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鄉村實踐報告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振興鄉村實踐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石堆鎮位于安丘市東部，面積67平方公里，轄47個行政村，1.06萬戶，人口3.9萬，耕地面積6.4萬畝。今年以來，石堆鎮以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著力點，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目標，以開展“美麗鄉村·幸福家園”創建活動為主線，加快推進“四個城市”建設,全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新突破。

一、基本情況

（一）全面摸排，掌握第一手資料。全面摸清每個村底數，包括人口、房屋、基礎設施、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村規民約制定、在外能人、矛盾糾紛、村霸村痞等情況，進行深入分析研判，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四個城市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突出重點，開展“美麗鄉村·幸福家園”創建活動。

一是產業興旺方面。開展“帶富增收富民”活動。1.培育一項致富產業。各村結合實際，突出特色，確定一項或多村確定一項能夠有帶動性的增收產業項目，增加群眾收入。2.培訓一套致富技能。通過外出參觀學習、舉辦種養業、務工知識等培訓班，確保有勞動能力的群眾培訓達到90%以上，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守法紀的新型農民。各村幫助留守人員聯系工藝品加工、農產品粗加工等項目，最大可能的增加家庭收入。3.探索一條融資渠道。積極爭取政策和資金扶持，金融信貸單位，對有意向發展項目缺少資金的家庭，特別是返鄉農民工、復退軍人、回鄉創業大學生創辦項目，幫助落實貸款方案，最大限度的提供金融服務。

二是生態宜居方面。開展“鄉村環境整治”活動。1.全面開展農村環境和衛生整治，通過落實門前三包，完善村規民約，加強宣傳教育等手段，引導村民樹立良好的生活衛生習慣和愛護環境的意識，確保村莊環境衛生長期清潔。堅持“應綠盡綠，能綠則綠”，對村內主要街道進行綠化、亮化，房前用竹籬、圍欄圍起，房前屋后規范栽種瓜果、綠化小品，全村形成“植物自然，鄉土濃郁”的景觀。2.加快美麗村莊建設，全鎮打造西蓮池、前留晃、阿洛、西河洼、董家下坡、馬家亭子、梯門、婁戈8個示范村。3.加快推進城鎮化建設。鎮駐地村、社區中心村利用好土地增減掛鉤政策，加快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引導農村居民向鎮區、社區集中居住。

三是鄉風文明方面。開展“倡樹新風正氣”活動。1.開展先進典型評選活動，每月確定一個評選主題，在“陽光議事日”活動中開展“移風易俗標兵”“石堆好青年”“種養殖能手”等先進典型評選活動，利用電視、報紙、微信等形式，對先進典行大張旗鼓的宣傳，激發全鎮廣大干部群眾凝心聚力、干事創業的熱情和積極性。目前已評選巾幗標兵117名、移風易俗標兵121名、石堆好青年92名。2.開展移風易俗活動，各村成立紅白理事會，增強群眾簡辦婚喪嫁娶事宜、遠離不良習俗的自覺性。3.開展系列群眾文化活動，組織開展廣場舞大賽、消夏晚會、農民趣味運動會、書畫展等系列活動，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營造濃厚的文化氛圍。4.每村打造1條文化長廊，重點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法律法規等多方面知識，讓村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引導觀念，讓大家感受到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新風尚。

四是治理有效方面。1.開展“街頭巷尾平安”活動。每村配備1名警務助理，每村建立一支治安巡邏隊伍，警務助理牽頭開展治安巡防，信息收集、矛盾化解工作。每村建成一套“天網”監視系統，連接派出所治安監控平臺。每村組建一個警民微信交流群，提供警務服務、典型案件和安全防范等信息，隨時隨地與群眾進行互動、交流。2.開展“全民參與調解”活動。每社區聘請1名法律顧問，在陽光議事日組織法律咨詢和宣傳，讓法律咨詢服務形成常態化。各村成立調解委員會，由支部書記任主任，由有威望的老黨員、老干部、優秀村民和評選出的先進典型組成，積極化解矛盾糾紛，力求“小事不出村”。每村建立一處“聽證室”，對家長里短、鄰里爭吵等簡單矛盾糾紛實行村級聽證。

五是開展“干部能力提升”活動，強化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保障。制定了《農村干部規范化管理暫行辦法》，明確村干部工作職責，嚴格落實屬地管理責任。每月召開一次“陽光議事”會議，組織學習農業技術、法律常識、健康保健等知識，充實陽光議事內容，增加陽光議事日的吸引力。要求村“兩委”班子成員，每人確定一個凈增收不低于3萬元的致富項目。發展村莊集體經濟，在盤活資源、招商引資、土地流轉上下功夫，拓寬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新路子，確保村集體經營性收入不低于5萬元。

（三）打造示范點，進行典型帶動。重點打造步云嶺休閑生態園、蓮池高效農業示范園、亭子高效農業示范園、沃奇文冠果主題公園四個示范點。其中，步云嶺休閑生態園，規劃面積3500畝，已建成1500多畝，是集觀光旅游、戶外運動、休閑采摘、餐飲娛樂、農事體驗、延伸加工等多功能于一體的休閑旅游綜合體。目前，已發展阡陌人間、步云山莊、云嶺人家、環秀山莊等11家休閑農莊和1處步云賽鴿文化交流中心。通過園區的示范帶動，發展大櫻桃、草莓、蔬菜等高效種植大棚80個，發展西瓜、大桃、黃金梨等1500畝。蓮池高效農業示范園，規劃面積2200畝，已建成1100畝，已發展百匯紫蘇莊園、東順蒜黃種植基地、華仔蔬菜種植基地、田碩洋蔥種植基地、孟戈有機蔬菜合作社種植基地等5家。亭子高效農業示范園，占地150畝，已建成高效種植大棚45個。沃奇文冠果主題公園，占地面積358畝，以生產生活生態、健康文化旅游為主題，建設木本糧油博物館、文冠果加工和旅游綜合體、文冠果健康體驗展示中心，打造文冠果種植、選育、高產示范、集散、加工、營銷一體化的全國木本糧油谷。目前，已經栽植文冠果210畝。全部建成后，帶動就業人數300余人，年可實現利潤2900萬元，利稅700余萬元。

二、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一）對群眾參與鄉村振興的教育引導不夠。農民群眾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認識程度不夠深，尤其在發展產業方面，目前大部分產業項目主要以工商資本下鄉的方式建設，通過引導群眾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高效農業、農家樂、鄉村旅游難度很大。

（二）缺乏政策、資金扶持。在基礎設施提升方面，村級集體經濟薄弱，鎮級財政不足，單憑縣、鎮、村三級財力，很難對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三）人才匱乏。目前，廣大農村對人才缺乏吸引力，大學生及高層次人才不愿到農村創業。回來的也只有在外能人到村擔任村干部。

三、意見建議

（一）建議加大對群眾鄉村振興戰略的教育培訓力度，調動群眾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二）建議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扶持力度，完善道路、給排水、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配套完善醫療、教育、文體等設施，不斷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篇2

關鍵詞：農村金融；鄉村振興；金融體系

受多方面原因的影響，在農村經濟形態的發展和形成過程當中，鄉村振興會在很大程度上受金融發展限制。所以，分析農村地區的金融領域發展現狀，結合其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對應的提升措施，為后續鄉村振興道路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也可以為提升我國農村經濟環境起到推動作用。

1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必要性

對鄉村地區經濟振興所起到的推動作用，是農村金融發展的關鍵，也是農村地區經濟產業發展及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首先，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是農業產業發展的必然要求，想要實現我國從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變化，就要實現農業產業體系的現代化發展，提高實現產業創新和整體競爭力。目前雖然我國農業產業發展有了較大進步，但整體生產技術相對落后，資源的利用率相對較低，種植投入和回報不成正比。與城鎮相比，農村的整體經濟水平相對滯后，收入較低，不管是在農業科研設備補充還是產業融合等方面都缺少外來資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村的經濟發展[1]。其次，農村金融支持也是實現鄉村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實基礎，和諧健康的農村生態環境是實現農村地區長遠發展的關鍵保障。在農業發展環境下，農業種植過程當中使用化肥、農藥以及其他污染環境的原材料會影響土壤質量，降低作物產量，嚴重時會導致水土和耕地面積流失，阻礙農業可持續發展。肆意排放農村生活垃圾、焚燒秸稈等產生的污染，都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來科學處理污染源[2]。再次，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是地區文化建設的重要基礎，淳樸的鄉風是實現農村地區發展的重中之重。但現在農村地區依然有盲目攀比、大肆操辦紅白喜事的現象，同時文化建設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區，有限的文娛設施難以滿足群眾的基本需求。留守老人的贍養問題、兒童的教育問題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另外保護傳統文化、修復歷史遺產以及宣傳和引導道德風貌都需要引入資金，保證工作順利實施[3]。

2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

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展現。首先，農村金融是支持產業興旺、助力農業發展的基礎。金融對于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要以重視培育新型農業主體為基礎，以引入社會資本先進技術和完善管理經驗為目標，以此來調整現有的農產品結構，創新農村地區的產業布局，實現糧食、農林、牧業的統籌結合以及種植養殖和銷售的一體化發展[4]。其次，要強化涉農金融機構通過信貸手段來培育創新型農業主體的作用，實現農村產業的多角度融合以及農村地區全產業鏈的一體化發展，確保多個產業結構可以實現互動補充，以此來促進農業產業的興旺發展。再次，農村金融要以扶持綠色農業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產業從傳統的追求高產轉變為追求綠色可持續發展，對應的金融導向也呈現出新的變化。涉農金融機構要在支持鄉村振興發展的進程當中引入綠色導向，以綠色信貸業務來支持農業綠色循環的低碳生產，實現農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農村經濟發展的重點是要改變傳統的種植養殖產業，使依靠自然資源消耗為主導的粗放型經營模式轉變成現代化的可持續綠色發展模式，重視在農業生產技術發展過程中引入節本增效的創新技術，強調推廣畜禽養殖新型農業發展模式。農村金融支持可以依托農村地區現有的綠色資源，發展并扶持休閑、旅游以及健康產業，推動農林牧漁等產業和教育、文化、養老等實現有效融合[5]。最后，農村金融支持要重視發展普惠金融，提高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國農村地區金融市場發展較為失衡，地區金融配比難以滿足實際需求，想要實現鄉村地區的可持續振興發展就要解決農村金融服務的缺陷。將有限的金融資源投入到鄉村振興的重點產業當中，通過拓展和延伸農村地區的服務鏈，形成一體化的普惠金融服務體系。以強化鄉村地區發展的前提開展豐富多樣的金融普惠活動，幫助農村居民提高金融服務的運用能力，實現農村地區共同富裕[6]。

3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面臨的困境

農村地區金融發展是以推動農村地區經營主體多元化發展以及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資金融通可以確保各項基礎工作順利進行，但受外界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缺乏資金對農村各項事業的融通支持以及對不同經營主體的政策性支持，同時具體的對象和外部環境的差別會導致相關工作受阻。

3.1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善

首先，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環境相對較弱，難以與城市地區相匹配。大部分農村金融行業的發展相對較慢，金融供給的主體相對單一，市場發展空間較小，商業和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運營工作會過度關注個體利益，不能根據農村市場的實際情況完善工作細節。一些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數量少，有的地區只有農村信用合作社，會因為結構單一而影響融資功能，直接限制鄉村振興的整體發展。其次，現有的農村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受市場主體的供給和需求不對應問題的影響，金融監管體系對市場的約束性和管理性相對較低，直接影響農村金融體系的細化和完善，失去對地區經營結構的約束。

3.2農村金融服務不到位，金融產品單一

農村地區的金融產品能充分展現出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情況。通過對農村金融市場的運行情況展開分析可知，豐富的金融產品能從多個角度滿足農村地區金融主體的不同資金需求，以此來為農村經濟主體的項目建設提供基本支撐。分析目前的建設成果可知，農村金融產品的類別和形式還不夠全面，難以滿足鄉村振興的整體要求，也不能實現外界環境和內部政策對經營的促進作用，直接影響農村地區的金融供給，導致資金的運營和使用受到較大的約束。

3.3貸款額度有限，貸款困難

目前農村金融機構所發展的業務當中，大部分為小額貸款，款項相對分散，存在一定的回收風險，會影響農村金融機構對地方經濟水平的促進作用，甚至會阻礙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在農村地區，農民對小額貸款的需求量較大，一般會以相應的擔保抵押為條件申請貸款，但因為農村地區的抵押物資較少，且大部分農民的個體條件不能滿足貸款要求，所以農村金融發展會受到一定約束，制約了農村經營主體的經濟發展水平[7]。

3.4農村金融保險不完善

農村金融保險對于鄉村振興產業的穩定和發展以及后續的風險防控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農村金融保險在地區經濟發展進程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農村金融保險存在發展滯后以及缺乏擔保的情況，在當前社會環境當中，商業保險不斷發展，而農村金融保險相對落后，影響了農民的經濟收入，限制了對保險的可承擔風險。另外農村金融機構的現有網點數量較少，在開展涉農業務時需投入大量資金，降低了貸款的收益率，導致資金流入到非農產業中。假如農村金融保險不能降低農業融資風險，就會影響鄉村振興戰略實施[8]。

4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建議

4.1構建合理的金融服務政策和體系

首先，分析目前農村金融環境的發展情況可知，其在鄉村振興工作中存在較大不足，要從農村金融的不同發展階段來制定并落實對應的金融服務政策，實現農村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多元化農村經營主體的現代化發展，進而實現鄉村振興。其次，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需要結合現狀科學規劃銀行和非銀行機構，以多樣化的途徑引導多種類型的農村金融機構，確保該類金融機構促進農村區域實現經濟和文化水平雙重發展，滿足農村地區在各個領域建設工作的資金需求，另外政府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調節效應，合理布局農村金融的業務網點，為完善和發展后續經濟體系打下基礎。再次，要細化現有的監管機制，規避各類風險，構建完整、科學、優良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確保相應的金融服務制度滿足鄉村振興發展的需求[9]。

4.2創新服務模式和產品

首先，要引入新型技術手段完善金融服務。在過去銀行業的發展進程當中，信息不對稱對農業金融發展的阻礙較大，引入大數據技術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促進銀行服務業在農村地區的發展。涉農金融機構要根據新型農業主體的個體需求，結合現代化的智能手段創新并整合業務模式，提高服務的技術和數據處理能力，完善業務審批過程，簡化辦事環節，提高農村金融的服務質量。其次，涉農信貸增信途徑和方法有待豐富，農村金融機構應結合國家的政策方針來提高涉農信貸期限的時間和額度。例如，在黨的報告中提出了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繼續延長30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型農業主體出現。農業金融應以此為契機發放農村土地經營和農房抵押貸款，在農業設施設備抵押和生產訂單等方面加強融資，以此來提高貸款的額度并延長相應期限，針對農戶、地方產業、農村合作社以及電商產業鏈等渠道增加貸款，并豐富融資模式，以此來滿足在土地流轉和服務過程當中涌現出的新經營模式。再次，要結合農村地區現有的產業鏈，加大資金支持力度。隨著社會經濟水平和農村地區現代化農業規模的共同發展，農村產業鏈經營主體的基本資金需求從小額化向規模化轉變，從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農業金融機構要以解決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及后續流通和營銷渠道當中的融資需求為切入點，打造出符合農業金融產業差別的新金融服務體系，根據不同的客戶需求完善定價細則，確定合理的利率水平，根據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點滿足不同農戶的基本需求。

4.3保證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全面提高

站在整體的角度分析，想要實現農村金融對“三農”工作的良好服務，就要完善和優化金融服務體系，明確其在鄉村振興工作當中的具體職能。要改變現有的工作思維，強化金融服務模式，依照農村地區特有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和農民的實際需求，通過面對面、點對點的服務模式實現金融服務和農業種植生產等活動的有效融合。結合這些方面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對應的金融服務方案，進一步細化以多元化農村經濟為主體的金融服務，確保現代農業生產活動得到更科學有效的提升，從根本上解決鄉村振興工作當中的資金難題[10]。

4.4大力發展農村綠色金融服務

首先，要重視農村金融對綠色產業的引導、約束和杠桿作用。農業金融機構要依照農業發展基礎強調其實現綠色低碳化的轉型方向，結合有效的金融服務促進農業產業呈現更高效、高質量的生產模式，從傳統的粗放型生產經營轉變為重視生態節約環保的綠色經營，在此過程中要加大綠色信貸的投放力度，重視對農業種植養殖以及深加工產業的金融支持。其次，要細化綠色農業信貸投放制度，通過制定差異化信貸策略，創新現有的綠色金融產品結構。結合農村地區的實際生產和經營特點，探索農產品商標質押貸款的新型貸款模式，結合分類化的客戶管理渠道，對現有的信貸項目庫當中所涉及的農業循環經濟項目分級授信，提高其授信額度。構建以現代化農業科學技術為支撐的農業示范基地，開拓綠色貸款通道，實現農村綠色金融服務的可持續性發展[11]。再次，要強化綠色金融發展的政策性支持，結合現有的政策標準和金融發展制度，落實農村綠色金融的相關要求和政策體系，構建并完善能和其相對應的、以服務于農村地區金融需求為主體的中介服務機構，投入充足的資金，調動涉農機構發展綠色金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重視以綠色金融服務為基礎的綠色小微企業和項目的信貸投放。

4.5加大對農村農業貸款的管理力度

想要實現農村地區金融結構的穩定發展，就要完善利率定價機制，高利率會增加農民的貸款負擔，阻礙地方經濟發展。政府要以規范市場運營模式為主，合理調控農村金融市場，確保各項業務有序進行。農村信用合作社要結合科學的利率機制優化現有利率，確保農民主體得到金融優惠，積極參與地區經濟建設。要以小額信貸為主導，結合農村地區的實際信貸需求構建與實際利率相符合的金融制度，在強化融資效率的同時實現對金融機構運營工作的科學引導，確保金融服務能滿足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要求。

4.6拓寬信貸渠道，提高農村農業貸款額度

發展農村信貸領域要拓寬農村信貸渠道，提高農村信貸的利用效率，強化監管水平。通過機構擔保以及補貼政策，推進農村金融的創新和發展，拓展信貸渠道，發展不同的資金渠道，實現多個渠道資金抵押，保證農村地區經營主體拓展融資渠道。另外要加大農村金融對金融貸款的投入力度，從地方經濟的發展角度入手確定金融活動的發展方向，依照民間借貸的實際情況規范并引導市場環境有序發展。

4.7防范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風險

首先，要由財政部門設立專門的農業風險補償基金來補貼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信貸投入，并適當補償不良貸款造成的損失，完善并推廣農業保險制度。要豐富并完善農村信貸的擔保體系，優化現有的金融環境，確保各類金融機構能夠更多地參與到農村金融服務當中，有序推動城鄉文化和經濟建設工作，進一步完善金融保險制度，構建農業金融信貸的對應風險。其次，要擴大政策性保險費用的補貼范圍，吸引更多創新型農業主體，結合政策性保險對策預防風險。可以通過政府補貼、稅收減免等方式引導并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開展農業保險相關業務，確保對應的保險服務能滿足農業市場的實際需求，為新型的農業主體提供更可靠有效的保險基礎。再次，可以推出盈利涉農保險產品，確保農業經營主體在遭遇自然災害時能得到啟動資金補償。最后，通過引入風險共擔及補償制度來構建政府機構、農戶和經濟組織等多位一體的聯保模式，充分落實集中擔保、分散使用的靈活模式，采用綜合化的保險措施來防范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各類金融風險，確保農業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資金可以完全應用到農村地區建設當中，促進農村地區各個領域的整體發展[12]。

5結束語

農村金融工作的發展和完善直接推動解決了“三農”問題，目前在鄉村振興工作過程中支持農村金融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農村金融發展受環境及制度的影響存在諸多困難，對應的保障制度也不能確保金融體系穩定發展，從而影響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影響了鄉村的發展。因此要以推進鄉村振興發展為基礎，完善農村金融服務制度，進一步促進中國農村經濟向高質量方向發展，并實現了農村金融對鄉村振興戰略發展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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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曉翀，杜爾玏.金融助力鄉村振興的現實基礎、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基于新發展格局視角［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1（10）：76-80.

［4］袁文.鄉村振興中農村金融立法的困境與破解路徑［J］.農業經濟，2021（10）：94-95.

［5］王興國，吳梵，劉韜.農村金融發展影響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計量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21（10）：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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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馬天祿.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模式［J］.中國金融，2021（15）：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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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自強，陳佑成，葉偉嬌，等.網點布局視角下農信社信貸服務感知質量影響機制分析與展望———基于商譽評價的調節效應分析［J］.農業展望，2019，15（11）：27-34.

［10］陳麗.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實踐與思考———以廣東省梅州市為例［J］.農村金融研究，2019（6）：67-70.

［11］丁竹君.創新農村金融工具的路徑選擇［J］.社會科學輯刊，2010（1）：117-119.

篇3

當前正處于旅游旺季，大家都很忙，在十分繁忙的情況下，我們見縫拖針，召開這樣的會議，也是當務之急。因為江蘇的鄉村旅游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層次，產品轉型升級，全面提高品質，是我們江蘇鄉村旅游迫切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下面就有關問題我再補充說明三點意見：

一、關于這次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問題。

這次會議是面臨我省鄉村旅游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候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剛才周局長作了一個非常好的報告，他在講話中，對全省的鄉村旅游，從改變現有狀況，不斷提升層次；順應時代潮流，提高生活品質；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民增收；推動市場復蘇，實現旅游振興等四個方面闡述了推動鄉村旅游建設和全面提檔升級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尤其是對下一步全省鄉村旅游如何上臺階、上層次，全面提檔升級，促進升級轉型，不斷推進鄉村旅游發展，提出了七點具體意見，講得非常好，指導性、針對性都很強，具有很實際的指導作用，對我省鄉村旅游今后一個階段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周局長的講話精神，是我省今后一段時期內鄉村旅游工作的具體指導性意見。對周局長的講話精神，請同志們回去后及時向各地方的領導同志匯報，并結合當地的具體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同時也希望同志們回去后能盡快召開各地的相關會議，一方面貫徹這次會議的精神，特別是周局長的講話精神；另一方面研究并提出推進當地鄉村旅游發展、全面提檔升級的指導意見。建議同志們在向各地領導匯報的同時，應盡快取得政府在資金與政策上的支持，推進鄉村旅游上臺階、上層次、上水平，全面提檔升級。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政府主導必不可少，沒有政府的組織領導，單純靠市場自然發展，靠農民自發行為，鄉村旅游很難有大的作為，這一點很重要，對此，我們一定要形成共識。目前，在旅游行業的具體抓手中，最能迎合和牽動黨委政府的抓手就是“創優”“創強”和鄉村旅游，因為鄉村旅游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緊密相聯。

二、關于我省鄉村旅游全面提檔升級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在經過對我省鄉村旅游發展的過程、現狀、基礎、總體水平、在全國所處的位次、市場需求和發展規律等客觀全面的分析、研究、判斷，并廣泛深入地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的基礎上而提出來的。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尤其是近五年的發展，我省鄉村旅游產品不僅在“量”上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且在“質”上也有了重點突破。目前，全省各種形態的鄉村旅游點1700多家，其中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124家，年接待量已突破四千萬人次。本世紀以來，特別是04年全國創建農業旅游示范點工作會議以來，在省委省政府和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全省鄉村旅游蓬勃發展，如火如荼，方興未艾。建一處景點，保一片生態，富一方百姓。2004年以來，省政府已連續兩次召開全省鄉村旅游工作會議，省旅游局先后四次召開現場會和觀摩會。全省各地各級旅游部門為發展鄉村旅游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全省涌現出了蔣巷村、旺山村、鴻山生態園、吳楚農耕文化園、傅家邊生態園、翠谷莊園、大石山休閑農莊、世外桃源、星期九農莊、沭陽蘇北花卉園，以及當時的江心洲農業旅游示范點等一大批在江蘇，乃至在華東地區，甚至在全國有較高知名度、認知度與美譽度的鄉村旅游產品。江蘇鄉村旅游已經成為我省旅游產業中的新亮點和新的增長極。

國家旅游局領導曾多次贊揚江蘇的鄉村旅游工作，國家旅游局曾邀請全國政協常委視察團專程視察江蘇省的鄉村旅游工作，并向國務院提交視察報告，國務院將此報告批轉給了江蘇省委省政府。視察報告對江蘇的鄉村旅游產品，及鄉村旅游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國家旅游局認為，江蘇鄉村旅游總體水平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并且明確要求在新一輪鄉村旅游發展中，江蘇的鄉村旅游產品在提檔升級方面，在全國應率先突破，盡快打造一批精品，塑造一批品牌，在全國發揮引領和示范作用。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也多次指示我們，江蘇的鄉村旅游現在不僅要注重量的發展，更要注重品質的提高。

應該看到，當前我省的鄉村旅游產品，在數量繁榮的背后，還存在著質量不高、低檔次、低水平重復，以及產品附加值不高、產業鏈不長等問題。已推出的眾多產品中，有突破性、示范性的精品并不多，更多的產品在剛剛推出、密集推銷的當時熱鬧一陣，過后就歸于沉寂，具備可持續吸引力的產品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

盡管江蘇的鄉村旅游產品還存在著眾多方面的品質差異，鄉村旅游發展還存在著眾多不平衡性，但總體來說，我省鄉村旅游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定的層面，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次會議實際上是江蘇鄉村旅游發展與轉型升級過程中承上啟下的一次重要會議。

事實表明，消費者需要我們的鄉村旅游轉型升級，市場迫使我們的鄉村旅游轉型升級，江蘇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要求我們的鄉村旅游轉型升級，我省鄉村旅游的發展進程推動我們的鄉村旅游轉型升級，鄉村旅游產品的內生力也需要突破傳統產品的模式轉型升級。客觀形勢要求我們必須打造鄉村旅游精品和高端產品，比如像國外的莊園和鄉村俱樂部等等。好的鄉村旅游產品應該給人以山水畫、田園詩、文化曲、夢幻情的感覺和意境。

促進我省鄉村旅游轉型升級，全面提升我省鄉村旅游產品的品質，是我省鄉村旅游今后一段時期的首要任務和迫切需要。如果說前一階段我省鄉村旅游發展的重點是注重“量”的擴張和規模效應，那么今后一個階段的工作重點應該是注重“質”的提高和產品品味的提升，實現更加集約化、品質化、科學化的經營和管理。

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工作是基層做的，經驗是基層創造的，成功的經驗來自于基層。在新一輪的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各地旅游部門要加強指導，并不斷總結經驗，摸索，實踐，總結，創新，突破。對一些品質高，市場化程度高的產品，我們要重點關心、支持和培育。明年我們要在全省范圍內開展創建“江蘇十大鄉村旅游精品”活動，樹立典型，充分發揮典型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對一些富有潛力、可塑性大的產品，我們各級旅游部門要重點支持，省里的鄉村旅游引導資金及鄉村旅游點道路連接線資金，在照顧“面”的同時，將會有所側重的進行調劑和傾斜。

三、關于鄉村旅游規劃和單體產品的策劃問題。

規劃更多的是區域性的，是政府層面的。而對單體產品而言，策劃與創意更為重要。

對于一個地區或一定范圍內的區域，必須堅持統籌規劃，科學規劃，高起點規劃，以規劃來統籌和協調本地區或本區域的鄉村旅游發展，這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就會亂套，就會一哄而上，產品就會出現更多的更為嚴重的雷同化和同質化現象。同一區域或近區域內，必須堅持鄉村旅游的錯位發展，必須努力打造各自產品的特色，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

對單體鄉村旅游產品，要精心策劃和創意，一個好的創意或策劃，對產品的市場認知度、美譽度、影響力、市場占有率，以及產品的品質、品味和生命力，是至關重要的。

鄉村旅游產品，緣于鄉村，高于鄉村。鄉村旅游，應該具備“鄉”的特色，“村”的感覺，“旅”的便捷，“游”的功能。全面提檔升級，并不是一味地去講究設施的豪華，其核心與本質是要講求產品的品質和品味，高品位謀劃，高標準建設，高水平管理。

當前許多鄉村旅游產品品質欠缺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產品的規劃或策劃者們是以一種簡化和僵化的模式來開發的，規劃或策劃理念既不來自對旅游市場的調查研究，也不來自對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的深切感受。而是在規劃或策劃之前就設立了套路，然后按照這些套路拼湊，甚至偽造資源，這就造成了許多鄉村旅游產品的形式類形化、體驗表面化、項目同一化。

西方國家的鄉村旅游已經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其中的一些經典產品經久不衰。走遍世界，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是那些經典的鄉村旅游產品，美不勝收，令人留連往返。富有經典品質品味的鄉村旅游產品，不僅生命力頑強，而且在市場上能始終保持旺盛狀態。這就是精美的策劃與創意的成果。

在規劃中應構建鄉村旅游布局模式，產品開發一般應選擇在城市近郊或風景名勝區的周邊地帶，把握區位優勢，尋找自身依托。鄉村旅游業態有它的特殊性，鄉村旅游產品與其他旅游產品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普通旅游產品注重的是游覽性，而鄉村旅游產品更多的是體現休閑、放松、參與和體驗。要適應現代都市人日益渴望擺脫快節奏、繁雜、喧囂、污染嚴重等都市環境的需求，為都市居民提供休閑游憩的“后花園”，借助于與現代城市截然迥異的田園、村落等，以觀光、參與、休閑、體驗等活動吸引都市居民來度假、休息，給市民提供短期休憩度假的旅游產品。

鄉村旅游產品的客源市場主要是集中在城市，其半徑距離在90公里左右，基本上在一小時城市圈內。鄉村旅游產品的功能要求不一樣，消費群體不同，所以它的品質品味要求也不一樣。城市是鄉村旅游的市場主體，江蘇，尤其是蘇南地區處于長三角的核心地帶，長三角是世界五大城市集群之一，客源市場旺盛，發展鄉村旅游的潛力巨大。

在提檔升級的過程中，各地應該因地制宜，一切從實際出發，發揮優勢，做出特色，打出品牌，營造精品，講求效益。對現有產品中產品化和市場化程度較高，品質品味也較高的產品，應該進行再潤色，做到錦上添花，進一步創新突破，做到好中創優，謀求更高層次的發展。對一些鄉村旅游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或不太成熟的產品，應該充分挖掘潛力，集思廣益，好好謀劃，發揮后發優勢，高起點發展，高品質建設，后來居上。

我們要想方設法加強鄉村旅游規劃人才與產品策劃人才的培養和培訓，努力培育一支有水準的人才隊伍。同時，要加強對各級旅游部門的相關人員及企業管理人員的培訓，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我們還將組織第四期專門培訓班。計劃明年適當時候組織人員第三期赴境外或國外學習考察。

篇4

上世紀80年代，貴陽市烏當區委、區政府緊緊抓住發展鄉鎮企業不動搖，出實招，辦實事，全區鄉鎮企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成為推動區域財政和農民雙增收的“發動機”，被省委、省政府譽為“烏當力度”，始終保持著與全區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良好態勢。進入新世紀，烏當區積極探索發展思路，將鄉鎮企業的發展與“三農”問題相結合，著力于解決農民增收致富、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壯大縣域經濟。全區鄉鎮企業近年來呈現出結構優化、總量擴大和帶動力增強的三大特點。

――鄉鎮企業產業結構得到優化。經過多年的努力，全區鄉鎮企業逐步完成了由過去的傻、大、黑、粗為特點的原料消耗型、勞動密集型向高、新、精、尖為特點的技術密集型、集約經營型的轉變，形成了以電子信息、先進制造、現代制藥、新材料、綠色食品加工、飼料加工等六大支柱產業為主的格局。

――鄉鎮企業經濟總量持續壯大。近年來我區鄉鎮企業立足區情、發揮優勢、搶抓機遇、加快發展，經濟總量持續增加，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07年底，全區擁有各類鄉鎮企業5633家，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1余家。鄉鎮企業累計完成增加值21.88億元，鄉鎮企業實交稅金0.73億元，鄉鎮企業從業人員3.744萬人。

――鄉鎮企業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明顯增強。一方面，我區鄉鎮企業自覺以服務“三農”為己任，2007年用于扶持鄉鎮企業發展的各類資金近千萬余元，較“十五”時期大幅增長。另一方面，通過采取“企業+基地+農戶”、“公司+協會+農戶”的模式，帶動農民進一步優化種養結構，形成了以蔬、果畜、花、藥、茶為主的產業結構，使加工企業發展與生產基地建設互為推動，實現企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雙贏”目標。目前，我區建有各種類別的“養殖小區”58個，優質水果基地23個共8萬余畝，中藥材基地7個共1.4萬畝，無公害蔬菜基地30余個共14萬畝。每個基地帶動農戶均達200戶以上，帶動效果明顯，戶均收入達2000元以上，一些項目戶均增收達5000元以上。

2007年，全區鄉鎮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已占全區GDP的31.4％，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鄉鎮企業的工資性收入已達2528元，占54.7%，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上交的稅金0.73億元，占全區財政總收入的11.2%。實踐證明，鄉鎮企業不僅是農民創業的有效途徑，同時也是繁榮農村經濟，壯大縣域經濟，促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的有效途徑，這也正是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為我們指明的方向。因此，為改變目前“大農村、小城市”的經濟格局，破解“三農”難題，提升烏當在全省經濟強縣中的位次，就必須毫不動搖地發展鄉鎮企業，再造“烏當力度”。

結合推進城鄉一體化戰略，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促進農業增效，帶動農民增收致富。繼續大力發揮鄉鎮企業連市場、帶基地、聯農戶的優勢，按照“公司+基地+農戶+市場”的生產經營模式，進一步推廣企業到鄉鎮建原材料生產基地的做法，將田間地頭變為農產品加工企業的第一車間，將農民轉換為企業的工人，從而帶動繁榮農村經濟，將農民從一產向二產轉移，切實增加農民群眾的收入。

篇5

黨的十，正是一面旗幟，為我們全面推進中原經濟區建設、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興指明了方向。

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精神，關鍵在做。一種求真務實的思想，在指引著全省上下務實前行；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在催促著一億人民奮力拼搏。

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精神，河南在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持續改善民生，構建和諧新農村……中原力量，成就夢想。

吹響轉型號角

十報告指出，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這讓國家首個循環經濟試點市鶴壁看到了機遇。

鶴壁素以富有黑（煤炭）、白（白云巖）、灰（水泥灰巖）資源著稱。為擺脫過分依賴資源性產業的痼疾，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該市明確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作為實踐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戰略舉措。

依托豐富的水資源和煤炭優勢，以及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鶴壁市寶山循環經濟產業集聚區快速發展。

該集聚區管委會副主任李偉介紹說，此園區探索“兩不三新”協調發展的路子，在充分利用荒地、盡少占用耕地的前提下，重點發展煤炭、電力、化工、新型材料四大循環經濟產業鏈條。

如今，集聚區已建成10多家企業，以煤化工為主導，生產甲醇等多種制品及后端衍生品，同時將產生的固體廢棄物生產新型建材，將排放的二氧化碳用于生產可降解塑料等，推進產業循環式組合、資源循環式利用和企業循環式發展。

“我們鶴壁提出要在中原經濟區建設中先行先試走在前面，更要按照這樣的要求去學習貫徹落實十精神，通過各項工作的先行先試，力爭在全省率先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市委書記丁巍說。

打造文化樣本

“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戲曲名家演出，今兒個能在家門口看賈文龍演的《村官李天成》，咱真是有福氣啊！”清豐縣柳格鎮駱家村的楊芳老人興奮地說。

歡快的舞蹈跳起來，舒心的歌兒唱出來……如今，每到夜幕降臨，臺前縣打漁陳鎮梁集村文化大院就變成了歡樂的海洋。

這些，只是濮陽市大力推進基層宣傳文化“四有”（有人管、有人干、有事干、有錢干）建設的一個縮影。

走進清豐縣城關鎮高莊村文化大院，記者看到扁鼓舞隊和扇子舞隊正在演出。

“十報告提出，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咱農村的文化建設也不能落后。”高莊村黨支部書記趙自才說，在黨的十精神的指引下，高莊村今后將繼續加強文化建設。村里正準備實施“飛信進我家”計劃，讓每位村民都加入高莊村的飛信群，以方便組織文化活動，建設高效便捷的思想文化陣地。

據統計，截至目前，該市共建設鄉鎮綜合文化站75個，建成農家書屋1563個，成立舞龍隊、舞獅隊、秧歌隊、農民樂隊、健身操隊等文化隊伍280余支。

吹拉彈唱，讀書看報……如今，在濮陽，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鄉村農民，閑暇時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一方文化天地。十報告指出，讓人民享有健康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這也為該市的基層宣傳文化“四有”建設工作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做大民生“蛋糕”

“現在我們老人都能領到退休費，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在茹崗人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咋能不感覺提氣呢？”60多歲的石玉榮老人是新鄉市牧野區茹崗社區的老住戶了，談起現在的生活，她笑得合不攏嘴。

“有了黨的十精神的指導，我們社區發展的思路越來越清晰，方向越來越明確。”十代表、茹崗社區黨總支書記張春蘭告訴記者，他們把社區集體資產評估量化，通過改制，讓社區居民都變成了“股東”；繼續加大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力量，改善農民生活環境；引進新型工業項目，增強社區經濟實力，促進社區居民增收致富。

輝縣市孟莊鎮南李莊社區居民王建明說，近幾年，他家喜事連連：搬進新型農村社區，過上了舒適的生活；跑運輸收入增加，存款連年“創新高”；“添丁進口”，家里買了兩輛小轎車……

社區負責人介紹說，進行整村拆遷改造，改善了居住環境，提高了群眾生活品位；節約了土地70余畝，新增住戶350戶；增加了收入，村集體每年增收200多萬元，群眾人均增收5000元；居住方式的改變促進群眾生活方式的改變，化解了許多社會矛盾，增進了鄰里團結。

篇6

一、總體目標

深入學習關于扶貧工作重要論述、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聚焦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收官戰，通過全面開展理論教學、現場教學等形式，狠抓市鎮村扶貧干部、駐村干部、幫扶責任人、產業指導員、致富帶頭人等群體能力建設，為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理論和知識保障。以推動貧困戶就業、創業、產業為目標，開展產業扶貧、電商扶貧、實用技能、職業技能等培訓，切實增強貧困群眾內生動力,確保脫貧不返貧，有效鞏固脫貧成果。

二、培訓對象

市、鎮級扶貧干部，駐村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成員(新上任鄉村干部和新選派駐村干部)，村“兩委”班子成員，行業部門干部，幫扶責任人，產業指導員，致富帶頭人，有培訓需求的貧困人口等。

三、工作安排

(一)在崗參訓“素質能力”線上培訓班

培訓對象:村“兩委”干部、駐村干部、致富帶頭人、全市各包保部門幫扶責任人。

培訓目標:因疫情影響，前期主要采取網絡培訓方式開展，充分利用省脫貧辦“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網絡專題培訓”、州委組織部“全州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網絡專題”等網絡培訓資源開展培訓，將省州優質資源及時傳導到基層，有效解決因疫情影響無法開展集中培訓的問題，全面提升綜合能力。

培訓人數:300人

責任部門:市委組織部

完成時限:2020年12月底前

(二)教學試點“素質能力”專題班

培訓對象:村級“帶頭人”隊伍、部分致富帶頭人

培訓目標:采取實地走訪“中心村”黨委試點村，集中學習脫貧攻堅鞏固提升、鄉村治理等工作，提高黨建引領各項工作發展能力，學習典型經驗，提升連片連域發展、產業帶動發展、

集體經濟發展水平，有力提高村域發展質量。

培訓人數:76人

責任部門:市委組織部

完成時限:2020年12月底前

(三)脫貧攻堅鞏固提升“素質能力”輪訓班

培訓對象:各鎮黨政負責人、新上任的鎮機關干部、村“兩委”干部、各級駐村干部、部分致富帶頭人。

培訓目標:集中學習關于脫貧攻堅工作重要論述、鄉村振興、黨風廉政、產業發展、扶貧政策等內容，力促各級領導干部、各類幫扶主體提升政治素質和指導實踐能力，掌握我市發展總體規劃，科學制定并落實各項任務開展，全面鞏固脫貧攻堅成效。

培訓人數:370人

責任部門:市委組織部

完成時限:2020年12月底前

(四)脫貧攻堅專題培訓班

培訓對象:行業部門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業務科室負責人、幫扶部門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幫扶責任人。

培訓目標:結合關于脫貧攻堅重要論述和相關會議重要指示精神、脫貧攻堅具體業務知識、做好脫貧攻堅普查注意事項等內容，每月至少組織全市扶貧工作人員開展大型脫貧攻堅培訓1次，聘請師資力量和邀請省州扶貧領導進行授課。全市各部門單位也要適時組織干部進行培訓,確保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收官戰。

培訓人數:500人次

責任部門:市扶貧辦

完成時限:2020年12月底前

(五)產業指導員能力提升班

培訓對象:各鎮村產業指導員

培訓目標:分批分級開展產業指導員培訓，明確到戶幫扶承擔的產業發展指導職責,更好的解決到村到戶到人幫扶措施未全面落實、政策宣傳不到位、產業選擇不科學、幫扶項目沒落地、技術指導不到位、產銷對接不順暢、利益聯結不緊密等問題。

培訓人數:1500余人

責任部門:市農業農村局

完成時限:2020年12月底前

(六)貧困勞動力就業技能培訓

培訓對象:有勞動能力和培訓需求的貧困勞動力

培訓目標:結合各鎮、村產業發展實際，準確掌握貧困戶需求，開展訂單、定向、定崗式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貧困人口自主脫貧能力。

培訓人數:100人

責任部門:市人社局

完成時限:2020年12月底前

(七)貧困人口農業實用技能培訓

培訓對象:從事農業生產的貧困人口

培訓目標:結合各鎮村實際情況，對從事農業生產的貧困人口全面開展種植、養殖實用技能培訓。.

培訓人數:200人

責任部門:市農業農村局

完成時限:2020年12月底前

(八)貧困人口產業發展能力培訓

培訓對象:有志參與產業項目的貧困人口.

培訓目標:圍繞我市特色農業觀光和鄉村旅游發展，為貧困人口提供農村電商、產業經營等方面培訓,激發貧困戶內生動力。

培訓人數:100人

責任部門:市農業農村局、市文廣旅局、市商務局

完成時限:2020年12月底前

(九)創業致富帶頭人

培訓對象:創業致富帶頭人

培訓目標:通過培訓及時補齊致富帶頭人技能短板,為促進和帶動各鎮、村經濟工作夯實基礎，帶動貧困戶逐年增收。

培訓人數:177人

責任部門:市委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團市委、婦聯、殘聯、科技局、農業農村局、文廣旅局

完成時限:2020年11月30日前

四、有關要求

(一)高度重視，加強組織領導。各相關部門要高度重視，把培訓工作作為扶貧干部掌握政策提升能力水平、貧困人口提升脫貧技能和提高增搜能力的重要手段,切實抓好組織實施，確保培訓宣傳工作順利開展。結合本部門單位實際，及時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制定教育培訓計劃，保證農民群眾的知曉率和參與率。建立健全活動基礎臺賬，將每次開展活動情況詳實記錄，并注意收集整理相關素材。

篇7

第一個“實“表現在講成績恰如其分。報告主要用事實、數據加以說明，簡化文字表述，著重通過實例及數字對比說明五年來全市在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建設、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社會事業、民生狀況和政府自身建設等方面取得的顯著成績，概括既真實全面，又客觀實在。第二個“實“表現在講問題實事求是。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毫不回避地把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毫無保留地擺在全市人民面前，這充分體現了市政府不回避矛盾、不畏懼困難的一貫工作作風。第三個“實“表現在講發展更加務實。報告在安排部署未來五年和2010年工作時，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緊扣科學發展與促進和諧的主題，突出了實現全面振興的主線，思路清晰，高屋建瓴、目標明確，重點突出、措施具體，切實可行。第四個“實“表現在講文風力求樸實。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文風樸實，不苛求華麗的辭藻，無大話、空話，重點突出，語言簡練，平實中顯示了市政府的務實之風。

借此機會，也向各位領導簡要匯報一下我們一年來的新農村建設情況。我們位于黃陂區南部，與武漢中心城區僅一河之隔，全街國土面積78平方公里，轄13個行政村和3個居委會，人口4.2萬，耕地2.4萬畝，水面1.2萬畝。區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商貿活躍、工業發達、城鎮化程度高。2010年實現社會總產值47.8億元、財政收入7203萬元、固定資產投資5.12億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391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0800元，同比分別增長10%、15%、

10%、10%和12.5%。先后被評為武漢市文明單位、黃陂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單位和績效目標考核先進單位。

中央作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部署后，特別是武漢市提出“家園建設行動計劃“以來，我街迅速行動，周密部署，確定了圍繞一個定位（漢口北商貿物流樞紐區），用活兩大政策（全國發展改革試點鎮和武漢市“兩型“社會建設試點鎮兩大配套政策），完善三大規劃（城鎮總體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做強四大產業（農副產品及鐵路貨運物流、新型建材、醫藥化工和汽車零配件產業），建好五大平臺（融資平臺、就業平臺、激勵平臺、保障平臺、公共服務平臺），實施六大工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重大產業化項目建設、城鎮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民生民利建設、重大生態環境項目建設）的新農村建設總體思路，堅持以增加投入為基礎，以優化投資結構為核心，大力推動區域經濟加快發展，努力把灄口建設成為城鄉和諧共融、產業高度發展、功能齊全完善、環境優質一流的統籌城鄉發展示范區、綜合改革發展試驗區、第三產業產業繁榮聚集區。

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取得新突破，采取對上爭一點、部門幫一點、農民籌一點的辦法，累計籌集建設資金萬元，共建設中心灣10個、灣內出行路45.3公里、排水管網6.85公里、多功能活動場所4處，改造危房、泥草房40余棟，完成了什仔湖、南湖和三閘等三個機站的機組更新，解決了5000人的飲水安全問題。

二是農業開發取得新突破，以促進農民多元化增收為目標，著力加強農業基地建設和項目開發。改建了服務都市的特色農業項目甲殼類基地，建成了500畝的楓橡咀草莓基地、3200畝的什湖特色養殖基地和盤龍休閑農業園。依托四季美農貿城，大力發展綠色、特色農業，目前灄口“城市立體農業試驗基地“項目正在緊張籌備中。通過現代農業開發，共轉移勞動力460人，實現人均增收元。

三是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取得新突破，堅持以人為本，全力解決群眾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共建設多功能活動場所4處，新增健身設施4套，全面完成了農村和城鎮居民醫保，共有4000多名60歲以上老人領到了養老金，有1.1萬農民積極參保。

四是農村環境整治取得新突破，把環境整治作為新農村建設的突破口，改善鄉村面貌，使群眾短期內看到了實實在在的成效。共投放垃圾桶180個，建設垃圾堆放場18個，集中清理“四堆八亂“，嚴厲打擊破壞基礎設施行為。突出綠化美化，花草木齊上，透墻現花、見縫插綠，共栽植樹木2.16萬株，完成人工造林230畝，打造成遠近成景、層次分明的綠化景觀帶，實現了街在綠中、人在景中。我街三閘村被評為市級新農村建設先進單位。

通過具體實踐，我們深深感覺到，要建設好新農村就必須：

以村屯規劃為龍頭。結合中心區建設編制好村屯建設整體規劃，嚴格按照規劃進行建設，重點加強基礎設施配套，搞好房屋修建、道路改造、自來水入戶等基礎項目建設。

以農民增收為根本。在扶強扶壯現有農業產業化龍頭的同時，引進新建一批新的農產品加工龍頭，完善企業、基地、農戶“三位一體“的利益連接機制。同時，不斷擴大綠色、特色農業規模，促進農民增收、財政增稅。

以提高農民素質為依托。依托產業發展，面向市場，加強對農民的實用技術和職業技能培訓，使農民成為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以創建文明村屯為先導。大力整治農村環境，美化綠化凈化村容鎮貌。扎實開展文明創建活動，改陋習、樹新風，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篇8

一、調查目的：為了充分挖掘當地資源、發揮地方資源優勢，把地緣優勢變為經濟優勢，使當地農民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不斷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發展新興產業，做好疫情防控，提高農戶的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加經濟收入，有效防止返貧和致貧。同時結合云南開放大學雙提升項目學員綜合實踐的要求，特開展此項調查活動。

二、調查地點及主要內容：碧溪鄉某某村委會下轄13個自然村，某某村肉牛生產發展等農產品情況調查。

三、調查時間：2020年9月10日至2020年10月30日

四、調查方法：走訪村民訪談 觀察法

五、調查基本情況

（一）碧溪某某村民委員會基本情況介紹

南澗縣碧溪鄉某某村民委員會，距鄉政府所在地10公里，到鄉政府路為柏油路，交通方便，距縣城40公里，村委會所在地為具利皮，屬典型的貧困行政村之一，下轄鍋新、新地基、松林塘、福塘、把你者、沙拉谷、蝙蝠山、巖子腳、樂吾具、媽庫、瓦木字、阿唱邊、二基庫共13個自然村、23個村民小組，戶籍人口7281戶2885人常住人口701戶2714人，其中建檔立卡戶220戶898人，與2019年全部脫貧出列，貧困發生率有35%降至0%，脫貧成效取得了階段性順利，離不開肉牛產業等農產品的發展。

2013年，松林村被省級確定為貧困行政村之一，政府機關選派部分工作人員前往松林村開展脫貧工作。通過精準制定幫扶措施，爭取項目，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種養殖業，增加村民收入，為了切實了解目前松林村農產品發展的相關現狀。我用走訪、問卷調查、觀察的方式，走訪了自己家鄉松林村委會的部分村民。由于農民朋友的教育知識水平有限，部分問卷在我詢問后填寫，一部分由農民自己填寫。

（二）某某村目前肉牛生產現狀

為了更好的做好脫貧攻堅鞏固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起來，從90年代起松林村村民積極響應南澗縣畜牧局肉牛改良政策，戶均西門達爾改良牛不低于2頭。到2011年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改良牛存欄量急劇下降，戶均存欄不到0.9頭；為了不斷激發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和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增加村民經濟收入，某某村從自身實際出發，結合自身優勢，把資源優勢或地緣優勢變為經濟優勢，在農產品生產上尋找契機，爭取早日實現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小康新時代。

某某村委會肉牛、生豬通過5年來升級提升，在脫貧攻堅和村民增收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現全村共存欄肉牛1670頭、其中產業扶貧扶持201頭；爭取補助資金1005000元，生豬7248頭，其中產業扶貧扶持198頭；爭取補助資金396000元，年產值近42600000元。

（三）某某村目前肉牛生產存在的問題

1.畜牧專業技術人才缺乏。在行政村一級的獸醫人員大多都是沒有經過系統專業的學習，文化理論水平低的人員；都是在日常養殖中摸索出一定的經驗的半路出家的人，一般都是邊學邊行醫，不懂病理，往往只能按藥品說明書行醫。

2.收費標準不合理，治療效果不理想。藥品收費標示沒有進行公示，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同樣的病癥，收費不相同，在群眾心里造成不好的影響；同時由于沒有足夠的病理知識的支持，對病因了解不夠全面，造成群眾雖花了昂貴的醫藥費用，卻沒有一個好的效果，很多時候沒能將病畜治好。

3.防疫工作不到位。一是農戶防疫意識不強，不支持獸醫進行防疫。二是獸醫本身防疫意識不強，處理病畜后沒有及時進行消毒，存在到下一家時交叉感染現象。三是入戶商販流動性大，消毒意識不強，東家出西家進，導致各個自然村和不同養殖戶之間疫情擴散快。

4.執法力度不夠，缺乏監管。一是保險保費賠付率低。二是沒有專業人員配合農戶處理病死畜無害化處理；青壯勞動力外出務工等原因，農戶寧愿低價出售給商販，也不愿保保險。

（四）碧溪鄉松林村農產品生產的解決措施

1.加大對養殖戶實用技術的培訓，做好防疫工作。尤其是養殖技術的培訓，一方面可以提高預防防疫，增加抗病保護措施；另一方面提高生產效率，縮短生產周期，節約成本，增加經濟收入。

2.對收費標準進行公示。對藥品收費標準和出診費制定標準，加大公開，提高村民的知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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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縣域文化資源；保護；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9-000-02

一、關于縣域文化

“縣域文化”是指在縣的行政區劃內經過長期積淀而形成的獨特的文化，它是以縣城文化為中心、以城鎮文化為依托、以鄉村文化為背景的文化綜合體，是對一個地域的發展理念的文化顯現.具有提升該地民眾精神氣質、激勵該地全方位發展的重要功能。縣域文化是文化事業的各具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文化事業在特定區域內的延伸。我國有2000多個縣和縣級市，縣域面積占國土面積的90%，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縣域文化的研究對于振興地方經濟、實現我國文化強國戰略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縣域文化資源保護的重要性

1.縣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以保護，不可缺失

中華民族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數千年積累至今的文化瑰寶理應被珍視，這是炎黃子孫的根基，是華夏兒女的驕傲。無數的直流匯聚成海，無數小區域、小范圍的文化匯聚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共同體。在經濟、科技等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我國的傳統文化受到極大的沖擊與考驗，文化資源的保護與文化的傳承應在特殊歷史時期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視。如果一個民族失掉文化，那這個民族注定不會有未來。縣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在不同地域的特色表達，對縣域文化資源的保護同樣應被廣為重視。而由于縣級行政區劃對當地文化資源收集、整理、傳承、創新的意識普遍較差，所以縣域文化往往是文化資源保護中最容易被忽視的個體，我們應更加重視縣域文化的保護，將縣域文化發揚光大。

2.只有有效保護縣域文化資源，才能在此基礎上進行傳承并合理開發

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的根本，如果沒有文化資源，文化產業自然也不復存在。我國文化資源十分豐富，擁有大量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目前對縣域文化資源作為一個整體的的保護體系還沒有受到重視，只有在實踐中有效地保護縣域文化資源，才能在此基礎上對文化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讓文化產業與更多的產業相關聯，讓更多的人通過各種方式了解文化，繼而參與到對文化資源的傳承與創新中去，才能穩固住文化的根，并使其枝繁葉茂。

3.保護縣域文化資源是發展縣域經濟的重要支撐

2002年，“縣域經濟”一詞被寫入十六大報告，標志著我國從國家戰略層面開始使用這一概念。隨著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以地域文化發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式逐漸被各地所重視。2010年，我國文化產業比重占GDP的2.75%，到“十二五”末要實現占GDP的5%的目標。在發達地區，文化產業對經濟的帶動勢頭已經顯現，縣域文化產業的發展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文化資源是產生文化產業經濟效益的原動力，縣域文化資源是文化資源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保護縣域文化資源，就是保護文化資源的多樣性，也是發展縣域經濟的重要支撐。

4.保護縣域文化資源有利于全面推進城鎮化建設

在2003年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十七大報告指出“要重視城鄉文化協調發展，著力豐富農村、偏遠地區的精神文化生活”，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這說明在關注城鄉經濟協同建設的同時，國家也關注城鄉文化的協調發展。保護縣域文化資源，發展縣域文化，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增強縣域地區綜合實力，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改善城鄉二元格局，增強城市與鄉村資源、文化、生態上的互補與共生，促進城鎮化建設。

三、縣域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1.將縣域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優勢，推動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

縣域文化資源是寶貴的財富和資源，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石，要在保護縣域文化資源的同時，將其轉化為生產力，使其大放異彩，形成縣域文化產業力量，樹立縣域文化品牌。縣域文化產業是指在一個縣級區域范圍內，縣域經濟與區域文化耦合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產業的總和。當前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要脫離簡單的繼承與推廣，進而謀求可持續的良好發展模式。隨著縣域文化資源被關注、整合及提升，縣域綜合實力將不斷被加強，拉動縣域經濟發展，提高縣域人民生活水平，鼓勵更多的人投身文化產業發展，從而實現縣域文化資源由精神到物質的承載與涵養，推動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

2.在縣域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應尋求成熟的商業模式，保障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

在市場化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現代文化產業發展也必須投入市場，經受市場規律的考驗，否則無法獲得持續的生命力。只有突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壁壘，建立成熟的經營模式，才能為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大部分縣域地區經濟發展較城市地區落后，產業意識薄弱，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處于先天的劣勢。在推動縣域文化產業的過程中，當地政府要引導企業和個人對縣域文化資源進行保護，在文化資源的傳承與創新過程中，尋求成熟的商業模式，提高知識產權意識，維護權益人的合法權益，保障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3.縣域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夠促進文化消費供需關系對稱，消除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障礙

文化消費作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短板，制約了整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也制約了產業鏈循環發展的運營機制。與傳統的生活日用品消費不同，文化消費需要涵養、激發和帶動。首先要將消費者置于市場主體的位置，從市場的角度探討消費者的文化需求，以文化消費的需求來引領文化產業的發展。縣域文化產業發展可以帶動廣大鄉村地區人民關注文化資源，投身文化經濟，刺激文化需求，全面促進文化消費的供需關系對稱，實現文化市場的多元化，多層次發展，解決文化產業市場供需關系不平衡問題，消除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障礙。

4.培育縣域特色文化項目，以特色謀求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

非均衡發展是事物發展的常態和規律，縣域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要著眼全局，統籌考慮，在保護縣域文化資源的同時，應與其他地區的文化產業核心資源進行比對，培育具有縣域自我特色的文化項目，以小搏大、以弱勝強的要義在于以特色求生存。地方政府應鼓勵縣域文化產業將發展方向重點放在“人無我有”上，對散落民間的優秀文化遺產進行收集、整理、用現代的營銷理念重新包裝，迎合市場需求，打造特色，發揮優勢，著力打響一兩個文化品牌，蓄力跟進一批特色文化項目，以特色謀求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

5.以文化產業發展塑造縣域形象，提高區域競爭力，為可持續發展輸送原動力

文化是地域內涵的深層次表述，在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地區都在積極探索如何以良好而鮮明的區域形象“包裝”自己，以期吸引更多的生產要素，提高區域競爭力，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文化產業發展不僅具有現實經濟價值，地域“原生態遺產”的特質決定了其還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而這些正是城市形象的載體。縣域文化產業資源應被加以深入研究和利用，成為塑造城市形象的核心推動力，進而增強城市凝聚效應，為發展地方經濟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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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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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經濟社會環境以及農業、農民的固有特性決定了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亟需市場推動和政府引導雙重引擎。20世紀中期以來，政府權力的過度介入以及市場化力量的嚴重缺位必然造成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雙重引擎嚴重失衡，從而導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從“卷入式參與”向“權利型合作”轉變是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走出困境的突破進路，這一轉變要求雙重引擎的均衡運作并進行新的策略安排。

〔關鍵詞〕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市場推動；政府引導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2009B23914）

〔作者簡介〕曹海林，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江蘇南京210098。

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實踐是西方合作經濟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合作組織實踐。上世紀80年代以來，農民合作組織雖然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但事實上卻陷入了農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渙散、合作關系疏遠、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著重剖析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運行環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與市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雙重引擎

合作行動（cooperative action）作為構成合作組織經濟生活的基本單元與微觀基礎，一直是經濟學和社會學最具爭議的研究焦點。經濟學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設，通常采用大量數據圖表對合作行動進行定量分析，并建構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資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尋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會學看來，以上理論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設合作行動者能準確決定其行動后果和潛在效用。經濟學假設顯然不符事實，合作行動嵌入于復雜的社會制度運行環境，非經濟因素對合作行動的影響不容忽視。早在社會學經典時期，馬克思（1867）、涂爾干（1893）、韋伯（1921）等對合作行動進行過不同程度的社會學基本范疇分析，強調制度建構及其有效實施的非理性基礎（包括風俗習慣、社會規范和文化觀念等）同樣對合作行動者的理性選擇產生影響。在經濟學視野中，經濟合作組織是處于市場競爭不利地位的弱小生產者按照平等原則在自愿互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通過共同經營實現改善自身經濟利益或經濟地位的組織，現代農民合作組織應是市場經濟的產兒。

事實上，世界合作運動的實踐經驗表明，現代農民合作組織是分散的小規模經營的農戶進入市場、改善自身經濟地位的理性選擇。農民合作組織不僅僅是當今世界最為成功的合作組織類型，而且還是當今世界合作運動的主體。鑒于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以及資源稟賦存在明顯差異，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社會根基及其發育成長動因也互不相同。從發生機理上看，現代農民合作組織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競爭性的市場，因為“競爭性的市場是人類迄今為止發展的有效的生產和分配貨物與勞務的最佳方式。國內與國際競爭帶來了刺激因素，掙脫了束縛企業家和技術進步的羈絆”1。毋庸置疑，在市場經濟語境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需要“市場化力量”的推動，而“市場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會（以市場經濟為軸心的經濟社會共同體）條件下經濟活動主體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權和非壟斷資源占有方式中的體現，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價值追求的社會主體及其功能組織，獲得了按等價交換原則來實現自身價值與發展目標的行動自由及其保障條件，2亦即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根據市場需求，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進行各類活動，以提高組織效率和效益。

農業作為分散產業、農民作為技術弱勢群體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樣亟需市場化力量的介入與推動。農業的自然生產與分散經營的特點，農業生產作為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的統一過程，經常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以及違約風險，同時由于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相對較低，是一個弱質產業。市場化改革與小農經濟的矛盾不可忽視，這種矛盾很容易被視為市場化推動的負面影響或副產品。這就需要設立專業性的經濟機構，為分散的小農經濟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擴大產銷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農民權益保護方面也存在著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和服務缺位的問題，農業市場競爭急劇性和農業產業弱質性之間的矛盾，是制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市場競爭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風險性的優勢特點，同時市場化競爭的推動又具有分散性、小規模性、非均衡性的明顯缺點。這一事實必然要求在市場推動農民合作組織發展之外還應有政府引導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導也成為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場化競爭存在的諸多不足，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還需要政府引導，即通過一系列政策過程來實現市場化力量推動難以完成的任務，體現政府引導所具有的公益性、反應速度快和規模影響大的優勢。更何況，“市場不能在真空中運轉——他們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與規章體系。就其他許多任務而言，市場有時不能完全解決問題。”3這種市場和政府作用的互補性，要求農民合作組織實現市場推動與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合作社誕生之初的價值目標及其行為取向表明，合作經濟組織本身作為一種介于市場與政府管理之間的組織制度安排，客觀上要求市場與政府的共同參與和有效配合，這種內在需要決定了農民合作組織本身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決定了其實現市場推動和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首先是農民合作組織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為保證。

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現階段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不均衡，基礎薄弱，綜合生產能力提高不快，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還很薄弱，對市場信號反應不夠靈敏，經營管理素質基礎較差。農業生產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條件和規模經營不夠的限制，機械化、自動化、現代化的程度還不高。由于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不平衡，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現實地要求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迫切需要構架以家庭承包經營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相結合為基本框架的市場農業組織結構，提高農業市場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水平，促進小規模的農戶分散經營與社會化的統一大市場對接，實現農民合作組織市場推動與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

二、引擎失衡：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畸變境遇

基于中國社會事實，對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為何會陷入更為艱難困境的疑慮與反思在學術界早就醞釀成強烈的問題意識。果真如有學者質疑的，市場經濟導致了農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強烈的利益驅動致使農民間的合作關系必然會迅速減少？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必然會促使農民行為的原子化和農村傳統組織的衰落進而造成農民合作變得更為艱難？毫無疑問，對這樣的質疑回答“是”或“否”都顯得極為草率。因為對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特別是對轉型期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的剖析離不開我國特定的制度運行環境，不僅要重新審視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認真思考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建立在什么樣的社會基礎之上。因為經濟行動不僅僅是滿足個人自然物質需要的工具，而且還是自我實現的工具，所有這些只有在社會背景下才能實現。4

回顧世界合作組織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在合作組織發展的初期，合作組織是作為民間產生的自下而上的經濟互助自救組織而存在的。作為一個自下而上的自救組織，合作組織從一開始就將“無涉政治性”視為重要的組織原則或組織行為準則。不過，合作組織的最初設想未必就會形成合作組織后來實踐的現實軌跡。進入20世紀以后，合作事業從西方發達國家傳播到發展中國家的時候，農民合作組織逐漸得到普及，合作組織發展賴以生長的經濟環境和政治體制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20世紀30年代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在西方經濟學中占據了統治地位，強調政府干預經濟、認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預工具成為西方經濟學關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觀點，同時也成為戰后西方各國制定經濟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開始普遍推行強制性色彩極濃的經濟運行體制，將政府的指令性計劃視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惟一動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合作組織發展的價值指向及其運作軌跡開始發生偏移，原先作為自下而上的自救組織開始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牽制，經濟合作組織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經濟組織，合作組織制度及其運作形式開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組裝并成為政府振興農業、發展農村經濟的理想路徑選擇。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組織發展的意圖就更為明顯，即政府欲將合作組織作為推行其特定經濟或社會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開始套上國家行政化運作的外衣，而其發展自然也越來越背離“無涉政治性”原則。國家的行政意圖明顯左右著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方向，若將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由于其產權模糊，內部交易成本過高，合作組織的技術效率與企業組織相比有明顯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組織的持續存在和發展總是與國家對它的各種扶持聯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國家行政化驅動力壓市場化推動而成為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影響力，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自然也就難以避免。

毋庸置疑，農民合作組織發育成長的根源基于“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農民合作組織源于市場化，又能推動市場化。畢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換過程中，理性行動者最大限度獲取效益的途徑就是放棄原有物品，以獲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農民在面對大市場時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規避市場風險的需要，聯合起來集體行動，放棄原有物品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來獲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動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既非源于市場化，更不能推動市場化，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越來越捆綁于國家的行政設計及其意圖而陷入極其被動的尷尬境地。

非常明顯，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變”發展與國家政權的強力推進密切相關。如果說50年代初運動中國家行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主導作用還僅僅停留在法律制度規定層面的話，那么，隨后的合作化運動、化運動則是國家在自己名義下，構造了體現國家意志的鄉村集體組織并賦予其特定的經濟和法律權利，進而實現國家行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實質性主導。7重新審視我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在1950年代開始合作化之時，我國農村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而隨后長達20余年之久的體制不僅使中國的農民合作組織變了質，沒有了“合作”的實質內容，而且更使絕大多數農民喪失了對合作組織的興趣及其參與的主動性，以至于對1980年代后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造成無形的傷害。在行政力量推動下，農民對于合作組織的參與僅僅是“被動式市場化”卷入，國家的行政意圖及其指令毫無商量地將農民全部卷入合作化運動。如此規模宏大的國家行政化合作運動注定造成兩大后果，一是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不再按市場化規則運行（事實上也無法按市場化規則運行），必然陷入實踐困境；二是農民參加合作組織也不再是權利型的理性參與，實為農民的無奈選擇。雙重引擎的嚴重偏頗失衡必然導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

三、從“卷入式參與”向“權利型合作”轉變：農民合作困境的突破進路

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國農民的合作化參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動員的性質，特別是在國家主導鄉村的社會背景下，國家憑借高度集權的行政權力將農民卷入各項政治運動，這種“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參與實質上是國家通過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而實現的對鄉村社會的政治控制。8毫無疑問，卷入式的合作化參與顯然扼殺了合作農民參與合作化運動的主動性與創造性。高度集權的國家行政控制使得農民擁有的公共參與權利還僅僅停留在形式上，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一切權利因國家對鄉村社會的層層控制而根本無法兌現。農民對合作化運動的參與只是國家行政力量動員農民實現其特定目標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體現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權利及其在合作組織中的主體性地位。

事實上，在集體化時代的“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下，農民合作組織的生成機制及其運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國家行政體系，農民作為“合作主體”參與自上而下的合作化運動并不是基于自身經濟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權利主張的積極行動，而是迫于國家行政壓力的無奈選擇。建國后國家行政力量正是通過發動合作化等運動將農民成功卷入其中，這種“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參與實質上就是以國家意志為主導的缺乏主體選擇權利的被動行為，農民必然淪為缺乏自主意識與選擇權利的一群“合作化盲從”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國家行政權力對農民合作行動的單向控制，顯然無法激發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主動性。

毫無疑問，1980年代后，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的均衡運作初現端倪。鄉村改革使農民真正獲得了主動性參與的權利資格，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農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隸屬于公社體制的“社員”，擁有了生產經營上的自，確立了獨立的經濟自主地位，特別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明確規定合作組織必須遵循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原則才能獲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農民自愿合作也就會成為農民在事實上可能實現的一項法定權利。9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不僅使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權利有了特定的經濟利益基礎，而且，也改變了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性質，即由集體化時代的“政治卷入”式參與向新時期的“權利合作型”轉變，農民合作參與的權利性日益突出。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均衡運作的社會基礎逐漸形成。然而，農民合作組織參與性質與方式的轉型并不就意味著農民在合作組織中的主體性能得到充分體現，由于農村改革后農民的合作參與成為一種非強制，這就使得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很難避免“多數人參與”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農民合作組織雖然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但事實上卻出現了農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渙散、合作關系疏遠、合作信用欠佳等現象。這些現象雖然不能讓我們輕率地對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績效與前景下結論，但至少促使我們思考在市場化主體力量嚴重缺失的情況下農民合作組織如何培育和發展的問題。農民參與合作組織從“卷入式”向“權利型”的轉變，不應僅僅是形式上的變化，而且更應有實質性內容的切換，這一轉變要求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雙重引擎的均衡運作并進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權利意識與公共精神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先決條件。從較大范圍來看，權利意識與公共精神是權利型合作中參與主體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種。一般來說，合作主體的合作文化主要體現在合作主體在合作問題上對合作過程的行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類型對合作主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合作的價值評價、合作的態度和情感表現、合作的方式選擇、合作規則的認同情況、合作的行為向度、合作的效果認識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會潛在地發揮著制約作用。權利型合作不僅要求農民要有較強的權利觀念，而且要求農民具備現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農村市場化程度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產生的重要條件，健全市場體制能使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推進農業市場化的直接體現是農產品商品率的不斷提高和生產要素配置的市場化，農民才有可能選擇合作組織這種生產要素的組織形式。提升農村市場化程度既要求政府為農民合作組織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又要求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各種批發市場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設施的建設以及農村市場流通體系、生產資料市場體系和農村消費品市場體系的建設，從而為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農民合作主體地位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關鍵因素。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過程其實質就是農民以合作主體身份對合作事務實施民主管理的過程，在合作過程中，農民作為合作主體不僅要積極參與合作規則的制定，而且更應成為農民合作規則的實踐者與創新主體。農民合作規則的內容應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這既包括確立合作主體權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著眼于地方特色的農民合作章程（條例）。雖然兩種合作規則在性質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異，但參與制定的主體理應都是農民，農民合作主體地位的確立必然能確保農民權利型合作的真正實現。

其四，提高鄉村組織化程度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證。農民權利型合作必須要依賴于制度化的組織通道，農民合作參與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村莊組織化程度的高低。鄉村改革以來，農民在空間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斷，橫向聯系也相對缺乏，這種低度組織化的鄉村社會結構，必然使農民的合作參與因缺乏凝聚載體而出現彌散化和相對弱化，從而導致農民的權利表達和政策要求難以集中，農民權利型合作必須要求切實提高鄉村組織化程度。

其五，創新農民合作形態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農民合作形態的現實狀況意味著農民合作權利實現的可能性大小，農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決于農民參與形態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態的長期影響，我國農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徑表現出單一、空乏的總體性趨勢，農民的合作行為是以國家意志為主導的缺乏主體性的被動行為，農民的文化特質、價值觀念、社會行為慣性都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農民權利型合作多元形態的選擇。創新農民合作形態激發農民合作的主體性則是確保農民權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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