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緊扣時代背景，順勢而生

G20產生在一個新的國際經濟格局之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后，傳統的世界經濟治理機制失效，需要一個全新的、可以給全球經濟帶來穩定預期的危機應急機制。再者，各國之間經濟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顯著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E11國家（G20內除了發達國家及群體之外的11個新興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焦點。以經濟實力為依托，這些新興經濟體國家開始成為應對和治理全球性經濟危機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新興國家需要一個新的組織平臺，能夠給予其一定的發言權，從而更好地體現其利益訴求;同時，新興國家也積極地為應對經濟危機籌集全球公共產品出力。另一方面，傳統大國特別是美國意識到，沒有新興國家等其他力量的注入，全球性的危機就難以得到遏制，有序的全球經濟治理就難以實現。出于這個意義上的考慮，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客觀現實面前不得不推動G20這樣一個囊括了傳統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在內的新治理平臺的誕生。

戰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世界貿易組織（WTO）構成了治理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借助這三大組織平臺，世界經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了秩序，為各國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外部環境，但同時也確定了歐美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的主導權。相對以往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組織平臺，G20的成員國結構更具代表性，在危機時期的影響力更大。G20是一個開放的經濟治理平臺，囊括世界主要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群體，遵循協商一致的議事原則，最大程度地協調各國行動，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主要國家之間存在的新型國際經濟協調關系的集中體現。這里還有一些數字，可以說明G20的潛在影響力：成員國人口占全球的2/3，GDP占全球的85%，貿易占全球的80%。

危機應對成績斐然，

改革承諾兌現伴有波折

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協同應對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截至2014年，G20成員國為世界貢獻了80%的經濟增長，新興國家在貢獻大部分增長額的同時還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保持了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僅中國一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超過了30%。而G20作為全球經濟協調與治理的重要平臺，集合了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合力，打造了南北國家合作對話的重要局面，為全球性經濟危機影響的消褪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國政府還將“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合作”寫入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

回顧G20的九次峰會，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圍繞以危機應對為重心的諸多議題，開展了多次對話，新興國家為全球經濟治理做出了諸多貢獻，兌現了不少承諾。但同時也存在著歐美國家拒絕落實IMF和WB份額改革承諾的現象。總體來看，作為危機應急機制而產生的G20治理平臺，在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協調各國財政政策、增加經濟治理融資、加強IMF等傳統治理組織活力、協調南北國家對話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議題調整，危機過后華麗轉身？

歷史來看，G20在議題設定上隨全球經濟的最新形勢而變，及時體現相應階段各成員國最感利益攸關的事情。作為危機應對機制，該組織最初的宗旨被設定為推動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合作，籌集更多的全球公共產品，共同抵御國際金融風險和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危機過后，如何實現危機應急機制向常規機制的轉型，是G20目前面臨的最為緊迫的問題。沒有了強烈的危機應對需要，歐美發達國家推進IMF、WB份額改革的動力不足，G20框架下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的凝聚力變弱了。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繼續維系兩者同在G20之船的那種“同舟共濟”的精神呢？

一個治理機制維持生命力的關鍵在于能夠把握成員國的切實關切，討論成員國認為最為利益攸關的議題。危機時期，成員國關心的是危機應急;危機過后，議題的調整就顯得非常有必要。如何在危機相關議題向常規化議題過渡的過程中避免G20進入“休眠”狀態、維持其作為全球協作和治理核心平臺的活力呢？在今年的布里斯班峰會上，澳大利益作為主辦方倡導G20以“經濟增長、就業和抗風險”為核心主題，緊扣當前世界經濟復蘇與增長的中心關注。可見，應對轉型的一種方式是通過豐富治理機制關注的議題內容，超越單純金融危機治理和應對的范疇，例如加入基礎設施投資等、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全球環保合作等新議題。當然，這也會使G20面臨與傳統國際經濟組織功效重疊的現實問題，需要思考如何予以應對，以實現有效協作而非簡單重疊。

2014年2月，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把全球經濟五年內增長計劃預定為2%，布里斯班峰會上又被明確為2.1%，這是歷史上諸多峰會中首次設定經濟增長目標值，可見全球增長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議題，也是危機后G20可以有所作為的突破點之一。還有哪些議題可以維持危機后各成員國對G20的向心力呢？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種：全球長期經濟增長問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尋找經濟增長新動力;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發展與就業等基礎利相關議題;全球反腐、網絡安全治理等全球治理新熱點。

機制成長，維系組織活力

G20轉型過程中機遇與挑戰并存。為了應對轉型的需求，除了轉變議題偏好，還有一些其他的相關性問題需要各成員國給予充分關注和謹慎對待。

擴員和效率。圍繞G20是否要擴員，爭議很多。部分意見認為G20維持現有成員的組織向心力和治理效率已經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更不要提擴員的事情。另有部分意見認為G20如果不擴員，就不能代表所有的新興國家，缺乏成員的代表性，所以G20要成為開放的平臺就必須擴員。實際上，開放性與有效性向來是相互矛盾的一對變量，很難說出孰輕孰重。單純開放了多邊機制，很容易導致會議上各執己見，治理效率下降。是否存在一種折中方案呢？有意見認為，謹慎地擴員、增強代表性而非單純擴大成員國范圍是比較理智的。一方面可以為G20治理機制獲取更多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簡單粗放地擴大多邊數目，避免給G20治理平臺帶來低效率的困擾。

機制化問題。一方面，制度化有一定的好處，能夠使治理平臺具有更明顯的形象定位（或者說“標簽”效應），借此能夠提高組織運作效率和方便實際政策落實。處在轉型階段的G20，可以從其他組織機制化程度高的優點中尋求經驗參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提高機制化程度并非解決一切問題的良藥。實際上，在形成階段，G20的優點就在于它定位在搭建低機制化的平臺。G20呈現出一種多邊合作的新形式，通過組織多邊對話，進行政策協調，形成共識。以非正式性對話機制的形態存在，使G20具備了相當大的靈活性，能夠在成員國之間創造一種對話、協商、協調的輕松氛圍。如果謀求機制化，就會涉及設立秘書處等問題，各成員國就可能圍繞秘書處設在哪里、誰來主持工作、如何運作等相關問題爭執不休，這反而可能破壞合作的氣氛。只有在向心力足夠強的時機下，強機制化才成為較優選擇之一。如果為了機制化而機制化，反而會喪失政策靈活度，很可能是本末倒置。各治理平臺選擇不同的機制化程度，完全是隨不同的情景而變的，沒有惟一性的合理存在方式。

處理好與其他治理組織的關系。一方面，兩者可以相互補充。G20的成員國更具有代表性，除了發達國家，新興國家也參與其中，是現行治理秩序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面，G20是非正式性的協調平臺，在G20平臺上達成的協作意向只有借助其他成熟的國際經濟組織才能更好地得以貫徹落實。然而，在協調與其他組織關系的過程中，依然存在著不少問題，值得深思。例如，在危機影響開始淡化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進程并不順利， 歐美拒絕兌現IMF、WB等傳統經濟組織中份額改革的承諾。

篇2

關鍵詞：全球失衡；全球治理；貿易保護；博弈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7-0014-03

2011年1月12日，世界經濟論壇（WEF）的《2011年全球風險報告》明確警示到，全球經濟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靈是未來至少十年內的兩大核心風險。為保證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各國對于全球治理的呼聲越來越強，應盡快建立起跨越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治理平臺。

一、全球經濟失衡治理背景

1.全球經濟失衡歷史回顧。全球失衡遠非一個經濟新現象，有許多可供追溯的歷史數據加以佐證。

大量的經濟學文獻向我們提供了全球經濟失衡的演變歷史。文章借鑒Blanchard 和 Milesi Ferretti （2009）的說法，將現代全球失衡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國的外部赤字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結果。同時后科技時代又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并為美國吸引了大量的股權和直接投資流入。第二階段，從2001年的網絡泡沫破滅時期持續到2005年。盡管全球又損失了0.40世界總產量，但并沒有造成美國經常賬戶的嚴重失衡，相反，外國政府資本取代了私人凈資本流入，對于美國資產的需求增多。第三階段，從2005—2008年，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大幅激增，占比世界總產量從0.29%上漲至0.67%。與此同時還有石油生產國的巨額盈余。在美國國內，這一時期對應著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階段。

當前新一輪全球失衡適于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時期。2010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穩定在417億美元，約合世界GDP的-0.75%（見下頁表1）。

2.全球治理發展動向。相較于全球經濟失衡，全球治理的起步很晚且發展緩慢。迄今為止能夠被世界廣泛承認的全球治理中心機構只有二十國集團，即便如此，該集團峰會的成效尚未通過實踐經驗的證實。

二十國集團峰會成立于1999年，2007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最終引發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經濟危機，客觀上促使了二十國集團迅速上位。世界各國紛紛出臺救市措施及經濟刺激方案，不僅維護了本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全球治理的目的，但最大的不利面在于其中帶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貿易保護主義理論最早可追溯至盛行于15—18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如今對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得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有機可乘，這也是長期以來全球治理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game theory）由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于1710年提出。經濟博弈論是指將博弈論用于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通過構建相應數學模型來闡述經濟參與主體的策略選擇，達到謀求問題最優解的目的。

在全球治理推進過程中，一些調整代價較大的逆差國國家藉由全球治理之便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試圖反作用或架空國際性協調政策。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的博弈。本文的研究因此十分具有現實意義。

1.博弈模型假設如下：全球治理博弈的主體包括受世界各國委托實施全球治理的者（以下簡稱者）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完全利己型逐利者（以下簡稱逐利者）。一般情況下，參與主體皆為理性經濟人，符合“經濟人假設”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征。在決策選擇時不單考慮自身行為后果，同時兼顧對方對其行為可能做出的各種反應，最終做出使其自身目標最優的決策。

（1）對于者，有認真治理和治理不力兩種策略選擇，假定者認真治理，逐利者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不一定會被發現，這取決于治理技術和治理成本，者進行治理的概率為p，治理的有效概率為r；（2）若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而者治理不力未發現其貿易保護行為時被委托人（世界各國）查出，則者將會受到一定的懲罰；（3）對于逐利者，有不實行貿易保護（即配合進行經濟調整）和實行貿易保護兩種策略選擇。逐利者進行貿易保護，其行為不一定會被發現，若貿易保護實行成功未被發現，獲得超額收益，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為q；（4）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認真治理并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 、m-y ；（5）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認真治理但未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s、m ；（6）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不進行治理而未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v-s、m ；（7）如果逐利者不實行貿易保護而是配合治理進行正常調整，者認真治理，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0；（8）如果逐利者不實行貿易保護而是配合治理進行正常調整，者不進行治理，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v、0 。

其中：f：者認真治理的勞動成本；w：者認真治理時獲得的報酬；y：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被發現后受到的懲罰；v：者治理不力時獲得的收益；m：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而獲得的超額收益；s：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被委托人先發現而給者造成的損失。

以上參數設定均大于零。

2.博弈模型。在上述假設之下，者和逐利者概率與收益兩方博弈模型如下：

3.模型分析。

（1）當給定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為q時，者認真治理和治理不力的與其收益分別為：

U1=q[r（w-f）+（1-r）（w-f-s）]+（1-q）[r（w-f）+（1-r）（w-f）]

U2=qv+（1-q）w

當者進行治理和不進行治理的預期收益無差別時，就得到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最優概率。

令U1=U2，得：q=（v-w+f）/rs。

上述結果表明：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小于q=（v-w+f）/rs，者的最優選擇是不進行干預治理而由國家自主進行經濟調整；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大于q=（v-w+f）/rs，者的最優選擇是進行治理；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等于q=（v-w+f）/rs，者隨機地選擇進行治理或不進行干預治理。

（2）當給定者治理的概率為p時，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和不實行貿易保護的預期收益分別為：

U3=p[r（m-y）+（1-r）m]+（1-p）m

U4=0

當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和不實行貿易保護的預期收益無差別時，就得到者進行治理的最優概率。

令U3=U4，得：p=m/ry

上述結果表明，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小于m/ry時，逐利者的最優選擇是實行貿易保護；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大于m/ry時，逐利者的最優選擇是不實行貿易保護；如果者治理的概率等于m/ry時，逐利者隨機地選擇實行貿易保護或不實行貿易保護。

由此，我們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納什均衡為：

q=（v-w+f）/rs；p=m/ry

這個結論與治理技術和治理成本的假設有關，如果實行貿易保護所獲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必定將投入更多資源以尋求更好的逃避治理辦法，從而使貿易保護行為更難以被發現，該結論就不一定成立。此外，實行貿易保護所獲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就越有激勵去賄賂治理機構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結論也難以成立。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極差博弈模型只考慮了部分經濟因素，其他如實行貿易保護中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等尚未添加在內，因為這些成本消耗不能形成者的收益。這是為簡化模型的代價所致，也是該模型的局限性所在。

三、全球治理亟待規范化、合理化

上文對全球失衡治理的博弈理論分析證明了全球治理進程推進緩慢與治理措施在一些國家遭遇到貿易保護主義有著深刻聯系。因此理應考慮為其治理措施前行方向適度轉舵，以便強化未來全球治理在世界各國的實施力度。

1.充分發揮G20協調全球治理的積極面。G20必須盡量發揮其全球治理協調的積極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當發現通過面對面直接對話的方式實則復雜化了解決手段時，可以考慮減少軟性約定以硬性規定取代，例如免除反復權衡協調石油輸出國大量順差問題、德國在歐元區內的外部貿易失衡等等。因為各國就全球治理問題分歧較多，能夠實際達成的政策共識相當有限，在相互妥協仍舊未果的情況下政策協調基本成零狀態。

2.以國際長期目標優先，適當輔以各國國內目標。目前所提出的治理方案幾乎都偏向于結構層面與長期層面，但世界各國更加傾向于國內目標，國際整體性目標往往順次排在第二位。而全球失衡治理的現有措施很難滿足這些成員國的國別差異需求。因此，在制定全球失衡治理的各項政策措施時，應當以國際長期目標優先，適當輔以各國國內目標，恰如其分地照顧到成員國希望在中短期內解決本國經濟危機的迫切心態，以弱化全球失衡治理的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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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aly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SHEN Le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China）

篇3

首先，從經濟角度看，這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美、英等西方國家推崇的新自由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總爆發，集中暴露出它們所推崇的金融領域“去規制化”進程嚴重忽視金融全球化發展本身的規律和特點，缺乏對金融體系運行的有效監管，喪失了應有的預警功能。其次，當前的金融經濟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現的全球經濟的嚴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機的政治原因本質上是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凸現的結果。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的全球性市場運行對資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而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卻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為國際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的經濟政策制定的國別化，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矛盾的累積和激化。

二、世界經濟格局新的結構性調整和重組拉開序幕

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勢有五方面的影響：

其一，從危機發生至今全球工業產值和貿易規模的萎縮比例來看，此次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程度已經超過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蕭條時期。

其二，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在各國經濟衰退的陰影下有所抬頭。

第三，美、歐、日等國經濟實力都因受到危機的直接嚴重影響而削弱，但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勢頭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來新興大國的增長態勢將更大程度取決于各自完成經濟刺激和結構優化調整的政策效應和時間長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機無法改變全球化經濟深入發展的大趨勢，包括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大國等所謂“全球化中心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相互密切關聯和影響將持續加深。

最后，從整個世界范圍和中長期的影響來看，金融危機對于“全球化邊緣國家”的經濟打擊將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國家”。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力量發展差異將在短期內繼續擴大。金融危機同時全面啟動了新一輪國際金融乃至全球經濟體系的改革進程。一方面，金融危機標志著美獨霸金融體系格局的結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經濟體系改革和過渡是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變革正在加速

第一，盡管金融危機不同程度地制約了當前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等核心成員的對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內向性有所加強，但主要國家仍表現出強烈的化危機為機遇的意愿，力爭以改革國際金融機制為突破口，在國際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的變革進程中占據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再次使國際社會認識到全球化時代跨國性問題的復雜性和各國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國合作的緊迫性和可能性，G7等發達工業國家在這次危機中已經難以獨自應對，不得不在半年內連續召開兩次G20峰會進行全球范圍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新興大國不但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架構中嶄露頭角，而且相互機制化合作意愿明顯增強。

第三，金融危機在世界地緣政治層面引發深層次調整，它降低了俄格沖突的全球性戰略意義，但卻導致更多“全球化邊緣國家”的國內動蕩和危機，使地區和國際安全局勢更趨復雜。金融危機使俄格沖突的影響更多地局限在地區范圍之內。一方面，俄羅斯已經認識到它與格魯吉亞的沖突已在俄國內以及烏克蘭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美歐也認識到，在北約東擴問題上要對波蘭及波羅的海國家與格魯吉亞等同俄羅斯聯系密切的國家加以區別。

篇4

關鍵詞全球經濟再平衡新興經濟體國家外向型經濟戰略轉型

〔中圖分類號〕F1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1-0026-07

一、傳統的世界經濟運行機制與全球經濟再平衡

“全球經濟失衡”一詞為IMF（2005）首次正式使用，意指個別國家擁有數量龐大的貿易赤字，而對應的貿易盈余則大量集中在其他國家。參見羅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2005）作的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長期過程中如何起到持續的建設性作用？現有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如印度）的現實經驗，可以為這一問題的回答提供借鑒。

全球經濟失衡在本輪金融危機中體現出了極大的破壞力和難以修復性。發達國家政府救助金融危機的普遍思路是以國家信用為擔保，通過擴大國家負債來獲得資金并直接注入金融機構，或購買其金融產品。汪進、尹興中：《流動性過剩、全球經濟再平衡——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金融新格局分析》，《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6期。以美國和西歐等發達經濟體所代表的高消費增長模式和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直接決定了上述經濟體的財政赤字很難從根本上得到削減，以美元為代表的世界貨幣貶值趨勢總體上依然難以逆轉，由此導致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全球經濟失衡的經濟格局還將進一步延續下去。而失衡問題給相關經濟體所帶來的經濟結構問題將直接對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增長造成障礙。全球經濟再平衡顯得迫在眉睫，如布蘭查德所說，保持經濟復蘇勢頭需要國內和跨國精密的再平衡措施。[美]奧利維爾·布蘭查德：《維持全球經濟復蘇勢頭》，《金融與發展》2009年第9期。

全球經濟再平衡則是指通過各個經濟體在經濟、政治等領域的協調、磋商與合作，從而解決全球經濟中所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失衡問題（諸如貿易失衡、經濟增長路徑失衡、產業結構失衡、金融體系失衡等均在此范圍內），進而促使世界經濟增長保持相對平穩與均衡。劉航、趙景峰、吳航：《國際經濟合作思想及其對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啟示》，《經濟學家》2012年第6期。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不同國家在選擇全球經濟再平衡路徑上有較大分歧。本文所持的觀點為：發達國家當前的經濟結構和既定增長路徑使得其無法承擔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任務，原因包括：1）在美國語境下，全球經濟再平衡僅限于從金融危機中復蘇的階段，只不過是美國實行新貿易保護主義并通過美元匯率變動實現雙向套利的借口；2）美國不可能也無法改變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模式和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3）美國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了擴大財政赤字和促進美元貶值的措施，其巨大慣性定勢不僅無助于全球經濟再平衡，還只能加劇世界經濟的失衡。而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關鍵為新興經濟體實現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加速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新興經濟體國家將會在其中承擔重要角色。全球經濟失衡本質上是由長期形成的世界經濟運行機制所導致的，是傳統的全球經濟運行體系和分工體系無法適應生產力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最大阻力來自于部分發達經濟體長期以來所主導的、依賴的非均衡發展以及不平等分工和交換體系的傳統世界經濟發展模式。但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機制一時還難以從本質上得到改變。甚至，Cooper（2004）、Mckinnon & Schnabl（2004）認為失衡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是可延續的。

第一，在傳統的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中，發達經濟體的產業空洞化與其他經濟體的產業低端鎖定并存。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FDI的國別結構經歷了較大變動。2000～2011年，中國FDI利用額增長204.5%，印度增長779.4%，而美國和德國均為負增長。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生產環節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并將非核心的業務流程通過離岸外包轉移到境外完成，從而使發達國家的產業空洞化不可避免。如2000～2010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4.7%降至10.1%。而發展中國家大量承接產業轉移，可緩解本國資本要素約束，通過模仿創新獲得動態比較優勢，同時更容易出現的情況是，其產業被低端鎖定，國內產業高級化步伐被減緩。

第二，傳統全球貿易體系中，發達經濟體經常項目逆差與其他經濟體受出口阻力困擾并存。由于發達國家已將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因而為滿足本國基本消費需求，必須依賴貨物進口。2011年G7國家中的五個均出現了經常項目逆差，其中貨物貿易差額較大。發達國家為了平衡國際收支，傾向于對發展中國家設置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貿易壁壘。隨著發達國家貿易保護手段層出不窮，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也不斷涌現。如2012年中國遭遇貿易救濟調查77起，涉案金額27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1.6%和369%。同時，發達國家為了維護壟斷地位、強化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的低端鎖定，限制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實施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出口限制。這加劇了該國收支失衡，且不利于其產業長遠發展和國民福利最大化。如美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制成品出口額的比重1990年為33.04%，2000年為32.32%，2008年為28.41%，不升反降。另外，發達國家一般采取嚴格的移民限制，割裂了國際要素市場，從而使本國勞務成本極高，增強了本國居民的國際購買力。劉航、趙景峰：《服務產品國際價值的轉形和國際轉移及對中國服務貿易的啟示》，《研究》2012年第3期。因而，發達國家經常項目逆差是客觀必然的。發達國家貿易壁壘的強化是國內利益集團博弈的暫時結果，無法改變世界貿易體系的長期趨勢。

第三，傳統全球金融體系中，發達經濟體濫發貨幣與其他經濟體擁有巨額外匯儲備并存。發達國家為了追求增長和就業，往往采取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2000～2011年，美國的M0和M2分別增長了91.8%和84.9%，同期GDP僅增長52.5%，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幅遠超過了同期GDP增幅。而以2000年為基期，2011年美國CPI僅為130.6，可見美國運用開放經濟手段消化了很大一部分通脹壓力。在現有世界分工體系下，發展中國家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擁有大量順差，積攢了巨額外匯儲備。目前外匯儲備量居前五的國家分別是中國、日本、俄羅斯、巴西、韓國。尤其是中國，其外匯儲備占全球總量30%以上。同時，美國等發達國家利用世界貨幣優勢，向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國家舉債以彌補財政收支缺口。目前美聯邦政府發行的國債總計已超過10萬億美元，其中約30%由外國政府持有。

第四，傳統全球治理體系中，發達經濟體實行雙重標準與其他經濟體缺乏話語權并存。世界治理體系是指維護世界秩序的制度性安排。當代世界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因而其治理結構也是由發達國家所主導。國際經濟事務的規則制定和爭端裁決，都是由發達國家占有絕對控制地位的國際經濟組織來完成。IMF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機制是由會員國認購的股本決定。IMF重大決策必須有85%以上的贊成票支持，而美國就占18%，也就是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在世界銀行成立之初，美國占有35%的股份，現在也還占17.37%。在貿易領域，WTO的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發揮，一定程度上是發達國家就國際貿易討價還價的場所，發展中國家并沒有足夠發言權。盡管發達國家開始意識到并承認新興經濟體的地位與作用，新興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度和決定性有所提高，如中國、印度等在多哈回合中組成了“20國協調組”；G20峰會已經替代了G8峰會部分功能；中國在世界銀行和IMF中的席位份額都上升至第3位等。但大部分爭取更大發言權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G20峰會仍屬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新興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份額與發達國家仍相差甚遠，而且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階段及模式差異較大，難以形成合力。

二、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

角色對比：中國與印度同樣作為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印度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參與模式有較大差異，印度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經驗與教訓值得中國借鑒和吸取。

1.兩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角色對比

中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比較優勢較為顯著，獲得了豐厚的比較優勢利益，但優勢產業過于集中，產業結構和外貿產品結構矛盾突出。第一，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積極參與世界分工，目前已成為“世界工廠”，在世界分工體系中展現出了明顯的比較優勢。目前中國FDI總額和進出口總額在世界上排名均居第二。2011年，FDI總額占世界的8.13%，進出口總額占世界的9.93%，出口額占世界的10.4%。粗鋼、水泥、化肥、棉布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國已成為美國和日本的第一大、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也是美國和歐盟的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可見，各發達經濟體對中國商品的依賴程度較深，中國已充分融入與發達國家垂直分工的生產模式。第二，中國的比較優勢仍主要集中于密集使用勞動力要素的制造業部門，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落后。在2006年之前，中國工業領域FDI占FDI總額的比重維持在70%以上。進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外資企業購進原料、銷售貨物構成的。2011年在華外資企業貨物進出口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51.1%。中國與美國的制造業總產值相差不多，但是增加值相去甚遠。可見，中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附加值相對較低的行業，處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較低階段。第三，中國的現代服務業發展也相對落后。中國的貨物出口額占世界的10.4%，而服務出口額僅占4.4%，說明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也相對較弱，長期為逆差。這說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并沒有成功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

與中國相比，印度具有更加高級的產業結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相對較高，但是存在比較優勢尚未充分發揮的問題。與中國長期以來突出強調第二產業地位不同，印度堅持第三產業作為主導產業。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產業結構已經基本完成了由“一、二、三”向“二、三、一”的轉變，而印度則經歷了“一、三、二”向“三、二、一”的轉變，從而形成了以服務業拉動整體經濟增長的模式。目前，中國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已經超越印度，但是順差額與競爭力等指標依然較后者大幅落后。通過數據的比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這一點：從絕對數字來看，2011年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額為-545億美元；而印度則為183億美元。從相對比重來看，2011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與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之比為1∶8.7，服務貿易相比貨物貿易而言微不足道；而印度這一比例則為1∶2.8。值得一提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開始實施以技術為核心的資本引進戰略，從而成功的規避了“比較優勢陷阱”，進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占據了相對高端的地位。與中國的FDI大多集中于機械設備制造和房地產行業不同，印度所引入的FDI則主要集中于信息產業、金融產業以及通訊行業等。不僅如此，在服務外包領域，印度也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的接包規模已經位居全球第一。楊丹輝：《全球化、服務外包與后起國家產業升級路徑的變化：印度的經驗及其啟示》，《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4期。尤其是計算機軟件業的外包承接，顯著地推動了印度軟件研發業的快速發展。

同時印度的產業模式也被認為過度超前，其自身也已認識到制造業發展薄弱問題，尤其是制造業外向性程度偏低。印度的制造業還未完全融入國際垂直分工體系，其工業增加值、FDI和出口貿易遠低于中國。印度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食品加工、紡織等）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外商投資。于蕾：《中印對外開放比較——國際貿易與FDI的視角》，《上海經濟研究》2008年第12期。而且同中國相比，印度的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和市場開放度較低。而在人力資源方面，印度大約40%的人口為文盲，且多數均處于絕對貧困線以下，勞動力優勢難以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

2.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角色

在當前的世界貿易體系中，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數額巨大，但順差的國別、產業和要素來源分布過于集中，外貿增長方式有待轉變。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貿易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明顯拉動作用。2000～2008年，中國的凈出口對GDP貢獻率由2%升至10%，外貿依存度由40%升至60%。中國自1994年以來一直為貿易順差，1994～2008年順差額從54億增至2981.3億美元。盡管2009年以來有所下降，但相對排名也維持在高位。截至2012年底，中國已積攢了3.3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這說明中國的比較優勢得到了充分發揮，生產優勢和貿易優勢已形成了有效互動，而且雄厚外匯儲備能夠幫助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爭取更多主動權。

但是，連年保持巨額貿易順差，特別是順差來源非常集中，會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負面效應。首先，按國別來看，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美國和歐盟。2011年，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順差分別為2023億和1431億美元。在歐盟各國中，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集中于荷蘭、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僅對該四國的順差就占歐盟全部的75%以上。其次，分行業來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紡織品原料及紡織制品、賤金屬及其制品和低端機械設備行業。這些行業對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來說，雖然屬于夕陽產業，但是有較高的就業彈性，而且行業組織發展完善，內部工會力量較大。因而，中國與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摩擦案件頻發就成為必然。2010年以來，中國遇到的貿易摩擦大部分來自于美國和歐盟，且大多涉及紡織品、賤金屬制品和低端機械設備等。

與中國相比，印度的對外貿易結構更為合理，外貿規模增速也較為穩健，但是其市場開發程度依然不足，貿易政策較為保守，由此導致出口導向型戰略對于外貿增長的貢獻較為有限。盡管從總量上看印度在世界貿易中的影響力遠不如中國，但是其貿易主體和對象的結構更為合理，因而相比中國遭遇了更少的貿易摩擦。2011年印度貨物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分別占世界的2.1%、1.7%和2.5%，而同期中國的額度分別為9.9%、10.4%和9.5%。其合理的貿易結構主要體現為：第一，印度的出口貿易對于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較低。在其外商獨資企業和合資企業的投資額中，出口導向所占的份額均不超過10%。相比之下，在華投資企業的這一比重已經超過了50%。第二，印度的外貿產品結構更加合理。2000～2010年，印度最終產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了8.05個百分點，同期中國則下降了12.76個百分點，印度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出口在總出口額中的比重的大小和增幅都遠低于中國。這說明中國和印度都在不斷加快融入世界分工，且均處于相對低水平階段，但中國對加工貿易的依賴更強。第三，印度的服務貿易發展更為良性。2002年以來，印度的服務貿易凈出口額始終處于順差，且連年擴大，至2011年服務貿易凈出口額已經達到183億美元，而相比之下，服務貿易逆差已經延續了十年之久。而且，印度服務業出口中傳統服務業占比的降幅和現代服務業的增幅遠超中國。第四，印度的出口目標市場更為多元化，國別集中程度較中國更低。

盡管印度的貿易結構相對更為合理，但其國內市場開放的程度仍偏低，對貨物出口的鼓勵促進力度遠不如中國。印度的最高關稅水平維持在高位（約為20%），遠高于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平均值（分別約為10.4%和13.3%）。Restall. H.， India’s Coning Eclipse of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3， 2006.雖然印度政府倡導出口導向戰略，并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但其畢竟要比中國對外開放晚十幾年，且開放進程中曾一度經歷過保守開放模式，直到目前保守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吳航、劉航：《中印參與世界經濟運行機制模式比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7期。

3.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角色

在世界金融體系中，中國存在著極為龐大的對外間接投資需求，但投資渠道過于集中，從而扭曲了匯率，導致國際儲備風險增加。近十幾年來，中國的國際收支基本上保持著超高雙順差，從而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在國際直接投資方面，雖然近年來ODI增長不斷加速，但是相比1000多億美元的FDI流量，難免出現巨額的資本項目順差。而且，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采礦業、批發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制造業的比重小，僅占ODI存量的6.3%。在間接投資方面，中國對外投資需求巨大，但由于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因而中國的對外證券投資渠道相對較為狹窄。雖然通過ODI，內地投資者可以進行海外投資，但這種管制性制度決定了投資范圍窄、渠道集中。而且，對外間接投資的收益差距較大。截至2012年末，中國對外股本證券投資凈流出1324億美元，對外債券證券投資凈流入366億美元，可見中方投資機構將更多資金投向中長期債券，且境內非銀行機構逐漸成為對外證券投資的主體，商業銀行對外投資越來越謹慎。再加上中國的經常項目也處于巨額順差，巨額外匯儲備則不難解釋。大量的外匯儲備形成巨額外匯占款，加大了基礎貨幣投放，對中國國內形成巨大通脹壓力。而且外匯儲備主要以美債的形式存在。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超1.2萬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外匯儲備近40%。雖然2010年以來中國政府多次減持美債，但隨后很容易顯著反彈。而且，中國政府持有的美國國債以中長期債券為主。這就相當于中國用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出口部門掙得的外匯，長期地轉借給美國用以支持美國居民繼續購買中國低端制成品。

印度擁有更加多元化的間接投資渠道，外匯儲備的持有結構更加合理。但由于總體規模有限，難以對全球金融市場施加更多的影響。作為“金磚四國”之一，印度外匯儲備截至2011年底已居世界第六，達到了2629億美元。最初，其國際儲備以黃金為主要形式，外匯儲備的份額相對較小，后來黃金儲備的份額有所下降，但仍遠高于中國的這一比例。而且印度國際儲備的凈增加全為資本和金融賬戶的貢獻，經常賬戶持續逆差、貢獻為負。印度的FDI在資本和金融賬戶中占比僅為13%，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構成了資本和金融賬戶余額的主要來源。王國林、許承明：《中國與印度國際儲備比較分析》，《產業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盡管印度的巨額外匯儲備也是主要以美元資產形式持有，但相比中國投資渠道更為多元。中國自1993年以來對美元資產持續為凈買入，而印度絕大多數年份為凈賣出（除1998～2001年）。整體而言，印度在世界貨幣體系中更多表現出短期操作和自主靈活的特點。與中國相比，印度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較為微弱。當然這也是印度能夠采取短期、靈活的對外投資方式的主要因素。不過應看到，開放經濟中的相對小國，既有好處也有弊端。這一特點所產生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印度能夠藉由此規避外幣貶值和外部政策對本國外匯儲備所產生的風險；另一方面，印度在世界金融體系中難以得到更多的話語權。而且由于印度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較中國更高，一旦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印度可選的對沖措施則非常有限，加劇了資本國際流動的不穩定性和風險。

4.在世界治理體系中的角色

中國在世界治理體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逐步增強，但被過分夸大，甚至被西方利益集團所負面宣傳，不利于良好外部發展環境的形成。經濟多極化是難以扭轉的客觀趨勢，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其中重要一極。中國企業已逐步掌握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技巧，勝訴率有所升高。中國政府已認識到，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改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必須依靠外向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政府充分參與世界治理的需求也日益凸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數目大幅增加，對國際組織的貢獻越來越大。2010年IMF改革后中國持有份額將從不足4%升至6.39%，列第3位。然而，發達國家中一些利益團體為了抑制中國發展，并讓中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過分夸大中國的作用。其實，中國的優勢多是來源于其總量規模，而人均量非常低。而且經濟增長質量較低，經濟結構欠高級化、合理化。目前來看，中國僅以總量規模的優勢難以勝任世界治理體系中的過多責任，而且還容易引發“中國”等反對聲音。

相比之下，印度在國際上承受的阻礙與壓力比中國更小，可采用靈活的經濟外交政策，但其明顯存在對西方大國的經濟依附。印度在1948年加入GATT，也是WTO的創始成員國，還通過多哈回合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影響力，并在20國協調組和90國集團中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2010年之后印度在IMF中的份額從2.44%升為2.75%，投票權比例從2.34%升為2.63%，排名從第11位升為第8位。世界銀行也已考慮給予印度更高的投票權。然而，印度對外開放以來并未走上自主發展道路，更多地效仿了西方發達經濟體在國民經濟治理中的思維方式。部分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認為印度已經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發展慣性之中。張文木：《印度和中國發展道路差異及其后果——從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兩條道路的斗爭說起》，《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7期。

三、新興經濟體外向型經濟戰略轉型的制度供給

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帶有顯著的粗放式和不協調特征，亟待通過改革創新來提高外向型經濟增長水平。對外開放紅利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但目前這一優勢已顯示出逐漸弱化和消褪趨勢。任保平、郭晗：《新增長紅利時代我國大國發展戰略的轉型》，《人文雜志》2013年第9期。這一問題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典型化事實，“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了廣泛關注。很多國家仍對舊的世界經濟體系有路徑依賴，在自發尋求新比較優勢和增長點時易陷入困境。因此在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必要的制度供給和政策引導是非常必要的。

1.構建優勢要素的新投入機制

轉變外向型要素結構、構建要素的新投入機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是盡可能地使原有要素優勢喪失進程得到延緩，熨平其導致的出口與國內生產波動；二是尋找和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構建以技術、資本、創新及制度為核心的比較優勢體系。

第一，從微觀層面上給投資者對稱化的信息服務，給勞動者便捷化的就業指導，給要素買賣的各方更透明的信息公開，支持并扶持中介和咨詢公司的創業與合法經營；從宏觀層面上加快制定并嚴格執行涉及投資、勞動關系等的法律法規，規避在要素投入使用中的違規違法行為及其導致的效率耗損。第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政府及社會組織應為本國企業提供國際市場需求、投資經營環境和技術標準等方面的信息服務，鼓勵企業獨立或合作開展國際市場調研。第三，打破產品買賣中的部門分割和地方保護，大力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的實現，盡快形成新產品、高技術產品及新興產業的相關產品的國內統一市場。第四，宏觀核算外向型企業的隱含成本，使其顯性化，規制出口貿易中資源與環境的隱含流。第五，促進制造業在國內區域間的梯度轉移，使其為產業結構的整體升級提供更大空間。

2.構建目標市場的新布局和自平衡機制

發展中國家應區分不同貿易伙伴的實際貿易條件，通過多種途徑擴大適合開展出口國家的出口規模，開拓其市場空間。尤其是一些新興經濟體和中低收入國家有待新的市場開發，應重點提高對這些市場的出口份額，實現多元化的市場布局目標。

第一，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企業在出口中應大力開拓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市場，充分利用區域性、多邊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通過產品差異化與發達國家在新興市場上開展競爭。第二，大力開發拓展最不發達國家的國內消費市場，通過政府援助、技術合作或基礎設施建設來換取市場權利與份額，從而使本國能分享到世界動態整體發展的紅利，實現全球范圍的包容性增長。第三，在對比本國與貿易對象國的貿易條件時，除了需考慮本國與對象國平均水平的比例關系，還應注意到發展中大國內部的區域和行業差異，結合本企業及貿易伙伴所在的行業和地區以及所處的制度環境，來做出分工、貿易與投資決策。第四，適當運用產業調控政策來規范本國大宗商品進出口的市場秩序，注重同行業集中度低于本國的經濟體開展貿易。

3.構建國際化經營的新增值空間

如果“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發展過度，則很容易造成東道國產品和市場集中度過高，隨之容易引起貿易摩擦頻發，貿易實際所得也難以得到提高。新興經濟體國家要想增強在品牌、技術、服務等方面的國際競爭力，則須實現新的進出口貿易與國際化經營增值模式，促進各類貿易方式協調均衡發展，做強一般貿易，提升加工貿易，發展其他貿易。

第一，新興經濟體國家應辯證認識FDI和加工貿易的母國（通常為發達國家）動機，培育有利于本國整體利益提高的新引資增長點，實現吸引外商投資充裕要素的高級化。第二，提高加工貿易在本國的增值幅度，延長國內產業鏈，增強中間品投入關聯，從而促進FDI技術溢出效應得到充分發揮。加工貿易的主體結構應以民營企業為主，組織方式應以自主型企業為主，生產方式應以清潔化生產，貿易對象應以內外銷并行。第三，協調各類貿易方式的自主發展，公平使用出口退稅、研發補貼等產業政策，實施貿易環節便利化、貿易促進常規化、貿易平臺高資本化的新戰略。比如，應探索創新境外經貿合作區、海關特殊監管區等商務平臺的經營模式，加大對其的投資力度，使貿易服務環節（如貿易金融）由境外公司壟斷的現狀得到改善，強化對國際化經營中設計研發、國際物流等的扶持和投資力度。同時，應加強對中小企業（包括小微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的渠道引導、信息提供和政策傾斜。第四，加大對與貿易相關的ODI促進力度，完善駐外機構的商務服務功能，建設海外經營分銷網絡。

4.構建外向型經濟收益的新分配機制

對發展中大國而言，如果未優化調整開放型經濟收益分配格局，即使提升了對外貿易和投資的收益，也可能與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根本目標相違背，同時可能阻滯國民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因此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外向型經濟收益分配應實現區域公平、城鄉公平等。

第一，發展中大國必須使財政分權與地方競爭中的短期行為得到合理規制，避免出現“有規模，無規模經濟”的低效率壟斷和貧困化增長。第二，推動外向型制造業及服務業的國內區域梯度轉移，實現貿易收益差距的區域收斂，尤其注重實現對外開放的空間優勢重組和產業圈層升級。第三，有效預防政治腐敗的普遍化，懲治官員的定向設租或創租行為，并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更多地選擇就地轉化，從而實現外向型經濟收益的勞資公平分配。第四，平衡中央與地方的權益分配，集權制國家應盡量給予地方政府與其事權相對等的財權，保證工業用地在農地向非農用途轉換中占有一定比例，監督并滿足中小企業的用地需求。

5.構建參與世界經濟治理的新模式

篇5

全球氣候危機的應對問題，發展到2016年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我們觀察到，目前確立的國際規則和主要國家的國家實踐等，正在發生本質性變化。

（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之奠基

最早在19世紀，就開始有科學家關注二氧化碳氣體排放與全球氣候變暖之間的關系，并提出警告。但是，直到198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氣象組織才聯合成立了一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來推動社會公眾和各國決策者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也籌劃相應國際公約事宜。后來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UNFCCC）就是該委員會磋商形成的文本①，被提交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后獲得通過后形成的。該公約是全球第一個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公約，也開創了國際社會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進行國際合作的基本規則框架。該公約正式宣告全人類將通過碳減排，減緩全球氣候變化，但在其內容中卻并未規定國家的具體義務和實施機制，需要在后續談判中繼續完善。所以，《公約》規定，從其生效之日起，締約國每年舉行一次締約方會議，以評估應對氣候變化措施的效果和推動規則的繼續發展。因為氣候變化和碳減排等觀念在國際社會普遍推廣的難度，直到1997年的締約方大會上，《公約》的首個附件《京都議定書》才獲得通過②，開始擴展《公約》內容。《京都議定書》的重要貢獻在于將溫室氣體減排規定成為了《公約》締約國的法律義務，即建立了強制減排義務。該協定創立了“清潔發展機制”“聯合履約機制”“碳排放配額交易機制”等一些具體執行措施。但是，缺乏具體操作的量化、細化的規定。例如，關于碳排放初始配額的計算、分配和定價等，都沒有明確。

（二）《巴黎協議》的重要意義

《巴黎協議》是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中③，由到會的近200個國家，一致同意通過的一份新協定。其是聯合國《公約》繼《京都議定書》之后達成的第二份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定，是在《京都議定書》之后打開氣候治理僵局的一次重要突破。2016年4月22日是《巴黎協定》開放簽署的首日，即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75個國家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該協定。這次簽署，創造了國際協定在開放簽署首日締約國家數量最多的新紀錄。《巴黎協定》能夠在如此短的期限內得到如此眾多國家的支持，可以說是不負眾望地真正拉開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序幕。《巴黎協議》的內容主要是在《公約》規則的基礎上，細化了2020年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指標和行動安排，旨在加強對《公約》減排目標和宗旨的實施能力。《巴黎協議》得到近200個出席國家的一致支持，意味著國際社會的多數成員，就打破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在歷史責任、資金安排、減排約束等觀念中的眾多分歧，成功推動全球氣候治理行動的進展，已經達成了共識。不論是從應對氣候變化，還是對于國際法治進程的影響方面，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國際評論普遍認為，《巴黎協議》是全球氣候治理的“新起點”和“歷史轉折點”［1］，即將開啟新一輪的強制減排義務規則和新措施、新合作。中國全程積極參與了《巴黎協議》的談判，并為解決其中的重大難題發揮了重要作用，承諾在今年9月完成參加協定的國內法律程序［2］。《巴黎協議》不僅代表了中國對全球治理的積極貢獻，也為中國發展模式的轉變帶來新機［3］。可以說，《巴黎協議》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積極參與國際治理，真正融入國際社會并發揮應有影響之努力的具象體現。

（三）中美聯合聲明的特殊價值

2016年3月31日發表的《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宣稱，中美兩國將于2016年4月22日作為第一批國家簽署《巴黎協定》，呼吁其他締約國踴躍簽署《巴黎協定》，還承諾聯合推動《巴黎協定》的實施。中國和美國在聯合聲明中的表態，以及承諾在未來采取的投資、合作等重要舉措，成效的確顯著，許多《公約》締約國開始考慮積極推動《巴黎協定》的國內批準程序。《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菲格雷斯2016年7月5日講到，因為越來越多的國家計劃在今年內批準《巴黎協議》，預見《巴黎協議》很可能將在2017年即達到生效條件，比原設想預計提前了三年［4］。而且，中美兩國聯合表態的這種示范作用，成功消弭了氣候談判進程中一直存在的重要阻礙，即發達國家集團和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在強制減排規則方面的核心利益沖突和氣候治理基本原則等方面存在的強大分歧。這一重要障礙的成功解決，是最終導致《巴黎協定》高票通過和創紀錄簽署的重要原因。打開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局面，開創了真正“全球”參與的全球氣候應對規則與合作行動。對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措施及其實際效果問題方面，由于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正面宣稱將簽署《巴黎協定》，并就南北國家間的氣候治理合作，主動承諾和作出示范。極大地打消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的顧慮，對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的強制減排義務履行和國際合作的實施效果產生積極作用。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打破全球低碳經濟轉型的僵局，頂住壓力繼續推動氣候控制和氣候適應型經濟的全球推廣。而且，考慮到各國不同的經濟類型和發展階段差異，在2020年后，允許各國將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更具包容性，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依據各自的國情，出錢出力，在氣候控制方面最大限度地，以爭取最廣泛的全球共識。中國和美國在氣候聯合聲明中的表態，表明中美兩國已經眾望所歸，扛起南北合作氣候治理的大旗，引領了全球氣候適應型經濟的希望。

（四）全球氣候治理已經建立

全球氣候治理作為全球多邊治理的重要領域，也是當前全球治理中走得最遠的領域。其對于國際法治的影響和示范效應，當然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從經濟學的角度觀察，低碳轉型既是“第二次的經濟全球化”［5］40，也是全球化發展的升級版和必然階段。《巴黎協定》的通過，驗證著全球經濟“迅速向低碳和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的需要［6］這一經濟制度自身的客觀規律的作用。經濟發展規律決定人類生產方式進入新階段，低碳經濟轉型被認為是“下一次工業革命”［7］。在這一變革過程中，眾多國家和人民的生活、生產方式均出現本質變化，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消費產品方式等均產生深刻變革。而綠色貿易壁壘、航空碳稅、碳交易市場等現象的出現［8］，正是低碳經濟模式全球化的必然產物［9］。低碳技術和產品的生產規模、市場份額和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碳交易市場的全球化也正在快速發展［5］200，均表明全球強制減排制度的真正建立和運行。“第三次工業革命”與人類社會與之前的每一次工業革命和市場方式變革一樣，對弱勢的產業和經濟體均會帶來巨大挑戰。廣大發展中國家必然在這一變革過程中，承受更多的沖擊與挑戰。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對迎接這些挑戰，充滿了勇氣與責任感。中國對人類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低碳未來充滿信心。首先是將生態經濟轉型寫入國家戰略，并持續性地堅持在科技政策、產業經濟政策、稅收政策、教育改革等多種方面切實貫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促進國內市場和國際貿易中的氣候適應型轉型，在國內逐步建立和運行碳排放交易市場［10］。據公開數據，截至2010年4月，中國政府已經批準了2443個CDM項目，其中，806個已經在聯合國清潔機制執行理事會成功注冊，占全球總量的3745％。中國低碳轉型雖然起步比歐洲、美國和日本等晚，但是，目前國內已經獲得簽發的減排量占全球的4835％，減排量和項目數已經居世界第一位［11］。這表明中國成功利用自己巨大的經濟體量后來居上，擠入全球碳排放的博弈圈。其次，是中國結合本國的升級國情和核心利益，一直致力于開創氣候經濟轉型中的“南南合作模式”。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的中國，公開承諾捐獻200億元人民幣成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專門用于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國內的經濟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措施［6］。而且，依托“一帶一路”“亞洲投資發展銀行”等機構和平臺，結合未來中國的重要戰略引領發展中國家集團低碳轉型方式和積極創造未來低碳經濟模式中新的發展機會。中國用實際行動表明，其愿意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其發展紅利，在合作中一起轉型，迎接低碳經濟和國際社會的未來。中國真誠貢獻自己的智力與財力，極大地推動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建立和良好運行。只有國際社會主體廣泛的參與和減排制度的真正運行，才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的真正建立。若以此為標準，當前正是全球氣候治理發展進程中的關鍵階段和分水嶺。隨著全球氣候治理的發展，國際社會在經濟、社會、法治等方面的核心內容，都正在隨之發生巨大變革。這種變革不是只停留在法律制度層面和意識層面，還要落實到各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政策措施和每個人的生活、消費行為等的變革中。

二、全球氣候治理對國際社會的重要影響

不管國家行為體主觀上是否愿意，氣候經濟的變革實質上一直在全球范圍內持續進行著。全球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管理方式、生活方式、貿易方式、消費方式等方面，都正在經歷一個“強制性”的統一過程。感受到這一強勁的變革“潮流”，觀察和思考這些持續變革對于國際社會和國際法治的影響，開始變得日益重要。

（一）全面和深入地促進國際社會“組織化”

國際社會的這種較為全面和更為深入的“統一化”或者說“組織化”，一方面是全球化長期深度發展的累積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在氣候危機面前，人類社會各類行為體更緊密地“相互依存”的必然結果［12］。畢竟，在客觀規律面前，當前人類社會科技和人力想要快速挽回之前幾個世紀“工業化快速發展”累積的負面后果顯得非常無力。只有整個地球村“統一行動”，才能看到希望。整個國際社會“統一化”和“組織化”的應對措施，成為必須。1經濟的組織化。全球氣候治理的建立從本質上來說，是人類社會統一應對全球氣候危機各方面努力的總和。氣候治理全球化最初的切入點或者說表現，是在經濟領域，以歐盟、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體，紛紛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引領了全球性的經濟進化過程。這些發達經濟體不約而同的選擇，表現出國際社會組織化現象背后的經濟規律作用。從國內經濟運行來看，氣候適應型經濟表現為更多的國家干預，如對氣候和生態服務的預設性定價、強制性碳排放配額交易制度等［13］，也凸顯了氣候經濟更強的組織性。因為氣候是公共產品，其定價、交易等制度，必須體現更多的國家干預特征，而且生態以及環境服務的經濟價值，在原有市場經濟生產方式和制度中，幾乎體現為零價值。因此，在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中，生態以及環境服務經濟價值的重新確定，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劇變過程，需要以國家公信力和強制力為基礎，才可能成功建立起各國氣候經濟的發展條件。從國際經濟運行來看，氣候經濟的全球化與WTO時代的國際制度相比，表現為更高程度的經濟組織化特征。WTO時代中，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生產組織與交易、管理等都是分隔開的，WTO規則允許國家以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對國內和國際市場加以區分；而全球氣候治理時代中，碳排放的計算是完全打破國界的和全球統一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的碳排放率競爭都是全球性的，而碳排放配額和相關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也都是全球性的。可以說，碳排放已經成為了全球通行的特殊“碳貨幣”。正是這種本質性的變化，導致了氣候適應型經濟具有更強的組織化特性和全球化趨勢。2國際社會各類主體的組織化。最近數十年來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危機的努力和國際合作，一方面極大地加強了國際社會各類主體關于組織化行動的觀念和習慣；另一方面，因為組織化的行動方式能夠極大地提高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危機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在全球氣候治理中，聯合國也一直有意識地努力推動國際社會在氣候治理中的組織化。國際社會各類主體組織化現象加強的成因，一方面是由于國際合作中不斷踐行了組織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類主體的觀念和制度逐步統一，也更多要求組織化程度的加強。總之，實踐的積累和全球氣候治理的本質，都推動全球氣候治理中國際社會的組織化不斷發展。國際社會中各類主體的組織化，有利于提高人類在應對全球氣候危機中的合作能力和統一行動力。在國際社會主體組織化的過程中，聯合國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全球氣候治理也已經成為聯合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領域，有利于發揮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協調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和國際合作［14］。此外，全球眾多的民眾和公司等等，均可以參考NGO的組織化方式，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各項活動和運營機制［15］。這是其他的全球治理領域中所未見的。總之，國際社會各類主體都正在以更高的組織化方式，參與到全球氣候治理中來，“合眾之力”共同應對氣候危機。

（二）國際法治的組織化

原本，基于國際社會法律規則形成的特殊方式，國際法治的組織化程度相對于國內法治來說自然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主要體現為內容的碎片化和軟法化。但是，國際法治的這些“根深蒂固”的特性，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似乎已經發生了緩慢變化［16］。第一，氣候治理中規則的統一程度不斷得到加強。聯合國《公約》中明確闡述，只有國際社會的各類主體一致努力，才能達成公約控制氣候變化、應對全球危機的根本目的。因此，公約中設置的義務天然的帶有統一性，并通過《公約》以法律的方式“強制”在締約國國內推行這一切。這樣的做法，極大提高了氣候治理規則在全球國家中的統一化程度，即基于氣候問題的全球性特質，導致國際社會在該領域內進入了全球治理的狀態。這對當代國家行為體在國際社會事務中的行為方式產生了直接影響。第二，《公約》創設了非常具體的、具有強制性的條約義務，這在條約實踐中實屬罕見。氣候公約中明確規定了各階段中不同國家類別的減排義務，而且表現出更多的強制義務和清晰的處罰責任，即條約的強制力極大得到加強。這種情況在此前的條約實踐中確實罕見。此前具有類似設定的條約極少，且一般集中在針對嚴重的國際犯罪等少數領域和問題。正是由于《公約》這種強制性的義務，美國退出了公約談判，并在簽署后又以此為理由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如前所述，《巴黎協定》極大地細化和繼續執行了這種強制力，但仍然得到了200多個國家的支持，這表明全球氣候治理規則已經成為了強制性的國際法規則新領域。第三，全球氣候治理規則的組織化程度與WTO規則相比，更加突出。WTO規則中規定，WTO組織對各締約國的國內法有審查和作出報告的權利，爭端解決機構也有權對締約國國內立法與行政措施進行裁定和協調，以保證WTO規則的執行，其強制力一直備受矚目；而全球氣候治理規則試圖建立的機制中，其組織化程度更高。組織將有權對締約國國內的經濟、社會政策以及國內立法等進行審查和評價其減排功效。總之，雖然國際法規則碎片化發展和軟法的特點不能完全改變，但是氣候問題確實已經邁開了腳步。在全球氣候治理規則中開始呈現出統一性、系統性、強制力的特點。

（三）重新形成國際競爭機制和秩序

篇6

全球經濟金融形勢

一是全球經濟正處于長周期的下行階段。熊彼特認為，企業家創新的集群式出現推動世界經濟呈現出長周期波動，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歷時54-60年。一般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信息產業革命開啟了新一輪世界經濟長周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這一波周期進入了下行階段。這意味著中低速增長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新常態。

二是如何從危機中走向復蘇仍是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任務。鑒于1929年大蕭條的巨大破壞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無前例的集體救市運動。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紛紛實行量化寬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國際流動性;其他國家跟隨出臺極度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中國也第一時間推出四萬億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在托底全球市場需求、穩定信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短期內，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對理想的效果，主要國家金融體系的有毒資產被有效隔離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國家銀行體系及時恢復了融資功能。在極寬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國家資產價格很快迎來新一輪漲勢。

然而，寬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債臺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機強度和烈度的同時，也延緩了市場出清，直觀表現在企業層面，大量“僵尸企業”茍延殘喘，妨礙資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層面，有毒資產長期得不到徹底清理，金融機構融資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觀經濟層面，實際利率居高不下，資產價格高漲和實體經濟疲軟并存，全球經濟進入了漫長的調整期，某些經濟學家甚至討論陷入“L”型復蘇的可能。

三是復雜和分化是當前和未來全球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國所處發展階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觀經濟變數，因此全球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各國復蘇進程不一，各經濟板塊運行差異明顯。總體看，美國等彈性較強、市場出清和結構調整較快的經濟體表現出更強的復蘇勢頭;歐元區受制于統一財政政策的缺失，不斷爆發的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經濟復蘇;日本受人口老齡化困擾，難以走出長期通縮困境;新興經濟體易受外部沖擊影響，金融市場波動增大。從短期看，造成這些板塊經濟分化的基本因素難以得到徹底改觀，因此，復雜和分化仍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全球經濟運行的基調。

四是推進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是引發此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失衡主要表現為：一是美國經常項目巨額逆差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大量順差長期持續。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驟增，其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1.6%飆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常賬戶順差快速增長，其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1.1%飆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長期背離。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制造業中心轉移到新興市場，而貨幣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國等少數發達市場國家。于是就形成了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西方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用出口換取的外匯去購買這些產品;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的失衡甚至“荒謬”的全球經濟布局。三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造成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權利與義務的失衡。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發行失去了黃金儲備的制約，在理論上具有了無限發行的權力。在現實中，由于美元一家獨大，儲備貨幣發行缺乏有效競爭，美元發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從于美國國內經濟需求，往往表現為其他國家分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未來全球經濟能否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根本上取決于能否推進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縮是全球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量化寬松政策直接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意味著大量基礎貨幣的投放。與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聯儲、英格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膨脹了4倍。但全球卻面臨普遍的通貨緊縮壓力，主要國家的通脹率始終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歐元區核心通脹率更是長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這種現象的背后是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不暢。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在全球性調整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難得的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總體仍在合理區間。當前國內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不足，主要表現為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增速緩中略升，進口降幅擴大。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總體仍在合理區間，為結構調整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需求迫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延緩了我國經濟的調整，造成失衡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結構性短缺和過剩并存，投資和出口驅動依賴嚴重等。中國經濟亟待通過結構調整重新激發經濟活力，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紅利加速消退。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報告顯示，2010-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人口紅利面臨加速消失的風險。這將對經濟潛在增速產生深刻影響，進而對勞動生產率、利率、匯率等政策變量產生重大影響。

四是改革動力有待進一步增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已度過了帕累托改進的增量改革階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階段，面臨的阻力空前增長，改革的動力亟待進一步增強。但“危”也意味著“機”，國際金融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國內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加速釋放改革紅利。

中國的應對

在當前挑戰與機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國能否迎難而上，這是關系到能否實現可持續增長、能否躍過“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國過渡到強國的關鍵所在。

一是銳意改革，加快結構調整，集中釋放制度紅利。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中國經濟要行穩致遠，必須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場“雙引擎驅動”，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造升級傳統引擎。

二是致力開放，融入全球市場，充分釋放全球化紅利。一方面應擴大國內市場開放，有序推動金融、教育、文化、醫療、養老等服務業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應創新對外投資合作方式，順應比較優勢規律，合理引導優勢產業轉移，鼓勵國內居民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產，分享全球化紅利。

篇7

一、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失去增長動力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勢頭戛然而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治理機制失靈，世界經濟陷入持續低迷狀態。

1.發達經濟體遭受重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重創發達經濟體，世界經濟因此受到嚴重拖累。據世界銀行統計，美國、日本、歐元區的經濟增長率分別從2007年的2.2%、2.1%和2.7%下降到2008年的1.1%、-0.7%和0.7%，2009年又分別下降為-2.5%、-5.4%和-4.0%。世界經濟的增長率從2007年的3.6%下降到2008的1.9%，2009年則降為-2.2%。危機至今，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緩慢。從2010 到2015 年的6年間，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依次為2.53%、1.6%、2.32%、2.32%、2.4%、2.4%，日本為3.9%、-0.5%、 1.8%、1.6%、 0.2%、0.4%；歐元區為1.7%、1.6%、-0.7%、 -0.5%、0.8%、1.5%。

2.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速持續低迷。長期以來，貿易和投資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兩大重要引擎，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增速明顯放緩，已經從1990年到2008年間平均增長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間平均增長3%的水平。跨國公司的發展和對外直接投資增速也持續放緩，至今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貿易和投資增速持續呈現低迷狀況，也反映出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的動能不足。

3.保護主義抬頭。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經濟體普遍陷入空前嚴重的經濟衰退，為了實現經濟復蘇，一些國家紛紛采取保護主義措施。曾經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政策被束之高閣，代之以嚴格的投資限制和嚴密的貿易壁壘，如：限制別國商品進入本國市場，從別國撤回企業以挽救本國經濟，對來自別國的投資活動以種種借口加以阻撓，以本國內部法律規定限制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活動等。保護主義嚴重阻礙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擴大，延緩世界經濟的復蘇。

4.排他性、封閉性、碎片化區域安排紛紛出籠。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確保自己的霸權地位不動搖，美國在現有國際規則和世界貿易組織之外拼湊和構建新的多邊協議，啟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 ”（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其目標是通過這兩個協定建立起一整套協作機制，引領世界貿易、投資規則制訂。這兩個協議的參與國以發達經濟體為主，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則被排除在外，具有明顯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美國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繼續主導制定國際經濟運行規則的話語權。這種既想為國際社會定規矩，又刻意將廣大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的霸道做法違背時代潮流，使本來就極不確定的世界經濟復蘇前景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5.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協調，世界經濟面臨諸多風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自2009年起，美聯儲連續啟動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也緊隨其后啟動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其目的是制止經濟衰退，推動經濟復蘇。除了貨幣政策，歐元區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削減福利支出，以求避免發生債務危機。受發達經濟體經濟政策的影響，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采取應對策略，以防止利益受到損害。發達國家所實施的經濟政策產生了嚴重的負面效果，如：引發股市和樓市泡沫，推高發展中國家的通脹和金融風險，導致債務風險擴大，挑起貨幣戰爭等。在發展中國家，受美聯儲貨幣政策特別是加息政策的影響，股市下跌、通貨膨脹、貨幣貶值、資本外流，經濟波動劇烈。可以說，世界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協調性，使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充滿不確定性，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的復蘇。

二、中國為世界經濟開出標本兼治新藥方

面對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局面，國際社會對G20杭州峰會表達出高度期待。基于對世界經濟發展狀況和經濟全球化逆轉態勢的科學判斷，中國提出了建設“創新、開放、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新理念，全面表達了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向和發展著力點的中國觀點。中國給世界經濟開出的“藥方”，是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大勢，引領經濟全球化邁向新階段，推動世界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的偉大戰略抉擇。

一要解決發展的動力問題。目前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傳統動力已經減弱，新的動力還未形成，培育新動力和實現動力轉換是當務之急。這要求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推動以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各方面創新，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的發展。

二要解決一體化發展問題。開放是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實現各國共同發展和繁榮的必由之路。實現開放發展就是要克服世界經濟發展規則和發展路徑的排他性、碎片化和封閉性弊端，構建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良性制度環境。

三要解決發展方式問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高度聯系在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誰也不能獨善其身。為此，世界各國要高度警惕和防止保護主義抬頭，積極開展創新和產能合作，努力實現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主動對接各自發展戰略和規劃，大力推動政策協調和聯動，提高全球經濟共贏。

四要解決公平正義問題。包容是實現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包容就是要努力破除制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各種體制和機制障礙，推動發展中國家走上工業化道路，形成自我發展能力，同時要擴大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先進帶后進，富國幫窮國，讓經濟增長惠及所有人。

“創新、開放、聯動、包容”體現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無疑是解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面臨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的有力手段。

三、中國方案助推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

全面貫徹和落實“創新、開放、聯動、包容”的新理念，必將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

其一，建立創新驅動發展模式，打造世界經濟發展新動力。中國倡導二十國集團成員國積極調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與長期政策相結合，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改革并重，通過創新、結構性改革、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新方式，為世界經濟開辟新道路，拓展新邊界。這種把創新置于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首要位置的觀點，既是對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也是對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推廣，有助于世界經濟徹底擺脫復蘇乏力、增長脆弱的局面，為世界經濟迎來新一輪增長和繁榮打下堅實基礎。

其二，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維護經濟和金融穩定，共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中國倡議二十國集團成員國要結合本國實際，統籌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政策，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全面改善供給質量，為實現全球經濟復蘇和穩定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這一主張無疑是科學務實的，對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協調經濟政策，共同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釋放活力，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其三，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開放、交流、融合。此次G20峰會把貿易和投資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提出了重振貿易和投資的重大政策構想和合作機制，首次決定啟動貿易部長定期舉行會議的機制，并提供了中方倡議的《二十國集團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為二十國集團更好發揮全球經濟治理作用，促進貿易投資增長提供了長期穩定的機制保障。為了實現降低貿易成本、促進貿易和投資政策協調、推動服務貿易、加強貿易融資、促進電子商務發展、處理貿易和發展問題等重大貿易和投資發展目標，在中方引領下，峰會達成了《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這一綱領性文件的提出，為促進全球貿易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

其四，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國提出建設創新、開放、聯動、包容型世界經濟，旨在倡導所有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國際關系準則，積極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積極貫徹“創新、開放、聯動、包容”的理念，就是要推動國際規則和治理體系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在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就是要構建系統完備、惠及所有國家的國際規則，不搞排他性、封閉性和碎片化安排，反對一家獨大和贏者通吃，力求使所有國家共商規劃、聯動發展、共享成果；就是要規劃世界各國共同發展愿景，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五，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包容性發展。據統計，現在世界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全球約有1/3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要實現世界經濟復蘇、釋放增長活力，就必須消除貧困和饑餓，推動包容和可持續發展。中國積極倡導合作共贏國際關系新準則，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發展問題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核心位置，推動國際社會合作支持非洲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呼吁各國關心不同階層和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的需要，討論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調整。中國的倡議反映了經濟最不發達國家要求擺脫貧困和落后的強烈愿望，體現了發展中國家迫切要求實現工業化的訴求。

其六，積極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努力開拓實現世界經濟復蘇新途徑。“一帶一路”戰略契合了中國、沿線國家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順應了區域和全球合作的潮流，得到60多個沿線國家和相關國際組織的積極呼應和熱情參與。通過“一帶一路”，將沿線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建設基礎設施實現互聯互通，在此基礎上開展金融、貿易、投資等各方面廣泛合作，既能夠促進沿線各國的發展，又增進各國間的相互聯系，為世界經濟復蘇和強勁增長注入強大動能。

篇8

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過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生產、貿易以及金融領域的成長，他們快速地與全球市場融合，為我們講述了增長的故事，同時也引起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躍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財富和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它們的財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資產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然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種種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正是從那時起新興經濟體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重塑未來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首先，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前蘇聯的正式解體，這個國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艱難的經濟轉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舉行的選舉將納拉席哈•拉奧(P．V．NarasimhaRao)推上了權力的寶座，印度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積極參與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國加快了自1978年就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步伐，從那時起，中國創造了連續二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最后，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總統將南非帶入了國際舞臺。這一系列事件匯集在一起，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標志著全球化新紀元的到來。[1]然而事實證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夠促成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繁榮與穩定增長。華盛頓共識的盛行使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面對金融自由化的誘惑時改革太過魯莽和倉促，新興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地受到沉重打擊，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從1998年的俄羅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經濟總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國和印度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終于迎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繼續其令人驚嘆的增長速度，印度也表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而且，被稱為“金融危機”代名詞的拉美地區也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全球經濟舞臺當中，人均GDP連續多年增長幅度超過3%，但亞洲的表現仍然最為搶眼。在全球能源價格不斷回升的背景下俄羅斯經濟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進轉軌模式在經歷了必要的陣痛之后逐漸顯示出其優勢。“金磚四國”(BRICS)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長中BRICS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BRICS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今已達到13%。[3]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衰退3．8%，失業率達10%，同年日本經濟更是衰退5．4%，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歐元區同樣未能幸免。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是驗證了他們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率為1．5%，與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保持了8．7%的增長，印度為5．6%，印度尼西亞也高達4．6%，新興經濟體扛起了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經濟增長80%的貢獻率來自新興經濟體，來自發達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由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組成的G20取代過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經濟政策走向的G8，成為協調國際經濟政策的常設性論壇，象征著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動態的演化過程之中，由國家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所引起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變動的原動力。在1500年之前，中國和印度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領先者地位，工業革命之后西歐取而代之，二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與德國、日本共同引領著全球經濟興衰。但是如今這一體系已經松動，那些過去曾被擠到的新興經濟體正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從而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改變。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總有一些國家領先，又讓位于新來者，再又被別的新來者超過，落后者不會是絕對的貧困，領先者也不會絕對的衰落，歷史的變遷就是這樣。[4]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將推動全球經濟重心不可避免的東移和南移，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趨勢日漸明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輻射效應遍及整個高收入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政策對于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這就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5]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領跑者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15世紀，隨著西方世界興起，經濟重心從古老的東方轉向了西歐。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到英國，以及后來的挑戰者法國、德國、日本，發展到今天的美國，他們都曾作為全球經濟格局的締造者而存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著自然的腳步，如個體一樣自有其生命周期。[6]

從2002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間，他們的貢獻率幾乎超過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他們更是完全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發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分別僅為0．04%和－0．07%。[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是衡量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世界銀行所開發的多維度增長極指數(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為清晰的看出歐元區、美國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逐漸下降，而以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是呈現上升之勢。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國的平均多維度增長極化指數為26．2，全球排名最高，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巨大溢出效應，美國、歐元區、日本分別以20．33、10．86、5．59緊隨其后，說明傳統的全球三大經濟引擎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是目前為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韓國、俄羅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進入前十五強，其數量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

以上只是典型事實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機打擊之下新興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對全球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答案就是南南貿易聯系的加強。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南方國家②的總體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長率高達4．6%，至2010年，南方國家的總產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貿易額從1990年占全球總貿易額的7%上升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6%，與前一個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由于亞洲工廠的出現、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組裝地所推動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南南貿易中扮演主導型角色，該地區的貿易量就占到南南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三，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單獨就占40%。[8]僅2006年和2007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就吸收了中東地區總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總出口的9%。中國正在南南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過對一組新興經濟體的考察，發現從2000年開始，它們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依賴中國而非G7，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G7的影響力卻在不斷下降，2000—200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與G7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僅為0．267，而與中國的相關性為1．115。[9]Garroway更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低收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得出相似結論。[10]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國家運來，拉美、非洲和中東等南方國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進而增加對制成品的消費，其中許多制成品就是產自中國和亞洲。中國以及東亞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高速增長，輕巧地打開了整個南方世界經濟增長的閥門，并帶動了相關國家的共同復蘇。雖然人們不應夸大上述“反饋回路”的規模，中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托起整個世界，不過，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因此能夠不受西方國家普遍衰落影響而強勢復蘇，進一步通過南南貿易的擴張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引領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多極化趨勢日漸清晰。

三、新興經濟體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同樣會帶來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金融實力與其在全球經濟及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極不匹配，這種情形在未來必將得到改觀。未來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如何能夠適應新興經濟體不斷壯大這一不爭的事實，促進國際合作減少保護主義和貨幣爭端，減少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和波動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在如今的貨幣體系下，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即使對于其國內立場而言是適當的，也可能會給其它國家帶來災難。對于1980年代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當時美國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難辭其咎;1994年美國貨幣政策的收縮毫無疑問加劇了墨西哥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最終導致了比索的崩潰。美國長期的貨幣寬松政策同樣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如出一轍。[12]

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其經濟政策需要與保持貨幣價值、貨幣供應量穩定增長與全球貿易平衡相一致，如果這些目標發生沖突，風險就會加劇。如果儲備貨幣發行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情況會變得非常糟糕，因為該貨幣體系是由市場信心來支撐的，歷史上正是這種情形最終擊垮了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英鎊。如今的美國正面臨著同樣的情形。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終消費品的最大消費國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貢獻者，其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機使其經常賬戶逆差大幅度縮減，但是危機過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預測到2015年，其逆差將達到6381．7億美元。與此同時，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2010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29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62．1%，2011年惡化趨勢明顯，前半年赤字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全年財政赤字會將達到1．48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攀升至69．4%，僅利息開支就達到GDP的1．49%。美國正朝著危機的方向發展。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將會受到“雙赤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的影響而日趨走弱。目前的擔憂是美國可能正在接近曾經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曾經歷過的臨界點，在這一臨界點上美元的過度發行導致全球對美元和美元資產信心的喪失。歷史經驗表明，美元統治的終結將如其他國際貨幣一樣不可避免。[13]

新興經濟體的情形則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財政狀況良好，債務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大規模增加，國際投資地位顯著改善。2010年底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躍升為5．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儲備的66%。美國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而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主要的債權國。2009年底，美國的債務幾乎超過一半由新興經濟體持有。[14]新興經濟體憑借自身雄厚的外匯儲備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顯示出影響力，其中以中國、東亞和其他中東國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銀行預計至2025年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將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為61%，而美國進一步下降為－69%;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將大幅度提高。在不遠的將來跨境資本流動的主導權將更大程度的向新興經濟體傾斜。新興經濟體中的強勢貨幣將隨本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金融實力的增長而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外部性，國際化程度隨之提高。世界銀行預測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三種情形:繼續保持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元和歐元以及某一亞洲貨幣三足鼎立、單一儲備貨幣(SDR)。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格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自然演化的結果將是多極化的出現，通過市場的自然選擇將會逐漸建立一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其中包括實力仍然超群的美元。與單一世界貨幣相比，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劣勢是損失了一定程度的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的收益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貨幣體系與如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相比將提供更大的穩定性。[15]

歷史證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儲備貨幣可以同時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中，盡管英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在歐洲大陸仍然被廣為使用。如今美元成為主導，然而歐元、英鎊和日元同樣作為儲備貨幣而存在。在主導貨幣之外始終會存在類似“輔幣”的幣種，它們作為人們一種分散風險的自然選擇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歐元占比27．4%，英鎊占比4．3%，日元也保持著3%的比例。[16]未來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以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人民幣毫無疑問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望成為與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幣種。從歷史上看，儲備貨幣從一種貨幣向另一種貨幣轉變并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當時市場普遍預期英鎊將退位，不過該過程比預期緩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貨幣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撐帶來的慣性等必然是長期的過程;同時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國在二戰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導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維持至今。如今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充其量只處于初級階段，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還很少進入各國的儲備籃子，因此在國際金融領域新興經濟體可以大有所為，但任重而道遠。

四、新興經濟體崛起過程中的挑戰

1.新興經濟體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

新興經濟體持續多年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帶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樂觀的同時不應忽視當前新興經濟體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首先關于其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在過去的200多年世界經濟史中，只有產生了爆炸性技術創新的國家才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領先生產率的產生主要是由劇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決定的。爆炸性的技術創新會帶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義的新技術，刺激生產率在未來一段時間里快速提高，對經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之后這些新技術將在國內的各個行業之間推廣，并打破國家的界限向周邊國家擴散，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對典型的新興經濟體從1965年至今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考察，結果顯示從196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推動，從1990年開始，俄羅斯也出現相同的趨勢。但是在拉美地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以及南非，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明顯;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貢獻率甚至出現了負值(平均值分別為－8%和－37%)。①這些TFP的數據是沒有區分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在中國和印度，技術對于增長的巨大貢獻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模仿而非技術創新，在這兩個國家創新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數量的增加，[17]

這種現象是全球新興經濟體的通病。中印較高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可以從經濟趕超的角度進行解釋。然而隨著中印與發達經濟體技術差距縮小，新興經濟體的后發優勢消失之后，它們驚人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否持續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通過對歷史的觀察我們發現利用國內市場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協調機制對于技術創新的出現是最重要的。無論最初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依賴自身的國內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作為國內生產決策的出發點，保持旺盛的國內需求才能有效地將本國消費者的偏好傳遞給生產者，國內市場成為了創新的主要來源。如今新興經濟體大多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巴西和拉美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羅斯經濟原料化現象嚴重、面臨現代化的迫切任務;新興經濟體國內消費市場受到嚴重擠壓，消費相關的服務部門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因而技術創新活動出現的幾率遠遠小于歐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加大對教育和研發的投入，培育技術創新的火苗，是新興經濟體最終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重中之重。

2.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挑戰

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與貿易實力相符的金融實力，其實質也是要求其本國貨幣逐步推進國際化進程，擴大本幣的外部性，向當前仍然處于貨幣金字塔頂端的美元發起挑戰。美元的信譽無可置疑地主要歸功于美國的政治穩定和良好的通貨膨脹控制記錄(如今已經受到侵蝕)，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高效和開放。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8]首先，歷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話，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選取一種給定的貨幣，由于這個原因多重穩定均衡決定世界交易貨幣。其次，貿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種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貨幣具有一種自然優勢。再次，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最后，對貨幣價值的信心，價值不會不規則波動。如今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潛力的人民幣也僅僅部分滿足了第二個條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實力僅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是貨幣國際化的內部支撐，目前我國仍不具備深度且有效的資本市場。通過提高國內金融系統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強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場過度落后于實體經濟無疑會阻礙貨幣國際化的進程;資本賬戶的控制使得人民幣無法在國際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網絡。因此，逐漸開放本國金融市場，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達到輸送國內流動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國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國法治建設還較為落后，只要我們不能在這一最為基礎的方面取得顯著進步，外國投資者就會遲疑于投資在岸人民幣資產。新興經濟體在看到伴隨國力上升本國貨幣逐漸成為多極貨幣體系中的一員時也應當注意到伴隨而來的不利因素。就國內而言，首先，更大的貨幣需求波動，中央銀行會特別擔心國際化將造成對貨幣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難。其次，貨幣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政府曾經擔心如果允許外國居民獲得本國資產，資本流入將導致貨幣升值，使得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這種擔心使得他們不愿推動本國貨幣扮演更多的國際角色。在國際領域，在美元衰落和新興經濟體中某些貨幣崛起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的“貨幣戰爭”必然加劇，因為在公共機構中并沒有看不見的手來保證帕累托最優的出現，各國缺乏某種形式的協調時將會使全球金融系統在達到穩定均衡的過程中出現較為激烈的博弈。從經濟角度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有可能在不同區域之間產生敵對關系，由此逆轉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進程。從政治方面來看，貨幣競爭可能轉變為嚴重的地緣政治沖突。市場驅動的通貨競爭會改變全球的資源和權力分配，導致更多的緊張和不安全，并對全球穩定和合作的大好機會產生潛在威脅。[20]因此，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通過各種機制進行充分的對話和協調、增進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參與

篇9

外貿順差1月驟減 人民幣升值壓力或暫緩

海關總署14日的進出口數據顯示，我國1月貿易順差64.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減少53.5%。這也是繼去年12月大幅收縮98.20億美元之后再度急劇收縮。業內分析認為，1月外貿順差驟降超五成，將在一定程度上暫時緩解人民幣升值以及貿易平衡的國際壓力。隨著春節因素的逐漸消退，貿易順差將在2月開始回升，但總體收窄的趨勢應該不會改變。

中國進出口在1月均大大超過此前市場預期。據海關統計，2011年1月份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50.1億美元，同比增長43.9%。其中出口1507.3億美元，同比增長37.7%；進口1442.8億美元，同比增長51%。海關分析認為，由于受春節長假的影響，節前集中進出口的現象比較突出，繼而推動今年1月份我國外貿的快速增長。

由于進口表現遠好于出口，進出口相抵，中國1月份的貿易順差報64.5億美元，僅為去年12月值131億美元的一半左右。澳新銀行環球市場部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原料采購集中在年初，此外，還有季節性等多種因素。

《創業家》雜志

擴吧 新三板

沒有財務指標限制，不需要經過太多審核；不會因為“小”就拒絕你，不會因你沒有背景就難為你；只要相信自己有未來，你就可以登上新三板。新三板擴容是《創業家》2011年最大的期待。

這個冬天，中國的科技界和金融圈流傳著一則消息：新三板將在2011年從中關村試點逐步擴容至各大國家級高新區，中國的納斯達克將在2011年正式起航，這也將成為未來中國創業者最需要的融資市場之一。

2010年年末，證監會高層就新三板擴容密集表態，這在以往并不多見。

11月30日，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表示，證監會正在積極推動擴大中關村園區企業在代辦股份轉讓系統進行股份轉讓試點工作，將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國其他國家級高新園區的企業，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統一監管下的全國性場外市場發展路徑。

隨后的12月1日，證監會主席尚福林表示，證監會將扎實有序地推進場外市場建設，抓緊制定擴大中關村代辦股份轉讓系統試點具體方案，研究探索掛牌備案制度、投資者準入制度、交易制度等創新措施，穩步構建投資監管下的統一性場外市場。

實際上，早在2010年年初，證監會已確定推進新三板擴容是2010年的重點工作任務之一，此前業內普遍傳言將在2010年9月份公布新三板擴容藍圖。現在市場人士相信2011年兩會前后將成為重要節點。

《環球財經》

雙管齊下治通脹

無疑，通脹預期問題是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通脹本質上是社會總需求問題，是貨幣問題，是貨幣運行機理問題。當前控制通脹預期需要從金融手段入手，存量和增量手段雙管齊下，方能標本兼治，并促進治理和防范通脹的長效機制的建立。

控制通脹預期需要從幾個方面同時入手，目前來看，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是當前控制通脹預期的中心工作。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必然著重于金融手段，這類金融手段又可進一步劃分為控制增量和減少存量的兩類。

客觀上說，這五年貨幣供應量的供給，有相當程度的被動性。一方面，限于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的滯后，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包括應對金融危機，只能依賴于銀行貸款的支撐，而銀行貸款派生的漏出效應又必然導致貨幣存量大于實體經濟總量，超量貨幣供給被動產生。另一方面，外貿順差的增加，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各種隱性的外匯流入，使得外匯占款被動大量投放，一舉成為主要的貨幣投放渠道。

但是畢竟貨幣供給量過多、流動性過剩的局面已基本形成，這就必然要求我們要控制住貨幣供應量，并首先從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量入手。

控制增量只能是降低新增貨幣的通脹勢能、緩解通脹預期，但對于已經發行在外的貨幣卻無能為力，只能寄希望于經濟的較快發展將多余的貨幣消化掉，因而其治理通脹的政策效力是被動的、也是時滯較長的。治理通脹的高效手段是要減少貨幣存量，起到主動的、即時的政策效應。

《中國企業家》

黃金亂世 急劇膨脹黃金投資市場業已顯現

短短幾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黃金生產國、首飾出口國，一個急劇膨脹的黃金投資市場業已出現。而監管顯然沒有做好準備

“我們不知道(黃金)熊市什么樣。”這是一個事實。中國大多數黃金從業者與熊市無關。從1970年代末開始，金價一路下滑至1999年的256美元/盎司的歷史低點，這20年的黃金大熊市，中國的黃金是統購統銷、鐵板一塊的計劃經濟。從2002年上海黃金交易所成立以來，黃金的市場化改革，恰恰與這一輪大牛市合拍。

參與者無論資質良莠都賺到了錢。“我從沒聽說這里哪家公司倒掉了。”在深圳水貝，世界最大的黃金加工基地，一家黃金首飾加工企業的老板指著道路兩旁密集的首飾制造企業說。短短幾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黃金生產國、首飾制造和出口國，傳統產業鏈上的金礦公司、冶煉公司、首飾加工公司等等，都已今非昔比。

在全球流動性過剩、樓市調控、股市溫吞的大背景下，黃金大熱實屬情理之中。黃金投資已經成為普通人茶余飯后的談資。黃金所具備的貨幣屬性、金融投資屬性，正在顛覆以往人們對黃金的認識。它不再只是商品，是硬通貨，還是金融產品。

《上海證券報》

國務院高調規劃稀土行業5年發展圖景

國務院總理16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會議要求，力爭用5年左右時間，形成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格局。業內人士表示，這是國家層面首次對稀土行業發展設定具體時限，一直備受關注的稀土行業中長期發展方向終于高規格定調。稀土行業顯然迎來整頓和升級大年，相關龍頭企業將集中受益。

本報還獲悉，有關方面正在籌備設立新的稀土統籌機構。該機構將以“稀土辦公室”的名義設置在工信部下，按照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統籌各部委意見，成為今后稀土行業政策制定和的主要執行單位。這意味著，之前我國稀土行業由多部委分散管理的情況將得到徹底轉變。

業內表示，在政策的指導和驅動下，“稀土行業大發展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國際融資》

全球經濟正進入新的不確定階段

在2010中關論壇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特別顧問朱民應邀做主旨演講。他在演講中談到全球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不確定階段，而這一新變化的表現是全球的經濟增長開始放慢，而且這個放慢的趨勢非常明顯。他預測說：在未來若干年里，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將來自發展中國家，但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也將面臨外部需求很弱、刺激政策逐漸淡化，以及全球流動性寬松等諸多挑戰。從全球的格局來說，雖然全球新興產業的前景并不明確，但對中國新興產業發展來說，也許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特別顧問朱民以他獨到的國際金融專家的視角指出：“最近全球經濟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全球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不確定階段。”他觀察發現，這個情況正在導致全球的經濟增長開始放慢。從全球工業生產的增長態勢看，在經歷了2008年末全球經濟危機急劇下跌以后，工業增長于2009年開始急劇反彈，但是，從今年8月份開始，全球工業增長的速度卻開始放慢，而且這個放慢的趨勢非常明顯。

篇10

全球制造業舉步維艱，是對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經濟下行風險所做的調整，也是對大國貨幣政策不確定性作出的本能回應，同時反映出高額債務等危機對制造業市場的沖擊。但這并不意味著全球制造業已陷入一蹶不振的衰退泥潭。作為世界制造業主要引擎的美、英、德，去年12月份PMI的終值分別為53.9、52.5、51.2，依然在榮枯分界線以上，且制造業規模已接近或超過金融危機前水平;特別是美國，自從提出“重振制造業”的戰略口號以來，成效顯著。

從深層次原因來分析，全球制造業此番回暖緩慢，還是由于缺乏技術創新，缺少新技術產品點燃市場激情。在全球經濟呈現通縮的趨勢下，消費者捂緊錢袋，如果沒有特別的產品吸引消費者眼球、引逗消費者購買欲望，制造業市場不溫不火的勢頭還得持續下去。

發達國家曾一度依賴資本市場提振經濟，把傳統制造業丟到一旁，沉醉于資本市場的虛擬經濟，致使大量制造技術流失到新興市場，待到夢醒時分，才發覺本國實體經濟有空心化之虞，于是決心重振制造業。

制造業的生命線是技術創新，沒有技術創新，制造業就是建造在沙灘之上的空中樓閣。在我國，昔日“世界工廠”的風光不再，在勞動力成本提升和技術創新乏力的雙重夾擊之下，制造業正面臨下行壓力。2014年12月31日公布的匯豐中國制造業PMI終值為49.6，跌破榮枯線。

重振制造業，就得以技術創新為核心，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推進技術創新進步，以新穎獨特的制造技術占領市場。在這方面，發達國家再次引領時代潮流。美國“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提出加大投資新興技術，諸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以及新一代機器人等，以幫助美國制造商加快產品研發速度、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并創造高質量的就業機會。英國是世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此次重振制造業也不甘落后，提出五大戰略，即占據全球產業價值鏈高端、加快技術創新成果轉化步伐、加大對無形資產的投資、幫助企業增加對人才投資、搶占低碳經濟發展先機。而德國工業4.0戰略旨在以智能產品、智能工廠為核心，推動將軟件、傳感器和通信系統集成于信息物理系統，建立一種高度靈活的、個性化、數字化生產模式。

發達國家這些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雄心勃勃的戰略計劃，對提振本國制造業有著顯著的作用。首先，以3D打印、機器人等新技術裝備為抓手，促進生產工藝的改進，用以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縮小發達國家年深日久的成本劣勢。奧巴馬將美國制造業的復興寄托在了3D打印技術身上，他認為3D打印這種高新技術必將對制造業產生空前變革，或許能取代目前大規模密集型制造業現狀，完成制造業重歸美國本土。在機器人方面，2013年3月20日，美國《機器人技術路線圖：從互聯網到機器人》。該路線圖強調了機器人技術在美國制造業和衛生保健領域的重要作用，同時描繪了機器人技術在創造新市場、新就業崗位和改善人們生活方面的潛力。

其次，以數字化、智能化武裝的工廠能夠實現個性化定制，滿足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數字化工廠能縮短生產周期，節約開發費用，進行精準生產，得益于它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實現產品設計、制造工藝設計、產品仿真、虛擬試生產等多個環節的數字化，在免除投資制作樣品程序的情況下，也可以模擬未來產品，并預見生產時可能遇到的問題，這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研發時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