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倫理思想范文
時間：2023-03-14 14: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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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責任倫理；權；時；信念倫理
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相對，是由馬克斯·韋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說中同時提出的。表面看來，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是極其對立的，因為前者的價值根據在于行為者的意圖，而后者的價值根據在于行為的后果。但如果進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層動因，就會發現二者又是統一的，因為它們都根源于行為者內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倫理是只關注信念而不關心后果，責任倫理則是將信念與責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以此來看儒家倫理，也是信念與責任并重，所以儒家倫理也是一種責任倫理。當然在儒家倫理中，我們也可以同時發現信念倫理這種取向，但儒家倫理所追求的，則是信念與責任的和諧統一。儒家哲人盡管在言行中有諸多的不同，但都體現出一種責任倫理精神，這源于他們內心強烈的道義感和責任心，這在孔子的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們常認為，孔子是個迂腐的迂夫子，事實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舊、不知道順應時勢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則、不知道靈活變通的人。《論語·子罕》說：“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來，孔子杜絕了四種不好的傾向：憑空猜測，絕對肯定，拘泥固執，唯我獨是。可見孔子不是一條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鉆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夠面對現實，能夠將信念與責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展現出了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精神，這主要表現在“權”與“時”的思想當中。
孔子非常重視“權”的思想，他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在孔子這里是最高的處世原則，不是輕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來，古代的圣賢雖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卻往往是固執一端而不知權變。不過孔子非常自信，他說：“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賢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權變。那么怎樣才能做到權變呢?這就要掌握“時”。時即合乎時宜，就是要符合時勢發展和變化的要求。首先要審時度勢，認清時勢發展的趨向；其次要隨時變通，采取適當的行動以順應時勢的變化。孟子對此十分景仰，稱贊孔子是“圣之時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權達變，應時而動，并不意味著可以離經叛道，放棄自己對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說可以毫無原則，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為所欲為，而是在堅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順應社會現實的需求，將原則的堅守與方法的靈活運用統一起來。孔子曾說：“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即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情，是無所謂可也無所謂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義的原則。生當一個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時代，對于孔子來說最大的義，莫過于匡正這個元道的、混亂的社會。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終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標，在他看來是必須堅持的。至于具體如何實現這一理想，如何達到這一目標，則是可以變通的。與道義的原則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時為了實現這一原則，某些具體的道德規范是可以暫時違反的。只知道一味堅守道德規范而不知道隨時變通的，是淺陋固執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這樣的見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當時的士君子道德規范的舉動，結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議。在衛國期間，為了求得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他去見了衛靈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聲極壞)，引起了子路的不滿，以至孔子不得不對天發誓，說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合乎禮的。更有甚者，當一些叛臣來禮聘時，孔子也想去一試身手，這更加讓子路不滿，對此他進行了辯解：“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來，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給他這樣的機會，他就可以讓周禮在東方復興起來；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決不會與亂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懷治國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為國為民做事卻又屢次丟掉機會，這樣是不對的。可見，孔子并非認可那些叛臣們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對犯上作亂的，他真正關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國安民的為政者，能否給予他施展才能的機會，他之所以“欲往”，因為他不想錯過任何一個這樣的機會。當然，如果為政者不給他這樣的機會，他也會毅然決然地離開，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事實上，孔子并沒有真的去，他也從未真正得到這樣的機會，但他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倫理精神，不能不讓人欽佩。
孔子不僅自身如此，對別人的評價也表現出這種精神，其中尤其以對管仲的評價最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養確實不高，孔子曾經對其大加批評，說他不節儉、不知禮、不忠，確實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標準；但另一方面，孔子卻極力稱贊他的仁德，因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則。可見在對一個人的評價中，孔子是將事功與道德分開來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問題，但其結果與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會的安定有序與人民的安居樂業。在一個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結果不能統一的情況下，堅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責任的驅使下，通過道德上成問題的手段，達到了目的與結果的統一，這就是責任倫理精神的體現。孔子看到了這種倫理的合理性與現實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點，所謂“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確實富有責任倫理思想，不過他也有著信念倫理傾向。比如，面對“有道”與“無道”兩種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應該如何抉擇，對此孔子曾經多次加以討論，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不同的場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選擇：在國家政治清明時，君子應該積極入仕，如果甘于貧賤而出世，是可恥的；在國家政治昏暗時，君子可以消極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貴，也是可恥的。“有道則見”體現的是一種基于信念的責任意識，可以說是一種責任倫理精神；“無道則隱”則是為了堅持信念而放棄了責任，表現的是信念倫理傾向。這種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并存的現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與現實、信念與責任的矛盾和沖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沖突，也體現在他的弟子們身上。孔門弟子眾多，其思想也各異，在責任與信念的問題上也有爭論。《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被困于陳蔡之間時，問弟子說：“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對此問題，子貢與顏回分別給出了不同回答。子貢說：“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而顏回則說：“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子貢認為老師的主張確實偉大，但太理想主義了，所以不能為世所用，最好能把標準稍微降低一點，這樣才具有現實上的可行性。顏回也認為老師的主張偉大，但不能為世所用，這不是自己的錯，而是有國者的恥辱，正顯出老師理想主義的崇高。孔子聽后，批評子貢志向不高遠，對顏回則大加贊賞。不過最終，還是子貢到楚國搬來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脫離險境。
孔門弟子不僅在思想上有爭論，在實踐中的表現更不相同。仍以子貢和顏回為例。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顏回則沒建立什么功業，這當然和其早死有關，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沒法和子貢相比，這是他們不同的人生哲學所決定的。基本上可以說，子貢遵循的是責任倫理，顏回堅守的是信念倫理。孔門弟子的這種差異，實際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沖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種展現。
孔子的責任倫理思想不僅影響了他的弟子，而且影響了后來的儒家哲人；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當前仍然有著巨大的價值。當前中國社會發展迅速，但問題也不斷顯現，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責任感的缺失和相應倫理觀的混亂。由于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舊的價值觀念已經動搖，新的價值觀念正在形成但還未普遍確立。價值觀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導致了責任感的缺失，造成了當前社會中不負責任的現象大量出現。所以，責任倫理建設在當前中國就成為當務之急。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不僅西方文化中的責任倫理思想值得借鑒，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中豐富的責任倫理思想，同樣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由于韋伯是從政治倫理的立場來提出責任倫理概念的，而儒家倫理最終也要歸結為一種政治倫理，所以以下僅從信念與責任并重的角度，來看一下孔子的責任倫理思想對當前政治責任倫理建設的積極作用。
責任倫理是信念與責任的有機結合，而且信念是責任的源泉，任何負責任的行為都是在信念的引導下實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內心充滿崇高的信念，否則就很難保證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擔負起真正的責任。韋伯指出，政治家是為了某種事業而去追求和運用權力的，至于這項事業是什么則屬于信仰問題。對于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來說，現實政治生活的意義在于他為之獻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責任本身。如果沒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證現實的責任不流于權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堅守著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為公的道德情懷，這在《禮記·禮運》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著鮮明的體現。這種道德情懷是推動儒家哲人為實現其政治理想而奮斗的精神資源，它從倫理的角度說明了權力的根源、歸屬問題。現代的政治家必須了解，公共權力在根源上是屬于公民大眾的，只有對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會把自己手中執掌的權力視為私人之物。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為公作為政治家的道德情懷，它對現代民主制度的運作仍能起到一種支援作用。如果現代的政治家都富有這種道德情懷，這對民主政治的發展無疑是一種巨大的促進力量。
篇2
“責任”一詞在詞典中的解釋是多義的,它是指分內應做的事,要盡責任;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要承擔責任。即責任就是承擔應承擔的任務,完成應當完成的使命,做好應當做好的工作。所謂責任心,是指個人對自己和他人,對家庭和集體,對國家和社會所擔負責任的認識、情感和信念,以及與之相應的自覺態度。有責任心的人一定會努力工作,熱情主動,堅持不懈,說到做到,不斷充實和學習,不斷實踐和思考。責任心是健全人格的基礎,是能力發展的催化劑。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面對的是成長中的學生,需要用自己的思想、學識和言行為學生提供示范。“為人師表,教書育人”,教師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工作,既影響學生成長,又影響自己的工作成效。沒有責任心,就沒有真正的教育。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應該具有什么樣的責任心呢?我認為有這樣幾個方面:一對工作負責。愛教育,愛學生,愛自己的工作崗位,恪盡職守,把教師這個職業作為自己追求的事業而不僅僅是職業;二對學生負責。既關心學生的學業發展,還關心學生的情感及價值觀的形成,既關心學生的學習成長,還關心學生的品德和良好習慣形成;三對學校負責。熱情投入工作,用自己的言行詮釋一個教育者的基本素質,展現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風采;四對自己負責。精益求精,不懈追求,不斷更新教育理念和知識體系,始終做學生成長道路上的指路明燈,做學生成才報國的引領者,做學生的示范和榜樣。
2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責任心的重要性
(1)責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自身應具有的素質。現在有相當一部分學生缺乏責任感,學習上不求上進,得過且過,情感上隨意、放縱,家庭責任意識淡薄,社會責任感不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要讓學生成才,首先要引導他們成人,使他們能夠承擔起振興中華的偉業,在貫徹這一根本宗旨的過程中,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首先是“人師”,要用自己的責任行為去影響學生,熏陶和教育學生。言傳不如身教。若教師自己都表現為缺乏責任意識,那學生的責任意識更無從談起。教師積極負責的態度,會像接力棒一樣被學生接過去,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態度。“學高為師,身正為范”,責任心是每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應有的素質。
(2)責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是否優秀的重要標志。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學生的個體差異越來越大,部分學生存在著知識層次偏低,學習能力欠缺,進取意識淡薄,自信心不強,價值觀和道德觀多樣化等缺陷,是否能以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來對待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使學生在上課時愿意來、坐得住、喜歡聽,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是否優秀的重要標志。
(3)責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練就過硬綜合素質的必要前提。目前思想政治理論課面臨嚴峻挑戰,如現實形勢發展變化,價值觀念多元化,科技快速發展及改革深入發展帶來的變化等使學生的思想出現新特點、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的調整、創新教育的要求等,這一系列的挑戰都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備全面而過硬的綜合素質,都需要教師有強烈的責任心。有了強烈的責任心,才能有不斷進步的動力,才能有勤奮工作的熱情,才能有務實創新的工作態度。
3 如何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責任心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工作是“正人”,是對學生人性的培養,更需要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和潛移默化的影響,要教書育人,把學生培養成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就要求教師“正人”必先“正己”,不斷強化責任心,因為教師的言傳身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替代的最燦爛的陽光。
(1)增強使命感、責任感,做負責任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肩負重任,應當充分認識在價值多元和多樣化的全球時代背景中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心中長存教育的使命感,把培養“四有”新人視為己任,既教書更育人,要用自己的責任行為去潛移默化地影響熏陶學生,“其身正,不令而行”。要以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為根本,做學生的榜樣,做負責任的教師:對全體學生負責,不論他是否優秀;對學生的未來負責,既要讓他們學好理論知識,練就過硬的就業能力,還要培養他們吃苦耐勞、勇于拼搏的品格,更要培養他們堅定的信念和信仰,全面關注他們未來的發展;對給學生傳授的知識負責,教師要有淵博的知識,通達的學識,才能在教學中游刃有余。思想政治理論課涉及面廣,實效性強,政治要求高,認真備課很重要,要給學生一碗水,教師要有長流水,總是“復制”老觀念,“粘貼”老方法,“鏈接”老資料,難以引起學生的共鳴。
(2)增強教育教學能力,做腳踏實地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教師工作沒有什么驚天動地,備課、上課、改作業、查資料等,無非這樣一些小事,但要把這樣的小事做好,做到位,必須有堅持不懈的責任心。
社會在向前,國家在發展,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職責不僅僅是傳道、授業、解惑,而應站在時展的高度,在掌握理論的基礎上,不斷探索時展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面向社會現實,面向學生關心的實際問題,沒有精深的學識和較強的教育教學能力,很難成為合格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高度的責任心不僅是教學取得成效的關鍵,更能為學生樹立一個良好的作風榜樣,讓學生在耳濡目染和切身體會中理解什么是負責任的態度,從而自覺培養自身的責任感。
(3)超越平庸、挑戰自我,做永不放棄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選擇教師這一職業,就選擇了平淡,但平淡不等于平庸,要認清并克服當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不利影響,立志做一名學生喜歡的優秀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
篇3
關鍵詞：社會責任 思想政治理論課 教學改革
一、大學生社會責任感
從狹義上說，社會責任感是指個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責任感，包括個體對社會、對家庭、對他人所應承擔的責任，以及履行各種義務的一種自覺意識和情感體驗。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是大學生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在學習和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在調整個體與社會關系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價值評價和行為選擇，體現著大學生個體獨特的人格品質和心理傾向。具體來說，是指大學生在承擔自身與社會發展的責任中所作出的行為選擇、行為過程及后果是否符合內心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情感體驗。
二、增強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意義
（一）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水平的提升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出現大眾普及擴大招生的趨勢，隨著我國高校辦學規模的發展壯大，每年從高校中畢業而流向社會的大學生人數也隨之增多。而每一位畢業后走上工作崗位的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水平，影響著整個社會青年群體的社會責任感水平，進而影響整體社會青年工作者的道德風尚。這對于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起到重要的推動力量。
（二）加強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教育是構建我國公民社會的關鍵因素
責任感及責任意識是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社會責任感教育也是現代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大學生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能否具備合格的公民素質影響著我國構建公民社會能否實現。
三、以增強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宗旨下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
（一）整合教師隊伍，提高教師素質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的學識、言行、舉止、品行、興趣等都對學生產生非常大的影響。一個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教師會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教師首先應對自己的教學工作負起責任，同時又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才能言傳身教，給予學生榜樣的力量。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際效果不理想，這與教師整體素質參差不齊是分不開的。我們不僅可以鼓勵符合條件的校內專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干部和輔導員承擔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任務;而且可以實行“引進來”的戰略，聘請黨校及其他高校的專家、學者以及相關部門的領導干部來校講課或作專題講座，鼓勵返聘身體健康的離退休哲學社會科學著名專家、學者授課或作專題講座。
（二） 緊貼時展，豐富教學內容，適時選題開展社會責任主題教育
第一，以“中國夢”為主題的愛國主義教育。社會責任感中的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感最基本的表現就是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優良傳統是大學生成才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學生要履行的重要責任。思想政治理論課在開展社會責任感教育時，首先要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使大學生增強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感。現階段，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必須開展以“中國夢”為主題的愛國主義教育，讓學生深刻理解“中國夢”的歷史底蘊和時代內涵，使大學生形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烈的民族責任感。
第二，以環境保護為主題的生態文明教育。環保責任感是社會責任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責任感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時代體現。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中所曝光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黨的十報告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提出了“五位一體”的建設總體布局，強調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可以通過選取較為典型的環境危機事件、開展生態課題實踐調查、廢品設計大賽等方式，使大學生增強生態危機意識，充分認識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自覺承擔起保護自然環境的社會責任。
（三）改進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學方法
第一，有效地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
使用多媒體教學，如利用典型的視頻影像資料，能激發學生的興趣點，引起學生感情上的廣泛共鳴和思考，增強了思政課堂教學的直觀性、生動性和趣味性，而且有助于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但是應注意，在現實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堂中，教師應避免單純地為放視頻而采用多媒體教學，或者不能對所播放的影像資料進行深入地分析。因此，有效地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應客觀地對待這一高科技的教學方法，真正做到讓它為課堂所用，為學生所用，為教師所用。
第二，積極采用以學生為主體的多樣化的教學方式。
首先，案例式教學。思想政治理論課可以選取學生身邊的典型事例，應注重挖掘思政課教師、輔導員隊伍和優秀大學生等大學生“身邊榜樣”，充分發揮他們的良好示范作用，在理論課堂中滲透社會責任感教育。
其次，討論式教學。尊重和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是教育的基礎，也是社會責任感培養的重要前提。通過討論式的教學讓大學生自身在理性的思考基礎上，做出獨立選擇才能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起責任來。因此，思想政治理論課可以組織學生對教材和社會中的熱點進行討論和互動，在小組討論，師生互動中，深刻認識社會責任的內涵和重要性，在討論中學會與人合作，達成共識并產生共鳴，增強大學生社會責任感。
（四）豐富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內容
社會實踐活動是培養當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有效途徑和渠道。首先，可以根據大學生學習的專業學科安排好具體實踐活動，充分了解自己專業可能從事和職業要求和職業規范，更好地安排自己專業課知識的學習和專業能力的培養。其次，學校可以組織各種大學生志愿服務等社會實踐，幫助大學生增強社會責任感，也提升奉獻社會的榮譽感。最后，高校應與社會機構合作，建立穩定的社會實踐基地，有計劃地組織好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
參考文獻：
[1]陳德欽，胡凌鑫.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強化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探索.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篇4
論文摘要:倫理思想對構建和諧文化有著重要意義。孔子的“仁愛”、“誠信”、“孝涕”等倫理思想，對和諧文化構建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充分繼承和發揚孔子倫理思想的合理成分，對于我們今天和諧文化的構建乃至整個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和諧文化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倫理思想對和諧文化構建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指出:要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培育文明道德風尚，營造積極健康的思想輿論氛圍，開展和諧創建活動。孔子的“仁愛”、“誠信”、“孝涕”等倫理思想，及其中對人性力量即人的內在情感力量的開掘和信心這一重要人文價值，對構建和諧文化，有重要促進作用。
一、孔子倫理思想簡述
孔子倫理思想核心是“仁愛”。仁是春秋時代的新觀念。孔子認為，“仁”就是要“愛人”。他主張“出門如見大賓”，講待人要恭敬;“使民如承大祭”，講役使人民要謹慎，都有“愛人”的意義。孔子要求人與人之間要充滿愛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對人要溫、良、恭、儉、讓。他告誡統治者要行仁政，善待人民;要求人民應克制私欲謹守禮儀。他要求社會成員各安本分，守住自己的角色，這樣社會就會歸于“仁”。在這里，孔子所強調的仁愛，不僅體現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上，而且也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即對他人、對社會、對整個自然界都要有一種愛心。把倫理運用于社會生活的時候，孔子把“仁”規定為“克己復禮”，主張按照周禮的等級制度處理人與人的關系。
孔子把“仁”作為儒學基本范疇，探討人的價值。他的仁是包羅眾德的最高觀念，他說具有“恭、寬、信、敏、惠”五種品德才合乎仁的要求，又說:“剛、毅、木、吶近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為仁，“仁者必有勇”，“仁者不憂”。總之，“好仁者，無以尚之。”孔子認為，一個人違背了任何一項道德要求都可以被責為“不仁”，并且，一個人即使具備某方面的優良品德也未必夠得上仁。他主張做人要誠信無欺，把“信”作為人的立身之本，將其看成社會關系中一種最起碼的倫理道.德原則。他認為，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在世上就會寸步難行，講究誠信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做人道理。
在孔子那里，道德出于人的內在情感;而在孔子倫理思想中，道德則是基于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普遍的社會成員的素質。他認為，人本性相似。這一相近的本性是人所具有的同情心，盡管有君子小人之別，但趨向于道德、形成道德素質卻普遍存在于君子、小人之中。所以，人應該既“愛親”，又“泛愛眾”。在這個意義_l說，以“仁”為核心的孔子的倫理道德是適用于社會上每一個人的。
傳統的孝與德也被納人孔子倫理思想“仁”的要求。孔子重視祭祖，但他祭祖是為了弘揚孝道。他之所以對鬼神存而不論，是顧慮不能以鬼神的有無而影響人們的現實之養。對孔子來說，“孝”最重要的是“養”和“敬”，這就把孝看成是現實的親子關系，是一種具有此岸價值的行為。通過祭祖是要讓人們了解孝道，培養人們孝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指喪禮，追遠指祭禮，通過這一類禮儀促使人們倫理道德進步而達到仁。
再一步來說，孔子倫理思想中的孝梯思想，是針對當時人倫關系顛倒的混亂局面，從解決家庭內部倫理關系人手提出的，強調各守其道，各安其分，用孝梯來規范、協調家庭內部人際關系。孝是子女對父母之愛的品德，強調子女對父母尊敬服從，擴展開來就成為家族系統中處理上下關系的道德規范，維系子輩對父輩的隸屬。梯是弟對兄長敬重親愛的品德，擴展開來就成為處理家庭系統中左右關系的道德規范。他認為，只要人人做到“孝梯”，就不會犯上作亂，天下就會太平。
二、孔子倫理思想解析
孔子的仁者愛人倫理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和諧文化包括多方面、多層次、多領域的和諧，在某個層面上說，就是要求人們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方面都充滿仁愛之心，以此來推動各方面和諧，從而實現文化和諧乃至整個社會和諧。沒有愛，也就無和諧可言。繼承孔子的仁愛精神，以這種仁愛及其所體現的倫理原則培養人們同情他人、關心他人和愛護他人的社會公德意識，最終會使文化和諧更進一步。
孔子主張“誠信”。認為誠信是立國之本，是治國的重要原則;誠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誠信是溝通人際關系，促進人與人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紐帶。孔子的誠信思想對今天加強市場經濟下的職業道德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對構建和諧文化也因此而具有重要意義。按照孔子的誠信思想，社會將會營造出誠實守信的和諧文化。
孔子主張的“孝梯”思想，對我們家庭和社會生活產生著重要影響。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家庭美德建設。家庭美德是每個公民在家庭生活中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涵蓋了夫妻、長幼、鄰里關系。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有著密切聯系，正確對待和處理家庭問題，共同培養和發展夫妻愛情、長幼親情、鄰里友情，不僅關系到每個家庭的美滿幸福，也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諧。家庭美德需要用家庭倫理規范來建構。贍養父母、愛護兄弟、尊重婦女、養育子女，是社會主義家庭美德建設的一項基本要求。孔子的“孝梯”思想，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尊老愛幼”、“贍養父母”、“兄弟友愛”、“夫妻和睦”等思想，對于建設新時期的家庭美德，推進和諧文化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孔子倫理思想表現出對人性力量即人的內在情感力量的開掘和信心。他將道德視為內在情感的訴求，使人的道德主體地位得以體現。周代的“孝”、“德”因其同祭祀祖先、克配天命相聯系，受鬼神的強制，還不是人完善自己本性的自覺意識，這時的道德還不能獲得人類精神自律的意義。孔子將道德置于現實的人、現實人的真實情感之上，人因為這種真情實感并將其“推己及人”而獲得了內在的規定，“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從而使人本性趨于完善。由于道德是人的內在心理追求，成為有德之人完全取決于自己意志:“為仁由己”，只要不懈努力，完善的道德境界就會實現，“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樣，就使人成為了道德的主體。而建構和諧文化，同樣要發揮人的主體性作用。
孔子使道德成為普遍的社會調節力量，按照孔子倫理思想，由于同情心是人人都有的，由此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必然是會見諸于每一個人的，使一種德的方式成為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基本選擇和常態，從而使道德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協調機制。孔子還重視教化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教化能夠激發人情感，使人為善。孔子將人的真情實感看作是道德的基礎:“剛毅木吶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通過“慎終追遠”能夠使“民德歸厚”，這些禮儀激發了人們的內在情感，使人們去以孝為梯，道德感得到了強化。推而廣之，能夠用道德加以引導、用禮教進行規范，人們就能夠自覺達到一定的道德要求。孔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表現了對人性向善的信心。在料現當代和諧文化建設中，我們要重視道德作用，加快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推進“以德治國”戰略盡快實施，用道德來建構和諧文化。
三、孔子倫理思想對構建和諧文化的啟示
當前，現代化潮流正在中國激蕩，隨之而起的，是思想意識的魚龍混雜，是倫理思想的紛紜復雜，是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磨合。文化和諧，對社會和諧具有重要促進作用。作為中華民族傳統主流文化，孔子所創建的儒家文化對民族文明進步和發展壯大發揮了母文化的綱領性作用。它的外山之學主導了數千年間中國社會全面的組織功能，為家庭建立起完善的倫理秩序，為社會構筑起良好的道德秩序，為國家發展出穩定的政治秩序。它的心性之學為中華民族成員提供了完善人性、追求祟高的生命意義系統，提供了物為心用、利由義統的價值標準，提供了天人合一、群己和諧的行為規范。數千年它有效地護持著這個東方渙渙大國的民族統一，社會穩定，民生福社，使中華民族成為人類歷史上惟一文明未曾中斷的偉大民族。
孔子的社會倫理從宗法觀念出發，比較重禮崇德，這有助于克服現代社會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一切只以機械劃線、工具解決等弊端;他的社會倫理思想從群體意識出發，強調群體重于個體，主張義務重于權利，這有助于糾正現代社會在群己關系方面的片面性;他的家庭倫理由尊尊親親的家族情感出發，在現代社會這樣一個人情友情日趨淡漠的時期，可以經由喚醒親情意識而增強人間愛心和責任意識;他的經濟倫理思想中的義利之辨，由于強調義重于利、義先于利的原則，這有助于緩和人們競爭的無情、奪利的冷酷而使社會趨于和諧;他的吏治倫理中的德仁址京則，由于強調官員的道德約束和仁政責任，對目前權力和權力制衡者的共同腐敗、權力的廣泛濫用等社會問題都會有限制作用;他的秩序倫理中的角色差別理論，能使社會成員更清醒地意識到社會差別的天然存在，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權責。總之，孔子的重禮祟德、群己關系、權責關系、重情厚義、以義為先、官德仁政、角色權責等倫理思想，對于我們現時代的和諧文化建設，無疑具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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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在校生70%以上來自農村和鄉鎮，這些學習成績較差的學生往往存在素質不高的問題。而在高技能人才培養過程中，技工院校又普遍重視對學生技能操作技術的培養，往往忽視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從而導致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設滯后、德育教師隊伍力量比較薄弱、教學內容與時展嚴重脫節、校園文化和學生社團建設相對滯后等問題，這種現狀致使技工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對學生失德行為糾治乏力。我國傳統倫理思想是中國五千年燦爛文化的智慧寶藏，其思想核心為“忠、孝、仁、義、禮、智、信”。而技工院校的學生在校期間正是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學校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與中國優秀傳統倫理思想緊密結合起來，積極倡導學生學習傳統國學文化，豐富傳統倫理思想教育形式，充分發揮其育人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品格。
一、以傳統 “報國以忠”的倫理思想對學生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技工院校學生多數來自農村貧困家庭，出身單親家庭、接受簡單粗暴教育的情況較多，形成部分學生玩世不恭、思想偏激、自卑封閉等性格，導致學生對家長、老師、學校和社會都缺乏一定的認同感和責任感，主要表現為愛國愛家意識淡薄、崇洋媚外現象嚴重、待人接物缺乏忠誠等。在我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愛國思想，從屈原的“雖九死其猶未悔”，到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清代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報國故事更是舉不勝舉，比如漢朝霍去病掃蕩匈奴、宋朝岳飛抗金、明朝戚繼光抗倭等等。這種“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思想不僅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也是評價個人道德品質的重要標準。學校可利用學生班會、校園廣播、宣傳櫥窗、辯論活動、主題團日等方式，向學生介紹和宣傳我國傳統愛國思想和報國故事，使學生切身感受到愛國主義的內涵，喚起內心深處由衷的愛國主義情懷。
二、以傳統“事親以孝”的倫理思想對學生進行知恩感恩教育
技工院校學生年齡多在14~19歲間，且獨生子女較多，逆反心理和自我中心思想嚴重，稍不如意便對父母和老師橫眉冷對、橫加指責，毫無孝悌可言。“事親以孝”是我國傳統倫理的核心思想之一，隨著人們長期的道德實踐，“百善孝為先”已經成為人們主流的價值取向，以及維系家庭共同體和社會和諧的道德規范。當前技工學校教育的課程中，更多關注于學生技能技術的培養，缺乏“孝悌”倫理思想方面的內容。而“孝悌”的倫理思想對當代技工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學生只有有了“孝悌”之心，才會有感恩之舉。因此，學校應把“孝悌”思想與感恩教育有機結合起來，積極營造校園內的感恩氛圍，開展主題鮮明、形式多樣的學生感恩教育活動，讓學生積極參與其中，親身進行道德實踐，在不斷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內化道德準則，進而形成孝敬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同學的道德習慣。
三、以傳統“愛人以仁”的倫理思想對學生進行奉獻意識教育
技工院校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時期，更易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網絡不良信息和社會不良風氣等因素的影響，部分學生在生活和學習方面、榮譽與利益面前只顧自己、不顧他人，對于他人和社會缺乏應有的愛心，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嚴重，社會責任感和奉獻意識淡薄。在我國傳統倫理思想中，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墨子的“兼相愛”，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高尚情懷和道德情操，無不體現我國傳統助人為樂、樂于奉獻的倫理思想。學校應以培養學生仁愛之心作為倫理道德教育的基點，在學校團委主導下，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務隊，利用周末和節假日時間，深入到住宅社區、養老院、福利院等社會公共場所，開展義工勞動、慰問走訪、助殘行動、扶貧助困、防艾宣傳等主題的志愿公益服務活動。同時不斷創新服務內容和活動形式，讓志愿者活動滲透到社會各領域，使技工院校學生親身進行道德實踐，有利于培養學生助人為樂、樂于奉獻、舍己利人的高尚品德，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良好校園風尚。
四、以傳統“取利以義”的倫理思想對學生進行義利觀教育
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義”和“利”不能分割，從而形成人們的義利觀。所謂義利觀，是指人們如何對待倫理道德和物質利益的關系。技工院校的學生受年齡和價值觀限制，不能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在價值取舍上存在重利輕義、先利后義和自私自利的現象。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主張“重義輕利”“先義后利”和“公義至上”，這里的“義”主要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正義”，指的是合宜的道德行為或道理；二是“義氣”，指的是主持公平公正。這里的“利”，指的是物質利益和功利，包括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的利益。學校應充分利用我國傳統義利觀的經濟倫理思想資源，著重對學生進行義利觀教育，讓學生在價值取向上認識到要先義后利、先公利后私利、先集體后個人，幫助當代技工院校學生樹立正確的義利觀。
五、以傳統“待人以禮”的倫理思想對學生進行文明禮儀教育
技工院校學生素質受生源質量差的影響，學生的不文明和失禮行為較多。眾所周知，我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禮”的思想在我國傳統倫理思想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孔子認為造成周朝大亂、諸侯爭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禮”的破壞，因此他一生倡導“克己復禮”。漢代也曾專門為社會制度、禮儀制度和人們觀念的繼承和變化編纂了一部關于禮學的論著——《禮記》，成為士者必讀之書。我國傳統倫理思想認為，“禮”是由“數”與“義”兩部分組成的，“數”是指具體的禮儀，制定了一系列繁瑣而又具體的封建禮儀制度；“義”是指關于“禮”的哲學理論，形成了一整套系統而又豐富的“禮”的哲學思想。“禮”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接人待物處事的道德規范，它不僅是一種外在的行為規范，還是一種內心的道德自覺。學校應從學生內心和外在兩方面培養學生文明禮儀的良好道德規范。一是通過制訂校規班規，用制度約束學生行為，讓學生從內心上知禮，形成恭敬謙卑之心；二是通過引導學生運用禮儀，讓學生從外在上要行禮，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六、以傳統“誨己以智”的倫理思想對學生進行技能成才教育
選擇技工院校的學生多半遭受中考失利的挫折，易產生厭學情緒，在學業上往往不思進取，學習態度不夠端正。我國傳統倫理思想認為，“知有所合謂之智”，也就是說“智”不僅僅是人們自身擁有的智慧，還要做到認識和客觀相符合，明白自己身處什么樣的環境、該做什么樣的事情、用什么方法做事情。學校應結合傳統文化“智”的倫理思想和優良傳統，深入開展入學教育、職業規劃等活動，使學生在正式學習某項專業前，對職業意識中的立業、敬業和創業有一個積極正確的認識，從而激發學生對本專業學習的熱情，努力學好技能知識，練就過硬技術本領，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有用之才。
七、以傳統“交友以信”的倫理思想對學生進行誠信意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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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梁啟超；新民倫理思想
梁啟超的倫理觀是在探索拯救中華民族危亡的道路中形成的思想成果。其倫理思想既以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為基礎，又不斷地吸納西方的倫理觀念并加以創造。
一、新民思想的產生
梁啟超的新民思想產生于中西文化發生激烈碰撞的時代，其主要是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融入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權利思想以及競爭意識和進取精神等。因此該思想是中西方文化思想化合的產物。梁啟超早年接受傳統儒學教育，傳統文化價值觀對他的影響很大。他認為儒家修身養性的思想對“新民”人格的塑造意義重大。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形成還與嚴復思想的啟迪分不開。嚴復是最先樹起“新民”旗幟的人。梁啟超在嚴復新民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第一套系統、完整的新民理論，新民思想的形成，還與盧梭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思想和天賦人權理論的啟迪分不開，受其影響，梁啟超開始認識到“國民”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此外，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和社會有機體論也是構成梁啟超新民思想的理論基礎之一。
二、新民思想道德范疇
1、公德與私德。梁啟超首先把道德區分為公德與私德:“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他認為,公德和私德兩者應該是統一的，都對“新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缺任何一德都無法立國。公德即合群之德,而中國舊倫理則偏于講私德, 不關心國家興亡,新民德就必須更新國民的公私道德觀念。梁啟超提倡人們應該愛群、為公、利他,倡導“舍群之德”，當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發生沖突時,應“不惜犧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擁護公益”。在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代,梁啟超嚴厲譴責了獨善其身主義,并反復強調了個人對群體、社會、國家不容推諉的責任,所有這些對培養人們的群體意識,樹立人們的社會責任感,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精神,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獨立與合群。梁啟超以社會進化論作為其新民倫理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根據物競天擇、合群優性的原則，提出了獨立與合群的倫理范疇。希望能夠通過提倡“獨立之德”達到“以獨扶群”的目的，改變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梁啟超所言獨立是對中國千百年來專制壓迫下造成的奴隸服從的反抗。因此，他反復強調獨立品格對于改造中國國民卑屈服從的劣根性，以及個人獨立對于國家獨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與“獨立”相對的是“合群”，獨立與合群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梁啟超認為，傳統中國有群的形式，而無群的實質，即缺乏合群之德。他非常看重“群”的概念，宣稱加強群體的凝聚力，促進群體利益，是道德的本質所在。他所說的“合群之德”實質上就是提倡愛國主義，這樣就把合群和愛國聯系起來，把培養民眾的合群道德與救亡圖存的政治活動統一起來。
3、自由與服從。與“獨立之德”密切相聯的，還有“自由之德”。自由是建立在獨立的基礎上的，梁啟超指出：“不自由，毋寧死。”梁啟超強調“自由之德”的重要,在于啟發人們做一個“自由”、“自主”的人的道德自覺。缺乏這種道德自覺,就不可能真正“自得、自享,享受自由權利”。與“自由”相對待的是“服從”。梁啟超把“自由之德”與“服從之德”看成是不可缺少的兩個方面，這就是說，自由與服從二者必須并存，而且完全可以統一。任何一個個體,都不得離開群體而孤立生存,無條件的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梁啟超指出有兩種不同的自由,即“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而這種“文野之別”,“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他在這里所說的制裁力,也就是人類的自治能力。所以，梁啟超所主張的自由是在近代法律制約下的自由，也是服從維護整個社會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的需要。
4、權利與義務。梁啟超的新民,就是要提高中國的全民素質,其直接目的是拯救和改造中國,振興中華民族。他認為有了權利思想,人們才會自覺地追求自由,捍衛自己應得之權利；沒有權利思想,自然也就不會有獨立自主的人格和人的自由。當然，梁啟超在強調加強人們的權利意識的時候，并沒有忽略義務，梁啟超認為要求權利是為了喚起個人的獨立自主意識，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而應盡義務，則是一個人作為社會的成員應該對社會所作的貢獻。在這里，梁啟超是把權利和義務的思想提高到國家興亡的高度來認識的。由于當時的中國還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壓迫的現實。所以，他強調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是著眼于愛國主義以及維護國家獨立等一系列問題上的。
5、利己與利他。梁啟超的倫理觀念，是以強調“利群”、“益群”為標準的。但他也并不排斥人們的個人利益，主張妥善處理“利己”與“利他”的關系。梁啟超關于“利己”、“利他”的論述，特別源自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人們可以發現他放棄了極端強調個人主義的作法，在肯定利己合理性的同時，更強調“愛他”、“利群”行為。在梁啟超看來，“利己”行為中包含著一種對個體與群體的責任感、道德感。“利己”必須從“利群”“愛他”為前提，否則無群的共同利益，個人利益也不復存在。重視群體的價值，反映了近代中國迫切需要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的現實需要。
三、對新民思想的評價
新民思想是歷史的產物，它的產生合乎中國社會近代化進程。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次啟蒙思潮的核心內容，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制約，梁啟超在論述新民思想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謬誤。但不能否定的是，新民思想這一學說包含了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我們關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深層思考，從該意義上說，其在今天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第一，準確把握新民思想，有助于我們認清歷史。梁啟超雖然未能造就中國之新民，但對當時的國民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第二，準確理解新民思想有利于我國民主建設和文化建設的發展。所以，批判地繼承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對于塑造新型建設者的思想道德，對于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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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倫理 哲學 倫理建設
企業倫理，作為經濟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已越來越多地被眾多研究者及企業所關注。從1962年美國政府公布的第一個關于企業倫理及相應行為的聲明，到1997年全球第一個企業道德規范標準―社會責任標準體系（SA8000）的制定，充分說明遵循和研究企業倫理將是21世紀企業管理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因而，從哲學的角度透視和分析企業倫理，是有重要意義的。
馬克思的經濟倫理思想
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作為經濟倫理理論及其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豐富和發展了經濟倫理學這一學科。在馬克思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幾個階段中，都非常關注經濟倫理問題。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可以發現他并沒有使用過“經濟倫理”這個概念，但著作中卻蘊涵了豐富而深刻的經濟倫理思想，成為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關于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經濟主體的倫理特性、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經濟所有制形式與經濟主體的對應倫理關系、經濟范疇的倫理分析和批判的思想”（余達淮，2003）。它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論為理論基礎，一方面強調經濟基礎對道德發展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注重道德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從而體現了倫理是經濟的目標，經濟是實現倫理目標的手段的相互作用關系。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對于倫理學學科的發展將提供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指導，將促進倫理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也將擴大倫理學研究的領域。
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對我國經濟和管理實踐的指導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揭示了任何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和經濟制度的產生及形成，都將受到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觀念以及道德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對于當代社會背景之下應當建立的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倫理的規范體系具有十分明顯的指導作用。
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批判了資本主義鼓吹的制度永恒性的幻想，描述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倫理關系和經濟理想，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關系和倫理秩序提供可參考依據。
馬克思對經濟主體、經濟制度和經濟范疇所進行的倫理分析，促使人們清醒地關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密切重視企業的自由度，與別的經濟主體發生經濟關系的正當性等問題，在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指導下做出現實的回答。
我國企業倫理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的確立，企業被推向市場，逐步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相對獨立的、平等的經濟實體，無論規模大小，都無法回避經營行為是否正當、是否道德的問題；無論何種性質，都必須服從市場規則和社會道德準則：既享有一定的權利，又承擔一定的義務和道德責任；在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兼顧“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切實處理好企業與社會、企業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否則企業就會受到社會的譴責而喪失信譽，最終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但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經濟活動領域不道德和企業倫理缺失的現象日漸增多，主要表現在：
漠視社會責任。無視自己在社會保障方面應起的作用，盡量逃避稅收以及社保繳費；缺乏提供公共產品的意識，對公益事業不管不問；較少考慮社會就業問題，將包袱甩向社會。
提供不合格的服務和產品。生產的產品不合格，甚至是假冒偽劣產品，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健康，并造成精神上的傷害，使得消費者對市面上的商品持懷疑態度；廠商做出的虛假廣告會誤導消費者做出錯誤的購買決策。
企業的非法和惡性競爭。產品惡性競爭，貶低他人，或仿造他人產品以獲取利潤；不正當價格競爭，引起市場混亂和產品質量下降；非法獲取競爭對手的內部機密等。
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作環境不符合健康標準，缺乏相應勞動保障措施，員工，尤其是農民工的健康得不到保護。
環境保護不利。較少考慮環境保護，節能減排不利，將利潤建立在破壞和污染環境的基礎之上。
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倫理現狀并不樂觀，在經濟轉型時期企業的道德水平出現滑坡，企業經營者對企業倫理建設的重要性的認識還不夠。國家對這個問題也尤為重視，反復重申要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以哲學的價值觀、方法論去引導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企業倫理的辯證理解
（一）企業是倫理建設的主體
首先應強調企業倫理的主體性。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主體是一種自由的、能動的交換主體。企業作為參與交換的主體成員，對道德責任的訴求具有客觀必然性。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伴隨著政企分開、政府權力下放、企業自提升的改革，企業的主體性在不斷地張揚。但是有相當一部分企業習慣于強調自身的經濟屬性和經濟存在，只承認自身是經濟主體，在企業的決策和經營過程中，經濟效益、經濟指標成為企業的唯一目標，企業不愿承認或干脆否認自己也是倫理主體。當務之急，社會、政府應督促企業重新審視自身的定位，重新確認自身的社會責任。要使企業認識到自身不僅僅是經濟實體，同時又是倫理實體，是二者的有機統一。
（二）企業倫理的特質
企業主體面對各種各樣復雜多變和難以預料的評估選擇和行動決策是與其身處的具體背景環境密不可分的。如何能找到一種使普遍倫理規范在具體情境中現實化，同時令企業主體受制于這樣一種規范的方法就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在此過程中，辯證唯物主義者強調實踐的重要意義，即要求決策者在具體情境內的行動選擇的實踐當中去落實，證實在這樣一種實踐中修正普遍性的倫理規范。企業主體在具體實踐中將企業道德責任與企業主體性、行為自由有機地統一起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主體雖然受到國家法律、法規的制約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指導，但其在本質上服從于作為“經濟世界”中的普遍法則的客觀市場經濟規律，同時企業主體性、能動性得到最廣泛的認可。企業主體是在有限的行為選擇范圍內進行經濟活動，在實踐中其行為選擇是從自身的主體性的利益需要出發，且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市場活動，即企業主體既是自由的又有訴求道德責任、義務的必然性。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下，在相關經濟法規和相關行業規定的“硬約束”，以及在公眾和社會輿論的“軟約束”下，為企業主體的行為自由提供了可選擇的空間，為企業主體能動性的發揮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同時為企業承擔道德責任提供了切實基礎。企業道德責任不是一種外在的義務，而是企業能動地開展自身活動的必然訴求，是彰顯自身主體性地位的內在條件。
（三）企業倫理的價值訴求
企業管理一直以來是以效率作為其核心價值取向的，從管理學的產生、發展和理論演進來看，效率問題一直是人類管理活動面臨的首要問題，管理者總是謀求以最少的勞動力投入和最經濟的勞動要素的組合來獲取最大的勞動成果，從而有效地分配、利用和再生資源，實現資源的稀缺性和人類需求無限性之間的動態平衡。但企業倫理講求的是道德基礎上的效率實現，也即管理創造效率必須取之守道。這里的“道”，既指生態方面的社會道德責任，又指企業在承擔社會關系方面的責任，也就是企業在社會生活中應扮演的角色，更具體說來，就是企業對員工、消費者、公眾、政府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社會性是道德性的重要特征。企業倫理以道德性作為其價值訴求，從本質上說是其自生自覺的倫理品性決定的。
企業倫理建設途徑
如前所述，企業倫理決策受環境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企業倫理水平要從加強外部建設和內部建設兩方面入手，外部建設是一種外因，迫使企業去從事合乎倫理的活動，內部建設是一種內因，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通過外部建設的加強迫使企業主動加強內部建設，提升其倫理觀念，并且將其固化為企業穩固的一種道德信念，由低層次狀態最終能夠上升到高層次狀態，由一種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主要途徑如下：
（一）加強外部建設
健全與完善法律體系，形成“強約束”。一國法制的完善程度和社會道德狀況往往成正相關關系。法律制度具有倫理教育作用，它可以強化某種行為傾向，人們受到外在法律制度約束會被迫對自己的行為進行選擇，逐漸就會形成為一種習慣，此時，外在的制度約束就轉化為個人的自我約束，倫理水平由此得以提升。通過健全與完善法律體系會對企業行為形成強約束，可以有效地抑制企業的反倫理行為，促使企業盡快形成遵循社會道德規范的行為習慣。
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加速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效能是當務之急。在此基礎上，為以社會倫理規范為準繩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市場信息實現外部效應內部化；提供公共產品，合理組織非市場經濟領域活動；保護競爭，防止壟斷；調整收入再分配，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采取必要的調節措施避免經濟運行的周期性震蕩。通過以上職能的履行使得企業能夠成為真正的經營實體，在自利和競爭的壓力下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從而提高企業倫理水平。
構筑社會公眾監督系統。由政府出面聯絡銀行、中介部門、稅務、海關、工商及駐外機構，建立全國性的公開的綜合的社會信用信息網絡，以提供各類企業的各種信息：如企業營業范圍、注冊資本狀況、資產負債狀況、經營作風、產品或服務質量、年檢情況、履約信用等商業信用信譽狀況以及與金融、政府、司法等機構關系等。這樣一個綜合信息網可以公開讓交易各主體在網上快速準確獲取有關對方的信息，防止上當受騙，形成“軟約束”。
（二）強化內部建設
加快SA8000認證，制定企業倫理準則。一方面，積極向有關評審機構申請社會責任標準認證（Social Accountability ，簡稱SA8000），提高企業的社會和國際公信程度；另一方面，建立企業自己的倫理準則，規范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責任關系，形成企業自身行為約束。樹立社會責任、誠實守信、競爭合作、顧客至上、尊重員工等現代企業倫理觀念，并且依據現代企業倫理觀念來制定以互惠互利為原則，以誠實守信、公平交易、社會責任為要求的價值規范體系。
加強員工的倫理教育。企業倫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有賴于企業員工不去從事各種反倫理行為；另一方面也有賴于企業員工積極配合對企業反倫理行為的揭發和監督。企業要重視對員工的倫理教育，提高員工道德認識水平，陶冶道德情感，鍛煉道德意志，這有助于企業成員堅定道德信念，形成道德習慣，從而提高整個企業的經營水平，推動整個企業的發展。
提高企業領導者的倫理素質。領導者是道德型戰略的設計者、執行者，其本身的道德素質對整個經營戰略的影響是關乎全局的。企業領導者的倫理素質是企業倫理的軸心，企業領導者的人格塑造是企業倫理建設的重點，企業凝聚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經營者的人格魅力，培養道德型的領導也是企業開展倫理經營的重要保障。企業家要有高度的責任意識；企業家本人應自重、自愛、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約束自己；要自覺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在權力、地位、人際關系方面自我約束，要求員工遵守法律、道德和紀律規范，自己首先要帶頭嚴格遵守，只有自我完善和自我約束才會帶領企業不斷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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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管理倫理 ；差異；比較；對策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2－0066-04
隨著現代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出現，人類的管理活動已不再是單純依靠技術或技巧層面的管理，而日益轉變成了依靠技術、制度和倫理等三種要素共同拉動的管理。尋求管理與倫理的有機統一，追求管理的倫理化已經成為了現代企業管理發展不可阻擋的一種趨勢。
縱觀中、西方企業管理倫理思想的發展歷程，現代企業的一個重大趨勢就是人們越來越重視人的倫理道德的重要作用，將倫理道德規范與企業管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對于中國企業來講，究竟應如何比較和借鑒中、西方管理倫理理論與實踐，以及重建怎樣的倫理規范來作為企業遵循的依據，已成為當今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中西管理倫理的差異比較
（一）思維方式的差異
中國傳統文化主張用綜合、辯證的思維去把握事物，用個人直覺和內心感悟去認知事物，它本質上是一種人本主義文化，強調以人為中心，重視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關系，主張和諧協調的群體合作精神，提倡個人對家庭、社會、國家的責任感。一切管理都以“修己”為起點，達到“安人”的目的。西方管理倫理強調實證，通過實證觀察數據來驗證假設，發現規律；強調理性，排除對事物認識中的情感因素，強調人的行為的合理性；強調分析，通過分解或對事物構成的細微分析達到對事物的認識；強調形式邏輯，追求建立嚴密的合理化演繹體系。強調個人的自我利益，弘揚個人的價值，主張權利與義務清晰的制約關系。
（二）管理倫理目的的差異
中國傳統的管理倫理的目的是以和諧為核心的目標系統。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非常強調管理倫理的和諧理念。孔子的管理倫理思想是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以和諧為目標的。在孔子這種“和為貴”的管理倫理思想的影響下，孟子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了“和則多力”等管理倫理命題。這是一種人我類同、平等的道德思維，也是人與人交往時的實際和諧狀態的道德式語言表達和人際協調的管理原則。西方管理倫理的目的是追求對設定目標的價值實現。西方管理倫理把各種條文、規章制度、程序、標準等一系列規定作為基礎，明確組織內每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為某個價值目標去努力。西方管理倫理主張追求利潤最大化。管理講求效率，強調最優的方案，即以最少的時間、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好的質量和最高的利潤。
（三）管理倫理手段的差異
中國傳統管理倫理的手段是制度、人情與心治相結合。以人的情感來調控人的行為是中國管理的重要特征，認為情感需要的滿足、人情的濃郁是組織凝聚力的來源。同時，管理者先正己身再正人心，將心治作為一種激勵機制達到管理的目標。西方管理倫理的手段是理性與法治相結合。在管理方法上善于思辯，重視邏輯推理，依靠科學試驗，具有經驗論的傳統，把管理理論建立在感性豐富、知識清晰的基礎上。在管理過程上不重人情重制度，重物輕人，將人與物視為同樣的要素進行配制和使用。
（四）管理倫理的變革意識方面的差異
中國傳統管理倫理變革意識守舊，管理強調繼承性和穩定性。西方管理倫理變革意識體現出不斷的創新的特征。西方管理在長期的商品經濟環境下，不僅有嚴密的形式，而且充滿創新精神。一方面在制度、契約下進行統一管理，另一方面，組織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要打破原有的規范，使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論的革新和創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二、中西方管理倫理思想優勢及其局限性
（一）西方管理倫理思想優勢及其局限性
西方管理倫理充分發揮了人的工具理性的作用，形成了一整套使理性控制人性以獲得利益的管理機制。其管理理論成為經過普遍經驗檢驗并得到證明的原則、標準、方法、程序的一個體系，并表現出不斷變革的創新精神，這種管理倫理優勢是中國傳統管理倫理所缺乏的。但西方管理倫理存在著其自身不可彌補的局限性，這種契約社會的管理倫理局限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缺乏對人性的科學認識。長期以來，西方企業的管理者把被管理者作為管理客體、工具看待，人在生產中處于被動地位。管理的核心問題是研究如何控制人。泰羅的科學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經濟人”人性假設之上，他認為人們以自己的經濟行為去追求物的目的，而不是去追求自己成為社會敬仰的人，實現自我完善。行為科學管理從以物為中心走向了以人為中心，但它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缺少一種經濟制度的大結構框架的觀點。理性主義復活的管理叢林時代，人被看作是系統中的一個要素，忽視了人的價值觀和信念。
2. 沒有找到理性控制與非理性控制的結合點。西方管理理論自身一直沒有自覺地研究過如何通過文化、倫理的暗示、集體主義精神的感受對職工起約束作用的管理倫理問題。所以，西方管理思想在物質層面上是成功的，但在人文精神方面并不成功，科技理性盡管促進了西方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同時也限制了更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尤其是人、組織、社會的協調發展，使管理失去了終極意義。
（二）中國傳統管理倫理的不足與現代價值
較之西方，由于管理倫理產生的時代、人文、思維、社會結構等不同，中國管理倫理對象側重于國家管理和行政管理，而非組織管理，其不足集中體現在剛性不足而柔性有余，過分強調和諧而不講求效率，過分強調彈性而制度不足，講求中庸忽視科學與精確。中國管理倫理倡導人生健康、自在以及天人合一等和諧理念，是對中西文化整合的促進，而片面追求和諧的同時扼殺了創新。但中國管理倫理思想博大精深，許多傳統管理倫理思想具有現代價值。
中國管理倫理以和諧為管理的依托。中國儒家的修身學說認為管理者必須進行自我修身和管理，修身即人對自我的管理是儒家管理倫理思想的邏輯起點。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治與外治相結合，從而達到和諧之目標。此外，中國儒家曾提出用“仁”的道德原則來管理人際關系，以達到人際和諧的目標儒家的“仁”，本質上是“愛人”之意，孔子提出了兩條途徑：其一是“忠”，其二是“恕”，這就是說，自己想有所成就的，也希望別人有所成就，自己想達到的，也幫助別人達到。通過忠恕之道即 “人我類同”推己及人的道德技術和管理方法來協調社會關系，減少人際沖突，實現管理的終極和諧。
中國管理倫理講求義利統一的管理利益觀。中國管理倫理思想強調以義制利、義利統一思想，并以此作為調整人與人、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義利關系的價值準則。在現代經濟管理中，義和利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一方面利是產生義的物質基礎，一切利的取得又離不開義，管理中要獲得更多的利就必須遵循一定的義，組織的維系也離不開義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義與利相互制約，義的作用發揮得好利才能得以實現，組織從正義的活動中獲得利，義才能得以自覺貫徹。中國傳統管理倫理的義利觀促使現代管理利益觀既重視利，又重視義，以義促利，以利促義。
三、中國企業在管理倫理方面應采取的對策
任何一種方法與對策都要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傳統，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應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盡最大可能的吸收外來的精華。事實上，當我們在拼命引進美國的管理理論，而美國人又開始向日本學習的同時，日本人卻說：他們在管理思想方面主要是學中國的，而且早就開始學習了。正如日本現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在其所著的《東方人的經營智慧》一書中所說：“日本企業家只要稍有水準的，無不熟讀《論語》和《道德經》，孔子與老子的教訓給他們的激勵影響之巨，實例多得不勝枚舉。”
（一）發揚中國優秀管理傳統，進行跨文化的管理倫理建設
東西方不同的文化深深地浸染著管理實踐，管理人員會對社會公認的價值準則作出反應，并且也會把社會所公認的那些價值觀放在首要地位。倫理標準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社會里是不一樣的。例如，許多有私營公司的國家準許公司對政黨、競選活動和候選人提供捐助(美國則不準)，商業談判中的回扣、紅包在許多國家都是默許的，而美國的管理人員在這些國家就遇到了難題。因此，經濟文化、科學管理上充滿優越感的美國人“試圖將我們的經商標準輸出到其他國家中去，提高外國的經商倫理標準”的想法，有必要在全球視野下確立企業管理倫理的新導向。古老的傳統文化與倫理觀念和新的現代化理念、中國和外國的思想將要發生不可避免的矛盾沖突，動搖著既成的思想模式。傳統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依靠道德教化，借助心靈感召和激發來實施對人們行為的規范，社會組織主要仰仗自組織和道德自律是中國古代主干管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我們堅信在“以德治國”的宏觀社會管理環境下，在管理倫理建設中，中國企業應該也能夠借鑒國外優秀文化，契合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從而實現有效的管理。
（二）樹立以人為目的的管理倫理理念
“目的人”是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的一條絕對的道德律令，他認為:人只能作為目的，而不能作為手段。這種思想在管理領域的體現就是，在管理中以人為本，把人既當做目的，也當做手段，但不能僅僅當做手段。其具體要求是:尊重人，關心人，滿足人的正當需要和利益。應當說，傳統管理曾經也比較注重以人為本，尊重組織成員的需要和利益，但那是為了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得較高的效益。也就是說，傳統的人本理念中，組織成員僅僅是獲利的手段和工具，而現代管理則不僅僅如此，它時刻堅持“目的人”的理念，不將組織成員當作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更不把組織成員當作在不利情況下的無可奈何的選擇，而是從社會的角度來尊重人的權利、價值、愿望和未來，注意將管理行為的有利的外部效果擴展到所有社會成員即利益相關者，實現“善果”的社會共享，而不是僅僅局限于組織內部成員。比如IBM公司的管理倫理信條是“尊重個人，竭誠服務，一流主義”。世界馳名的電子企業――摩托羅拉公司，在其管理中尊重每一位員工的個人尊嚴；開誠布公，讓每一個員工都有受培訓和獲得發展的平等機會；管理人員本土化；向社會奉獻愛心等等。這種人本化管理使摩托羅拉公司在世界電子行業一直保持領先地位。
（三）培育健全的社會責任意識
組織是社會的一分子，它要在社會中生存并顯示其存在價值，至少肩負著三個方面的使命:為社會提品或服務，為生產者創造良好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生產或服務過程合乎法律和倫理。這就是說，組織的管理行為不僅要為組織成員謀求利益，還必須承擔與其享受權利相稱的責任和義務，在管理行為中貫徹合理的道德規范。這些責任主要包括參與保護環境的活動，協調組織與所處環境相異的目標，以實際行動調和組織、組織成員與社會大眾之間的利益，把履行合理的道德規范當作自身的責任等等。比如默克公司提出，應追求“企業社會責任、誠實與正直”。惠普公司強調，“應貢獻技術給我們從事的領域，把履行合理的道德規范當作責任充分反映了組織的管理行為中積極負責的健全態度，因為許多組織為了謀利，考慮到遵守道德規范對自己有利，因而也會履行道德承諾，考慮到對自己不利時，則不一定遵守道德準則”。只有把遵守道德規范，履行道德承諾當作為自身管理行為的應有責任，才是一種積極負責的健全的責任觀念。在管理倫理上遵循事物的內在發展規律終究會把暫時的不利變為有利，從終極的意義來說，遵守道德規范對管理是有利的。
（四）遵奉“儒商”文化，提高企業家的道德素質
西方的管理倫理十分關注企業家的道德素質研究，從西方管理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我們不難看出，企業家的道德素質對于管理功能的實現是密切相關的。企業家的權威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權力影響力，二是威信影響力。權力影響力對人的激勵作用是較小的，暫時的。威信影響力由企業家的品格、素質、情感等倫理因素構成。更重要的是品質權威，要以德建威。威信影響力對群體的激勵作用是深刻的、長遠的。日本企業家通過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挖掘并使之與現代企業制度的銜接，確立了自己成長的社會道德文化基礎和適應這種文化基礎的人格模式。正如韋伯指出的那樣，現代企業家必須具有非常鮮明和高度發達的倫理品質，同時還要有精明而大膽，尤其是自制而可靠、明智且定于完全獻身事業的精神。在企業家的資格中，比個人能力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值得信賴。企業家作為一種極為稀缺的人力資本，代表著企業的形象。他們在企業管理倫理建設中的作用不僅在于組織倫理委員會制定倫理準則，在組織中建立倫理教育的制度，而且在于其自身的倫理道德狀況對員工有著示范作用。老子曾說過:力將不如智將，智將不如德將，企業家要深諳經營企業之道，首先要把握做人之道，并把自己的德行轉化為一種管理與號召能力，激勵員工為企業和自己的美好未來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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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倫理；教育；中學地理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的環境問題使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者們從科技和法律的角度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但從國內地理學科的相關研究現狀來看，主要側重于環境教育問題，而對于環境倫理價值層面問題的研究比較欠缺。筆者認為，把環境倫理教育滲透到中學地理教育實踐之中，對提升中學生的環境倫理素養，豐富和完善中學地理課程理論，推進中學地理教育改革均有積極的意義。
一、環境倫理教育的理論基礎
（一）環境倫理思想的歷史淵源
在20世紀初期，空氣和水污染等諸多現實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由此，環境倫理學科也找到了其產生與發展的邏輯起點。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們開始把環境問題作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來加以解決。1923年施韋茲（Albert Schweitzer）《文明的哲學：文化與倫理學》和1933年奧波德（Aldo Leopold）《自然保護倫理》兩部著作的誕生，成為了環境倫理思想形成的主要標志。由于受到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影響，我國也于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著如劉湘溶的《生態倫理學》、陳春花的《生態倫理學》、葉平的《生態倫理學》等，都是我國實施環境倫理研究的較早的文獻資料。
（二）環境倫理思想的主要流派
環境倫理思想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形成了多種思想流派，主要有以下四種：1.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由于受到西方傳統哲學觀的影響，倫理的原則只是針對人類而言，而非自然和其他生物，因此環境問題成為了威脅人類生存的主要問題。2.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質疑和挑戰加速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倫理觀的誕生。這一倫理觀強調要把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是一個有機的系統整體，每個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必須揚棄原來的價值判斷標準，尊重自然物的存在價值，并從倫理的角度對其加以關懷。3.以生態為中心的環境倫理觀。這一倫理觀強調保護自然環境必須把人類置于整個生態系統中予以倫理考慮，必須把倫理關懷從人擴大到生態系統，并把整個自然界納入道德考慮的范圍，以此來論證生態系統的價值意義。4.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觀。這一倫理觀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生態和諧，突出人類對自然環境保護的作用和道德責任。
二、中學地理課程與環境倫理學之間的關系
隨著社會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矛盾問題的不斷加劇，人們也開始從地理教育的角度來尋找問題的解決路徑，從而掀起了在世界范圍內中學地理教育改革的浪潮，這也為環境倫理教育與中學地理教育的有效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機。
近年來，中學地理課程改革也開始嘗試把環境倫理觀念的培養凸顯出來，這也是中學地理課程德育目標的具體體現之一。中學地理課程改革順應環境倫理觀念發展的潮流，符合我國的國情，也為中學地理學科滲透環境倫理教育提供了知識載體方面的保障，體現了中學地理學科應有的環境倫理教育價值和功能。
三、環境倫理教育在中學地理教育中的實施策略
（一）調整與改進中學地理倫理教育內容
目前中學地理教育中對倫理教育內容的安排，也只是以一種相對融合的方式滲透在某一個章節課程之中，還不具備一個獨立的課程形態存在的條件。筆者認為，中學地理倫理教學內容調整與改進需要從樹立正確的人口倫理觀入手，因為在中學地理教材編撰的過程中，關于人口問題的介紹只是停留在表層現象的介紹和現狀的說明，而缺乏深層次原因的分析，需要把人口倫理道德價值觀納入到課程內容體系之中，以激發學生的探究欲望和參與學習的積極性。
（二）采用有效的教學方法滲透環境倫理思想
中學地理環境倫理教學方法主要傾向于講授法、小組討論和辯論法，而戶外教學、角色扮演和主動探究等教學方法的使用較少。其實，關于環境學的教學方法中，戶外探究和角色扮演往往能夠收到更好的倫理教育效果。因此，教師有必要對教學方法進行改進，讓學生能夠直接從現實的環境中得到真實的感受和體驗。感受真實的世界，有助于將知識內化為自身的素質，有助于增強學生保護環境的意識，進而形成正確的環境倫理價值觀。
（三）通過改進評價方式提升學生的倫理道德素養
在目前的中學地理教育實踐中，滲透了諸多環境倫理教育內容，但所涉及的對學生學習效果的評價方式中卻很少體現這方面的內容，傳統的量化評價和認識目標評價也很難適應中學環境倫理教育的實際需求。這就需要適量加大對環境倫理教育的評價力度，使其成為中學地理教學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評價內容可以包括中學生是否形成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是否具備環境保護意識和行為規范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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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商業倫理；思想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自古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在儒、墨、道、法等各大家共同編織的一幅全面的學術思想和倫理思想的畫卷中，尤以儒家的地位更為耀眼一些。儒家的思想不但是古代帝王治國修身平天下的理論根源，而且對當代中國乃至世界這個大環境發揮著其獨特的文化作用。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商品經濟的融入使得整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這時儒家的傳統倫理思想就成為了一盞調整這種關系的指路明燈。下面就儒家兩種主要的商業倫理思想進行分析：
1、先義后利及義利觀
“義”和“利”的關系，是倫理學中的一個主要問題，作為儒家創始人，孔子第一個意識到這一問題在道德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儒家一個較為重要的思想主張――先義后利。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立，君子哉!”他主張一切行動的最高準則是義，即“君子義以為上”，“義”一般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指一定社會中各種行為規范的要求。即社會對人們的義務和責任的規定和要求；二是指貫穿在這些行為規范中的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孔子認為“義”就是“禮”，即由“仁”這一道德原則和由這一原則所指導的道德規范體系要求的，就是道德的，就是義。
倫理學博士生導師羅國杰教授曾把“利”分為三種即私利、公利，私利和公利。孔子認為把“利”認為是私利。一個人在道德行為的選擇中如何處理義和利的關系，是道德評價的一個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標準，即看他在“義”和“利”(不正當的利益)之間，究竟如何選擇的，其標準就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但是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利”的重要性，“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富貴金錢，如果可以求，即符合義的原則，就是拿著鞭子趕車，我也愿意；如不可求，那就從無所好吧!相反，如果“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云”。因此，孔子主張，“見利思義”和“見得思義”，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也說明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滿足并不一定阻礙一個人成為君子。另外孔子強調了人類一方面有利益的需求，但更認為有著比物質利益更高的需求，即道德倫理方面的要求，就是人們在利益的面前，心中應有“仁愛”的思想，以“仁”“忠恕”為判斷的依據，從更高的層次方面體現了“義”。孟子認為人們在做事時，如果違背了仁的思想的判斷就是顛倒義利關系，導致唯利是圖的發生；如果義利的沖突并沒有超越“義”的規范時，對利的追求應是允許的，“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同時認為：“放于利而行，多怨”，即一個人如果放縱自己，一味地追求私利，那么就一定會招來許多人的怨恨。孔子反對只顧暫時的小利，主張長遠的利益，因為“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漢代儒家代表董仲舒承接孔孟關于“先義后利”的思想，他認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力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英貴于心，故養莫重于義，義之養生人大于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儒家的義利觀被看作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其“先義后利”的商業倫理思想也成為后世商人十分尊崇的倫理思想。其“見利思義”的行為準則成為企業的經商價值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便是對其描述，其中的“道”就是商業活動的倫理精神。這種“義中得利”的價值觀，不僅繼承了傳統的道德作風而且對傳統道德發展起到了指導性作用，他們把商業道德與商業利益結合起來，實現了雙贏。道義不僅可以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而且可以通過商業這個特殊的“舞臺”產生一定的輻射作用。
2、“尚中貴和”的商業倫理思想
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就是“中庸之道”。“和”就是“以和為貴”。“和”本義是指音樂上的眾音協調，后來引申為一切不同事物之間互相作用而協調統一的哲學范疇。《廣雅?釋古》曰：“和、諧也”。《國語?周語》中有“言惠必及和”，注“和、睦也”，在《易?兌卦》中，“和”被認為是大吉大利，在《尚書》中，“和”被應用到家庭、國家等領域中去，用以描述組織內部秩序井然、上下協調的和諧狀態。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他認為“和”是天底下最珍貴的價值，是人世間最美好的狀態。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說：“和也者，天下之達到也。”他認為，在天、地、人諸因素中“人和”最為重要。傳統商人在實踐中，充分認識到協調各種關系的重要性，于是將儒家的禮和之道用于各種人際關系。要實現關系的和諧，在對人以誠的同時，行事必須要“中”，即適乎其中，不走極端，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中”、“和”二字經常是交織在一起的。依照儒家各派的教義，處萬事以中庸之道乃至善之方，不過度就可取得各方面關系的和諧。“和”作為傳統文化中的理論精髓，不僅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道德、政治、經濟秩序，而且極大的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心態、思維方式、生存方式等，也成為中國人的基本價值取向。“和”也逐漸內化為一種文化意識，積淀在民族文化心理底層。
“尚中貴和”對于現代商業活動的重要意義，主要是注重不同經營者之間的互利合作，提倡既競爭又合作，同時總結出“和氣能生財，”等處理商業公共關系的經驗。實際上，傳統商人的謙讓，恭敬之德不僅限于禮貌待客，而是泛指以和氣、友善的態度處理一切與商業往來有關的人際關系，其主要目的無非就是力求在周圍創造一種祥和的氣氛。儒家講中庸之道，要求的“致中和”。就是要求以發自內心的和諧與寬容的態度協調人際關系，實現“和則眾”的目標。但我們也不能過分的強調“尚中貴和”的理念，如果只注重“和”而淡化了競爭，也是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優化發展的。我們對傳統儒家的主要商業倫理精神的歸納力求客觀、真實；但不能過分夸大道德因素的經濟動力作用，不能把現實問題統統歸咎于傳統文化，也不應將改進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傳統文化；現代商業倫理精神的確立。要把培育法律意識，建立和完善信用機制與市場經濟和文化進程緊密結合，否則，我們就會離和諧社會的目標越來越遠。
在商業早已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主導的今天，我們只有批判地繼承傳統儒家商業倫理精神，并將其融入新的時代潮流中將其繼續發展，才能發揮其深遠的文化動力，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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