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現代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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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對于外資保險業來說,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經濟的巨變、競爭的加劇、政策的調整,讓外資保險業從友邦保險的“一股獨大”,變成了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虎視已久的中意、光大永明拍馬殺出,一舉在全國保費上超越了友邦。而在華南重鎮的廣州,中意、光大永明、信誠、中美大都會也乘機全面占領了外資保險市場。
友邦隕落
有業內人士笑稱,不是其他保險公司進步神速,而是友邦潰退得太快。一組數據已現端倪:2009年友邦保險廣州市場新單保費為4.79億元,在中外資保險整體排名為11位,在外資保險中也僅次于中意人壽(5.1億)。而今年3月份,廣州新單保費排名已發生巨大變化,光大永明以1.3億的單月新單保費躍居榜首,中意、信誠緊隨其后,友邦則僅以3053萬的單月新單保費位列第4。不過,業內人士提醒,這些新單保費并未將銀保渠道獲得的躉繳保費進行10%折算形成標準保費,因此,對于保險公司的貢獻很難單憑保費多少來“一言以蔽之”。
不過,友邦的退步更多在于市場的擔心:由于母公司AIG的財務危機,友邦已被英國保誠正式收購,而英國保誠已在中國擁有了合資牌照,與中信集團2000年在廣州合資成立了信誠人壽,而且監管部門是不允許外資保險絕對控股兩家不同的保險公司。因此,信誠與友邦的同業競爭問題是否會讓友邦走向消亡?友邦是否會被信誠異化?這些敏感的問題始終為外界所擔心。
其實,這種擔心在2008年次債危機爆發以后逐漸蔓延。據廣東省保險行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友邦2009年底全省人為11110人,廣州市場人為5759人;但在今年1~3月份,上述兩個數字變更為10306人和5093人,人的流失率達到10%。
中意崛起
中意的崛起既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據數據顯示,中意人壽不僅在全國市場占據新單保費第一的位置,在廣州市場也上演同樣的故事。早在去年,中意人壽的新單保費業務已超越了友邦,今年一季度繼續保持領先優勢。某外資保險公司資深人士表示,中意人壽勝在股東的支持及均衡發展策略,銀保、團險力量比較突出,因此爆發力較強,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培育期較長的中國市場更需要“厚積薄發”的力量,中意人壽的短板就是個險優勢不突出,而這正好是友邦的長處。
廣東省保險行業協會的統計數據也印證這個觀點,中意的崛起依賴于是在銀保和團險渠道的保費快速增長,個險增長依然乏力。數據顯示,通過銀行的中意穩得富兩全保險(分紅型)在一季度就狂賣了4.4億,占了一季度總保費的68.41%,而另一只銀保產品中意吉祥兩全保險(分紅型)在一季度也勁收保費3974萬,占了首季總保費的6.17%。此外,中意的兩款團險產品也分別賣了2212萬和1131萬,占一季度總保費3.43%和1.76%。
不難看出,中意的團險和銀保業務保費相加,比例已超過了80%,而被視為保險公司生命線業務的個險產品卻只占3%左右的比例。對此,中意人壽廣東分公司人士透露,2010年一季度中意人壽廣東省分公司保費收入6.44億元,公司對現有三大業務渠道(人渠道、銀保渠道、團險渠道)并重,人渠道將是對公司長期可持續發展、貢獻最大的渠道,銀保和團險也是公司的重要發展渠道。
黑馬頻出
按照2009年新單保費規模的分布,盡管彼此之間互有勝負,但中意、友邦、信誠已然形成牢固的第一軍團,其中,中意新單保費總收入達到5.1億,友邦4.8億,信誠3.4億。而中英、光大永明、中美大都會等新單保費總收入介于1億~2億元,則形成了第二集團。但是今年以來,隨著外資保險黑馬的頻出,讓外資保險市場格局顯得撲朔迷離。
最大的黑馬就是光大永明,在去年股權發生更替后,光大集團獲得80%的絕對控股權,而加拿大永明金融比例則從50%直接下降到20%,因此光大永明準確來說已變身中資保險。不過,其外資背景始終讓業內無法準確辨認其身形,但是,在一季度的保險市場,其彪炳的業績無不昭示著其外資的外表下面卻呈現出中資公司彪悍的作風。據3月份的數據顯示,光大永明新單保費1.38億,在所有中外資市場排名第7位,在外資排名則已超越中意和友邦,成為第一。而數據顯示,在2009年的新單保費中,光大永明才僅為1.4億元,其進步速度嘆為觀止。
而中美大都會則扮演了另一匹黑馬。從數據顯示,中美大都會的業績并不如光大永明般奪目,2009年新單保費達1.24億,在外資保險公司排在第6。今年3月份數據顯示,單月新單保費1761萬,超越了中英人壽,排在外資第5位。不過,其精英人模式的人均高產能在廣州市場獲稱贊,為人模式提供了另一種詮釋。3月份,廣州市人人均產能為7443元,超過平均水平的只有7家公司,分別為新華、金盛、平安、泰康、中美大都會、太平洋安泰。其中,中美大都會當月人均產能為9175元,僅次于新華,在外資公司中排名第1位。而市場上最低的國華人壽,人均產能僅為476元。
誰執牛耳?
“城頭變幻大王旗”,對于外資保險市場的風云突變,業內似乎更關心誰將會再次一統江湖?中意和信誠的全面超越、光大永明的異軍突起,都讓外界充滿了想象。但是,業內普遍認為,從全國市場來看,外資保險的格局會進入三國鼎立的時代,具有個險市場絕對優勢的友邦仍會占據重要一席,而中意、信誠將會成為另外兩個擁兵一方的諸侯。
篇2
收稿日期:2012-09-12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青年科學基金“基于身體差異的城市女性公共空間研究——以蘇州市為例”(51208329);2012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工程科技人才培養研究)(12JDGC016);“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作者簡介:楚超超(1978-),女,蘇州科技學院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外國建筑史與建筑設計教學研究,(E-mail)。
摘要:為使學生從更廣闊、更宏觀的角度學習并掌握近現代時期外國建筑的發展背景與主要脈絡,從5個方面對外國近現代建筑史教學提出探索和提議,指出在外國近現代建筑史教學中,應加強與社會背景、藝術史、古代建筑史的聯系,注重史論與理論的平行教學,強調建筑作品的個案分析,加強對學生分析能力的培養,使學生逐漸建立自己的建筑觀。
關鍵詞:建筑史;教學;建筑觀
中圖分類號:TU-0;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2909(2013)03-0106-03 外國近現代建筑史是建筑學的主干課程之一,是建筑學系學生的必修課。相對于外國古代建筑史,該課程具有知識點瑣碎、理論流派繁多、信息量大等特點。隨著圖文資料的增加與網絡信息的傳遞,學生能夠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國外最新的建筑動態,他們對新建筑思潮的敏感度與接受力超過了部分教師。然而,大部分學生對這些信息的了解比較片段化、圖像化,對一些建筑現象或思潮缺乏必要而系統的認識,這些圖像與知識在學生的頭腦里是一種無序的狀態,從而最終導致他們對近現代建筑的發展僅僅停留在圖像或流派的層面上,對其相關背景及其內在邏輯缺乏必要的了解,更談不上建立自己的建筑觀[1]。近十年來,隨著國內學者對建筑史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外文原著和譯著的出版,我們逐漸了解和接觸到更多史學家與理論學者理解建筑的方式。學生素質的提升與史學研究的發展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史教學中,首先,不僅要使學生明確建筑概念,了解建筑現象與背景,還要拓展社會人文等相關知識,使學生從更廣闊、更宏觀的角度去觀察建筑現象;其次,強調對建筑師或建筑作品的個案分析,引入建筑理論學者的分析方法,加強對學生分析能力的培養;最后,通過對建筑大師觀點的學習,引導學生建立時代使命感及社會責任感,并逐漸有意識地建立自己的建筑觀點。
一、注重與社會背景的聯系
外國近現展與其社會背景的大變革有著密切聯系,“近現代(modern)”的劃分也正是以英國工業革命為分界點。工業革命不僅使英國一躍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強國,也改變了整個歐洲城市的面貌,同時也帶來了新材料、新結構、新設備的大發展。工業革命為近現代建筑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同時,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則為現代建筑帶來了思想上的啟蒙與變革。在啟蒙運動“重理性”思想的影響下,歐洲建筑領域19世紀出現了功能理性主義與結構理性主義思想。從勞吉埃長老(Mare-Antoine Laugier)到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和肖阿西(Auguste Choisy),他們的建筑思想成為經典現代建筑思想中功能理性、結構理性主義思想的先聲。在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強調社會背景的變化對建筑學的影響,并以此解釋現代建筑發展、演化的原因和動力,使學生能夠打破單純建筑現象的束縛,從更廣闊的角度來審視建筑的發展。
二、注重與藝術史的聯系
傳統的外國建筑史教學較多強調建筑史本身的專門性,旨在發現建筑史的客觀規律,實際上,外國建筑史教學應更加關注其與藝術史的聯系,增強學生的人文知識。事實上,在西方建筑史中,建筑一開始就與藝術密不可分。他們最初將建筑、繪畫和雕塑三門藝術歸于“美的藝術”。這種觀點在維特魯威的《建筑十書》中就已形成,后得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理論學者的肯定并傳承下來。文藝復興時期,建筑、雕塑和繪畫這三門藝術形成了三位一體的造型藝術觀念[2]。
而現代建筑是整個現代藝術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現代建筑的創新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繪畫、雕刻和裝飾藝術中的革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20世紀20年代末成立的德國包豪斯學校,所聘請的都是如康定斯基、納吉等當時西方繪畫、雕刻和工藝設計領域叱咤風云的先鋒藝術家。他們的思想對包豪斯的早期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所開設的基礎課也為包豪斯設計教育作出了極大貢獻。此外,勒·柯布西耶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本身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建筑學教育,學美術出身,并且在以后的建筑職業生涯中,一直堅持繪畫創作,并以此作為建筑靈感的源泉[3]。
三、注重與古代建筑史的聯系
相對于19世紀末之前的外國古代建筑,學生們對多變、新奇、創新的近現代建筑更感興趣。但在近現代建筑史的教學中,絕不能與古代建筑史隔離,在某些層面二者有清晰而復雜的聯系。如:許多學生常常為法國啟蒙運動時期部雷的“紙上建筑”所震撼。實際上,部雷與列杜的建筑深受18世紀意大利建筑理論學者皮拉內西的雕版畫影響。而皮拉內西對古羅馬建筑廢墟的描繪與再創作對部雷等建筑師的創造性思維產生了巨大影響。古羅馬精髓及“宏偉壯麗的”建筑在18世紀再一次呈現在建筑史上。尤其在“后現代”時期的教學中,許多古代建筑史上的案例會多次出現在后現代建筑師的作品中,如磯崎新的“筑波廣場”與米開朗琪羅的“卡比多廣場”之間的關聯;后現代建筑大師格雷夫斯反復使用的“拱心石(Keystone)”,在這種知識點的聯系與相互比較中,學生既能重新回顧古代建筑史的知識點,又能增強對建筑歷史的學習興趣。
四、注重歷史與理論的平行教學
傳統建筑史教學較多強調建筑的線性發展,外國近現代建筑史也有一條明確的線索,比如現代建筑的開端設定在威廉·莫里斯和英國的“工藝美術運動”,之后經歷了“新藝術”、現代主義的演進,在建筑四大師手中得到最大發展,達到頂峰。隨之而來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多元化思潮集中體現了現代運動的成果,這種更替形式的論述在許多建筑史的參考書中都有表述。這種線性發展的觀點來自佩夫斯納(Nikolaus Berhard Leon Pevsner),許多教材與參考書都采用了這種建筑史線性發展的方式。與佩夫斯納有相同觀點的還有吉迪翁(Sigried Giedion)和希區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但是這種線性歷史觀的研究方式在二戰后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挑戰。越來越多的理論學者開始把現代建筑的發展放在更加廣泛的背景來看待,從社會學、政治經濟、人文進步等方面入手,展示了一個不同的、多元化的理論形式。其中,包括布魯諾·賽維(Bruno Zevi)、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列奧納多·本涅沃羅(Leonardo Benevolo)、美國的科林·羅(Colin Rowe)等[4]幾位理論家,他們的研究對建筑史論多樣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大貢獻。
建筑史的講解不僅僅局限于對知識點的理解、建筑現象的描述、建筑流派的比較等,而應該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各種建筑史方法論,多元地解釋建筑史,這就需要教師在課堂上講解必要的學者,并推薦學生在課后閱讀相關著作。如賽維的《建筑的現代語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塔夫里的《建筑的理論和歷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和《現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本涅沃羅的《西方現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以多元的視角看待并批判現代建筑,建立富有批判性的建筑觀。
五、注重建筑作品的個案分析
密斯是現代建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外國近現代建筑史教學中,密斯及其作品是必須講解的內容。巴塞羅那展館在現代建筑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其自由平面、流動空間及水平與垂直的板片元素的運用,但不去了解這座建筑的真實結構,包括隱藏在板片式墻體中的輕鋼支撐,就不能理解密斯如何創造了空間的流動性和無限性,如何創造了墻體與柱在彼此分離中對話的可能性。換言之,只有將建筑形式與結構形式結合講解,才能夠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巴塞羅那展館的精髓所在[5]。
外國建筑史的教學不僅要讓學生熟悉某些作品取得的成果,而且要關注經典建筑作品背后的成因。可見,外國建筑史不應該僅是建筑風格形式的演變史。同濟大學王駿陽教授曾指出,加強個案作品的建構分析正是超越風格演變史教學的有效途徑之一,其目的是避免學生將建筑簡單地等同于風格和形式。
講解好建筑史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既要求教師講得好,又要求學生積極配合。為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拓展外國建筑史相關內容,布置課后作業非常必要。要求學生在課后閱讀推薦的參考書籍,挑選自己喜愛的建筑師和建筑作品,分析其思想或作品的成因,以圖紙的方式呈現出來。學生通過收集整理資料、閱讀文獻到完成作業這一過程,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有意識地提出了自己的建筑觀點,完成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學習的變化。
目前,學生對設計的興趣遠大于對歷史的興趣。為此,在教學過程中,在完成教學大綱的基礎上,教師需要加強自身的學習,儲備更多的知識,努力在豐富教學形式、完善教學內容等方面作嘗試和探索,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改觀歷史課程在設計學科中的尷尬地位。
參考文獻:
[1]呂舟.關于外國近現代建筑史教學的思考[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995(2):50-53.
[2]陳平.建筑史寫作中的幾個問題[J].新美術,2006,27(1):98-108.
[3]陳平.美術史與建筑史[J].讀書,2010(3):157-161.
[4]王受之.現代建筑史線性研究的批判[J].美術學報,2009(3):62-65.
[5]王駿陽.從密斯的巴塞羅那館看個案作品的建構分析與西建史教學的關系[J].建筑師,2008,131(2):50-54.
Experience and exploration on teaching of foreign modern architecture history
CHU Chaochao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0, P. R. China)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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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考文獻按文中出現順序編號,內部資料和未發表文獻、鑒定資料不可列為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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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論文摘要]在現代教育理論的支配下,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探索適應時展和社會需求的外國文學教學改革。我們從文學與文化、文本與人本、知識與智慧、傳統與現代教學手段的結合和統一,開掘教學內容的新領域,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塑造學生的主體人格。
外國文學不僅是普通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也是成人教育中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程,有著紛紜復雜的思想內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特別是在現代教育視野下,如何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已成為教育工作者研究的課題,為了深化外國文學的教學內容,拓展學生的的思維空間,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與鑒賞水平,塑造學生的主體人格,我們在教學過程中作了以下的改革和探索。
第一,文學與文化的結合,拓展學生的思維空間。
外國文學教學大綱明確規定,學習外國文學的目的在于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外國文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提高學生理解、鑒賞、分析外國文學作品的水平,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傳統的講授方式大多從文學和政治、經濟等社會層面探討紛紜復雜的文學現象,而忽略了深層的文化底蘊。因為文學是人類文化系統中最接近精神文化的子系統,是人類文化的特殊形態,所以我們應從哲學、宗教、民族文化心態、審美心理等角度探討深層的文化傳統對文學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傳授外國文學基本知識,把握外國文學史的發展脈絡時應樹立文化觀念和全球意識。因為在全球的文學大合唱中,每個民族的文學都在其中演奏自己的聲部,唱出自己的聲音。如歐洲文學,作為一個文化圈,其深層的文化底蘊是古希臘精神、古羅馬精神以及后來的日耳曼精神。一部歐洲文學史就是這三種深層文化結構的互相融合和嬗變,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淀和強化在人們心靈深處的觀念形態、思維方式、性格特征、價值體系、認知結構和集體潛意識等深層文化結構。站在這樣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傳授外國文學史,不僅把握了外國文學發展的外部規律,更為重要的是揭示了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了解和掌握文學的豐富性、獨特性和本質屬性。
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把文學和文化結合起來,可以使學生形成開放的現代意識和世界意識,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闡釋文學。
第二“,文本”與“人本”的融合,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
高爾基曾說:文學就是人學。“文的覺醒”和“人的覺醒”是西方文學發展的“兩位一體”的靈魂。他們有時是互相依存,融為一體,有時又各具特色,互相輝映,共同演繹西方文學的壯麗詩篇。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過程中,緊緊圍繞這兩個基本點,使學生自覺地追求人性美,關注藝術美,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進而培養健康與健全的人格。
“文學發展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觀念的變遷史”。人,這個宇宙間最輝煌、最瑰麗、最神奇的生命現象,隨著歷史的不斷向前發展,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也逐漸的趨向復雜和深邃。致使歐洲文學自始至終貫穿著一種強烈而深沉的生命意識和人本精神。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文學傳統中的人力資源,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充分尊重學生個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使他們的個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張揚。
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把“人本”與“文本”結合起來,不僅使學生了解歐洲文學的深層的文化哲學意蘊,而且還可以與世界級的大作家進行靈魂的對話與交流,從中可以認識到人不只是為了追求眼前的物質利益而活著,人還有一種超越現實世界的一種形而上精神世界的追求。使學生崇尚真善美,認識到自身價值并看重自身的價值,對自己、對家人、對社會乃至對國家負起責任。
第三,知識與智慧的統一,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提倡人文教育,決不意味著忽視能力的培養;重在培育“素質”,也不意味著拒絕培養“技能”。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同樣要注重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和基本的研究能力,使學生在掌握外國文學知識的同時,使他們擁有來自文學的智慧,立足于蓄志養心,陶冶心靈,怡情悅性的整體人文素質和審美素質的培養,塑造其主體人格。 轉貼于
教師不僅要對外國文學的發展脈絡進行宏觀的文化哲學意義上的整體觀照,而且對某一文學流派及作家作品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微觀闡釋。特別是在新方法層出不窮的今天,要求教師在傳授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同時,及時地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學術動態介紹給學生,以滿足學生的求異思維和求新心理。所以教師必須“起著提供新理想、新思維、新觀念、新的資源、新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作用”。這就要求教師必須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視野,以啟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開啟文學研究的新領域。例如在評價古希臘的神話、史詩、戲劇時,如果恰當運用神話原型批評方法,會使分析既有深度又切合作品的實際,可以發掘隱藏在其中而延續至今的西方文學的感情—心理原型,可以透過一系列具有象征意蘊的神話人物看到西方民族性格的深層構架。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作為“哲學日歷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難者”的形象,成為人類精神追求之原型。奧德賽的故事體現“趕路——追求”的人生模式,對后世文學的影響很大。又如用結構主義分析《巴黎圣母院》人物的圓心結構和多層次對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分析哈姆萊特的復仇動機和憂郁延宕的復雜性格,用系統論的方法分析于連的形象,揭示出其性格中單一性元素和二重性元素的組合關系,披露出這一復雜人物的豐富的心理內容和情感演變的軌跡。英國文學批評家大衛·洛奇用原型批評的方法分析經典作品《簡愛》時,他別具慧眼的從一個縱貫全篇的原始意象“火”入手,把它作為把握整體作品的一把鑰匙。洛奇指出,火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光和熱之源。在英國的氣候下,它是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象征。火有時常被用來暗指,即欲火,它能帶來歡樂,也能毀滅一切。火還可以代表基督教的精華和永恒懲罰。《簡愛》中有一百多處提到火,上述各種意義都可以找到,只是隨著不同的語境而起不同的作用。簡愛和羅切斯特之間的激情關系表現為燃燒的火,而這種斷裂關系表現為石、冰、雨、雪等,簡愛和弗里斯之間格格不入的情況甚至暗喻在弗里斯司的名字里,勃朗特不僅常把說冷的激流的含意用在他身上,而且弗里斯的名字Revers一詞本身就是指河水,簡愛的內心獨白曾用“火山”意象,有效的傳達出他對羅切斯特那種敬畏和相交織的矛盾心理。羅切斯特也正是愛上了簡愛那如火的叛逆性格,屢次表明它是能夠欣賞這種火的人:“我已經看見了,你生氣的時候,可真像個火神。”“你冷,因為你孤獨,沒有和什么人接觸把你內心的火激發出來。”兩顆孤獨和冰冷的心碰到一起,立刻燃燒起愛情的火焰。當兩顆心心相印的以真誠、坦率、平等為基礎的愛情就要締結良緣時,羅切斯特的瘋妻卻成了一大障礙,使簡愛遭到了基督的懲罰,在荒原上流了三天三夜。羅切斯特的莊園也被大火化為平地,自己也成了獨臂眼瞎的殘廢。但兩顆心心相印的欲火始終沒有熄滅,最后完成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佳話,沐浴在基督愛的光環中。通過以上的粗略的分析,使學生看到了以前未曾看到的深層內涵,看到了夏綠蒂·勃朗特是怎樣把寫實主義的具體性、日常性與浪漫主義的激情和幻想及詩意彼此統一在“火”的原始意象及其語義變奏中,引導學生進入審美判斷的新境界和文學思考的新層次,使其領悟外國文學所蘊含的人類智慧,拓展學生的思維空間,開啟學生的智力潛能,進而發掘學生的創造力,提高學生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力,開辟新的學術視野。
第四,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培養學生的現代意識和開放視野。
面向未來的教育美學屬于一種新型的視賞美學,必然要求教師不斷地革新課堂教學的界面。為此,本課程從2002年開始開展全員全程多媒體教學,充分利用電影文學名著的視覺資源、西方美術名作的視覺資源、西方歷史文化圖片的視覺資源,以及集文字、聲音、圖像、圖形、動畫于一體的CAI多媒體教學課件的視覺資源,將課堂教學打造成了一部彩色的史詩。新世紀的時代最強音無疑是對創造精神的呼喚,這種巨大的創造期待是本課程建設的強大動力。本課程重構課程體系,強調教學內容的原創性、當代性與開放性,追求教學方法的現代性與靈動性,規范學科活動的常態性與實踐性,無一不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學生的創新思維。讓創造精神自由地飛翔,既是本課程畢生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本課程建設的最大特色。 轉貼于
改革傳統的評價體系,創建發展性評價體系。對教師教學質量的評價是“以學生為主,以教師為輔”的評價方法,教師的教的主體性不僅體現在傳道授業解惑上,而且還要由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支持者、引路者、評價者,教師的主體性要體現為主動地、能動地、創造性地開發學生潛能,引導學生成才和塑造良好人格。這樣的教師會贏得學生的高度評價。而對學生的學習評價,一改一張試卷定乾坤的傳統考試模式,而是采用多元評價標準,構建出由平時的作業、小論文、閉卷考試、課堂表現、創新實踐等內容組成的綜合考核體系。對學生的學習做出科學的評價,從而引導學生在更廣闊的空間里施展才華。提高學生的自我評價在“教”的評價上要強調以提高學生培養質量為目標;而“學”的評價上則強調以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業務素質為目標;改變傳統的只注重結果不重過程的評價體系,建立了評價主體與目標多元、方式多樣、注重過程、學業成績與成長記錄相結合的動態化師生評價體系。
參考文獻:
[1]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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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次貸危機 企業壞賬 應對措施
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全球貿易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我國作為對外貿易的大國,所受的沖擊尤為嚴重。特別是出口貿易這一部分,我國外貿企業不僅要經受訂單減少、成本上升、生產力下降等諸多不利因素的考驗,還要面對特殊時期以及特殊環境下的信用危機,具體表現在財務方面就是企業壞賬明顯增多,尤其是對于一些嚴重依賴外貿的產業以及相關企業來說,形勢已經相當嚴峻,這成了我國外貿在金融危機的局勢下又一個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國外貿企業壞賬的具體請如何?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外貿企業壞賬增長?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減少企業壞賬、穩定我國對外貿易局勢?這些都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我國外貿企業壞賬情況嚴重
隨著次貸危機的逐步擴展,中國外貿已受魚池之殃。從商務部獲得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中國出口貿易的壞賬損失將超過1000億美元,并且以每年150億美元的速度增長。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在中國涉及信用糾紛的金額同比增長竟然達到了14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的報損數據是反映出口壞賬最為直觀和準確的指標,它能比較客觀的反映企業賬款收支情況。去年12月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數據顯示,08年前三季度的中信保的金額報損率已超過1.5%,由此可見我國外貿企業壞賬情況不容樂觀。
二、導致我國外貿企業壞賬增多的原因
其實早在前幾年全球經濟運轉正常以及我國對外貿易高速發展的時候,外貿企業壞賬就作一個潛在的隱患一直存在著,但當時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隨著次貸危機的發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了我國外貿企業壞賬的嚴重程度。下面就來看一下我國外貿企業壞賬增多幾個原因。
1.中國企業對信用管理缺乏明確的標準和管理工具
根據唯物辯證法的論點,內部矛盾始終是事物發展的決定因素。縱然金融危機對于中國外貿造成了嚴重沖擊,但是造成如今狀況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企業本身。有關統計表明,中國的外貿企業只有11%建立了信用監管體系,其中93%是外資企業。而國內出口企業真正因為銷售問題和收款問題而形成的壞賬比例,大約只有2.5%左右。企業由于缺乏信用手段因而對客戶信用情況調查很少,或者調查不實,隱患隨時存在。甚至企業的相當一部分壞賬,發生在國外的3至5人的“超小公司”中,如果加強資信調查和風險管理,這類風險本來可以避免。
2.中國企業對國際結算的方式重視不夠
匯付、托收等結算方式,以商業信用為依據,風險比信用證業務下的銀行信用大。經過調查,有一半左右的企業在外貿活動中使用匯付、托收等方式。當企業使用該類方式時,實質上是企業將資本借貸給對方,這造成我國企業在接收貨款時處于不利地位。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一些百年銀行都倒閉破產,銀行信用都得不到有效保證,更何況商業信用。對于國際結算方式的重視不夠,也是造成企業壞賬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3.金融危機將曾經潛在的壞賬隱患加深從而顯露出來
金融危機緊逼之下,拖欠貨款已經不再是少數信譽較差的國外進口商的專屬行為了。08年以來,一些國際大買家、老客戶也集中出險,令出口企業步步危情、損失慘重。首先是一些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客戶生產萎縮、需求下降,企業資金鏈收縮甚至斷裂,無法有效地支付貨款;其次一些銀行的倒閉破產,使得信用證支付方式下銀行信用得不到有效保證,國外企業無法通過銀行的保證來獲得周轉資金,銀行信用不再是國際貨款支付中的可靠保證方式;其次金融危機造成了全球經濟貿易不景氣以及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倒退,消費者信心以及購買力下降,許多國外企業貨物不能及時售出。
同時,一些國家外匯匯率和相關政策的不穩定,以及一些國外企業通過破產手段逃避債務,也是造成壞賬增多的原因。
三、我國應如何積極應對外貿企業壞賬增多問題
面對外貿壞賬增多的問題,中國外貿企業要從自身和外部等多方面多渠道尋找解決辦法和出路,具體的措施可以包括:
1.采用“3+1”信用管理模式,加強企業自身信用風險管理
“3+1”信用管理模式是商務部力推的一種信用管理模式。其中“3”是指企業內部應建立3個不可分割的信用管理機制:前期信用管理階段的資信調查和評估機制、中期信用管理階段的債權保障機制、后期信用管理的應收賬款管理和追收機制。“1”是指在企業內部應建立一個獨立的信用管理機構(人員),全面管理企業信用賒銷的各個環節。這種信用管理模式可以作為信用管理的一種相對明確的標準和手段,解決信用管理手段缺失的問題,減少企業損失。
2.采用有利的國際結算方式 積極追討國外企業欠款.
中國的出口企業以前一直以L/C(信用證)為主要結算方式,這種基于銀行信用的結算方式非常安全,但成本較高,而且隨著一些銀行的破產,銀行信用也得不到完全的保證。越來越多的進口商開始要求使用O/A(記賬)或D/A(承兌交單)方式。這兩種結算方式雖然節省了進口商的成本,卻加劇了出口企業的收款風險。因此面對新的外貿形勢,外貿企業要積極探尋新的國際結算形式,促進國際結算形式多元化,例如國際保理等新的國際結算形式。國際保理是指出口商以商業信用形式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并將其債權賣斷給保理商收回全部或部分款項,取得資金融通的一種國際貿易結算方式。它可以相對更安全的保證出口商安全收匯、融資便利,并能有效的改善出口商資產負債比例。
3.要加快提升企業的外貿風險意識 保持相關信息通暢
我國外貿企業要提升外貿風險意識,在簽訂正式的書面合同,并完善各項合同條款后應及時了解外貿或投資對象所在國國家風險的變化,及時調查合作的國外企業的資信情況。
另外我國的政府公共部門應以定期公開境外企業的信用情況,同時扶持建立信息評級機構,對國外客戶來華貿易情況進行長期跟蹤,保證相關信息暢通。建立全面準確的信用系統是防止海外欠賬發生的有效途徑。如果我國相關部門能提供國外企業信用信息,對海外欠賬問題進行追蹤觀察,及時公布“低信用”公司名單,無疑能避免海外欠賬問題的發生。
4.政府積極引導 加大扶持出口信用保險
出口信用保險是國家為了鼓勵并推動本國的出口貿易,為眾多出口企業承擔由于進口國政治風險和進口商商業風險而引起的收匯損失的政策性險種。它是保障企業出口收匯安全的重要手段。各地政府要加大對出口信用保險的宣傳力度,加強出口信用保險業務培訓,積極鼓勵企業參與信用保險,幫助企業全面了解國別風險動向和業務風險防范,提升企業風險管理意識與水平, 從而進一步解決壞賬問題。
四、結束語
金融危機已經席卷全球,而且它的破壞力和持續時間短期內仍不能有效預計。尤其在國際收匯以及外貿壞賬問題上,經濟危機對于中國外貿的影響更是難以預測。面對這樣嚴峻的經濟形勢,外貿企業更要積極的應對,從自身尋找癥結,從外部打通脈絡,多渠道多元化解決外貿壞賬問題,保障我國外貿經濟安全和貿易秩序正常。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2]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我國外貿企業高壞賬率的成因分析及對策研究,2007(5)
篇6
關鍵詞:古典詩 現代詩 中外詩 比較文學
有人說,“詩歌是文學的最初表現形式,也是文學最有魅力最永恒的表現形式。”詩歌被譽為各民族文化的結晶和最高體現,也是時代、歷史文化沉淀的結果。
中國的詩歌歷來受到世界的關注,精煉的語言、優美的意境是其標志特征,詩歌凝聚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在語文的教學過程中,對詩歌進行比較與創作是促進學生理解和感悟文學的一種途徑。因此,本文嘗試從詩歌的形式、內容、語言的不同角度進行比較和創作,以此促進中學語文教學的探究和發展。
一.中國現代詩與古典詩的比較
滬教版教材中的“心靈詩語”單元,列舉了《紅葉》《雨》《故鄉》《我》《斷章》五篇現代詩歌。在語文教學過程中,我試圖將其與中國古典詩歌、外國詩歌的創作相比較,并通過分析與比較進行學習與再創作。
1、意象的比較
如在描寫雨這一意象時,現代詩歌《雨》(雷抒雁)與古典詩歌《虞美人?聽雨》(蔣捷)的表現便完全不同。《聽雨》帶著人生不同階段聽雨的感受,蘊含著詞人含蓄真摯的情感和深刻多重的意象。而在《雨》中,詩人把雨滴想象“熟透了的葡萄”,通過豐富的想象和聯想拓展了詩情,集中而形象地表現農業豐收的喜悅。
2、情境的比較
無獨有偶,楊孟芳的《故鄉》與李白《靜夜思》的情境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現代詩《故鄉》中,“李白的霜”、“小路”暗示如霜的月光引起“我”的思鄉情緒。最后一句“我是她的故鄉”是詩歌的點睛之筆。母親是我的故鄉,我同樣也是母親的故鄉。詩人把內涵豐富的思鄉情緒濃縮成母子間的親情,把“我”思念故鄉和母親思念游子的情懷交織在一起。我和母親互為故鄉的定格,寫出了親子之思的深切與永恒。《靜夜思》中同樣通過思念故鄉的主題來表達自己對故鄉的思念,形式和意蘊不同。由此可見,對故鄉的懷思是任何人,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的情懷。
總之,古典詩與現代詩皆為感于物而作,是心靈的映現。“古典詩”的表達溫柔敦厚、哀而不怨。“現代詩”形式自由,內涵開放,意象經營重于修辭。
二.中外詩歌形式內容的比較
比較文學的研究者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學在平行發展的過程中會出現殊途同歸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文學作品中的確有所反映,中外詩歌雖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蘊,但我們從中還是可以尋找到彼此的影子。
中國的詩歌長期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西方的詩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國詩歌的影響。中外、古今之間雖自成體系,但依然存在著一定的關聯。
中國詩詞最大的特點是含蓄,生動凝練,氣氛只用寥寥數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語就可表達。英美詩歌創作則顯現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點。
從一些英美譯者的翻譯作品來看,中國詩的意境逐漸滲入他們的詩歌創作中,中國詩歌文字簡潔,意義深刻的特點漸為他們所接受,且也為他們所學習。
由于古漢語不像英語那樣有明顯的人稱、數和時態變化,表達上不如西方語言那么精確,因此漢語更具有含蓄的特點。英美譯者翻譯最多的是我國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的詩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詞,他們的創作手法對英美現代詩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中外詩歌創作的教育實踐
作為外語學校,不少學生踏進學校的第一天就是為了將來能出國深造,而作為母語漢語和作為第二外語英語的習得,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千絲萬縷、難以割舍的聯系。由此,我在語文教學實踐中開展了詩歌創作比賽的活動,這也是在文化的比較與詩歌創作中的實踐與初探。
這一活動的開展是對詩歌這一文學形式在不同國界、不同形式的創作的繼承,更是體驗語言文字魅力與弘揚中國文化的一次嘗試,也是中學語文教學中運用比較文學理念的一次實踐活動。
篇7
關鍵詞: 語文教學 現代詩歌 鑒賞 技巧
現代詩歌,或稱現代詩、新詩,通常也包括翻譯的現當代外國詩歌,是一種主情的文學體裁,它高度凝練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用豐富的想象、富有韻律美的語言、分行排列的形式,來抒發思想情感。在現行初中語文教材中,現代詩歌有了明顯的量增加,且內容不同、風格迥異,這意味著現代詩歌在語文教學中的審美取向、社會地位得到了重新審視和切實回歸,詩歌鑒賞也成為語文考試的一個重要考查點。但在實際的語文教學中,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應試教育“指揮棒”的存在,多數語文教師帶有功利性,加之詩歌鑒賞題又多考查古代詩歌,因此現代詩歌的鑒賞便成為語文教學中的一個盲點。多數學生平時對現代詩歌的學習僅止于誦讀,根本不能達到鑒賞的程度。
《語文課程標準》對詩歌教學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通過詩歌教學,讓學生了解詩的表現方法和語言特點,逐步學會鑒賞詩歌。其實,詩歌鑒賞題一般從對字詞的理解、作品的風格和內容方面考查學生,如果教師平時對學生有這方面的訓練,學生的詩歌鑒賞能力和水平就會有顯著的提高,考試時學生也就不會總是困惑不解了。
對于現代詩歌的鑒賞,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引導學生掌握鑒賞技巧。
一、看作者
大凡有名的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有自己與眾不同的作品風格,或清麗、或哀婉、或豪放、或沉郁,知其人,曉其風格,對其作品的理解也就容易多了。例如:著名詩人艾青,雖出身地主家庭,但自幼由一位貧苦農婦養育,對人民疾苦有著切身的體會,后加入左翼作家聯盟,目睹了祖國的滿目瘡痍。抗戰爆發后,艾青在遍地抗日烽火中深切地感受到時代的精神,激發了詩情,抗戰期間是他詩歌創作的期。了解艾青的這些人生經歷后,我們便不難認識艾青詩歌創作的期。了解艾青的這些人生經歷后,我們便不難認識艾青詩歌的特點:抗戰前的詩歌表達其熱愛祖國的深摯感情,有著濃郁的泥土氣息,詩風沉雄,情調憂郁而感傷;抗戰期間的詩歌則傾訴著民族的苦難,歌頌為祖國的戰斗,滲透著時代氣息,筆觸雄渾,氣勢壯闊,情調奮發昂揚。讀其《黎明的通知》,我們便不難體會到詩人向往光明、歌頌光明的可貴熱情和高度責任感,以及其對革命必然勝利的信心。
二、審題目
有些詩歌的題目就暗示了所寫的內容,學生通過審題,可以了解詩歌的大意。
例如何其芳的《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少男少女不僅是新生命的代表,更是熱愛追求新生活,勇于塑造自我的形象代表;“歌唱”是喝彩的意思。因此,這首詩表達的就是詩人熱愛青少年、熱愛新生活的思想感情。
三、整體把握意境
把握意境是作品描寫某種事物所達到的藝術境界,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生活圖景和諧統一的結果。讀一首詩,如不從整體上把握其意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就很難深刻理解詩的含義。意境的營造離不開具體的意象,因此要從詩的意象營造的具體氛圍中,把握它要暗示或啟迪讀者的東西,即詩歌的主題。以席慕蓉的《鄉愁》為例:詩歌中的意象“笛”“月”,無不渲染著離愁別緒與思鄉之情。古人的“羌笛何須怨楊柳”、“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等詩句中的“羌笛”無不渲染著離愁別緒;“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中的“月”也在訴說著詩人對家鄉、親人、故國的思念。因此我們就能深切體會到《鄉愁》中詩人那一腔深沉濃郁、永遠都揮不去的思鄉之情。
四、品味詩歌的語言
古人是非常注重錘煉語言的。唐代盧廷讓就有“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的苦吟,更有賈島“推敲”的故事傳誦至今。分析鑒賞詩歌,除了從整體上把握意境外,還要對重點詞語悉心體味。現代詩歌的語言風格有以下幾種:或工巧或典雅;或明快或深沉;或輕靈或凝重;或熱情奔放或委婉含蓄。但每一首好的詩歌語言都講究精練、優美、音樂性,講究變化。例如《紙船――寄母親》中的詩句:“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著淚疊的。”其中“疊”這一動作,不是隨意的,而是“含著淚”的,這三個字就將女兒對母親的眷戀、思念流諸筆端,這一小小的例子足見詩歌語言的精練。
五、掌握詩歌的表達技巧
主要從三個方面來掌握詩歌的表達技巧。
(一)表達方式。記敘往往明確過程,描寫使對象更為具體生動,議論抒情往往點明主旨。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間接抒情(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如《紙船――寄母親》一詩,前兩節運用記敘、描寫,敘寫了疊紙船、拋紙船的過程,蘊含了對母親的思念。第三節詩人思念至極,展開想象直接抒情,點明題旨,感情達到最強烈狀態,讓人愴然不已,這是全詩最精彩的一筆。
(二)修辭手法。現代詩歌中常用到的修辭手法有:比喻、擬人、反復、夸張、設問、對偶、反問、排比。理解修辭手法的作用,可幫助讀者更明確地理解意象,從而更好地理解詩歌主旨。例如:余光中在《鄉愁》中將“鄉愁”比成“郵票、船票、墳墓、海峽”,讀者就更深切地理解四個意象寄托的一種情思――鄉愁,從而更好地把握主題。
(三)表現手法。現代詩歌中常用到的表現手法有:動靜結合、虛實結合、托物言志、聯想、想象、襯托、象征、引用典故。例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第一節中詩人看到“遠遠的街燈”,星星點點,時隱時現,像天上的明星,就自然地把二者聯系起來,并用“比喻”把這種聯想表現出來,既描繪了迷人的夜景,又暗示了對光明未來的追求和對黑暗現實的不滿。而對牛郎織女新生活的想象,則表達了人們對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
“觀千劍而后識器,操千曲而后曉聲”。要提高對現代詩歌的鑒賞能力,必須多讀現代詩歌,我們在現代詩歌的教學中要善于激發學生的興趣,著力于朗讀、背誦,少做無謂的分析。也只有平時注重對學生多進行這方面的訓練,才能使學生對現代詩歌鑒得準、賞得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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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詩歌;鑒賞能力;高中語文
詩歌教學是一種培養學生鑒賞能力、人生感悟力、表達能力、審美觀的教學科目。可以說它是一種不實用且不具備功利性的文學教育,它體現的是人們內心的世界,是一種具備智者、仁者思維的精神活動。作為新時代的教師,應準確地掌握現代詩歌的特征,不斷地學習和鑒賞現代詩歌作品,從而尋求出合理而有效的詩歌教學策略,引導學生鑒賞現代詩歌。現代詩歌鑒賞可以突破時代的隔閡、語言的阻礙,但仍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的表現手法和表達內容較其他類型的文體要繁雜很多,給學生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難,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中運用適合學生的教學手段,引導學生領悟詩歌的內涵,掌握詩歌的意境和作者的情感。本文將以鑒賞現代詩歌《再別康橋》《雨巷》為案例進行探討,以總結出有效的現代詩歌鑒賞方法,從而提高詩歌鑒賞教學的課堂效率。
一、介紹詩歌作品的相關信息
在進行詩歌學習時,教師可以先講解與詩歌相關的知識,讓學生能正確地認識現代詩歌,并以客觀的態度去理解詩歌。要讓學生認識詩歌的作者,包括作者所處的時代、作者的家庭背景,讓學生能從整體上認識詩歌,從而易于進入詩歌鑒賞的狀態,并結合作者的相關信息,讓學生更容易地理解詩歌。比如,在對《再別康橋》這篇現代詩歌進行鑒賞教學時,教師可以向學生介紹作者徐志摩的相關背景信息及個人概況:徐志摩生于1931年,逝于1987年,隸屬于新月派,是中國最瀟灑的現代詩人,他在短暫的人生中,一直追求愛、自由和美,在他的這些詩集中可以體現出來,他的詩富于想象,富于浪漫色彩,能給人一種清新秀麗的感覺。《再別康橋》是他的名作,也是他所有詩中最具代表性的著名詩作。他曾經留學于英國劍橋大學,對劍橋充滿無限的愛,康橋在作者的心中深深地埋藏,它是作者心中愛、自由和美的化身,在徐志摩三次游劍橋大學后,他帶著無限憧憬、愛意和眷戀寫下了這篇千古詩作。通過對詩的產生背景進行鑒賞,讓學生了解作者的作品風格,從而易于接受詩歌的內容,進而從詩人的角度出發去理解感受詩歌的韻味和意境,為詩歌鑒賞做好鋪墊。
二、運用誦讀的方法讓學生去領悟詩歌的意蘊
誦讀是依據聲音、語調閱讀詩歌,讓學生去領會詩人的情感。它可以將無聲化為有聲,將簡單的視覺效果化為情感的綜合,從而理解和掌握詩歌的語言。它可以加強學生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欣賞力,激發學生的思維,引發學生的聯想,增強學生的語感,陶冶學生的情操。故在進行現代詩歌鑒賞時必須要對學生進行誦讀訓練。具體可以將誦讀分為幾個環節進行訓練:(1)進行讀前指導,教師通過播放錄音,讓學生通過聽錄音感知詩的內容,掌握詩的感情基調,然后讓學生帶著感情去朗誦詩歌。比如在進行《雨巷》這篇詩歌鑒賞時,教師可以在課堂即將開始前,播放《雨巷》的朗誦音頻,讓學生去認真感受、認真聽全詩,然后根據自己的理解去嘗試模仿詩歌進行朗誦,這樣不僅讓學生易于接受,也能加深學生對朗誦詩歌的印象和美感。(2)進行初讀嘗試,讓學生在自由朗讀后,描述出自己誦讀的感受,并引導學生一起評價誦讀的質量,以體現學生的主體性。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可以鼓勵學生自由朗誦,大膽誦讀,還可以表演誦讀,與同學進行比較誦讀等等,從而活躍課堂氣氛,提升課堂教學效果。再以《雨巷》為例,教師在學生聽完誦讀后,可以通過設置問題來引導學生描述自己的感受,如,雨巷這首詩的意境是什么樣的?通過聽這首詩,你眼中會展現出怎樣一幅畫面?通過這些問題讓學生去抒發自己的看法,然后進一步讓學生進行多種方式的朗讀,并大膽地展示自己,然后全體學生一起參與評價。(3)教師品讀,教師對文章有著更深的理解,通過品讀,教師可以帶領學生更快地掌握詩歌的主題,讓學生能更好地理解詩歌,進而誦讀詩歌,起到了好的示范作用。(4)齊讀,讓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進行朗讀,便于學生更進一步感受詩歌的情感,從而領悟詩歌的蘊意。
三、推敲詩歌中的詞、字、句,為鑒賞詩歌奠定基礎
讀書的次數多了,文章的意義自然就會顯露出來。反復地閱讀詩歌,不僅能讓學生慢慢地去認識詩歌,認識生字、生詞、生句,積累知識,還可以使學生對詩歌中優美的字、詞、句產生推敲的意愿,從而去理解感受作者思想,進而理解詩歌。詩歌具有極強的凝聚力,簡短的語句就能寄寓作者深邃的情感,這就要求讀者用心去分析詩歌的每一個詞句。如《再別康橋》中的“長篙”和“笙簫”等等。另外詩歌中的押韻、換韻也會反映作者的情感,比如《再別康橋》中的“輕輕地”“悄悄地”的反復使用,讓全詩蘊含了音樂的美,讓讀者產生余音繚繞的感覺,這可以體現出作者對康橋的依依不舍之意和惜別之情。還有閱讀推敲時,可以依據文章中的句子、情境去揣摩作者情感的變化,通過體會這種情感的變化,讓學生慢慢融入作者的思想,從而產生情感。如《再別康橋》中第一節的詩每行有六七個字,句子都相對平整,內容起伏不大,可以反映作者比較沉寂的感情;后面緊接著的詩句“康河的柔波里”,反映了作者情緒的變化;最后“悄悄地我走了”中的“走”“悄悄地”更是體現了作者告別康橋時心情的低落感。如此這樣,通過反復推敲詩歌中的字、詞、句,讓學生在推敲中自然發現詩歌的特點,從而結合全文內容情境進行分析,為詩歌的鑒賞奠定好的基礎。
四、通過藝術手法讓學生領悟詩歌的玄妙
詩歌是用少的語言表達豐富的內涵,因此,它擁有多種表達技巧,如比喻、借代、擬人、夸張等手法。每一首詩歌都有自己的表達技巧,它可以包含一種、兩種或是多種,還可以交叉運用,這就加大了詩歌鑒賞的難度。因此,教師在詩歌鑒賞教學過程中,必須多為學生介紹常用的表達手法的特征、用法和意義。比如在《再別康橋》中的“軟泥上青荇的招搖”就使用了擬人的表達手法,形象地表達了康河的寂靜。在鑒賞教學中,教師可以運用演繹的方法進行詩歌鑒賞,先對詩人的作風和特點進行認識,然后去分析作品。
總之,進行現代詩歌鑒賞教學,教師必須先對相應的詩歌進行自我解讀和分析,并探索出更多有效的方法去提升詩歌鑒賞課堂的教學效率,以學生為主,讓學生能真正參與到詩歌課堂學習中,并真正參與到現代詩歌鑒賞的課堂實踐中,這樣學生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詩歌的意境,體會詩歌的語言美和意境感,從而真正提升自己的鑒賞能力、感悟能力和表達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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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顧建峰.新課標背景下高中詩歌鑒賞的教學策略[D].東北師范大學,2010.
[3]劉銀.高中語文現代詩歌選修課程教學方法研究[D].內蒙古師范大學,2014.
[4]張真毓.高中語文現代詩的教學現狀及策略研究[D].河南大學,2014.
篇9
【關鍵詞】白話新詩運動;白話新詩;五四
一、引言
對于“白話文”的淵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認變文是一種(白話)文學,認同變文是通俗(白話)小說的肇始”。
稱“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漸白話化的歷史。敦煌的新史料給我添了無數的佐證。”為確立“白話文”正宗的書面語地位,他極力尋找“歷史的依據”。因此,在他那里“白話文”是極為寬泛的概念,它指與“官方文學”、“廟堂文學”相對的歌謠、語錄、彈唱等形式的“民間文學”、“平民文學”,“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作書;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一言蔽之,在看來,每個朝代都有“白話文”的存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白話史”。周作人則認為“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的。”
二、白話文運動
作為白話文運動的首倡者,他深諳思想內容與文體形式的關系,“我也知道有白話文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傳統觀念的漫長歷史及客觀條件的復雜,他強調白話文與文言間對立、分裂的一面,不遺余力地倡導“白話文”之工具性。“‘白話文學工具’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在美洲討一年多的新發明。”
白話新詩運動是五四的重頭戲,就曾經提出“近幾十年來西洋詩界的革命,是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而詩體的大解放是新詩運動的關鍵:“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復雜的感情。”然而詩歌作為中國傳統文學中最繁榮、最高雅、最貴族化的一個文類,讓口語性白話成為現代詩歌主要語言,在審美上存在一定阻力。在倡導“文學革命”的時候也清醒地指出,白話詩歌是最難的“壁壘”:“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戲曲了。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這種懷疑,不僅是對于白話詩的局部懷疑,是在還是對于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在他們心里,詩與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左道。他們不承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在嘗試白話詩創作的初期也如此感嘆白話詩的艱難:“我的《嘗試集》起于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實驗室里只有我一個人。因為沒有積極的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范圍。”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詩歌為他提供了借鑒的模板和參照物。因此,時期的詩歌翻譯成為了中國現代詩歌形成時期的創作母體。
三、白話文運動中詩歌的翻譯
以下是用白話文形式翻譯的外國詩歌:
(一)You will love me yet!( 伊麗莎白·芭蕾特·布朗寧)
You will love me yet! --What I can.
Tarry your loves protracted growing;
June rear’d that bunch of flowers you carry
from seeds of Aprils sowing
I plant a heartful now , some seed
At least is sure to strike.
And yield--What you will not pluck indeed
Not love , but , maybe , like.
You will look at least no loves remains,
A glares one violet
Your look ?--that pays a thousand pains
What is death? You will love me yet!
你總有愛我的一天
你總有愛我的一天,
我能等著你的愛慢慢長大。
你手里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種,
六月開的嗎?
我如今種下滿心房的種子,
至少有一兩顆,生根發芽;
開的花你是不要采--
不是愛,也許是一點但喜歡吧。
我墳前開的那一朵紫羅蘭--
愛的遺跡--你總會看它一眼;
你那一眼嗎?抵得我千般苦惱了;
死算什么?
你總有愛我的一天!
全詩所體現的,是一個女子對其愛人忠貞不渝的愛以及獲得真愛的決心。我們從的譯本中感受到布朗寧夫人熾熱充沛的情感和扣人心弦的力量。尤其是結尾的一句:“死算什么?你總有愛我的一天!”將一個處在熱戀中的人的倔強、堅持和無畏表現的淋漓盡致。試想假如將此詩譯成文言詩,原作一氣呵成的氣度就會被破壞,只能是勉強達意但是學究氣會很重。普通大眾對詩中表達感情的共鳴將會大大降低。
(二)Over the Roofs(Sara Teasdale)
I said, "I have shut my heart,
As one shuts an open door,
That Love may starve therein
And trouble me no more."
But over the roofs there came
The wet new wind of May,
And a tune blew up from the curb
Where the street-pianos play.
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
And Love cried out in me,
"I am strong, I will break your heart
Unless you set me free."
我說“我把我的心收起,
像人家把門關了,
叫‘愛情'生生地餓死,
也許不再和我為難了”
但是五月的濕風,
時時地從那屋頂上吹來;
還有那街心的琴調
一陣陣地飛來。
一屋子里都是太陽光,
這時候“愛情”有點醉了,
他說:“我是關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以上是翻譯的版本,網上還有一個文言詩的版本:
既將心閉幽,情似門內囚,日久成餓殍,無計使余愁。孰料東風長,挾雨潤房梁,街畔忽入耳,琴韻聲悠揚。暖陽耀深閨,幽情呼欲飛,困我豈久長,奮飛將心碎!
經過對比,翻譯的白話詩版本在表達原詩意思上明顯優于文言詩版本。全詩音韻自然,節奏流暢,立意新穎,充滿美感,體現出翻譯和創作的密切關聯。在這首詩的翻譯中找到了“白話詩體的基本范式:相對工整的詩節,基本平衡的詩行,整齊勻稱的節奏,規律一致的韻式”,難怪自稱這首譯詩為中國白話詩“新詩成立的紀元”。當代學者也在考察了在20世紀初的20年間的詩歌翻譯后,發現的譯詩明顯經歷了“從模仿詩體到有機詩體的轉變”。
例:無題
電報尾上他加了一個字,
我看了百分高興。
樹枝都像在跟著我發瘋。
凍風吹來,我也不覺冷。
風呵,你盡管吹!
枯葉呵,你飛一個痛快!
我要細細的想想他,
因為他那個字是「愛!
四、小結
白話詩指和后打破舊詩格律,不拘字句長短、用白話寫的詩,也稱“語體詩”、“白話韻文”。現代不多用“白話詩”這個名稱,只稱“詩”,把傳統格律詩稱為舊體詩。1919年2月在《新青年》二卷六號上發表的八首白話詩,是新詩運動中出現的第一批白話新詩,他的《嘗試集》(1920年),是我國第一本白話詩集.白話詩也叫“現代詩”,是詩歌的一種,與古典詩歌相對而言,一般不拘泥格式和韻律。在“新詩”成為一種大多數人接受的現代詩歌體制以來,一絲毫“我”泛濫成災,到處是“我是”、“我像”、“我愛”、“我憤怒”、“我悲哀”之例的直白句式,在語言方面助長了濫情主義(英雄主義與感傷主義是它的兩面)傾向;二是語法上受西方邏輯化修辭的影響,單復數、代詞、虛詞、因果詞、時態詞、以及形容詞加主語的修辭格大量進入了詩歌,加劇了詩歌的散文化傾向。
【參考文獻】
[1].文集[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篇10
面對大機器、大數據、新科技和新媒體情勢下詩歌的新變、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詩歌生產、電子化的傳播以及不斷發生的熱議事件,很多寫作者、普通閱讀者和專業評論者都瞬間喪失了甄別與判斷能力。面對愈益復雜和分化的詩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每個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幾無建設性可言的自嗨、點贊、熱評以及長舌婦一樣的吵罵卻隨處可見。與此同時,我們又看到專業閱讀者以及“媒體批評”(包括一部分主流媒體)對詩歌的言之鑿鑿的全稱判斷。詩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脹的寫作心理和虛榮心已經像霧霾一樣爆表。
一、模糊或分明的面孔:滾沸現場與百年游蹤
詩歌生產與傳播的速度、廣度和渠道的拓展以及高燒不退的社會關注度都似乎證明以往詩歌與普通受眾之間的冷漠關系已經有所改觀。事實是如此嗎?這成了諸多專業讀者、普通讀者的共同疑問。
一年來無比火熱的詩歌活動和高分貝的造“節”運動已亂花迷眼。有些詩歌節更像是觀光旅行團――與地方旅游和文化資本媾和,諸多活動動輒就冠之以“國際”二字――“仿佛跨國便高出本地不只一等,卻無人檢討受邀的外賓中,有多少是真正跨得出他們自己過度的詩人?”甚至還出現了一些專混詩歌節卻“無詩”的專業跑場子的“詩歌節詩人”。(楊宗翰《論詩歌節如何“毀詩不倦”》)吊詭的正在于如此熱烈的詩歌現場和造“節”運動中缺席的恰恰是“詩歌”和“詩性正義”。目前國內有大大小小、五花八門的300多個詩歌獎且不斷攀升的獎金數目令人咋舌。相比較歐美等其他國家,中國的詩歌獎項多且亂,很多都不具備公信力。有詩人宣布今后不再領取國內的任何詩歌獎(沈浩波《關于國內的詩歌獎》)也并非刻意的自我炒作,而是有一定的針對性。
多樣化的詩歌傳播方式和出版新渠道的拓展(比如以《2017天天詩歷》《2017詩詞日歷》《親愛的日歷》《每日讀詩日歷》《給孩子讀詩》《詩光年日歷》《唐詩之美日歷》《福建詩歌周歷》《浙江詩人日歷》等為代表的詩歌日歷、周歷的激增)對詩歌社會影響度的提升是不爭的事實。詩歌與公共空間的對話(比如詩歌書店、詩歌咖啡館、詩歌主題館、詩歌走進美術館、詩歌地鐵、詩歌巴士、詩歌船、詩歌墻等)、詩歌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跨界與融合(比如“詩意當代”藝術融合展、“詩書本一律――現代詩書法展”、翟永明、韓東等人成立“十詩人電影公司”,以余秀華為主題的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獲得第29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主競賽長片單元特別獎,詩電影《路邊野餐》《蝴蝶和懷孕的子彈》以及80后詩人小招(1983―2011)的紀錄片《我的希望在路上》受到關注,而以打工詩人為題材的記錄電影《我的詩篇》截至2016年12月已經在全國180座城市通過眾籌的方式放映了900多場次)成為年度話題。詩歌對公共空間和公眾生活的介入能力正在增強。這似乎都在提醒人們――詩歌已經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回暖”“升溫”,而是“繁榮”和“一片大好”,又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似乎已然來臨。但是,越是火熱的詩歌年代越需要沉靜下來予以反思,因為從文體特性來說詩歌的持續升溫是反常態的。炙熱的詩歌現場背后的深層動因、內部機制、精神場域以及空前復雜、分層的現實亟待梳理、過濾、辨認、反思。與此同時,大眾對詩歌“邊緣化”“讀不懂”的困惑以及對詩壇“個人化”“圈子化”“小眾化”的不滿仍然存在。
2016年是新詩百年誕辰――的白話詩《蝴蝶》寫于1916年。面對新詩百年,其歷史化和經典化已經提上日程(如各種總結性的選本《中國新詩百年志》《中國新詩百年大系?安徽卷》《安慶新文化百年 詩歌卷》《中國新詩百年百首》《百年詩經?中國新詩300首》《中華美文?新詩讀本》《天津百年新詩》《中國新詩百年孤獨1916―2016》(西班牙語)《當代詩經》等,以及爭議很大的“博客中國”組織的“影響中國百年百位詩人評選”活動)。百年新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傳統已是事實。著名新詩研究學者洪子誠先生則認為百年新詩已經取得不錯的成績,當代的優秀詩人已有足夠的才能參與和古典詩歌、與域外詩人的對話。
曾經模糊的百年新詩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積中變得越來越清晰,“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詩歌寫作狀況正是這一百年現代詩實踐緩慢累積的地貌,我們無法脫離一個事物的歷史去評估它的現在或者預測它的未來,任何一種事態的未來都受到歷史積蓄的勢能的影響,對新詩的評價也一樣。”(耿占春《如何在茫茫詩海中濤得好詩》)新詩的動力就在于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嘗試,從而有諸多的可能性形態。所以當我們面對百年新詩的時候不可能用一頂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會有其他的你認知之外的形象。
新詩與古典詩詞和外國現代詩的關系、新詩自身的傳統、一系列詩學問題以及新詩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創新都成為本年度不斷熱議的話題。新詩的有效性到了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與江蘇省作協、揚子江詩刊社聯合舉辦的“百年新詩論壇”就新詩的現代性、地方性、形式建O、譯介、少數民族詩歌創作、長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對于進一步厘清百年新詩的問題具有建設性。
新詩百年,自由、開放和創新一直是其發展的核心,但是其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詩百年之際謝冕認為不能因為“新”而丟了“詩”(《中國新文學:百年的憂思與夢想》)。而越來越敘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寫作無疑給新詩自身套上了禁閉的枷鎖,如何進一步突破和創造成為當下以及今后詩歌發展的關鍵。由蔣一談主編、北島推薦的“截句詩叢”(第一輯19種)的出版旨在重新認識新詩的文體特性并提供新的寫作可能性,是一次美學和詩人世界觀的更新。“截句”之所以引發巨大關注和爭議正在于對“新詩”之“新”的理解以及差異。一定程度上“截句”的出現是重新認識百年新詩的一個入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截句是名副其實的“新詩”。截句只是新詩的一端而不是異端,不能忽視和輕視寫作的可能性。一百年的中國新詩最關鍵在于一個“新”字,這并非是簡單化的文學、社會和歷史的進化論,而是新詩代表了一種無限開放的話語方式。截句,仍然只是一種嘗試,就像當年的一樣“自古成功在嘗試”。
二、“詩”與“歌”的分化或對話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學院宣布將本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民謠搖滾歌手鮑勃?迪倫以表彰他“在美國歌曲的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性表達”。這不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隨之產生不解、尷尬甚至憤怒,而且進一步挑動了人們慣常意義上對詩歌邊界、文學等級的慣見,“很好,他覺得瑞典文學院的老爺子老太太們至少做了一個有趣的選擇,至少他們讓所有人也讓他自己感到尷尬――他想,你要樂于承受這種尷尬,你要試著越過界限、等級、習慣,越過那么多的深溝和回路,只有這樣的大腦才是個核桃而不是一塊鵝卵石。這是他們興致勃勃地給自己制造的問題,反正他們也聽不見來自中國的種種喧囂”(李敬澤《雜劇》)。
就漢語新詩而言,“詩”與“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經很久了,而西方的搖滾樂與先鋒文化和社會運動卻密不可分――街頭意識形態、青年亞文化、異見文化、時代精神和幽暗的體制的復雜關系,“這些作品展現出啟示錄般的愿景、對工業社會和現代科技的強烈反感,對官方權威和傳統道德的深厚敵意,以及與各種非西方的心靈與宗教傳統的接近。”(理查德?弗萊克斯《青年與社會變遷》)搖滾音樂代表了地下、先鋒、前衛和頹廢以及抗議,是時代的、革命的、政治的、身體的混響。而彼岸的臺灣,一定程度上緩解詩歌與大眾的隔膜而令大眾對詩歌發生熱情的正是1970年代開始的民歌運動。盡管從詩歌來說,鮑勃?迪倫深受蘭波、狄蘭?托馬斯和艾倫?金斯堡等詩人的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詩歌寫作標準,而是一種可能性――被忽視的詩歌傳統。詩與歌的互動、詩教、樂教和歌詩已經在漢語現代詩歌發展進程中被規避了。業界更多關注的是詩與歌的平行和分化關系――詩歌的散文化以及對現代性的復雜經驗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對抒情性和音樂性的排斥使得詩歌成為無聲的詩和徒詩(只用于閱讀的書面文本)。而鮑勃?迪倫幫著我們重新認識這些傳統――“事實上,音樂和詩是聯系著的,迪倫先生的作品異常重要地幫助我們恢復了這至關重要的聯系”(鮑勃?迪倫都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信)。而從近年來詩與歌對話性的向度看,實際上一直不乏“歌詩”的傳統在當下的延續,比如詩人和民謠歌手合作的“十三月唱詩班”以及此前《中國新詩年鑒》的“唱響詩歌”、《人民文學》的“新樂府”、詩加歌、詩歌之王以及今年的第三屆草地詩歌音樂會、首屆成都國際詩歌音樂節、新詩百年?第十屆詩歌人間原創音樂會等。一些唱作人和民謠歌手、民謠詩人(張楚、潘越云、胡海泉、周云蓬、黑大春、堯十三、萬曉利、張瑋瑋、張淺潛、蘇陽、小河、小娟、莫西子詩、蔣山、洪啟、吳吞、宋雨礎⒙硤酢⒑瘟Α⒘醵明、趙照、鐘立風、胡畔、王娟等)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嘗試。尤其是近年的詩歌跨界傳播一定程度上將詩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眾。12月7日,由魯迅文學院主辦的“千山靜默,萬物歌唱――詩與歌的關系研討會”就是對這一話題的深化。吉狄馬加、商震、邱華棟、李少君、郭艷、樹才、敬文東、霍俊明以及民謠歌手洪啟、馬條、鐘立風與魯院高研班的作家、詩人們就詩與歌的話題展開討論。吉狄馬加認為從歷史和傳統的向度看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詩與歌一向是很難分開的,尤其是20世紀以來國內外一些重要詩人其詩歌影響往往是通過歌詩和演唱而與大眾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動當下詩歌創作,在強調詩人獨立寫作的同時關注詩和歌的結合,對于今天的詩歌傳播來說作用巨大。
三、分層的詩歌與差異性的“取景框”
猶如一個巨大的體育場,擅長各種技術和項目的詩人運動員正在展開各自的比拼。從詩歌類別和體式來看,現代詩、舊體詩詞(現代詩詞)、長詩(包括主題性的大型組詩)、散文詩(《我們―散文詩叢》第三輯的出版)都出現了共同發展的局面。從詩人身份、題材分類而言,少數民族、底層(以非專業寫作群體為主)、主旋律(比如詩刊社編選《風景動了一下――一帶一路詩之旅 作品卷》)以及女性寫作均取得長足發展。詩歌的分層和分化狀態越來越明顯,與此相應每一層級內部的寫作者和詩歌狀貌同樣千差萬別,正如每個詩人手里差異性的“取景框”一樣。
舊體詩詞(現代詩詞)在創作、文獻整理、理論研究和多媒體傳播、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體呈現出復興態勢。舊體詩詞在繼承和創新中力求表達新的時代經驗,實現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當代化”和創造性轉化,顯示出旺盛的活力。據統計,相關詩詞歌賦社團組織達3000多個,創作者分布在各個社會階層和年齡段。借助于這些傳統的詩歌樣式,詩人更為關注的是傳統形式與鮮活的時代現實的對接,凸顯出了個人體驗、現實精神以及敢于創新的文體求變能力。而“堅持‘求正容變’,處理好‘新’與‘舊’、‘變’與‘不變’的關系,是詩詞寫作需要面對與破解的一個時代課題。”(蔡世平)中華詩詞學會、中華詩詞研究院、中華詩詞網、中國詩歌網、高校的詩歌研究機構以及《詩刊》《中華詩詞》《中華辭賦》《中華詩詞研究》等刊物主辦的相關研討會、編選的作品集、研究文集、資料匯編、年度報告和理論專著均取得建設性成果,如《中華詩~發展報告》《現代詩詞的價值與命運》《2017詩詞日歷》、中國詩歌網主辦的“新舊詩論”懇談會等。
今年是長詩的豐收年,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非常突出(民間設立了長詩專項獎“天鐸獎”),展現了詩人綜合寫作能力的整體提升。蕭乾父主編的《現代漢語史詩叢刊》歷經十年準備得以出版,收錄了1980年代以來包括海子、駱一禾在內的42位詩人的33部長詩、11部小長詩以及1部詩學論著,共計29冊、1.4萬頁、30萬行。年度代表性的長詩文本有吉狄馬加的《致馬雅可夫斯基》、雷平陽的《去白衣寨》、陳先發的《秋興九章》、趙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蔥蘢》、姜念光的《打虎上山》、桑子的《錢江書》、樂冰的《祖宗海》、路云的《此刻,蔚藍》、張戰的《我,一個編號》、南子的《疑問錄》、《大風》(曹東)、吳震寰的《孤獨者》等。這些長詩文本無論是在精神的復雜性、思想的深度、歷史的個人化、現實體驗的差異性,還是在寫作技巧、修辭策略上都體現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實驗意識。
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參評和獲獎詩集(朝鮮族詩人崔龍官的《崔龍官詩選集》、維吾爾族詩人伊力哈爾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白族詩人何永飛的《茶馬古道記》、裕固族詩人妥清德的《風中撿拾的草葉與月光》、彝族詩人魯娟的《好時光》)集中展示了當下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整體成績。少數民族詩人在關注獨特的民族文化傳統和地方性知識的同時也更為關注現實生活以及個體復雜的情感,整體呈現出風格各異的創作局面。首屆世界少數族裔文學論壇《世界少數族裔文學宣言》,旨在強調全球化時代少數民族的現狀與未來。新詩百年之際,中國作協創研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與文聯和江蘇省作協、揚子江詩刊社聯合舉辦“明月上林芝,新詩耀中華”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研討會。本次論壇的召開是對在民族工作大會和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反復強調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團結的重要性精神的貫徹,也是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向世界進行展示的重要契機。與會評論家、詩人就百年來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歷史和現狀、民族精神、文化傳統、宗教民俗以及翻譯、研究和傳播都進行了深入討論。收入310位彝族詩人《中國彝族當代詩歌大系》(192萬字)全面展現了當代彝族詩群的總體成就。《燃燒的麥穗》(夏依甫?沙拉木編選、麥麥提敏?阿卜力孜翻譯)集中展示了33位從60后到90后不同代際的維吾爾族詩人的語言和修辭的特性以及民族性、個體性、先鋒性和開放性――“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們的‘新生’,因為其視野已經遠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傳統,而是以世界,以當代的詩歌思維與廣闊的文化視野來展開其寫作的。而且這個群體如此之大,其寫作的視野與水準,風格的陌生與新奇,內容上的深度與廣度,都可以與任何一個當代民族的寫作媲美和爭雄。”(張清華《先鋒的蝙蝠把我們引向黑暗――序》)談論少數民族詩歌往往會強調其地域性、民族性、異質性以及集體無意識形成的傳統等,但當下少數民族寫作同時也存在著表層、刻板、符號化的問題。一種“仿民族”“偽民俗”寫作正在興起。很多寫作者在各種場合標舉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但是他們的寫作和精神事實已經和曾經的歷史序列中的“少數”喪失了關聯,而更多是淪為了標簽化的“仿真”和“媚俗”性的寫作。
當下的女性詩歌已經不再局限于“個體”和“女性主體”,無論是在寫作風格還是在整體格局上都呈現了一種“普遍性”詩學。女性詩歌在2016年呈現出井噴式的狀態,無論是詩歌產量還是精神狀態。尤其大批涌現的年輕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嶄新的精神質素和寫作方向。本年度風格突出的女詩人詩集有《讓我背負你的憂郁》(鄭玲)、《撲朔如雪的呼吸》(王小妮)、《個人簡歷》(娜夜)、《腦電波燈塔》(童蔚)、《半島》(林雪)、《從今往后》(路也)、《我們愛過又忘記》(余秀華)、《我把自己分成碎片發給你》(西娃)、《棲真之地》(桑子)、《獵?物》(倪志娟)、《戰栗》(臧海英)、《樂果》(楊曉蕓)、《消失,記憶》(趙四)、《這是世界的哪里》(田暖)、《無數燈火選中的夜》(馮娜)、《大海一再后退》(顏梅玖)、《無心地看著這一切》(謝小青)、《坐在對面的愛情》(楊碧薇)、《我的降落傘壞了》(戴濰娜)、《我坐在火山的最邊緣》(包慧怡)、《蜜蜂的秘密生活》(梅依然)、《深藍》(羽微微)、《我為誘餌》(余幼幼)、《數星星的人》(玉珍)、《我熱愛過的季節》(林火火)、《草木之心》(白蘭)、《冷藏的風景》()。
四、時感的、此刻的、物化的、碎片的詩
今年是《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舉辦“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現代詩群體大展推出的64個詩歌流派以及100多個詩人的作品和大張旗鼓的宣言在無比熱鬧地助推詩歌熱潮的同時也宣告了先鋒詩歌在此后幾年的迅速冷卻、收場和隱匿。盡管耿占春認為隨著當年的先鋒派作家成功地轉向圖書市場、影視、學院,或走向沉寂,文學上的“先鋒派”已經退出歷史是一個普遍的說法,但先鋒派留下來的是一種無形的先鋒精神――“文學或許不必有先鋒派,但不能失去其先鋒性,也就是一種在人類精神廣度和表現它的藝術形式方面的探索。”
“先鋒”“地下”顯然是當下這個時代已經暌違的詞,盡管偶爾被提及,但已物是人非――而酒精和搖滾樂中那些面目模糊的新時代的“披頭士”“亞文化青年”更多的時候已經被置換成了后現代裝置藝術的一個碎片。新世紀以來的詩人試圖再次成為廣場上振臂一呼而應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學革命道路上成為馬前卒都有些近乎癡人說夢。而正是由此不堪的“先鋒”境遇出發,真正的寫作者才顯得更為重要和難得。而1990年代后期以來詩歌一味的個人化、日常化,不斷地追求智性、長度、難度和現代性,但是其與讀者和大眾的隔膜即使在微民寫作和底層寫作的社會熱潮中也沒有消減。當詩歌離開了詩人內部面向更廣大的讀者群的時候,詩歌的疑問和不解就近乎鋪天蓋地。詩歌敘事性和戲劇化正在成為段子化的市儈氣、腦筋急轉彎式的口語媚俗和倫理化道德感的時代敘事。而借助社會重大主題的翻版的政治抒情詩寫作也成為一種潮流。與此同時,當我們一再借助“底層”“草根”“打工”“賤民”“民生”談論詩人的社會身份、責任以及詩歌的社會性、及物性、介入現實的時候,卻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詩歌自身隱秘的構造和對精神主體的持續而幽微的震動,“新詩自覺的實踐者以高度分化的語言方式,以‘原子化’的語言方式或新的‘物性論’的語言,即以一種高度分化的話語形式,處理更加微觀的感知經驗,這是社會看不見的領域,似乎也無關乎社會變革、無關社會運動,但在重構詞與物的P系、語言與意義的關聯,重塑人的感受力、進而重新塑造人和社會的關系方面起著緩慢而隱秘的作用。”(耿占春)
六、“詩性正義”“向杜甫學習”的
困窘或可能
塔樓,樹,弱音的太陽
構成一片霾中風景
鳥還在奮力飛著
親人們翻檢舊時物件
記憶彎曲,長長的隧道后
故國有另一個早晨
如果一切未走向毀滅,我想
我就要重塑傳統和山河
――趙野《霾中風景》
詩歌既是幽微的心靈世界的復雜呈現,也是時代和社會主潮的揭示。“詩緣情”和“詩言志”的傳統構成了詩歌發展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如果只是從詩人的責任和對公共生活介入的角度理解“詩性正義”,或者說詩人與現實的關系,我們都會以杜甫作為詩人的表率和榜樣。與此同時我在越來越多的詩人這里聽到了杜甫的回聲,越來越多的詩人把頭顱從西方轉回自身向傳統致敬。而在不同的年代,向杜甫學習、反映現實訓導和提醒并不少見,然而我們卻在倫理化的道德論調中簡化了詩人和現實的關系。而當我們必須談論詩人與現實的關系的時候,我們同樣應該注意到杜甫是怎樣以詩歌話語的方式抒寫了一個自己的時代。比如我們可以追問,同樣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時代的詩人,他們也深處于動蕩的社會現實之中,可是為什么他們沒有寫出杜甫那樣的詩歌?難道他們的詩歌與現實沒有關系嗎?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認為是詩史,而他的詩歌也被視為是對一個歷史階段的最為代表性的呈現?由此,我們就會發現詩人與現實的關系不是簡單地對等關系和直線型地呈現,而是要更為復雜和值得重新思考。而杜甫的詩歌之所以能夠呈現出一個時代關鍵在于他對社會和世界的認知方式始終是以詩歌美學為前提的。但是在儒家入世思想以及匡時濟世的集體心理作用之下,杜甫被我們認可和贊許的正是體現了我們津津樂道的“言志載道”的詩學傳統。然而,杜甫的那些“緣情”的詩歌卻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被淡化和擱置了。所以,我們一直看到的是一個政治的杜甫、人民的杜甫、現實的杜甫和沉痛的杜甫。而這構成的就是我們一貫以來對杜甫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認,這一形象下杜甫的詩歌仍然是成就卓然的。然而當我們放開眼界看看杜甫詩歌傳播的歷史,我們卻又會發現另外一個吊詭的事實。隨著生態壞境的堪憂,尤其是越來越多多城市被霧霾困擾,詩歌中的“生態寫作”正在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現的大量的“霧霾詩”以及網絡神曲《悟霾》都體現了詩人“介入現實”的努力。實際上這是詩人“生活”必然在詩中的顯影和折射――“健身器材的木椅上 / 坐著兩個老人 / 老到沒了性別 / 瞇細著眼睛 / 暖洋洋 / 曬著霾中的太陽 / 霾還很年輕 / 老人已老了很久 / 不認識霾 / 向來,他們聽憑太陽 / 不能直視的太陽和斜太陽 / 黑太陽 / 橘子太陽和典獄長太陽 / 向來 / 他們瞇著眼睛 / 他們心系太陽 / 似乎,唯如此 / 才擁有最后的 / 一絲光線的尊嚴”(宇向《老且霾》)
詩人對現實尤其是社會焦點問題和公共事件的關注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而直接。這一定程度上與媒體開放度有關。而對生存問題的揭示,對生態環境的憂慮,對民生問題的反思正印證了當下最為流行的話――“霧霾時代詩人何為”。在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看來,詩歌無論是回應現實還是回避現實都是一種“奴役”,詩歌應該超越現實面向未來。這一論斷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詩人如何能夠超越現實和當下而面向未來呢?詩人的寫作和“現實”沒有關聯嗎?顯然,記憶、現實和未來應該是三位一體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開的。換言之,詩歌既不能成為“現實”的寄生物和二手貨,也不能成為完全抽離了現實體驗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詩歌中的“現實”以及應該具有的超拔于現實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遠視野”正是考察詩歌的一個入口或切口。而當下對“詩人與現實”“詩歌與生活”問題的熱度不減的爭議使得寫作者對“現實”“現實感”的理解發生分歧。日常現實和詩歌中的現實是兩回事,詩人所理解的現實也是多層面的,任何執于一端的“現實”都會導致偏狹或道德化的可能。正如雷平陽所提醒的不要以為有了“生活”詩歌就會迎面而來――而這是當下詩人最容易犯的錯誤。
現實是分層的,每個人面對的現實以及相應的感受是有差異性的,而現實進入詩歌的方式更是千差萬別。而詩人如何延展、拓寬甚或再造一個語言化的現實是一個重要工程。尤其是在當下“日常之詩”泛濫的情勢下,一個詩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轉到背后去看另一個迥異的空間才顯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須一起在語言中賦形一個詩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_的路上。作為一個詩人,必須正視自我認識和體驗的有限,必須在詩歌中讓更多的環節來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爾所說,站在城市的街頭,你認識到的只是雙腳所站立的那么一丁點的地方,甚至對腳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無所知。而新媒體和自媒體的交互性,城市化導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當前詩人的感受能力空前降低――大數據時代作家的感受方式也是如此的趨同化,每個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電子化的新聞化的現實。
七、 國際化視野與漢語詩歌“形象”
各種“全球化”視野下詩歌的跨語際、跨文化、跨國別的交流活動在2016年呈現繁多的局面,兩岸四地以及國際之間的詩歌活動繼續呈上揚的態勢――比如西昌?邛海絲綢之路國際詩歌周、綏陽首屆雙河國際詩歌節、上海國際詩人節、青海國際詩人氈房會議、國際詩人揚州瘦西湖虹橋G、首屆東亞詩人大會(中、日、韓)、第三屆國際華文詩歌獎、太平洋國際詩歌獎、2016兩岸詩會暨“桂冠詩人獎”、第十一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魯迅文學院舉辦的學術論壇“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詩歌的語言、翻譯和可能性”、北京語言大學主辦的“中國詩歌對外翻譯與傳播國際高層論壇”、中國詩歌學會設立中日詩歌交流辦公室并啟動《中日詩歌叢書》出版項目、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和磨鐵讀書會主辦的第三季詩歌翻譯坊、“胡同詩會――中外詩人面對面”“跨越語言的詩意:國際詩歌朗誦會”、上苑藝術館“國際創作計劃”等。除了各種國際詩歌節和交流活動之外,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的對外翻譯工程(含少數民族文學的對外翻譯)以及中國作協詩刊社編選的《那些上緊時光的手》(一帶一路詩之旅 譯詩卷)、中國詩歌學會組織編纂的《“一帶一路”國家詩歌經典文庫》都不斷助推詩歌翻譯尤其是漢語詩歌的對外譯介。與此同時,詩歌的國際化視野也助長了一些假想中心主義的全球化寫作幻覺。跨文化、跨語際的詩歌交流實際上并不是對等和平衡的,往往會產生失重的狀態――比如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坦誠說出的“因為能讀到的譯本不多,我對中國文學的認知還是有限”。而這一不對等的關系再加之區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覺的意識形態性而影響到不同國別詩人的判斷力和自信程度,“新詩是我們的傳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詩這樣的尺度,人們也能隱隱感覺到這一點:新詩是漢語的現代傳奇。但在柏林詩歌節上,我也能強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詩當成是我們的一種分類簡陋的政治文獻。對他們而言,新詩不過是一種文獻詩。”(臧棣)西川在接受《遼寧日報》訪談時也認為中國詩人在世界上還沒有樹立起自身形象,“絕大多數詩人的作品翻譯成外文后完全處于失效狀態”。王家新則認為許多翻譯家對新詩的建設性貢獻大于詩人,詩的成就與不足都與翻譯直接相關。
不斷涌現的以西川、王家新、陳黎、李笠、黃燦然、汪劍釗、田原、高興、樹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晴朗李寒、遠洋、王敖、胡續冬、周公度、周偉馳、雷武鈴、王嘎、楊鐵軍、陳太勝、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靜嘩、張文武、包慧怡、胡桑、王東東等為代表的“詩人翻譯家”使得詩歌譯介取得相當大的成績。以新陸詩叢、巴別塔詩典、雅歌譯叢等為代表的詩歌翻譯工程不再是以往歐美詩歌的一統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韓國、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國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譯著有《里爾克詩全集》(陳寧、何家煒譯)、《英國詩歌選集》(王作良編選)、《冥想之詩》《漫游之詩》(蔡天新主編)、《帕斯捷爾納克詩選》(智量譯)、《帕斯捷爾納克傳》(王嘎譯)、《我的世紀,我的野獸:曼德爾施塔姆詩選》《死于黎明:洛爾迦詩選》(王家新譯)、《寂然的狂喜:葉芝的詩與回聲》《噪音使整個世界靜默:阿米亥詩選》(傅浩譯)、《幻象集》《畢加索詩集》(余中先譯)、《舞步――邁克爾?杰克遜詩文集》(陳東飚譯)、《佩索阿詩選》(歐凡譯)、《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達爾維什詩選》(薛慶國譯)、《蘭波詩歌全集》(葛雷、梁棟譯)、希尼的《人之鏈》(王敖譯)、《電燈光》(楊鐵軍譯)、《區線與環線》(雷武鈴譯)、《夜舞――西爾維亞?普拉斯詩選》《重建伊甸園――莎朗?W茲詩選》(遠洋譯)、《高窗――菲利普?拉金詩集》(舒丹丹譯)、《奧登詩選:1948―1973》(馬鳴謙、蔡海燕譯)、《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露易絲?格麗克詩集》(柳向陽、范靜嘩譯)、《月光的合金:露易絲?格麗克詩集》(柳向陽譯)、《卡明斯詩選》(鄒仲之譯)、《浪游者》(林克譯)、《現實與欲望:塞爾努達流亡前詩全集1924―1938》(汪天艾譯)、《春天 得以安葬》(高銀詩集,金丹實譯)、《密茨凱維奇詩選》(林洪亮譯)等。除了漢譯,詩歌的對外譯介也值得關注,比如多多的雙語詩集《諾言》以及古典詩歌集《獨立》、古典詩歌集和游記《尋人不遇》、痖弦的詩集《深淵》、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譯成英文。此外,《中國現代詩系》韓語版、蔡天新《幽居之歌》亞美尼亞版、《楊克詩選》蒙古語版的出版多呈現了多元化的對外傳播空間的進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歷時八年之久翻譯的《杜甫詩》全譯本的出版在國外引起巨大反響。熊輝的專著《翻譯詩歌在中國的接受》、孫曉婭編選的《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以及日本漢學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時代的舊體詩》立體化呈現了不同視野的詩歌譯介。《人歌人哭大旗前――時代的舊體詩》以1950―70年代知識分子的舊體詩創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在一種相當開闊的歷史視野中對于中國革命做出了獨到理解與別致闡釋。洪子誠認為這本書通過對“若干熱情參加、追隨革命,卻遭受難以想象的磨難的知識分子寫的舊體詩的分析,來探索他們的獨特命運,他們不同的應對方式和精神、心靈軌跡,并擴大引發至對中國革命經驗的思考。”(《構成了一種同一時代人的關系》)荷蘭著名漢學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專著《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從1980年代到21世紀初》則從文本、語境和原文本三個方面對198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背景、社會轉型、先鋒詩歌裂變、詩歌思潮、創作新變以及詩人專論進行了別開生面、角度獨特、立論新穎的觀察、剖析與反思,體現了一個“局外人”對中國當代詩壇“多方面的深入而獨到的觀察、理解”。陳太勝翻譯的特里?伊格爾頓的《如何讀詩》則向我們敞開了詩歌閱讀的多重空間和可行性方法。
一定程度上,漢語詩人在國際上獲獎也是漢語詩歌寫作認可度的提升,比如吉狄馬加獲得2016年度歐洲詩歌與藝術“荷馬獎”以及羅馬尼亞《當代人》雜志與布加勒斯特作家協會聯合授予的“卓越詩歌獎”和“詩歌創作獎”、中國臺灣詩人楊牧獲得瑞典“蟬獎”、多多獲得墨西哥“新黃金時代詩歌獎”、瀟瀟獲得羅馬尼亞作家協會頒發的“阿爾蓋齊詩歌獎”。
本年內詩歌批評與研究繼續深化,研究者的整體考察和問題意識突出。尤其是在新詩百年之際相關的研討會、研究文集、報告和文叢、專著均取得建設性成果。代表性的有《二十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中國現代詩學叢書》(12種)《聲音的詩學:現代詩抒情藝術研究》《李瑛詩歌研究文選》《大詩論――中國當代詩歌批評年編2014―2015》《新世紀詩歌批評文選》《詩的證詞――一帶一路詩之旅 詩學卷》《70后批評家文叢》《閱讀的姿勢》《梁平詩歌研究》《分叉的想象》《螢火時代的閃電》《陌生人的懸崖》《在巨冰傾斜的大地上行走――陳超和他的詩歌時代》《讀一首詩,讓時光安靜》(文本細讀)等等。李少君、劉復生主編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詩歌》收錄了17篇關于新世紀以來的詩歌現象和問題研究文章,涉及到詩歌的地方性、現實感、校園詩歌、詩歌的大眾化、詩歌倫理以及傳播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