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工業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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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明清時期，私營手工業迅速發展，取代官辦工場和作坊，占據了主導地位；
2、明清冶煉技術大為提升，從南宋末期開始利用焦炭冶鐵的方式。從明朝流行開來；明代松江成為全國棉紡織業的中心，棉布成為人們的主要衣料；
3、明清時期，絲織業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蘇杭是做著名的絲織業中；
4、陶瓷業上,明代創造了斗彩和五彩瓷，清代創造了粉彩和琺瑯彩。
篇2
關鍵詞：襄樊 輕工業 探析
一、襄樊輕工業發展歷史回顧
80年代記載了襄樊輕工業發展的輝煌歷史，人們對輕工業有著“大輕工”的贊譽。此間襄樊輕工業擁有18個行業，其行業數目僅次于武漢市而位居全省第二，形成了門類較為齊全、相互配套的工業生產體系，主導產品五鈉、銅版紙、骨膠、日用玻璃等產品產量均居全省第一。
90年代，輕工業開發培植出一大批市場前景看好的新產品，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一時期輕工業遭遇國家經濟體制轉軌的嚴重挑戰和沖擊，襄樊企業在機制轉換中不適應，出現了一些困難：部分企業產品銷售政策不活，管理不善，影響了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技改投入不夠，產品缺乏競爭力，在強手如林的市場競爭中，產業優勢得不到應有的發揮。
進入21世紀，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以市場為基礎，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大規模配置，為我國經濟加速提供機遇；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與之前相比明顯降低，輕工產品出口面臨的形勢嚴峻。從國際輕工產品結構走向看，仍然進一步向高檔化、方便化、實用化、藝術化的方向發展，雖保持不斷增長，貿易不斷擴大，但輕工產品總體呈現供大于求和消費增長比較緩慢的趨勢。
二、襄樊輕工業發展現狀分析
目前，襄樊輕工業擁有工業企業2200多家，吸納就業人員262萬多人，產品150多種，涉及造紙、日用化工、印刷包裝、家用電器、工藝美術、釀酒、食品飲料、鹽業、煙草、油脂、調味品等30多個行業門類。
（一） 取得了一定成績
2010年，襄樊市輕工業總產值達到420億元，比2005年64億元增長556.25%；工業增加值達到96億元左右，比2005年13.4億元增長616.4%；技改投入持續增加。其成績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企業改制成績顯著。
目前，襄樊市90%規模以上企業進行了產權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較為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企業退出公有制經濟走向市場，多種經濟成份并存，活力不斷增強。襄樊大楓紙業、宜城燕京啤酒、棗陽金蘭首飾等一些成功改制的民營企業成為行業發展的亮點。
2、招商引資再上臺階。
近幾年，隨著襄樊市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和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輕工業招商引資碩果累累：燕京啤酒、飛環印務、大楓紙業、豐年食品等知名企業相繼落戶襄樊，從而帶來了千萬元以上投資，給襄樊輕工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成為輕工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3、結構調整卓有成效。
襄樊市通過重點支持有規模優勢、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的企業和產品的發展，淘汰了部分落后生產技術和產品，進一步提高了行業的生產集中度，優化了產業結構。特別是酒業、食品造紙等占襄樊輕工業比重達65%，襄樊三九釀酒廠、谷城石花酒業的白酒產量占全市總產量的35%，棗陽金華集團、襄樊萬寶集團的面粉產量占全市總產量的35%。
（二）存在問題
襄樊輕工業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總體水平不夠高，存在著一些問題：
1、投入不足。襄樊輕工業投入不足的問題長期存在，近年來更加明顯。“十一五”期間，雖然投入了3.8億元，但仍遠遠落后于其他行業。投入不足直接導致了技術改造步伐緩慢，設備水平落后，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難以形成，行業新增長點不多。
2、結構不優。一方面由于生產能過剩，總量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另一方面缺少精品和名牌，滯后于消費結構的升級。
3、發展不夠。襄樊輕工業目前面臨著嚴峻挑戰，在湖北省的同行排名中名次后移，2004年僅為全省第8位，在全市經濟總量的比重下降，由96年的24%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整個行業經濟增長的基礎比較薄弱，經濟綜合實力不強，質量及效益不太穩定。
4、資源環境問題。部分輕工業重點企業屬資源消耗型企業，對環境的污染仍較嚴重，主要集中在造紙、制革、發酵等行業，治理污染問題成為了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問題。
三、展望及對策
（一）發展展望
當前我國經濟具有樂觀的經濟增長前景，市場特別是農村市場潛力巨大，勞動力資源豐富且成本較低，“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將進一步擴展我國經濟的發展空間。這些都很適合輕工業勞動密集型和競爭性強的特點，有利于輕工業調整結構，實現產業優化升級，同時，國家實施中西部大開發戰略，改善了中西部投資環境并激發了潛在市場需求，襄樊地處中部，可充分利用區域優勢積極開拓輕工產品市場。城鄉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全社會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對消費品多樣性、功能性、安全性等多方面的新需求，也給輕工業發展帶來了廣闊空間。
（二）發展對策
隨著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環境的改變，襄樊輕工業發展將面臨著機會和挑戰。今后襄樊輕工業發展過程中應注重以下問題：
1、調整產品結構，培育精品品牌。
調整產品結構要加大開發產品的人、財、物資源的投入，積極研發適應消費者需求的新產品，同時繼續實施名牌戰略，突出抓好現有地方名牌產品的質量和提高市場占有率，努力培養一批襄樊產國內外知名品牌。鼓勵、支持一批企業擴大規模，促進襄樊輕工產品結構優化，推動整個行業發展。
2、推進技術創新，加快科技進步。
首先是加快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引進與創新相結合，大力推進主要行業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的應用，支持產學研相結合，加快新產品開發的步伐；其次是加快企業技術中心的建設，提升創新能力，建立重點企業技術開發體系，健全技術創新人才培養和激勵機制，以此推動行業技術升級。
3、優化投資，擴大對外開放，努力開拓市場。
實現襄樊輕工業新型工業化離不開一批重點投資項目的支撐。應切實抓好輕工業招商引資工作，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吸引國內外資金、技術參與襄樊輕工業改造，使襄樊輕工業成為一方投資的熱土。同時，發揮自身產品比較優勢，找準參與西部大開發的切入點，不斷提高在西部市場的占有率。
4、加強行業管理，協調好各方關系。
發展襄樊輕工業離不開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因此，要遵循國家產業政策法規，避免盲目發展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優勝劣汰，在加強行業自身組織建設的同時，要發揮行業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適時關注行業發展中技術、工藝、產品開發、市場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動態，研究輕工業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為企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
參考文獻：
1、襄樊市十一五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思路研究 國家發改委與地區經濟研究所2005
篇3
【關鍵詞】輕工業；發展；存在的問題；解決措施
一、輕工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 、科學技術的滯后制約著輕工業的發展。目前，我國輕工業的研發環節較為薄弱，不具備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從我國目前的輕工業現狀來看，中小型企業偏多且多為民營企業，進入門檻相對偏低，布局凌亂分散，沒有較大的創新能力，重復建設的現象日益突出；普遍缺乏規模經濟效益，大多數生產以原料型或加工型為主，其產品、技術結構水平不高，附加值低。隨著原料價格的不斷上漲和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一些傳統產業在競爭當中的優勢正在快速減弱。然而，新型產品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速度不足，導致了新興產業成長相對緩慢。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科學研究設備陳舊和研究資金的缺乏，都使輕工業的發展難以適應市場需求。因此，科學技術的滯后成為制約輕工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2，增長方式依然顯得過于粗放，仍然存在結構性矛盾。從目前輕工業的產業結構來看，初加工的產品較多，缺乏進一步精加工的產品，科技含量偏低，有嚴重的同質化的現象，各個品種的結構布局也不合理；單從企業的結構方面來看，其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企業過小且相對分散，而大型企業缺乏必要的核心技術和國際化的資源配置能力。
3，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工作做得還不到位。對于我國輕工業來說，相當一部分的工業產品質量偏低、消耗過大、污染嚴重。相當一部分企業沒有采取綜合利用的方式、依然采用粗放的增長方式。輕工業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集約化、循環能力、清潔、再利用資源等方面都還存在巨大潛力。
二、輕工業發展解決措施
1.加強培育生產業
近十年來，工業生產業是世界經濟中增長幅度最快的行業。生產業以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作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引進制造業，發展良好的生產業不僅能夠保持地區工業生產過程的連續性、促進工業技術進步和提高生產效率，更能夠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二三產業加速融合的關鍵環節。應從適應新時期生產業發展的特點出發，從財稅、信貸、土地和價格等方面進一步完善促進生產業發展的政策體系，重點支持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業等關鍵領域、薄弱環節的發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2.加速淘汰落后產能
淘汰落后產能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重大舉措，是加快節能減排、實現工業可持續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必然要求。要繼續開展淘汰落后產能工作，進一步加大造紙、皮革等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的力度，落實好各項淘汰落后產能目標任務。要進一步強化安全、環保、能耗、質量、土地等指標約束作用，從工藝、技術、設備、生產能力等方面著手，嚴格市場準入條件，對不合乎條件的企業堅決采取經濟、法律、政策手段予以淘汰。
3.加強企業技術改造，健全產業創新體系
要引導和支持企業針對市場需求和生產中的薄弱環節，不斷采用和推廣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先進裝備，對現有生產設施進行技術改造，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要推進產品結構調整，發展綠色、安全、智能化的多功能產品，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要大力推進輕工業技術裝備水平提升，優化生產流程，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應加大應用數字化、自動化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力度，推動研發設計、生產、流通、企業管理等環節的信息化改造升級。推動企業信息化綜合集成，促進信息化條件下新型企業發展模式創新。
4.建立、完善輕工業發展的保障體系。
一要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行業協會是溝通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橋梁，也是現代化輕工業的經濟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業協會成員的合作，能確保行業的共同利益和所參與會員的自身利益。所以，要進一步完善管理體制，優化協會人員結構，提高其專業水平、明確其指導性。二要出臺且完善有利于輕工業發展的稅收激勵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用于開發輕工業的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的各項費用在抵扣應納稅所得額中的比例還有待提高；允許企業從營業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技術開發準備金，并在稅前列支：允許企業按當年實際發生的技術開發費用的一定比例抵扣當年應納稅所得額：對于企業建設技術中心購買國外先進研發設備等的費用，由企業自主創新專項資金給予資助。三要加快輕工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在對輕工業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時，需要在穩定傳統產品的前提下。不斷開發更加高端的產品，滿足各種各樣的消費群體的需要，從而擴大居民的消費：在市場方面，需要加大外貿出口的力度，進一步拓展農村市場，還要開拓出國際化的高端市場；在企業方面，需要加大兼并與重組，將企業當前的資源進行整合，發揮企業自身所具有的特色，提高企業在市場當中的競爭力；在區域內，需要培育出更新的特色區域，加快產業集群的建設，確保輕工業又快又好發展。
5.建立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我國輕工企業的數量眾多，行業分布相當廣泛。在發展的過程中，建立主題輕工業園區，將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或有一定關聯度的企業集中在園區內，真正做大、做強，形成規模優勢。同時，以點代面，通過產業的關聯帶動，延長產業鏈條，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關鍵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這就需要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支持靈活而有效地滿足不同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
技術創新體系是高科技發展的基礎，也是“特色輕工”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支撐保障。積極扶持和推動重點骨干企業加速建立技術中心，重點抓好企業技術中心或技術開發機構建設，大力實施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加快利用并轉化科技成果。技術創新體系是高科技發展的基礎，也是“特色輕工”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支撐保障。增加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地投入，建立起以企業投入為主體，財政、金融、外資互動的技術創新機制。完善風險投資體系和機制建設，提高政府對風險投資公司的支持力度，提高風險投資公司的投資和經營管理能力，使之在發展輕工業高新技術中發揮重要作用。
結語：
總之，輕工業是中國消費品工業的主體，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承擔著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擴大出口創匯、吸納社會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任務。然而目前我國輕工業在發展中仍然存在各個方面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在摸索中不斷加快產業發展、調整行業結構，為未來的輕工業發展鋪平道路。
參考文獻：
[1]姜春風.輕工業食品行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城市建設理論研究，2012（01）.
[2]劉向軍.2010年輕工業經濟運行分析及走勢預測 [J].輕工標準與質量，2011（02）.
篇4
一、我市輕紡工業基本狀況
輕紡工業是我市歷史悠久的傳統支柱產業，曾是全市利稅貢獻最大、從業人數最多的行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輕紡工業一直是我市經濟社會發展做出過非凡貢獻的產業，占工業總產值65%，利稅70%左右，財政收入33%以上，就業人數達12萬多，在我市經濟發展史上書寫了輝煌篇章。上世紀末，由于受政策、體制、管理、設備、人才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輕紡工業全面滑坡，國有、集體企業逐步停產、破產。
到本世紀初，衰落到谷底，僅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0.6%左右。近年來，稍有所回長，xx年，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的0.9%，xx年1—6月份完成總產值7億元，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1.3%。
我市輕紡工業的基本特點是產業分布較廣，各縣區都有，有食品加工、服裝、紡織、皮革、皮毛、醫藥及工藝美術等十多個種類;有食鹽、食品、飲料、白酒、啤酒、西服、防寒服、地毯、毛毯、花炮等幾百種產品。這些產業的發展壯大，將對我市提供就業機會、增加居民收入、穩定社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與我市毗鄰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其地理位置、資源狀況與我市基本相同。近年來，鄂爾多斯市緊緊抓住國家能源戰略西移的機遇，依托資源優勢，開展科技創新，在重點發展能化產業裝備制造業的同時，大力發展輕紡工業，帶動了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1990年全市輕紡工業總總產值7.56億元，占全市工業總值的56.97%。xx年全市輕工業總產值70.16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38.45%。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鄂爾多斯市通過國有企業改革，將優勢輕紡企業轉制為民營企業，激活了企業經營機制。
同時，政府對鄂爾多斯集團等強勢企業進行重點扶持，采取撥款支持企業研發中心建設、協調金融機構解決企業資金困難、鼓勵企業研發中心建設、協調金融機構解決企業資金困難、鼓勵企業打造名優品牌、建立輕紡工業園區等一系列措施，培育出鄂爾多斯集團等龍頭企業，不僅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壯大，也創造了鄂爾多斯品牌形象。xx年，全市輕工業總產值達到114.34億元，占全市工業產值是我市的7.7倍以上。輕工業的快速發展，有力地帶動了當地工業經濟多元發展，也有效地緩解了就業壓力。鄂爾多斯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二、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
主要問題有：
一是我市輕紡工業總體上技術含量低，生產規模小、市場份額少、競爭力弱，處于自由發展、自我生存狀況;
二是國有集體企業紛紛破產關閉，民營企業各自為戰，影響做大做強;
三是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差，在輕紡工業上沒有存續的知名品牌，毛紡、地毯、制革及制鞋等傳統優勢產業已退出市場;
四是在農產品加工上，處于小、零、散狀態，加工簡單，產業鏈條短、產品附加值低;
五是以工業產品為原料進行深加工，如進行日用化工等終極產品生產、拉長能源化工產業鏈的項目幾乎是空白;
六是當地城鄉居民就業率底，就業結構不合理。
影響我市輕紡工業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受能源化工產業“擠出”效應影響，能源化工大項目與地方產業發展聯系不夠緊密，帶動不了輕紡工業的發展。
二是能源化工產業巨大投資回報，影響了投資者的創業心態，也扭曲了一些地方、部門領導者的政績觀，影響了持續發展理念。
三是對輕紡工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宏觀政策措施不強。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扶持輕工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四是行業管理缺失，政策引導困難，協調服務滯后。過去輕工業由政府一個職能部門管理，現在，輕工業主管部門撤銷，其職能分解，造成行政資源分散，難以發揮應有的引導調控作用。
五是扶持資金分散、總量少，企業自籌資金困難，技術改造、產業升級無法實現。目前，市上還沒有扶持輕工業專項資金，對輕工業的發展不能從整體上宏觀調控、形成合力。
篇5
關鍵詞：湖南；產業結構；優化；建議
一、產業結構優化理論概述
產業結構優化是指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的過程。合理化主要是依據產業關聯技術經濟的客觀比例關系，來調整不協調的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各產業間的協調發展；高度化主要遵循產業結構演化規律，通過創新，加速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演進。產業結構優化過程就是政府通過有關產業政策調整來影響產業結構變化的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再配置，來推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
二、湖南產業結構的變化特點
（一）湖南三次產業結構總的變動狀況
湖南省第一產業基本上是呈穩步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呈穩步上升趨勢，第三產業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從1996到2001 年，湖南的三次產業結構由原來的“二、三、一”轉化為 “三、二、一”結構。說明湖南當時的第二產業發展滯后，使得第三產業“虛高度化”，這不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2006年以后，湖南的三次產業結構由原來的“三、二、一”又轉化為 “二、三、一”結構（見圖1）。這段時間里第二產業呈穩步上升趨勢，第三產業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但隨著工業化進程步伐的加快，特別是從2006年開始，第三產業的比重一直呈現下滑的態勢（見表1）。
圖1 1978-2008年湖南省GDP以及三次產業產值圖
表1 1996-2008年湖南省地區生產總值構成
指標
第一產業所占比重/ %
第二產業所占比重/ %
第三產業所占比重/ %
1996
30. 7
36. 6
32. 7
1997
29. 3
37. 4
33. 3
1998
26. 6
38. 5
34. 9
1999
23. 4
39. 0
37. 6
2000
21. 3
39. 6
39. 1
2001
20. 7
39. 5
39. 8
2002
19. 5
40. 0
40. 5
2003
19. 1
38. 7
42. 2
2004
20. 6
39. 5
39. 9
2005
19. 4
40. 2
40. 4
2006
17．8
41．7
40．5
2007
17．6
42．7
39．7
2008
18．0
44．2
37．8
數據來源：1996-2008年《湖南省統計年鑒》
（二）三次產業內部結構變動特點
從第一產業看，2000年到2007年期間，湖南省農業結構有所調整，純農業比重明顯下降，牧業比重顯著上升，林業和漁業比重小幅上升。這種產業結構的變化基本符合需求結構標準，與城鄉居民的需求結構變化也相適應。
從第二產業看，工業占第二產業的比重基本上穩定在85%左右。從2000年以后，湖南的工業結構總體上呈現“重型化”趨勢，從表2中可以看到，在2001年和2002年，雖然輕工業比重上升，重工業下降，但從2003年起，輕工業則從2002年的42.8%回落為2007年的32.5%。重工業在比重則由2002年的57.2%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67.5%。但是2007年湖南省重工業比重比2000年只上升了3.3個百分點，而同期全國上升了8個百分點（見表2），說明湖南的重工業發展還比較滯后，層次比較低，低附加值產業比重偏大，高附加值的產業比重偏小。
表2 湖南與全國輕重工業比重變化對比（%）
湖南
全國
輕工業
重工業
輕工業
重工業
2000
35.8
64.2
37.5
62.5
2001
36.5
63.5
37.1
62.9
2002
42.8
57.2
37.4
62.6
2003
40.4
59.6
34.2
65.8
2004
35.7
64.3
32.4
67.6
2005
35.2
64.8
31
69
2006
34.6
篇6
一、工業經濟運行情況及特點
一是輕重工業兩位數增長，增速較快。1～9月輕工業累計完成工業增加值76億元，同比增長18.8%。拉動規模以上當月工業增速1.6個百分點。9月當月輕工業完成工業增加值10.83億元，同比增長13.1%；重工業累計完成工業增加值837.7億元，同比增長13.3%，拉動規模以上工業增速12.1個百分點；重工業當月完成工業增加值103.7億元，同比增長17%。
二是除集體工業外其它各類所有制企業均保持兩位數增長態勢。1～9月累計工業增加值中，股份制企業完成782.2億元，增長12.3%，對工業增速拉動10.5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完成102.58億元，同比增長21.9%；集體企業完成2.69億元，同比增長5.9%；股份合作制企業完成4.19億元，同比增長37.7%；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完成17.92億元，同比增長21.2%，其他企業完成4.13億元，同比增長28.4%。
9月當月，股份制企業完成工業增加值97.42億元，增長16.7%，對工業增速拉動13.8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完成12.42億元，同比增長17.6%；集體企業完成0.32億元，同比下降7.4%；股份合作企業完成0.92億元，同比增長60.8%；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完成2.31億元，同比增長22.4%，其他企業完成0.52億元，同比增長27.9%。
三是分行業工業增加值增勢強勁。1～9月，煤炭開采業完成增加值20.03億元，同比增長15.41%；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增加值567.4億元，增長10.08%；原油加工及煉焦業增加值41.3億元，增長10.32%；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增加值43.5億元，增長10.8%；塑料制品業增加值6.89億元，增長21.49%；黑色金屬礦采選業增加值7.5億元，增長28.73%；黑色金屬冶煉業增加值18.58億元，增長22.96%；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增加值26.05億元，增長83.83%；有色金屬冶煉業增加值10.16億元，增長32.36%；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增加值11.4億元，增長65.98%；紡織業增加值13.22億元，增長19.2%，農副食品加工業增加值13.27億元，增長34.95%。
四是大部分產品產量增速較快。原油累計產量1946.27萬噸，同比增長5.09%；原油加工量1259萬噸，同比增長6.49%;燒堿35.26萬噸，同比增長14.51%；焦炭274.1萬噸，同比增長30.56%；鋼材344.34萬噸，同比增長18.96%；乳制品15.39萬噸，同比增長18.58%；化肥104.92萬噸，同比增長14.71%；塑料樹脂及共聚物77.18萬噸，同比增長10.59%；乙烯17.27萬噸，同比下降4.43%；水泥1142.31萬噸，同比增長14.38%；棉紗27.87萬噸，同比增長17.5%；棉布8855.6萬米，同比增長1.72%；平板玻璃49.81萬重量箱，同比增長10.93%；電解鋁4.12萬噸，同比增長16.91%。
五是工業企業產銷率有所下降。1～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完成銷售產值2284.79億元，同比增長15.92%；工業產品產銷率累計為98.82%，比去年同期下降0.5個百分點。其中：輕工業產銷率95.84%，比去年同期下降1個百分點；重工業產銷率99.26%，去年同期下降0.3個百分點。
當月，規模以上工業銷售產值為289.15億元，同比增長18.62%；銷售率為101.63%，同比上升1.4個百分點。
二、工業經濟效益情況
工業經濟效益良好，利潤繼續增長。1～9月，經濟效益綜合指數達382.42，比上個月下降7.94個百分點。全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2393.5億元，同比增長18.3%；實現利潤總額506.08億元，增長11.8%；實現稅金總額193億元，增長14.04%；企業虧損面達38.46%，比上個月下降2.3個百分點，虧損企業虧損額34.31億元，同比下降47.13%，減少30.6億元。
各行業盈虧相抵后的利潤總額情況：石油天然氣開采及下游產品及化學工業實現利潤432.09億元，同比增長4.38％；輕工業15.38億元，同比增長84.55％；鋼鐵工業及采礦業16.65億元，同比增長1.21倍；有色金屬及采礦業21.78億元，同比增長86.74%；醫藥制造業5224.9萬元，同比增長1.5倍％；機械工業6.42億元，同比增長38.85%；紡織工業4.12億元，同比增長10.1倍；建材工業5.94億元，同比增長9.44%。
三、固定資產投資完成情況
1～9月全區工業加工制造業及非能源礦采選業完成投資257.59億元，同比增長70.21%。各行業完成情況來看，石油天然氣下游產品及化學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快，全行業累計完成投資131.42億元，同比增長107.02%；輕工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4.7億元，同比增長14.55%；有色金屬及采礦業完成投資16.18億元，同比增長94.97%；紡織工業完成投資11.23億元，同比下降13.57%；建材工業完成投資23.1億元，同比增長101.05%；機械工業完成投資7.5億元，同比增長57.38%；鋼鐵工業及開采業完成投資31.82億元，同比增長76.16%；醫藥制造業完成投資1.64億元，同比下降16.12%。
四、行業運行特點及存在的問題
今年年初以來，自治區工業經濟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績，但經濟運行過程中各行業仍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石化工業：受國際原油價格持續高位運行的影響和拉動，**年1～9月自治區石油化工行業繼續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生產持續增長,市場銷售旺盛,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經濟運行正常。一是主要產品產量繼續保持增長，且增速加快。在石化行辦重點監控的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56種產品中，有32種產品產量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占全部數量近60%。其中原油產量同比增長4.97%，比1～8月增速快了2.21個百分點,天然氣同比增長31.33%，比1～8月增速快了2.29個百分點，原油加工量同比增長6.54%，比1～8月快了1.73個百分點。二是原油價格持續高位運行，為行業經濟增長和效益提高提供了動力。9月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漲，連創歷史新高，最高達84.96美元/桶，油價的上漲，為行業的經濟增長和效益提高提供了動力。1～9月，全行業實現利潤421億元，同比增長7.5%。三是因油價格持續上漲，石油加工、煉焦工業出現利潤下滑。1～9月原油加工、煉焦工業企業虧損額達1.23億元，其中虧損企業虧損額18.4億元。
鋼鐵工業：從目前鋼鐵行業經濟運行情況看，整體運行良好，產銷基本平衡，效益大幅度提高。主要特點為：一是產量增長幅度仍然偏高，經濟效益繼續提高。1～9月，全行業產品銷售收入171.65億元，同比增長51.66%，實現利潤12.08億元，增長152.75%；二是價格先高后抑，高位震蕩。上半年鋼材價格受國內需求旺盛，庫存減少及鐵礦石價格上漲的影響不斷上揚。5月下旬以后，受國家相繼調整高耗能高排放產品出口關稅政策影響，全國鋼材市場價格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與年初相比，總體呈向上走勢。
建材工業：9月份是建材工業次旺季，在主導產品水泥、水泥制品及玻璃鋼制品的拉動下，建材工業生產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產銷銜接較好，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穩步提高。1～9月份，統計的128家規模以上建材企業累計完成工業增加值21.62億元，同比增長25.59%，增幅提高8.8個百分點；當月完成工業銷售產值10.88億元，同比增長31%，產銷率97%，比上年同期增加1個百分點。主要特點為：一是水泥、水泥制品制造及玻璃纖維增強塑料制品制造成為拉動建材工業增長的主要動力。二是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連續快速增長。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8億元，同比增長83%；三是建材工業生產穩中趨快。1～9月建材行業10個主要小類行業中，水泥制造業、水泥制品制造業、建筑陶瓷制品制造業、玻璃纖維制造業等7個行業不同程度增長；四是產銷銜接較好，建材產品出貨值快速增長。1～9月建材工業產銷率為97%，與去年同期高出了1個百分點；實現出貨值4.09億元，同比增長192%，當月出貨值達0.57億元，較去年同月增長2.65倍。出口量較大產品為玻璃纖維增強塑料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
機電工業：1～9月我區機電工業實現工業總產值75.58億元，同比增長66.6%，高于全國機械工業平均增速約34個百分點,位列第1名,在自治區各工業行業中位列第2名。其中9月實現工業總產值12.11億元，增長13.2%。自5月以來，各月份工業總產值基本穩定在10億元左右，而且下半年增幅有逐月加大的趨勢。今年以來，國內主要原材料價格基本呈現高位振蕩的態勢，鋼、銅、鋁等隨需求變化而時漲時跌，對企業效益的影響基本處于可控范圍內。與原材料相比，人工成本支出增長較大。據調查，新招工人的薪資上漲幅度較大。總體而言，這兩年來，企業的生產成本是大幅增加的，而工業品出廠價格相對穩定，對中小企業的沖擊較為明顯，造成全行業虧損面有所增加，但由于在我區機電工業中大型企業議價能力較強，高附加值產品所占比重不斷上升，整體效益依然大幅提高。
篇7
關鍵詞：次發達地區;碳排放;結構調整;路徑選擇
基金項目：本文為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河北省次發達地區經濟結構調整研究――基于霧霾治理視角”（項目編號：HB14YJ013）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月29日
近年來，在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減少經濟發展中的碳排放量已經成為了中國政府和社會需要解決的迫切任務。其中，以河北省、山西省為代表的華北地區日益嚴重的霧霾問題成為近期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面對空氣污染，多數地區采取調整產業結構“退二進三”、調整能源結構等措施來降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強度。相對于發達地區，河北、山西等地區屬于經濟次發達地區，這些地區一方面對于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具有更迫切的要求，面臨著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境界，另一方面對于現存的環境污染，又缺乏充足的治理資金。那么，在發達地區比較有效的減排措施對于次發達地區是否可行？本文擬以河北省為研究載體，從經濟結構調角度探討次發達地區低碳經濟發展的實現路徑與政策選擇問題。這一問題的有效回答，對于次發達地區破解經濟發展與節能減排困境，實現經濟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次發達地區減排路徑可能性分析
目前，中國處于城市化、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主要特征是經濟增長速度快、能源需求增長快且具有剛性。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的差別，發達國家的減排是絕對量的減排，而中國的減排是與GDP相關的相對量減排，即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強度）。根據前人的研究和發達地區的經驗，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量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改進技術，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二是調整經濟結構，提升低碳經濟比重。
就能源使用效率而言，即通過推廣使用節能技術，降低具體經濟活動的能源消耗量，以此達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的，這一途徑是肯定無疑的。但是，我們知道技術進步的速度比較緩慢，且由于先進技術的高昂研發成本，使得先進技術全面推廣使用更加艱難。因此，想通過技術進步在短期內達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是不太現實的。相比于技術進步，經濟結構調整的減排效應非常明顯，在既定的能源利用技術水平下，通過降低高耗能經濟的比重，可以在短期內迅速實現減排目的。經濟結構包括很多維度，但是存在能源消耗強度不同的結構主要包括宏觀的三次產業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等。進一步地，鑒于工業是第二產業甚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能源消費大戶，工業內部結構特征對碳排放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1、三次產業結構。由于不同的經濟活動方式，各個產業的能源利用強度存在較大差異。按照能源消耗強度排序，分別是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第三產業。近年來，中國碳排放量飛速增長主要來自第二產業，而第三產業的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相對較少，且產出水平也更高。因此，各地政府希望通過“退二進三”達到降低碳排放和實現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
2、能源消費結構。目前，經濟生產過程終端能源消費主要是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一次能源和電能。由于不同的成分和能量儲存，各類能源在使用過程中的碳排放強度也不盡相同，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所的測算，煤炭的碳排放系數最高，其次是石油、天然氣，電力為零排放。而現實情況是，由于較低的開采成本，煤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最主要的能源種類，尤其是在資源型城市地區，這也是造成當前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若能源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不變，能源結構中的煤炭消耗比重下降對減少碳排放量具有比較明顯的效果。
3、工業的輕重結構。根據生產內容及生產方式不同，工業又可以分為重工業與輕工業，重工業主要生產資料，輕工業主要生產生活消費品。由于不同的生產組織方式，輕工業的能源消耗強度要比重工業低得多，且就業彈性較高。因而，“避重就輕”的工業發展策略，既可以在發展工業的同時降低碳排放，還可以提升本地就業，成為比較理想的減排途徑之一，尤其對于重工業比重較大的地區。
4、工業的要素投入結構。經濟生產需要要素投入，主要包括資本和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以機械設備為形式的資本使用往往伴隨著能源的大量消耗，因而那些資本密集度高的生產方式的能源消耗強度要遠大于資本密集度低的生產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兩種要素之間可以相互替代。能源消耗強度的這一生產方式之間差異為節約能源提供了一種思路，即在一定范圍內可利用勞動要素的投入來替代資本要素投入，尤其對于勞動要素比較豐富的次發達地區非常有利。
二、次發達地區減排路徑可行性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經濟發展過程中減少碳排放量的可能路徑主要有以下幾條：降低第二產業比重、增加第三產業比重、提升輕工業比重、使用清潔能源、改善要素投入結構。然而，這些減排措施都適用于經濟次發達地區嗎？作為經濟次發達地區，河北省還需要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實際，尋找適合本地區的減排路徑。
1、“退二進三”的減排策略難度較大。就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水平現實而言，河北省仍然處于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階段，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第二產業的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結構變遷表現為第一產業比重在不斷下降，二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另一方面，處于次發達地區的第三產業的區域覆蓋范圍有限，主要依附于本地區經濟發展（尤其是第二產業的發展），尚不具備完全獨立發展的內生動力。因而，在保證經濟增長速度不變的前提下，“退二進三”的減排策略在河北省實施難度較大。
2、“避重就輕”的工業發展方向勢在必行。河北省是資源大省，依靠豐富的資源，重工業發展迅速，并且占據了工業總量的較大比重，甚至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動力。然而，由于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嚴格的環境保護規制，造成了鋼鐵、煤炭等相關產業的市場價格持續走低和生產成本大幅度上升，重工業的生存空間不斷壓縮。與此同時，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河北省輕工業在近幾年迸發出較強的增長動力，一方面表現為輕工業企業數量占到全省企業總量的80%以上，另一方面變現為輕工業已經成為了河北省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產業載體。因而，河北省工業的可持續發展路徑應該是“避重就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3、短期內能源消費結構調整難度較大。近年來，河北省各地方政府也都在大力推行“煤改氣”等調整能源消費結構的政策措施，然而在當前形勢下大幅度調整能源消費結構的難度仍較大。一方面天然氣的供給能力有限，不能滿足全社會的需求，不穩定的燃料供給也抑制了企業的使用積極性;二是煤炭與天然氣的價格對比問題，“煤改氣”后燃料成本上升進一步抑制了企業“煤改氣”的積極性。因而，在短期內“氣源”比較有限、基礎設施不完備條件下，大幅度能源結構調整難度較大。
4、制造業應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為發展方向。近年來，隨著工資水平的不斷上漲，發達地區制造業開始使用機器替代人工。然而，對于仍處于次發達階段的河北省而言，勞動力資源仍十分豐富，仍具備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條件。一方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強度;另一方面河北省仍然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方式利于促進就業。因此，對于河北省而言，一方面的確需要順應資本深化歷史發展趨勢，鼓勵企業技術革新式的資本深化;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政策引導，財政補貼等方式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減緩資本深化的進程。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以河北省為研究載體，從經濟結構調整視角對次發達地區減排路徑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對于以河北省為代表的次發達地區切實可行的減排路徑只有大力發展輕工業、鼓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等路徑。這一研究結論對于次發達地區制定減排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首先，次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退二進三”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要慎行，第二產業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主動力;第二，可以通過“避重就輕”的思路大力發展第二產業，既可以保增長又可以減少碳排放;第三，第二產業要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既有利于減排，也有利于促進就業。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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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長三角；制造業；分類；同構；趨同
[中圖分類號]F42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12-0057-09
一、引 言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高速發展，由上海市、江蘇省和浙江省組成的長三角地區已經發展成為我國的制造業中心和世界的制造業基地。2014年，該區域內制造業總產值達到23萬億元，占全國制造業總值的比重為23.5%，約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5.8%。然而，作為區域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的制造業一直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低端產能過剩，高端產能不足。尤其從全球價值鏈分工視角看，長三角制造業還處于中低端，國際地位低，附加值不高。盡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但由于制造業低端同構而引起的同質化競爭被認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許多學者從測度方法、影響因素、形成機理、引致后果以及治理機制等不同角度對長三角產業同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極大深化了人們對該現象的認識。事實上，對產業同構問題進行研究，除了需要關注上述幾個主要的方面外，如何對產業進行分類進而對其同構水平進行測度也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因為，若選擇測度的產業范圍不同或對產業進行的分類不同，測度得到的同構水平是有差異甚至是大相徑庭的，這必然會對判斷該區域產業同構的真實狀況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
二、產業細分條件下長三角產業同構問題相關研究的梳理
唐立國（2002）測算了2000年長三角15城市三次產業的同構度，結果表明，各城市間產業同構水平都比較高，尤其是在地理上鄰近的城市之間，表征產業同構水平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均在0.93以上。同時該學者在產業細分條件下研究發現，15城市均將食品加工與食品制造業、紡織與服裝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電子通訊及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及設備制造業等作為主導產業[1]。陳建軍（2004）的研究表明，從1998年到2002年，上海與浙江工業部門的同構度均超過0.7，上海與江蘇工業部門的同構度均超過了0.8，而江蘇與浙江工業部門的同構度更高，甚至均超過了0.9，存在嚴重的同構現象。但當深入到細分產業層面考察，則會出現相反的情況。比如在紡織、化工、機械等領域，兩省一市間的產業同構水平是比較低的[2]。邱風等（2005）認為，長三角地區三次產業結構趨同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應當在產業細分條件下深入考查同構問題。為此，其將產業分為細分產業Ⅰ、Ⅱ和Ⅲ，并測算了同構水平。結果發現，長三角細分產業Ⅰ的結構相似系數平均為0.89，比三次產業結構的同構水平下降了8.24%。說明隨著產業細分同構水平呈下降趨勢[3]。靖學青（2006）測算了長三角15城市三次產業的同構水平，結果表明，除舟山外，城市間的相似系數均大于0.9。而當測算5個主要城市制造業、服務業的同構水平時發現，較三次產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進一步，當細分到行業層面，其同構度的降低則更為顯著。也就是說，隨著產業細分，同構水平呈明顯的下降趨勢[4]。趙連閣等（2007）沿著陳建軍的思路，測算了1988～2005年長三角兩省一市工業部門的同構度，結果表明，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均超過0.9，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最低，且呈逐年下降的發展態勢。在產業細分條件下對紡織業、化學工業、醫藥制造業、橡膠制品業同構水平的測算表明，江蘇與浙江紡織業的同構水平、三地之間化學工業的同構水平、上海與江蘇橡膠制品業的同構水平均很高，超過了0.9。這樣的結論表明即使細分到大類產業層面，有些產業的同構度依然很高，隨著產業細分同構水平并不一定出現下降[5]。李清娟（2006）的分析表明，上海制造業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以及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具有較強競爭優勢，是上海制造業層次較高的標志性特征。而浙江這兩類行業的產值比重相對較低，同時其紡織服裝業和食品加工業又很高，是制造業層次較低的標志性特征。說明即使在產業大類層面，長三角的產業同構度也不是很高。細分到產品層面也是如此，如上海的轎車產量是江蘇的6.8倍，是浙江的28.6倍，而江蘇紗產量則是浙江的3.3倍，是上海的16.1倍，差異性很明顯，不存在同構問題[6]。吳迎新（2013）的研究表明，從1999～2007年，上海與江蘇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由0.92下降到了0.90，上海與浙江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由0.86下降到了0.68，江蘇與浙江制造業同構水平由0.97下降到了0.84，均呈現下降趨勢，但仍處于高位。同時，即使在產品層面，也存在趨同。上海與江蘇有20余種工業產品產量分別超過10%的全國市場份額，江蘇與浙江有9個產品趨同[7]。蔣伏心等（2012）專門針對長三角制造業中高技術產業的同構問題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2001～2009年長三角兩省一市高技術產業同構度的平均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發展變化態勢：2001～2005年，高技術產業同構度在波動中小幅下降，之后又在波動中上升，到2009年高技術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的均值已經達到0.75。說明即使細分到高技術產業，同構度依然比較高[8]。
由以上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學者在產業細分視角下對長三角的產業同構水平進行過考查，有的甚至細分到了產品層面。當然這些學者得到的結論不盡一致，有的認為隨著產業細分同構水平呈下降趨勢，而有的結論卻相反。同時，分析這些研究發現，多數學者在進行產業細分時缺乏系統性甚至帶有一定的隨意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制造業所包含的大類產業進行同構水平測算時，產業的選擇存在缺乏系統性的傾向，僅列出相當少的一部分產業以舉例性方式加以呈現；二是在對產品進行細分時，緣于數據資料的限制等原因，也僅是選擇部分產品進行同構水平測算，舉例性呈現的特征更加明顯。正是這些不足的存在，使研究得出結論的可靠性和普遍性受到質疑。基于此，本文將在相對規范的分類基礎上，在大類層面上分門別類地系統梳理制造業的分類，并測度每種分類條件下各類產業的同構水平。這樣不僅可以構建起測度制造業中不同類型產業同構水平的體系，而且可以為正確認識不同類型產業同構水平的高低及其變化提供依據。
三、制造業的分類
《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GB/T 4754-2011）》將制造業這一門類劃分為31個大類行業，基于此，在不同的產業分類標準條件下，可以將制造業中的這些行業分為不同的類型，這也是進行制造業結構研究的前提。目前，對制造業大類層面各行業的分類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種：以生產的最終產品是生活資料還是生產資料為標準，可將制造業所包含的各大類行業劃分為輕工業和重工業。輕工業是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費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業，重工業是指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主要生產資料的工業。盡管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在相關數據中不再使用輕工業、重工業這樣的分類，但其也是在我國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工業分類方式[9]。分類結果見表1。
需要說明的是，在國家統計局關于輕工業、重工業的分類統計目錄中對某些大類產業細分到了其所包含的中類產業，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獲性，僅從大類層面進行劃分。
第二種：以在產業鏈上所處位置是中游還是下游為標準或以生產過程是初級加工還是深度加工為標準，可將制造業所包含的各大類行業劃分為原材料產業和加工組裝產業[10]。原材料產業是指以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中采掘業所提供的產品為對象進行加工生產的產業，加工組裝產業是指以原材料產業所提供的產品為對象對其進行進一步加工、組裝進而形成最終產品的產業。分類結果如表2所示。需要說明的是，分類結果中并沒有包含所有制造業行業。
第三種，以勞動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密集度相對高低為標準，可將制造業包含的各大類行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11 ]。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指主要依靠使用大量勞動力，而對技術和設備依賴程度低的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則正相反。分類結果如表3所示。
第四種：以生產技術水平高低或最終產品技術含量的高低為標準，可將制造業包含的各大類行業劃分為低端技術產業、中端技術產業和高端技術產業[12]。分類結果如表4所示。
四、長三角各類型制造業結構趨同水平測度
測度制造業同構水平的方法有多種，本文選擇筆者曾經提出的結構重合度方法。選擇該方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該方法體系下有一個判斷同構與否的基準值0.667，這有利于更加清楚地認識同構問題[13]。關于該方法的詳細解釋可參見相關文獻[14]。同時，計算同構水平時，使用的是各行業的總產值指標，在沒有公布總產值指標的年份，以各行業的主營業務收入替代。所用數據均來源于相關年份《上海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為了方便后續的比較分析，本文在測度不同類型制造業同構水平之前，也以制造業包含的所有大類行業為基礎測度了整個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結果見表5。
由表5可以看出。
第一，不論是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還是江蘇與浙江，2000～2014年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總體均呈波動下降的發展趨勢，即呈現出的是結構趨異而不是結構趨同。其中，上海與江蘇制造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85下降到了2014年的0.716；上海與浙江制造業的同構度從2000年的0.727下降到了2014年的0.669；江蘇與浙江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由2000年的0.847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緣于此，長三角制造業的均值也呈波動下降的發展態勢，由2000年的0.786下降到了2014年的0.723。
第二，比較兩省一市制造業的同構水平可以發現，就多數年份而言，總是江蘇與浙江最高，上海與江蘇居中，上海與浙江最低。2000～2014年間，上海與江蘇制造業同構水平的均值為0.764，上海與浙江制造業同構水平的均值為0.677，江蘇與浙江制造業同構水平的均值為0.793。
第三，盡管長三角制造業呈結構趨異發展態勢，但直到2014年，同構水平仍然處于較高水平，均大于0.667這個基準值，說明長三角制造業仍然處于同構狀態。
（一）輕工業、重工業同構水平測度
依據表1中的分類，利用結構重合度指數計算得到的輕、重工業的同構度如表6所示。
分析表6中的數據可以發現。
第一，就輕工業而言，從2000～2014年，不論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還是江蘇與浙江，同構水平均呈波動下降的發展趨勢，呈現的是結構趨異，這與整個制造業同構度的發展變化趨勢是一致的。上海與江蘇輕工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21下降到了2014年的0.579；上海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28下降到了2014年的0.565；江蘇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85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7。與此相對應，整個長三角地區輕工業的平均同構度也呈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而且比較發現，輕工業下降的速度要明顯快于整個制造業同構水平下降的速度。
第二，就輕工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雖然上海與江蘇輕工業的同構度要稍高于上海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但這種差異并不明顯，上海與江蘇輕工業歷年同構度的均值為0.656，上海與浙江輕工業歷年同構度的均值為0.640。這組數據也說明，從歷年平均水平來看，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已小于0.667這個基準值，已不存在所謂同構問題。進一步，從2014年看，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已經降到0.600以下，已經遠小于0.667這個基準值，更不存在同構問題。而江蘇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與之相比明顯要高，且即使經過多年趨異式發展，到2014年其同構水平仍然處于高位，甚至比兩省間整個制造業的同構度還要高。
第三，就重工業而言，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江蘇與浙江歷年同構水平發展變化趨勢不盡相同：上海與江蘇重工業的同構度呈現的是先在波動中上升而后在波動中下降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814增加到了2005年的0.861，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8；江蘇與浙江重工業同構度的發展變化則正相反，呈現的是先在波動中下降而后在波動中上升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840下降到了2005年的0.721，然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42；至于上海與浙江重工業同構度的變化則很微弱。
第四，就重工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近幾年江蘇與浙江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同構度最低。當然，如果從所考查全部年份的平均水平看，同構度最高的是上海與江蘇，均值為0.807，其次是江蘇與浙江，均值為0.796，最低的是上海與浙江，均值為0.728。不過，不論怎么看，重工業同構度的數值不僅明顯高于判斷同構與否的基準值，而且還高于整個制造業的同構水平，說明重工業在長三角內部的確處于同構狀態。
第五，從長三角平均水平而言，到2014年，輕工業的同構度已經降至0.633，已經不存在同構問題。而重工業的同構度則要高很多，達0.774，仍然處于同構狀態。
（二）原材料產業、加工組裝產業同構水平測度
依據表2中的分類，利用結構重合度指數計算公式，可計算得到2000～2014年長三角原材料產業、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結果如表7所示。
分析表7中的數據可以發現。
第一，就原材料產業而言，縱向的發展變化出現了分化，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總體上是結構趨同化的發展，而江蘇與浙江則是結構趨異化發展趨勢。從具體數據上看，上海與江蘇原材料產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35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5，由同構走向了更為嚴重的同構；上海與浙江原材料產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666上升到了2014年的0.691，由不同構發展到了同構；江蘇與浙江原材料產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4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96，同構水平有盡管有所下降，但仍然處于同構狀態。與這種變化相聯系，整個長三角原材料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呈現出的是微有上升的發展變化態勢，由2000年的0.748上升到了2014年的0.764。
第二，就原材料產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多數年份而言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最高，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最低。同時，若以歷年同構度的平均值來看，則是江蘇與浙江最高，均值為0.790，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均值為0.778，不過二者相差很小。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均值為0.646，從這個角度看，上海與浙江原材料產業是不存在同構現象的，或者多數年份不存在同構，只不過到2014年已經發展到了同構狀態。
第三，就加工組裝產業而言，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江蘇與浙江之間同構水平的發展變化呈現出的趨勢并不一致。上海與江蘇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呈先上升而后下降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857到上升到2005年的0.904，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9；上海與浙江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呈波動下降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762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4；江蘇與浙江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866到下降到了2005年的0.755，然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25。與這些變化相伴，整個長三角加工組裝產業同構度也呈波動下降趨勢，由2000年的0.828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9。當然，盡管同構度是下降的，但其仍然要高于基準值，處于同構狀態。
第四，就加工組裝產業而言，從近年來的數據看，江蘇與浙江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同構度最低。如果從所考查全部年份的平均值看，上海與江蘇、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很接近，均值為0.823，最低的是上海與浙江，均值為0.721。
第五，就多數年份而言，長三角原材料產業的平均同構度要小于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但發展到2014年則出現了翻轉，原材料產業的同構度反而要高于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前者為0.764，后者為0.759。
（三）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同構水平測度
依據表3中的分類，利用結構重合度指數計算公式，可計算得到2000～2014年長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同構度，結果如表8所示。
分析表8中的數據可以發現：
第一，就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言，同構度縱向的發展變化均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40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9；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66下降到了2014年的0.692；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97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相應地，整個長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也呈現出的是逐步下降的發展態勢，由2000年的0.801降到了2014年的0.722。當然，盡管是結構趨異的發展態勢，但仍然處于同構狀態。
第二，就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同時，若以歷年同構度的平均值來看，也呈現出類似排序規律，歷年江蘇與浙江、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同構度的均值分別為0.839、0.724和0.719。
第三，就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言，縱向看，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同構度均呈現的是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16下降到了2014年的0.733；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40下降到了2014年的0.699；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呈現的是先波動下降而后又波動上升的發展趨勢，從2000年的0.826下降到了2005年的0.716，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28。與此相對應，整個長三角資本密集型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呈現出的也是波動下降的發展態勢，由2000年的0.79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3。
第四，就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近幾年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而從全部年份的平均水平看，則是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最高，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
第五，比較均值發現，長三角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同構度要高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構度，且兩類產業均處于同構狀態。
（四）低端技術產業、中端技術產業、高端技術產業同構水平測度
計算得到2000～2014年長三角低端技術產業、中端技術產業、高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結果如表9所示。
分析表9中的數據可以發現。
第一，就低端技術產業而言，縱向的發展變均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11下降到了2014年的0.538；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49下降到了2014年的0.584；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8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相應地，整個長三角低端技術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也呈現出的是逐步下降的發展態勢，由2000年的0.782降到了2014年的0.636。表明就整個長三角而言，低端技術產業已經由同構發展為了非同構，尤其上海與江蘇、浙江之間更是如此。若從橫向看，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最低。這一點從歷年同構度的平均值也能得到印證。
第二，就中端技術產業而言，縱向的發展變化趨勢不盡相同，上海與江蘇同構度呈現的是波動中上升，而后又在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由2000年的0.826上升到了2005年的0.865，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7；上海與浙江同構度呈現的是波動中上升的變化趨勢，同構度由2000年的0.718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8；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呈現的是先波動下降而后又波動上升的發展趨勢，從2000年的0.850下降到了2005年的0.722，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2，呈微有趨異的變化趨勢。在這三種變化規律的作用下，整個長三角中端技術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呈現出的是在很小的范圍內即0.770～0.800之間小幅波動的態勢。同時，橫向比較發現，到2014年，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最低。
第三，就高端技術產業而言，縱向的發展變化趨勢也不盡相同，上海與江蘇同構度呈現的是波動中上升，而后又在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由2000年的0.831上升到了2005年的0.852，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1，當然，總體呈現的是結構趨異；上海與浙江同構度呈現的是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由2000年的0.789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6；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呈現的是先波動下降而后又波動上升的發展趨勢，從2000年的0.848下降到了2005年的0.737，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51，呈微有趨同的變化趨勢。在這三種變化規律的作用下，整個長三角高端技術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呈現出的是在較小的范圍內小幅波動的態勢。同時，橫向比較發現，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
第四，比較低端、中端和高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發現，低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最低，中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最高，高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居中。而且，低端技術產業已經不存在同構現象，而高端和中端技術產業仍然存在同構現象。
五、分析與討論
第一，分析表明，從整個制造業來看，到目前為止長三角仍然處于同構狀態。但有兩點應當明確：一是多年來該地區制造業呈現出的是結構趨異化的發展態勢，這是產業結構演進中最大的特點。二是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已經顯著下降，同構明顯的是江蘇與浙江。尤其上海與浙江制造業已經基本不存在同構現象。因此，討論長三角的同構問題不能籠統言之，應當明確具體的狀況。
第二，分析表明，從平均水平而言，長三角兩省一市間輕工業、低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分別呈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出現的是結構趨異的發展態勢。而且發展到目前，其同構度已經低于判斷同構與否的基準值，即長三角的這些類型產業已經不存在同構現象。當然，緣于以上這些類型產業在長三角的地位，我們也不能因這些產業的非同構，就低估長三制造業的同構問題。雖然，到目前為止，從產值角度看長三角輕工業占制造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25%左右，低端技術產業占制造業的比重也僅有20%左右。但創新能力不強的問題十分突出，近期關于“圓珠筆之問”就是對此的真實寫照。長三角的上海是全國著名的制筆中心，浙江是世界聞名的制筆之鄉，但關鍵設備、核心材料仍然需要進口，甚至連筆尖上的鋼珠也需要進口[15]。
第三，分析表明，從平均水平而言，長三角兩省一市間重工業、加工組裝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高端技術產業分別呈現的是結構趨異的發展趨勢。不過，到目前為止雖然同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處于同構狀態，這仍然需要予以關注。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重工業化、高加工度化、資本密集化、高端技術化曾是長三角乃至全國各地最普遍的選擇路徑。2014年，長三角重工業、資本密集型產業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比重已分別接近75%、70%，高端技術產業、加工組裝產業占制造業產值的比重也已分別接近制造業產值的60%、55%。一方面這些產業占制造業比重很高，另一面又處于同構狀態，理應引起重視。
第四，分析表明，從平均水平而言，長三角兩省一市間原材料產業呈現的是結構趨同的發展態勢，由同構走向了更為嚴重的同構，這是最值得注意的問題。盡管這類產業所占制造業的比重不是很高，其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比重約30%。但一方面這類產業不僅是高能耗的，而且是高排放的，在資源與環境約束日益加大的背景下，轉型發展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這類產業也是目前產能過剩集中的行業，行業業績近年來持續下滑，“去產能”的任務十分繁重。
第五，測算結果表明，2005年似乎是一個特殊的時點。因為，不論從整個制造業看，還是從重工業、加工組裝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端技術產業、高端技術產業等類型產業看，在本文所考查的時段內，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在該年份總是最高點，而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在該年份總是最低點。究其原因，在新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申辦奧運會、世博會的成功，極大刺激了長三角經濟的增長并使其快速融入了全球分工。在江蘇追趕上海的過程中，加工貿易在兩地迅速發展，由此形成了結構上的趨同。與此同時，浙江與江蘇相比而言，則走的是一般貿易的路線，因此出現的是結構上的趨異。當然，經過幾年的超常規發展，當“入世申會”效應逐步消退后，同構的狀況又出現了另外一種發展趨勢。
六、結論與建議
篇9
一、江浙兩省工業經濟運行的總體比較
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2008年,江蘇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2%,增幅比2007年回落4•7個百分點,而浙江省2008年同比增長10•1%,比2007年回落7•8個百分點;2009年,江蘇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6%,比2008年高出0•4個百分點,而浙江省同比增長6•2%,比2008年進一步回落3•9個百分點。可見,金融危機對浙江工業經濟的影響要明顯大于江蘇省。圖1反映的是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江浙兩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的變動軌跡。對比兩省工業經濟的月度數據變化軌跡,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細致的特征。
1)在金融危機的逐步影響下,2008年3月-2009年2月,江浙兩省的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均出現了明顯的回落。比較而言,浙江省的回落幅度更大,最大回落幅度高達23個百分點,2009年1-2月甚至出現了同比-8%的巨大降幅;同期江蘇的最大回落幅度卻不到浙江的1/2,為10•2個百分點,最低增長速度也在+8%(同樣出現在2009年1-2月)。
2)2009年2月開始,兩省的工業經濟均開始明顯的復蘇。江蘇工業增長率在2月份就迅速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而浙江省的增長率卻到2009年底左右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此外,2010年1月后,兩省的工業經濟均出現了小幅的下降,但是浙江的情況要稍好于江蘇。
3)兩省工業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幅度存在明顯的差異。2008年3月-2009年4月,江蘇省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的最大波動幅度為14•9%,而同期浙江省的最大波動幅度卻高達33•5%,是江蘇省的2倍多。在這個時段,江蘇省增長率的標準差為3•66%,而浙江省卻達到了7•49%,也是江蘇省的2倍多。
鑒于以上兩省工業經濟總體運行情況的具體特征,我們將分析區間劃分為兩個階段:工業經濟不斷回落的2008年3月-2009年1月為第一階段,工業經濟逐步回穩的2009年2月-2010年4月為第二階段。
二、兩省工業增長差異的供給結構原因探討
一般認為,江蘇工業經濟是偏向于外資驅動的,而浙江工業經濟則是典型的民營經濟主導;同時,我們也觀察到,與浙江省相比,江蘇重工業所占的比重顯著高于輕工業。于是,我們自然就會猜測,金融危機下兩省工業經濟增長的差異是由于其工業結構的不同導致的。為此,我們將從輕、重工業結構和企業類型結構兩個角度考察兩省工業經濟的變動軌跡,以此驗證我們的猜測。
(一)增長率的分解
為了考察上述觀點,我們先進行增長率的分解。假設一個經濟由兩部分組成(多部分情況下以此類推),其產出分別為Y1和Y2,總產出為Y,于是:式(1)表明:總量的增長率可以分解為由各個分量增長帶來的總量增長之和,換言之,Y的增長率=Y1的增長率•Y1在Y中所占的份額+Y2的增長率•Y2在Y中所占的份額。我們將這兩項分別稱為Y增長率的Y1分量和Y增長率的Y2分量。
(二)工業增長率的輕重工業結構分解
從直觀上觀察輕、重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的變化情況,我們發現:在危機開始階段的2008年4月-2009年2月,江浙兩省的輕、重工業均出現了明顯的同步衰退特征。進一步細致觀察還可以發現:在這個時期,江蘇省輕工業的增長速度要高于同期的重工業的增長速度,而浙江省的情況卻大致相反。在2009年3月以后,兩省重工業的復蘇均比輕工業強勁。這一直觀結果并不能直接用來解釋結構差異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因為它并沒有考慮不同經濟組成部分的權重,事實上,如果經濟的某一部分僅僅占據很小的比重,那么即使其增長速度超過其他部分較多,其對總體經濟的貢獻也是很小的。為此,必須考慮其所占比重帶來的影響。根據式(1),我們將工業增加值增長率進行分解,得到兩省工業經濟增長率的重工業分量和輕工業分量,具體結果分別繪于圖2(江蘇省)和圖3(浙江省)中。比較圖2和圖3,我們發現:在危機日益嚴重的第一階段,江蘇工業經濟增長率的重工業分量明顯大于其輕工業分量,由此可以認為重工業的確是穩定江蘇省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輕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下降的影響。浙江省有所不同,盡管其重工業的表現也要略好于輕工業,但基本出現了同步下滑的特征,從而它沒有支撐住浙江工業經濟的整體下滑。在工業經濟明顯復蘇的第二階段,江蘇省工業增長率的輕工業分量呈現出一定的下降趨勢,而重工業分量卻明顯回升到了一個比原先更高的水平。與之形成對照,浙江省工業增長率的輕工業分量和重工業分量卻雙雙表現出了比較明顯的上升趨勢,重工業分量的上升力量尤為強勁,以此成為其工業經濟迅速回升的主力軍,與此同時,輕工業的力量也不容忽視。
(三)工業增長率的企業類型結構分解
從企業類型上,由于私營企業和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在江浙工業經濟中所占比重較大,為此,我們僅對它們的增長率分量的變化情況進行觀察,具體計算結果將其描繪在圖4和圖5中。
從圖4可以看出,江蘇的外商和港澳臺投資工業的增長率分量在第一階段急劇下降,到2009年1月到達了最低點,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全年其值低于私營工業的增長率分量,說明它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也低于私營工業的貢獻。相對而言,私營工業卻非常穩定,其增長率分量大多保持在4%~8%之間。
由此可見,穩定增長的私營工業才是江蘇工業經濟保持穩定的重要力量,而不是外資和港澳臺投資工業。這一結論與人們通常的觀點是相左的。浙江的情況與江蘇有所不同(見圖5)。首先表現為浙江私營工業和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工業增長率在第一階段的同步大幅回落和在第二階段的同步穩定回升,其中私營工業在第二階段的回升勢頭尤為強勁;其次表現為其私營工業的增長率分量始終大于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工業的增長率分量,這與私營工業占據較大比重有一定的關系。由于浙江省私營工業、港澳臺投資工業與外商投資工業增長率分量變動的同步性特征非常明顯,因此,浙江工業經濟的衰退和復蘇其實是一種整體性的衰退和復蘇。考慮到浙江省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可以大致推測,浙江工業經濟的衰退和復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需求萎縮和隨后的復蘇直接作用的結果。
三、兩省工業增長差異的需求結構原因探討
消費、投資與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盡管對一個區域來說,直接分析這三種力量比較困難,因為我們往往無法按區域直接分割滿足各地區消費需求的具體供給指向,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通過消費、投資與出口的數據對比,從一個側面大致看出推動經濟增長(或衰退)的力量對比。從兩省消費、出口和投資額絕對值的變動軌跡我們不難發現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兩省的出口總額出現了很大幅度的波動,其中在第一階段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下降軌跡,在第二階段總體出現了持續性的回升態勢;第二,不論是在第一還是第二階段,消費變量基本呈現出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第三,工業投資額與工業增加值軌跡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同構現象;第四,兩省的出口變動明顯要比工業經濟增加值及其他變量滯后一期,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出口變量進行滯后一期處理。
(一)各需求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從國家層面上說,消費、投資、出口均會正向影響工業增加值。但對一個地區來說,情況就會有些不同。經計算,我們得到金融危機以來江蘇和浙江的工業增加值、消費品零售總額、工業投資額和出口總額變量序列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具體見表1。數據表明,江蘇省的工業增加值與消費、投資及出口的相關系數差距不大,大致說明拉動經濟增長的三股力量比較均衡;另外,消費與投資正相關、投資與出口負相關,說明江蘇的工業經濟比較重視國內需求,對外部需求的依賴程度不是很高。而浙江省的情況有明顯的不同,其工業增加值與投資及出口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達到了0•82和0•77,說明浙江工業經濟的投資依賴與出口依賴特征非常明顯;另外,出口與投資相關程度較高(相關系數達到0•62)、投資與消費負相關,說明外部需求依賴性的特征依然嚴重。可見,江蘇工業在保持經濟內外需求的平衡方面要明顯好于浙江工業經濟,這應該也是在金融危機中兩省工業經濟產生較大差異的重要原因。
(二)消費、投資和出口對江浙工業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分析
我們將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來分析消費、投資和出口對江浙工業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具體的計量經濟學方程如下:lnY=β0+β1lnC+β2lnI+β3lnX+ε(2)其中:Y為工業增加值,C為消費總額、I為工業投資總額、X為出口總額、ε為隨機誤差項。
1.總體差異比較
利用852008年3月-2010年4月兩省工業經濟運行的月度數據,在E-Views軟件上運行,分別得到以下結果:江蘇省:浙江省:比較方程(3)和(4),我們發現:第一,江蘇工業增加值對國內消費的彈性為0•4556,高于浙江的0•4326;第二,浙江工業增加值對投資的彈性(0•2847)明顯高于江蘇(0•1474);第三,浙江工業增加值對出口的彈性(0•3742)也明顯高于江蘇(0•3406)。
2.分階段比較
比較第一第二階段的彈性系數,大致可以判斷出危機前后兩省需求力量的變化,我們將分階段擬合系數列于表2中。比較兩省在第一階段的擬合系數,發現江蘇工業增加值對出口的彈性系數為0•368,明顯低于浙江省的0•446,由于這一時期消費基本穩定、投資彈性不大,因此,在出口迅速萎縮的情況下,這一因素也就成為浙江工業經濟衰退更為嚴重的根源。比較第一、第二階段兩省擬合系數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到,兩省工業增加值的消費彈性下降、增加值的投資和出口彈性上升,因此,可以認為兩省工業經濟迅速回升的力量還是主要來自出口需求的強勁復蘇和投資彈性的上升。
篇10
20世紀60年代,“亞洲四小龍”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東亞模式”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此期間,韓國在世界經濟膨脹的背景下推行了依靠國家與跨國企業緊密結合的發展戰略,創造了“韓國奇跡”,自此,韓國正式踏上了城市化和工業化之路。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韓國在此過程中呈現出“單極化”的特點,首都首爾成了“眾矢之的”,承擔起了韓國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使命。
早在二戰時期,得益于統治者們商人、企業家和地主的社會角色,韓國就在日本的耳濡目染下懵懂地開始了城市化的進程。戰后,獨立的韓國不僅將原有的發展成果進一步深化,還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功能優化層面,越來越多的二級城市成長起來,首爾的功能漸漸被分擔,大都市區面積不斷擴大,功能愈加健全。
韓國對外經濟研究院院長李景臺2008年訪華時曾表示,韓國的城市化有兩個特點。第一,城市化速度快。1960-1970年間,韓國城市人口以每年5.6%的增長率遞增,到1970年底,全國城市化率達到50.2%。到了20世紀80年代,韓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城市化進程,實現了從農耕社會向商業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據統計,1960-1980年間,全國城市的數量由27個增加到了40個,城市人口達到了2143萬,占總人口數的57.3%。僅用了二十余年,韓國就蛻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第二,韓國在城市化過程中人口集聚現象嚴重。據統計,1980年韓國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的數量為4587人,首爾更是達到了13343人,連大阪和紐約都難以望其項背。大量的勞動力涌入首爾,為其建設添磚加瓦的同時,也慢慢改變著當地的經濟模式和意識形態。
首先,當地的產業類型發生了變化,輕工業受出口導向發展模式的刺激得到很大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首當其沖;其次,人口性別比例失衡,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加青睞女工,全國的男女比例平均值一度達到99.2∶100;第三,貧富差距拉大,階級矛盾凸顯;第四,文化融合造就意識形態變化,地方保護主義思維升級。
“首爾效應”
2000年來首爾一直是朝鮮半島的首府,這是首爾多年來扮演的歷史角色。然而,中央集權的統治史并不是首爾人口膨脹的唯一因素。韓國政府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實施的一些人口政策和經濟戰略遠遠超過了歷史對首爾的影響。為了配合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政府在首爾建設了兩個工業區,一個位于京畿道,一個位于慶尚道,首爾對其他地區人口的拉力初步形成。在此期間,韓國政府的富農政策效果不甚理想,二元經濟效應凸顯,城鄉差距日益擴大,對本地區居民產生了推力。兩種效應的綜合作用導致大量的農民遷移到了城市,首爾的城市規模再一次被擴大,韓國人口單極化現象進一步加劇。當時,大約有1/4的居民居住在首爾及其周邊,其中又有一半的人集中在大都會地區。
1964年,韓國政府在首爾投資興建了國內首個出口工業區――九老洞工業區,1967年,另外一個工業區也在首爾正式開工。工業區的興建吸引了大量的出口導向型企業入駐。1970年,慶尚北道開始籌建綜合鋼廠,龜尾市籌建了一個電子工業園區。同年,現代集團在慶尚南道蔚山地區開設了造船公司,之后又在該地成立了一個汽車配件公司。1974年,一個為支持軍工行業而規劃興建的機械化工業區在昌原揭牌。
于是,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區集中在了京畿道,而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區集中在了慶尚南道和慶尚北道。通勤時間,年輕的女工們蜂擁至京畿道,開始她們一天的工作――制造服裝和電子零部件。這種模式運行一段時間后,人們發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首爾地區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據統計,1985年,首爾的男女比例為86.9∶100,而其他輕工業密集地區的人口比例也呈現這樣的趨勢,重工業地區則恰恰相反。這種強烈反差表明,對于首爾地區而言,輕工業吸引到的女性要比重工業吸引到的男性數量多,女性移民的總規模大于男性。
20世紀70年代,首爾市第一次出現了自然增長(出生)超過社會增長(移民)的現象,人口反向流動(從首爾流向周邊城區)開始。到了80年代,新型城鎮應運而生。與此同時,首爾市經歷了另外一場結構性的變化,即城市功能再配置。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功能區都集中于首爾市的市中心,是典型的單核城市。由于人口遷移方向的變化,城區面積不斷擴展,城市功能也獲得了第二次配置的機會,1963年功能區再配置后,多核心的城市架構逐漸形成。
“后城市化時代”的新問題
韓國的城市化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首先,城市化過程中地方保護主義情緒激增。前文曾提到,韓國的工業化政策需要在某些地區創建新型工業區,這導致了大量的工人涌入市區。在為城市化加速的同時,這部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融合也改變了當地人口的民主意識和政治觀念,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主義情緒與日俱增。例如,在1987年的總統選舉中,每個地區都只支持本地區的候選人,這種現象在1988年的普選、1989年的大選和1996年的普選中都有所體現。
其次,城市貧民隊伍擴大。早在殖民地時期,城市貧民階層就已存在。20世紀60年代,這一階層的人口數量達到空前水平。1964年,首爾的棚戶區數量為8.4萬個,之后由于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棚戶的數量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長,1970年到了18.5萬個。一個由首爾自治政府1979年進行的調查顯示,貧困人口占全體市民的22%,按照韓國當時的居住權保護法標準計算,有20萬人被劃為貧困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