自由。如果使公民權從屬于市民社會的“人權”概念，人并沒有獲得自由，也沒有獲得解放。公民權以公法形式代表著國家，而人權則以私法形式代表著“人”。兩者應當是人權從屬公民權，人才能獲得解放從而獲得自由。在政治解放的國家中，馬克思認為雖然國家在政治上擺脫了宗教的影響，但從“人權”與“公民權”關系上，在法律上體現的是“公民權”從屬于“人權”，人們并沒有因此獲得自由。在1793年憲法《人權和公民宣言》中，自由是這樣界定的：“自由是做任何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情的權利”。那么什么是不損害他人，這個是否損害他人的界限還是由法律來界定。這個自由最終是從他人的自由權利中界定，又回到了市民社會的人權概念中。其結果是自由導致人的分離，從而人也就不能獲得解放。馬克思是這樣表達的，自由“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的基礎上。這一權利就是這種分隔的權利，是狹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個人的權利”。在這里提到的“結合”就是一般的普遍的“類”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的政治生活中體現出來。如果人與人分離，則體現市民社會是代表私利的人權。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何理解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問題，關鍵就是如何界定人的本質問題。人的本質是“類”的普遍性，還是代表市民社會的私利。對人的本質的不同回答，則對人是否解放的答案也不同。如果把1793年憲法規定的自由概念的界定當成是一種正確的概念，也就是把自由概念界定在私法領域中，那么就是承認人的本質是從市民社會中界定，自由也就應當是使公法從屬于私法，公法是私法實現的工具。而如果把人的“類”本質當成人的本質，自由就應當是私法從屬于公法。馬克思此時認為人的本質是“類”生活，人要獲得解放并獲得自由，就是私法從屬于公法，人與人之間應當表現出來的是“類”的普遍性，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分離。憲法中關于人的自由的界定，是在把人的本質界定為市民社會屬性的前提下界定的。憲法雖然說給予每個人的人權，實際上是承認人的本質體現在代表私利的市民社會中，這不會讓人獲得解放，從而世俗的力量對宗教形成了桎梏。

在對人的解放進行詳細的說明之后，馬克思進一步論述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是何種意義上的解放。首先，鮑威爾認為猶太人解放問題是一個神學問題，是“誰的福分最大”的問題。馬克思認為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應當從社會因素去尋找，而不是神學問題，神學問題是關于國家政治解放的問題，在“現代國家”中政治解放業已實現。那么猶太人的解放應當從一般普遍的“類”生活中去尋找還是從市民社會中去尋找？馬克思認為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猶太人把“自私自利”、“利己主義”、“金錢”當作是猶太人崇拜的神。猶太人的神是世俗的神，這樣看來猶太人的生活并不能體現人的“類”本質生活，他們把自身的自由界定在市民社會中，與市民社會所具有的利己主義是一致的，所以猶太人需要解放。解放的方法就是消除猶太人的利己主義，如果消除“猶太精神的經驗本質，即經商牟利及其前提，猶太人就不可能存在”，這是馬克思基于人的本質認識給出的答案。

馬克思關于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更多的是對法哲學問題的思考。首先，馬克思區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猶太人的政治解放問題，是個“神學”問題，就是國家要從神學統治下走出來，成為一個政治國家。一個“真正”的政治國家，給了猶太人作為“公民”的一般普遍的權利，并給予了猶太人以及其他人的權利，但這個政治國家給予的自由是有缺陷的。這個缺陷在于它使“公法”從屬于“私法”。其次，在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里，如何使猶太人獲得自由。馬克思給出的答案是使“私法”從屬于“公法”，使人的本質的“類”自由得以展現，于是猶太人以及國家中的所有人也獲得自由。具體對猶太人的要求就是消除做生意這樣的“利己主義”前提。

三、宗教的異化與勞動的異化

如果說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鮑威爾關于政治解放問題中論及的世俗對宗教的桎梏更多的是法哲學問題，那么在其后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則更多的把世俗問題指向了經濟問題。在關于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中，使對宗教的批判也由神學批判深入到私人領域的宗教批判。馬克思在由政治批判進入到經濟批判領域的轉換過程中，對宗教異化理論的認識尤顯重要，對這個問題不同的認識也導致對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不同認識。國外有的宗教研究者甚至認為這一時期馬克思關于宗教異化理論的論述是馬克思關于宗教本質的完整論述，而國內有些學者也基于勞動異化理論，認為這一時期宗教異化理論也是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精華。實際上馬克思關于宗教異化問題的認識，是基于人本主義思想的一種認識。對國民經濟學的研究還是受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思想影響，在其異化理論中（包括勞動異化和宗教異化理論）還帶有人道主義歷史觀的痕跡。對宗教異化的批判和對勞動異化的批判是在追求自我意識自由的前提下展開。通過對異化的批判，恢復人的“類”本質，是馬克思對勞動異化與宗教異化批判的意旨。

馬克思認為宗教和勞動都具有屬人的性質，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種本質表現。在異化條件下，宗教的異化和勞動的異化，使和勞動變成了一種與動物一樣的本能（對于動物來說只有生理需求才是自由），而人與動物的區別表現在人的本質即意志自由方面，異化使人變得不自由。“結果是，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馬克思用勞動異化形成的產品的外化來說明人的自由意志的不自由。馬克思在闡釋勞動外化時指出，勞動作為屬人的屬性，其勞動產品應屬于人，而勞動的異化造成了非屬人性質。本來勞動會讓人感到愉悅，而勞動異化讓人感到痛苦；勞動應當讓人感到自在，而勞動異化導致只有在勞動之外工人才感覺自在；勞動應當是自愿的，而異化勞動導致勞動變成強迫。宗教的異化與勞動的異化一樣，宗教本來應當是屬于人自己，而在異化的情況下，宗教外化為一種對人的統治力量。宗教的信仰應當是讓人感到愉悅的，結果信仰宗教讓人感到壓抑，人本身是自由自主的活動，異化的宗教卻讓這些活動變成了異己的力量。

通過對異化勞動與人的本質關系的考察，馬克思認為勞動異化的結果就是人成為非人，人在異化過程中，人的類本質喪失。異化導致了人的不自由表現在兩個具體領域：一個是生產勞動領域，一個是精神領域，即宗教領域。此外，馬克思通過生產領域與精神領域的關系分析，進一步指出宗教異化與生產勞動之間的關系。“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因此，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宗教的異化本身只是發生在意識領域、人的內心領域，而經濟的異化則是現實生活的異化，一一因此對異化的揚棄包括兩個方面。”馬克思在這里談到了宗教與生產規律之間的關系問題，明確指出生產規律支配著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但這只是表明這些規律，即生產這樣的現實反而決定了這些意識領域，導致了這些領域的不自由，由生產現實來決定的方式是異化的表現，宗教也被生產這樣的現實力量支配從而異化了。雖然表面上看這種思想具有唯物主義特征，但實際上還是唯心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表現。在這里馬克思并沒有說明生產的現實決定人的本質，反而認為生產是導致異化的手段。人的本質不在生產中，而是在一般的“類”生活中。但關于異化問題的研究，馬克思把勞動和作為人的本性來看待宗教與現實生產關系，這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經濟批判與宗教批判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宗教的異化和勞動異化的認識都是基于對人的“類”本質自由的認識，對生產的認識、對私有財產的認識還是基于市民社會基礎上的認識，并認為國家的政治生活是高于市民社會生活的。但隨著《神圣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論著的完成，馬克思把國家與人的本質觀念根植于實踐中，對宗教的批判由對國家與法的批判轉向了對生產實踐的批判，在逐步形成唯物史觀的同時，也在向唯物主義宗教觀轉變。

首先，馬克思對鮑威爾“自我意識”之神的地位進行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對鮑威爾的宗教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同時在批判中揚棄先前一系列著作中的一個核心詞匯――“自我意識”，從而逐步確立自己的唯物主義宗教觀。馬克思認為鮑威爾的“自我意識”是一種神學思想，如果說黑格爾哲學是理性神學，它把絕對精神推到了“神”的地位，那么，鮑威爾在以“自我意識”取代絕對精神時，也把“自我意識”推向了“神”的位置，也變成了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神學觀。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對舊哲學以及包括費爾巴哈等對黑格爾哲學批判的哲學仍然是停留在抽象領域而未涉及實踐領域。他們認為現實的人以及人的實踐是一個卑微的領域，“批判的批判認為人類就是精神空虛的群眾，這樣它就為思辨認為現實的人無限渺小的論點提供了最明顯的證據。”他們認為宗教就是純粹的思想上的事情，不與實踐領域中的事件產生關聯，如政治、法律等，“沒有什么可多談的”，“疑問恰恰是：什么是宗教問題，特別是，當前什么是宗教問題？這位神學家將根據表面現象作出判斷，把宗教問題就看成宗教問題。但是，請‘批判’回想一下它為反駁欣里克斯教授所作的那番解釋：當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會意義，關于政治利益‘再也沒有什么可談的了’”。

其次，馬克思對人的本質認識也從抽象的“類”的認識轉向從實踐中去理解。馬克思在《導言》中關于人的本質的認識還深受費爾巴哈的影響，雖然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的觀點還是有所不同，但是并沒有走出費爾巴哈。在對宗教的批判中，馬克思也是接受了費爾巴哈的“映射”論。二者認識的不同在于關于人的“類”本質的論述中，馬克思沒有像費爾巴哈那樣，只是單純去談“類”，而是進一步從現實中尋找產生的原因。雖然馬克思沒有對費爾巴哈關于人的本質是“愛”進行批判①，但對法、國家和制度的批判已經比費爾巴哈走得更遠了。對宗教的批判也從“映射”轉入到塵世的批判中。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認為，宗教的本質是人的本質，但對人的本質認識不同，就會導致兩種不同的宗教觀。費爾巴哈認為人的本質是“類”，并進一步指出是“愛”，馬克思否認這種關于人的本質的認識。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唯物史觀論述是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完整提出來的，他把人的本質歸為“現實關系的總和”。這時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已經不是抽象的“類”，而是現實的生活，是人的“感性”的活動。所以，從此種意義上來說，馬克思關于宗教的本質的成熟認識不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而是在唯物史觀逐漸走向成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關于人本質的論述。

再次，對國家本質認識的轉變與對宗教的批判。對鮑威爾的“自由意識”的批判，也引發了馬克思對國家本質認識的變化。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認為國家的基礎不再是“類”本質，而是與物質利益相關的自然基礎，“現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中的人”。鮑威爾主張政治國家的解放就是達到自我意識的自由，其結果就是“政治的權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權威。他對耶和華的信仰就變成了對普魯士國家的信仰。”這實際上沒有關注宗教影響的實際發生地――市民社會。由于對國家的觀念發生變化，馬克思對宗教批判的認識也發生轉變。當把國家的本質看成是人的“類”生活時，通過宗教批判實現國家與宗教的分離達到國家的政治解放，其目的是恢復人的本質，當把國家的基礎看做是與物質利益相關，宗教批判的目標則明確指向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鮑威爾認為現實社會的困難就是針對國家、政治和法層面的，主要是它們阻礙了自由意識的自由。而在《神圣家族》里，馬克思明確指出，宗教的問題源自市民社會，而不是政治國家問題，也不是空談人類解放問題，“而鮑威爾先生卻心安理得地認為‘宗教問題’就是‘宗教問題’。”鮑威爾認為只要取消宗教特權，就不會存在任何宗教，相反馬克思則認為只有自由，才能真正做到取消宗教特權。“貿易并不因貿易特權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過自由貿易才獲得真正的實現；同樣，只有在不存在任何享有特權宗教的地方（請看實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宗教才實際上普遍地發展起來。”鮑威爾在國家層面上對宗教的批判沒有取消宗教，反而使宗教發展起來。對鮑威爾的自由意識的批判，使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理解推進到市民社會中，而不再是停留在國家的類本質生活中。對宗教的批判也不再是國家的政治解放問題，而轉入市民社會生活中。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在基于物質生產分工的認識基礎上對國家概念進行重釋。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的分工導致了單個家庭或者是單個人的利益與共同利益產生矛盾，而國家就是共同利益的代表。“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特別是在我們以后將要闡明的已經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總是存在著各種沖突，共同利益有時就會變為“異己”的力量出現，因為有時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會利用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利益，國家這種虛幻的共同體就是國家異化的表現，因為這樣的共同體的活動不是依據自愿而形成的，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們自身的聯合體。所以，馬克思認為國家是共同利益的代表，但國家這個共同體的建立必須是勞動者自愿形成的。

馬克思在重新認識“國家”這個的概念時，對宗教的認識也有了新的認識。先前認為宗教的苦難在國家與法之中，此時則認為國家與人的本質都應當從現實的物質生產中去理解。所以宗教的苦難不再是“自我意識”觀念的解放，而是對現實生產的認識與批判。宗教的批判也只有通過對現實生產關系的批判才能恢復自身的面貌，從而形成唯物主義的宗教觀。這種宗教觀認為應當從生產中去理解宗教問題。同時也從生產和交往方式的角度去理解物質生產對宗教的決定性作用。人類的歷史不是觀念的歷史，不是黑格爾以及青年黑格爾派的普遍的概念的歷史，不是“政治的”或“宗教的”概念的描述。人類歷史是物質生產發展的歷史，所以，馬克思也闡釋了宗教的另一方面就是“宗教無歷史”，“不應忘記，法也和宗教一樣是沒有自己的歷史的”。宗教“一開始就是超驗性的意識，這種意識是從現實的力量中產生的”。

篇5

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三農”問題的現實嚴峻性和極端重要性日漸凸現。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經濟的穩定、協調和健康增長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解決“三農”問題都有積極而重要的作用［1］。開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為加快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充分合理地利用農業生產要素、進行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供政策依據，從而實現農業經濟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目前對于農業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所涉及的內容，有以全國層面、以省為范圍的研究，以及某個農業產業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但是以某個典型地貌類型的農業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為研究對象的文獻還較少。四川丘陵地區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重要農業經濟區域，作為四川省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狀況直接影響到整個四川經濟發展的全局和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實現。在當前中央關注“三農”問題的宏觀背景下，四川農業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3］。

四川省18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縣均集中分布于丘陵地區，丘陵地區人口、耕地面積和農業增加值分別占全省的59．9％、57．9％和59．5％，糧食面積為全省的60％左右，糧食總產量占全省的80％以上，商品糧占全省的90％左右［4］。瀘縣位于四川省南部長江、沱江之濱，是四川省雙季稻、中稻及再生稻適宜種植區域，也是四川省典型丘陵農業大縣［5］。瀘縣作為100萬人口的丘陵農業大縣，常年水稻種植面積3．67萬hm2，名列全省第四位，糧食總產量達50萬t，其中稻谷總產量達35萬t，名列全省第一位。瀘縣的生豬產業也是名列前茅，成為農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徑，現已建成商品瘦肉型豬基地縣、動物疫病示范區和動物疫情測報站。2010年末總人口為108．57萬人，其中農業人口98．47萬人，全年糧食總產量達53．60萬t，增產0．5％；油料產量0．94萬t，增長3．8％；水果3．20萬t，增長5．0％；豬牛羊肉產量達12．97萬t，增產4．0％，農作物生產持續穩定，繼續保持良好的增長勢頭。選取具有西部典型丘陵特點、農業經濟發展又好又快的瀘縣作為研究區域，利用瀘縣1980～2009年以來各種投入要素如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的時間序列資料，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四川丘陵地區乃至整個四川省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參考。

1研究方法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當代西方經濟學中廣泛應用的一種生產函數。其一般形式為：Y＝AXβ11Xβ22Xβ33…Xβnn（1）其中，Y表示產出量，A是基年的技術水平，Xi（i＝1，2，…，n）表示各投入要素量，βi（i＝1，2，…，n）表示投入要素Xi的產出彈性系數。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誤差項的設定不同，則所用的測算方法與結果就有差異。我們這里假設無乘法誤差，且形式為（1）式，則可對兩邊取對數，使之線性化，可得：lnY＝lnA＋β1lnX1＋β2lnX2＋β3lnX3＋…＋βnlnXn（2）本文選用瀘縣農業的長期生產函數為一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初步確定影響農業經濟增長的因素為勞動力、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業建設投資等，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如下：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i（3）式中，Y表示農業經濟增長；X1表示勞動力投入；X2表示土地投入；X3表示化肥投入；X4表示機械投入；X5表示資金投入。本研究擬采用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來代表農業經濟增長，以鄉村從業人員代表勞動力投入，以年末實有農作物播種面積代表土地投入，以年內化肥施用量代表化肥投入，以農業機械總動力代表機械投入，以農業建設投資代表資金投入。

2實證分析

2．1模型求解根據瀘縣統計局1980～2009年關于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鄉村從業人員、年末實有農作物播種面積、年內化肥施用量、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業建設投資的統計數據，同時為了方便建模和避免異方差的出現，對原始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后，得到樣本數據。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式（3）進行估計，計量輸出結果見表2。根據表2中的偏回歸系數可得到如下回歸方程（4）：lnY＝13．7915＋0．2280lnX1－1．3773lnX2＋0．9844lnX3＋0．9557lnX4＋0．0496lnX5（4）

2．2模型檢驗及修正

模型整體效果較好，F＝128．1205＞F0．05（5，30）＝2．53；解釋力較強，調整后的R2達到0．9564；在顯著性水平α＝0．05下，所有參數不都是顯著的，因為并不是每一個回歸系數的t值都大于t0．025（30）＝2．042；DW＝1．1155，當顯著性水平為α＝0．05時，n＝30，k＝5（不包括常數項），查德賓—沃森統計表得到：dL＝1．071，dU＝1．833；由于dL＜DW＝1．1155＜dU，DW處于二者之間，無法判斷是否存在隨機擾動項零自相關的假設H0，故需進一步進行自相關檢驗。由于德賓－沃森檢驗法中，DW處于dL、dU二者之間，無法判斷式（2）是否存在自相關，改用圖形法進行檢驗。將式（2）回歸后的殘差和滯后一期的殘差值做散點圖（圖1），大部分散點落在第Ⅰ、第Ⅲ象限，則存在正自相關。利用廣義差分法可以解決這一問題。進行廣義差分法處理后，原模型可以修正為式（5）：lnY＝8．2693－0．2233lnX1－1．2185lnX2＋0．8777lnX3＋0．8344lnX4＋0．0562lnX5（5）T值（0．5545）（－1．1187）（2．8331）（4．0164）（1．2341）其中R2＝0．9029，調整后的R2＝0．8817，F＝42．7586，DW＝1．9402。修正后的結果，各變量回歸系數的t值已有所改進，只有鄉村從業人員與農業經濟的關系在統計較微弱；調整后的R2＝0．8817，解釋力較強；F值在5％顯著水平下能通過檢驗，說明整個方程是顯著成立的，dU＜DW＝1．9402＜4－dU，說明已經不再存在序列相關。

2．3模型結果分析

農業勞動力的彈性系數在1980～2009年間約是－0．2233，即瀘縣的勞動力投入對農業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這表明在當前農村勞動力已經處于飽和狀態乃至過剩的狀態下，也就是說在投入產出曲線上，勞動力投入已經處于甚至超過了總產量的最高點，處于總產量的下降區間，勞動力投入的增加很難對生產有促進作用，反而會增加農業經濟增長的負擔。同時在基層農業統計指標中，由于統計操作中的實際困難，對鄉村從業人員人數的統計更多的是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反映，僅僅是對具有勞動能力的當地戶籍成年農村人口進行的匯總，并不是對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力的統計，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模型的結果。在當前我國西部農村勞動力往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轉移的背景下，瀘縣作為四川省一個農民工輸出大縣，成年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部分都外出打工掙錢養家，家里則僅剩下中老年人在農村務農，勉強維持農業生產，農業勞動力的彈性必然偏小甚至為負值，這種現象在西部農村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農作物播種面積的彈性系數是－1．2185，這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作物播種面積每增加1％，農業總產值減少1．2185％，這并不說明耕地減少越快，農業經濟增長就越快，反而說明越來越多的耕地沒有用于農業生產，許多耕地被用在非農業領域；化肥施用量的彈性系數是0．8777，表明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農業總產值增加0．8777％，因此在農業生產中使用化肥是農業總產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農業機械總動力的彈性系數是0．8344，表明在一定條件下，農業機械總動力每提高1％，農業總產值增加0．8344％，由于瀘縣地處西南丘陵區，和廣大的西部農業生產一樣，一方面耕地高低起伏，土地細碎化，另一方面農業基礎設施缺乏，難以實現規模化經營，耕地機械化的推廣面臨很大的困難，但從長遠來看，農業機械化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顯著的；農業基礎建設投資的彈性系數是0．0562，表明農業基礎建設投資每增加1％，農業總產值增加0．0562％，農業基礎建設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作用不明顯，原因在于農業基礎建設等固定資產投資作用時間具有滯后性，當年的投資只能在隨后幾年發揮作用。#p#分頁標題#e#

3建議

3．1發展現代農業，吸引農業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

傳統的農業生產與其他產業相比，生產周期長，手工勞作比重大，產出率低，農產品價格低，對農民缺乏吸引力，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寧可遠離家鄉到沿海城市去打工，收入也比在家鄉單純從事農業生產要高。通過這幾年的西部大開發，西部農村的發展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要真正留住當地農業生產所需要的青壯年勞動力，就只有在農產品附加值上下功夫。要發展現代農業，建立和完善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組織體系，充分發揮其在農產品流通環節的重要作用；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農業和農村服務領域，從事農產品加工、運輸、營銷等農業后向。通過深加工來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改變農民長期以來僅靠銷售初級產品來增收的局面，同時也避免了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利益被截留在流通領域，從而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

3．2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護耕地資源

耕地是農業生產的核心資源，耕地的保護刻不容緩。耕地的保護包括數量保護和質量保護兩個方面，耕地質量保護體系包括培植、提高耕地的自然肥力和改善附著在耕地上的設施狀況［6］。西部地區耕地后備資源有限，且多是山地、坡地及荒地，開發難度較大。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非農用地的增加及水土流失所導致耕地的損失，將使耕地有減無增。因此，在耕地面積有限且不斷減少的背景下，不能忽視對土地資源的合理保護和使用，要從依靠資源消耗型生產的增長方式轉向保護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應該嚴格控制非農業占用耕地，并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及土地復墾的力度，千方百計穩定農作物播種面積。

3．3改善施肥結構，注重土壤肥力的提高

在集約化農業生產高度發達的今天，化肥對土地的替代作用越來越顯著，農產品產量增長越來越依賴化肥的增產效果［7］。近年來，由于施用量相對較小的糧油作物種植面積減少，而施用量較大的蔬菜瓜果面積大幅度增加，容易導致農業面源污染的單質氮、磷肥呈直線下降的勢頭，代表現代施肥水平的鉀肥、復合肥及其微量元素肥料的推廣應用呈現發展趨勢，導致化肥總使用量穩中有增。農業生產過程中，適量的化肥使用能夠促進作物生長，縮短農民投入的回收周期。因此，在過去的30年里，農業生產中使用化肥是農業總產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過分地依賴化肥來發展農業生產，不僅會帶來各種面源污染，更嚴重的是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而有機肥則具有培肥土壤和養育農作物的雙重功能。要提高地力，關鍵在于用地與改良土壤相結合，施肥是養地改土增產的重要措施。因此，在今后的農業生產中應增加綠肥和有機肥的投入，適當減輕化肥這種短期生產投入，更加關注土壤質量恢復和保障，減少化肥環境問題的形成。

3．4因地制宜，促進農業機械化的發展

農業機械化是提高農業生產率，實現勞動力的合理轉移，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催化劑，不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對農業經濟的增長都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農業機械化不容忽視［8］。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條件有巨大差異，同時，在以為基礎的土地制度下，土地地塊較小，規模化經營程度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業機械的應用和發展。在此可以借鑒日本農業現代化的經驗，即各地因地制宜地發展小型農業機械，在小地塊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現代化。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都要加大對農機研發和農民購機的補貼，以促進農業機械化的發展。

篇6

關鍵詞：積極心理學；后進生；思想轉化；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6（b）-0000-00

基于傳統心理學多指消極心理學，主要是以人類心理問題、心理疾病診斷與治療為中心的研究，而很少涉及到健康，勇氣和愛。傳統心理學大多把注意力放在神經衰弱、抑郁、焦慮這些癥狀上，只研究人類的弱點和問題。

1概念界定

“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是指利用心理學目前已比較完善和有效的實驗方法與測量手段，來研究人類的力量和美德等積極方面的一個心理學思潮。積極心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本身潛力的科學。它旨在發掘使個人和社會進步的積極因素。積極心理學的本質特征：“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活力與美德的科學。”主張研究人類積極的品質，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潛在的具有建設性的力量，促進個人和社會的發展，使人類走向幸福。

《教育大辭典》里指出，“后進生”是指思想品德發展上距離教育目標的要求較遠， 在思想行為上存在較多缺點， 落后于一般同學的學生。后進生的表現不僅是學習成績差，更主要的是心理、品德不良。

一般班級當中“后進生”可以劃分為三種：一種是學習后進生，這類學生不會出現違規違紀現象，思想各方面表現良好，只是學習成績較差；第二種是思想行為后進生，這一類學生學習成績不錯，但是出于某種原因，其在行為習慣上表現不良，如任性，和同學鬧矛盾，不愛勞動等等；第三種是學習和思想都后進的學生，這一類學生是班級管理的重中之重，他們學習成績較落后，思想行為上表現不良，并且二者經常形成惡性循環。

2積極心理學的意義

1對個人成長而言，積極心理學主要提供積極的心理特征。如愛的能力，積極的看待世界的方法，積極的人際關系；積極心理學涉及有價值的主觀體驗，諸如：幸福感，對生活充滿希望，樂觀積極的心態。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已經證實，和一般人相比，那些具有積極觀念的人具有更良好的社會道德和更佳的社會適應能力，他們能更輕松地面對壓力、逆境和損失，即使面臨最不利的社會環境，他們也能應付自如，積極情緒是積極心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2積極心理學強調心理學對人性優點的認識。心理學的功能應該是建設而不是修補，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人。積極心理學倡導發揚人性的美德，恢復人性的積極面。積極心理學強調認的內在積極力量與群體，社會文化等外部環境的共同影響與交互作用。積極人格特質是積極心理學得以建立的基礎，因為積極心理學是以人類的自我管理、自我導向為前提的。

3 “后進生”問題的成因分析

中學生身心發展處于質的轉變期，各項生理、心理機能日趨成熟和完善，智力發展迅速，處于身心急劇發展的轉變時期，許多新的東西突然涌現，未成年學生來不及消化和適應這些變化，因而在心理上產生諸多的不良情緒體驗。

主觀方面：學習興趣低下，喪失自信心，青少年時期，非智力因素、生理因素對學生思想感情及行為的影響較為顯著，他們正處于身心矛盾期，經受不住困難的考驗。意志不堅強，自控能力差，學習是一種極其艱苦的腦力勞動。

客觀方面：家庭教育的失誤成為后進生形成的重要因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和終身老師。因此，家庭在孩子的成長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的家長家庭教育方式不當，方法不正確。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有些家長忙于工作或只強調物質生活，對子女的教育和學習漠不關心。

4“后進生”思想轉化的策略

贊同思想是行為的指導，那些具有積極觀念的人具有更良好的社會道德和更佳的社會適應能力，他們能更輕松地面對壓力、逆境和損失，即使面臨最不利的社會環境，他們也能應付自如。本文在積極心理學背景下，對后進生思想轉化提出了一些有效策略。

（1）培養后進生積極的情緒體驗，教師和家長要加強對后進生的情緒，情感的調節，使其保持健康的情緒。激發學習興趣是學困生迅速轉化和持續進步的基本動力。教師應該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因材施教。教師應該為學困生體驗成功的機會，為他們提供積極前進，爭取成功的動力。

（2）培養后進生積極的認知。學困生往往自我評價較低，自卑感強。教師應該適時的以恰當的方式，對后進生進行肯定性評價。教師要盡量改變原有的評價方式，讓后進生在評價中發現自己，激勵自己，為后進生在學習成長中樹立自信，讓后進生能夠發揮其特長和優勢。品嘗在成功中帶來的喜悅。

（3）提高后進生自我效能感。高自尊和強效能感可以促進個人力量和順應能力的發展，當人們相信自己會在努力爭取的目標上獲得成功時，人會感到更幸福和健康。影響自我效能感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個人行為的結果成與敗能提高自我效能感。成功的機會會提高自我效能感。

（4）對后進生評價，要轉變評價標準，樹立多元智力理論。評價學生總要依據一定的標準和準則，美國哈佛大學加德納教授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論，智力包括語言智力，數學邏輯智力，音樂智力，空間智力，人際交往智力，自我認知智力，觀察辨別智力，存在智力等，每個個體都是不同智力的組合，而且不是一成不變的。5營造輕松的氛圍，對學生實行賞識性評價。會欣賞學生的老師是幸福的，被老師欣賞的學生是快樂的。實行賞識性評價，針對不同的學生，應該采取不同的評價方式。首先要克服心理定勢，評價的目的是促進學生發展，而不是覲別與選拔，端正評價的態度。

后進生思想轉化工作是當前基礎教育的一個重點也是難點，多年來對于后進生轉化的研究和實踐從未間斷。如果教師能夠采納有效地方法促進后進生的思想轉化，發揚后進生的某些優點，激發其潛在的力量，并最終為后進生提供更多學習和成長的機會。在積極心理學背景下，強調培養后進生積極的情緒，強調幸福的體驗；重視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增加成功的體驗。突出賞識性評價，挖掘每個學生的閃光點。積極心理學背景下的，后進生思想轉化以及相關問題還有待繼續；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社會環境的變化，積極心理學領域還有很多領域值得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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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栩，雷萬勝 20年來學習困難學生研究綜述[J] 河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6

[3]李懷玉，論積極心理學的研究趨勢：積極心理學[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 2005

[4]卡爾，積極心理學[M] 美 鄭雪 譯 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

[5]尹愷力，打開心靈之門激勵學生信心[J] 當代教育論壇，2005.8

作者簡介：

篇7

一、關于精益思想生產的相關概述

精益生產方式把單件生產方式、大量生產進行了綜合，是適應需求市場多樣化而對機械化大規模生產的一種替代，不但具有單件小批量生產靈活多變的優點，還居于降低成本、大批量流水生產高效率的優點。我國內關于精益生產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較晚，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很多相關理論也已經成熟。各企業應把精益生產方式融合到企業的生產管理系統中，并與企業實際情況相結合，逐步形成一套屬于企業的生產管理發展體系，把消除浪費貫徹到每一個環節中，促使精益思想在各個領域得到了更好的應用，為企業管理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二、傳統成本管理模式主要存在問題以及調整

（一）傳統成本管理模式主要存在問題

對于一個企業來說，成本管理顯得極其關鍵和重要，它主要是指企業進行各項生產活動的時候，對成本預測、決策、計劃以及控制分析等一系列管理行為的總稱。和精益思想生產模式對比，存在很多缺陷以及不足，未能充分考慮企業總體生產成本，只是一味的追求生產效率的最大化，不符合現今企業運營模式需求。傳統生產模式僅僅有少數幾個人來參加管理，且這種管理方式在事前無法對成本進行有效控制，缺乏集成，導致成本管理系統無法對企業的日常運作進行衡量，甚至誤導企業管理者，導致他們做出錯誤的決策，不利益企業長遠發展。

（二）基于精益生產的成本管理調整

對于企業來說，傳統的成本管理不利于他們順利實現精益生產。 為此，必須要對傳統成本管理進行改革，構建出完善成本管理系統與精益生產方式匹配。

1、對傳統的成本管理流程進行改革

傳統成本管理流程缺少對事前的有效計劃和控制，無法為企業提供精準的成本信息，也無法為企業消除浪費提供決策依據。對于成本管理流程的改進主要是通過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對業務進行重組，達到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以及生產效率目的。

2、構件高效集成成本管理系統

對于一個實行精益生產管理模式的企業來說，需把成本管理和組織決策有效結合在一起，通過利用信息技術以及集成管理等現代化工具，把組織內的生產、決策人員、信息流整合成一個高效的集成成本管理系統。在這個系統當中，企業可以對費用預先進行估計，根據數據進行合理預算，進而為企業提供出一個精準的成本信息，為企業決策提供有力的指導依據。

3、對整個供應鏈成本進行管理

一個企業的供應鏈主要包括有成本采購、成本設計、成本生產、成本物流、成本服務五個方面。為此，在精益生產方式下的要求下，企業管理者應該要把成本管理和精益管理有效結合在一起，從采購、設計、生產、物流以及服務等環節消除浪費，對產品的設計進行優化，在最大限度上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生產效率以及質量目的，進而實現對整個供應鏈成本管理。

三、優化精益生產成本管理模式

（一）優化精益設計成本管理

在學術界有這樣一個觀點，認為精益成本主要是設計出來。很多相關資料顯示，在產品的成本中，大約有八分之八十為約束成本，這種約束成本在設計階段已經形成。為此，在設計階段對成本進行控制是盡可能的把產品的有效途徑降低。

產品的設計以及工序是產品設計成本管理最主要的兩個階段。所以，在這個階段內，應該加強對產本的成本管理力度，在確保產品質量達到行業規定標準的前提下，確保成本費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除此之外，要想促使成本管理工作更加精益求精，在設計過程中必須要遵守以下幾個設計原則：首先，確保把目標成分均勻的落實到每一個產品以及零件當中，在對目標利潤進行確定的時候可以使用銷售減法來進行。其次，不管產品在哪一個開發階段，均需要預測和分析目標成本的實際水平，達到優化精益設計的目的。

（二）優化精益制造成本管理

當對設計的產品展開大批量生產之后，對成本的數據進行采集以及對這些數據成本進行管理是實現精益生產的重要前提。需要嚴格遵守生產規定的標準以及流程來分析、采集成本實際，并準確分析實際成本、標準成本二者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及時發現問題，及時改進問題，保證數據收集符合實際需要。這種分析方法是下一代產品成本規劃活動的開始，是通過消除各種浪費改善成本活動，更是對對精益制造方式進行優化的一種有效方式。在對精益制造的成本控制過程中，我們可以使用不同的會計、成本管理方法來實現。其中，作業成本管理方法是應用較為廣泛的一種，它是一種以作業為基礎的成本管理方法，通過對成本進行分析以及對系統資源進行分配，其最主要的目標是進一步提高客戶價值。采用這類類型的管理模式，對整個資源的消耗過程進行分析，并把消耗的成本動因找出來，可以為最終的消耗效率提供參考依據，積極識別增值作業、非增值作業二者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把精益成本基本管理思想充分的展現出來。要想進一步優化精益制造成本，重點是要對管理技術和生產技術進行改善。要求員工積極摒棄落后觀念，與時俱進，樹立精益生產方式的市場理念，在修正過程中不斷完善，加強對理論知識的學習以及對技術水平的實踐，重視成本管理，滿足客戶的多元化需求，突出客戶價值。同時不斷提高生產環節的管理水平，對流程持續進行優化，為技術順利應用奠定扎實基礎。

（三）優化目標成本管理與供應鏈

對于成本管理來說，最主要的核心工具就是價值工程。價值工程是是目標成本管理的核心工具，它主要是指通過一個團隊有組織、有計劃、有智慧的活動，從產品的功能、創造性、生產階段以及具體實施方案進行綜合分析考慮，以便實現最低的產品生產實現最大產品功能的生產目的，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進行：一是需要進行成本削減的功進行識別。二是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相關改善措施。三是對降低成本措施進行切實可行的評價。把不需要的功能剔除，并對過程功能成本進行控制。根據客戶的實際需求，對產品的功能進行設計，當產品的功能與客戶的需求相符合的時候，才能在市場上提高產品的競爭力，促使產品立于不敗之地，從根本上來提高銷售額以及市場占有率，該功能價值才會得到真正的體現。例如：現主要分析我國汽車制作供應鏈，經過實際調查分析、深入研究之后發現，在汽車整個供應鏈過程當中，成本進一步縮減可以從零部件生產技術以及供應兩個方面來著手進行。從實際情況看，我國汽車在制作過程所需成本依然很高，銷量也很高。但零部件、集中度以及國產化依然不高，與國外合資技術給我國制造企業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阻礙。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汽車制造技術還存在很多不足。為此，在汽車零部件供給體系中，應該要進一步增強供應商的生產能力，培育更好的零部件企業，減少供應商數量，實現資源規模化以及集中化，并把這種良好的管理思想以及優質的生產方法延續到各個下游企業當中，及時找出供應商網絡所存在的問題，并加以優化、整合。不斷延續這種生產方式，在最大程度上對采購成本進行限制，確保規模策略符合實際需求，從根本上來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篇8

縱觀現有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文獻[1-4]，財務困境研究基本上圍繞兩條主線展開。其一是財務困境的預測研究，即如何構建更為精確的預測模型，以服務于投資者評估投資風險等不同的目的；其二是財務困境與公司業績之間關系的研究，即財務困境究竟是如何影響公司業績的，此類研究可以歸納為“財務困境成本”與“財務困境收益”之爭。目前在財務學界，學者們對于財務困境預測研究只是在適用模型和變量選擇上有所區別，而在財務困境與公司業績之間關系的理解上觀點則完全相反。因此，第二條主線的研究似乎已成為繼“資本結構之謎”“股利之謎”和“ipo之謎”后的又一個財務學謎題。

一、國外相關研究述評

關于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價值）的影響，學術界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無關論，即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沒有影響；第二種是財務困境成本論，即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存在負面影響；第三種是財務困境收益論，即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存在正面影響。

（一）無關論

早期的經典文獻并未考慮到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的影響，或者認為這種影響即使存在，也是微不足道的。例如，modigliani和miller[5]在其正式模型中就沒有考慮財務困境（破產）成本對企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和公司價值的影響。他們只是在文章的腳注中提到，即使未來預期收益大于債務本息，企業也可能出現清算重組，而企業的經營業績在重組期間無疑會受到影響。由此推知，這兩位財務學大師并不否定財務困境成本的存在性，只是認為其并不構成影響資本結構決策的關鍵變量。

warner[3]以11家鐵路企業為樣本測度財務困境（破產）的直接成本。他發現，在平均意義上破產成本大約僅占破產之前第7年企業市場價值的1%，即使到了破產申請日這一比例也只上升至5.3%，因此warner得出了破產成本無足輕重的結論。雖然warner的研究樣本選擇了規模較大的鐵路企業，克服了baxter[6]研究樣本規模較小的不足，但依然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行業選擇的局限性，因為鐵路行業存在進入壁壘，鐵路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機會損失要小于其他行業的企業；其二是樣本量小（11家鐵路企業）；其三是沒有考察財務困境（破產）的間接成本。以上局限性的存在致使warner的研究結論不具有一般性。值得肯定的是，warner的工作在構建財務困境相關成本測度和估計的方法論方面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7].

andrade和kaplan[8]對美國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31宗陷入財務（而非經濟上）困境的高杠桿交易（highlyleveragedtransactions）進行研究發現，綜合考慮高杠桿交易的正效應和財務困境的負效應之后，企業的價值略有增加，也就是說高杠桿交易為企業創造了價值。財務困境成本估計占企業價值的10%～20%，最保守的估計也不超過23%.這一估計值與altman的估計值11%～17%基本吻合[7].必須指出的是，andrade和kaplan對財務困境成本的定義采用財務困境開始前1年年末到困境解除年度年末之間經營業績損失的比例，而alt man的估計值是破產之前3年破產成本占企業價值的平均比例。雖然andrade和kaplan的全樣本分析似乎找到了財務困境成本存在的證據，但an drade和kaplan進一步對未經歷不利經濟波動的企業子樣本進行研究，發現扣除經濟因素的影響之后，財務困境成本在統計意義上并不存在。

bergstr m和sundgren[9]以上世紀90年代初期瑞典經濟衰退時期經歷了財務困境的28家企業為樣本，考察了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的影響。研究發現，財務困境企業在重組前后3年的對比期間里盈利性和流動性等財務指標沒有明顯差異，從而認為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二）財務困境成本論

baxter[6]對mm理論提出了批判，他認為在存在破產或喪失償債能力可能性的情況下，過度運用財務杠桿將導致財務困境（破產）成本的上升，從而提高平均資本成本，最終降低公司的總價值。baxter最早將財務困境（破產）成本劃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一般認為，直接成本包括破產時發生的支付給律師、會計師等中介機構的費用、法庭指定的重組委員會（信托人）支出以及企業經理人員處理破產事務損失的時間價值。間接成本則包括銷售和利潤的損失，由于獲取外部融資的難度加大而增加的籌資成本，供應商為規避財務困境企業的信用風險而要求提高供貨價格，客戶的流失等“機會的損失”。而且，baxter認為這種“財務窘迫（financialembarrassment）對企業凈經營收益流量的負效應”可能比直接成本影響更大。但baxter也指出，要想區分企業銷售和盈利的下降究竟是財務困境造成的，還是前者本身導致了財務困境的發生是非常困難的，而且“毀滅風險（riskofruin）是否提高了高杠桿企業的資本成本依然是個實證問題”。

altman[7]首次對財務困境（破產）的間接成本進行計量。他選擇1970～1978年間破產的12家零售企業和7家工業企業為研究樣本，開創性地運用回歸技術和證券分析師的預測兩種估計方法計算預期盈利，再以預期盈利與實際盈利之差額度量財務困境（破產）的間接成本。altman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在破產的前3年破產成本達到企業價值的11%～17%.應該說，altman對財務困境（破產）成本的估計較之于以往的研究更為全面、準確，但早先baxter所指的銷售和盈利的下降與財務困境之間的因果關系問題在altman的研究中依然沒有被理順。換言之，如果界定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價值）的影響未能剔除因業績下滑（經濟困境）而導致財務困境的情況，那么財務困境成本的計量必然有所偏誤。

為了消除經濟困境對財務困境的影響，opler和titman[2]設計將樣本企業按所處行業區分為經濟困境與非經濟困境行業，研究高杠桿企業相對于低杠桿企業在行業不景氣（industrydownturn）時的業績變化，如果高杠桿企業相對于低杠桿企業在行業不景氣時業績更差，說明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的影響是負面的，即存在財務困境成本；反之，則驗證了“財務困境收益”之說。opler和tit man的研究發現，當行業不景氣時，高杠桿企業相對于采取保守融資策略的同行業競爭對手企業失去了更大的市場份額，具體來說，最高杠桿組企業比最低杠桿組企業的銷售額相對下降26%，權益市場價值下降幅度基本相當。這一結果支持財務困境成本顯著為正。

（三）財務困境收益論

事實上，財務困境對企業業績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與上述學者只考察財務困境成本問題不同，也有很多學者提出了財務困境收益的觀點，其中表述最好的可能是jensen[10].顯然，jensen關于財務困境收益的觀點與其同年提出的自由現金流量假說是一脈相承的。根據自由現金流量假說，債務很少且有大量的自由現金流量（滿足npv大于零的全部投資需求之后的剩余現金）的企業很可能會浪費資金。而財務困境企業的管理當局因其履行債務的任務更為緊迫，處境更為危險，資金被浪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在不存在其他激勵制度安排的情況下，謹小慎微地償還債務可能會對管理效率產生有益的影響。1989年，jensen在《公眾公司的消失》一文中正式提出“財務困境收益”概念。他認為財務困境會迫使企業管理層采取積極行動以提高經營和管理效率，進而改善業績。否則，作為公司內部控制機制的董事會會考慮變更高級管理人員。

支持jensen的財務困境收益假說的經驗研究不乏其例。harris和raviv[11]、kaplan[12]、wruck[4]認為財務困境至少可以帶來三方面收益：（1）趕走表現糟糕的管理層；（2）改善經營業績；（3）促使企業剝離（賣掉）業績不良的資產。andrade和kaplan[8]的研究發現31家財務困境公司中有23家明顯采取了削減成本和改善經營的措施，15家更換了董事會主席或ceo等高級管理人員。whitaker[13]的研究也支持jensen提出的財務困境收益假說。whitaker發現，在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之后，平均而言企業的經營業績和市場價值都有所提高。logit回歸結果顯示，如果企業是因為經營管理不善而陷入財務困境，那么管理者行為是企業擺脫財務困境至關重要的因素。

二、國內相關研究述評

最近國內的學者也開始涉足財務困境與公司業績之間關系這一研究領域，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呂長江、韓慧博[14]定義財務困境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1994年以后連續兩年流動比率小于1；（2）這兩年中至少有一年營業利潤小于零。他們認為，我國上市公司的間接財務困境成本顯著為正，從總體來看，間接困境成本約占公司價值的25%～36 5%，而且資本結構對財務困境間接成本具有顯著影響，即負債率越高的企業在困境期內將損失更大的市場份額和利潤。雖然這一結論與opler和titman[2]完全一致，但呂長江、韓慧博的研究設計未能剔除經濟困境的影響。

與呂長江、韓慧博對財務困境的界定有所不同，吳世農、章之旺[15]選擇了1998～2002年間滬深股市40家st摘帽公司a股為財務困境企業樣本，從“經營業績觀”和“權益價值觀”兩個角度考察我國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財務困境成本。研究發現，從陷入財務困境之前到解除財務困境之后，企業經行業調整之后的平均主營業績雖然有所增長，但經過市場調整之后的權益市場價值平均下降了2.04%，表明投資者平均承擔2.04%的財務困境成本。實證檢驗同時表明，當財務困境企業所在行業業績不佳時財務困境成本更高。

呂長江、趙宇恒[16]以1999～2001年被特別處理的78家公司為樣本，分析了這類公司重組與業績變化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重組對st公司命運具有明顯的影響，重組具有即時效應，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并未帶來以后年度的業績全面改善和提高。

必須指出的是，呂長江、韓慧博與吳世農、章之旺的研究結論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比性，原因在于研究設計存在兩方面的差異：（1）財務困境的界定不一致；（2）前者僅僅從經營業績觀來考察財務困境成本。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兩篇文章均以實際上已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為研究樣本。無論是基于流動比率小于1且營業利潤小于零的定義，還是基于st的定義，均表明企業已實際陷入財務困境，而非僅僅面臨潛在財務困境的威脅。我們認為，對于財務困境如何影響公司業績的研究不應僅僅定位于財務困境企業。正如altman在談及破產成本時所指出的，“間接的破產成本并非局限于那些實際失敗的企業，只要是存在高破產概率的企業，無論其最終失敗與否，均會招致這些（間接破產）成本”[7].同理，財務困境成本并非局限于那些實際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任何企業，只要有負債，財務困境的潛在壓力或大或小總會存在。另外，以實際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為研究樣本，還會造成無法區分經濟困境和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的不同影響。

三、未來研究展望

（一）應剔除經濟困境的影響

為克服國內相關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消除經濟困境對財務困境的影響，我們認為可借鑒opler和titman的設計思路，先將滬深股市自建市以來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按行業區分為經濟困境行業和非經濟困境行業，再將樣本按財務杠桿的高低分類，考察在行業處于經濟困境時高杠桿組企業的業績是否比低杠桿組企業更差，即財務困境是否會對企業業績產生不利影響。opler和titman對經濟困境的定義為行業平均銷售增長率為負，平均股票收益率低于-30%，兩個條件同時具備。他們對此的解釋是，股票收益率標準是為了避免將銷售業績短期下滑的企業定義為經濟困境，而銷售業績標準是為了避免將健康企業因股價下跌而定義為經濟困境。顯然，opler和titman對經濟困境的定義非常嚴格，但基于我國股市效率問題考慮，我們認為股票收益率標準并不適合于我國國情。因此，我國上市公司的經濟困境可定義為行業平均（中位數）銷售增長率為負值，即行業處于業績下滑階段。

（二）關于公司業績指標的選擇

按照財務困境成本的觀點，公司在陷入財務困境后，供應商會對企業的償債能力進行重新評估，顧客則會重新考慮公司產品的質量和服務，這些都可能導致公司的銷售（營業）額在財務困境前后發生較大的波動。因此，銷售增長率可以作為公司業績度量的首選指標。必須指出的是，雖然銷售增長率是企業在陷入經濟困境和財務困境時業績變化的最直接量度，而且具有度量上的客觀性，有利于不同企業之間進行比較，但該指標的價值相關性不及利潤類指標。基于財務困境的收益觀，企業在陷入財務困境時銷售業績的下滑，有可能是企業采取收縮戰略（downsizing）、清理非盈利項目、裁減冗員的結果，因此，研究財務困境對公司業績的影響，若僅考察銷售增長率單個指標，則有失偏頗。在此情況下，以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度量公司業績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依據在于兩個方面：（1）雖然roe和roa是證券監管機構和投資者所熟悉的度量公司財務業績的重要指標，但是利潤構成中的其他業務利潤、營業外收支和投資收益相對于主營業務利潤來說，更易于被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所操縱；（2）主營業務利潤更能反映一個企業基本的、持續的盈利能力。同時以銷售增長率和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從不同的側面度量公司業績可以起到優點互補、相互印證的作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對于不同的行業而言，其成熟度和市場競爭程度一般存在較大差異，為消除這種差異的影響，以銷售增長率和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度量公司業績時，應進行行業調整。具體計算可參照單個公司的業績指標剔除行業平均值（均值或中位數）。

（三）關于財務杠桿的定義

對于財務杠桿的定義應關注兩個問題：（1）財務困境對財務杠桿的內生影響問題。事實上，企業陷入財務困境往往會導致凈權益減少，財務杠桿隨之提高。為了消除財務困境對財務杠桿的這種內生影響，我們認為應該選擇整個業績度量期間之前的企業資產負債率定義財務杠桿。舉例來說，如果銷售增長率和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度量的是t年度至t+1年度的公司業績，財務杠桿選擇的應是t-1年初的資產負債率。（2）財務杠桿的行業差異問題。不同行業的財務杠桿很可能存在系統性差異，這種差異在研究設計中必須予以調整。可行的調整方法有兩種：其一，以單個企業的財務杠桿除以該企業所在行業平均值，如此得到該企業的相對財務杠桿值；其二，以某個特定行業的財務杠桿為標準，涉及行業財務杠桿系數，以單個企業的財務杠桿與該系數相乘，得到調整值。

基于以往相關研究發現財務杠桿與公司業績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的考慮，財務杠桿宜設置為啞變量而不是連續變量。例如，lennox[1]發現財務杠桿與破產概率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關于財務杠桿啞變量的具體設計可采取不同的分組形式，例如，可以先按資產負債率的高低將樣本分為n組，將資產負債率最高的前若干組定義為高杠桿組，變量取值為1，其余組取值為0，也可以在n個杠桿組合中僅取最高、最低各若干組定義為高杠桿組合和低杠桿組合，變量分別取值1和0，居中的杠桿組合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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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呂長江，韓慧博。財務困境、財務困境間接成本與公司業績[j].南開管理評論，2004，（3）：80-85.

篇9

關鍵詞：環境設計；人體工程學；環境心理學；綠色設計；以人為本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4-0192-01

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猛提高，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各個廣場小區拔地而起。這使得環境設計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迅猛的發展。各種設計方法、設計理論、設計材料層出不窮，同時在高速發展中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環境設計的質量直接關系到人們的生活質量，關系到人們的安全、健康、舒適等。環境設計的對象是人居住生活的各種空間環境，主體是人。因此，環境設計的中心應是“以人為本”。環境設計的“以人為本”就是要求設計師在設計中始終要考慮人的生理、心理、視覺感受等。

一、課題研究背景

環境設計的情況和現狀：

目前，環境設計已在國內大范圍的發展起來并初步形成了一個規模，逐漸進入一個穩定的發展時期。在這段時期，城市得到發展，人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居住條件越來越好。然而人們的生活環境也得到不斷破壞、遭到污染、受到各種各樣的危害。人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和環境保護意識的不斷加強，開始對自身所處的生產、生活、活動的環境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這種時代精神要求環境設計回到本源，即：環境設計的最終目的是為人們服務，要“以人為本”，追求深層次的精神需求。

二、“以人為本”的理論

最近，在中國的環境設計中興起了“以人為本”的設計理論。“以人為本”就是把“人”的位置放在核心，樹立人在空間中的主導地位，環境中的一景一物均以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進行設置，因而“以人為本”將是環境設計成功的基礎。人的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人為制造的環境中度過，人們對空間環境的要求，是隨著個人的物質文化提高而不斷變化的。提出環境設計“以人為本”的理念，是當今設計發展和進步的標志，也是對環境設計的必然要求。對于環境設計而言，人是設計的主體和服務對象，環境設計是以滿足人和生產生存活動的需要為核心的。環境設計的目的是通過設計構思、施工工藝、裝飾材料、陳設到內施、定額法規及施工管理的協調等諸多問題來實現的，環境設計是一個綜合性極強的系統工程，最終目的是創造出空間環境，來滿足人們對當時社會的流行時尚、美學觀點、社會經濟和風格文脈的追求和向往。這就要求環境設計的出發點和歸宿只能是為人和人的活動服務。

三、如何實現在環境設計中的“以人為本”

（一）人體工程學在環境設計中的應用

以前的設計師在研究問題時，時常會把人和物、人和環境分開來說，孤立地對待，認為人就是人，物就是物，環境就是環境，讓人們去適應物和環境而不是讓這些去適應人。現代環境設計日益重視人與物和環境間，以人為主體的具有科學依據的協調。因此，環境設計除了依然十分重視視覺環境的設計外，對物理環境、生理環境以及心理環境的研究和設計也已予以高度重視，并開始運用到設計實踐中去。人體工程學聯系到室內設計，其含義為：以人為主體，運用人體計測、生理、心理計測等手段和方法，研究人體結構功能、心理、力學等方面與室內環境之間的合理協調關系，以適合人的身心活動要求，取得最佳的使用效能，其目標應是安全、健康、高效能和舒適。人體工程學與有關學科以及人體工程學中人、室內環境和設施的相互關系。

（二）環境心理學在環境設計中的應用

關于環境心理學與環境設計的關系，一本書中曾提到：“不少建筑師很自信，以為建筑將決定人的行為”，但他們“往往忽視人工環境會給人們帶來什么樣的損害，也很少考慮到什么樣的環境適合于人類的生存與活動”。以往的心理學“其注意力僅僅放在解釋人類的行為上，對于環境與人類的關系未加重視。環境心理學則是以心理學的方法對環境進行探討”，即是在人與環境之間是“以人為本”，從人的心理特征來考慮研究問題，從而使我們對人與環境的關系、對怎樣創造室內人工環境，都應具有新的更為深刻的認識。

環境心理學從總體上既肯定人們對外界環境的認知有相同或類似的反應，同時也十分重視作為使用者的人的個性對環境設計提出的要求，充分理解使用者的行為、個性，在塑造環境時予以充分尊重，但也可以適當地動用環境對人的行為的“引導”，對個性的影響，真正實現環境設計的“以人為本”。

篇10

關鍵詞：情境教學；初中思想品德課；情境設計；精細化策略

情境教學，即教師依據教學理論與實踐，考慮學生需求，創設學習情境，設懸置疑，以激活思維，誘導學生積極思索，相互討論，合作探究，從而主動構建知識。在初中思想品德課中，若想有效設計情境，教師需注意情境設計的細節問題，力求情境設計的精細化。

一、情境設計蘊含情感，以情導學

列寧曾說：“沒有人的情感，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對真理的追求。”教學實踐證明，受學生喜愛的課堂教學，無不蘊涵著濃厚的情感。在思想品德教學中，其本質是情感教學，課程知識需要經過生動化的教學語言、直觀形象化地展示以及情緒感染，才可激發學生情感，撥動學生心弦，觸動學生靈魂，促使其以行動來捍衛真理，此時才可將知識轉為成信念，才可實現德育教育。因此，在情境設計時，教師需要注意其首要因素——情感性，以喚醒學生學習驅動力，激發學生求知欲望，保持最佳精神狀態，積極投入學習活動中，愿意學習，并樂于學習，主動獲取有關知識，陶冶情操，達到知識—能力—覺悟的教學目標。

如學習《珍愛我們的生命》一課時，教師可利用包含情感的話語、生動形象的圖片等，創設有效的教學情境：1）板書：永不放棄生的希望。導入：生命既珍貴，也脆弱。在人生旅途中，我們會遇到許多威脅生命的因素，這些威脅可能會使我們的生命面臨嚴峻考驗，亦或艱難抉擇。有些威脅則突如其來，未給我們任何準備，此時我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們一起看看課本中巴尼的一次無法想象的經歷吧。①在此故事中，哪一場面讓你最感動？說說原因。②在我們身邊可能也存在這樣的奇跡，請將你所知道的事例與本組同伴分享，然后講述出本組最感人的故事。③聽到這些故事，你們有何啟示 2）板書：肯定生命，尊重生命。過渡：珍惜生命，永不放棄生的希望，是對社會、對自己負責任的體現。因為每個生命的誕生均能給許多人帶來幸福與快樂。那么，一個生命能給他人帶來怎樣的幸福與快樂？讓我們一起閱讀教材“小海來到這個世界”，聯系如下圖片，啟發心靈，體會生命的價值。展示照片：一張和睦幸福的全家福照片。議一議：自己的存在為哪些人帶來什么樣的幸福與快樂？生活中和你打交道的人有哪些？他們對你有何意義？這樣，通過飽含情感的話語，豐富多彩的圖片，以情導學，開啟心靈，使學生感受生命的價值。

二、情境設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充分利用學生原有的生活經驗與知識。因而，在情境教學中，教師需要把握生活性原則，所設情境應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然而，在初中思想品德課程中，思想性是其特點之一。其關注學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質的養成，愛國主義情感與集體主義情感的培養，正確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的樹立。所以，教師在設計教學情境時，既要關注學生生活實際與認知結構，更重要的是設計出高于實際生活的學習情境，以喚起學生對真善美的追求，碰撞學生思維，升華學生情感，實現思想品德課的教育功能。

如教學《挫折面前也從容》一課時，教師可講述張海迪、桑蘭等人身殘志堅戰勝挫折的故事：張海迪由5歲開始，因患病導致高位截癱，而她卻克服了種種困難與病痛的折磨，自學了德語、英語等多種外語，翻譯了大量外文材料；桑蘭，一個前程似錦的美麗女孩，然而一場意外卻改變了她的命運。在訓練時，桑蘭不幸導致重傷頸椎脊髓，使胸部以下完全癱瘓。自跌倒的那刻起，她便不再是體操冠軍，甚至難以無拘無束的行走與奔跑，可17歲的她卻坦然擦去父母親友的淚水，說道：“別難過，我會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2002年9月，她被北京大學正式錄取。正是這種不畏懼挫折、困難的精神與毅力，使人們記住了這些堅強的燦爛微笑的美麗女孩。然后讓學生根據上述資料，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談談自己的感想。通過這樣情境，讓學生在積極思索中體會到堅強意志的重要性。可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由學生已知世界中充分發掘他們的學習潛能，使其主動探知，學會由生活中升華知識。

三、情境設計多樣性，優選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