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口問題，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姚先國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導穆光宗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高文書

人民論壇：如何看待在人口問題認識上的一些誤區？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重新審視我國的人口問題和政府的人口戰略？

穆光宗：過去對人口問題的最大誤解就是將人口問題理解成人數問題，將人口效應理解成分母效應，將人口問題理解成生育問題。這是傳承至今的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計劃經濟思維。

歷史上的人口戰略是以人口數量為考慮中心的“一條腿走路”戰略。但事實是，人口的數量控制通過“節流”的辦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這樣的戰略已經在實踐中帶來很多問題和挑戰，譬如：我國人口生育率越來越低，甚至已經到了超低生育水平；中國面臨著少子女老齡化、獨子女老齡化和無子女老齡化的多重沖擊；新一輪的人口增長并沒有帶來年輕一代人口素質的全面提高和發展。

姚先國：新時期，我國面臨什么樣的人口問題呢？不是數量問題，而是質量問題。人口領域的根本矛盾在于人力資本存量與現代化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工業化加速過程中的產業升級要求與現有職工的知識能力水平相矛盾。自主創新的要求、國際競爭的壓力與現有科技隊伍的能力不足相矛盾。城市化推進中的勞動力非農化趨勢與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矛盾：要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卻無謀生能力，變成城市貧民；要么滯留農村變成隱性失業人口，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從根本上妨礙現代化進程。

人民論壇：新形勢下的人口戰略該如何制定，您有何建議？

姚先國：關鍵在于實施以積聚人力資本、提高人口質量為主旨的新的人口戰略。這一戰略需要實現四大轉變：從人口的數量控制轉為質量提升；從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轉為培育人口的內生調節機制。實踐證明，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主要在城市有效，在農村往往失靈，結果造成人口的“逆向選擇”現象。實踐也同樣證明，教育程度越高，經濟越發達，社會保障越健全，生育率就越低，就越不需要強制手段控制。既然如此，何不轉而采用發展農村教育、經濟和社會保障的手段來自動控制人口增長呢？從重物輕人的投資戰略轉向重點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從重視高端人才培養轉為重視勞動者能力建設。

高文書：首先要繼續貫徹控制人口增長、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思想，要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能。對出生性別比問題的治理，要通過進一步的分析，重點監測特定的人群，以提高政策有效性。同時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

穆光宗：中國需要全力推行的是人本主義的人口發展戰略。人口問題在根本上是對人的投資的不足和失敗所導致的。只有加大對公共衛生和教育的投資，我們才能有望打破疾病與貧困這一惡性循環。

未來我國人口發展戰略需要確立三大目標：風險最小化、潛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就是：賦權于民，投資于民，發展于民。

中國人口發展需要確立凸現人的全面發展主導價值取向的戰略大思路，具體表述如下：調控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優化人口分布、開發人力資源，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人民論壇：如何準確理解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姚先國：人口可持續發展可以表述為：“以人的全面發展和福利增長為導向的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動態均衡過程。”

人口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在于人與自然的均衡。如果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或者破壞了資源與環境，造成人與自然的失衡，就會危及人的生存基礎。

這是一種動態均衡。人口戰略也好，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也好，都要立足現在，顧及將來，要考慮代際之間的均衡和種族、文明的延續。

這是一種積極的均衡。“可持續發展”最終是著眼于發展，而不是為了消極的“持續”。發展的目的是要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快樂程度，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全面發展。

高文書：人口可持續發展要求妥善處理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它強調實現適度人口規模，提高人口質量，改善人口結構。強調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的協調發展，它要求勞動適齡人口與就業手段、就業結構的協調發展；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與養老保障事業的協調發展；人口分布與產業結構、生產力布局的協調發展等。

穆光宗：人口發展戰略首先要關注的正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少生不是一切。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做法并沒有包含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意思。從人口安全發展的要求出發，我們需要及早確立“適度低生育戰略”。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相對穩定的低生育水平時期。對“低生育水彈風險”的過分擔憂是缺乏依據的。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發達的農村，很多家庭主動放棄或者推遲了二胎生育，一方面是出于生養成本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育觀念的轉變。

人民論壇：新的形勢下，如何建立科學的人口評價機制？

姚先國：人口評價機制是否科學，關鍵在于這種評價是否貫徹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因此，人口評價機制就不能僅看人口數量是否得到了控制，更應該體現人力資源全程管理的要求，從優生優育到培養成才，開發利用，直至退出勞動力市場，都應在評價機制中得到反映。與此同時，人口的生存狀態、生活質量和幸福程度指標也應納入人口評價的視野，成為評價人口戰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

穆光宗：只有從科學的人口發展觀出發，才能建立起科學的人口評價機制，所以考核的是人口發展的安全度、優化度和控制度。同時不能過分迷信一票否決行政考核的績效。這一做法依然是以數為本，弊端日益顯現。

人民論壇：如何看待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和面臨的國內國際風險？

姚先國：以“大人口”的觀點審視，隨著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將進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數過大，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人口規模仍會進一步擴張。人口老齡化將加速。關鍵在于應對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確和有效。

面臨的風險主要來自國內，最根本的隱患在于現存的體制缺陷和機制扭曲。

長期存在的城鄉隔絕體制和產權不明晰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兼具城鄉二重身份的“農民工”進行“候鳥式”的遷徙，潛伏著極大的社會風險。另外，城市化加

速過程中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失去土地，他們將何以謀生？

就業始終是中國重大的社會問題，勞動力市場上的供需矛盾有可能更為加劇。另外政府對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靠老百姓自己投資，代價高昂，而現在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即使就業也收入低廉，不足以補償成本，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這種狀況若長期持續，不僅會極大地挫傷人民群眾人力資本投資積極性，而且會引發社會動蕩。

上述問題應通過調整城市化戰略，調整公共支出結構，加大對教育、衛生的投入，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放松政府的產業管制，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等措施予以化解。

高文書：我國面臨的人口安全問題是多種多樣的。人口承載能力問題，人口年齡結構的問題，人口城市化對資源壓力加大，人口出生性別比例的嚴重失調，人口健康的問題，人口流動對傳統體制的沖擊。

篇2

〔摘要〕人口問題是北京市需要著力解決的一大難題。未來一個時期，北京市的人口仍將處于一個較大規模增長的態勢，在當今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大環境下，嚴加控制不是解決北京市人口問題的有效辦法，應該隨經濟社會發展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逐步化解人口難題。

〔關鍵詞〕北京市；人口；戶籍

一近年來北京市人口變動的趨勢。

從1999年到2007年，北京市的經濟發展速度連續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與此同時，北京市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也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北京市近年來人口變動表現出以下幾個趨勢。

1.人口保持增長態勢。

從過去的幾年看，北京市2007年常住人口為1633萬人，相比1998年的1245.6萬人，9年間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3萬人，人口增長仍然呈現較高的增長水平。

2.外來人口保持較大規模增長。

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主要是由外來人口引起的。

數據顯示，9年間，外來人口由1998年的154.1萬人，增長到2007年的419.7萬人，每年新增29.5萬人，占常住人口新增量的68.6%,即每三個新增人口中就有兩個是外來人口……這體現了外來人口的常住化趨勢，故控制外來人口的增長規模是北京市人口管理的重要課題。

3.戶籍人口的機械增長。

目前，人們對北京市人口增長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外來人口的增長上面，對戶籍人口的增長尚關注不夠。通過數據對比可以看出，近9年來戶籍人口也呈大幅上升的增長趨勢，每年新增13.5萬人，占新增常住人口的31.4%,相當于每三個新增人口中有一個是戶籍人口，戶籍人口增長的90%來源于機械增長，且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保持穩定。這種增長固然是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但面對如此快速的增長，也應有相應的對策。

4.區域人口增長格局分化明顯。

近五年來，人口變動的區域差距性最為顯著也最具有代表性。核心區人口大幅減少67.1萬人，拓展區人口大幅增加190.9萬人，發展新區人口增加86萬人，涵養區人口整體增加2.3萬人。核心區和涵養區的人口變動數量符合北京市人口發展目標，但拓展區外來人口增加幅度過大（每年增加人口為47.7萬人）,發展新區吸引中心城區人口能力相對不足，每年僅吸引7.6萬人。

二存在的問題。

1.人口快速增長使北京市面臨巨大壓力。

按現在每年凈增43萬人口的規模，北京市到2010年常住人口將達到1762萬人，到2020年將達到2192萬人，大大超出北京市“十一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到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規模。而且200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新增52萬人，相當于國外一個大中城市的規模，是歷年來人口增加最多的一年，人口增長呈現出加速膨脹的趨勢，如不加以合理解決，未來人口比上述預測數字還要龐大。這對北京市的資源、能源、環境、城市服務等方面造成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2.外來人口過于集中在拓展區。

拓展區目前已經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2002-2006年，拓展區新增外來人口56.1萬人，占北京市新增外來人口的58.1%,拓展區良好的投資環境、教育水平、發展空間（就業吸引、置業吸引、學業吸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造成了人口分布也呈“攤大餅”式發展。這種外來人口過于集中在拓展區的趨勢不利于北京城市的整體發展。

3.新城承擔中心城人口疏散功能需加強。

目前，新城地區承擔了大約北京市三分之一的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發展新區，外來人口增加量占整個新城地區的83,3%。應當說新城的人口集聚效應開始顯現。但作為未來北京市人口疏散的重點區域，其產業集聚能力還較弱，其人口承載能力還需要進一步增強。

4.周邊地區發展相對滯后。

據《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顯示，2006年，京津冀區域的“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這說明盡管北京市自身的發展速度很快，但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很弱。周邊地區發展的落后，導致這些貧困區域的人口不斷地涌向北京市，致使北京市的人口出口不暢，人口只進不出，難以疏散。

這也是近年來北京市外來人口（較低素質人口）不斷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

5.戶籍管理及人口統計工作需加強。

戶籍的多頭管理政策放松是人口機械增長的主要原因。中央、市屬和軍隊三大系統均握有進京戶口審批權（涉及26個單位的41個部門）,小城鎮、房地產外銷、高校進京指標等方面的戶籍管理政策也較為寬松。同時，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人戶分離現象比較嚴重。據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市人戶分離人口已達228.6萬人，占戶籍人口總量的19.4%,五分之一的戶籍人口人戶分離。人口管理的松散，造成人口統計工作不清，人口政策指向不明。

北京市人口增長應該主要吸引高端人才，以實現“高端、高效、高輻射”產業發展，但目前的人口管理現狀難以做到這一點。

三對策建議。

在全國快速城市化、人口大流動的背景下，實現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的協調發展，應該多措并舉。一要靠管理，采取市場經濟措施，以優化產業結構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引導人口自由、合理的流動，而且滿足吸引高端人才的需要；二要靠疏導，從整個區域發展的角度考慮人口疏散，把更多的人口放到新城、周邊地區及全國各地去。

1.優化北京市人口增長空間結構。

按照北京城市空間布局規劃，應以調整產業結構為主線，逐步形成按主體功能定位的人口發展趨勢，力爭用5年時間，實現核心區人口比重有所下降，拓展區人口比重基本穩定，新區人口比重明顯增加，涵養區人口集聚水平提高。

一是優化各主體功能區產業結構，控制功能區人口的相應比例，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轉移到新城，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人口的有序、合理流動。

二是調控戶籍政策，適當限制城八區的外來人口規模，積極引導外來人口流入發展新區。用鼓勵外來人口在發展新區入戶籍的制度，減少城八區外來人口持續增長的壓力，實現北京市人口空間的合理布局。如新增機械遷入人口，戶口優先落在新城；由中心城遷入的人口，其子女可優先進入新城優質中小學就學等。

三是加強房地產業的調控與管理。房地產業在全市范圍內合理布局，在發展新區和軌道交通站點附近，采取積極措施使其成為中心城區人口的主要疏散地，控制新城商品房外銷比例，避免成為外地流動人口的“新城”。可以對符合城市空間布局要求的居住區采取低生活成本的政策。

四是加強新城的優質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著力解決新城在教育、醫療、體育等方面的先天不足現象。建設若干重點項目，鼓勵中心城優質公共服務設施整體搬遷到新城，以提升新城的人口吸引力。

2.加強區域合作。

加快推進京津冀區域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協作，從區域的角度平衡資源和產業，帶動周邊區域發展，引導人口在大區域空間上的合理流動。

一是加快推進京津冀區域在基礎設施布局、產業發展、城鎮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實質性的開展，以產業就業引導人口轉移疏解，減緩北京的人口涌入壓力。

二是應特別注重與廊坊等周邊中小城市的合作，提高其承載力，通過經濟適用房、老年公寓、高校轉移等方面的合作，引導人口向外疏解。

三是加強人口異地疏導政策研究，探索異地養老的醫療、社會保障政策，鼓勵人口跨區域流動。

3.加強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是一項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的工作，應該在傳統戶籍管理手段與經濟社會發展、勞動力供需與城市承載能力、完善各項服務與有效控制人口規模的現實矛盾中尋找平衡，立足現有條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不斷提高人口管理與服務水平。

一是成立由國家有關部委、駐京部隊和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參加的首都人口發展委員會，統一領導、協調首都人口管理政策法規的研究、制定、實施和修訂工作；清理戶籍遷入政策，變“多支筆”審批為“一支筆”審批，提高戶籍遷入人口素質，確實為首都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流動人口管理信息系統，統籌協調各職能部門，建立標準一致、互為補充的全市人口綜合動態信息管理平臺，及時掌握全市人口信息，提高人口管理效率，降低人口管理成本。

三是對外來務工人員實行常態化管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勞動監察，規范用人單位的用工行為，如保障最低工資水平，健全社會保障機制，提高企業雇用外來勞動力的成本；嚴格限制大量使用外來人口為主體的企業和產業的發展。

四是對外來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務。依法加強對居住場所的管理和服務，改善外來人口的居住和工作條件，如清理整治“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城市地下空間等聚居地，防止形成“貧民窟”；合理調整水、電、氣等生活要素價格，提高北京市居住、生活成本，以此控制和減少“三無”人員等寄居型人口的盲目流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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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問題始終是制約我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全國少生4億多人，提前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有效地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實踐證明，我國堅持不懈地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促進世界人口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形勢總體是好的。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低生育水平面臨反彈的現實風險。21世紀上半葉，將迎來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今后十幾年，人口慣性增長勢頭依然強勁，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1000萬人；人口素質總體水平不高，難以適應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的要求；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龐大，就業形勢更加嚴峻；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重，社會保障面臨空前壓力；出生人口性別比居高不下，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流動遷移人口持續增加，對公共資源配置構成巨大挑戰；貧困人口結構趨于多元，促進社會均衡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總之，人口眾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國情，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壓力沉重的局面，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緊張的狀況，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無不與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密切相關，在人口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難以逆轉的長期影響。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選擇。全黨務必從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從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高度，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從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負責的高度，堅持不懈地做好新時期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

今年以來，我縣的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堅持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針，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抓住“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一中心任務，進一步完善利益導向政策體系，加快建立以宣傳教育為先導，“依法管理、村民自治、優質服務、政策推動、綜合治理”的長效工作機制，通過努力，各項工作圓滿完成。

國家人口計生委于2006年1月4日下發了《關于學習貫徹人口和計劃生育群眾工作紀律和檢查考評工作紀律的通知》，明確規定了人口和計劃生育群

眾工作紀律和檢查考評工作紀律（兩個紀律分別為：

人口和計劃生育檢查考評工作紀律

一、不制定脫離實際的考評指標；

二、不在執行中擅自改變檢查考評程序、內容和標準；

三、不在執行檢查考評公務期間飲酒；

四、不接受被檢查考評單位的宴請和錢物；

五、不在被檢查考評單位報銷應當由檢查考評工作組織者和個人支付的費用；

六、不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七、不作出失真或顯失公平的檢查考評結論。

在人口和計劃生育群眾工作紀律

一、不非法關押群眾；

二、不打罵侮辱群眾；

三、不損壞群眾財產；

四、不違規收費罰款；

五、不強迫群眾受術；

六、不違背服務承諾；

七、不刁難群眾辦事；

八、不借機。

以下簡稱“兩個紀律”）。為了認真貫徹落實國家、省、人口計生委關于“兩個紀律”的通知精神，我縣縣紀委監察局特制定認真學習遵守“兩個紀律”的實施意見如下：

一、認真學習、廣泛宣傳“兩個紀律”

建立健全和嚴格執行“兩個紀律”，對于認真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的精神和作風，更好地適應法治社會建設、和諧社會建設以及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建設的客觀要求，保證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建設的客觀要求，保證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各鄉鎮（街道）計生辦、局機關各站、股（室）要把學習遵守“兩個紀律”作為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一件大事，列入計生工作人員政治學習、業務培訓和應知應會的重點內容，采取多種形式如宣傳欄、黑板報、廣播電視等，認真、深入學習，廣泛宣傳．全面掌握“兩個紀律”的基本內容和精神實質，使大家進一步增強法律意識、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樹立依法維護公民合法權益和依法履行計劃生育職責、正確執法、文明執法的觀念，提高遵守“兩個紀律”的自覺性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我鎮人口計生工作者和村干部嚴格執法、文明執法、廉潔從政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通過實施鎮政府網上政務公開、開通舉報電話等手段充分發揮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讓廣大群眾及社會各界知曉“兩個紀律”，使計生工作和計生干部處于公眾監督之下。

二、自覺遵守、全面落實“兩個紀律”

計生系統的工作人員在各項工作中都要自覺遵守、全面落實“兩個紀律”真正做到文明執法不侵權、優質服務不失信，廉潔愛民不謀私，具體做好以下幾點：

（一）是嚴格執法行政、又明執法、優質服務，堅決杜絕侵權行為發生，計生系統工作人員要將各項工作嚴格控制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嚴格按照規范的程序和要求開展管理和服務，維護群眾的財產權和人身權，深入群眾，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使群眾理解人口計生法律法規，支持人口計生工作，在辦理計劃生育各種證件和進行服務時應當運用文明語言。

（二）是采取便民措施，方便群眾辦理各種證件。要采取電話預約、一次性告知等措施，在法定期限內辦理各種證件，嚴禁在辦理各種人口計生證件時設置前置條件，刁難群眾。

（三）是客觀、公正進行檢查考評，要科學確定考評指標，在制定人口和計劃生育目標責任考評意見時，廣泛征求意見，對新增的考評要求，要及時組織有關人員進行培訓；

（四）是廉潔清廉、自覺克服各種不正之風，不得利用手中行政權力，不得有吃、拿、卡、要行為。

三、自覺遵守、互相監督“兩個紀律”的執行

各鄉鎮（街道）計生辦、局機關各站、股（室）應從健全工作制度入手把“兩個紀律”列入日常工作規范之中，具體規定．明確紀律：重視“兩個紀律”的宣傳教育、做好相互監督等工作。要及時對違反紀律人員及時上報相關部門和有關領導。制定責任措施，周密部署和安排，真正做到領導到位、責任到位、要求兩個紀律的各項要求落到實處，推動全縣計生工作水平不斷提高。確行政執法過錯責任和領導責任，嚴格維護“兩個紀律”的嚴肅性。合理制定我鎮計劃生育檢查、考核工作指標。在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中，努力使我鎮計生工作人員嚴格遵守群眾工作紀律，切實做到依法治育、廉潔自律，全心全意為育齡群眾服務。

四、健全制度，確保“兩個紀律”紀律執行到位

認真組織“兩個紀律”的學習，及時公開“計生群眾紀律和檢查考評紀律”，促進了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理念、方法和作風的轉變，較好的發揮計劃生育檢驗考評正確導向作用。開展了“兩個紀律”自查自糾活動，在自查過程中逐條對照“兩個紀律”要求，認真查找在開展人口計生工作中存在的違反紀律問題，深刻分析個別違反紀律的主客觀原因，研究預防對策，制定和落實整改措施，本著邊查邊改，有效扎實地做好全鎮自查自糾工作；開通陽光計生電話服務熱線，為方便群眾咨詢、投訴及接受群眾對計生工作反映意見、進一步拓寬了監督渠道。

在實施過程中，把“兩個紀律”的貫徹落實與推進依法治育、依法行政、加強行業作風建設緊密結合起來，認真分析、排查全鎮計生反映的違紀線索，認真解決群眾反映較為強烈的違紀違規問題，特別是對今年以來是否發生嚴重損害群眾利益、違規收費罰款、以罰代法，借機等行為進行重點排查。

篇4

【關鍵詞】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

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是指不具備城市戶籍，但又在城市居住并從事各種經濟、文化活動的少數民族人口。改革開放后，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人口涌入發達城市，形成了新形勢下的一次少數民族大流動。與漢族地區相比較，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總量還比較小，但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加快民族地區的發展， 改變中國民族的分布結構以及在民族關系的變化方面正在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另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自身的民族性、宗教性、文化性等特點，與之有關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更應該予以高度重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民族文化等與流入地主要是城市存在著較大差異，其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間遭遇到來自城市社會管理體制與政策乃至城市居民的偏見歧視等方面的障礙，他們自身遇到的不適應狀況、帶給城市社會的某些不良影響和在流出地以及流動過程中發生的問題。

按照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可以簡單地把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分作兩類：一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帶給城市社會的相關問題；二是他們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間所遭遇到的相關問題。

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給城市社會帶來的相關問題

（一）增加城市生活壓力和管理的難度。包括少數民族人口在內的流動人口大量增加，使城市的基礎設施超負荷運轉；不同的民族文化素質、生活習慣、語言障礙等各種因素引發的矛盾糾紛越來越多；一些少數民族的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務工經商，既不辦理暫住證，也不辦理經商執照；此外，由于流動性強，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很難落實。

（二）影響城市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以后語言不通，情況不了解，在生活上往往會遇到許多困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城后缺乏勞動技能，基本生活難以保障，有的甚至從事盜竊、賭博、吸毒販毒等違法犯罪活動，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隱患。

（三）影響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因不尊重少數民族習俗、侵害少數民族權益而引起問題復雜化，主要表現在：不尊重少數民族群眾飲食、喪葬等方面的風俗習慣而引發的事端；在一些宣傳報道和文藝作品中，歪曲、丑化少數民族形象；不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和， 傷害少數民族感情的事件等。

（四）加大城市宗教管理的難度。少數民族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時，也將本民族的帶入城市，在有的城市存在著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群眾過正常宗教生活與城市現有宗教場所不足的矛盾問題；有時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往往使原本諸如經濟糾紛等一般性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和敏感。

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間所遭遇到的相關問題

（一）生活收入。應該來說工作是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工作是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學歷不高導致了收入普遍偏低，大多數少數民族城市務工人員就業范圍窄，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很少接受職業培訓。做小生意的比例高，但合法經營資格的取得比較難。況且，他們只會著一些具有民族特點的食物或手工藝品，很難在漢族人居多的大城市中獲得大的商機，即他們的顧客群是非常小的。以上種種使得他們很難有較可觀收入，再加上是身在大城市中，想要僅靠這些生意賺取的血漢錢在大城市中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難的。而且他們普遍存在較大語言溝通問題，所以在做生意的過程中很容易與顧客產生誤解，影響到他們的生意，同時由于宗教文化的差異，造成他們與城市本地人共事有較大困難，這樣就算有較高的學歷也較于當地人找工作有更大困難。

（二）接受到的社會福利。一些基本醫保還未實施到流動人口中，那么就更不用說實施到他們這樣特殊的群體中去了，這也使得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狀況更差了。

（三）子女的教育問題。由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子女沒有流入地的戶口，沒有機會接受正常的學校教育，他們在流入地的受教育問題也變得日益嚴峻。不少地方將他們安排在單獨編制的班級，但是這樣就更加加深了他們與城市以及與漢族的隔膜。

（四）心理上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流動人口的社會歸屬感普遍較低，易通過極端方式發泄不滿。多數在城市務工的少數民族在語言文化上與本地人有較大差異，再加上低端就業，使得他們的歸屬感更低。同時不少城市本地人對他們有較大偏見。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出現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結果

（一）來自城市尤其是管理體制方面的因素是產生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外在原因，也是流動人口問題產生的共同因素。包含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內的流動人口群體由于不具有城市的正式戶口，而在整體上被排斥在了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他們與本地城市人形成兩大截然不同的群體，構成城市社會的“新二元結構”。作為流動人口的重要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亦被排除在城市體制之外，不能夠在城市中享受到普遍意義上的國民待遇。在就業方面，“中國許多城市在勞動就業方面仍將相對較好的職業留給本地人，以保證城市居民享有好職業的優先權和獨占權，外來務工人員被明確地排除在這部分職業的范圍之外”城市的這種“職位保留”政策也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排除在很多正規職業之外，使其只能在非正規部門謀求就業，從而會遇到就業問題。再加上他們在城市生活期間，城市支持系統功能的缺位與弱化使得城市社會支持系統無法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與幫助，最終容易陷入貧困之中。當然，在現行教育體制下，城市公立學校不能滿足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需求，現行的教育體制使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成為一個大問題。

（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自身的文化素質以及專業技能的缺失與不足是問題出現的內在因素。一般情況下，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勞動者個人素質高低的重要方面，也是個人社會生存能力的內在基礎。顯然，部分少數民族人口自身低下的文化素質使得他們在城市中不太容易適應城市管理方式和城市現代文明， 最終給城市社會帶來諸如環境衛生問題、影響市容市貌問題、違規與違法經營問題乃至超生多生、違法犯罪等問題，影響到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社會環境穩定。另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自身的文化層次較低，專業技能欠缺，先天性人力資本的不足以及后天在城市中的社會資本積累有限，使得他們在城市中不能夠順利地實現就業與創業， 部分人除了可依靠民族身份實現底層與自雇式就業外，很多人在殘酷的市場與就業競爭中只能是處于下風。當然，與就業問題緊密相連的就是貧困問題，無法實現就業或就業不足肯定會導致在城市生活困難，再加上城市社會保障系統的缺位，其很可能會陷入到貧困中去， 甚至有些還可能因此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威脅到城市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

（三）城鄉之間、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基于此出現的文化沖突與文化不適應是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文化沖突以及文化的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是一種雙向的不適應，一方面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城市的不適應，不僅包括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往往承襲流出地的生活習慣，不去主動地適應新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而且包括他們面對城市的異質性文化無法無力來應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不適應，他們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等感到不理解， 導致糾紛矛盾頻繁發生。這種雙向不適應問題最終導致了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出現。其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城市社會的文化不適應是關鍵的環節。另外，來自城市居民的偏見與歧視也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之所以會出現的一個因素，是城市居民不去適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重要表現。城市中的部分居民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懷有一種概念化的印象，總認為他們落后、野蠻、不講衛生、缺少教養等等， 不愿意不喜歡主動與他們打交道，處于一種主動交往隔離與斷裂的狀態。在城市人的偏見與歧視的社會環境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更難以謀求自己在城市生存與發展的更多空間， 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使得問題顯現出來。

當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城市經濟文化方面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我們不能因為存在某些問題就否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正常發展，要采取措施興利除弊，鼓勵少數民族流動，并要發揮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積極作用， 抑制、消除其消極影響。我認為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應該創造條件積極引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相適應，努力構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預警機制，積極尋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消減對策，并要采取主動有效的措施和手段來緩解甚至消除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對城市、對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自身的負面影響，尤其是要通過城市民族工作機能的加強來不斷強化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服務與管理， 切實保障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與利益，最終實現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城市社會的真正認同。

參考文獻

[1] 陳友華.中國流動人口問題的建構與誤導[J].人口與發展，2008（05）.

篇5

關鍵詞: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流動人口;人口調控策略

北京在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戰略目標,這是北京在新的起點上,謀求更高層次發展的戰略抉擇。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必須認真面對人口增長問題,應以建設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確對待和科學處理流動人口問題,拿出符合建設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動人口調控管理對策。

1北京流動人口超千萬引發關注討論

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專題調研組拿出了一個關于流動人口問題的專題調研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總數已達1972萬,其中北京的戶籍人口1246萬,登記流動人口763.8萬人,如果算上未登記的流動人口,北京的流動人口總數已接近或超過1000萬人,成為我國流動人口數量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根據調查結果,北京市人大調研組認為,北京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已經提前十年突破。面對如此嚴峻的人口增長局面,市人大常委會專題調研組指出:“對于人口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各級領導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沒有將調控人口的規模擺上重要位置,處于目標游移不明,政策導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無所作為的狀況,長此下去勢必損害首都的長遠發展。”北京市人大調研組發出強烈呼吁,主張從嚴控制北京的流動人口增長,采取合理調控人口規模的相應措施。①

北京市政協常委會最近也發表了關于北京市人口的調研報告,披露的數據與市人大調研的數據基本一致,市政協調研報告認為,按現有趨勢十年后,北京的常住人口總量將突破2500萬人,新增的交通供給將被人口增量抵消,新增的調水量可能被新增人口吞噬。北京市政協建議盡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員會,把流動人口的控制作為主要對策②。

北京流動人口超千萬的消息引起了關心北京發展的許多人的關注,許多專家學者對此問題展開了新一輪的討論,探討如何在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新的形勢下,解決好北京的人口增長問題。我們且不說原來的發展規劃中所提的北京常住人口1800萬的計劃是否正確,常住人口提前超過原計劃200萬,這已經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在目前北京開始實施建設世界城市發展戰略下的新階段,確實有必要對北京的人口增長特別是流動人口的增長進行研究,拿出切實符合建設世界城市要求的人口調控對策。

2北京建設世界城市與流動人口的關系

城市是大規模高度聚集的人類活動區域,現代城市的發展首先表現為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和流動性的增強。城市化時代人動的根本特征就是流動。所以,發達城市的任何人都可成為流動的人口。世界城市作為城市發展的高端形態,作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高級形態,必然是一個人口大聚集大流動的城市。權威的專家學者認為,世界城市是來自國內和國外的移民聚集地,是“世界社會的縮影”,是多元的人種與多民族共生的社會空間。也就是說,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過程,就是國內各地、世界各國人口向北京聚集的過程,這個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在流動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37%左右,這個比例并不算高。外國人僅占北京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幾,遠不符合世界城市人口結構的標準。紐約、倫敦、東京等世界城市,光外國人口就占當地總人口的20%至40%以上甚至更多。至于本國的流動人口就更多了。從總體看,北京邁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動人口、外國來京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過程。據筆者測算,再過5年(即2015年)流動人口將與北京戶籍人口數持平,到2020年,流動人口將大量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到2030年前后,北京將形成以外來流動人口為主的人口格局,甚至會高達70%左右的比例。就是在北京戶籍人口中也會有外地戶口不斷遷入北京的“機械增長”的人口,如算上這一塊,外來人口、流動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又要邁向世界城市,這個趨勢不僅不必大驚小怪,而且應該科學預測到。北京本土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所以,從建設世界城市的戰略要求著眼,北京應積極打開大門歡迎外來人口,北京將成為流動人口之都。那么,北京戶籍人口、本土人口是不是會流動到外地呢?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經濟是開放式經濟,是聚集式經濟。城市經濟之所以比一般區域經濟更發達,是因為城市經濟有兩種乘數效應。這兩種乘數效應都是由城市的供給與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引發的。城市經濟可分為輸出產業和非輸出產業,輸出產業是由城市向市以外區域提供供給的產業,非輸出產業是滿足城市內部自身需求的產業。城市的發展會使輸出產業迅速發展并優先增長,如為周邊地區市場服務的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等會迅速發展,這就是城市經濟的第一乘數效應。在第一乘數效應基礎上,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入城市,從而進一步促進城市的生產力和市場發展,特別是引起城市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各種服務業的大發展,從而擴大非輸出產業和輸出產業。這就是城市經濟第二乘數效應。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將大大增強以上兩種乘數效應,促進城市經濟大發展。而在此大發展中存在極大的人口需求。這就使流動人口大量涌入。因為有就業崗位,有人力資源需求,流動人口大量涌入是必然趨勢。北京正在制定建設世界城市的人才需求戰略,今后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技術創新人才、各種產業人才、各色服務人才。而這些靠現有本土常住人口,不僅在數量上無法滿足,更在需求結構上無法滿足。于是就需要具備條件和素質、能夠適應北京發展的外地人口、外國人口來北京。如果用行政手段一味控制流動人口來北京,會使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目標落空。

再一個問題是,到底如何評價外來流動人口對北京城市建設和城市經濟發展的貢獻?人們光看到外來人口占據了北京的就業崗位,消耗了北京的資源,但為什么看不到他們對北京的重大貢獻呢?北京的經濟總量、北京的gdp大約有將近一半是外地流動人口創造的。從一、二、三各個產業看外地流動人口都是人力資源主體,龐大的勞務大軍成就了北京的發展速度。但可惜的是,高達數百萬的外地勞務人員為北京創造了巨額財富,除了領取到相對微薄的工資收入外,并沒有享受到北京發展的成果。他們沒有北京所提供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住不上北京應該提供的廉租房,大批的建筑勞務人員只能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中,他們的子女來京往往進不了正規的學校和幼兒園。包括大量外地流動人口所創造的北京經濟成果,在按照人口平均時,卻無情地把大量外地流動人口剔除在外。經濟總量的大蛋糕是分子,而分母卻沒有他們了,只有北京戶籍人口,所以按照戶籍人口所平均的北京人均gdp很高。北京不斷享受著外地人口提供的“人口紅利”,外地人卻享受不到多少北京發展的成果和好處。這能叫公平和諧嗎?在建設世界城市的新形勢下,北京應認真對待流動人口問題,如果對流動人口政策不正確,將嚴重影響到北京建設世界城市。

3按照建設世界城市要求解決北京流動人口問題

那么現在的問題是,北京就這樣16800平方公里的面積,只相當于一個一般地級城市市域總面積大小,卻承載了相當于一個中等人口規模省份的人口總量。再加上北京的山區、半山區占總面積的60%,市域平原面積不過6000多平方公里,水資源嚴重匱乏,土地資源更是異常緊缺。如果人口增勢繼續加快,會加劇北京空間環境資源與人口的矛盾,使首都資源環境不堪重負,也會出現嚴重的大城市病。這是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最大的制約因素。怎么辦?能不能找到科學合理的調控對策,是對北京市的一場大考。只靠人為的行政的手段是無法限制的,以人為本、科學化解或許是可行之路。如果北京能以寬闊的胸襟,接納不斷涌入的外來人口,并共同為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做貢獻,那就是理想的好事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筆者提出幾條可供參考的對策思路:

3.1以世界眼光全國格局來準確預測北京流動人口的增長趨勢

準確對外來人口增長進行預測是制定北京外來人口調控政策的根本依據。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就要以世界的眼光來看待北京流動人口的增勢。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世界的東方大都,隨著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世界經濟正在經歷大調整、大融合、大變革,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極大地提高了北京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隨著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加速進行,全世界都可能形成對北京的人口、資本、物資、信息等經濟社會要素的流動趨勢,世界很多人都希望北京成為亞太地區最有帶動力的世界城市。在這一過程中,北京會成為外國高端人才、經濟貿易人才、文化交流人才、旅游觀光者的重要目的地城市,許多跨國公司亞太地區總部、各種科技研發機構、各種金融機構等都會登陸北京,這個趨勢不可逆轉。對這一人口增長的趨勢要準確判斷。當然,最大量的流動人口來自國內,伴隨著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將產生更大的就業需求,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人口會大批涌入北京。對未來五年、十年國內流動人口向北京流動的總量要做出準確預測。筆者認為,未來五年,北京流動人口將在目前1000萬左右的基礎上增至1500萬左右,未來十年將增至200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還是比較保守的預測,實際的情況也可能會超過。北京作為中國重要的首位城市,又要建設世界城市,未來包括戶籍人口在內的常住人口總量達到和超過3000萬人的規模是比較合理的。日本全國人口為12700萬人,而作為世界城市的東京,常住人口高達2000多萬人。韓國的首爾地區更是聚集了全國50%以上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多達3000萬人。北京作為十幾億人口大國的首都,未來發展成為30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不算稀奇。北京周邊加上天津、唐山、廊坊等地所組成的京津冀北大城市群聚集一億以上的人口都是比較正常的。所以對北京對流動人口的戰略性的預測和管理應該以這一大趨勢為主要依據。

3.2制定科學的北京流動人口增長戰略規劃

依據對北京流動人口增長速度和規模的預測,北京應該制定科學的人口發展戰略目標規劃,提出相配套的應對措施對策。到底這么多的流動人口來京如何安置,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間結構中合理進行人口布局,對北京流動人口的大規模增長應該解決哪些關鍵問題,應該及早進行戰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的對策研究,拿出詳細的發展戰略對策規劃。否則,北京將陷入很大的被動。在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計劃時要把流動人口的增長作為編制規劃的重要因素統籌考慮,在與人口密切相關的產業發展、城市建設、土地利用、環境保護等專項規劃也要互相銜接配套,符合首都人口增長規模的目標要求。

3.3通過轉變城市建設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來合理調控流動人口

北京流動人口構成中低端人口比例過大確實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傳統的城市建設模式和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所導致的。未來北京要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建設宜居城市、綠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賴于北京城市建設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轉型。只有實現了這種大轉型,才能使北京流動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轉變。建議北京采取向外轉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業,將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產業轉移出北京,可以與周邊的河北、山西、內蒙古等地開展產業轉移協作,發展北京在外地的“飛地經濟”,減少這些產業對流動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產業項目轉移走了,在這些產業行業就業的外來人口也就跟著走了。首鋼搬遷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設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進的建設方式,減少對低端勞務人口的需求。建設發展方式的轉型才能使北京流動人口實現高端化,當然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3.4建立北京內外人口流動的通開機制

北京的人口政策管理歷來是以北京戶籍人口不向外流動為前提的,我認為這個模式已完全不合時宜,應該堅決打破。原來那種北京人口不能向外地遷徙、只能進不能出的老模式應該到了終結的時候了。北京應該制定鼓勵一般就業人員、老齡人口和愿意到外地常住的人口遷往外地常住,政府給予鼓勵和優惠的政策,戶口可以保留也可遷出,社會保障待遇不變。對流動人口進入北京要進行科學性的引導,避免在京盲目買房、買車、盲目舉家搬遷,凡是不具備舉家搬遷的應給予耐心的說服。因為盲目流動搬遷不僅會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務的困難,也會給當事人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現今交通通訊的迅速發展,外地與北京生活條件差距的縮小,舉家搬遷北京并不是一種合理的選擇。特別是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后,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房價較高、生活成本相當昂貴的城市,所以不應該鼓勵大批的低端勞務人員舉家搬遷北京。因為這樣做,不僅會造成北京新的城鄉結合部的嚴重問題,也會引發社會不穩定,難以形成北京和諧城市的局面。目前,學術界都對流動人口外出務工人員的兩棲生活方式給予同情,認為下步城市化應該結束這種兩棲方式,真正轉變為流向城市的市民。對北京這樣的城市,一部分高收入的流動人口是可以實現在北京常住安家的,而大部分低端勞務人員還是不現實的。由于北京對周邊形成了非常快捷的交通條件,多數的外來人口可以采用在北京打工工作,而不需舉家搬遷的這樣的模式。比如,北京到周邊一二百公里的區域內都可以實現一小時內通達,北京到周邊五百公里內都可以實現兩三小時通達,這就使北京周邊的大中小城市可以成為北京的衛星城、協作城,分擔北京常住人口的壓力,多數京外人口可以維持現有的常住地不變而在北京就業、工作。同時,更應該鼓勵流動人口不斷流入流出,減少流動人口在北京的常住時間。能夠是季節性的勞務工作就無需常年居住在北京。　3.5繼續增強對流動人口的資源環境承載力

面對建設世界城市的大勢,北京流動人口會持續增長。不斷增長的人口與城市空間、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正在加劇。從北京建設世界城市長遠目標看,擴大北京市行政區域范圍,拓展北京城市發展空間是必然之舉。北京這么一個國家首都、世界城市,市轄面積再擴大1萬平方公里左右是可行的。北京市于2010年5月和7月與河北省簽署了加強京冀發展合作的紀要和框架協議,確定加強城市規劃銜接,搞好城市發展空間對接;加快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北京周邊區域城際鐵路、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等建設;深化資源和生態環境建設合作,促進區域生態環境整體改善和協調發展;加強區域產業合作,提高相互間產業發展關聯度。這實際上就是拓展北京的發展空間,隨著城際鐵路、高速鐵路、軌道交通的發展,北京遠郊區縣、與河北近鄰區域完全可以承載更多的流動人口。能源方面,北京市98%靠外地調入,今后要加強與山西、內蒙古的協作,以保證對北京的能源供應。同時應大力推進節能降耗,低碳發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可以保證流動人口增長對能源的需求的。問題最突出的是水資源。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近年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資源常態化維持,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計超采地下水56億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長,生活用水已占用水總量的44%。可行的對策是進一步挖掘水源潛力,建議加大對北京的調水量,大力提倡節約用水,建設節水城市。在供水節水問題上要制定嚴厲的地方法規,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來保證節水,加大對節水的財政支持,這樣多管齊下,用水問題還是可以緩解的。上海市由市財政統一出資更換全市居民的衛生間的抽水馬桶,僅這一項就節約了原來用水量的50%。這些做法北京可以借鑒,節約用水的潛力還是相當大的。

3.6確立流動人口與本市戶籍人口的均等化待遇和權益

要以建設世界城市的要求解決來京流動人口的困難,對他們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住房提供、子女入學等各方面一視同仁,給予同城市民的均等待遇。切實提高流動人口從業人員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堅持同工同酬,保證流動人口工資及時足額發放。北京應大量建設面向外來流動人口的廉租住房,鼓勵城中村改造中建設廉租房,使大量流動人口在京有比較好的住房條件,又不形成過重的租房負擔。對在北京長期工作,為北京做出較大貢獻的外來人口,應給予北京市民同等的社會醫療保障。改革暫住人口管理辦法,實行居住證管理,并探索北京戶籍流轉創新辦法。對來京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實行同城待遇,給予義務教育的保障。

參考文獻:

[1]牛鳳瑞主編.城市學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2]傅崇蘭等.中國城市發展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3]連玉明.重新認識世界城市[n].北京日報,2010.5.31.(17).

[4]世界城市論壇發言摘要.北京離世界城市還有多遠[n].北京日報,2010.6.12(17).

[5]北京人才發展高端論壇觀點摘要專版.北京邁向世界城市的高端人才戰略策論[n].北京日報,2010.6.7(17).

[6]連玉明答記者問.我們需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城市[n].北京日報,2010.6.21(18).

篇6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 多年來，累計少生4 億多人，節約了9 萬多億元撫養費用，有力地支持了經濟與教育的發展。

但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研究我國人口問題的狀況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探討教育約制人口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對于促進人口、教育、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特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教育快速發展的最佳時期，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實現著兩個轉變： 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轉變；二是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根據統計資料，中國當前的出生率、增長率以及綜合生育率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明顯低于亞洲水平、發展中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經過30 多年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以及與低生育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等原因，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具有下列特點：

1. 人口基數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 年的12. 0 ‰下降到2007 年的5. 2 ‰，年均下降0. 2 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 年的96259 萬人增加到2007 年的132129 萬人，年均增長1. 1 % ,比改革開放前（1949 - 1977 年） 的年均2. 0 %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 9 個百分點。①但由于育齡婦女規模較大，現在仍以年凈增800 萬左右的速度繼續膨脹。②另有人口學家預測，2020 年大陸總人口將達到14. 70 億，2050 年前后將是16 億左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現了較大的反彈優勢，部分地區超生比例超過30 ‰，這是不容忽視的人口增長現象。

2. 生育高峰間隔出現，使人口呈現波動式增長。1950 年至1958 年，共出生1. 8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 萬人，形成了大陸連續9 年的第一個高峰期。1962 年至1975 年，共出生3. 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 萬人，形成了連續14 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 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齡、育齡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據預測，2008 年前后將迎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這是因為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人數累計將近1 億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同時由于生育政策的調整，即在農村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人也可生兩胎，這些人也多進入生育年齡。“雙峰疊加”的生育小高峰將持續十幾年，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高峰大概在2010 年左右。由此將給今后穩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巨大壓力。

3. 人口將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指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01 年我國老齡人口為7 % ,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17 年，大陸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 % , 達到10. 4 %; 2025 年達到13. 59 %; 2030 年達到16. 59 %; 2035 年會20. 13 %。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教育發展。③4. 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加劇了社會的就業矛盾。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的數字，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 年的7000 萬增加到2003 年的1. 4億，10 年內翻了一番， 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 %;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 %。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其中15 至35 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 %以上。④流動人口龐大的后備軍是9億農村人口，而農村的教育還比較落后，在農村勞動人口中，l5 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齡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 年；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 個百分點。⑤5. 性別比持續偏高，影響著未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0 世紀80 年代以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 -107 之間。但自80 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明顯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 5 ,比例偏高現象初顯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則已達到116. 9 ,個別地方甚至達到135. 6 ,遠遠高于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線。⑥6. 人口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人口素質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個性心理與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的水平。盡管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質得到不斷提高，但人口總體素質仍然較差。據2005 年1 %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達到初中畢業年限；15 歲以上人口中的盲率達到11. 04 % ,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達到44. 84 % ,貴州、云南、青海、甘肅4 個省的文盲率都在20 %以上。⑦在從業人員中，文盲占8 %,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占33 % ,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者只占12. 7 % ,接       受高等教育的僅占4. 7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 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1987 —1997 年，我國每十萬人口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只有454 人， 而日本為4909 人， 美國為3676 人，俄羅斯為3587 人。⑧另據2000 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約有6000 多萬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 9 % ,受累家庭達到18. 1 % ,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兒80 萬人。⑨此外，表現在民主參與率、遵紀守法率、社會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也比較低。

7. 職業結構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過大。2001 年我國三級產業就業結構比重為50. 0 ∶22. 3 ∶27. 7 ,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又相對偏低。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一般在60 %至75 %,巴西、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分別達到54. 3 %、44. 1 %與39. 8 %,明顯高于中國。這種不合理的職業結構，反映了我國物質部門從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科教、衛生、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落后狀況。

8. 人口分布不平衡，導致區域經濟教育發展極不均衡。從我國人口布局看，東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據2000 年統計，西部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 54 % ,而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8. 13 %;東部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8. 46 % , 而人口卻占總人口的71. 87 %。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東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緊張，生產效率、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西部地區許多耕地潛力及自然資源未能開發，浪費嚴重。

二、人口問題對教育造成的壓力。

從本質上說，人口問題就是經濟社會與教育的發展問題。我國人口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不同方面造成對教育的壓力。

1. 人口膨脹對教育的壓力。這一壓力首先反映在影響教育投資比例的擴大。國家確定教育投資的比例，除了考慮發展科技對人才的需求狀況、經濟發展狀況與政治形勢三個因素外，還必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狀況。人口增長過快，撫養指數升高，國家和家庭付出的撫養費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國家的資金積累。國家積累資金少，擴大教育投資比例就困難。即使國家能克服困難，不減少或適當擴大教育投資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學齡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經費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也會相對減少。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總量增長非常迅速，但是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卻較低。199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 國家的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平均為18 ,初中平均為23 ,2001 年我國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為12. 31 ,初中為16. 99 ,農村小學僅為10. 19 ,農村初中僅為12. 83 。lv其次是引起校舍、設備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經費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小學、初中和大學的教學儀器設備的達標率分別只有20 %、37 %和30 %。lw2001 年全國普通中小學共有危房面積5267 萬平方米，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達4. 9 %和6. 7 %。其中，農村初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為6 %和8. 1 %。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十分突出，2001 年全國初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 5 萬個，占初中班額總數的21. 3 %,超大班在讀學生約為1619 萬人，約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1/ 4 。lx其三是造成教師隊伍量少質低。2000 年我國少兒人口（0 - 14 歲） 為2. 89 億人，2004 年高中階段教育人口為7587 萬人，2008 年高等教育人口為1. 25 億人，龐大的就學人口壓力和師資建設的相對滯后，成為我國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中小學由于師資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課教師。2001 年，全國中小學共聘用代課教師70. 5 萬人，占崗位教師總數的6. 6 % ,其中農村中小學代課教師58 萬人，占農村中小學崗位教師的9. 6 %。[

    按照“十五”計劃，高中階段教育要達到60 %的毛入學率，即使按照生師比18 ∶1 測算，2005 年教師隊伍的缺口達到116 萬人，如考慮到退休的教師，則補充的教師數量可能達到120 萬人。另外，高中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為70. 7 %,職業高中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僅為49. 2 %。高校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 年至2001 年期間，與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規模增長近1 倍的發展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僅增長31 %。一些基礎課及高新技術相關專業任課教師嚴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師比以15 ∶1計算，高校教師隊伍的缺口達11 萬人。ly此外，學齡人口急劇膨脹，導致教育總體供給能力不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快速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 年統計，我國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為73 % , 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 % ,與oecd 國家平均水平相差13 %。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偏低，影響了我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 人口波動給教育造成的困難。人口的變化過程如一列行進的火車，有很大的慣性。我國已經出現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給教育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困難，首先是幼兒入托、入園難，接著是上小學、中學難，繼之出現考大學的激烈競爭與就業難等問題。在學齡人口的高峰期內，中小學生在短期內迅猛增長，教師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應付緊張局面；校舍不夠，只得辦大班，或改為二部制、三部制教學。這樣，不僅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被關在家里，就是游蕩在馬路上，既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也使家長擔心。入學高峰期過去后，學校又會出現人員超編。若要裁員，困難很多，若不裁員，人頭費又會擠占教育經費，使辦學條件依然難以改善。以北京市為例，2000 年城區的小學生人數只有1990 年的51 %,東城區的小學學生和教師之比更達到6 ∶1 ,估計約有50 %的小學教師資源過剩。l{問題的嚴重還在于這種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難，而是呈現波浪起伏的運動狀態，使困難重復出現。如1962 年開始持續了14 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 年開始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批人將相繼結婚生育，1987 年我國進入新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次高峰持續了16 年，其間小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3年，中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9 年，中小學合計的入學峰頂在1995 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與1985 年相比，小學（1991 年） 為2. 72 倍，中學（1997 年） 為1. 53倍。即將出現且可能持續十幾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必將給十年后的教育穩定發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

3. 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人口結構是指人口在年齡、性別、文化、技術、職業、階級、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構成狀況。人口結構的每個方面的結構變化都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育。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基礎教育是其他各級各類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礎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主要取決于基礎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民主化的進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也必須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文化技術結構的狀況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教育任務。當前我國人口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的狀況已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教育在鞏固“普九”工程的同時，加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普及率，大力促進城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穩步發展高等教育，著力構建國家創新體系，重視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構筑完善的全面終身學習體系，不斷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職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指示著教育結構的調整方向。職業結構變化有著自身的規律，這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力必然出現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職業結構的這種轉化趨勢要求教育對自身的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與課程結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職業結構的轉移就會困難重重。

4. 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配置，社會流動加速，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流動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他們選擇職業、參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都面臨諸多障礙，由此對農村教育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流動人口迅速增加的態勢，以及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決定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穩定，人戶分離，社會地位的不確定等原因，許多流動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動人口家庭那樣撫養與教育自己的孩子，導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長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首先是入學難，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其三是不在學兒童，即“童工”問題比較突出；其四是由于環境轉換與城鄉文化反差導致的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加劇。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導和調適，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少年”。

5. 人口分布不均對教育的制約。我國東部人口過密與西北部人口過稀的狀況，制約著各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人口過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擁擠現象，如學額過滿、教學資源緊張、大班上課、多部制教學等。據2005 年對湖北省部分鄉鎮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許多班級的學生都達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過100 人。l| 由此引起教學秩序混亂、學生質量下降。人口過密的社區，還容易形成亞文化群體，青少年往往為爭奪生活空間而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出現越軌乃至犯罪行為。人口過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煙稀少的老、少、邊、窮地區，學生上學非常困難。小學生上學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這也是造成這些地方義務教育難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學額不足、小班上課，或不得不采用復式教學、巡回教學等方式。這樣，既妨礙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制約著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

約制即約束規制，使之不越出應有的范圍，引導其按既定方向發展。教育約制就是通過教育的引導和規范，從微觀層面上提高社會成員的文化與道德修養水平，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約制自己的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促進教育整體的和諧發展，使之能夠主動地適應社會變革的要求。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推廣優生學，提高先天素質。要把優生學納入教育內容，逐步提高人們對優生優育的認識，懂得優生優育的重要意義，自覺地做到優生優育；通過教育宣傳把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節育優質服務工程、出生缺陷干預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預工程積極推廣到農村地區；發揮多學科的優勢，共同研究影響我國人口健康素質和衛生服務提供的種種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流行病學因素、社會和行為因素、生態環境因素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制定各種有利于促進教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環境、公共衛生與法律法規建設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發展教育，加強后天培養。提高各級各類正規教育質量是提高未來人口素質的關鍵。應從切實抓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入手，保證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達到規定的要求，為提高人口素質打下良好基礎。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續，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礎，還是社會勞動后備力量的儲備所。提高初中后階段的教育質量是提高整個民族人口素質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各級各類高層次科學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各類專門人才的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而且能極大地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成人是人口的主體，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國現有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成人教育的對象和主要內容是：對文盲進行掃盲教育；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或需要轉換工作崗位的人員，以及正在謀求就業的待業者進行他們所不具備的履行崗位職責所必需的文化知識、專業技術和實際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對已經離開正規學校的人員，根據他們所具有的文化基礎和實際需要，繼續進行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對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更新和擴展知識、提高能力的繼續教育；開展法律常識、婦幼衛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術書法、美容美發、烹調營養、花卉栽培等內容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辦學模式的多樣性、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教育方法的靈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點，很受成人歡迎。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養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便捷道路。論文-聯盟-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脹的重要途徑。控制人口膨脹，應從多方面著手，一方面通過加強對計劃生育的領導與宣傳；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經濟等手段；加強科研工作，普及避孕節育知識；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免除獨生子女父母的后顧之憂，使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能夠貫徹落實。但是，這些都是治標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選擇，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因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受生育觀念支配的，而生育觀念的形成，既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據1982 年統計，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程度的婦女已生育子女數分別為4. 74 、3. 81 、3. 08 、2. 41 與1. 94 。2001 年對婦女多胎率的調查也顯示出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反相關性，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和文盲的婦女多胎比例分別為0. 4 、3. 4 、7. 0 、18. 9 與36. 5 。調查還顯示，文化程度與早育率也密切相關，當年我國20 歲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婦女的早育率是：大專文化的占0. 5 % ,高中文化的占1. 8 % ,初中文化的占5. 4 % ,小學文化的占7. 1 % ,文盲占8. 9 %。l}

可見，文化程度越低的婦女，越容易受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重男輕女”等舊觀念影響，她們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數量，而很少考慮孩子的素質，結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貧困的惡性循環。文化程度越高的婦女，她們往往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對工作追求相對較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現代科學所提供的避孕節育方法，愿意優生優育。

教育還可以通過實施人口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的形成。所謂“人口教育”是指對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年實施關于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人口情勢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們獲得人口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受孕、優生、遺傳、營養衛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養他們對家庭的計劃生育、國家的人口計劃的理智態度與責任感；樹立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生育觀。2000 年，我國15 歲至19 歲人口為1. 03 億人l~ ,在十年內，他們都將進入婚育期。這批人口的生育數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對象，通過各種形式對這部分人進行新的生育觀教育特別重要。他們正處在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教育使他們樹立新的生育觀，必將支配他們今后的生育活動，產生移風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合理流動，還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漸趨合理的作用。

注釋：

[]1國家統計局《： 改革開放30年：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就業人員成倍增加》， http :/ / stats. gov. cn/ tjfx/ ztfx/ jng2gkf30n/ t20081103_402513671. htm,2008211203/ 2008211217.

[2]胡鞍鋼《： 聚焦中國人口國情》《， 學習月刊》2007 年15 期。

[3]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人口與發展》2008 年第1 期。

[4]朱彬、王義《： 13 億人口使我們面臨新挑戰》，http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5201/ 05/ content _2420125. htm , 2005201205/ 2008204217.

[5]王惠詩《： 農村流動人口集聚化就業》《， 當代經濟》

2008 年第5 期。

[6]陳俐《： 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現狀分析和對策》，《人口學刊》2004 年第2 期。

[7]童玉芬《： 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人力資源的現狀和形勢分析》《， 現代經濟探討》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 頁，第315 頁，第61、317、318 頁，第299 頁。

[10]田雪原、王國強主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展》，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 年，第364 頁。

[11]沈百福《： 我國教育投資的進展與問題》，載《教育科學》2003 年第2 期。

[12]陳鈕芬《： 我國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居民消費模型的實證分析》，載《數理統計與管理》2004 年第2 期。

[13]蔡昉主編《： 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124 頁，第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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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人口問題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1-000-02

前言：現階段，我國經濟水平有了極大程度的提高，而區域經濟發展對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受到人口問題的制約，因此，只有控制區域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的素質以及實現人口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才能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在遼寧人口問題的研究方面，對于遼寧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人口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案還不夠全面，為此，本文旨在針對遼寧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人口問題和解決問題思路、方案加以研究和論述。

一、遼寧區域經濟發展與人口的關系

（一）人口數量變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目前，我國遼寧省的人口數量變化較大，人口數量逐漸增加，呈現正增長的趨勢。現階段，遼寧省已經通過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數量有了較好的控制，取得了明顯的成果：其一，優化了地區的人口類型；其二，減緩了區域資源、環境、人口之間的壓力；其三，提高了區域人口的整體素質；其四，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遼寧省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既加快了遼寧省城市化的進程，又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阻礙作用。目前，遼寧省人口數量雖然得到了較大的控制，但是仍然呈現出緩慢的增長趨勢，其人口數量的增加，致使遼寧省人均經濟較低。因此，我國人口數量的變化對區域經濟有較大的影響，只有保持人口數量與區域經濟相適應，才能促進區域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1]。

（二）勞動力質量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遼寧省經濟發展中，勞動力質量對遼寧省經濟有重大影響，一方面，高效的、復雜的勞動可以創造更大的價值，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低效的、簡單的勞動創造的價值相對較小，因而減緩區域經濟發展的速度。目前，我國遼寧省的勞動力水平普遍較低，而勞動力質量也有所下降。由此可見，對于人口數量較多的遼寧省而言，其勞動力質量較低，則不利于遼寧省的經濟發展，甚至對遼寧省經濟發展有著阻礙作用。勞動力質量對遼寧省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勞動力的身體素質直接影響遼寧省的物質資料生產，遼寧省勞動力質量較低降低了勞動生產率，進而影響遼寧省經濟的發展。其次，勞動者的文化、科學技術素質影響遼寧省的科技發展水平。目前，遼寧省不具備更多高素質的勞動力，阻礙了信息技術在區域內的傳播，從而降低了遼寧省的經濟效益。最后，勞動者的思想素質影響遼寧省的經濟發展。勞動力的思想意識影響著勞動力的行為，而勞動力的行為又影響著區域的經濟發展，所以，勞動者具備良好的思想素質可以促進遼寧省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人口文化、科技素質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現階段，我國遼寧省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布不均，從整體角度而言，人口素質較低，所以對遼寧省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首先，遼寧省人口的文化素質較低，導致人口流動較大。有許多年輕人未曾接受過高等教育，而較低的文化水平使這些年輕人思想狹隘，不能對促進遼寧省的經濟發展有更大的作用。其次，遼寧省人口的科技素質較低，從而影響和制約遼寧省經濟的發展。科技水平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人口的科技素質較低會阻礙遼寧省經濟的發展。最后，勞動力轉移對遼寧省經濟影響也較大。區域勞動力人口轉移多以青壯年為主，進而使區域人口結構以老幼婦孺為主，但是這部分人口的文化程度和實踐能力都相對較低，所以導致區域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質提升難度較大[2]。

（四）人口結構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區域經濟有一定的影響，而人口結構發生變化是由于人們的觀念等眾多因素導致的。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區域的人口結構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首先，人口數量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其次，性別比例偏高并且呈現上升趨勢；再次，多數區域的人口結構為成年型，而且結構較為優化，隨著區域的不斷發展，成年型人口結構對區域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必然將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最后，我國多數區域的人口素質有所提高，地區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有明顯的上升趨勢，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遼寧經濟發展中的人口問題

（一）人口質量的問題

目前，我國部分區域的人口素質較低，進而影響地區的人口質量，不利于區域經濟的更好發展。遼寧省就是其一，人口質量較低問題是影響遼寧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遼寧省的經濟發展。然而，要想提高遼寧省的人口質量，既需要提高遼寧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又需要提高人口的科技水平，從而才能促進人口素質的提高。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遼寧省經濟發展水平有了極大程度的提高，但人口素質較低仍然是阻礙遼寧省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重要因素，因而遼寧省有關部門要注重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我國遼寧省重在發展重工業，這就需要高素質人才為重工業發展提供廣泛的技術支持，可是在遼寧省較多的重工業企業中，缺乏高素質人才，致使重工業企業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在遼寧省一些地區中，有許多高素質人才去往有更大發展的城市和地區，造成了遼寧省人才流失現象較為嚴重。遼寧省存在的人口質量問題，既不利于遼寧省經濟的發展，也不利于提高我國經濟的整體水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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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國情研究小組近年研究成果顯示，我國已相繼面臨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長的“三線交疊增長”的非常時期：總人口繼續直升，估計到2050年將達16億左右；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量將持續增長到2020年，達94100萬人，所占比重將增長至2010年，大約占67%左右，屆時從屬年齡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會贍養負擔最輕，即從現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最佳時期，隨后從屬比上升伴隨著勞動人口比重的下降，預示著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開始顯現。另一方面，未來一二十年我們在面臨勞動人口比重和絕對量增長的同時，還將面對失業人口繼續上升的趨勢。這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作出勞動就業戰略決策的合理選擇，從根本上解決失業問題，喪失的不僅僅是難得的發展機遇，我們很有可能會因此而失去國家財力和自身養老金積累的“黃金時代”；更為嚴峻的是，我們還面對著人口年齡加速老化的挑戰。如下表所示，未來16年我國將進入老齡化加速發展階段，屆時老年人口將逐年遞增到2.43億，占總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間將進入快速人口老化階段，老年人口比例將上升到32.73%,并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在這一高水平上。

二、綜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呈現以下五個特征。

1.老齡人口絕對值為世界之最

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加上20多年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億，我國成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總數的1/5，占亞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國老年人總數將達到4.11億，占到總人口的29％，它將超過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目前的人口總和。解決好我國老年人口問題，對亞洲和世界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2.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來勢猛

老齡化可能是由于年齡金字塔底部少兒人口增長減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頂部的老年人口增長加速所導致，人口學中稱之為底部老齡化和頂部老齡化。發達國家經歷了由底部老齡化到頂部老齡化的漫長演變過程。而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底部老齡化與頂部老齡化同時“夾擊”，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發展很快，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僅用了18年左右的時間，與發達國家相比，速度十分驚人。法國完成這一過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國用了60年，英國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國人口政策的作用，改變了世界老齡人口的發展格局，即人口老齡化不僅成為發達國家的問題，而且也已經開始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3.人口未富先老，對經濟壓力很大

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呈漸進的步伐。當它們的60歲以上老齡人口達到10%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在1萬美元以上。發達國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國是未富先老。我國在2000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達856美元，屬于剛剛邁過最低收入門檻的中等收入國家。中國婦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變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嬰兒出生率甚至已經降到了1.0；而人口預期壽命則由1949年的41歲延長到了70歲，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長的低收入國家之一，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壓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區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達238萬，占總人口的18.5%，到2025年將達到最高峰468.8萬，占總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6%，到2025年將會猛增到416萬，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低于東部。

另外，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但就動態而言，隨著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地從鄉下涌到城市，農村老人因此經常無人照護，因此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5.老齡人口高齡化趨勢十分明顯

人口學中認定，60-69歲為低齡老年人口，70-79歲為中齡老年人口，80歲以上為高齡老年人口。過去說“人活70古來稀”，現在說“活到70不稀奇”。我國高齡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長，高齡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1100萬，到2020年將達到2780萬。高齡人口喪偶和患病的機率高，高齡女性多于男性，高齡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們不僅需要經濟上的供養，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三、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口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它反映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美好的愿望，標志著經濟、文化、衛生和社會安定的水平。當然，我們也應當以辯證的觀點全面看待這個問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都帶來了重大影響，這些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對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認真對待。

1.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對老人贍養比上升

如上圖所示，人口年齡結構預測表明，199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對老人贍養比為13.7%，2000年上升為15.6%，預計到2025年上升為29.46%，2050年上升為48.49%。如果再加上對幼年子女的撫養，勞動年齡人口的總撫養比上升得更為迅速，2025年達到59.5%，2050年達到76.8%。人口老齡化將使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日益沉重。

2.人口老齡化對投資、消費、儲蓄和稅收都帶來相關影響

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終形成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二者此消彼長。一般來說，未成年人口無力儲蓄，老年人口減少投資并開始動用儲蓄，人口老齡化會使人口從勞動狀態轉移到退休狀態，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為單純消費人口，成為勞動力人口提供稅收的享受者，這樣無疑形成稅基縮小，稅收減少，儲蓄率下降，投資率比例降低，單純消費增加。當然從近期看，消費增長可以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但從長期看，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為使經濟發展產生強大的后勁，必須繼續擴大積累，持續增加投資。

3.人口老齡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負擔加重

養老保險基金源于人們的工薪收入，因此勞動年齡人口的富匱與否，決定了基金籌集的可能規模。由于人口老齡化的程度不斷發展，財政中用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的支出不斷增加。據統計，從1985年至1997年12年間，我國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從327億元增加到3043億元，增長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離退休職工的各種費用從149億元增加到2068億元，增長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經濟增長速度。近幾年來，由于完成“兩個確保”的任務，全國各地區普遍調整了財政預算結構，為確保“兩金”發放，實行財政兜底，使各地的財政負擔十分沉重。

我國目前的養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辦的社會基本養老；二是傳統的家庭養老；三是以個人儲蓄為主的自身養老。隨著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和人口老齡化的來臨，老年人對社會養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將進一步擴張和強烈。事實上，年輕的一代也已缺乏為長輩提供各種養老資源的能力，傳統的家庭養老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長，又進一步表明社會養老負擔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積累難度更為加大，從而對養老保險基金的增長產生強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續影響。

4.人口老齡化、高齡化影響家庭結構和贍養功能

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國厲行計劃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際人口結構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贍養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會養老功能極大發揮，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

據從中國老齡人協會和勞動保障部獲得的最新人口統計數據顯示，目前65歲的老人中，有64％與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這一比例在農村顯得更高；而在老年婦女中，65歲至79歲的有67％與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歲以上的則有80％與自己的子女同住一個屋檐下，他們對自己后代的經濟依賴也更強。

5.人口老齡化使完成脫貧任務更加艱巨

中國在經濟欠發達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老年人口增長速度快、絕對數量大，社會供養矛盾突出。中國城市老年人的絕大多數享有退休金，但其經濟收入受所在企業的經營狀況和物價等因素影響較大，生活水平難以提高；農村老年人則主要依賴家庭成員資助生活養老，其生活水平不僅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制約，而且受子女實際供養能力的制約。老年人尤其農村老年人的醫療需求還難以滿足。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的利益調整過程中，老年人貧困風險增大。

據統計，50%以上的城鎮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農村老人在銀行中基本上沒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會供養。老年人口的儲蓄水平低于全國人均儲蓄水平。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變，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至今我國尚有500萬貧困老年人口，他們有的處于老少邊窮地區，有的身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殘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著生活的艱辛和病痛的折磨，他們成為社會最需要幫扶的貧困對象和脆弱群體。

6.人口老齡化帶來老年人口的心理變化，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幫助

中國的老齡工作剛剛起步，基層服務網絡薄弱，專業工作人員缺乏，老齡工作資源不足。城鄉社區針對老年人的服務項目少，服務水平低，服務對象覆蓋面窄，老年人的參與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權益的現象還時有發生。這都將給老年人的心理帶來極大的傷害。

隨著老年人口高齡化、高齡老人喪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數增加，家庭養老的經濟負擔和生活照料負擔日益加重，但生活節奏越來越緊張的中青年夫婦常常難以兼顧對老人的贍養與對子女的撫養。對于逐漸增加的獨居老年人來說，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問題就更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會供養和照料的老年人約有200萬，預計到2040年將超過1千萬。所以我們不僅要給予老人經濟上的贍養，而且還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給予他們安慰、體貼、照料、尊重和幫助。

四、面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我們應該采取的對策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的產物。發達國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進入了老年型國家的行列，因此我們也不必“談虎色變”。正因為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波及許多領域的重要趨勢，因此迎接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也必須在更加廣泛的領域內綜合考慮，協調運籌，把它作為一個戰略性的大問題全面策劃，及早部署。

1、做實“個人帳戶”，逐步增強養老保險基金的支付能力

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由現收現付制改為“統賬結合”的部分積累制，目的就是為了迎接下世紀人口老齡化高峰時養老金支付的危機。基金累積制養老金擁有許多優勢，它可以幫助正在走向老齡化的中國維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資與生活水準的不斷提升，它能讓勞動者分享經濟改革成功的果實，并且拓寬和拓深中國的資本市場。但是由于當前國企處于戰略重組階段，經濟效益不佳，養老金替代率又不斷提高，因此現在的“個人帳戶”實際上起不到積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滿足當期的支付，“個人帳戶”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帳”。

為了實現養老保險制度從現收現付向部分積累模式順利轉變，為制度轉換成本尋找積極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經迫在眉睫。據統計，從1952年到1978年，職工實際工資每年只遞增0.38%，到1978年職工的貨幣工資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儲蓄額僅有21.88元。而國民收入的積累率卻由1952年的21.4%增長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達43.8%，工資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僅為18.9%。所以國有資產的存量是政府過去長期實行“低工資、低消費、高積累”的政策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從理論上說，通過國有資產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會保障的轉制成本，將“老人”和“中人”的空帳填實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關于這筆轉制成本的估算，國內外專家的測算不盡相同。據世行1994年測算，大約有19170億元，只占當年GDP的40%多一點。據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1997年的測算，大約在27628億元—108260億元之間。筆者認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資回報率不高等因素，這個成本大約相當于當年GDP的水平。另外，這個轉制過程將經歷30年，因此分攤到每一年大約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間，是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而總撫養率相對較低的時期，應當抓住這個黃金時段，增加積累，將空賬填空，順利完成轉制的歷史性任務。

2、建立老年醫療健康保險制度，逐步實現健康老齡化

按照人的生理演變，人的一生80%的醫療費用在60歲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齡人存在看病難的問題。主要因為經濟拮據，無錢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撐著”。以武漢市漢陽區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費醫療的只占全區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時，醫療費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時足額拿到手的老人顯然是難以看病的。至于農村，合作醫療未能普及，許多地方缺醫少藥，農村老人看病更難。

首先我們要建立和健全老年醫療保險制度。與總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傷殘率、高醫療利用率的特點。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環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肌肉骨骼結締組織疾病、消化系統疾病、眼及其附屬器官疾病。身體機制的退行性改變以及疾病導致了老年期傷殘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歲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視、聽、語言、智力、肢體等功能方面的殘疾，是總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為老年人提供基本醫療保險，滿足他們的基本醫療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為疾病導致個人及家庭經濟危機。在建立面向整個人群的醫療保險制度的同時，有必要對老年人制定有關政策（可根據情況先從高齡老人開始逐步進行），以保障老年人醫療的基本需求。開展面向老齡化社會的教育，醫學教育要兼顧人口老齡化有其對醫療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醫學院校、護士學校的課程中增加有關內容，使醫務工作者系統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點。同時要培養一批適合社區初級衛生保健工作的全科衛生工作者，為包括老年人在內的社區成員提供初級醫療保健服務。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會、家庭和老年人進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識，護理知識，緊急狀況下的應急措施，提高人群對老年身心特點的認識和一般保健護理知識。努力滿足老年人的基本醫療需求。城鎮完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農村探索多種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醫療條件。

其次要逐步實現健康老齡化。國際上的有關研究和經驗均表明，疾病和傷殘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產物，通過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們壓縮到生命最后的較短時期內，即實現健康的老齡化，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齡化社會的期望。在促進老齡人的全面健康對策中，要建立醫院、家庭、社會（社區）和老年人個人組成的健康促進整體。特別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趨勢下老年家庭看護照料的供需狀況，及時提供相應的幫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決老年人物質生活的同時，強調并重視老年人的文化養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衛生、老年體育等事業有一定的發展，為廣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創造條件。

3、實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充分發揮老年人力資源優勢

據報道，我國平均預期壽命已提高到68.9歲，高于世界平均63.2歲的水平①。健康壽命延長意味著工作年限的延長將成為可能，總的勞動力生產成本會下降。在德國從1972年起就已實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凡年滿63歲男性，可自行決定是繼續工作，還是退休，并從2000年起，把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3歲提高到65歲；意大利已準備把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女性55歲分別逐步提高到65歲和60歲；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齡均為65歲；我國實行性別、職業差異的退休年齡制，與那些預期壽命與我國同水準的國家相比，我國的退休年齡普遍較低。從而兩種現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隱性就業；二是退休時工齡越長養老待遇往往也就越優。前一現象使我們無法真實地了解、反映和掌握當前的就業狀況；后一現①《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國際比較》，《上海證券報》1998年3月11日。

象也就意味著求學時間越長退休時比同齡人的養老金會更低，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們建議考慮實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其好處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壽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標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資源。根據社會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則，鼓勵和引導老年人從事教育傳授、社會公益事業、社區服務和自我服務等活動。對于從事教育、科研、醫務工作和有其他特殊專長的老年高級專業技術人才，按規定和需要適當延長退休年齡，為他們繼續發揮作用創造條件。有條件的老齡工作機構可幫助把退休的專家學者、企業家組織起來，讓他們為企業界充當顧問，提供咨詢服務。三是變隱性就業為顯性就業既不新增就業壓力，又能客觀反映我國從業人員結構及就業狀況，實現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率目標向提高總人口就業率目標的過渡，以促成整體國力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福利的增進。四是有利于完善勞動力市場，根據人力資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則開拓新的就業渠道，發掘新費源，實現保費的潛在收入水平。

4、在農村實行家庭養老為主與社會扶持相結合的養老制度

據民政部組織專家學者對部分省份農戶進行的調查表明，當前農村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80.52%的農民選擇了“養老”。因此推廣實施社會基本養老不僅在城市，即使在農村也日顯其重要與緊迫。未來的我國養老問題，難點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廣大農村，由于家庭規模逐步萎縮，子女數量持續下降，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動態速度也在加快。由于農村老人數量極大，農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權，因此從主體來說，農村養老應以家庭為主，社會為輔，提倡老人自養，樹立自我養老意識。

對于農村“三無”老人（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子女依靠），繼續實行“五保”制度。對于遵守國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獨子（女）戶、雙女戶，繼續推行計劃生育養老保險。據不完全統計，這項保險在遼寧、福建等地試點以來，全國累計向商業保險公司投保超過4500萬戶，投保金額在40億元以上，受到這些家庭的歡迎，他們由養兒防老走向投保養老，觀念得到很大轉變，今后還應繼續加大推廣商業養老保險的力度。從80年代興辦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整頓金融機構的過程中，已經停辦了2年，現積累基金184億元。對于這項制度下一步向何處去？移交現有商業保險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維持現狀，則現有的管理人員繼續消耗著管理成本，長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響，因此應當抓緊決斷。筆者建議，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導、宣傳和監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時建立中國農村保險公司，性質定為政策性保險機構，國家給予優惠政策，實行商業化經營，接管當前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將社會養老保險轉化為商業養老保險，繼續承保。另外，該公司還可以開展全國農作物財產保險業務，填補我國在這一業務中的空白。在組建完畢正常運營之后，現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農村養老保險司的功能轉移到保監會去。

5、積極推進社區養老建設，發揮社區養老功能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退休人員的養老功能基本上由單位和家庭承擔。隨著我國“入世”之后，企業不僅面對國內競爭，而且面對國際競爭，企業中的“小社會”功能一定要向社區轉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數已從過去的勞動崗位上退下來，活動范圍圈在縮小，因此社區成為老年社會活動的基本領域。社區養老服務包括提供家務勞動、家庭醫療保健、老人照料、護理等，還包括在社區興辦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詢服務站、以及各種老年文體設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務，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門，難事不出居委會，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社區養老服務是一項公益事業，要發揮社區助老功能，不以盈利為目的，有社會公益性質；但同時，又要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實行合理收費，維護良性循環。一方面，開展鄰里互助，組織低齡老人、健康老人參加力所能及的社區服務工作，動員社會各方義務為老人服務等等；另一方面，還有不少項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則提供有償服務。這既可以補充街道、居委會的經費，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崗職工就業。

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十分重視社區養老功能的發揮，社區組織和社團組織具體組織實施。他們在社區住宅設計中早就提出所謂“太陽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為中心，在周邊建設為老人服務的醫療、娛樂、學習、健身的設施。有的國家還建立了“日托中心”(Day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與子女團聚。既解決了子女在白天工作無暇照料老人的困難，又滿足了老人與子女經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區養老的獨特優勢，既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又補充了家庭結構變化后單純由家庭養老的不足。

6、積極發展老齡產業，開拓老年消費市場

人口老齡化呼喚老齡產業。所謂老齡產業，就是指由老年消費市場需求增長帶動而形成的產業，它包括所有有關滿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產、經營、服務等設施和經濟活動。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產業尚未完全開發，企業經營者對老年消費市場需求攀升反應比較遲緩，政府部門對此也還沒有相應的扶持引導政策。但我們應對老齡產業的發展持樂觀態度。首先，我國老年人口絕對數多，老年消費市場規模龐大。其次，我國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第三，我國地區間差異大，需求層次多，為發展老齡產業提供了多種選擇。第四，社會化服務需求在增加。據1995年百分之一抽樣調查顯示，老年人的喪偶率為33、4%，獨居戶為25%，獨生子女政策繼續執行，“4—2—1”家庭結構普遍出現，獨居戶比例還會增大。眾多的獨居老人對服務需求會日益增大。第五，城市老人的消費能力不可低估。

老齡產業作為老年保障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標志著一個國家文明和社會進步程度。人們通常說的老年事業，更多的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作為社會公益性事業來對待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老年事業中的政府負責供養“三無”老人等仍屬于社會公益事業，還有一些為滿足老年人物質、文化消費需求的事業，要轉向從產業角度考慮生產、消費、就業等一系列經濟問題，應該按市場規律辦事。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發展老齡產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而不僅僅是為經營者牟利，為此，政府從多方面創造條件支持老齡產業發展，包括給予政策扶持。如考慮到當前老年人口總體收入水平較低，對老年人生活服務市場政策中采取低稅或免稅優惠政策，使從事此類市場的經營者能有適當營利和拓展產業的能力。可見，經營老年產業，必須堅持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

市場專家指出，全國老齡消費者中每年有100億的購買力沒有實現，換句話說，老齡產業現今還無法滿足老年人的需求。我們缺乏專門為老年人服務的專業醫護和服務人員；缺乏足夠的養老機構；缺乏上門服務的保健機構，而這些服務產業和崗位將創造許多新的工作機會，緩解社會就業壓力。再看看老年消費市場：老年人很難買到合適的服裝鞋帽，老年食品也很少研究開發，老年藥品、老年保健護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種老年商品都處于匱乏狀態。

參考書目：

①田雪原：《21世紀中國人口發展趨勢與決策選擇問題研究》，《中國人口科學》1998年第1期。

②岳頌東：《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及其對策》，《社會保障制度》2001年第5期

③武漢市教科文衛委員會：《武漢市人口老齡化問題及對策》1999年9月10日

篇9

    至2012年底,上海戶籍人口為1426.93萬人,常住人口為2380.43萬人。從全市人口發展的基本態勢和未來趨勢來看,主要呈現出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是總量規模持續增長,外來常住人口數量不斷攀升。從“五普”到“六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間,上海的常住人口增加了661.15萬人,平均每年增加66.1萬人,增長40.3%,遠高于同期全國人口(5.8%)和長三角人口(13.2%)的增長水平。同時,外來常住人口總量接近一千萬,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了40%。此外,至2012年底,全市的常住外國人達17.3萬人,同比增加6.7%,占全國四分之一。從今后一段時期來看,上海的外來常住人口不可能減少,還將會有所增加。二是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本地少兒和年輕勞動人口比例偏低。2012年,全市戶籍人口老齡化25.7%,比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市中心城區老齡化程度總體上高于郊區,并且成為全國最早進入老齡化的城市。2011年,全市0-4歲少年兒童比例僅為8.6%,25-44歲年輕勞動人口比例為26.9%。這說明,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來勞動力的依賴度在逐漸增加。

    在如此的發展態勢下,目前上海人口問題的核心,已經演變成為了人口總量與人口結構的矛盾。也就是說,既要調控人口規模,也要改善人口結構。一方面,根據上海特大型城市的承載能力和環境容量,不得不合理規劃和控制人口的總量規模;另一方面,還要面對城市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本地獨生子女就業偏好明顯、許多較重較累的工作無人肯做的兩大突出問題,積極推動人口結構的調整與完善。

    如何有效地化解上海的人口問題?在宏觀上,需要根據人口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制定完善全市人口發展的戰略規劃,使得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協調;在策略上,需要從總量、結構、布局、素質、管理等方面進行系統性的思考,采取綜合性的對策措施。

    從人口總量上來看,在改革開放環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全國經濟社會資源的自然流動是不可阻擋的潮流,人口的自然流動同樣如此。因此,人口的流動是一種常態,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大城市人口總量規模逐漸增加的趨勢也是不可逆轉的,但是,大城市的承載能力有限,不可能無限發展。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城市還需要對人口總量規模進行必要的調控。如何調控?不能簡單地就人口來調控人口,除了必要的行政手段之外,還可以通過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來進行人口調控。如果用比較形象的一句話來講,就是“發展了多少產業,就來了多少的人;發展了什么產業,就來了什么樣的人。”

    從人口結構上來看,目前比較棘手的是兩個主要問題,即老齡化問題和本地獨生子女就業偏好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改善全市人口的年齡結構就顯得十分重要,而這又同全市人口規模密切相關。如何進行取舍?還是有必要通過適度放開人口總量,從而優化人口結構。在人口老齡化和大量獨生子女存在的現實面前,通過全市人口年齡結構的改善,來降低老齡化程度,推延老齡化的時間,并且相應地減輕社保壓力,降低商務成本,增加就業機會,保持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同時,外地年輕人才和年輕勞動力的進入,也可以對本地獨生子女的就業觀念、就業選擇的改變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從人口布局上來看,人口布局的主要方向是什么?總體的思路應該是:達到人口布局、產業布局、城鎮布局的“三個結合”。也就是,人們的工作、學習、居住、生活的屬地化和匹配化。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新增人口尤其是外來人口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區或者城鄉結合部的話,那么,不僅上海這個未來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將會不堪重負,而且還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大量市民來回奔波的交通擁堵問題也很難得到解決。因此,應該緊密結合全市產業布局和郊區新城建設,引導好全市人口的流向,進行人口的合理布局。同時,中心城區人口規模應適當控制,郊區人口規模可以適度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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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現狀的分析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工業園區的周邊地區人口發展有如下基本特征（其周邊地區主要是指趙巷鎮，重固鎮，趙屯鎮，*鎮）。

1、戶籍人口規模較小。人口總量呈現減少趨勢，并達到保持了低生育水平，本地戶籍人口為16.72萬人，僅占常住人口總數的63%。

2、常住人口規模不斷擴張。常住人口總數為26.51萬人，其中非本地人口9.58萬人，來自于本區鄉鎮的人口總數為2.64萬人，占非本地人口的27%。來自于*其他區的為0.36萬人，占非本地人口的4%。來自于外省市的人口為6.58萬人，占非本地人口的69%。外來流動人員數量的不斷增長，反映了近年來*經濟和社會事業的較快發展，投資環境優化，社會生活穩定，對各類人員提供了較好的創業和生活空間。

3、人口流失現象比較嚴重。戶籍人口本區以外居住半年以上者為2.06萬人，占戶籍在本地登記人口總數的11%。呈現明顯的向其他地區流動趨勢。

4、人口城鎮化比例較低。在本地戶籍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僅占38%，農業戶籍人口占62%。因此，城鎮化發展的起點相對較低。

5、人口年齡金字塔呈現非常不穩定的狀態。人口年齡金字塔呈現明顯的兩頭小中間大的陀螺型不穩定結構。這樣的年齡結構，對于勞動力的供給，教育事業的發展，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等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處于非常不穩定的狀況。

2000年工業園區周邊地區常住人口年齡金字塔

6、人口老齡化程度相對較低。相對*平均人口老齡化程度11.5%而言，目前本地人口老齡化程度7.87%相對較低。相對于國際通用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的7%而言，本地區人口剛剛進入老齡化。但是從人口年齡金字塔形狀分析，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將加快。勞動力的供給，養老保障等人口發展問題將越來越突出。

7、社會撫養系數較低。本地區的社會撫養系數為26.4%。也就是說，平均每4個勞動力人口，只需撫養1個非勞動力人口。這對于社會平均積累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社會撫養系數將會加速提高。

8、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由于受現有數據的限制，不能統計本地區人口的受教育結構），參照*區的總體情況。*區每萬人中的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數為306人，而*市總人口中，每1萬人中的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數是1094人，*區的平均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不足*平均水平的1/3。僅從這一指標看，目前的本地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水平較低。

通過上述分析，對于本地區人口的總體認識可以歸結為：人口總量偏低，結構相對滯后，與擴展后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

二．*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人口發展的思考

適度的人口規模、合理的人口結構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人口專家分析：*在目前新一輪發展中的定位，主要是以產業發展帶動經濟發展。發展產業的代價是損失居住的優質環境。工業園區內不宜搞大型居住區，臨近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其居住的特點只能是針對工業園區的藍領階層，適宜于公寓式的居住特點。因此，人口規模不宜過大，同時目前的人口規模和結構又不適應新一輪發展的需要，必須擴大人口規模，以利于調整人口結構，盡可能地滿足發展的需要。

鑒于這樣的理論認識，結合當前*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的人口發展的特征，按照人口調整的理論，人口結構的調整主要是勞動力結構的調整，調整力度為勞動力總數的60-80%可以滿足需要。因此，比較適宜的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在55萬

工業園區產業結構、人口規模、人口結構關系到*城市化的進程。鑒于現行生育政策，到2005年，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的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0.5-1%左右，常住人口計劃生育率在95%，人口自然增長處在低生育水平。因此，工業園區的擴展，必須加快人口的導入，具體措施是否從以下六個方面考慮：

1、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產業化（尤其是第二產業）的發展，在產業化的迅速形成并集中集聚的過程中，使人口大量集聚。產業化發展還會使人口素質結構發生趨優變化。

2、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就業適應性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西勞東輸、西勞進園區”，使農村富余勞動力想城鎮轉移，擇城居住，并帶動非就業年齡段人員進城。

3、吸納*中心城區遷移人口。過去10年，*人口郊遷了100萬，根據人口郊遷梯次擴散的規律，未來*郊區被賦予更多接納中心城區疏散人口的重任，要制訂系列配套措施，吸納*中心城區遷移人口。

4、有效調控戶籍人口機械增長。改革與完善城鎮戶籍管理政策，進一步放寬小城鎮戶口和自理口糧戶口遷移政策；分層次外來人口遷入本地，運用市場、行政、法律手段，鼓勵開發商參與園區建設；運用土地戶籍等政策，引導人口的“投資移民”和“智力移民”。積極引進有利于工業園區經濟發展所需的緊缺人才，同時要用好現有的人才，盡量避免本區人才的流失。

5、重視外來流動人口有序增長。健全全區人口綜合調控機構，制定政策、規范管理。吸引人口要注意控制年齡、受教育程度，主要吸引高學歷、年紀輕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