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的調查報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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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的調查報告

篇1

>>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調查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問題及對策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城鎮社區居家養老的可行性分析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探索與實踐 老齡化背景下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問題探析 人口老齡化下的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模式探析 老齡化社會背景下居家養老模式現狀及對策研究 人口老齡化視域下對居家養老服務體系的研究 人口老齡化與居家養老服務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農村居家養老模式的價值與保障對策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機構養老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居住郊區化背景下城市老齡人口居家養老模式與環境需求問題 城市社區居家養老的現狀及對策 城市居家養老的社區服務現狀及對策思考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開封養老服務業的現狀與對策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社區養老模式初探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社區養老探討 老齡化趨勢下南京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虛置化”問題研究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需求現狀及對策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貴陽市社區養老服務體系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2]桂瑩,鄒焰,張憶雄,等.遵義市不同養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質量調查分析[J].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2012,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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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健康老齡化;社區護理;老年人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類平均壽命的普遍延長,老年人在人口總數中的比例越來越大,人口老齡化和老年人的健康問題已成為21世紀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按照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界定標準,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10%或者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即可認為進入老齡化社會[1]。根據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的統計報告,截至2009年底,全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8.5%,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全國總人口的12.5%,按照這個標準,我國進入了老齡化社會[2]。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使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醫已經成為我國社會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我國提出了"健康老齡化"這一概念。社區作為老年人基本的生活環境,比醫院更能為老年人提供持續、全面的護理服務,在健康老齡化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發展社區老年護理事業,提供積極有效的社區護理使老年人在社區接受各種健康護理,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是實現健康老齡化的重要保證。

1 健康老齡化的概念

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哥本哈根世界老齡大會上把“健康老齡化”作為對付人口老齡化的一項發展戰略。在我國1994年2月召開的“中國老年保健研討會”開幕詞中,中國老年學會會長鄔淪萍教授最先提出“健康老齡化”這一詞,并且發表了“為使我國出現健康的老齡化而奮斗”的講話。健康老齡化更關注的是生理、心理和社會功能的健康狀態,在延長人類的生物學年齡的同時,還應該延長人類的心理與社會年齡,使老年人在生命延長的同時,具有較高的生活質量。

2 社區老年護理

1970 年,美國的露絲?依思曼首次使用了社區護理一詞。社區護理是以健康護理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社區為服務范圍,對社區內的不同人群提供醫療護理、預防保健護理、康復護理、健康教育及健康指導的綜合,承擔著醫院外的醫療預防、保健、康復護理工作。社區老年護理是指由有組織的社會力量為個人、家庭、社區提供的一系列服務,護理工作的重點為一般家庭及社區中的老年人群,為他們提供連續、全面的服務[3]。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社區護理應以“社區內弱勢團體(老弱、殘障)為優先服務的對象”,老年人群作為社區里的主要人群,如何在社區里提供適合老年人群需要的醫療保健、生活照顧等服務,對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至關重要。

3 加強社區老年護理,促進健康老齡化

隨著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在經濟、醫療、養老方面都給社會帶來了一定影響,維持老年人的健康是社區護理工作的重點。國外社區護理起步早,發展的比較快,其中為老年人提供的社區護理作為社區護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的已經比較規范,許多國家的社區護理服務機構作為醫院的分支機構,對老年人提供的護理服務已經很完善。我國的社區護理發展不平衡,與國外相比差距比較大,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社區護理起步早,投入大,社區護理發展較快,已經開設了家庭護理、護理專家門診、社區衛生服務等,有的地區還為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建立健康檔案,但是大部分城市的社區護理服務還需要進一步提高。為了達到健康老齡化,我國的社區老年護理工作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具體措施如下:

3.1建立健全完善的社區老年護理服務體制。我國現階段的社區護理機構缺乏明確的監督管理機構,尚未形成獨立的社區護理管理體系,社區老年護理的保障機制薄弱。然而社區中的老年人對社區護理的需求大,需要社區的護士可以為他們開展多項社區護理服務,如:健康教育、健康體檢,所以建立一套完善的社區老年護理服務體系是非常重要的。

3.2加強社區硬件設施建設,完善社區就醫環境。改善社區老年人的居住環境,為老年人提供一系列的健身設施是解決老年護理問題的有效對策。同時加大并完善社區醫院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建設,方便社區老年人的就醫問題。王寧[4]的社區醫療相關問題的調查報告,有50.0%的人不愿意到社區醫療機構看病,其原因:32.8%認為社區醫務人員素質低,28.4%認為社區醫院機構檢驗儀器落后、水平低,18.7%認為社區醫療機構藥品不全,還有13.7%認為藥品價格不便宜。

3.3提高社區從業護士的素質和技能。社區護理是對社區中的個人和家庭開展家庭訪視、居家護理、健康指導提供連續性、綜合性的醫療保健服務,它涉及相關的多學科的醫療、護理、保健知識,而這些主要依靠社區護士完成。目前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中的社區護理數量不足,以年輕人為主,學歷低,大多是中專學歷,專業素質相對較低,導致部分工作無法開展或內容較少,難以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從而影響了社區護理工作的內容和質量,所以提高社區護理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是當務之急。健康老齡化觀點的提出也要求我們必須盡快發展、完善我國的社區護理教育,尤其是老年護理教育,培養更多的社區老年護理專業人才,以滿足老年人日益增多的要求[5]。

為實現健康老齡化的目標,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為老年人提供較為全面、系統、規范的社區護理服務,積極盡快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區護理模式已刻不容緩[6~8]。加強社區老年護理事業,為老年人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解決老年人的健康問題,滿足其健康需求并提高其生活質量,為實現健康老齡化和構建和諧社會起到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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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國老人分散在繁華的城鎮和廣袤的鄉村,生活或優越或局促,步入人生的最后旅程,內心多少會凄惶。生老病死,是世人無法逃脫的宿命。讓每位老人有尊嚴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這是國家的使命,社會和家庭的責任,同樣也源自于作為人的同理心。因為,明天我們也終將老去。

近日,皮尤研究中心一項各國對老齡化態度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東亞國家最擔憂本國的老齡化問題,大部分國家市民認為政府該為養老買單。該調查于2013年3-4月間開展,對象為21個國家的22425名受訪者。

23.9% 老齡化速度很快

報告表示,東亞國家的人最擔憂本國的老齡化問題:10個日本人中有近9個認為日本的老齡化問題挺嚴重,韓國的這一比例為8/10,中國則排在第三位,為7/10。這些態度和其老齡化的節奏一致,報告預測,到2050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比例會達到36.5%,為世界第一,第二名是韓國,比例為34.9%。中國排在第八位,65歲以上的人口會從2010年的8.3%上升至2050年的23.9%,老齡化速度很快。

調查結果顯示,對以后老年的生活質量,各國的信心程度差距很大,或與各國老齡化速度和經濟活力有關。中國、巴西、尼日利亞、南非和肯尼亞五個國家,有超過七成的人對自己的老年生活質量有信心,其中中國人的信心程度最高,有20%表示非常自信,59%表示有自信,加起來接近八成。

其實,在這信心背后,依然有那么一部分非常怕老的人,比如孟凡――一位智障孩子的母親。“如果我一輩子只能存一筆養老的錢,我不知道是留給兒子養老呢,還是留給自己。現在已經沒有什么能讓我害怕,除了我自己的衰老。以后誰來照顧我的兒子呢?”孟凡,一位66歲的媽媽,越來越害怕過年。

過年意味著自己又老了一歲,那種力不從心的感覺,越來越明顯。她的頭發已經全白了,扎起一個銀色的發髻,皮膚還是保養得很好,每天盡力把自己打扮得一絲不茍。就是走起路來腿腳不靈便,知青下鄉年代,給她留下風濕的后遺癥。

她的兒子郭輝今年35歲,長得白白胖胖的,臉上總是一副溫順的表情,不太敢正眼看人,他是唐氏綜合征患者。

在郭輝成長的年代和環境,沒有特殊兒童學校,隨班就讀政策也還未通行,整個社會沒有他的活動去處。孟凡夫婦上班的時候,就把郭輝關在家里。郭輝會擦地、擦桌子、洗廁所,除此不會做任何別的事情。

作為殘疾人家庭,逢年過節,居委會就拎一袋米和一桶油來探望。

孟凡兩夫婦退休之前都是普通公務員,本來日子都算小康,只是為了小兒子那個不確定的未來,存錢成為他們生活的唯一希望。孟凡的丈夫退休后,還在外面打工,希望存夠一套房產的錢,留給小兒。可是郭峰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懵然無知,他對錢財完全沒有認識。

中國式養老桃花源

誰為老年人的生活買單,政府、家庭還是老年人自己?在21個受調查國家中,有13個國家的多數市民認為,養老應該靠政府,中國是其中之一。接近一半(47%)的中國人認為,在改善老人生活方面,政府責任最大;20%認為家庭,僅有9%選擇老人自己。

中國式養老是什么樣?在強大的潮汕傳統風氣影響下,所有老人幾乎都能得到恰當的供養。潮汕人有自成一體的一套尊老的道德規范,在人情關系逐漸淡薄的現代社會,像一個最后的“桃花源”。潮汕家庭供養老人,有“食伙頭”的習俗。父母養育兒女成家立業后,由兒子們輪流延請父母到家里供養,叫“食伙頭”或“輪伙頭”。輪值日期長短,由兄弟們自行商定,征得父母同意。逢年過節或喜慶日子,父母輪到哪一家供奉,就由這家人請全家人團聚。

假如沒有子女在身邊怎么辦?

潮汕農村還是普遍地以宗姓群居,以共同的祠堂為單位。本宗姓有老人沒有子女照顧時,主動承擔起照顧老人的責任。再假如,老人沒有生活在宗族里面,又沒有親近的年輕人可以照料?

散落在潮汕各地的許多寺廟、善堂,又承擔起這一部分社會職能。

坐落于潮州市區北關村北美路尾的明鏡古寺,始建于明朝,在這“古代風貌,嶺南風格”的寺院中,還藏著一個小型福利院,由佛教徒信眾捐贈的善款,來頤養周邊社區的孤寡老人。

收養孤寡老人的還有民間善堂機構,目前潮汕地區有近2000家善堂。善堂這種組織形式在100多年前成立之時,就承擔著救災施粥、“收孤骨”的社會責任。發展至今天,路有遺骨的現象已經少見,有的善堂就成立了養老院。汕頭存心善堂在去年成立了養老院。

在潮汕農村,還存在著一種原始的“父母會”組織,是有老年人的家庭的一種自組織社團。凡加入父母會者,其間一人父母亡故,所有的成員戶都要出錢并且幫助料理喪事,從出殯、抬棺、掩埋等都一起完成。

篇4

中國人口老齡化數量大、速度快、來勢猛,且超前于經濟發展,由此產生的矛盾給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新的壓力。據2010年《中國主要城市居民保險需求及消費調查報告》統計顯示,在當前城市居民投保人身保險的主要動機中,“為預防疾病治療”選擇率為綜合排名第一。

百善孝為先。在我國社保水平目前尚不樂觀的情況下, 00后的寶貝們在20年后將背負比80后更大的養老責任。為了自己的愛巢免遭意外傷害的摧毀,更為了孩子能夠長期無憂無慮的生活,避免他們20年后重蹈覆轍,就應該未雨綢繆,為自己做好理財規劃刻不容緩。愛自己,就是愛孩子。

保險作為規避風險的一種工具,對80后白領有很強的吸引力,許多保險公司也看準了“4-2-1”家庭具有保險需求這一商機,紛紛推出相關產品,以友邦保險為例,針對中國老齡化的人口現狀,推出了《友邦保險全佑一生“六合一”保險計劃》,該計劃是去年熱賣并奪得多項行業大獎的友邦全佑一生“五合一”疾病保險的升級版,涵蓋6種保險保障功能:重大疾病保障、身故保障、意外身故、殘疾及燒傷保障、老年長期護理保障、全殘保障、疾病終末期階段保障。投保年齡18~55歲,在老齡化社會現狀下為個人和家庭提供全方位的終身健康保障。

該計劃由主合同《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險》及附加合同《友邦附加全佑一生意外傷害保險》組成,升級了兩種功能。其一,在主合同中加入了第一類重疾保險,對如輕微腦中風、原位癌等8種較為常見的輕微重大疾病進行額外20%的賠付,該賠付可與第二類重大疾病100%賠付累加,獲得達120%的最高賠付。其二,增加了包括意外身故、燒傷、殘疾及9種重大自然災害在內的獨立保額附加險服務,對被保險人身故、意外身故或因重災意外身故將分別獲得1倍、2倍、3倍于基本保險金額的賠付。這兩種利益保障將持續至被保險人75歲,并與其他5項利益不沖突。

《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險》保留了全佑一生“五合一”產品中5種保障功能:身故、重疾、全殘、疾病終末期及老年長期護理保險金。在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的當下,“疾病終末期保險金”是基于對病人的臨終關懷而研發的人性化服務條款;“老年長期護理保險金”則充分考慮到喪失自理能力后老人的生活,一旦確認符合賠付要求,被保老人將每月獲得基本保險金額1/120的護理金,持續10年。這兩項創新的保險服務借鑒了日本及歐美等保險業發達、老齡化嚴重地區的先進經驗,為中國現有4-2-1家庭模式中的子女減輕負擔,讓老人更有保障地度過老年生活,

趙女士今年30歲,為自己投保了《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險計劃》,該計劃包含主合同《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險》及附加合同《友邦附加全佑一生意外傷害保險》。保險金額24萬元,交費20年,年交保費8184元。保險期間內可獲得保險保障包括重大疾病保險金,第一類8種重大疾病可獲保險金4.8萬元(保障至75歲)、34種第二類重大疾病可獲保險金24萬元;保險期內并可獲得疾病終末期階段保險金24萬元,全殘保險金24萬元、身故保險金24萬元,在《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險》有效期內,以上各項保險金僅給付最先發生的一項,并以1次為限,發生時日以各項保險金中約定的時日為準。

同時,根據附加合同《友邦附加全佑一生意外傷害保險》,保險期間內保險人還可獲得保險保障包括意外身故、燒傷、殘疾保險金24萬元,9種重大自然災害額外保險金24萬元,以上兩項保障可獨立賠付。

篇5

〔關鍵詞〕老齡化;養老模式;醫養結合;新常態

隨著我國的經濟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的同時,人們對如何改善現有的生活狀態和質量也產生了更高的要求,對于如何更好的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被社會各界所關注。在新常態下,對于醫養結合這一養老模式也得到各級政府的支持,高度重視現在人口老齡化的狀況和老年人現在的生活質量,并且先后出臺了多項政策和意見[1]。

1醫養結合的界定與標準

1.1醫養結合的界定

我們所說的醫養結合,“醫”就是指的是老人所能享受的醫療衛生服務方面,其中包括對老人身體的健康檢查,疾病的提前預防和診斷,以及對老人的照顧護理等;所謂的“養”就是指的是老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包括個人的精神和物質等方面。醫養結合可以將老年人的身體以及心理的醫療養護方面與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起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而使老年人在余生的身體以及心理等方面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和養護,也能解決一些患病老人的治療和日常養護的難題。

1.2醫養結合的標準

為了能夠讓醫養結合的效率得到全面性的提升,需要采用多種方式,對其養老標準進行細化。在新常態下的醫養結合養老服務模式是一種更能體現現代養老模式變化的重要模式,既可以實現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時也能在生病的時候能及時對老人進行治療和照顧,是使老年人得到更充實的新常態下的現代養老模式,實現老年人能夠有病治病,沒病養老,是使得老年人能夠實質性感受到養老與醫療完美結合的醫養養老模式,同時還能夠充實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質量[2]。

2“醫養結合”養老服務現狀

2.1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我國現在已經進入處于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階段,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2.12億,占總人口的15.5%,空巢和獨居老年人近1億人,其中,一些老人處于失能和半失能狀態,達3700萬余人;人們進入老年后,對于一些易發、常發的老年病使得老年人喪失生活自理的能力,對于這些老人的看護和照顧一直影響著千家萬戶。然而對于人們常參與的傳統的養老院服務模式過分單一,只是單純的提供一些生活護理等,而且部分人員專業性欠缺,經驗不足,難以滿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護理和照顧,更重要的是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醫療需求。見封三圖1為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根據國家衛生部門的調查報告顯示[3],在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發生率的占53.9%,并且基本上人均得患有2到3種不同的疾病,這種慢性疾病患病時間長,需要長期的醫療護理。而現狀中許多地方的偏中小型的醫院越來越難以生存,在鄉鎮中的衛生院、社區里的醫院等基層醫院、醫療機構中具有閑置的醫療設備和病床等,這些設備的利用率較低,以及一些醫務人員的超額和給予薪資不高等現象。假設將這些醫院或者醫療機構的資源整合,適當的用于養老機構,既能解決設備的限制問題和醫院生存問題,同時也能實現與養老機構的有機結合,實現在新常態下的醫養結合。

2.2新常態下養老服務趨勢

對于新常態下醫養結合的發展趨勢也是刻不容緩,急需一套完善的養老模式。2013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推動“醫養結合”發展,探索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合作新模式。在2016年3月的“兩會”期間,養老話題的關注度更是名列關注度的前列,多次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的提案中涉及,現在多個地方也陸續出臺了相關政策,對于現如今醫養分離的模式急需解決,醫養結合的出現才是未來老人享受晚年生活的最佳良策。為了破解養老這一當下全社會廣泛關注的重大民生問題,實現“養”和“醫”無縫對接,促進養老服務業健康有序發展,“醫養結合”應運而生。醫養結合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目標的現實路徑,它打通了健康養老的“最后一公里”,化解了“供需矛盾”,優化和盤活了醫療和養老資源,是積極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長久之計,是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是養老服務業發展的一盞明燈,必將推動養老服務業向更深層次發展。

3醫養結合養老服務模式在新常態下的思路和分析

3.1結合養老政策,做好體制創新

當前我國社會中新常態已經成為發展的一個重要依據,同樣新常態也將在我國各個方面的新舊交替中發揮作用。對于在新常態下發展我國的醫養結合的養老模式,其重點需要解決的便是在養老和醫療的資源分配的問題。針對此系列問題,我國在發展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模式的同時,應該指明醫養結合的發展方向,在醫養結合的體制和政策中加強我國在著重推動養老問題上的制度和政策的努力。結合國家政策,我們應該在體制上不斷完善以及創新。新常態下實施醫養結合須從這些固有的機制中入手,搭建出適合我國新常態下的醫養結合的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醫養結合能得到長足發展,使得醫療衛生機構和養老機構可以一起為老年人的生活發揮作用。對于此種問題,相關部門應該出臺一些有利且具有實際作用的法律法規意見等。規范相關職責,整合其管理制度,實現醫養結合的養老事業的長足發展,從而為新常態下的醫養結合的養老模式創造良好的整合和法規。

3.2提升醫養服務水平

在新常態下的醫養結合養老服務模式的發展下,對于這種新興的養老服務模式必須積極出臺嚴格的標準。醫養結合所涉及的內容非常的寬廣,包含著醫療、護理、起居、康復、文化生活照顧、醫療保險的運用等多方面,其體現了多樣性和綜合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需要醫療和養護的雙重融合,達到相互配合的狀態,實現醫療和養護的相互作用和共同發展[4]。對于此方面,有關部門應該針對其制定有利于新常態下的醫養結合規范與標準,在“養”的過程中“醫”的界定,從而能夠對現在的醫養結合養老服務模式進行規范化和制度化。從而在實現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前提下能夠對于醫養結合有個良好的評估和管理,無論在操作還是責任方面能夠有章可循。

3.3創新醫養結合的服務模式

要想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模式能夠取得成功,并在實踐中得到落實和響應,還需要掌握相關的理論知識。理論方面包括對于制度的制定,醫養結合的系統分析,醫療衛生機構和養老結構的相關規劃,醫養結合方面的最適合的模式,以及在管理、行業標準和技術等方面的相互結合。除了理論知識的提高,更需要引進相關第三方的監督與評估,以免出現醫療衛生機構和養老結構之間的合作不暢通,相關人員的不作為,從而導致醫養結合模式的推行運行受阻,影響醫養結合的發展和資源浪費。其次要專注醫護專業人員的培養,從而提高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模式的融合和質量。同時為了保障醫養結合模式中醫護人員的穩定性等,要建立健全相關醫護人員的相關制度,從而保證在醫養結合下的養老模式能有一個穩定良好的隊伍進行支撐,實現新常態下醫養結合養老模式的長足發展。

3.4提升醫養服務人員素質養

老機構要注重提升服務質量,不光注重日常生活照料,還要增加休閑項目促進老人的身心愉悅;要注重人力資源管理,不僅在招聘時嚴格要求,在平時也要搞好培訓,設立服務標準,搞好標準化服務;要做好基礎設施的配套服務,提升硬件設施質量,搞好服務環境,提升在群眾中的口碑。對于床位空閑率和就診率較低的一、二級醫院和社區服務中心,鼓勵其轉型為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比如康復院、護理院、臨終關懷院等,充分發揮其技術優勢,提供醫療養老雙重服務,這樣可以降低成本,人盡其才,物盡其用[5]。醫養結合養老機構還可以在內部設置不同的功能區,比如慢性病護理區、失能護理區、臨終關懷區等,通過服務需求評估,將老人分配在不同的功能區里,可以實現因人而異,優質服務。

4討論

總而言之,新常態大力實施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模式將是有效解決我國逐漸加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在整個的準備和推行中,要積極借鑒國外相關案例,學習其優秀的工作經驗,結合我國的情況,制定更加符合我國國情和現狀的良策。一個政策的實施和一個模式的推廣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時間的積累和不斷地改善,從而能從體制,制度和政策等發面得到完善且有效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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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糖尿病; 誤診漏診

[中圖分類號] R587.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5-0515(2011)-05-227-01

隨著老年糖尿病患者逐漸增多,且無典型癥狀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在臨床上常見,不加強認識,易造成誤診漏診,為減少誤診漏診,現將我院2008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16例老年糖尿病患者誤診漏診病例進行分析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按1999年WHO公布的糖尿病診斷標準診斷。16例均為2型糖尿病。其中,男10例,女6例,男女=1.71;年齡最小60歲,最大84歲,中位年齡74歲;住院病人7例,門診病例9例。

1.2 臨床表現 16例患者均無多飲、多食、多尿等典型“三多”癥狀,而以糖尿病的慢性并發癥和合并癥為主要臨床表現。其中大血管病變3例,微血管病變2例,神經病變3例,感染6例,高血壓2例。

1.3 實驗室檢查 空腹血糖7.2-18.4mmol/L,平均(12.8±5.6)mmol/L,尿糖()12例,尿糖(~)4例。

1.4 誤診漏診情況 漏診病例,僅僅診斷糖尿病的合并癥和并發癥12例:腦梗塞2例,冠心病2例,肺部感染1例,尿路感染4例,膽結石并感染1例,霉菌性陰道炎1例,高血壓1例。其中9例門診病例全部漏診。誤診病例4例:糖尿病腎病合并尿路感染誤診為腎小球腎炎1例,糖尿病肋間神經病變誤診為帶狀皰疹1例,雙下肢麻木、疼痛、無力誤診為腰椎間盤突出1例,長期腹瀉與便秘交替誤診為胃腸功能紊亂1例。

1.5 結果分析 漏診率大于誤診率,門診病人大于住院病人,9例門診病人均為漏診病人,4例誤診患者中3例均為糖尿病的神經病變。

1.6 典型病例1: 患者,男性,76歲,因右側胸痛3天,加重1天就診,查體無異常。患者胸痛劇烈,沿肋間神經分布,呈放電樣疼痛,夜間尤甚,查三大常規正常。考慮為帶狀皰疹未出皰疹前的神經疼痛,收入院。入院后常規抽血查血糖14.2mmol/L,確診為糖尿病,口服降糖藥治療,住院20天,空腹血糖6.8mmol/L,出院時神經疼痛好轉,患者一直未出皰疹,

1.7 典型病例2:患者為門診病例,女性,65歲,反復尿不盡3年,夜尿次數增加1年,無明顯的尿頻、尿急、尿痛。自認為慢性尿路感染多次門診就診,每次查尿常規見白細胞~,蛋白~,偶有少量紅細胞,給予抗炎治療后好轉。無“三多一少”癥狀,建議查空腹血糖為8.4mmol/L,餐后血糖12mmol/,確診為糖尿病。

2 討論

糖尿病是老年人的常見病,隨著人口老齡化,發病率逐年增多,老年人沒有臨床表現者,不能除外糖尿病的診斷[1]。隨著年齡的增長,胰島功能有所下降,糖耐量有所下降的,加之老年人體力活動減少,導致胰島素敏感性下降,肌肉的廢用性萎縮,還會使其攝取葡萄糖的能力降低。體重增加尤其是腹部脂肪堆積,增加了胰島素的抵抗,使糖尿病的發病機會增加。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高達11.34%[2]。但是,由于老年糖尿病起病隱匿,常以并發癥為首發或主要表現,或合并癥掩蓋糖尿病癥狀,容易造成誤診漏診,老年糖尿病患者由于葡萄糖閾值增高,血糖超過14mmol/L,而尿糖仍呈陰性,也是造成誤診漏診的原因,同時臨床上無典型的“三多一少”癥狀[2]。由于醫生思維狹窄,未仔細詢問病史,查體不認真,分析問題不全,門診病人多醫生想盡快看完病人因此缺乏耐心,加之對疾病認識不夠,只滿足于首發疾病的診斷,而未詢問患者多次就診的原因,思維片面,尤其是門診病人大多反復多次以并發癥就診,不多加思考、分析,是常見的誤診漏診原因。為避免誤診漏診,對于老年人,尤其是因同一種疾病反復多次就診患者,尿糖、血糖應作為門診常規檢查,必要時可以作OGTT實驗,早期發現糖尿病,及時治療,從而提高正確的診治率。此方法簡單、有效、經濟,可作為老年病人門診就診的常規檢查。可大大減少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誤診漏診率。

目前,我國人口老年化速度發展很快,糖尿病的發病率不斷增加,而糖尿病的誤診漏診情況在農村及中小城市相當嚴重[3]。因此,醫生特別是基層醫生,應樹立整體觀念,避免片面思維,提高對糖尿病各種并發癥和合并癥的認識,特別注意無典型“三多一少”癥狀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把尿糖、血糖作為患者門診首診的常規檢查,以盡量減少或避免老年糖尿病的誤診漏診。

參考文獻

[1] 張惠芬,遲家敏,王瑞萍.實用糖尿病學[M].第二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522.

篇7

【關鍵詞】 天津市 養老院 公建民營 SWOT分析

【中圖分類號】D632.9 【文獻標識碼】A

一、研究背景

根據聯合國人口署數據,某一地區老年人的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占到全部人口的10%,或者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數量占全部人口的7%,則認為該地區已呈現人口老齡化的形態。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我國大陸人口60 歲及以上人口為 22182 萬人,占 16.15%,同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 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2.89 個百分點。[1]我國人口老齡化已呈現明顯上升趨勢。為應對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我國逐步建立起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而隨著家庭養老功能的逐漸弱化,機構養老的支撐作用愈加重要。為促進養老機構的良性發展,改善公辦養老機構“高耗低效”的現狀,破解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難題,國務院于2013年提出開展公辦養老機構改制試點,即政府投資興辦的養老床位應逐步通過公建民營等方式管理運營,鼓勵民間資本通過委托管理等方式運營公有產權的養老服丈枋,不斷提高服務水平。①

天津市作為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地區之一,其老齡化進程已進入加速階段。據天津市統計局數據顯示,截止2015年,60歲及以上人口為235.91萬人,占15.25%,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48.66萬人,占9.61% [2](2010―2015年天津市老人數量詳見圖1)。而市老齡辦與有關部門合作進行的“天津市失能老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 顯示,2014年天津市失能老人總數為14.33萬人,到2020 年,將會有17.09萬人,到2030年,將會有21.48萬人。天津市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老年人口增長快、失能失智老人增長快、老人空巢化現象嚴重等特點。

為應對巨大的養老壓力,促進養老服務業更好地發展,天津市政府積極響應國務院的號召,于2014年下發《關于開展公辦養老機構改革試點的通知》,要求公辦養老機構特別是新建機構應當逐步通過公建民營等方式,鼓勵社會力量運營,并率先對區級國辦的12家養老院進行公建民營的改革。

在傳統養老管理體制飽受詬病,遭遇發展瓶頸的背景下,“公建民營”是轉變政府管理職能,實現養老事業改革的重要抓手。為進一步明晰天津市養老院“公建民營”改革的成效,并為天津市乃至全國其他地區的養老院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建議,本文在明確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實地調研數家“公建民營”養老院,運用SWOT分析模型,從內部優勢、劣勢及其外部機遇與威脅四個方面對該模式進行了詳細分析。

二、養老院“公建民營”運行模式

1.概念界定

“公建民營”作為新型的養老機構運行模式,學術界對其概念尚未形成統一界定。全國老齡委副主任曾指出,“公建民營” 是指在新建養老服務機構時,各級政府按照辦管分離的發展思路,由政府出資,招標社會組織或服務團體去經辦和管理運作,政府則按照法律法規和標準規范負起行政管理和監督的責任,[3]并認為公建民營與公辦民營有所區別,“公辦民營”是各級政府和公有制單位在已經辦成的公有制性質的養老機構基礎上的改革,是盤活存量領域的改革,“公建民營”則是在發展增量領域進行的改革。[4]

天津市民政局在《關于推進我市公辦養老機構公建民營的意見》中提出,從2014年起,新建公辦養老機構建成后,一律實行公建民營;對于現有的、具備條件的公辦養老機構,逐步實行公建民營改革。由此可知,天津市實行“公建民營”的范圍不僅限于新建的公辦養老機構,也涵蓋現有的公辦養老機構。

因此,依據國家及天津市相關政策文件中的闡述,本文對“公建民營”運行模式的概念采取廣義上的界定,即由政府出資全部或大部分,再通過委托管理、合作運營等方式引入專業化的管理團隊,進行市場化運營,其中改革對象包括新建的、以及現有的、有條件的公辦養老機構。該模式將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政府于微觀事物中脫離,承擔起行政管理與監督職能,旨在增強公辦養老機構的內在活力,提高養老服務質量與水平。

2.模式解析

養老機構公建民營的運行模式,是福利多元主義理論在現實中的應用。同時也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論指導下,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體現。其具體運行模式是由政府出資,以公益性為主要功能定位,在公開招標的基礎上,引入專業化管理團隊。經過各地的探索實踐,代表性的實施模式有租賃經營、委托經營,參股、出讓等方式。政府與市場通過簽訂合同形成合作契約關系,明確各自職責,市場成為服務的直接提供者,政府則從直接提供服務轉變為購買和監督服務,二者優勢互補,不斷提高養老服務的質量與水平。其具體運作模式圖如下:

如圖所示,養老院公建民營運行模式不同于公辦養老院政府統包統辦或民辦養老院自我發展模式,該模式涉及了政府、市場與老人三者間的良性互動。政府與市場通過租賃、委托、參股、出讓等方式訂立合同與契約,建立合作關系,政府于微觀事務中脫離,承擔監管職責,市場根據自負盈虧原則,負責具體服務與運營工作,從而有效規避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這既是對我國21世紀初倡導的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深化,也是在經濟新常態下政府應對不斷加快的人口老齡化采取的多元主體混合供給養老服務新模式的嘗試。[5]老人始終居于該模式的中心地位,既有政府為養老院的公益性保駕護航,又有民間團體提供專業服務,無疑大大提高了老人機構養老的生活質量。

三、養老院“公建民營”運行模式的SWOT分析

SWOT 模型是由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提出,應用廣泛的有效分析管理模型。其優勢在于可以運用系統分析的方法,將與研究對象相關的各類內外部因素相匹配以進行客觀性分析。目前該模型已成功分析了社區養老模式、醫養結合養老模式等養老模式。因此,本文在實地調研天津市“公建民營”養老院的基礎上,同樣運用SWOT分析法,對其內部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外部環境的機遇(opportunity)和威脅(threat)進行了詳細分析,以發現其不足之處,進而尋求可操作性的解決策略。

1.“公建民營”運行模式的內部優勢

(1)公私合營利于優勢互補

天津市養老機構的“公建民營”模式,就是在社會福利社會化背景下,突破以往公辦、民辦養老機構將政府與市場相分割的傳統,以合同的形式實現政府與市場的合作。天津市南開區養老中心便是采取“公建國辦、股份制合作、吸收社會資金、市場化運營、企業化管理”的管理模式,武清區第二養老院則是在公開招標的基礎上,委托專業的管理團隊進行管理。該模式的優勢在于,一方面,改善了公辦養老機構高耗低效的弊病,另一方面,引入市場機制激發了養老活力,也降低了社會力量參與養老事業的門檻。同時,其在性質上仍為國辦養老機構,既可以保證其公益福利性|,又能夠發揮運營團隊的專業性,從而保證服務效率與質量的提高。

(2)政府幫扶降低運營成本

天津市政府大力幫扶公建民營類養老機構的發展,大大降低了其運營成本,使運營團隊可以投入更多的資金與精力用于養老服務之中。這是民營養老機構所不能比擬的優勢。武清區第二養老中心的運營便得益于政府的幫助。相關部門僅收取少量管理費用,在養老院的裝修改造過程,資金也全由政府部門負擔,水、電、氣均按民用標準收費。政府的大力幫扶,著實減輕了該運營團隊的經濟壓力,減少了其后顧之憂,從而使其更專注于提供高質量的服務。

(3)專業團隊保證服務質量

“公建民營”運行模式通過引入專業化的管理團隊,從而保證了高質量的養老服務。天津市南開區養老中心,發揮專業化團隊優勢,實施智能化管理。其不僅擁有完備的硬件設施,還配備有專業營養師,并與老年大學合作,以豐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其醫養結合的特色,更是有效解決了老人看病難的問題。其完善的設施與服務使其成為全市具有醫養結合特色的“綠色養老基地、機構養老標準化服務示范基地、養老護理人員培訓基地、雙擁共建養老示范基地和南開區養老服務信息化管理中心”。

(4)政府監管保證公益屬性

天津市民政局下發的相關文件中明確指出,公建民營養老機構應繼續發揮托底作用,留有適當比例床位,重點為三無老人、低收入老人、經濟困難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無償或低收費的供養、護理服務。②在政府的要求與監管下,武清區第二養老院對低保老人、五保老人和重點優撫對象實行優先入住,對經濟困難的老軍人、老教師、勞模等實施優惠入住,其收費標準也遠低于同等條件的其他民辦養老機構。南開區養老中心同樣優先為部隊老干部提供養老服務,并計劃預留5%的床位用于免費向“三無”和困難老人提供公益和養老服務。由此可見,公建民營養老院的公益屬性得以保障。

2.“公建民營”運行模式的內部劣勢

(1)發展經驗不足

天津市自2014年起實行養老機構的“公建民營”改革,該運行模式作為新生事物,無論政府或者市場都缺乏足夠的發展經驗。如何讓公建民營型養老機構在激烈競爭中保持優勢,政府與市場的如何分工才更有效,兩者的利益又該如何精細劃分,目前仍然存在許多細節性的問題仍需要雙方一共摸索,共同合作,不斷總結經驗,方能使得該模式更加完善。

(2)相關配套措施不到位

公建民營養老院的發展離不開相關配套措施的完備。目前該類養老機構存在醫療設施不齊全,醫保報銷尚未落實,導致醫療功能淪為擺設,老人生病仍需外出就醫。同時招工難,對于公建民營類的養老機構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大難題。

(3)部分運營者過于追求利益

在實際運營中,由于市場機制的固有弊端,在進行社會化運營,激發養老活力的同時,也可能帶來過分追求利潤的風險。部分運營者一味追求盈利,極易忽略福利性與公益性。另外為了降低運營分險,個別機構存在拒收失能失智老人的現象。

3.“公建民營”運行模式的外部機遇

(1)政府的政策扶持

為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養老事業的運營,天津市對“公建民營”性質的養老機構給予了豐富的補貼政策。主要補貼內容有:一次性建設補貼、運營補貼、困難老年人入住補貼等。運營補貼,即對收養生活自理老年人的養老機構床位,每年給予每張床位補貼1050元;對收養生活不能自理(介護)和半自理(介助)老年人的養老機構床位,每年給予每張床位補貼2250元;困難老年人入住補貼,對收養的政府重點保障的困難老年人,給予全額或部分住養資金補貼。③同時,“公建民營”養老機構還可享有防范意外風險補貼等的優惠政策。多樣的補貼與扶持政策,降低了其運營成本,利于其服務質量的提高。

(2)養老需求的增多

截至2015年,60歲及以上人口為235.91萬人,占15.25%,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48.66萬人,占9.61%。天津市人口老齡化進程已進入加速階段。同時京津冀養老一體化的實施,無疑又使得老年人口數量增多。另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的實施,以及外出打工子女人數的增多,家庭養老功能逐漸弱化,而養老的剛性需求使得養老機構的支撐作用愈加重要。不斷增多的養老需求,意味著廣闊的養老市場,因此,大力發展養老產業早已成為政府和社會的共識,這對于公建民營養老機構而言,無疑是巨大發展機遇。

(3)傳統養老觀念的轉變

隨著時代的發展,“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正逐步受到沖擊,許多老人不再將入住養老院視為被拋棄。相反的是,由于家庭結構的改變,在一項對天津市入住養老機構老人的調查中發現,九成以上的老人屬自愿入住養老院。其中有53.1%的老人是為了減輕子女的生活負擔,46.9%的老人是為了享受專業人員的服務。37.5%的老人為了能和老年人在一起,共同語言多。[6] 由此可見,養老機構已獲得許多老人的接受與認可,而專業全面的服務則是公建民營養老機構占取市場份額的重要條件。

4.“公建民營”運行模式的外部威脅

(1)政府監管存在疏漏

在公建民營運行模式中,政府主要承擔監管職責,對民間團體的資質及服務質量進行監管。天津市政府相關文件中也表示,要建立嚴格評估機制,加大對補貼資金的監管,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政府的監管仍存在疏漏之處。例如在服務質量的監管上,一是由于服務質量難以量化,二是由于檢查周期的限制,使得政府的檢查也只能反映當時或部分情況,而無法及時全面地反映問題。

(2)相關法律政策有待完善

在國務院相關文件的指導下,天津市政府下發了《天津市關于加快養老服務業發展的意見》,提出進行公建民營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補貼政策。而在公建民營的實際改革過程中,則是由各區政府負責,天津市政府并沒有制定統一的政策文件。該做法既有利于各區結合自身實際,進行有創造性的養老體制改革,但也容易造成各區標準不一、發展進程與質量差距大等弊端,從而阻礙養老機構“公建民營”的改革步伐。

(3)容易發生目標偏離

由政府出資,社會化運營的“公建民營”養老機構,極易陷入公益與盈利的矛盾之中。公辦養老機構的首要目的便是發揮“兜底”功能,雖然公建民營的養老機構都曾保證托底功能,但在運行過程中,民間團隊極易發生偏離,利用政策優惠建成高檔豪華盈利會所,收取高額費用,將那些有實際困難的老人及普通工薪階層拒之門外。

三、完善養老院“公建民營”模式的對策分析

綜合以上對天津市養老機構“公建民營”運行模式的SWOT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明晰該模式的優劣勢及機遇與威脅。為更好地發揮其優勢,彌足劣勢,利用好發展機遇,有效規避及應對可能的威脅,依據SWOT模型,其戰略組合如表1所示,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如下:

1. 完善相關法規制度建設

天津市政府在有效激發各區政府積極性的基礎上,要以立法的方式,完善制度建設,制定整體戰略,做好統籌指導。應在民間組織的資格認證、評審程序、政府的具體職責、相關主體的違規懲處等各方面出臺較為詳細的法規制度,從而對各區養老機構的“公建民營”改革進行宏觀指導。各區在具體改革中,也可做到有法可依,從而減少改革中的失誤。同時也應鼓勵各區依據老人的不同養老需求,形成各有特色的養老機構,以滿足老人不同層次的需求,進而保證天津市公辦養老機構的“公建民營”改革在大方針的引領下,做到和諧高效可持續發展。

2. 促進養老產業協會的建立與完善

養老產業協會作為社會組織,既發揮著監督政府與民營組織的作用,也為養老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交流與合作的平臺。公建民營性質的養老機構,對于各區政府來說,都是新事物,都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期,而養老產業協會的成立,則為其搭建了一個經驗交流,共同探索,互助合作,共同發展的良好平臺,從而利于天津市養老機構公建民營模式的不斷完善與成熟,助推該類養老機構向高質量高服務方向發展。南開區養老協會的成立便是一個很好的示范。

3. 建立多元公開的監督機制

公建民營養老機構想要實現持續發展,離不開多元化的監督機制。監督主體主要為政府、第三方及老人自身。政府的監管主要體現在對服務質量、資金用途等方面,政府應該完善監管方式,定期與不定期相結合,并聽取養老機構的工作匯報,以保證高水平的服務質量。同時應引入專業化的第三方評估機制,運用專業的技術與方法,對養老機構的服務等進行評估,以彌補政府監管中的疏漏之處。此外,老人的利益訴求最值得重視,卻最易忽略。因此,各養老機構應當鼓勵院內老人成立老人自治組織,對養老機構的各項工作進行監督,并集中老人們對飲食、護理、娛樂等方面的意見,反饋給院方,保證為老人提供最滿意的服務。

4. 注重服務質量的提高

天津市公建民營養老機構,想要在激烈市場競爭中占取一定的市場份額,離不開高質量的服務。首先應該堅持醫養結合特色。醫養結合成為許多老人選擇公建民營養老機構的第一理由。而堅持醫養結合還應完善以下細節問題。一是應當保證基本醫療設施的完浼白愎蛔ㄒ狄交と嗽鋇吶潯福防止醫療設備淪為擺設。其次相應的醫保報銷制度也應積極落實,這樣才能保證醫療設備真正發揮作用,其次要注重護理人才的培養。對于在崗的護理人員,應完善統一的培訓制度,進行定期培訓。同時應建立相應的激勵制度,物質與精神獎勵相結合,以激發其工作積極性,緩解招工難問題。針對護理人員年齡普遍偏大的問題,該類養老機構可以與護工類的專業院校形成合作關系,從而為養老院注入年輕新活力。此外,該類養老機構可加大智能化設備的使用率,以科學設備檢測老人身體的各類指標,在減輕護理人員工作壓力的同時,也保證了服務的科學性與可靠性。

5. 保證公益與福利屬性

公建民營養老機構不能背離公益屬性,鶴童公益養老集團董事長方嘉柯認為,公建民營的產權依然歸國家所有,其天然的公益性決定了公建民營機構應該首先為三無老人、五保老人和高齡失能老人兜底,在公建民營過程中,各地應該明確公辦民營養老機構的功能定位――公益性,做好困難老人的兜底工作。[7]因此政府應當明確功能定位,建立甄別篩選機制,對該類養老機構入住老人類別、收費標準等各方面做出嚴格規定與監管,優先保證三無老人、五保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入住,從而滿足弱勢老人的養老需求。同時政府也應列出相應負面清單,對民營組織的行為加以合理規制,防止公建民營養老院走形變樣,丟失公益性。此外,政府要適當加大財政補貼與扶持力度,以減輕民營組織及弱勢老人的經濟負擔,最終彰顯公建民營養老機構的公益屬性。

參考文獻:

[1] 2015 年全國 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中國國家統計局

[2] 2015年天津市人口主要數據公報.天津市統計局. 天津市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協調小組辦公室

[3] 閻青春.養老機構的“公辦民營”與“公建民營”[J].社會福利,2011(01):13- 15.

[4] 王雪輝.養老機構公建民營運作模式探析[J].行政管理改革,2016(8):38-43

[5] 董紅亞.養老機構公建民營:發展、問題及規制[J].中州學刊,2016(5):71- 76

[6] 國家統計局天津調查總隊課題組.關于天津市養老機構發展和入住老人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J].求知,2015(2):4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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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方浩.養老機構公建民營:現狀、特征及問題[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6(05):90- 97

篇8

[關鍵詞] 高血壓;流行病學;調查

中圖分類號:R544.1 文獻標 識碼:A 文章編號:1009_816X(2010)06_0455_03

DOI:10.3969/j.issn.1009_816X.2010.06.21

玉環縣位于浙江東南沿海,是全國14個海島縣之一,全縣總人口40.8萬,其中62%居民生活 在玉環本島及周邊小島上。本文對玉環縣35歲以上本縣戶籍常住人口的高血壓患病情況、血 壓控制情況、人群患病高危因素情況進行調查,目的是掌握海島地區不同人群高血壓患病情 況,為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和防治措施提供科學的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根據浙江省《高血壓社區綜合防治工作規范(試行)》的要求,選擇全縣所 有35歲以上本縣戶籍常住人口157698人進行調查,調查資料及相關輔助檢查資料完整者1276 72人,調查率80.96%,其中男性58219人,女性69453人。

1.2 方法:

1.2.1 調查問卷:采用統一制定的調查問卷,所有調查人員均經過專業培訓及考核后上 崗。調查內容包括一般情況、心腦血管病史、家族史、高血壓相關的危險因素等。其中飲酒 的界定指每周至少喝1次酒,每次飲酒量相當于白酒50克以上,膳食高鹽指每日攝入量≥1 0g或常吃腌制品或口味偏咸者。

1.2.2 血壓測量:采用經校正的歐姆龍HEM4021型電子血壓計,連續進行2次測量,間隔 至少1min,兩次差值超過5mmHg的,進行第三次血壓測量。對新發現的高血壓病人安排時間 進行復查,復查至少是不同日二次以上血壓測量。

1.2.3 輔助檢查:所有調查對象均進行心電圖和空腹抽血檢查血糖、總膽固醇、甘油三 酯、谷丙轉氨酶。

1.2.4 高血壓診斷與分級分層標準:平均收縮壓≥140mmHg或/和舒張壓≥90mmHg以上者 ,或有明確高血壓病史者,近二周正在服用降壓藥物血壓正常者診斷為高血壓。高血壓分級 及危險度分層以《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2009年基層版)中標準分別分三級、三層。

1.3 統計學分析:調查數據全部錄入u1000公共衛生疾病管理輔助系統,進行數據分析, 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病率:全縣35歲以上應調查的本縣戶籍常住人口為157698,實際調查127672人,應 答率80.96%。其中高血壓患者37097人,高血壓患病率為29.06%,以2000年的全國人口普 查資料做標化,標化患病率為24.72%;高危對象48380人,占37.89%;一般人群42195人, 占33.05%。

2.2 地區分布:本島及周邊小島調查72199人,與陸上調查55473人,兩者患病率差異無統 計學意義(χ2=1.72,P>0.05),見表1。

2.3 性別患病率:調查對象中,男性58219人,高血壓患者16712人,患病率為28.71%; 女性69453人,高血壓患者20385人,患病率為29.35%。男女患病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 2=6.4,P<0.05),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2.4 年齡患病率:以10歲為間隔劃分,將調查對象分成35~歲、45~歲、55~歲、≥65歲 共4組,各年齡組高血壓患病率分別為7.95%、20.49%、37.48%、55.25%。無論男、女 以及合計患病率,高血壓患病率均隨著年齡增加而升高,各年齡組患病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1),見表2。

2.5 高血壓患者分層分級情況:高血壓患者血壓控制正常8352人,控制率22.51%;血壓 未控制正常者,血壓1級、2級、3級分別占45.86%、22.18%、9.45%;低危、中危、高危 分別占0.13%、15.29%、62.07%,見表3。

2.6 危險因素情況:最主要的危險因素是缺乏運動,為90.54%。其次是血脂異常、超重 和吸煙,見表4。

2.7 患者服藥及血壓控制情況:高血壓患者服藥率59.56%,血壓控制率為22.51%。本島 及周邊小島與陸上鄉鎮比較,服藥率無差異(P>0.05),血壓控制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見表5。

3 討論

2002中國營養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成人高血壓患病率為18.8%,比1991年增加31%,估計全 國高血壓現患人數多達2億[1],高血壓已成為我國主要的公共衛生問題,是一種嚴 重危害國民健康的疾病。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高血壓的患病人數還會持續增加。

本次調查發現,該海島縣35歲以上常住戶籍人口高血壓粗患病率為29.06%,標化患病率為2 4.72%,高于全國高血壓抽樣調查成人高血壓患病率為18.8%的水平[1],與杭州 市2005年城鄉居民高血壓流行病學調查相接近[2],高于霍兆橋報道的秦皇島海港 區高血壓患病率[3],表明該海島縣屬于高血壓高發區域,高患病率可能與當地海 島特有的環境因素,及海島群眾喜食腌制品、運動鍛煉不足等生活飲食習慣等有關。

調查結果顯示,本島及周邊小島上的高血壓患病率、服藥率與陸上人群無差異,但血壓控制 率海島人群高于大陸人群,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該縣主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及 醫療資源都集中在本島上,群眾文化層次、受到宣傳和教育、接受的優質醫療服務都相對高 于陸上鄉鎮有關。因此在加強海島人群高血壓防治工作的同時,不能忽視陸上農村群眾的防 治工作。

調查結果顯示,不論男、女,高血壓患病率都隨著年齡增加而升高,且各年齡段之間都有顯 著 性差異。浙江省高血壓調查報告指出高血壓患病率出現跳躍性的年齡為50歲[1], 本文中,35~歲組患病率為7.96%,而45~歲組患病率為20.49%,表明該縣高血壓患病率 跳 躍性的年齡早于全省5年,也說明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飲食結 構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高危行為的增多,高血壓發病趨向年輕化,提示本縣在高血壓防治 工作中要更關注對中青年、高危對象的干預。

調查結果顯示,高危人群明顯高于一般人群,這主要與海島群眾缺乏運動、喜鹽嗜酒等不良 生活方式有關。患者中血壓控制率還很低,僅22.51%,而危險性分層中高危對象占62.07% ,提示絕大部分患者血壓未能實現有效控制,隨時有可能出現急性意外事件。因此在防治過 程中,要特別強調心血管的危險,做到一級預防與二級預防并進。

本次調查結果提示,該海島縣高血壓患病較為嚴重,人群高血壓危險因素非常普遍,血壓控 制率低,高血壓發病年輕化趨向明顯,應引起當地政府足夠重視,針對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 策略,及早落實各種干預措施,使高血壓得到切實控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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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莉.杭州市2005年城鄉居民高血壓病流行病學調查[J].中國預防醫學雜志,2007, 3:234-237.

篇9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786萬,比2015年增長131萬。

分省來看,影響不盡相同。

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廣西和甘肅2016年人口出生率分別為13.82‰、12.18‰,還低于上一年的14.05‰、12.36‰。湖南2016年新出生人口低于95萬,也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安徽、山西、江西等省份2016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別小幅增長0.1‰、0.31‰、0.25‰。

湖南省統計局數據顯示,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在15歲-50歲育齡婦女中為68.04%,在20歲-40歲育齡婦女中為40.91%。陜西省統計局的調查顯示,有近六成家庭不愿生育二孩。全國婦聯的調查報告稱,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為53.3%,不確定的為26.2%。

這些家庭普遍拒絕“二孩”的主要原因是:過大的經濟壓力和較高的時間成本。

以此來看,盡管計劃生育政策正逐步放開,但并未改變中國的人口發展總趨勢,持續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將成為常態。

基于此背景,今年全國“兩會”上,生育鼓勵政策被多次提及。

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表示,相關部門在積極研究解決涉及幼兒園、托兒所、教育、收入、女性就業等社會和家庭的配套政策問題。

財政部部長也表示,在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政策方面已考慮到對二孩家庭教育支出的專項扣除。

目前的人口局勢下,未來的計生政策如何調整?是否需要鼓勵生育?如何鼓勵?一系列問題均值得深究。 為什么不愿生二孩?

全國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標人群有9000多萬,但其中60%的婦女超過35歲,更有50%超過40歲。因年齡和健康等多種因素影響,目標人群中僅有28%能夠真正生育二孩。

除去“能不能生”,“愿不愿生”是另一回事。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說,中國人的生育意愿為全球最低,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為1.9個,低于“低生育”特征明顯的日本。 中國人的生育意愿為全球最低,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為1.9個,低于“低生育”特征明顯的日本。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意愿往往大于實際生育數,實際生育數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0%-70%。以日本為例,1992年至2010年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2.53個,但實際生育率只有1.37;德國、波蘭、匈牙利2011年的理想子女數是2.12個、2.27個、2.12個,但實際生育率只有1.39、1.30、1.24。

低生育意愿來自人們婚育觀念的改變,“多子多福”的觀念早成過去時。“現在年輕人的生育是理智行為,他們會根據家庭規劃選擇生育子女的數量。”鄭真真說。

這種理性選擇受制于教育資源、生活成本、人力安排等多種因素。

今年34歲的陳曉靜供職于北京一家事業單位,與丈夫育有一個5歲的女兒。雖然她表示“我一直是堅定的二孩主義者”,但卻暫時沒有要第二個孩子的計劃。“為了我女兒以后能讀好一點的小學和中學,我們剛剛在西直門又買了一套房子,我跟先生商量等經濟條件好一點后,如果還有機會,再生第二個孩子。”

陳曉靜的丈夫在國內一家知名的金融公司工作,不菲的薪資給予了她對二孩的期待,但大多數的城市工薪階層沒有這般“幸運”。

八年前,高蘭碩士畢業于北京一所知名高校,之后進入北京市一所區級地稅局成為公務員,月薪不到5000元,丈夫是她的研究生同學,目前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稅前月薪4萬元左右,兩人有一個6歲的女兒。夫妻老家均在河北,在北京打拼三年后才在亞運村附近買了一套房子,現在每月開銷大頭是住房按揭、償還房子首付欠下的債務,以及女兒的多項學習費用。

談到生二孩的計劃,高蘭連連擺手:“根本不敢想。”

除去經濟壓力,高蘭認為三口之家的結構沒什么不好。她的選擇似乎是城市工薪階層的共識。

對二孩政策對于普通家庭的影響,濟南一名40歲的中學教師說:“二孩政策與我們并沒有太大關系,不想要的仍然不想要,養不起的依然養不起。”她說周圍的朋友少有激情投身于二孩的討論和設想中。

2017年2月7日,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崔麗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2016年新出生人口中45%來自兩孩家庭。對于這一數據,鄭真真認為,國家相關部門并沒有公布生育二孩的婦女年齡等具體數據,因此并不能對人口形勢做出準確判斷。

“如果現在多出生的二孩,主要是由年齡比較大的婦女生育,如35歲以上的育齡婦女,那么這種增加是不可持續的。因為計生政策延續多年后,這只是一種補償性生育行為。”鄭真真預測,這對中國人口的總體發展趨勢不會有大的改變。 中國到底缺不缺人?

2017年1月25日,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下稱《規劃》)寫道,到2020年,全面二孩政策效應充分發揮,生育水平適度提高,全國總人口達到14.2億人左右。到2030年,人口自身均衡發展的態勢基本形成,全國總人口達到14.5億人左右。

許多人口學者的研究t補上了以上人口變化趨勢的后半部分――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以后持續下降,直至本世紀末。

“由于我國人口已進入低生育水平且長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數量在達到峰值以后持續下降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說。

3月11日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雖然也承認人口在2030年后是下降的趨勢,但他表示中國的人口問題并不缺數量,不僅現在不缺,未來幾十年、百年都不缺人口數量,到2030年峰值時期,中國人口有14.5億左右,到2050年還有14億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紀末還有11億以上的人口。

學者的擔憂在于,人口減少趨勢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59歲)自2012年起連續五年凈減少。而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并存的,是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

對于這些擔憂,王培安曾回應,2015年,中國勞動年齡的人口數量是13.03億,到2030年和2050年雖然減少到9.52億和8.08億,但目前歐美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總數也只有7.3億,而它們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8倍。因此,中國通過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有很大的空間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不缺勞動人口,仍處于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期前半段如果處理不好就業問題,會影響社會穩定。人口紅利期后半段處理不好則會出現經濟泡沫,我們現在處在后半段。”王培安說。

“從人口數量與勞動人口數量來看,人口問題并不是大問題,中國勞動力遠未充分利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說。他認為,當前勞動力短缺,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缺乏勞動力,而是一種與戶籍相關聯的制度性勞動力短缺。他舉例稱,在城市打工的女性一般在三四十歲時就回農村老家陪孩子讀書,男性四五十歲時也選擇回鄉,而這些人本可以在城市工作到退休年齡。

基于此,陶然認為不需要通過鼓勵生育來解決問題。

不過,人口學者提醒政策制定者和討論者,不要陷入“數量問題為先”的陷阱。李建新的研究發現,在東亞經濟奇跡中,人口年齡結構的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3.3%-50%。而當人口數量不再變化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趨于中性。因此,他認為人口增速放緩或下降,再疊加老齡化,無疑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的老齡化趨勢已經是“老生常談”,一語概括就是: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2015年總人口的15.5%是60歲以上的老人,10.1%以上是65歲以上的老人。據人社部、全國老齡委等部門預測,到2035年,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

無論官方還是學界,皆對人口結構失衡表示關切。

李建新的研究得出以下結論,“人口數量與年齡結構的變動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人口總量減少越迅速,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速度就越快,老化程度越高。”因此,在他看來,一定要鼓勵生育,緩沖老齡化和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沖擊。

對于“鼓勵生育”,政府的說法是“鼓勵按政策生育”。

如前所述,影響生育的因素集中在經濟壓力、女性的就業保障及托幼服務的缺失,鄭真真認為,一次性的財政補貼和獎勵并不能解決問題。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低生育國家,大多通過財政補貼鼓勵生育,實際效果有限。

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媽媽因孩子無人照顧無法就業,國內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僅為4.1%。“不是家長不愿意送到托兒所,而是3歲-6歲的托幼資源在一些地方比較緊缺。” 王培安說,提供多元的托育服務,可以較好滿足人們的生育意愿。

增加二胎的長假和托育服務,綜合生育率也會有所提高。新加坡近年出臺一項政策,工作區域必須配置托幼機構和設施。

教育資源等公共服務的短缺,也需要有配套政策或解決方案。

陳曉靜家位于北京交通大學東校區旁,周圍有交大附屬幼兒園、鋼研幼兒園等三家公立幼兒園,但這些幼兒園招生時優先選擇交大和鋼研院職工的子女,片區內的其他適齡幼兒鮮少有機會入讀。

“我女兒的戶口就在海淀區,按理說應有配套的公立幼兒園,可我們卻享受不到這樣的公共資源”,最后她為女兒選擇了一家私立幼兒園,每月交費5000元,而公立幼兒園的費用僅為每月1000多元。

全國“兩會”中,多名人大代表建議,鼓勵二孩的配套政策應包括解決醫療資源和教育資源短缺。王培安回應說,未來將健全稅收、社會保障、住房、就業等政策,優先配置婦幼保健、托幼、學前和中小學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

對陶然所述的“制度性勞動力短缺”,鄭真真提醒,為流動人口的生育提供怎擁惱策支持,也應充分考慮。

篇10

【關鍵詞】民營養老機構 趨勢 調查 醫療型養老機構 老人

一、引言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家庭養老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公立養老院畢竟床位有限,并且公立養老院大多數針對孤寡老人,加上就業壓力的加大,現在年輕人的就業形勢也不容樂觀,大多數年輕人也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照顧老人,所以民營養老機構無疑是這些老人的理想歸宿。因此,本文對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的家屬以及養老機構工作人員進行抽樣調查,并以此為依據,了解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的基本現狀和重慶市老年人的需求,以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管理者的角度為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的發展提出一些策略,并且為有想法自主創業民營養老機構的大學生提供理論支撐。

二、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和養老方式的基本介紹

(一)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基本情況

重慶市15個市轄區(渝中區、大渡口區、江北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南岸區、北碚區、萬盛區、渝北區、巴南區、萬州區、涪陵區、黔江區、長壽區、大足區 )總共有273家民營養老機構。據市民政局統計,我市每74名有養老需求的老人才有一個床位,不難得出,重慶4.5萬老人急需養老服務,因此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的市場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二)重慶民營養老機構護理人員基本情況

重慶民營養老機構護理人員年齡基本在45歲以上,并且基本素質較低,特別是醫療意識較淡薄,對民營養老機構的老人基本上不能給予良好的照顧,因此重慶民營養老機構需要從自身出發向醫療型養老機構發展。

(三)重慶市老人養老方式:1、居家養老方式2、社會福利養老3、民營機構

三、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養老機構內以65歲以上的年齡層(占73.48%)為主,并且以女性老人(共141人占61.30%)為主,她們大多無配偶(未婚、喪偶),占了78.70%,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內的老年人主要經濟來源為退休金(63.91%);絕大部分(85.22%)老年人都是第一次入住養老機構,由于我國民營養老機構的發展較晚,目前很多基礎的設施仍然不夠完善,并且大多醫療護理條件差。因此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向醫療型養老機構發展必將是今后的趨勢。

四、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發展趨勢及策略分析

(一)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現狀

1.需求量遠大于供應量,難以滿足強大的養老需求

第六次人口調查結果顯示重慶人口數目為2884.62萬人,65歲以上人口數目為333.41萬。由此可見,重慶老年人的養老需求還是相當大的。但是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的床位設置按照前面調查報告的最大數算才僅僅有35800床位,顯然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的需求量是遠遠大于供應量的。

2.民營養老機構入住率低下

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的入住率普遍比較低。在面對如此大的養老需求下,民營養老機構的入住率卻這么低,是因為重慶民營養老機構本身對護理人員的要求低,致使護理人員對老人的照顧不周,老人家屬就不愿把老人送進這樣醫療條件差,并且護理人員缺乏專業護理知識的民營養老機構。

3.資金短缺,影響機構的正常運營

民營養老機構的資金短缺問題相當嚴重,為了緩解資金問題,很多民營養老機構普遍都采取減少護理人員、讓一個護理人員護理多個老人或者增加收費的方式,這樣就大大影響了服務質量以及機構的經營。

4.護理人員數量較少,難以滿足老人的服務需求

在調查中,很多護理人員需要一個人照顧幾個老人,只有16.67%的護理人員是專職照顧一個老人。因此不難想象,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內護理人員對老人的服務質量是可以想象的,這也可以很好地解釋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入住率不高。

(二)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向醫療型養老機構發展的策略分析

1.政府應該給予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相應的幫助

一直以來,昂貴的土地是民營養老機構的一只攔路虎,要想興辦一個一畝的養老機構,土地成本就需要上百萬,因此為了降低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的土地成本,政府應該適當減免相應的土地出讓金和使用稅等費用,讓重慶民營養老機構能把成本用在醫療服務上。

2.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策略分析

重慶民營養老機構應該從自身出發,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增加軟實力,努力和政府、醫療機構合作,讓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向醫療型養老機構發展。

首先,積極與大型醫療機構合作。民營養老機構不像公立養老機構有政府的直接扶持,所以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管理層需要和就近的醫療條件較好的公立醫院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讓醫院的專業人員定期給入住老人進行檢查,解決老人“看病難”的問題,當遇到突發性或者急性疾病時,能確保老人和醫院的快速連接,甚至無縫連接。其次,嚴格控制入職護理人員的素質,提高護理人員的薪資待遇。同時也應該定期組織對護理人員護理知識以及心理輔導方面的培訓,讓入住老人的生活質量越老越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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