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的危害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育率低的危害，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期間我計劃生育辦管轄的已婚女性200例作為研究對象，200例女性均有人工流產或藥物流產史，其中育有一胎者148例，育有二胎者43例，未生育者9例，均無婦科疾病和不孕不育癥。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各100人，觀察組女性年齡區間21～37歲，平均年齡(30．3±4．5歲)，對照組年齡區間23～37歲，平均年齡(31．2±5．1歲)。觀察組女性給予計劃生育宣教護理，對照組女性不給予計劃生育宣教護理，兩組女性在年齡、體重等方面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對全部女性進行隨訪，隨訪期為2年，統計兩組女性的生育率、計劃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標，并進行分析比較判斷計劃生育宣教護理的效果。

1．2方法

1．2．1宣傳教育護理形式:

①書面教材宣教:給予觀察組女性分發與計劃生育健康教育相關的教材，通過學習教材，提高女性對計劃生育的認知水平;②面對面知識講座:對觀察組女性進行集中式的授課，采取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宣教護理，提高女性對計劃生育基礎知識及其工作意義的了解;③科學教育片:通過讓觀察組女性觀看科學教育片，使其掌握避孕節育及生殖健康相關知識，及妊娠不同時期的注意事項。

1．2．2宣傳教育護理內容:

①我國人口現狀;②人口數量與社會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的關系;③人口理論原理;④人口過剩的危害;⑤避孕指導;⑥優生優育的婚育觀;⑦計劃生育相關法條的宣教;⑧女性生殖健康教育。

1．3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6．0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使用的統計學方法為T檢驗，P＜0．05表示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

2結果

隨訪期為2年，統計兩組女性的生育率、計劃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標，觀察組女性的再次妊娠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的生育率和計劃外生育率均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如表1所示。

3討論

篇2

一、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存在矛盾的對立統一

1.城市化建設是發展的需要，要有一定土地做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為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我國城市發展的最快時期。據統計，1998年我國城市人口約3.8億,城市化程度大約為30.4%。但與世界相比，發展還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經達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達到77.4%。據專家預測，我國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70％，在未來50多年中，將有約5億剩余勞動力及其家屬進城，變為城市人口。這樣不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現有的許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擴大其規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設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個城鎮人口占地100平方米，增加5億城市人口，約需要土地5萬平方公里，即7500萬畝。

國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并轉變為城鎮人口，推動大批新城市的建立。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城鎮需要調整產業結構，進行化建設和舊城的更新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擴大是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表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為此而占一部分土地，包括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

2.我國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備資源不足，耕地保護形勢嚴峻

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業普查辦公室聯合的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最新公報顯示，全國耕地面積19.51億畝，人均耕地面積0.106公頃（1.59畝），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區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這里條件較差，糧食產量較低；人均耕地較少的省（區、市），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和京津滬三市，這里自然條件較好，糧食產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減少的地區。全國還有607萬公頃（0.91億畝）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積中，無灌溉設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設施的耕地，全國還有30萬公頃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這些都說明，我國耕地的總體質量也是不高的。

新《土地管理法》著重強調了加強耕地保護問題，其目標是確保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新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占用耕地補償制度。非農業建設經批準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由占用耕地的單位負責開墾與所占用耕地的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但是我國耕地資源的主要特征卻是耕地面積占土地資源比例小，耕地后備資源不足，質量低，人均耕地少，且日益減少。在自然條件和生產力所允許的條件下，絕大部分能開墾的土地已被開墾。此外，我國人口還在以每年一千多萬人的速度增加，經濟建設正處于快速增長時期，“吃飯”和“建設”給耕地帶來的壓力，有增無減，并沒有緩解。近年來，耕地面積連年銳減，尤其是一些優質耕地的減少，很難靠開發來彌補。目前這種趨勢還在發展。僅僅1997年、1998年兩年，全國耕地就凈減少近600萬畝。地方開墾條件差或土地后備資源的匱乏，致使其既實現確保耕地不減少的目標而又同時不經濟的發展相當困難。據有關方面預測，到2010年，我國還要增加一億多人口，而非農建設占用耕地、陡坡退耕、災害毀地三項，可能還要減少耕地近一億畝。

3.緩解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矛盾的途徑

在客觀上，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發展和擴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發展。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發展城市與保護耕地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我們必須較快地發展城市，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切實地保護耕地，使兩方面得到協調和統一，在發展城市中盡可能地減少耕地的占用。

因此，必須找出一條既能減少耕地占用，又能及時為城鄉各項建設提供必需的建設用地，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以緩解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之間的矛盾。而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途徑是走土地集約化利用的道路。土地集約化利用包括四個方面：（1）城市土地的集約利用；（2）農村非農用地的集約利用；（3）農村農用地的集約利用（主要是大城市周圍的高投入高產出）；（4）全國整體的集約用地水平的提高。其中前三條是被大家所共識，而最后一條則未引起高度重視，而此條正是解決用地緊張的主要途徑。土地的集約化利用不但要從局部如某個城市或農村、某個地區或某塊土地的角度來考慮，而且要從系統整體（整個國家）的角度來考慮。加快城市化進程能更好地集約用地和節約用地，能夠提高全國整體的集約用地水平，促進經濟的發展，實現確保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的目標，起到保護耕地的作用。下面就加快城市化進程對減少耕地占用的壓力談幾點看法。

二、發展城市化建設與土地集約化利用關系

1.城市化建設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從而減小眾多人口對耕地的壓力

城市和鄉村代表了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單元，由于城鄉經濟水平、婦女職業類別和文化程度的差異，而使兩者的婦女生育水平有較大的差異，城鎮始終低于鄉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鎮大大高于鄉村，高達90％以上，鄉村二孩率超過城鎮的1倍多。1998年我國城鎮人口出生率為13.67‰，自然增長率8.36‰，而縣出生率為17.05‰，自然增長率為10.04‰。以上海市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僅為5.20‰，自然增長率為－1.80‰。我國歷年市鎮與縣人口生長率與自然增長率對比見表1。

表1我國歷年市鎮與縣人口出生率與自然增長率單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市鎮出生率16.1415.4915.4715.3715.1314.7614.4714.5213.67

自然增長率10.439.999.709.389.609.238.828.948.36

縣出生率22.8021.1719.0919.0618.8418.0818.0217.4317.05

自然增長率15.7914.0412.1812.1712.0411.0911.0810.5310.04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經濟水平越高，總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則總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無論是生育率、多孩率，還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兩者呈相反關系。造成城鄉生育水平差異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婦女文化程度的差異。鄉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農、林、牧、漁業婦女文盲、半文盲多，這“三多”已成為鄉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鎮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第三，職業與勞動性質。勞動性質與文化程度有一定關聯。腦力勞動者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者，文化程度較低，這一因素與經濟和其它社會因素共同的影響，使他們的生育率較高。職業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生育率的高低，農、林、牧、漁業婦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職業婦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設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質，減少農業人口，降低生育率。此外，計劃生育的作用在于引導和加速生育水平的下降，而由于城市社會經濟較發展，文化教育程度高，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較容易，能夠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人口的減少又可減少對耕地的占用。

2.城市化建設有利于集約化利用土地，從而擴大耕地面積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兩不誤，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主要是轉變用地方式，走集約利用土地、節地挖潛的路子。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而大力發展城市化建設，有利于實現粗放用地變為集約用地，并推動建設用地內涵挖潛和集約利用，是既積極而又有效地保護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納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農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約度高。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對比見表2。表2顯示，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有逐年增長的趨勢，但農村始終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為37942萬，人均居住面積達9.3平方米，而農村人口為86868萬，占總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積達23.7平方米。以山西省為例，1996年5個地級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農村人均占地則達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規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強，人均用地也越少。與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產出率和主要經濟指標的人均水平也較高。我國不同規模城市各項指標見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國城市增至666個，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萬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萬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萬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與小城市相比，產業密度（人均GDP）高，第三產業比重大，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設能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有利于耕地內部挖潛。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可以空閑出許多宅基地和非農用地，使這些宅基地和非農用地變為耕地，增加耕地數量。如前所述，5億農村人口進城，若農村按人均160平方米計算，可減少占地8萬平方公里，扣除城市建設用地5萬平方公里，則全國可節約3萬平方公里，即4500萬畝；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可以使農民統一經營，連片耕作，減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農業生產集約經營和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糧食產量，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表二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對比單位：平方米/人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城市人均居住面積6.76.97.17.57.88.18.58.89.3

農村人均居住面積17.818.518.920.720.22121.722.423.7

表三我國不同規模城市各項指標表

全國666個城市平均超大城市200萬人以上特大城市100-200萬人大城市50-100萬人中等城市50-100萬人小城市20萬人以下

城市個數（個）666112344195393

人口密度（萬人/平方公里）1.011.511.161.010.950.76

人均占地（平方米/人）9966.286.299105.3131.6

人均GDP913815812144551306084006281

第三產業比重（%）37.249.343.838.834.129.2

3.城市化建設有利于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從而提高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程度

科技進步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提高了城市和農村的集約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從而減少對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約用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越是經濟發達國家，城市化程度越高，農業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則往往是發展家，具有經濟落后，農業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長速度快等特點。

城市化的發展使科技與經濟水平不斷提高，推動了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假如我國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去開墾后備的土地資源和復墾荒蕪的土地，從而增加耕地數量；農業科技的發展使農業先進的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得到，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對農田精耕細作，從而可以提高耕地質量，達到增加糧食產量的目的；反過來農業的發展又保證和促進了城市化發展。

三、我國城市化建設中土地利用存在的問題

在現實的經濟發展中，特別是城市化建設中，并沒有很好地處理好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這兩方面的關系，存在著在加速城市化建設的同時，忽視保護耕地的傾向。在如何處理耕地保護和城市發展的關系中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

1.城市土地閑置與撂荒

隨著國民的持續快速和基本建設規模的大幅度增長，一些地方出現了城市土地閑置，甚至撂荒。從廣義上講，城市土地閑置是指：（1）取得土地使用權后，未及時對土地加以利用，或土地利用率未達到規定要求，致使土地處于未被利用或利用不充分的狀態；（2）各種非法批地所造成的閑置狀態；未經批準已圈占了土地，以及未征、未用或利用不充分所造成的閑置等。1995年，全國開展了非農建設閑置土地清理工作。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統計，全國共清查出非農建設閑置土地600平方公里，為1994年全國各項建設用地總量的27.3％，其中耕地270平方公里，占45%。通過清理，已復耕240平方公里，占閑置耕地的88.9％；限期開發建設9000公頃；調整使用2000公頃；收回土地使用權4000公頃。另外，根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統計，我國因各種人為因素造成的廢棄地累計約為133300平方公里。其中，由于從事開采礦產資源、燒制磚瓦、燃煤發電等生產和建設活動廢棄土地約為33300平方公里，其中70％左右為耕地；全國因興修水利、修筑鐵路、公路等建設活動廢棄的土地及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廢棄土地約為100000平方公里，這之中耕地也占到50-70％。

2.城市違法用地現象嚴重

1995年，全國有18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按照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要求，結合貫徹國家土管理局《關于全面清理非農建設閑置土地的通知》精神，對1992-1994年貫徹執行土地、法規的情況開展了土地執法檢查。據《土地報》報道，陜、粵、贛、豫、皖、魯、吉、川、湘、浙等10個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類土地違法案件32萬宗，違法用地面積達500平方公里，浙、粵、桂3省區違法占用耕地達753300公頃。晉、遼、浙、津、鄂、閩等省，清查出各類土地違法案件41627宗，違法用地面積7687公頃。在土地資源短缺的江蘇省，1993-1994年便查出違法用地8010宗，違法用地面積達3445公頃。這種大規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違法濫用土地，不僅遠遠超出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需求和實際可能的開發能力，而且是外延發展、粗放經營、以犧牲大量土地資源為代價的。

3.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根據1995年城市建設統計年報，全國640個城市建成區19264.2平方公里，空閑土地按10－15％計劃，這些城市用地潛力達1926－2890平方公里，如按建設部頒布的城市規劃用地指標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可安排城市人口1926-2890萬，此潛力僅是充分利用城市空閑土地得到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有城市建設用地有很大的內部挖潛改造能力。此外，我國城市建成區平均整體容積率太低，1990年全國455個設市城市建成區平均整體容積率只有0.31。城市用地結構亦不合理，在結構上存在用地比例過大，商業用地比例偏小，道路用地比例過小的。用地結構不合理造成地不能盡其用，土地產出效益差，土地價值不能體現。1991年全國城市土地平均工業產值7277元／平方米，地均利稅715元／平方米，且因城市規模而差別大，20-50萬人口城市地均工業產值6625元／平方米，地均利稅525元／平方米，20-50萬人口以下城市地均工業產值2459元／平方米，地均利稅265元／平方米。

4.鄉鎮布局分散，用地規模過大

1996年全國共有鄉鎮企業單位數2336.33×104個，職工1.35×108人，全國鄉鎮企業集聚在縣鎮的僅占1％，在建制鎮的占7％，其余98％的鄉鎮企業少數在集鎮，絕大多數在村及村以下。由于過度分散，使用地規模至少增加1/3，出現了不注意節約用地，大量圈占農田，削弱農業生產的問題。

5.城市用地增長速度超過人口增長

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人口增長需要相應的土地供應，從而占用部分耕地，這是符合經濟發展的。但是，在符合客觀規律的前提下，盲目擴大占地規模，把城市的合理發展不適當地變成亂占耕地，應予以糾正。1986-1995年，我國城市數量由321個增加到640個，增長近1倍，城市人口和城市非農業人口分別增長65.1％和51.6％，城市用地面積和建成區面積分別增長42.5％和90.2％，建成區平均每年擴大1015平方公里。城市越小，人均建設用地越多，小城市（20萬以下）分別為特大城市（100萬人以上）和大城市（50-100萬人）的1.91倍和1.62倍。

四、發展城市化建設，保護耕地應采取的措施

針對目前我國已面臨耕地不斷減少的嚴重威脅，保護耕地是我國一個基本國策，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既加快城市化進程，又切實保護耕地。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1.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土地集約化利用指標體系

通過供地機制的變革與創新，從根本上解決亂占濫用耕地的問題，進而推動建設用地內涵挖潛和集約利用。通過調查，盡快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土地集約化利用指標體系，在指標體系中體現城市人均用地標準、城市容積率、城市土地產出效益等。使所建指標體系，既有利于城市化建設，又有利于集約利用土地，既達到發展建設的目的，又起到最大限度地節約用地的作用，緩解建設用地和保護耕地的矛盾，變矛盾為協調和統一。

2.做好城市土地利用規劃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國家調控土地的基本手段，通過土地利用現狀和土地潛力，地預測未來土地需求，調整各類用地結構和數量，從而綜合平衡土地供需形勢，達到宏觀調控土地的目的。城市規劃是根據城市經濟、發展的需求，在研究城市密度的前提下，對城市空間布局和城市形態的總體設計，并通過城市土地利用規劃來落實。必須將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銜接起來，貫徹“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堅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基本方針，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3.控制鄉鎮企業的發展，避免鄉鎮企業占用過多的耕地

由于城市化的發展，人、財、物等資源必然流向城市，通過城市基礎設施、資金、技術以及服務等便利條件引導分散的鄉鎮企業向城市集中，可以避免鄉鎮企業遍地開花，占用過多的耕地，達到節省建設用地，減少環境污染的目的。

4.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

城市的發展建設要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更多地通過實施舊城改造，確定以內涵為主的城市發展方針，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土地容積率、產出率，增加城區容量；搞好城市規劃工作，堅持城市建設不求最大，只求最佳的原則，利用市場機制不斷調整區域城市結構、城市用地結構和用地布局，考慮城市、集鎮相互協作、取消重復設置，減少城市化過程中不必要的耕地浪費。把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轉變為集約化經營土地。為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目標服務。

5.根據具體情況，改革現有有關不利城市化發展和土地集約利用的制度和政策

制定出一系列發展城市化建設的政策，改革現有有關制度和政策，以利于技術、資源和人才的流動。如改革城市戶籍制度。凡是基本上放棄農業生產，脫離農村，在城市做工、經商、經營企業，并成為自已和家庭的生活來源；長期居住城市并有自己住房，或有能力長期租住房屋的農村居民，應該改變戶籍關系，變農村戶口為城市戶口，享有同其他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對于已經獲城市戶口的原農村居民，不再作為農村居民，也不再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并收回分配的責任田或口糧田。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樣，脫離同土地，特別同耕地的直接聯系等。

6.依靠法律、法規制止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對耕地保護不利的方面

對于城市化發展中對耕地保護不利的方面，必須依靠，法律、法規，嚴格審批手續，采取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證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對重復、潛力挖掘不夠等亂占耕地的項目則嚴格禁止，防止借城市化發展理由使耕地資源大量流失。

總之，城市化建設對減小耕地的占用和土地集約化利用十分有效，我們應進行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搞清城市化建設（規模、速度）、耕地、經濟承載力、人口等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從節約利用耕地角度制定城市規劃和發展城市化建設的措施和政策，探索城市化的發展途徑，不斷挖掘城市土地的潛力；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城市化建設的土地管理體制。

城市化道路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城市化發展同社會生產力存在著必然的、本質的聯系，這種聯系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客觀存在著。世界城市化道路的發展過程就證明了這一點。人口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既指示了經濟結構的化，也衡量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實力。當然城市化建設盡管占用一部分耕地，但遠遠低于限制城市化的發展所帶來的人口增長及農村人口非農業占用耕的數量。因此，為了實現確保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必須發展城市化建設。但在發展城市化進程中，要處理好保護耕地的問題。

1.中國統計年鑒，1999

2.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7

3.國際統計年鑒，1997

4.劉岳等編：國人口分析與區域特征》，海洋出版社，1996

篇3

一、國內出生性別比的文獻回顧

國內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認識經過了相當漫長而曲折的過程。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發現，29個省（區、市）中有18個省（區、市）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219個地（市、州、盟）中有148個地（市、州、盟）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2358個縣（市、區、旗）中有1364個縣（市、區、旗）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但是，此時出生性別比偏高的范圍雖然很大，但數值差異并不大，最嚴重的安徽省出生性別比也僅為112。由于當時人口數量控制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出生性別比問題被認為是統計誤差、女孩瞞報漏報，沒有引起社會各界足夠的重視。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至111.1，2869個縣（市、區）中有60%以上的縣（市、區）高于107，40.3%的縣（市、區）高于110，甚至有9.4%的縣（市、區）高于120。持續升高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引起國內外社會學、人口學甚至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盡管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已經表明，全國出生性別比已經遠遠高于正常水平，但是人口學界為了出生性別比究竟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的爭論還是花費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比如，曾毅對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存活反推，認為中國不存在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所謂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只是一種統計數據上的假象。[19]喬曉春也認為，中國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性別比，反映的只是統計事實，不能隨意對其產生的原因進行解釋，因為數據本身還不足以發現原因。[20]賈威還對收養行為進行了研究，發現在收養的兒童中，性別比例嚴重偏低，大量被收養的女嬰未被記入統計數據。[21]一直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發表后，出生性別比到底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的問題才得以解決。中國的出生性別比確實出現了失調，到了2000年出生性別比進一步上升為116.9。雖然2000年以來，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治理，但出生性別比并未因此而下降，而是從2000年的116.9，進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17.94，比正常值的上限高了近11個點。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再次引起包括理論界、實務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一）理論研究

1.“生育三維”說。顧寶昌認為，任何生育都是一定數量、一定時間和一定性別的生育，并把它稱為生育的“三維性”。因此，建立一個完整的生育概念，應該不僅包括生育的數量方面，而且包括生育的時間和性別方面。相應地，對一個人口的生育狀態的考察，要得出一個全面的認識，也必須包括三個方面，即生多少、什么時間生、生什么。如果單從一個方面來考察生育狀況，就容易片面，引起誤導。從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生育狀況看，一生平均生育數下降了，多孩率減少了，但出生量上升了，婚育年齡提前了，出生性別比上升了，這說明在集中力量抓生育的“數量”的同時，對生育的“時間”和“性別”忽視了。[22]另外，楊菊華認為性別平等也有三維性，即：時間（生命歷程）、空間（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情境（個體生活的背景因素），她通過整合這三維因素，構建了兩性平等的理論分析框架。[23]

2.“歧視性性別偏好”說。穆光宗提出了“生育偏好”和“生育選擇空間”的兩個概念。[24]他認為，一定的生育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生育選擇空間”中進行的，而任何一種生育行為背后總是有性別偏好的驅動。在無限度的“生育選擇空間”中，性別偏好大致能得到較好滿足；反之，在有限度的生育選擇空間中，由于約束條件的存在，性別偏好就難以很好滿足。而中國社會格外重視生育價值體系中的偏男生育意愿，并把生養男孩的行為作為自我價值的一種實現，在中國農民的生育決策中，性別選擇往往比數量選擇重要，甚至可以說，生育決策的基礎是性別選擇，而不是表面上的數量選擇。因此，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生育選擇空間”的狹小和“偏男生育意愿”過于強烈互相擠壓和沖突的結果，也就是說，“歧視性性別偏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最根本的原因。

3.“條件隨機事件”說。在西方多數國家，出生性別比按孩次計算都是隨著孩次升高而降低，只有少數國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是隨著孩次的升高而有升有降。我國則與之相反，絕大多數年份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是隨著孩次升高而升高。馬瀛通發現，分孩次出生性別比隨著出生孩次升高而呈現出的這種或升或降的趨勢，只是一種表面的假象，實際上與出生孩次并無關系。[25]隨后，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構建了馬馮陳（M-F-C）模型，進一步證明20世紀80年代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原因，主要是受二孩及以上高孩次嬰兒的出生性別比偏高所致。[26]

4.“胎次-激化雙重效應”說。楊菊華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的關系，通過構建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關系的“胎次-激化雙重效應”理論模型，闡釋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相互關聯的潛在機制，并利用宏觀數據予以檢驗。[27]她認為，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間接的雙重關系；生育政策的剛性制約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賦予胎次和激化效應特殊含義：一方面，一孩政策地區低胎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區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別比極度失衡，顯現“激化效應”；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多樣性使部分低位女胎與男胎一樣受歡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區低胎的出生性別比趨于正常，產生“胎次效應”。由此可見，生育政策偏緊，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視，均會遭遇人工流產；反之，生育政策寬松，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視程度會相對減弱。

5.“需求理論”說。楊菊華通過借鑒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從需求視角提出男孩偏好并非停留在理念層次上，而是不同主體通過對胎兒性別的選擇來應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策略、延續自身的途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個體、家庭和制度本身多方面層次的需求。她認為引起男孩偏好的需求主要有四類：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和實現需求。[28]

6.“生育效用最大化理論”說。中國一些學者在吸納Leibenstein和Becker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中國的孩子成本及效用構成理論，認為人們的生育決策行為，包括性別選擇行為，總是直接或間接地追求生育效用最大化。比如，葉文振利用對廈門市近千個家庭的入戶問卷調查資料，系統描述了中國孩子對父母的各種效用，分析了孩子效用的主要影響因素。[29]唐貴忠和董輝基于經濟學的“理性人”基本假設，認為無論農民作出何種選擇，都是出于對自己有利或有用而考慮或盤算的。[30-31]由此，他們認為如果在一個社會中人們更加偏愛男孩，那一定是因為養育男孩的成本效用更大，養育男孩比養育女孩能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陶濤利用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家庭及生育狀況調查數據，研究了農村兒子、女兒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差異，也證實了兒子對老人的經濟支持力度大于女兒，生育男孩仍然是農村父母的理性選擇。[32]

7.“傳統文化影響”說。一些學者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認為性別偏好是受傳統文化特別是生育觀念的影響。杜芳琴認為，中國現實社會中存在的性別偏好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早在周禮的規定中，就能看到最初的性別制度和規制，其核心內容是性別分工、婚姻家族制度和繼承制度。[33]李冬莉以及呂紅平、孫平等認為，決定農民性別偏好行為的主要因素是傳統文化中生育倫理和生育價值觀念。[34-35]朱楚珠、李樹茁等人還對生育文化的類型、變遷的標準進行界定，并提出生育變遷的路徑選擇。[36]顧大男認為文化因素以正“U”字型曲線和經濟因素以倒“U”字型對地區生育率產生影響。[37]李銀河在鄉村生育文化的分析中，發現農村存在偏重生男的普遍現象，這不僅受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而且與村落現實生活的特點、非匿名性、社會期望的壓力以及從眾心理有關。[38]陸益龍通過對皖北農村的調查表明，當前農民生育上存在的生男追求，緣于價值認同、趨同性的心理壓力以及社會的支持。因此，一些沒有男孩的家庭具有更強烈的性別偏好。只有將農民置于都市文化環境之中，使農民意識到另外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才可能使農民真正地認同計劃生育政策，并且不再拘泥于孩子的性別。[39]羅萍認為養兒防老、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男孩偏好的傳統生育觀念以及從夫居的婚居制度以及時下依然存在的男性本位文化培植了中國高出生性別比。[40]

（二）實證研究

1.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狀及變化特征的研究。翟振武、楊凡通過對最新的公民身份信息數據、歷年全國在校小學生人數統計數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等幾組不同來源的出生性別比數據的分析和比較，發現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水平偏高的情況是真實的，只是并沒有普查數據所顯示的那么高。[41]王廣州、傅崇輝應用孩次性別遞進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原始抽樣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原始抽樣數據，對我國出生性別比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發現正是由于對生育第一孩性別比的直接干預，才促使了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別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42]王菲、劉爽采用地理信息系統的空間分析技術，對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縣域截面數據進行了分析，找到了出生性別比偏高熱點區域分布及變化的規律性特點。[43]王欽池發現，出生性別比具有周期性波動的現象，其波動周期與生育間隔相關，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尊重出生性別比周期性波動的客觀規律，關注出生性別比的中長期變化趨勢。[44]段世江通過對“六普”數據的分析，發現出生性別比與婦女受教育程度高度相關，受教育程度越低，出生性別比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性別比越低。[45]石人炳通過“五普”和“六普”數據對比分析發現，2010年與2000年相比，我國出生性別比的變化呈現“五升高”、“四縮小”和“一增多”的特點：全國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一孩出生性別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別比升高、少數民族出生性別比升高、各類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別比全面升高；出生性別比的地區差距縮小、城鄉間差距縮小、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差距縮小、孩次之間差距縮小；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和極端嚴重偏高的省市區增多。[46]這些特點表明過去10年，我國高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四個方面的“擴散”跡象：從漢族向少數民族擴散、從鄉村向城市擴散、從高孩次向低孩次擴散、從受教育程度低的婦女向受教育程度高的婦女擴散。

2.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直接原因研究。李涌平利用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用定量方法進行的研究結果表明，用胎兒性別鑒定后的選擇性人工流產可以全部解釋我國1990年觀測到的超常出生性別比。同時他斷言，以性別選擇為目的的流產現象將可能蔓延。[47]巖復、陸光海利用湖北省天門市的調查數據，發現溺棄女嬰對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影響甚微，瞞報、漏報女嬰不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主要原因，而B超的濫用造成了出生性別比的急劇升高。[48]李樹茁、朱楚珠通過對第三、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以及1988年2‰生育率抽樣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性別鑒定導致的選擇性流引產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49]解振明認為在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規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獲得的性別選擇信息和技術服務；同時，存在著對性別選擇行為疏于管理的系統。[50]喬曉春通過對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數據分析，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是由選擇性人工流產導致的。[51]陳友華、胡小武認為，胎兒性別鑒定與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是導致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而中國人工流產的合法化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幫兇。[52]

3.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根本原因研究。國內學者多角度論證了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主要原因。穆光宗、陳俊杰通過對中國農民生育需求的層次結構研究，認為在中國農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是生育的性別偏好。[53]李南、菲爾德曼、李樹茁等，發現中國出生性別比的上升，既有由于生育率下降導致性別選擇壓力上升的原因，也有由于性別偏好的增強所導致的原因，“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對出生性別比起關鍵作用”。[54]莊渝霞運用層級推演法，先從生物學、計劃生育政策、醫學技術三個方面，而后從性別偏好，最后從女性地位低這三個遞進的層次，得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終極原因在于女性地位低這一事實。[55]劉爽專門研究了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與性別偏好的關系，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的根本性內在動因，是現實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下依舊強烈的生育男孩偏好。正是夫婦微觀上的生育性別選擇，帶來了出生性別比偏高這一宏觀人口后果。[56]李慧英通過對河南、江西、廣東等省的實證調查，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權制的制度安排，包括從夫居的婚居制度、父子相承的財產繼承制度和父子相傳的姓氏繼承制度。[57]

4、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后果研究。中國如此大范圍、長時間出現的出生性別比失常，再加之中國人口規模龐大，由此可能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復雜影響。一是在微觀個體層面的影響。由于未來婚姻年齡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相當一部分男性可能終生喪失婚配機會，產生“婚姻擠壓”現象。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的估計和預測，到2020年，中國20～45歲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這些男性將因為找不到女性配偶而單身。[58]原新認為，在出生性別比長期偏高所形成的男女性人口規模的失衡，在客觀上是由“應該多出生”男性和“偏高多出生”男性兩部分所組成。他通過間接估算，認為1980～2006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出生隊列累計，男性比女性“多出生”3331萬人，其中“應該多出生”1846萬人，“偏高多出生”1485萬人；2006年0～26歲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3402萬人，其中“應該多出生”1965萬人，“偏高多出生”1437萬人。[59]二是在中觀家庭家庭層面的影響。由于大量的男性成年后無法婚配，將對現有的一夫一妻制度產生沖擊，直接影響婚姻質量及其穩定性。俞萍認為，婚姻的不穩定，離婚和拐賣兒童的增加，勢必對青少年兒童的成長帶來不利影響。[60]三是在宏觀社會層面的影響。賈志科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可能導致女性在發展機會上受到不利影響，使社會中存在一個數量龐大的文化和職業均處于低層次的女性群體。[61]孫小迎認為，大量男性單身人口的出現將增加性犯罪的可能性，增加買賣婚姻、騙婚、性暴力、精神變態甚至等丑惡社會現象，影響人口生態安全，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危及國家安全。[62]王順安、孫江輝研究發現，近些年來性別比失衡直接導致了拐賣婦女兒童、、、侵害婚姻家庭、涉黑類有組織違法犯罪等增加。[63]姜全保、李波發現，近20年來，我國犯罪率較之以前已經增加近兩倍，而其中由出生性別比導致的青年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失衡是原因之一。年輕人口群體（15～29歲）性別比失衡對犯罪率的上升有很強的解釋力，這組人口的性別比每提高0.01，犯罪率相應增加3.03%。[64]陳衛、李敏認為出生性別比偏高會降低出生人口規模、加速人口老齡化以及造成婚姻擠壓等人口后果。[65]魏尚進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導致有兒子的家庭買房壓力比有女兒的家庭大，這將引起房價飆升，他通過研究發現，大概30%的房價飆升背后的原因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所造成的。[66]楊雪燕等利用2009~2010年在西安市開展的“城市地區流動大齡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調查”數據發現，性別失衡所帶來的“婚姻擠壓”迫使流動大齡未婚男性“被動失婚”，缺乏正常穩定的，從而導致男男發生率有增加的可能性。[67]

5.關于促進出生性別平衡的政策建議研究。學者們設想了一系列措施和對策應對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嚴梅福提出最重要的是改變傳統的婚育觀念，提高女孩的養老價值和“傳宗接代”的預期效益價值。[68]辜勝阻、陳來認為通過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改變外部制度環境，從而淡化人們的男孩偏好。[69]王翠絨、易想和提出應提倡尊重婦女生育的社會價值，構建完備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和利益補償制度，樹立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新風尚。[70]楊菊華等建議完善現有生育政策，逐步過渡到普遍生育二孩政策。[71]陳婷婷、葉文振通過對城鄉出生性別比差異的分析，建議將農村作為今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治理工作的重點，加快推進農村女性自身文化素質和就業技能的培訓步伐，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和經濟收入。[72]王鵬建議將社會性別視角納入國家社會發展的主流，完善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體系，從根本上消除出生人口性別失衡的制度障礙。[73]賽明明建議實施社會性別預算，在政府制定財政預算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更好地保護女性利益。[74]劉中一提出，要創新出生性別比治理模式，實行公眾參與型治理機制，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出生性別比治理等。[75]

二、小結

篇4

1．1方法

1．1．1建立健全臨床護理工作制度，明確崗位職責。依據優質護理服務標準和要求，進一步修訂完善了護理安全管理、護理管理核心、病區管理等臨床護理各項工作制度。建立了專科疾病護理常規，完善了各級護理人員的崗位職責，并規范了工作流程及重大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統一了護理質量標準及績效考核制度等，從根本上規范了執業行為。

1．1．2開展全員培訓，強化服務理念。通過參加培訓班、現場演示、外出參觀學習、院內業務講課等多種形式，加強了對全院護理人員的培訓。培訓內容主要涉及護理專業基礎知識，護理技術操作技能，護士職業禮儀，行為規范等。

1．1．3改善條件，營造氛圍。醫院籌集資金加強軟、硬件建設。購置了先進的醫療器械，對部分病房、餐廳、活動室的設施進行改造、修繕，病房還進行了藝術化的布置，加強院內環境的綠化美化工作。

1．1．4建立垂直護理管理體制，提高了管理效率。為加強醫院優質護理服務活動的開展，對臨床科室進行了調整，精簡了護理行政層級，護理部直接參與全院護士的人員調配、績效考核等，實現了護理部的權責統一。增加了臨床一線護士的數量，清理了非護理崗位占編人員，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臨床護理崗位的人員供給。全院臨床一線護士占護士總數的比例達到了95%以上，病房床位數與護理人員之比達到了1:0．5，醫院還建立了機動護士庫，以滿足節假日和突發事件等的應急調配使用。

1．1．5改革護理模式，提升護理質量。探索了臨床護理責任組工作模式，根據實際工作量，實行彈性排班制度。以實施責任制整體護理為切入點，積極開展健康教育和指導，加強了與患者的溝通交流，滿足了患者的知情需要，提升護理質量。

1．2評價標準

采用自行設計的患者滿意度調查表調查優質服務前后患者的滿意度，內容包括入院情況介紹、病區環境設施、護患溝通交流、健康教育指導、護理工作效率、護理服務態度、護理技術水平、護理管理水平等八個方面。在患者出院前發放調查表，采取不記名填寫，填寫完直接收回。共發放調查表520份，回收有效調查表520份，有效回收率100%。

1．3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5．0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行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實施優質護理服務活動后，入院情況介紹患者滿意度上升了7．7%，病區環境設施患者滿意度上升了5．4%，護患溝通交流患者滿意度上升了11．5%，健康教育指導患者滿意度上升了11．1%，護理工作效率患者滿意度上升了11．9%，護理服務態度患者滿意度上升了5．8%，護理技術水平患者滿意度上升了8．5%，護理管理水平患者滿意度上升了8．9%。實施優質護理服務后患者滿意度明顯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3討論

3．1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工業化速度加快，社會人口老齡化，人群中出生率、生育率的下降，傳染病發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慢性非傳染性疾病(NCD)逐漸成為危害人類健康的主要衛生問題。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現有確診慢性病患者2．6億人，慢性病導致的死亡已經占到我國總死亡的85%，導致的疾病負擔已占總疾病負擔的70%。老年人慢性患病率已發生結構性變化，感染性疾病下降、非感染性疾病上升，疾病轉型的趨勢與全人群的變化一致，慢性病的突發增長期在50～59歲期間。因此，加強對慢性病的防治刻不容緩。有學者指出，慢性病需要綜合防控，預防和醫療必須緊密結合，要把人作為一個整體，以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為主要手段提供全方位服務，才能實現防治結合。在慢性病的防治過程中，優質護理服務顯然是非常重要的環節。

3．2開展優質護理服務有利于提升慢性病患者的滿意度。患者滿意度是指患者在醫院接受醫療服務的滿意程度，也是患者對醫療服務的直接體驗和親身感受。由表1可見，在活動實施前260例患者的滿意度調查中，護理工作效率，護患溝通交流，健康教育指導等這3項的滿意度相對是較低的，分析原因可能與護士對護理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有關。另病房護士的年齡整體偏低，他們更傾向于做技術操作性強的工作。而臨床護士人員數量配備不足客觀上也進一步造成護士沒有足夠的精力為患者提供滿意的護理服務。優質護理服務示范工程活動的開展，使廣大護士對護理工作有了新的認識，護理觀念有了新的轉變，認為，只有從根本上解決患者住院期間存在的問題，讓患者感受到住院的關愛、實惠與方便，才能大大提升患者及家屬對護理工作的滿意程度，才能保證護理質量。

3．3通過開展優質護理服務，護士工作的積極主動性明顯增強。護士的辛勤工作是患者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優質護理服務示范活動的開展提升了護理工作在整個醫院尤其是在臨床工作中的重要程度。尤其是責任制護理模式的開展，使護士分工明確，責任到人。解決了原功能制護理模式中護士相互依賴、服務主動性和責任心差的問題。護士的責任感明顯增強，對所負責患者的服務更加精細化，患者的滿意度大大提高。而患者滿意度提高反過來進一步激發護士的職業認同感和榮譽感，也使護士自身價值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實現了患者、護士雙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