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理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經濟學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勞動報酬

所謂勞動報酬是指勞動者借助一定的勞動工具，通過自身的腦力和體力勞動，從中獲取的與自身所付出的勞動相當的價值回報，即勞動者通過創造社會價值而獲得的自身價值的實現，從而為其進行進一步的勞動提供了物質基礎，勞動報酬解釋了勞動者勞動成果的貢獻程度，是對勞動者體力及腦力勞動的證明。Krueger 認為勞動者勞動報酬是與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存量緊密相關的，它是勞動者人力資本的外在表現形式，同時勞動報酬的存在證明了勞動者人力資本價值的存在，他從勞動者人力資本的來源出發，將勞動報酬可以區分為初級勞動報酬和高級勞動報酬兩種。勞動報酬的實現有多種途徑，在政治經濟學中，關于勞動報酬的實現，主要包括工資、實物、社會保險三個部分，其中工資是勞動者勞動報酬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是指企業或公司依據法律法規、行業規定等，通過向勞動者支付貨幣工資、補助以及各種津貼等實現勞動者的自身價值，它具體包括了按日、月、年等不同支付方式的工資;而實物報酬主要包括企業或公司向勞動者提供的各種物品，比如勞動者日常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等，這些物品的提供可以是免費的，也可以是低于成本價值的供給;勞動報酬的第三個組成部分是社會保險，它是指公司或企業通過向勞動者提供工傷、醫療、養老、救濟等保險金，使本公司員工得到應有的實惠，社會保險一般由政府籌辦，企業參與，是一種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的非營利性的社會安全制度。勞動報酬是勞動者進行生產和勞動的原動力，是對勞動者體力和腦力勞動的有效證明，勞動者只有獲得了合理的勞動報酬，才能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從績效管理模式考慮，合理解決勞動報酬問題，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同時提高了員工工作的積極性，促進了企業與員工關系的融洽。

(二)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是計算勞動者工作效率的一種方法，它是指勞動者在規定的時間內創造的勞動價值與其付出的勞動之間的比率。勞動生產率對于勞動者生產能力和生產效率有著直接的表現，日益成為企業衡量生產能力的重要工具。Timothy J.Coelli指出勞動生產率屬于部分生產率測度指標，主要針對勞動這一生產要素進行解釋，他認為勞動生產率對于勞動情況和企業生產具有重要意義，是衡量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庫茲涅茨認為生產要素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如果沒有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合理流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會變得異常困難。當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進行流動，從低收益部門流向高收益部門時，整體的勞動生產率也會隨之提高。

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的政治經濟學闡釋

(一)勞動報酬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1.勞動價值理論。勞動價值理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從勞動價值理論出發，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關系，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分析勞動價值理論有助于研究勞動報酬的社會屬性，同時作為勞動報酬的理論基礎，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勞動報酬中社會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內各自創造的價值。所以為了進一步分析勞動報酬的社會含義，首先有必要研究勞動價值理論的政治經濟學內涵，從而為深入研究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兩者之間的關系奠定理論基礎。馬克思提出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之上的，同時又對原有的勞動價值理論的觀點進行了繼承和改進。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表明勞動創造了社會價值，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了一切商品的價值變動，馬克思在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又引申出了商品價格變動規律、勞動價值增值過程、勞動補償、折舊等一系列理論觀點。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哲學觀點出發，對原有的勞動價值觀念進行了批判繼承，借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勞動價值理論對勞動報酬的影響，同時進一步研究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二重性，這為馬克思研究勞動價值理論提供了有力工具。

2.剩余價值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恩格斯同時提出了剩余價值理論，剩余勞動價值是資本家通過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延長剩余勞動時間而獲取的價值，它是在勞動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調整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社會剩余勞動時間之間的時間分配而得到的。剩余勞動價值同時具有勞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規律，所謂的普遍性是指剩余價值是勞動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通過勞動者的社會勞動獲取的;剩余勞動價值的特殊性則在于勞動性質的獨特性，所以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過程也被定義為勞動過程、價值增值過程。剩余勞動價值從本質上體現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狀況下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者之間具體的勞動關系，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利潤最大化原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學術關系，充分體現了社會生產過程中注重生產效率的提高，同時為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各個企業家注重勞動者報酬的提高，通過提高勞動者報酬，激發勞動者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一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剩余價值理論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多少也是衡量人生價值大小的重要尺度，個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越多，則對社會的貢獻越大，那么他的人生價值就更容易實現。此外，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多少是衡量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重要依據，勞動者剩余價值的逐步增多表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二)勞動生產率的政治經濟學闡釋

1.勞動生產率的理論基礎—勞動價值論。勞動生產率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成分，同時指出勞動價值理論是勞動生產率理論的基礎。對于勞動生產理論的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從勞動的物質屬性和唯物史觀兩方面展開。首先，認為勞動價值理論是勞動生產率的理論基礎，因此應該把勞動價值理論作為分析勞動生產率的前提條件。其次，政治經濟學把勞動生產率理論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理論聯系在一起，認為勞動生產率要以社會基本矛盾相對應，即滿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統一的理論，對勞動生產率的經濟學分析不能只局限于勞動者生產過程中產品的產出和原料投入，同時要注重勞動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包括社會制度、文化觀念、勞動者心理傾向等。此外也要關注勞動生產率變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后果。

2.勞動生產率的二重性。在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率同時具有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他指出勞動生產率是靜態意義上的生產率，它需要處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這樣對于勞動生產率的分析才有其經濟學意義;同時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的發展有其特殊規律，對于勞動生產率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單獨的某一階段的發展，而要從整個社會的歷史演變規律出發，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角度加以解釋。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是生產力的外在表現形式，生產力的外在表現形式深刻反映了勞動生產率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的統一，是從哲學高度加以解釋的生產關系。勞動生產率的二重性為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基礎，通過將生產商品的勞動區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并對這兩種勞動的生產力進行分析，得出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了價值的本質問題，使勞動價值理論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提高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社會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激發企業活力

企業活力是企業不斷創造社會價值的源動力，而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是提高企業活力的有力保障。提高勞動報酬，按勞分配方式和企業的報酬水平有利于帶動勞動者工作的積極性，從而促使勞動者更加努力的參與到勞動中來，提高企業的工作效率，最終促進企業生產率提高和產值增加。企業通過提高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效益，這又為企業員工提供了更多的報酬，促進了企業效益的良性循環。我國經過長期的企業所有制改革，原有的勞動者與企業的工作終身制在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已不復存在，實行更多的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合同制。合同制的優點在于能夠根據員工的表現，不斷提高他們的勞動報酬和工資待遇，激發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促進企業生產率的提高。此外，勞動合同制還使得在工作選擇上，勞動者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會根據企業提高的薪資狀況選擇職業，所以提高勞動報酬也成為了企業尋覓員工的手段。

篇2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趨同化經濟思想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指的是凱恩斯理論出現以前的經濟思想主流學派，由亞當·斯密在1776年開創。主要追隨者包括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和約翰·穆勒。一般說來，該學派相信經濟規律(特別如個人利益、競爭)決定著價格和要素報酬，并且相信價格體系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

不可否認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對后來的經濟學家發生了深遠影響。古典政治經濟學受到過度地膜拜，似乎發展成為了許多后世經濟學理論框架的起點和基準線。著名古典經濟學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馬爾薩斯（Malthus），米爾（Mill），甚至包括馬克思（Marx）和凱恩斯（Keynes）撰寫的傳世之作為當時社會的經濟過程描繪了第一幅藍圖。經濟學理論自此不斷發展，現今流派紛呈，不過，古典經濟學看來已經構成現代經濟學理論趨同化的理論起點。

1市場自我調節理論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場自我調節原則（marketself-regulation），這是古典經濟學派立論的出發點，其對后世經濟學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不加以調控的市場體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將會充分地掠奪式開發社會的生產潛力。通過亞當.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市場將充當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獲得的稀缺資源，最佳地滿足社會對資源的無限需求。借助于有價格修正作用的機制使之能夠行使分配權力，具備自我調節功能的市場就可以發揮其功能了。正是由于這種價格機制的修正功能，保證市場對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的旺盛需求。靈活工資和浮動價格相當于市場的自我調節。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紀30年代那場沉重的經濟危機中古典政治經濟學所信奉的靈活工資制和價格機制頓時失靈了，從而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大部分理論被永久性地挫敗了，由此為約翰·凱恩斯及其門徒們打開了另一條大門。

2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特征

經濟過程周而復始地運動的特點，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另一條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社會階層或勞動分工具有內成的循環性質。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既充當買方又擔任賣方，從而使商品——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發生交換關系，形成一個環狀的運動軌跡。一種商品的賣出，為該出售者換取了獲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過這樣的交換，商品的賣方取得了一定數額的收入。

該項收入又將被用于購買和消費另一種商品，這是一種需求激勵因素（demandstimulus）。隨著需求增長，商品存貨下降。這種供應匱乏狀態又會刺激生產過程，最終會回歸原始起點，也即通過商品的最初售賣增加收入。這種經濟學思想意味著宏觀的經濟現象可以通過對微觀的經濟決策的觀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釋。一言以蔽之，亞當·史密斯對經濟的理解是：“經濟是多個企業單元相互之間的交互關系。”

3勞動價值理論

為了使社會的總有用性實現最大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要求對勞動階級進行分工并使之走向專業化和專門化。當時，史密斯相信一個國家的總財富應當以全體國民的財富之總和來計算和測度，而不是按照國王的財富來測算的。史密斯還認為，最直接地創造社會財富的辦法乃是進行社會分工。勞動價值理論（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將勞動力的社會分工與商品交換過程聯系起來，商品標價是與每一商品生產過程投入的勞動力相關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實際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個生產者,通過供應恰當數量的產出，將確定地獲得補償，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產方式”。勞動價值理論表明循環流動具有不穩定性。如果勞動價值理論不成立，事實上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破裂了，那么，凱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帶來的累積性生產效應將損害整個社會。

當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沒有認識到的是，市場也有可能因內部協調全盤失靈而遭到破壞?！八_亞（Say，1767—1832)法則”，也即“市場法則”是政治經濟學內在的一種古典觀念，斷言：“邏輯上不可能遭遇整體的市場失靈”(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復始的經濟流動過程中發生了某個環節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將無法供給一種修復機制，無力使裂縫彌合。因為他們不相信會出現這樣的裂縫。例如，凱恩斯主張財政赤字消費以刺激需求，即為著例。

古典學派的學者堅信，商品價格可以自由地上漲與下降，總是能夠發揮調節作用，保證滿足旺盛的市場需求，但是個體生產者計算錯誤，則是個例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承認個體生產商和供應商存在計算錯誤的情況。

市場也可能并不接受某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所提供的商品。換言之，個體銷售者可以在市場找不到購買他商品的買方，但是，從整個市場來判斷，交易失靈（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發生。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便是個體生產商和銷售商在市場上會面臨尷尬境地。事實上這種困境催生了一種動機，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種動機將協助市場發揮分配功能。1800世紀的工業和技術革命發生之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預測道，某些類型的勞動力商品將發現他們在市場上“不對路了”，提供的服務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相信，本質上“失寵的”個體生產商必須開發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轉而學習新的勞動技能,市場終將回報他們?？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個體生產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暫時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提及社會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為“對經濟活動參與者私人目的的滿足”。實際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重點放在開發資本存量以滿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遺憾的是，勞動力（labor）最終會被視為市場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樣的商品。如果存在勞動階級的話，對他們的制度性保護是極其有限的。工廠18小時輪班倒、童工剝削、骯臟的工作與生活環境，都是因為嚴格遵守市場自我調節原則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制度性的政治體制往往是與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學相伴相生的。由于經濟活動參與者的逐利行為所無意間帶來的結果，政府的與政治的政策隨之形成。換句話說，政治要受制于市場經濟學。如此組織起來的社會，基本上為了經濟市場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經濟市場的方便與效率而驅動的。

另一個殘酷的現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我調節性質的市場將推動工資水平向維持勞動人口的生計的趨勢發展。在后現代世界里,對勞動力的制度性保護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限制這種極度不公平現象對社會造成的破壞。這種巨大的困難造成人們在19世紀很難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義經濟措施。史密斯“看不見的手”理論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對經濟活動可以不加干預，公共機構也不得對之加以干預，由此導致勞動力工作條件惡化、貨幣工資收入減少。

古典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商品的賣方花費金錢，增大消費，實現一種供需平衡。在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假定的市場上，人們沒有什么持有貨幣的激勵，也即不存在什么“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理論(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資本積累理論

在貨幣市場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靈活，并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而作出適時調整，使之對經濟體中的投資與儲蓄達致平衡。古典學派（Classics）并不承認凱恩斯提出的“節儉反證（paradoxofthrift）”。

從古典學派的視角來看，個人生產商選擇支出還是儲蓄，關系不大。隨著生產商儲蓄增加，利息率將下調，刺激投資需求，抵消消費削減帶來的負面效應。這種消費削減是由于儲蓄增長造成的。

資本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下永遠是要受到市場上的儲蓄供應量的限制的。儲蓄是直接測算資本持有者賺取的再生產盈余或利潤的尺度。資本積累要同時受制于和取決于儲蓄的供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支持，實際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財富和社會階層。生產資料的持有人在經濟循環流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將經濟盈余和利潤轉化成為新的資本，由此創造出新的市場，為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出賣售其勞動力。古典學派主張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確保經濟擴張。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特征是私人對財富的積累以及私人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私人財富（資本）的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中，會導致社會生產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長。一個關鍵的假設是：整個社會的資本存量所能夠產生的生產能力總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資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術進步，隨著機器生產工藝的運用，都可能對勞動階級發生“去穩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總體評價及其影響

古典經濟學又稱古典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大約從1750--1875年這一段政治經濟學創立時期內的除政治經濟學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其起源以大衛·休謨（DavidHume）的有關著作出版（1752年）為標志，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為奠基。后來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產生于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卡爾·馬克思曾這樣概括地評價：“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理論的批判關系，古典經濟學也就成為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

參考文獻：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4]王祖奇.凱恩斯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思想的產生與時代[J].學術界.2009(06).

篇3

根據人們對學科研究對象的認識，經濟學是一門依據人們與社會財富有關的行為進行決策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建立的目的在于為經濟現象提供科學的解釋，為經濟活動的決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為當今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基本目的是解決有限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問題，而實現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的基本標志是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脫離或否定作為第一性的“效率”問題而建立的經濟學理論，都不會具有存在的價值，也不可能在實踐中得到發展。資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為易見和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整個社會生產無疑都是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而進行的經濟資源配置活動。面對有限的經濟資源，人類可以采取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計劃等的非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來進行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其中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配置方式的本質在于：圍繞商品的供需關系和資源的稀缺程度變化的互動，利用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分散決策的模式，來實現經濟資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計劃的資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業的微觀組織內部或國家的宏觀層面，才具有比市場更高的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研究在資源稀缺條件下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資源配置問題的人的行為科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體現在物品的價格上；產品價格的變化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的變化。而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在資源的優化配置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瓦爾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這一邏輯思維體系的科學基礎。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等主流學派顯然是按照這一解釋經濟現象與分析問題的維度，圍繞資源配置的效率與資源的稀缺狀況的關系，建立起一套理論體系。然而，從經濟學理論的多元特征和學說的學派分化的事實出發，可以認為以“效率—稀缺”為基礎所建立的經濟學僅僅代表的是一種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這里所講的思維哲學意義上的維度（dimension）是指一種視角，是一個判斷、說明、評價和確定一個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條件和概念。如現代物理學的空間維度包含了長度、寬度、高度與時間4個方面，即存在四維空間的特征。如果從人的思維的邏輯維度多元特征出發，可以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思維維度客觀上是邏輯和演繹化的，即按照多種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及其變化，假定資源的稀缺財富和變化通過市場價格信號來反映，同時也隱含在市場交易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人們都會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理性的行為反應，最終通過市場的均衡機制及調控手段的作用發揮，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應當說在絕大多數的市場經濟活動中，人們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理反應所建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較完美地解釋許多經濟現象和解決有關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從而為決策者實現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論支撐。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決策必然會充分運用價格機制和市場機制來調節資源配置。特別是在19世紀發生的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在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的動態關系分析方法上的長足進步，使經濟領域的“效率—稀缺”的關系得以精確化和數理化。如利用“等產量線”來表現生產要素價格變化下的不同要素間配置數量組合關系，以及反映經濟資源之間的替代過程和動態的替代比例。瓦爾拉斯創立的一般均衡論則揭示了稀缺引起的產品之間價格變化的傳遞規律。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客觀上是建立在資源配置的效率與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相關關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卻存在許多人們并沒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的決策行為。例如。在許多經濟決策中，人們對經濟效益“次優”的選擇往往比“最優”的選擇有較高的概率。此外，人們一些經濟決策行為也往往出現不按照理性推導的結果。就這些決策者而言，顯然又是出于經濟理性的，即該決策者在兩種或多種結果的選擇中，在他們的認知的范圍內，是不會故意選擇一種較差的結果而放棄一種較好的結果。對于這些現象，經濟學在解釋上產生了所謂“個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論上對“個人偏好”產生的機理卻不明了；或者解釋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或一些經濟活動領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決策模式無法反映出部分決策者的經濟決策行為和動機。如馬歇爾（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多處談到普通人的經濟行為的“半合理性”與“反合理性”現象［1］。這些現象或稱之為“效率—稀缺”行為準則下的非經濟理性現象。說明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應當還存在其他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人們不難發現，在許多經濟活動的領域和階段中，人們的決策首先應當按照效率作為經濟活動的核心目標，如果以稀缺、風險、公平、空間和時間等視角來確定最佳方案，從理論的邏輯架構區別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風險”“效率—時間”“效率—空間”和“效率—公平”等多種維度。事實證明，以效率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客觀上具有多維性的特征。整個經濟學說史也證明，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對于理論和決策的多元化維度開拓之上。如20世紀以來的風險經濟學、時間經濟學、生產布局學和福利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的建立與發展，既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效率—稀缺”維度的普適性的挑戰，也是對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的其他維度的開拓與創新。

二、經濟學理論的“效率—風險”維度與經濟決策

按照經濟學對風險的理解，風險就是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中發生“不理想事態”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經濟損失事件后果的“不確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對稱”，給經濟活動帶來的風險就十分突出。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經濟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交易等信息的擁有是不對稱的，有的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有的則反之。在許多經濟領域，如資本投資、商品生產、市場交易、貨幣信用、商業保險等經濟活動中，經濟風險的存在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普遍事實。按照風險經濟學的理論，風險存在的本質是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人們的經濟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夠做出的最優選擇或對多方案的一種抉擇。避免風險的基本途徑在于增加成本來增加信息量和擴大信息分析的力度與廣度。但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夠預知情況下的黑箱判定，其經濟決策的風險更為突出［2］。因此，經濟決策事實上還存在另一個維度，即“效率與風險”的維度。經濟資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實現往往存在一定的風險，資本投資（包括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充滿風險性，風險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對不同的人是有區別的。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是風險厭惡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風險偏好者。因此，經濟決策在存在風險的環境下，就存在“最優”“次優”及“再次優”等多種選擇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預期的投資方式往往也是風險概率預期最高的投資方式；而風險最低的投資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條件下（包括心理條件）就會有不同的選擇。風險分析是經濟決策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如人們在從事勞動、投資，消費等活動，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術治療，甚至吸煙，都存在風險和對風險的評估和決策問題。其中投資活動中，人們通常都需要運用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評估各種風險對收益和成本的影響幅度與范圍，從而進行投資決策。市場經濟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風險，從而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的經濟運作效率。而產權制度的建立在本質上也在于避免經濟活動的風險，其中產權明晰的本質在于降低收益不確定性條件下人的行為扭曲風險，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動具有更大的風險性，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險業的建立和發展，也與風險化解有緊密的關系。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之外，人們還需要應對市場交易中的道德風險，這是指一些企業和個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有意欺騙對方所帶來的風險，如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而對交易的另一方帶來的風險?，F實生活中，還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風險，即所謂“城樓失火，殃及池魚”的風險現象。因此，人們所作出的許多經濟決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風險”的維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維度。風險投資理論、經濟概率理論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效率與風險的關系而創立和發展的。

三、經濟學理論的“效率—時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時間是經濟決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過程特征的層面。時間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儲存性與不可逆性的特征。經濟活動的所謂效率，在許多層面上是相對時間而言的。如勞動時間或生產過程時間的付出或耗費往往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效率的高低。生產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時間的過程，資金等經濟資源的時間占用需要付出代價與成本。資金占用的銀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釋為是時間的價值體現。在勞動經濟學的理論中，勞動時間或閑暇時間以機會成本為轉化工具，可以確定出其市場價格。在經濟運籌學中，重點研究系統的效率實現與不同要素投入的時間過程以及步驟的關系，這在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廣泛的運用。許多經濟活動的決策都有時間上的約束條件，如一個建筑工程不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對某一工序有完成時間上的嚴格要求，所謂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時間約束下實現才能夠成立。在時間的約束下開展的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經濟決策，以及依此構建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經濟理論。時間維度下的效用或價值不僅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還應當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時間持續性概念。在投資理論中，投資周期的合理性無疑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現象往往與構成要素的稀缺與替代性無關，也不根源于消費者需求的質變，而是與消費生產力提高有關。在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從時間維度出發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業對勞動力要素的短期需求與長期需求分析，競爭性企業的短期需求被認為是在勞動的邊際收益大于或等于邊際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而企業的長期勞動力需求則是在資源自由替代的條件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在生產活動中，產品的效用和價格高低往往取決于時間，如葡萄酒的市場價格與儲存的時間長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決策的“效率—時間”維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慮長期儲存對資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從時間價值變化角度考慮儲存的時間長度，從而選擇能夠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結束儲藏轉為出售的最佳時點。在家庭經濟學理論中，相對時間的生產性支付，時間在消費領域的耗費也同樣被廣泛關注。為了實現時間消費的效用最大化，消費者不僅需要從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對眼前的貨幣支出作出選擇，而且需要對不同的時間付出作出選擇。如有的人寧愿節省眼前的消費而投資于教育和技能培訓，以犧牲閑暇時間而希望獲取長遠的預期收益，其本質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時間價值或時間效率。依照“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依照“效率—稀缺”維度所作出的經濟決策有許多差異，如人們為了爭取時間，可能不惜代價，造成資源的浪費。而在有的情況下，一些產品（如葡萄酒）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時間過程才能夠達到滿足人們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資源配置的閑置和低效率利用。這些情況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維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原則，但是在”效率—時間“維度下，卻是人們的經濟理性的行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預期下完成的，這就是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勞動與消費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時間維度的決策依據。經濟分析中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行為的區別，最終來自于人們行為的時間維度差別下的效率判定。在與時間有關的“機遇”問題的經濟決策中，機會的把握對獲取最大的經濟效果至關重要，有時候還起決定性作用。

四、經濟學理論的“效率—空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任何經濟活動都必須落腳到具體的特定空間。其中生產要素的空間分布和再分布都會直接影響到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生產布局集中反映了國民經濟生產能力（如固定資產和產品）對空間分布的選擇；反映了各生產要素、各部門的空間組合和結構以及各經濟區域、經濟中心之間的分工協作與發展比例關系。經濟學從空間角度來探討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效率問題。德國經濟學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專著《孤立國》中，分析農產品運輸成本與利潤的關系，并引出農業空間圈層結構和農業區位的概念。繼后有韋伯的《工業區位論》（1909年）標志著經典生產布局理論的建立?！爸行牡乩碚摗庇诌M一步探討區域開發與城市布局的經濟效率問題。區域經濟學則按照不同類型的區域的空間分布優化提出理論框架。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以克魯格曼（P.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將一般均衡理論涉及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損失與規模報酬遞增等結合起來，建立了多種數學模型用來分析產業空間積聚的形成和穩定性等問題。該理論也進一步帶動了對于“產業集群”“產業園區”等經濟實踐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建立在以分工和個人專業化演進結果的理論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間”的維度，來研究交易活動及其網絡在地理空間的集中對城市興起與發展的效應（楊小凱，2003）。在土地經濟學中，土地的區位條件更是成為經濟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從市場分工和網絡規模的經濟學研究新角度，對產品的地域差異、城鄉產業布局安排和全球化過程下的國際分工的效率等問題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框架和決策模式。從人的生產與消費等基本行為出發，都有基于“效率—空間”的決策過程。例如人們都往往會考慮家庭居住地與上班地點的距離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選擇問題。對一個地區而言，生產要素、經濟資源、市場網絡、城市結構等都涉及空間布局和對其規劃和對多種方案的決策過程。由于不同空間的資源稟賦存在差異，地域之間的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就成為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業貿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距離范圍內，市場交換活動可以滿易雙方的需求，使雙方對物品的主觀價值得到增加和社會總福利得到增進。即使是在企業生產的微觀空間，也存在合理、科學的生產設備與生產線的空間布局問題，有時一些細微的空間布局結構的調整和改進，都會對企業生產的經濟效率提高起關鍵性作用。

五、經濟學理論的“效率—公平”維度與經濟決策

人類的經濟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組成部分，顯然無法擺脫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對其的制約和影響。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處理效率問題的同時，也必須顧及經濟活動中涉及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的一系列社會倫理道德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因此，經濟學理論在提供解決稀缺的經濟資源配置的原理和決策方法的同時，也需要解決市場交易的平等規則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等規范性問題?？陀^地講，古典經濟學的創立本身就是基于對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超市場的經濟行為的否定和批判。亞當•斯密(A.Smith)作為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大師，他提出的“經濟人”概念中就隱含著市場交易的“公平”思想。他從市場交易層面上的“效率—公平”維度出發，認為個人要達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須顧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場活動中，才可以達到交易雙方的互利和社會的總福利增進的客觀效果。在19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邊際革命”時期，瓦爾拉斯在論述應用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時，就認為公平的要義是“把個人所應有的歸還給個人”，但經濟倫理問題應當與要素的效率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3］。后來由克拉克(Clack)所創立的邊際生產力理論，進一步確定了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邊際收益分配關系，把“效率—稀缺”維度下的分配關系在理論上精確化［4］。但是后來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卻力圖回避對經濟決策必須面對的公平判定問題，認為經濟學只解決資源優化配置的“實證性”問題，“規范性”問題不應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這種觀點無疑是對經濟學多維度理論發展的一種認知倒退。雖然古典經濟學初創時期就產生了經濟倫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紀初由庇古(A.C.Pigou)等經濟學家創立了福利經濟學，才開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部分領域轉移到對“公平”的判定和處理問題上。福利經濟學在理論創立時即明確表示，在人類經濟決策中，還需要為人們提供解決“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手段和方法。該理論強調的是對經濟活動，尤其是財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維度，認為個人與經濟利益集團在決策時，如果不考慮公平的因素與問題，最終該經濟活動會導致社會總福利的減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則而進行的經濟活動必然導致低效率或無效率。在福利經濟學理論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經濟過程的收益或利潤，而是指經濟活動的最終正效用—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凈福利。缺乏“公平”標準判定經濟活動是難以實現社會最終福利最大化目標的。在福利經濟學看來，對一個經濟活動的評判不能僅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還需要增加對其是否“公平”的評判標準，如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交易所隱含的假設前提—交易的平等規則和自由競爭的原則（亞當•斯密標準）。值得關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維度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優化的理想狀態—“帕累托最優”狀態外，還從“效率—公平”維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進”原則，“帕累托改進”原則是指：“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5］?！芭晾弁懈倪M”是在“效率—公平”維度下所達到的經濟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狀態，也是實現“效率與公平”有機統一的理想方式。后來，英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和?？怂褂窒嗬^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維度意義上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其中“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卡爾多—?？怂乖瓌t）是指“如果一個人的境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益就改善了”［6］。這里的“社會總福利增進”體現了效率方面的約束條件，“經濟補償”體現了“公平”方面的要求。這些福利經濟學的經濟決策維度就基于“效率—公平”關系的統一視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經濟學是經濟理論和經濟決策的“效率—公平”維度的系統發展。制度經濟學屬于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但其理論的維度設置上卻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謂“制度”的本質在于安排的規則是否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會的多數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對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所隱含的基礎是“公平”或“平等”“正義”。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產權經濟理論，其核心就是產權界定與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對效率實現的影響關系。科斯認為，當交易成本為零時，只要產權明晰，市場機制可以解決經濟外部性問題，遲早會自動地糾正“市場失靈”，這里的“市場失靈”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雙重意思。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所謂制度的缺陷不僅體現在“交易成本”高昂與效率的低下，往往還體現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場交易規則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對政府公共資源等的社會分配不公平，必然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企業等微觀組織和政府的效率實現，如理論上已經證明了對職工分配不公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動，缺乏創新精神，消極管理，勞資糾紛與沖突，等等［7］。政府實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遷、工程移民搬遷；乃至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等，都存在對公平的處理不當問題。中國目前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的許多問題，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往往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確定其平衡點。但是“效率—公平”維度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至今與科學化標準還有一定差距。人們不難發現，依據“效率—公平”的維度所進行的決策廣泛存在于人們對市場交易、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等許多經濟活動領域。在這些領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經濟的效率是難以實現或持續實現的。缺乏公平的經濟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會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會直接、間接地影響經濟效率的實現。新制度經濟學則主要從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的視角，強調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和全社會經濟效率的增進作用，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制度變革的因素往往比資源配置優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即來自于市場化改革與制度變遷為標志的“改革紅利”。

六、結論和啟示

1.經濟學理論的“經濟理性”行為假設應當具有多維度特征

經濟決策多維空間的存在，表明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假設或表述是不盡完善的。過去人們對于由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關系的維度，所以對人們在追逐效率的過程中對資源稀缺的行為反應的總結是不全面的。經濟理性的最核心的內涵在于：經濟行為是在一定資源條件的約束下，人們總是會采取一種較有利的途徑，而不會去故意選擇一種不利的結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會選擇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舉措方案，或所謂在多方案中去選擇“次優”的方案。按照傳統的基于“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理性假設，對有關的行為就無從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釋?？梢哉J為，所謂“經濟理性”，是指人們普遍在從事每一種經濟活動時，不僅從資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難程度來考慮其路徑或方案的選擇，還自覺、不自覺地從獲利的風險程度來選擇；從經濟活動的時間配置與程序，經濟活動的空間配置與布局，以及獲利的手段、交易規則安排的公平性等維度來進行決策。只有效率兼顧了稀缺、風險、時間、空間與公平等維度的經濟決策才是一種完整的經濟理的決策。

2.大多數個人“偏好”行為屬于按照其他維度決策的理

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經濟決策行為，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往往用個人的行為“偏好”來加以解釋。但是人們經濟決策的“偏好”行為，多數與他們的決策維度差異有關。因此，現代經濟學賴以存在的人的經濟行為假設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還必須增加“風險”“公平”“時間”“空間”與“效率”的關系的決策維度，這些維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經濟理的規范。如果說人們在經濟決策中存在個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時間”“效率—空間”或“效率—風險”維度考慮其偏好行為的。例如，從“效率—稀缺”的維度出發，人的經濟行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現了許多難以解釋的“悖論”。但是從“效率—風險”等維度，這些人的經濟行為則是完全理性的，所謂的“悖論”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釋。在許多情況下，所謂的個人“偏好”可以認為是個人的“風險偏好”“時間偏好”“空間偏好”與“公平偏好”，在相應的維度下無疑是理性的經濟行為。

3.經濟決策往往是一個多維度選擇與“排序”優化的過程

篇4

一、互聯網金融存在的風險

（一）競爭與壟斷產生的負面影響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競爭尤為普遍，這種競爭不僅僅存在于產業模式之中，更是對金融實力的競爭，很多互聯網金融模式在碰撞的過程當中，最終產生了競爭性壟斷，而這會直接影響到社會融資模式以及投資模式的單一性，從而不利于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金融結構的穩定。例如在我國金融發展過程中支付手段已經逐漸產生了競爭性壟斷的局面，這有可能會使得互聯網金融格局出現服務同質化的現象，并且有少數金融機構壟斷大部分市場份額的現象也不利于市場穩定。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但隨著競爭產生的負面影響十分廣泛，例如很多金融機構利用網貸產品，在競爭的過程當中，加速了貸款公司的倒閉，而這種倒閉，由于受到服務同質化以及監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最終使得互聯網金融發展出現競爭性壟斷。

（二）資源重構過程中存款與貸款風險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對于資金的投放以及吸納互聯網資金的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對于金融風險意識相對較低的人，他們往往會在投資過程中產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為，進一步提高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性，這種現象涉及的人群數量較大，且會對社會產生十分不良的影響。很多貸款人群在對資金鏈條進行使用的過程當中也存在著較大的風險，一些銀行無法獲得小微企業或是個體工商戶的融資，而一些傳統商業銀行在對資產以及風險進行評估的過程當中，由于這些用戶存在著一定的經營風險，也無法較為順利地完成最終的評估，因此互聯網金融在對資金進行投放的過程當中，沒有對客戶的信息進行評估，這也會直接導致一些客戶不能夠正確使用資金，最終影響到互聯網金融貸款償還的及時性，不利于資金鏈條的運營。因此，如果互聯網金融企業在進行放貸的過程當中并沒有考慮各項因素，沒有對經濟周期進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響存貸款模式時期出現失效，進而影響到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穩定性。由此可見，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很多運營者都應當正確判斷貸款風險，有目的的提高客戶的黏性，從而有效規避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與此同時，為了確保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相關部門應當加大對這一行業的監管力度。

二、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產業經濟學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理論指導

在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過程當中，產品經濟學理論無論是在范圍經濟還是規模經濟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體系中是一門較為成熟且具有較高科學價值的重要學科，而產品經濟學作為其中的重要部分，無論是理論思想還是發展趨勢都與經濟學趨于一致。產品經濟學理論主要有以下兩個元素構成，分別為需求方形成的規模經濟以及供給方形成的規模經濟，在規模經濟逐漸形成的過程當中，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尤為重要，在經濟與當下互聯網金融進行融合的過程當中，完成了資本與勞動力這兩者的轉換。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業經濟學的知識要素以及技術要素也在不斷增強，在成本呈現遞減趨勢的背景之下，該理論所創造的收益卻呈現著遞增趨勢，這也說明在互聯網金融逐漸發展的過程當中。傳統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隨著供給方規模經濟的發展逐漸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聯網經濟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聯網金融的價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成本經濟應運而生，互聯網金融憑借著成本優勢，在大幅擴大產品種類的同時，也使得利基市場得到了開闊，這與范圍經濟有著相似之處，與此同時，這也是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無法用理論解釋的現象。由于互聯網金融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處于鏈條的長尾位置，因此也進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這一類產品，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互聯網金融也憑借著這一形態在很多金融業務中獲得了延伸，逐漸使得金融成本控制變為可能。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過信息復制來完成，這不僅僅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成本，還能夠吸引顧客進一步占領市場份額。

（二）金融中介理論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經濟學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金融中介理論，金融中介理論與產業經濟學一樣，都是經濟學理論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聯網金融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論也在其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論在對信息進行篩選的過程當中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互聯網信息具有繁雜、無序等一系列特征，這也不能夠使得相關工作人員準確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對稱等問題，因此很難為互聯網金融發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時應對這一問題。金融中介理論不僅僅能夠快速完成互聯網金融主體的信息篩選、處理、判斷，還能夠運用這些有價值的信息為顧客在進行判斷決策的過程當中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顧客在對信息選擇以及決策過程中的準確性，提升了顧客對于互聯網金融的信任程度，進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過對金融中介理論的規模經濟以及范圍經濟兩者進行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由于信息資源復制以及應用的影響，成本表現出了遞減規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聯網信息中選出對顧客有用的信息，必須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論在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應用一方面能夠降低企業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夠有效提升信息篩選質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經濟學對互聯網金融理論的影響

通過將信息經濟學理論應用于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無疑對互聯網金融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推動了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例如在應用信息經濟學理論的過程當中，在搜索理論以及聲譽理論的共同影響之下，互聯網金融在活動的過程當中出現了積極的影響效應，這種影響效應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進步，再者，信息不對稱理論對互聯網金融造成十分行深遠的影響，例如如果在互聯網金融進行活動的過程當中存在信息不對稱這一情況，可能直接給互聯網金融發展帶來一定的經營風險，而通過應用信息經濟學理論能夠有效控制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經營風險，從而幫助很多貸款公司規定了逆向選擇風險，在穩定企業發展的同時，又能夠提升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整體進程。

三、結語

綜上所述，相關互聯網金融的運營者以及監管者應當準確意識到互聯網金融以及傳統金融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應當加大其發展穩定性，通過把握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結構以及模式問題，進一步提高互聯網金融的穩定性以及競爭性，因此在互聯網金融時代逐漸到來之前，傳統的金融機構也應當根據當前的市場需求，對經營狀況進行針對性的調整，避免盲從金融時代的特點，從而提高自身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陳一稀,魏博文.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研究［J］.南方金融,2015（1）.

［2］汪煒,鄭揚揚.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J］.經濟問題探索,2015（6）.

［3］樊淑虹.關于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探討［J］.現代經濟信息,2019（2）.

篇5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偲饋砜矗笠环N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A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篇6

【關鍵詞】 古典經濟學派；凱恩斯；新古典經濟學派

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已有200年之久，其間許多經濟學家都為這門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經過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經濟學從重商主義到古典經濟學派再到新古典主義學派，已經發展得越來越完善。任何學術理論都要經歷一個逐漸發展、完善的過程，經濟學理論也不例外。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各個階段不同學派的核心思想以及他們對后世的影響。

一、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是十七到十八世紀在歐洲頗受歡迎的政治經濟體制。它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認為金銀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一國積累的金銀越多，就越富強。他們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禁止金銀輸出，增加金銀輸入，即一國的國力基于通過貿易的順差——即出口額大于進口額來積累財富。這種政治經濟體制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財富的意義。

二、古典經濟學

在凱恩斯經濟學理論誕生之前，經濟學理論無疑被古典主義學派所統治著，并對經濟學未來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以后的經濟理論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其中以英國跟法國的經濟學家貢獻最大。英國的威廉·配第和100年后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以及法國的布阿吉爾貝尓和魁奈。斯密在這一過程中的貢獻是巨大的，他詳細地分析了重商主義，讓人們對重商主義有了一個較為系統全面的認識，自從他指出重商主義的缺陷之后，重商主義也就開始走向末落。斯密從幾個方面指出了重商主義理論的缺陷。首先，他批判了重商主義認為金銀才是財富的組成的觀點。他指出只有增加一國的勞動產出，或是增加一國的國民收入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的增加。其次，他認為，盡管后期重商主義的理論有所改進，從認為必須把貨幣貯藏在國內到后期的放寬要求，認為只要保證輸出大于輸入（即有凈輸入）以獲取貨幣流入本國，但是依然是值得懷疑的。綜上所述，斯密是自由貿易理論的熱衷者，是貿易管制理論的反對者。影響斯密對重商主義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時英國的環境，斯密的經濟學理論產生在英國工業革命前夕，在這個時期，英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個時期，英國打敗了西班牙奪得了海上霸權，之后通過大量的海外殖民瘋狂地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英國的資產階級們在這個過程中攫取了空前的利潤，從而為英國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是由于之重商主義理論的影響，當時的種種貿易保護政策開始逐漸表露出對英國繼續發展經濟的限制。同時英國的資本家們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他們在其他國家的競爭當中已經處于優勢地位，所以更加促使他們推崇自由貿易的學說。從而影響到斯密自由主義的觀點。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堪稱古典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它使得工業化不再停留于發明機器制造產品的階段，而是真正對社會發展起了革命性的意義。如果說牛頓為工業革命創造了一把科學的鑰匙，瓦特拿著這把鑰匙開啟了工業革命的大門，那么斯密則是揮動一只看不見的手為工業革命締造了一個新的經濟秩序。

三、新古典經濟學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古典主義學派得以發展，經過一系列的革命，經濟學理論被賦予了大量的新鮮血液。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眾多著名的經濟理論學家對此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不得不承認馬歇爾是當仁不讓的新古典經濟學派標志性的代表人物。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經濟學原理》一書把從亞當·斯密到約翰·穆勒的古典經濟學，以及邊際主義學說等，組織和融合到了一個更為廣泛的體系之中。然而這并不是雜亂無章的隨意拼湊，而是有巧妙的構思和嚴密的體系。這是繼約翰·穆勒對古典經濟學進行綜合之后的又一次經濟理論大綜合，在融合了供求理論、生產費用理論、邊際效用理論、邊際生產力理論等的基礎上，建立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幾乎包含了當時經濟學界絕大部分的觀點和主張，把自由競爭時代的經濟學作了最為全面的總結，因而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經濟理論體系，居于歐美經濟學界的主流和中心地位達數十年之久。他的經濟學說構成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外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他培育出來的一大批弟子。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的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實際上，庇古在幫助馬歇爾傳播其經濟理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通過在劍橋大學為學生們講課，幫助馬歇爾傳播了他的理論。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還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他的另一個得意門徒——凱恩斯。在馬歇爾的眾多弟子中凱恩斯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毫無疑問，他是最有影響力的。他的《就業、利息、貨幣通論》的出版，標志著一個全新的獨立經濟學體系的誕生。標志著凱恩斯完成了從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向自己創立的新經濟體系的過渡。

在《就業、利息、貨幣通論》中，凱恩斯否定了傳統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古典經濟學派相信經濟規律決定著價格和要素報酬，并且相信價格體系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同時也認為在這種經濟規律下，供給本身能夠創造需求（薩伊定律），因此只要倡導自由主義，就能夠實現均衡。古典經濟學的這種理論貌似非常完美，但是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有大量的脫離現實實際情況的假設。就比如薩伊定律，認為供給可以自行創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經濟危機。但是1929到1933年爆發的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蕭條，失業嚴重等問題的出現，根本無法解釋，更不能為擺脫危機提供“有效”對策。這種主張自由經濟的思想在國富論醞釀出版的時候可能是實用的，因為畢竟世界剛剛進入工業革命的大門，生產力的發展雖說有提高，但是沒有達到無法控制的狀態，當時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斯密關于人們是經紀人為了謀求自己私利而做出決定的假設。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逐漸遞進，世界資本財富的迅速積累，壟斷廠商的出現，信息量迅速上漲等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等種種違背斯密經紀理性人的假設出現的時候，這只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機制就失靈了。凱恩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他認為無法充分就業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預期可給雇主（企業）帶來最大利潤量的社會總需求，亦即與社會總供給相等從而處于均衡狀態的社會總需求，而總供給可以看作一個外生變量它是由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所決定的，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但是，在現實情況中，放任經濟自由發展有效需求往往是不足的，因此為了提升國家的財富，他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革命。伴隨著預期革命，以及張伯倫革命等所謂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

四、結語

這一時期確實是西方經濟思想史上非同尋常的一頁，在近200年的時間內，有眾多的經濟學家為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使經濟學理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從重商主義到古典主義學派再發展到新古典主義學派，從主張貿易保護，到推崇自由發展經濟，再到凱恩斯的倡導政府干預，這么快的理論發展是不常見的。正如我們所知，一種新的理論的發展一定伴隨著有問題的舊的理論的消亡，如上面所述，雖然古典經濟學派在十八世紀后期到十九世紀初期風靡一時，但是由于他的前提假設條件苛刻等缺陷，隨著時間的推移經不住歷史的考驗，比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西方經濟經歷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蕭條，無法為古典主義理論所解釋，就必然會引起學者們的反思，促成新的理論誕生。這樣，最終便必然導致一場西方經濟思想創新的浪潮。西方經濟學在上述時期所取得的重要發展和成就，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于所有這些，我們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參考文獻】

[1] 付瑩瑩.淺談西方經濟史學初期發展[J].消費導刊，2009（23）.

[2] 張鳳林.從馬歇爾到凱恩斯—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上的一頁[J].遼寧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4）.

[3] 譚崇臺.西方經濟發展思想史[M].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

篇7

摘要：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不是完全對立的關系，而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將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致力于建立一門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需要的經濟學，不僅十分必要，而且也很有可能。本文從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社會基礎、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三個方面淺析二者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

關鍵詞：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 對立統一

1 社會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稀缺性資源有效配置的科學。薩繆爾森曾在他的《經濟學》中講到，經濟學研究人和社會如何做出最終抉擇，在使用或不使用貨幣的情況下，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產性資源來在現在或將來生產各種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作消費之用。它分析改善資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價和可能得到的利益。在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看來，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們如何有效地利用生產性資源。因為人們有效利用生產性資源是一種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所以說，西方經濟學是一門側重生產力研究的學科，它的強項不是生產關系研究。

而經濟學，是一門側重研究生產關系的科學，它極其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一般的社會生產關系是生產者把他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馬克思終生致力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背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從研究對象的方面講，經濟學同西方經濟學確是對立的關系。

雖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對立的，但二者又是緊密相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在對立的統一中發展變化的。經濟學中講到，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決定的，客觀上存在著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生產關系也不是消極被動的，它又反作用于生產力，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作用。因此，研究生產力變化規律的西方經濟學與研究生產關系變化規律的經濟學，不應是完全對立的關系，而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

經濟學也是十分重視生產力研究的，不然，就提不出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決定的論斷了。但經濟學又沒把生產力作為一個主要研究對象。西方經濟學也很重視生產關系問題，然而，又理智地拒絕研究生產關系，人為地將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割裂開來。但是，就系統、完整的這門經濟學來講，它應是全面地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進行研究，而不該顧此失彼。

2 理論基礎：使用價值與效用價值的對立統一

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長期爭論而不能統一的另一個焦點問題是，者指責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效用價值論）是主觀唯心的庸俗理論，判定只有勞動價值論才是客觀唯物的科學理論。他們認為，商品是以它的使用價值而不是效用價值來滿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使用價值即物的有用性，一經生產出來，就是客觀存在的，不可能發生邊際變化，從而是一個客觀的唯物的概念。由此得出，以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理論的西方經濟學，因它的主觀唯心性而不具有科學性。勞動價值論把使用價值當作滿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客體，是具有客觀唯物性的，因此也就具有了科學性。

使用價值與效用價值作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能主觀地使其完全對立起來，二者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效用價值被認為是滿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其顯著特征是有用性和稀少性。在效用價值論者看來，物有用而不稀少，沒有價值；物稀少而無用，也沒有價值；只有既稀少又有用的物品才具有價值。效用價值論者把物的有用性作為效用價值的一個特征看待，則勞動價值論者把物的有用性作為使用價值的定義看待。因此，使用價值與效用價值的確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經濟學把使用價值和價值看作商品的兩個因素，認為兩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使用價值與效用價值，及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統一關系為效用價值與價值，進而為效用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對立統一奠定了基礎。因為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內容和體系是以效用價值論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來的，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內容和體系是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來的，且由于效用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兩者的對立統一，所以就有了統一的可能。

3 現實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尋求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統一

西方經濟學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可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經濟學理論。因為我國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又要發展市場經濟，所以就必然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關理論。既堅持經濟學理論的指導，又吸收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有用成分，這就為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有機統一奠定了現實基礎。

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在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太完善，法律法規亦不健全。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形式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形式不和諧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不和諧的問題仍很突出。若我們不把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有機統一起來，就會因看到這些不和諧現象而否定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會否定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

如果說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環境下，是因為堅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形式和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而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進而否定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相統一的話，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形式而需要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也就必然要求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相統一。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篇8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比較靜態分析，一線兩帶，

（一）引言：經濟學與科學研究框架

經濟學的定義，在諸多經濟學理論教科書中，多有陳述。經濟學從其研究對象來說，屬于社會科學。在諸多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又如何同其他社會科學區分？這就要從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說起。

經濟學是不是科學？是科學，就要有其科學性的研究框架(scientificmethod)。物理學是科學無人異議，為什么？因為有其科學性的研究框架。以物理科學為例，科學性的研究框架由三部分構成，首先是對要研究的現象的觀察，得到研究對象的信息或數據。比如牛頓觀察到蘋果掉到地上而不是其他方向。第二是通過對現象的觀察，產生普遍性的假設，并根據此假設推導演繹出理論。比如牛頓假設物體有吸引力，并且吸引力的大小與物體的質量成正比，于其間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萬有引力定律。第三是對理論按嚴格邏輯所推演的或暗示的結論，通過具體的某一現象進行檢驗驗證，事實與理論推演的結果一致，理論保留，并等待被進一步檢驗，否則，假設就是錯的，當然由此假設推演的理論也就不成立。比如由萬有引力定律所推演的太陽系的行星，其質量等等，都不駁斥其理論，理論被保留。

作為一個理論——科學框架的一部分，它要解釋或預測一系列現實世界的各種客觀存在，他的結構應包含三個部分：

1．主張或公理（assertions,orpostulates）。可表示為集合A={A1,…,An}，如萬有引力定律理論的物體之間有引力，引力的大小與質量成正比等等，經濟學理論中的消費者選擇遵行效用最大化原則等，他們都涉及到理論構造中的研究對象的普遍，具有不可觀測性。

2．假設或實驗條件（assumptions,ortestconditions）?？杀硎緸镃={C1,…,Cn}，在這一假設下，主張或公理要被檢驗。假設(assumption)與公理(postulate)不同，假設或實驗條件由可觀察到的現象構成，而公理是關于抽象事物的廣義陳述，不具體指某事物，具有難以觀測性。假設連接了理論構造與現實世界，它必須是現實的。一般形式為：如果…（可觀察到的行為，現實世界會發生的事件）……

3．事件。可表示為E={E1,…,En}。是根據理論預測到的事件。即：如果發生了（假設）…，則事件就會發生。

簡而言之，理論的結構是這樣的，主張或公理A（不可觀測、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陳述）意味著如果試驗條件C（具體的可觀測現象）成立，則事件E（可觀測現象）就要發生。用符號可表示為：

A(CE)，或（AC）E（1-1）

箭頭表示“意味著”。

理論能否成立的必要條件，首先就是看他是不是具有能被現實世界檢驗的性質，即其“可駁斥命題(Refubrproposition)”是否存在，具有此性質，才談得上去檢驗，不具有此性質，則理論是毫無意義的。

可駁斥命題如何提出，這一類工作，叫做比較靜態分析（comparativestatics）。

因此，回答經濟學是不是科學，要看其理論結構是不是具有科學性，一個理論能否成立，可駁斥命題的存在是必要前提。當前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已經滿足了這些科學的研究框架的條件，經濟學中提出的普遍性的理論，正在被一些具體事實證實或證偽。因此，可以認為經濟學是科學。從方法論的角度，對經濟學的定義可表述為：經濟學屬于社會科學的研究范疇，他利用具有普遍性的人類行為假設，利用（邏輯、數學）技術以及在對一具體問題假設其遵行普遍的假設（公理）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行為假設（公理）的可駁斥的解釋（EugeneSilberberg,WingSuen）。

（二）比較靜態分析

比較靜態分析，是一種（數學）技術，通過這一技術，理論（模型）可以被考察研究，以確定理論的可駁斥假說，如果不能推導出可駁斥命題，則想用現實對其檢驗就是徒勞，因為無任何數據可駁斥理論（EugeneSilberberg,WingSuen）。

經濟學的比較靜態分析，是對經濟學理論進行檢驗的一種符合邏輯（通常用數學技術）的仿真（Silberberg,etal）?！办o態”在這里是一種誤用，我們知道，經濟學中的理論，是以某一檢驗條件或假設的變化來檢驗經濟變量的變化為基礎的（Silberberg,etal），比較靜態是指不考慮時間因素的對研究變量的變化的經濟學預測（Silberberg,etal）。

經濟學的比較靜態分析，要追溯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1829年，威廉•維赫維爾(WilliamWhewell)發表了“一些政治經濟學說的數學說明”的論文，論文的內容專注于從技術層面說明學說的科學性。在隨后的1830年到1850年間，他又先后為此目的發表了一些文章。但直到1871年，其工作才引起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的注意，并由此開創了經濟學的比較靜態分析法。

經濟學家從事經濟研究，要對人的欲求等看不見的行為作一些假定（主張或公理），然后用嚴格的數學邏輯將這些假定與看得見的行為或現象聯系起來（比較靜態分析，提出可駁斥命題），證明某種關于看不見的人的行為的假定為真時，則某種看得見的現象就會發生。這種思想試驗方法就是制造假說或理論的過程（楊小凱，張永生）。成為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具體講，比較靜態分析是通過邏輯（或數學）運算，模擬理論的可駁斥命題即檢驗條件是什么，從而為理論的驗證提供方法。

經濟學將研究變量分為兩類，一是決策或選擇變量（Decision,orchoice,variables），另一個是參數或外生變量（Parameters,orvariablesexogenoustothemodel）。參數代表理論的檢驗條件變量。如果用x表示決策變量，用α表示參數，則理論必須表示為（假設為）某一決策變量x是檢驗條件α的函數。

（2-1）

也就是說，對于一個行為公理A（假說，或理論），如果檢驗條件C（用α表示）成立，則決策變量（用x表示）會發生。因為經濟學家往往不能直接觀察到給定某一參數下的實際的選擇變量的具體數值，因此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建立在基于對邊際量的觀察，即：

（2-2）

通常，經濟學的公理（理論）由這一導數的性質來表現，它潛在地表示了經濟學的可駁斥命題，所以經濟學也被稱為邊際主義范式。比如，需求理論，價格是參數（外生變量），需求量是選擇變量，需求法則（公理，理論）認為，dx/dp<0，即其它變量不變，需求量隨價格的上升而下降。因為可駁斥命題是潛在存在的（dx/dp大于零），這一理論可以被檢驗。

經濟學理論，往往涉及看不見的行為，如企業利潤最大化公理，要證明其正確性（實際上是證明其不正確性，正確性往往無法證明，但當事實無法證明其不正確時，暫時接受其正確性，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正確性得到普遍接受。），必須借助可觀察到的現象。將看不見的假定現象與看得見的現象聯系起來，用嚴密的數學邏輯，推導參數變量與決策變量的導數關系的工作，以確定可駁斥命題，就是比較靜態分析。

所以有人說，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廣泛應用雖然不能保證分析框架一定正確，但它卻使理論更容易被證實或證偽，從而大大加速知識的積累過程（楊小凱等）。這也正是人們預言經濟學中數學的應用的深度和廣度很快就將超過物理學的重要原因（楊小凱等）。

（三）陜西省“一線兩帶”發展戰略的比較靜態分析

陜西省省委、省政府抓住西部大開發機遇，決定實施“一線兩帶”發展戰略，即以西安為中心，以隴海鐵路陜西段及寶（雞）潼（關）高速公路為軸線，加快國家關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帶和國家關中星火產業帶的建設，使關中地區率先崛起，并以此為增長極，輻射和帶動陜南和陜北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這一理論是否為真，是一個不可觀測的現象。因為一旦實施，不實施的結果就不存在，無法觀測，無法比較。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比較靜態分析假設理論為真，用具體的事件（比如“一線兩帶”），推測將會發生什么，如果沒有發生，可以肯定理論是錯誤的。因此，經濟學的研究過程如下。

1．模型的構造

關中地區率先發展，即將有限的政府投資，集中用于局部地區（關中）經濟建設，使其成為一個增長極，預期產生極化效應，從而帶動整個省內的經濟發展。之所以集中用于關中地區，這里面隱含著如果將這些有限的資金分散用于各個地區，對陜西省總體的經濟產出不會更大。如果地區間的生產函數差異，由分工程度、勞動者技術差異等內生，這一發展戰略，用模型可表示為（模型中的變量都是時間的函數）：

（3-1）

其中，Y為全省總產出，F(•)為生產函數，短期符合規模報酬不變，邊際產量遞減，地區間無差異，K為資本存量，邊際產量遞減，L為勞動力，邊際產量遞減，E為勞動效率，與人力資本投資有關，進而與總產出積累或資本存量有關，還是分工的函數，分工與交易費用（在此包含交通、信息建設等政府投資，用G表示）有關，分工會使規模報酬遞增，EL表示有效率的勞動力（effectiveworker），下標1表示關中地區，2表示陜西省其它地區。這一最大化問題可圖示為：

圖1中，市場配置使產量最大化，各地的資本邊際產量相等。圖2中，對關中地區增加投資，預期產生極化作用，促進產業升級，促進分工，提高生產率，使1沿虛線上升，總產量上升，并帶動2產業升級，使2也沿虛線上升，最終使總產量連續跳躍上升。

這一預期是否成立，需要進行檢驗，如何進行檢驗，就需要進行比較靜態分析，找出這一模型的可駁斥命題。

假設生產函數滿足規模報酬不變，關中地區有效率的勞動力占總有效率勞動力比例為m1，其他地區有效率勞動力占總有效率勞動力比例為m2，關中地區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n1，其他地區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n2，即：

且

因為，（規模報酬不變）表示有效率勞動力的人均產出，且f(k)=m1f(k1+g)+m2f(k2),所以生產函數可以寫為：

或

E實際上可以看為與技術、分工有關的效率因子。若定義關中地區對其他地區的輻射作用的輻射系數r為：

輻射系數是關中地區產出與其他地區產出的比，總產出可以寫為：

（其中令E1L1f=）（3-2）

從圖2中可以看出，關中地區若對陜西其它地區具有輻射作用，應能夠帶動那里的產業升級，即總產出出現拐點（圖2中總生產函數1與2之間的轉折點），拐點的條件是產出的一階導數為零、在此條件下二階導數為零。比較靜態分析就是在滿足以上條件下，從一階條件中尋找決策變量（g）與參數變量（r）之間的關系。

2．比較靜態分析

這里，產出是有效率的人均資本(k1+g)的函數，參數為r，決策變量為g，比較靜態分析就是在模型解中尋找決策變量與參數變量的關系。

求解（3-2），一階條件為（注意到輻射系數r是k1+g的函數，設ka=k1+g）：

（3-3）

二階導數為：

（3-4）

由3-3得：

（3-3a）

兩邊求導得：

（3-5）

將（3-5）帶入（3-4）得：

由于一階條件下，二階導數為零，所以一階條件為拐點。

再來討論一階條件

3-3

整理后得：，即：

即（這里略去了常數項）

設r(g*)是方程的解，

其中，dE/dg是政府邊際投資的效率變化，一般投資促進技術進步、效率提高，df/dg是資本邊際產量，大于0，所以，dg/dr>0。即投資速度加快后，輻射系數變大。如果實行率先發展戰略，關中地區的經濟發展要大于其它地區的經濟發展，集中投資于關中地區的戰略才不被，如果其它地區本身有自發的發展空間，且勢頭良好，政府不進行投資改造，促進升級發展，反而將有限的資金投資于大城市，雖然大城市也得到了發展，但其機會成本卻很高，將不會取得更好的效果。這一檢驗條件，就是比較靜態分析的結果。

3．比較靜態分析后的實證分析

通過對陜西省關中地區及陜南陜北經濟發展的情況，計算出輻射系數，并比較輻射系數的變化與政府投資的變化是否滿足比較靜態分析的結果，不滿足時，這一戰略一定是錯誤的。

（四）結論

經濟學通過它的研究范式——比較靜態分析，證明這一學科的科學性。比較靜態分析是一種（數學）技術，通過這一技術，理論（模型）可以被考察研究，以確定理論的可駁斥假說。它是對經濟學理論進行檢驗的一種符合邏輯（通常用數學技術）的仿真。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包括理論的構造，理論的比較靜態分析，理論的事實檢驗等過程。對陜西省實施的“一線兩帶”發展戰略的比較靜態分析的結果為極化地區的經濟增量與輻射區的經濟增量的比，應隨著政府投入的增加而增大。如果在實施戰略過程中出現比如陜北經濟增量很大，則說明戰略是有問題的。

參考文獻：

[1]Kim,Jinbang"TheTechniqueofComparative-StaticAnalysisinWhewell''''s"MathematicalExposition"".HistoryofPoliticalEconomy-Volume33,Number4,Winter2001,pp.843-854

[2]EugeneSilberberg,WingSuen,TheStructureofEconomics:AMathematicalAnalysis,3e.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Press.(2005)

篇9

近年來，國內出現了很多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我國地理學家吳玉鳴（2000）在對數據進行分析時運用到了空間計量經濟模型，把包括中國的31個省市在內的區域進行了集聚增長因素的分析；隨后，陳曉玲等人根據我國部分省級數據，考察分析了改革開放后我國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此后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研究。

二、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的應用分析

（一）空間計量經濟學在國外的實際應用

隨著國內外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空間計量經濟學已經成功運用到經濟研究的眾多領域中，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1.公共經濟學領域：James等（2003）主要對一國對于國際環境條約的參與決策與參與程度的博弈通過建立一個空間概率模型來進行分析和研究。

2.區域與城市經濟學方面：Buettner（2003）利用空間計量經濟學分析了德國各城市的財政外溢效應以及稅收基數效應；Case（1993）以美國各州的情況做了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以及預算研究。

3.房地產經濟學領域：Timothy等（2003）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分析了城市住房的絕對位置對房屋價格差異的影響；Anselin等（2009）以美國加州南海岸數據為樣本案例通過空間計量經濟分析法研究了環境空氣質量對房屋購買者邊際支付意愿的影響。

4.勞動經濟學領域：Elhors（t2007）等首次將空間計量分析法運用到勞動經濟學領域，對歐盟地區勞動參與率差異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和分析，指出了在區域間和國家間出現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

（二）空間計量經濟學在國內的主要應用

空間計量經濟學在我國國內的發展主要是在二十世紀九族平臺、非家族成員的需要進行平衡，達成一致行動意見來充分保障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以合理制度為約束的聯成長

約束并不是對職業經理人不放心、不放手，它恰恰是為放心、放手創造必要的條件和基礎。對于職業經理人的權力界定、業績評估、財務審計等，出發點并不是為了限制職業經理人的才能發揮，而是為了更有助于職業經理人與民營企業主之間的有效合作與融合。首先要認真制定好公司章程，讓職業經理人的各種基本可預料的行為有章可循，使公司章程為職業經作理人的重要約束機制；其次不斷完善合同契約制度，簽定受法律保護的詳盡的任職工作合同，建立職業經理人的約束機制，對職業經理人的責、權、利做了相關規定，以便成為對職業經理人的有效約束。再次，要完善董事會、股東會等企業機構職能來優化對職業經理人的約束，評估職業經理人在工作中的失誤和不足。

（四）以持續發展為契機的穩成長

根據民營企業共生的循環運作生理機制，民營企業共生關系的深化建立在企業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只有民營企業持續發展，民營企業主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共生關系才可能得以進化，朝向一種基于對稱性互惠的一體化共生模式發展。因此，一方面，民營企業需要模式自身與環境要素的界限，將自身與環境融為一體，從共生的角度出發，來理解和處理企業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改變組織成員的認知圖式，進而改變組織的整體認知圖式，從而在組織實踐中奉行一種與內外部環境和諧共生的態度。

（五）以共享利益為核心的齊成長

篇10

關鍵詞：G函數；就業需求；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1-0031-06

收稿日期：2013-10-18

作者簡介：孫中才，男，遼寧遼陽人，經濟學博士，三亞學院財經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第五屆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美國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研究方向：經濟學理論和宏觀系統分析。

一、引言

作為宏觀經濟的主要調控目標，失業和通貨膨脹一直受到高度重視[1]。而在20世紀后半葉以來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里，則通常以專門的章節加以論述[2]。論述的出發點是總需求和總供給未必能夠相交于充分就業之點，而且，即使二者偶然相交于充分就業之點，二者的向左或向右移動也可以造成失業和/或物價的持續上漲，從而引發通貨膨脹[2]504。這樣的論述，顯然已經認定或默認失業與通貨膨脹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并因此激發了有關短期經濟的更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基本關系，從而取得了不少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最為顯著的是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該曲線首先把通貨膨脹率直接表示為失業率的函數，繼之又以英國1861-1957年近100年的統計數據進行了擬合分析，從而提出了這條表示二者可以交替的模型[3]。

事實證明，這樣的認定或默認，以及由此所取得的經驗函數，都不僅推進了現代經濟學理論的進展，還直接帶動了有關宏觀政策的發展[4]。

然而，精確性始終是科學理論探索的永恒主題[5]。如同其他科學常規學科一樣，經濟學也需要在理論不斷精確化的道路上為自己開辟發展的途徑[6]。于是，更加精確地說明失業與通貨膨脹的關系，便在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里，占據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位置[7]。

20世紀末，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發展到了新的水平，發現了有約束的利潤函數（restricted profit function），簡稱G函數，把經濟的初始描述推進到了一個更簡單、更自然的發展階段[8]。依據G函數的基本結構，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貨幣市場可以很容易地耦合在一個一致性的數學框架里，并依據“自由市場自行調節”的規律，可以將有關內容清晰地表示在兩個不同因子成分的集合之中。這使得宏觀問題能夠很直觀地并且初始性地陳述在一個一般均衡的模型里[9]。繼而，有關分析便可以很自然地在這個一般均衡的結構里完成，其結果也就很自然地可以在這個一般均衡的結構里得以表示和精確化。更簡單、更自然的范式，一定可以解釋更精確、更簡潔的規律，從而將科學理論引至更深入的真理境地[10]。

本文從以下部分開始，便以G函數為出發點，把產品價格、勞動力價格與失業約束和貨幣投放數量耦合在一個統一的模型里。繼而，依據固定替代彈性定律和經濟的正則原理，表示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可能存在的直接關系，從而給這種關系以更加精確化地定義和解釋。

二、顯示產品和勞動力市場與貨幣需求約束的經濟

三、討論與結論

顯然，在式（5）的右端項里，或者說也就是在式（3）的右端項里，如果出現了有關勞動力的內容，那么便是貨幣固定數量的變化與勞動力市場直接相聯系了，即在式（5）中，若同時有i=I和k=J，或者只出現了i=I或k=J，均意味著貨幣固定數量的變化與勞動市場直接聯系在一起了。

其中，若同時有i=I和k=J，意味著貨幣固定數量的增長既與勞動力的供給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也與勞動力的需求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若只出現i=I，則意味著貨幣固定數量的增長只與勞動力的供給增長直接聯系；若只出現k=J時，意味著貨幣固定數量的增長只與失業約束的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與失業直接聯系在一起。

為簡單和便利起見，我們先討論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的直接聯系問題。

依據自由市場自行調節的規定，宏觀的干預只可介入經濟容量，或者說只介入廣義的需求約束條件。不失一般性，假定失業約束約束和貨幣需求約束均是宏觀干預的結果，設它們的干預變量分別為mJ和mJ+1。

于是，從式（5）出發，式中如果可以確定有

綜合上述，并試圖在更一般的意義上稍作總結，似乎可以得出下列三點主要結論：

一、以往的關于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關系的分析，屬于宏觀經濟學里有關局部均衡的分析，對其一般性和普適性，應該給予更精確地說明。

二、從經濟學的最新理論范式G函數出發，對失業與通貨膨脹加以更精確說明，是很容易做到的。新的理論范式更容易取得科學的進展。

三、以往的關于失業與通貨膨脹的研究結果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在以往的實際運用中取得過顯著的成績?，F在看來，一個還不很精確的數理分析結果竟然能取得如此的技術進步，這是很值得重視的。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確實更有待于進一步的明確，并需要隨之給予更精確地解釋。

參考文獻：

[1]SAMUELSON P. Economics[M].New York： McGraw-Hill，1957： 152-157.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504-528.

[3]名詞解釋. 菲利普斯曲線[J].世界經濟，1979（12）：42.

[4]孫中才.理論農業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20-28.

[5]楊振寧.楊振寧文錄[M].?？冢汉Ｄ铣霭嫔?，2002：96.

[6]孫中才.科學歷程與經濟學的進展[J].貴州社會科學，2008（3）：85-91.

[7][美]F. 米什金.貨幣金融學[M].劉毅，蔣理，王秀萍，劉霞，夏樂，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52.

[8]孫中才.G函數引導的新探索[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4：21-25.

[9]孫中才.通貨膨脹與宏觀調控[J].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2（4）：5-11.

[10]孫中才.科學與農業經濟學[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73-74.

[11]SAMUELSON P.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102-104.

[12]孫中才.貨幣運營與通貨膨脹[J].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3（1）：51-58.

[13]GORMAN W. Measuring the Quantities of Fixed Factors [M]//WOLFE J N， Ed. Value， Capital and Growth： Papers in honor of Sir John Hicks， 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 1968：117-119.

[14]MCFADDEN D. Cost， Revenue， and Profit Functions [M]//FUSS M， MCFADDEN D （ed.）. Production Economics： A Dual Approach to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New York?Oxford，1978：7.

[15]孫中才.外貿順差與通貨膨脹[J].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1（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