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育率降低原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配網；生產；投訴；措施

中圖分類號TP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363（2017）03―0029―02

1現狀調查

1月12日，公司共受理生產類投訴640件，其中供電質量478件，占比74.69%；電網建設98件，占比15.31%；停送電投訴64件，占比10%。投訴量高峰值出現在1月（128件）、2月（134件）和8月（119件），3個月供電質量投訴共319件，供電質量投訴突增主要受季節性天氣影響，占全年投訴總量的61.82%。

目前95598下派的生產類投訴單按類型劃分占比較大的依次是頻繁停電、電壓質量、電力施工及搶修服務4類，占總投訴量的90%以上。對這4類投訴進行有效控制，即可大幅度的減少生產類投訴。以下分別對造成這幾類投訴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

2投訴原因分析

2.1頻繁停電

通過對各單位頻繁停電事件進行分析，得出造成頻繁停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種。

1）因運維、搶修工作造成的計劃、故障停電。主要反映在嚴重危急缺陷處理及故障導致的停放停電，較為突出的有城區集控箱故障和縣域臺區漏保反復多次跳閘。集控箱故障頻發主要反映出負荷分配和集控箱配置選型不合理。漏保多次跳閘反映出主動運維開展較少，漏保跳閘后沒有分析跳閘的真正原因并采取相應的措施，只是粗暴地合閘了事。

2）因上級電源停電造成。配網的供電可靠性除了依賴自身管轄范圍的設備穩定運行外，還受上級電源影響。在上級電源斷電時配網人員往往處于被動狀態，此時需要加強與涉及到的其他專業和部門的溝通。

3）因配合工程類停電。停電計劃統籌協調管理與執行不到位。受制于近年網改、基建工程工期緊、任務重，工程要求按照施工進度及時完工等影響，網改工程停電時間有時長達18個小時以上，尤其是夏冬兩季，居民投訴意愿強烈。部分計劃停電對停電計劃的及宣傳沒有做到位，老百姓完全不知曉“日停夜送”的計劃停電方式，居民對于倒方式造成的短時停電不了解，造成用戶誤將倒方式算作一次停電。

4）用戶內部故障。用戶對于電力產權分界點不清，對家中線路老化、用戶表后空開跳閘等問題均認為是供電公司責任。

2.2停送電投訴

1）停電計劃變更不及時。計劃臨時取消后，并未及時更新計劃狀態，導致用戶撥打電話詢問是否按計劃停電，南中心按投訴下發。暴露出相關工作人員信息不通暢，工作銜接出現問題。

2）停送電未按計劃時間執行。造成該類投訴的原因一是部分外包施工單位報票不規范，組織松懈，在施工時間開始后才進行報票，有時因人員不夠延遲或取消開工，導致用戶對計劃停電時間過后兩小時依然未停電感到疑惑；二是施工單位申報計劃時未嚴格計算工量及所需時間，導致延遲送電，用戶極度不滿。

2.3電壓質量

電壓質量主要為低電壓投訴。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電負荷日益攀升，部分臺區線路狀況較差、半價長、三相不平衡、線路老化嚴重，導致存在低電壓是主要原因。

2.4電網建設

電網建設類投訴主要由現場人員服務及施工影響客戶權益造成。主要原因是目前網改工程外包隊伍較多，人員素質與服務質量無法保證，且無優質服務意識，現場施工后的清理工作不到位，造成投訴；搶修人員服務意識還有待提升，仍存在部分人員態度較差，接單后未能及時到達現場，缺乏與用戶有效溝通等問題。

3降低投訴的措施

3.1從管理措施上進行提升

1）全面開展供電服務掛點幫扶，各責任領導靠前指揮，嚴控投訴認定質量，抽調運檢單位領導和相關主管對投訴多發單位進行督辦整治，規范服務行為，提升服務水平。

2）嚴格實行責任追溯制度。落實供電服務投訴責任追究制度，加大懲處力度，實行同業對標、工資績效雙重考核。通過“三抓”（一抓人員管理，二抓員工的勞動紀律管理，三抓安全管理）全面提高設備運行維護管理水平。堅持做到設備檢修管理有計、有步驟、有措施、有檢查，認真執行標準化作業項目，嚴格按照工作流程進行作業。

3）加強跨部門溝通協作，從投訴分析中可以看出電網建設以及因工程引起的重復停電類投訴占有較大的比重，運檢部針對這種涉及其他部門會造成優質服務投訴的工作由公司領導協調，統一思想，形成了各專業聯動協同體制。

4）加大問題的整改力度與分析。嚴格執行日分析制度，及時查找不足，暴露出的問題認真落實改進。抓住優質服務的關鍵環節，提升電壓質量、加強工程監管，加強防范風險的應急措施。

5）推行投訴服務反思會議。對投訴事件點對點開展反思會，形成常效機制，反思行為、原因，讓反思和提升成為常態，達到不存僥幸心、強化責任心的目的，將被動服務變為主動服務，滿足企業、員工、客戶的不同需求。

3.2從執行手段進行提升

1）加強主動運維和配網隱患排查力度，按照“維護為主、搶修為輔、主動運維”的工作思路，變被動檢修為超前主動維護，堅持做到“三個結合”：即一般巡視與特殊巡視相結合，白天巡視與夜間巡視相結合，定期巡視與不定期巡視和監察巡視相結合，對供電設備每月進行一次全面巡視維護，并做到保質保量，將理想化的供電設備運行狀態作為日常工作的動力與目標。

2）充分利用PMS2.0系統配網運維管控模塊監控臺區過載、出口低電壓、三相不平衡，提升主動運維服務效益，及時消除關于供電質量的投訴。不斷優化配網網架結構，實行項目儲備工作常態化，及時通過網改項目解決10kV線路的高故障、單輻射、分段不合理等問題。

3）規范停電計劃管理，減少不合理的重復停電和不按時停送電，確保檢修計劃的剛性執行。加強停電計劃統籌協調管理，統籌安排各項檢修、施工任務，減少重點停電，縮短停電時間，做到“聯合施工，一停多用”，嚴把計劃關，將每條線路計劃停電記錄在案，硬性做到第一次停電分管領導審批，第二次停電主要領導審批。

4）深入推進配網搶修網格化建設工作，協同營銷部把故障搶修、電力知識宣傳、電力設施保護、特殊群體困難幫扶等工作全部納入網格化管理，提供網格員與用戶“零距離”服務，減少中間扭轉環節，以“無間隔”快速服務降低故障報修工單數；提升優質服務意識，改變投訴看運氣的狀態。

5）壓力要層層傳遞，嚴格落實考核機制。對因人為造成的屬實投訴，特別是搶修、施工人員態度問題、停送電問題等從重處罰。培養搶修人員與客戶的溝通能力，要轉換思想，提升優質服務水平，嚴禁與用戶發生言語及肢體沖突。

3.3從機構完善與軟硬件上提升

1）建立和發揮配搶指揮中心作用，將營銷、配調與運檢有機結合，縮短工單流轉路徑，提高研判效率。由專業坐席統一回復用戶，提升客戶服務質量，減少因部分人員思想、素質不高導致被用戶投訴。

2）為一線工作人員配備錄音電話、現場記錄儀等裝備，做好一線現場證據收集，一旦現場人員行為投訴，有證可查，對不屬于供電方責任的事件，可進行申訴，減少投訴量。

3）開發計劃綜合管控軟件，利用計算機系統輔助人員對計劃進行綜合管理，合并各方面的計劃需求，預計臺區重復停電，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為計劃安排不合理導致的重復停電，從而做實“大計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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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認為人口紅利和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人口紅利消失有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會終結，這樣，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心。

人口紅利消失在即

中國目前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但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從而使得勞動力供給相對豐富的一段時期。理論上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人口紅利。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人口轉變，都出現過人口紅利，而且人口紅利也都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 年，結束于1990-1995 年，持續了60 年左右的時間。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和人口紅利之間的高度相關性。1913-1950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21%；1950-1973 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滯。

與此相對應，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人口撫養比變化（人口扶養比越低，人口紅利越明顯）則呈現了與日本經濟發展相反的趨勢。上世紀60 年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和扶養比下降的階段。

日本人口撫養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較低水平，經濟也持續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長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隨著人口紅利的式微，人口撫養比逐步上升，經濟增長開始陷入停滯。很多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人口紅利始于上世紀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自那時起快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其結果，勞動年齡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撫養比不斷下降。

1964 年，15-64 歲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和扶養比下降，中國經濟增長獲得了良好的要素稟賦條件，具備了實現高速增長的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使得人口紅利不斷轉化為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因成為“世界工廠”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長速度，人均GDP 翻了數番，目前已經超過5000美元，中國也快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正在接近歷史上的最高點。但是，由于婦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嚴峻挑戰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中國人口轉變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時間，所以，人口紅利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是來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大陸2010 年總人口達到13.39 億，其中0-14 歲人口為2.22 億， 占總人口的16.60% ；15-64 歲人口為9.98 億，占總人口的74.53% ；65 歲及以上人口為1.19 億，占總人口的8.87%。

中國目前已經是人口老齡化國家，而且老齡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勢。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7% 上升到14%，法國用了115 年，美國用了65 年，英國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從現有的實際生育水平來看，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從7% 上升到14% 所用的時間有可能少于日本，從而取代日本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

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日益加重，將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而深刻的影響。首先，人口紅利消失將會帶來勞動供給減少和潛在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還可能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削弱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其次，人口紅利消失還會帶來市場需求減弱。15-64 歲人口既是生產年齡人口，也是消費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齡人口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難以彌補由于生產年齡人口下降導致的消費需求減少，總消費需求會因此趨于減弱。

第三，養老的社會負擔將會越來越重。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財政負擔會增大，政府將不得不增加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造成國民負擔增加，而這將進一步抑制家庭和個人消費需求，導致經濟增長減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由于人口負增長導致消費市場縮小、教育機構倒閉、社會保障費用增大和勞動人口負擔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療和健康照料的費用會急劇上升。隨著家庭規模縮小，家庭對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維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來社會和家庭都將面臨沉重的健康照料負擔。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但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轉變時間更短、老齡化速度更快。

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從國際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經濟的活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要求一方面必須加快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勞動力質量對數量的替代，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健全收入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然而，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政策調整還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協調發展，采取適當的人口政策，這實際上也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國之鑒

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鼓勵生育是很多歐洲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國是歐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國家，也是較早試圖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并取得成效的國家。1939 年法國認識到生育水平下降對未來人口的影響，出臺了家庭方面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把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議事日程，其結果是法國長期以來生育率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估計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都能取得預期效果。

與法國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還是歐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國家，但伴隨著佛朗哥（Franco）鼓勵生育政策向被動的家庭民主自由選擇的轉變，1998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雖然受移民因素的影響，2001 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上升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1970 年到2006 年，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0 下降到1.3，意大利從2.4下降到1.4，俄羅斯從2.0 下降到1.3，這些國家現在都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現在都處于世界上最低國家行列。

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很多亞洲國家則經歷了人口政策徹底轉向，從限制生育的政策轉變為鼓勵生育的政策。比較典型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日本二戰后開始推廣計劃生育政策， 成效頗為顯著， 總和生育率從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穩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試圖采用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如通過“父母休假法”、“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等提高國家的生育水平，但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屬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

韓國在1964 年之后開展了大范圍的計劃生育活動，生育率不斷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韓國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韓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開始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這個政策，并采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卻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觀察人口紅利消失后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及其調整，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啟示：

一是鼓勵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難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難歸于某一項政策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鼓勵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國家也僅限于法國。法國的成功主要在于營造了適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環境。

二是很多國家都經歷了從限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轉變的時機一般都發生在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策等各個方面，當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有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時，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難回升。

四是人口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政策調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幾代人后才能得到體現。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并從長遠的觀點來審視政策調整的綜合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實施較為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政策的國家，這一政策促進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下降宏觀?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進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這些數字是真實的，那么，中國早已經成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當然，由于存在漏報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存在著對實際生育水平的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生育水平已經降到較低水平則是所有人都承認的事實。

綜合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會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那樣低，但也不會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會在1.4-1.6 左右的水平。

無論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說高。

如果從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國在2005 年時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大約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時期，這意味著在“十一五”時期調整人口政策的條件就已經成熟。現在已經進入了“十二五”時期，改變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條件應該說更加成熟。我國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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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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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育率；人力資本；城鄉收入差距

一、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測度的研究基本達成的共識

（1）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高于發達國家，而且高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蔡等（2003）比較了36個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國長期在2～3之間波動。（2）城鄉收入差距對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貢獻”甚大。（3）無論采用哪種方法和哪個指標衡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前是相對穩定的；改革開放后城鄉收入差距首先縮小，1985年達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鄉收入差距開始再次拉大。已有的城鄉收入差距的成因主要有：一是城市偏向政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二是政府行為：財政支出、轉移支付等投入；三是勞動力市場扭曲（限制勞動力城鄉流動）；四是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化政策；五是經濟開放、金融發展。上述研究的共同點是都將外生的制度因素作為城鄉收入差距的基本解釋變量。應當承認，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而言，這種見解無疑是具有較強解釋力的。但是此類研究難以給出下述問題的合理答案：第一，農民為什么總是處在被剝奪的地位？即這種顯失公平的現實有無農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二，假設制度變遷導致前述諸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消除，其他件不變，城鄉居民收入是否可以趨同？第三，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也采取了類似的偏城市經濟制度，為何沒有形成顯著的城鄉差異？

二、文獻分析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為解決上述問題，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把重心轉移到農業經濟自身，通過研究農村及農民的相對制約性因素分析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由于生育率與人力資本負相關，因此，生育率與人均收入增長率之間亦負相關。生育率可通過人力資本這一中間變量間接影響城鄉收入差距，這可從巴羅和貝克爾（Barro，Becker；1986，1990）的孩子需求理論中得到解釋。貝克爾和巴羅曾提出一個具有利他（子女）性質的父母效用，其中和是父母和每個孩子的效用，為父母的消費，為孩子的數量，表示父從每個孩子身上得到的心理效用，即利他性。通過模型可以看出，高生育率會提高未來消費的貼現率，降低父母對每一個孩子的利他程度，因而不利于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生育率的下降則會引致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的相反變化。生育率與經濟收入或城鄉收入差距之間也存在直接效應。費景漢和拉尼斯（2004）認為：在勞動力過剩的二元經濟中，當人口增長率大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率時，經濟發展是失敗的，在二者相等時，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只有后者大于前者時經濟發展才是成功的。在索洛模型中，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有著和儲蓄率增加相類似的效應，都導致資本深化：在人均產出和其他條件既定時，人口增長率降低，有效折舊率曲線會由于斜率變小而外旋，這時人均穩態儲蓄水平將提高，人均資本裝備水平亦增加。將生育行為看作內生變量，假定人力資本具有收益遞增性，當人力資本存量較多時，孩子質量（人力資本）收益率高于孩子數量收益率，而當人力資本存量較少時，孩子質量收益率低于孩子數量收益率。因此，在人力資本存量較少的社會，家庭選擇多生孩子，對每個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較少；而人力資本存量較多的社會，家庭選擇少生孩子，對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較多。這導致存在兩個穩態均衡，一個是欠發達的具有較多孩子與較少人力資本的穩態均衡，另一個是發達的具有較少孩子和較多人力資本的穩態均衡。至此，完成了對構思與邏輯梳理工作。正是由于農村家庭的子女數量偏好所產生的對子女質量提高的抑制作用，使得農村長期處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和低增長率的馬爾薩斯陷阱之中。而城市已進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資本存量和積累率共同推動的持續增長均衡階段。

篇5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低水平，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應對老齡化社會到來的需要，否則，我們的工作就要陷入被動局面。

一、健全養老保障體制任重道遠

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到1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二、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相結合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已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查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三、提高人口素質和關注成年人問題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實際上都是圍繞著政策對象進行調整的。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長期以來以嬰幼兒、老人為主要出發點，較為重視兒童成長和老年人問題。但是，從人口發展是動態的，今天的成年人群體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體。因此，出于對問題前瞻性的考慮，現時我們也應該重視成年人的問題。特別是在如今失業現象嚴重、下崗人口增多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該把人口充分就業、勞動力充分利用作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把增加就業人口規模作為政策目標，保護勞動年齡人口的個人利益。

篇6

楊成鋼（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國經濟增長能夠“消化”新增人口，應該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為什么要調整？用人口指標說話

一是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以下簡稱“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五普”），全國常住人口增長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2010年人口總量較2000年減少193.08萬人。

二是四川婦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數據顯示，四川婦女總和生育率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樣調查顯示，除甘孜、阿壩、涼山“三州”地區之外，四川省婦女總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區，其也只有1.72，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來越少。“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0～14歲兒童人口比重為16.97%，比“五普”下降5.6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四川勞動力人口會減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來越多。“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為10.95%，比“五普”上升3.2個百分點。國際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7%就是老齡社會，全省老齡化已經來臨，獨生子女負擔加重。

五是城鎮化加快發展改變居民的生育觀點。“六普”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化率為50%，四川38.7%，雖然四川城鎮化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近幾年四川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發展趨勢加快。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持有“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觀念的人數增加，直接影響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還有2個特別顯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萬獨生子女戶，占全國1/3；二是“失獨戶”四川占全國比重最高。這些人口指標顯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調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調整。

為什么能調整？處于有利時機

全國人民的呼聲很強烈。對于放開“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不管是廣大干部，還是一般群眾，都有比較強烈的意愿，學術界也基本達成共識，生育調整已有輿論氛圍。

我國經濟增長還會持續，能夠“消化”新增人口。從總體上說，現階段我國經濟狀況良好，未來保持較快增長是有保證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有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夠承受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在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開，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個，因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行為有一個滯后期。因此，很多人不會馬上選擇生第二胎，這種滯后對政策效應有一個緩沖期，新增人口在我們的承受期之內。

總體來看，現階段生育政策調整處于有利時期。

兩個誤區需避免

第一個誤區：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

大樣本調查顯示，87%的夫婦生育意愿是2個，而且最好兒女雙全，一男一女。很多媒體據此得出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的結論，于是，他們反對放開二胎。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為。

第二個誤區：人口增長降低了資源、環境的承載力

資源、環境的承載力需聯系經濟增長來思考。真正影響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是經濟增長速度、規模、方式。過快的城市化規模，不適度的經濟增長節奏和不恰當的發展方式才是造成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們既要找到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在增強資源、環境承載力方面積極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國家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四川作為一個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來，四川的總和生育率從過去的4.0以上下降到現在（全省抽樣調查的）1.6左右，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還要低。30多年來全省共計少生了4000多萬人口，為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根據四川省當前的人口形勢，應該及時放開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長期少子老齡化使目前人口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如果總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實現正常的人口代際更替。四川的生育率遠遠低于2.1。被撫養的少兒人口減少，老齡人口增加：目前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65歲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負擔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未來會缺乏有活力的創新型人才。過去多年，四川大量勞動力到外地打工，為全國經濟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因為少兒人口越來越少了。四川勞動力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老化，15～30歲人口在下降，45～65歲人口比例在上升，這樣的人口內部結構，其創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勞動力年齡結構中45～65歲人口的比例會高達48%，勞動力都是些中老年人，會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勞動力，特別是高端的年輕創新型人才，這樣更不利于四川經濟發展。

原因三：緩解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個人口結構會達到最老化。退一步講，即使現在放開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緩解，因此，現階段必須及時調整二胎政策，時間不等人，在我看來，現在調整已經遲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調整生育政策，如果當時調整，四川也許會早一點緩解人口結構帶來的各種問題。

原因四：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放開后，短期內生育率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是從長期看，人口數量不會有太大的波動，更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

原因五：獨生子女問題多。獨生子女責任重、壓力大；獨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對整個社會影響大；失獨家庭不能再生育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大；獨生子女增多對征兵和國防建設也有一定影響。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鄉不平等，應逐步統一。當年城市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非常嚴格，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若生第二胎，會開除公職和黨籍，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實際上為計劃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農村生育政策條件相對寬松。城鄉生育權利不平等，應該逐步統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該有回報。當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積極響應，做出的成績有目共睹，為全國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008年四川發生大地震，傷亡慘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兒女。我覺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現在是該回報他們的時候了。

如果放開二胎政策，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分步實施，平穩過渡。雙獨家庭早已放開，現在應該考慮放開單獨家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有殘疾兒童的家庭、再婚夫婦家庭。第二步：完全放開城鄉育齡婦女的二胎生育。

借這個平臺我再次呼吁：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希望盡快調整相關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人口學碩士生導師）：

放開“單獨”二胎，協調人口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的矛盾

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

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實行人口計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協調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關系，通過人口的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有機結合的綜合措施，使兩個“再生產”的關系處于一個合理、科學的均衡區間。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由于我國人口發展政策發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無節制生育，使人口增長超過了物質資料再生產增長的能力，帶來以高出生率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問題。

上世紀70年代后，我國開始執行嚴格的以數量控制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億多人，使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人口紅利”時期。

但是，當我國人口數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達到一定程度后，又產生了新的不協調問題，即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的發展態勢，人口的深度老齡化反過來會降低積累率，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使經濟發展進入以老齡化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狀況。目前人們考慮采取適度提高出生率以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樣在于協調兩個“再生產”。

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能夠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數量控制的另一個目的在于協調人口與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的關系。目前不少人擔心人口數量控制放松，會導致土地等資源難以承載過多的人口。但是我們不難看出，我國過去在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所依據的人口承載力的理論是設定在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經濟社會體系，尤其是基于我國耕地、糧食等資源的生產能力來確定的所謂“最佳人口規模”和“人口數量極限”。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糧食生產能力等資源約束不再是人口數量控制目標的基本判定標準。日本、韓國、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國，卻能夠養活那么多人，并且順利成為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所以，現在再看我國實行的以數量控制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環境下是正確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反映人口承載能力的科學依據越來越顯得不足。因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都能夠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調整生育政策才能夠滿足2030年后勞動力要素的需求

相對物質資料的再生產過程，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一個國家只有通過“未雨綢繆”行動和高瞻遠矚的超前決策，才能夠免除人口結構失調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目前，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已經長達30多年后，在人口結構已經進入全面轉型階段，在普遍實行“雙獨”二胎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單獨”二胎的政策，明顯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國在2020年前仍處于“人口紅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適度增長可擴大居民消費與就業的規模，從而拉動經濟穩定增長。

篇7

一、引言

宏觀的高儲蓄率是由微觀家庭的儲蓄行為導致的。根據莫迪利亞尼和布倫伯格（Franco Modigliani 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LCM），消費者通過調節邊際消費傾向可以達到一生收入效用最大化，如通過儲蓄把一生中高收入時期的收入轉移到低收入時期，這種消費者行為理論就是經典生命周期假說（Life-cycle Hypothesis）。基于此理論，可以發現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是基于預防性儲蓄動機而來的，由于人們在年少和年老時無收入，因而會在成年期出于對子女教育、養老的考慮進行預防性儲蓄。調查研究也證實我國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的存在。1997年國家統計局抽取6250戶非農業家庭，調查顯示居民投資的第一意愿為儲蓄，第二為子女教育，而儲蓄動機中子女教育是第一位的。時隔20年之后，事實仍是如此。2005年中國社科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居民的儲蓄目的中，其一是子女教育，其二是養老。子女教育和養老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排在總消費的前兩位。

從人口年齡結構角度來分析儲蓄率的研究（董麗霞、趙文哲，2011；王德文、蔡?P、張學輝，2003）通常只考慮少兒撫養比和老齡撫養比的此消彼長，而忽視了家庭教育投資的提高所導致的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而我國實際情況是家庭儲蓄較大部分是用于少兒撫養，即子女人力資本積累的教育投資。因此，把家庭教育投資率看作一個內生變量將有助于更加準確合理地判斷人口結構變化對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的長遠影響。

本文首先利用孤波理論分析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所產生的經濟效應，然后在戴蒙德（Diamond，1965）疊代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不確定性的預期壽命和生育率等變量，并假定理性人從自身的生命周期消費、子女的數量和質量中獲得最大效用，構建了一個在預期壽命延長的背景下，家庭內部的微觀決策行為與長期經濟增長關系的一般均衡動態模型。通過數值模擬家庭儲蓄率、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深入挖掘我國儲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二、人口年齡結構孤波分析

生育率的高低所引起的人口波動在年齡結構中具有孤波性質，由此會轉化為未來的出生波、教育波、就業波、老齡波等一系列社會孤波，將對近期及未來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

（一）人口年齡結構現狀分析

描述人口年齡結構的常用工具是人口金字塔，它包括擴張、靜止、收縮三種典型類型。擴張型表現為下寬上窄，屬于真正的金字塔形。呈現的特點為少兒人口比重大，而老齡人口比重小，是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持續較高的結果。靜止型金字塔的特征表現為各年齡組人口的比重分布均衡。由于出生率與死亡率相當，未來的人口增長速度維持在零左右。如果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就會轉變為第三種類型――收縮型。收縮型的表現特點為底部收縮、上部變寬，呈現的人口年齡分布為少兒人口比重縮小、老齡人口的比重增大。

本文利用普查數據和全國抽樣數據畫出了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14年以人口分性別年齡結構金字塔圖（見圖1―4）。從圖形分布可以看出，1990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分布呈現弱擴展性，兒童人口比重較大，而老齡人口比重很小；而2000年的年齡結構分布已屬于收縮型的，到2010年和2014年年齡結構分布的收縮型趨勢越來越明顯，40―50歲人口占較大比重。

國際上根據0―14歲人口占比、65歲以上人口占比、老少比例和年齡中位數幾項指標值，將人口年齡結構分為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三種。將我國人口各項指標與國際通用標準比較來看（見表1），2000年各項指標就已逼近老年型人口的下限，處于從成年型向老年型過渡期。而2010年的各項指標已經突破成年型的下限，表現為典型老年型人口結構的特點。

（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孤波分析

在一定條件下，非線性人口發展系統具有漸進穩定性，因此，人口演變可以用弱非線性作用下的波動方程來模擬。通常把非線性發展方程的局部行波解稱為“孤立波”。所謂“局部”是指微分方程的解在空間中收斂于零或確定常數。

1. 人口結構孤立子理論模型分析。“孤立波”如果通過相互碰撞后并不消失，而且波形和速度不發生改變或只有輕微的改變，這種孤立波就是穩定的，穩定的孤立波便稱為“孤立子”。通常將具有類似性質的物理現象和自然現象看成孤立子，如人口演變中由于生育高峰與低谷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的行為。

通常用以下方程來模擬人口演變過程，該方程稱為Kdv方程：

其中，a表示孤立子的振幅。孤立波的波長與振幅的平方根呈反比，由此表明由于經濟、社會及自然等因素的限制，人口在增長過程中，如果增長率過高，則波長就不可能過長。這里表示無窮遠處的均勻態，即長期人口演變過程中趨于穩定的人口狀態。令=0，=1，從（10）式便可以得到方程（2）的局部解：。

令，便得到如圖5（Ⅱ）所示的鐘形孤立波，相當于一個生育高峰。

2. 人口年齡結構分布的孤立子特征分析。當時，孤立子具有穩定性質。在一定程度上這一性質能刻畫人口年齡結構的孤立峰的特征。圖6是我國各階段年齡結構分布曲線。從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齡結構分布可以看出，0―4歲年齡段人口劇增，形成人口波峰，表明1985―1995年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年齡結構分布可以看出，1985―1995年生育高峰期所出生的人口成長到年齡10―14歲形成人口波。形成后，以c=1歲/年的穩定速度逐漸從低年齡組向高年齡組傳播，到2010年時，形成20―24歲人口波。該次人口波到2010年已經成長為勞動力人口，因此對于延長人口紅利期非常有幫助。經過20年的傳播，從到再到，人口波的波形、速度及波高都只有微小的變化，始終保持其產生時固有的特征，這就是典型的孤立子行為，因此人口波可以稱為人口孤波。由于我國在1980年初開始實行嚴格“一胎制”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生育率急劇下降，經過10年的成長，形成了1990年人口年齡結構分布中10―14歲的渦旋形孤立波（波谷），分別完整傳播至波谷（20―24歲）、（30―34歲）。由此再一次顯示了人口年齡分布的孤立子特征。

從1990年人口年齡分布曲線中20―24歲年齡段的波峰來看，這次波峰是由1965―1975年的一次生育高峰導致的，在此階段還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水平較高。觀察圖6可以發現，該次生育高峰所形成的人口波比振幅大，波形更寬。與人口波類似，該人口波到2000年時，形成了30―34歲人口波峰，到2010年時，形成了40―44歲人口波峰。所以近10年我國人口紅利豐富得益于該人口波。但再經過20―30年后，該次人口波將邁入老齡化階段，將加劇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

3. 人口孤波的經濟效應分析。人口孤波在傳播過程中保持速度、能量、相位等特征參數的不變性，在不同時期移動到不同年齡階段時會產生不同社會效應，對經濟造成影響。主要體現在生育、教育、就業和老齡化等幾個方面。本文主要分析圖6中1965―1975年形成的人口波C和1985―1995年形成的人口波A。

（1）出生波。人口波C經過20年傳播期，到1990年時正好都進入了育齡期，導致育齡婦女人數增加，產生一場生育高峰，由此形成人口出生波A。但是由于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現代生育觀的轉變，由人口波C傳播到育齡婦女生育高峰年齡而產生的人口出生波會發生變化。圖6顯示，人口出生波A相對于C的振幅和波長都有所降低，而A波經過20年傳播又進入了育齡高峰期，所以在2010年左右又迎來一次生育高峰期，形成一次新的人口出生波D。從2010年0―4歲人口總量來看，這次人口出生波相對前次人口出生波的振幅又大大降低了。所以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孤波行為決定了人口出生高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生育觀念的轉變能對人口出生波起到削弱的作用。

（2）教育波。目前人口波A、C都已經通過了7―15歲年齡段，而正在形成的D波將在2012―2022年通過7―15歲年齡段，所以屆時學齡兒童將有所增加。由于D波相對A、C波其振幅和波長都要小，所以2012―2023入相對于1972―1982、1992―2002的入要小得多，這樣就造成了以前師資力量及教學設備的過剩，面臨師資力量轉移與教學設備的合理利用問題。這一現象早在2000年初在我國就已經出現，根據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要求，全國在農村范圍內調整了中小學布局分布，主要采用“撤點并校”的方式，優化農村教育資源。同時，教育波的形成也會對屆時的家庭教育支出造成較大影響。

（3）就業波。人口波C在1990―2010年的20年中，一直處于勞動年齡人口階段，所以我國在這一階段享受著豐富的人口紅利。且人口波A經過20年傳播后，目前正進入了勞動年齡人口階段，所以2010年以后人口紅利還會進一步增加。在A、C兩個人口孤波的聯合作用下，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豐富。未來20年內A、C人口波仍處于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可為經濟發展提供較多的廉價勞動力，同時降低社會負擔系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

（4）老齡波。未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及其負面效應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從圖6可見，三條曲線的尾部逐漸抬高，且人口孤立波逐漸向高齡組傳播。這說明老齡人口總量及比重逐漸上升。同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醫療衛生技術的發展，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也顯著提高，將進一步加劇人口老齡化。人口波A，尤其人口孤波C產生的作用對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起重要作用。根據人口孤波的傳播速度，2035年后C波傳播至老齡組（大于65歲），2055年后A波完全傳播至老齡組。屆時，我國老齡人口將急劇增加，人口老齡化將十分嚴重。按照國際標準，目前我國人口年齡分布已經步入老齡化階段，這是人口孤波作用的結果，即在人口孤波尚未傳播至老齡人口組時，人口老齡化就已呈發展趨勢，當人口孤波傳播到老齡組時，將使老齡人口激增。老齡波的形成勢必對家庭養老支出及社會保障體系造成較大的影響。

三、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路徑的影響

上述人口年齡結構分析表明，理性行為人的生育行為以及人口結構變化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如果突破經典生命周期理論的基本假設，理性行為人不僅在消費和儲蓄兩者之間進行跨期的理性決策，還會在子女數量和質量之間權衡進行選擇。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和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的限制，我國家庭普遍存在家庭代際支持現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父母對幼年子女的撫養，二是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贍養。為了使我們的模型更加符合我國的現實情況，本文構建一個以家庭養老、家庭消費和教育投資對儲蓄率影響的理論框架，基于數值模擬方法來分析由于人口結構轉變所引致的儲蓄動機變化對教育投資、儲蓄率的影響程度。

（一）理論模型分析

目前我國人口進入了低生育階段（總和生育率低于2.1），微觀家庭的收入預算約束也隨之發生轉變，進而對其消費預算約束產生影響。

1. 理性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通常家庭由三代人組成：老年代（用下標t-1表示）、成年代（用下標t表示）及少兒代（用下標t+1表示）。

少兒代只接受教育積累人力資本，無勞動收入，其受教育程度取決于成年代對其教育投資和成年代自身人力資本存量。假定其形式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即：，。其中A表示人力資本積累的技術常數，、分別表示成年代和少兒代的人力資本存量，表示成年代對少兒代的教育投資。

成年代從事勞動產生收入，同時伴隨其產生儲蓄及消費的決策行為。成年代需同時撫養少年代、贍養老年代。假定成年代具有單位時間為1，其撫養單個子女需要花費單位時間，假定子女數量為，共耗費時間為：。假定老齡代的存活單位時間為p，而每個成年代贍養老人所耗費的時間為：。由此，成年代的工作時間為：。成年代單位時間、單位人力資本存量的工資水平為，則總收入為。假定成年代贍養老人的支付比例為m，贍養老人的總預期支出為。如果老年代死亡的情況下，其養老儲蓄投資將作為遺產被成年代所繼承。若為利率，老年代的儲蓄率為，其儲蓄總額為，則成年代所繼承的遺產為：。成年代消費額等于總收入減去儲蓄、子女教育投資、贍養老人支出，加上繼承遺產的總額，即：

2. 宏觀經濟增長模型。生產函數同理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

其中表示總產出，D表示技術水平常數，表示資本存量，表示人力資本存量。對求偏導，得到人力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其中。同理對求偏導得到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

假定產品和勞動力市場同時出清，那么社會總收入=社會總消費支出+儲蓄。從微觀個體來看，成年代總收入等于自身消費支出及儲蓄、子女教育投資支出、贍養老人支出，加上繼承遺產的總額，即：社會總收入=成年代消費支出+儲蓄+對少兒代的撫養教育投資支出+老年代贍養費支出。即：

（14）式表明，如果上期資本完全折舊情況下，下一期的資本存量為上一代的儲蓄總額，且儲蓄的回報率等于物質資本的租金率，即：。

3. 家庭最優效用的儲蓄率路徑。假定成年代根據自身效用最大化來決定儲蓄率（）和教育投資（）。因此對（1）式在其約束條件下尋求規劃的最優解，則關于儲蓄率和教育投資的一階條件為：

（二）數值模擬分析

基于上述理論模型推導的家庭儲蓄率、教育投資率的變化路徑及經濟增長率，對模型中參數初始值進行設定，然后進行數值模擬。結合眾多文獻研究成果，資本產出彈性H的初始值設定為0.786（張軍，2003；王金營，2012）。老年代消費偏好效用的折現率的初始值設定為0.78（參考賀菊煌（2002）的索羅折現率的取值來確定）。依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60歲以上老人的家庭贍養率約為0.41，故m的初始值設定為0.41。根據張、J?張和 R?李（Zhang， J. ， J. Zhang和 R. Lee，2003）對我國家庭實際情況的研究，撫養少兒代所花費的單位時間約為0.03，故的初始值為0.03；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約為0.628，故B=0.628。由于模型不考慮技術進步變化的影響，技術水平常數的初始值設定A=D=14.5（張、J?張，2003）。

本文主要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影響，人口結構變化是由生育率水平和老齡人口存活率共同決定的。我國在短短30年時間里，經歷了從兩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兩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變。因此本文模擬不同生育率水平下，隨著老齡人口存活率（p）的變化，儲蓄率、教育投資率的演變路徑。

1. 家庭教育投資率路徑模擬。圖7分別模擬了在生育率（TFR）為1、1.5、2三個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資率隨老齡人口預期壽命延長的演變路徑。

首先，圖中三條曲線的疊高說明了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微觀家庭對單個子女的教育投資率提高。家庭代際的依賴關系是靠“隱性合同”來維系的（歐利希，1991），成年代考慮到自身老齡階段的消費支出，會在子女的質量（指子女進行教育投資）和數量之間進行選擇。在養老動機支配下，儲蓄、子女質量和數量都成為未來養老的源泉。所以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成年代不僅可以通過增加生命周期儲蓄，還可以通過增加子女的數量、增加教育投資率提高子女質量三種方式來保證未來老齡代的消費支出。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已經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在政策約束減弱的背景下，子女對于成年代來講，其“投資品”屬性要高于“消費品”屬性。數值模擬結果顯示，增加生命周期儲蓄和提升子女質量已經成為未來預期壽命延長的保障。在我國的城市地區，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的城鎮覆蓋率已經達到80%以上，“養兒防老”已不是主要生育目的，反而在子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初期，會不同程度地“啃老”。即便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的農村地區，子女的素質教育也越來越受到父母的重視，成年代會在生育子女的數量和質量之間進行權衡。由此可以解釋目前我國家庭儲蓄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居高不下的原因。

其次，由三條曲線所呈現的倒“U”形態可以看出，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對家庭教育投資率的影響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從理論模型來看，導致此種形態的原因是隨著預期壽命延長，成年代從人力資本投資中獲得回報的確定性逐步提升，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應越高，那么成年代未來將有更好的養老保障，所以隨著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教育投資率會增加。然而死亡率的持續下降將引致人口老齡化，預期壽命的延長使理性的成年代增加生命周期儲蓄，且壽命的延長不可避免地發生代際轉移支付（包括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和保留遺產），由此造成了退休期的消費支出和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形成競爭對立的關系。所以當老齡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到一定階段后，會增加成年人的養老負擔，且繼承的遺產也會減少，導致當期收入降低，所以家庭教育投資率會下降。本文數值模擬顯示，老齡人口的存活率為69%時，家庭教育投資率達到最大值。

2. 家庭儲蓄率路徑模擬。圖8為隨著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儲蓄率的演變路徑。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假定，本文所設定的儲蓄率主要是衡量成年代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由儲蓄率s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隨著老齡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儲蓄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由此可知，經濟發展初期，隨著老齡人比重增加（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會增加儲蓄以維持將來養老消費。此時成年代在自利動機下，子女對他們而言只體現了“消費品”屬性，沒有考慮其“投資品”屬性，從而增加儲蓄以備將來養老，導致儲蓄不斷增長。從新增長理論也可以發現，經濟發展初期，人口死亡率高，用于儲蓄的物質資本的邊際回報率要高于用于人力資本投資的物質資本回報率。但隨著經濟發展和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不斷提高，物質資本在不斷積累，儲蓄資本的邊際回報率相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物質資本邊際回報率將不斷降低，從而導致成年代不斷降低家庭儲蓄率，而增加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并且伴隨老齡人的預期壽命延長，下一代所能繼承的遺產將減少，從而也會降低成年人當期收入，進而使家庭儲蓄率降低。數值模擬顯示，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的存活率達到72%的時候，家庭儲蓄率達到最大值。

3. 經濟增長率路徑模擬。圖9為隨著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圖形呈現的是隨著人口結構變化（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所引致的儲蓄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生育率TFR=1的條件下，隨著老齡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經濟增長先快速增長后急劇下降。而在TFR=1.5、2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要可持續很多。可見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保持適當的生育率水平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從三條曲線呈現倒“U”形來看，在老齡人口預期壽命較短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與之成正比關系，當預期壽命超過一定臨界值后，經濟增長速度與之關系成反比。這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初期，預期壽命的延長使理性的人們增加生命周期儲蓄，會刺激經濟增長。同時，預期壽命的延長提高了人們從人力資本投資中獲得回報的確定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增長。然而，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時下降，將導致人口增長的減緩和人口老齡化，將對經濟發展形成嚴重的阻礙作用。另一方面，退休期的消費支出和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形成競爭對立的關系，這種資源的掠奪效應不僅體現在家庭的微觀收支環節，還表現在宏觀的公共投資預算過程中。當人們預期到老年階段潛在的消費支出增加，又可能反過來影響人們在年輕時的生育行為，使他們減少生育子女的數量，從而進一步加劇老齡化而阻礙經濟發展。從本文的模擬結果來看，在總和生育率TFR=1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7%；TFR=1.5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55%；在TFR=2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59%，即生育率水平越低，經濟增長的拐點來得越早。

四、結論與建議

基于人口年齡結構的孤波性質所產生的出生波、教育波、就業波、老齡波等一系列社會孤波會對經濟近期及未來發展的影響分析，本文在戴蒙德（1965）疊代模型的基本框架下，加入預期壽命、代際轉移支付、教育投資、養老儲蓄動機等生產要素，分析了隨著預期壽命延長和生育水平的變化，微觀行為決策對家庭教育投資率和養老儲蓄率的影響，進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在一個包含養老儲蓄、家庭教育投資、代際轉移支付和預期壽命內生化的一般均衡世代交疊模型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比較復雜。

通過模型的數值模擬發現，在目前可能的三種生育率水平下，由于成年代對子女的“投資品”屬性和“消費品”屬性認可的強弱程度不同，預期壽命延長對家庭教育投資、養老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非單調性的。在存在家庭代際轉移支付和較低生育率水平的情況下，成年代普遍認可子女的“投資品”屬性而弱化“消費品”屬性，導致家庭教育投資率和養老儲蓄率居高不下。從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來看，家庭教育投資率和養老儲蓄率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刺激經濟增長。但是由于人口老齡化的加劇，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拐點來得比家庭教育投資率、養老儲蓄率的演變路徑要早，因此，在低生育率和老齡化雙重作用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導致目前居高不下的家庭教育投資率和儲蓄率，對經濟增長形成一定阻礙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在一個系統的整體框架下得到了關于生育決策、預期壽命延長、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的豐富結論，這些分析結果對我國的長期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啟示：

第一，現階段實施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盡管生育政策的實施并不直接作用于人力資本積累，約束生育行為下的低生育率水平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有利；但是生育率太低又會導致人口的老齡化，在預期壽命逐步延長的情況下，將對經濟增長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導致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由于預期壽命延長對生育率的影響是非單調性的，現在人們對子女質量的偏好已經超過子女數量，也就是說，目前的預期壽命水平已經達到需要放開生育控制的程度。由此可見，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政策的取舍，目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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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城鎮職工 基本養老保險

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正式起步運行于1992年，是最早進行改革試點、開展最為廣泛的社會保險制度之一。20年間經過不斷深入改革，制度逐步完善，基金管理日漸規范，業務操作手段不斷更新，服務水平大大提高，功能日益完備，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有了質的飛躍，實行了統一的統帳結合的制度模式，實現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用來源由國家和集體全部包攬向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分擔的轉變。為社會經濟發展和轉型提供了強大保證和動力，在減輕國家和企業的負擔，保障離退休人員基本生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未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快速發展，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支付帶來巨大壓力，在今后的發展中如何保證制度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更好地為社會經濟建設服務，是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

一、人口結構及參保人員現狀

2015年我國總人口為13.6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5年的78.5歲，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10%。如果按照慣例，把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的人口結構稱作老齡化人口，則我國早已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了。由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兒童比重迅速降低，老齡化速度開始快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據專家預測，大約在10-20年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停止增長，老齡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并趕超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人口老齡化加快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影響深遠，意味著支付壓力會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大。以武漢市區2014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員為例分析。從性別來看，男性參保多于女性，主要反映在50歲以上。法定退休年齡不同是形成這種不對稱的主要原因；女性在46歲左右明顯高于男性，原因是女性退休年齡低，該年齡組女性在參保后短期內享受待遇，參保熱情導致高點出現。再從年齡結構看，年齡在16-50歲部分基本分布均勻，但35歲左右人群處于谷底，大致出現兩次高峰，一次是46歲前后，一次是27歲前后，前次與臨近退休年齡，養老意愿迫切和政策對高齡困難人群的社保補貼有關，后次則是青年新就業進入制度。

從參保人員年齡分布看，參保的中位數為37歲，其中男性為38歲，女性為33歲。46歲年齡段人員較集中，男性3.8%，女性4.5%。按10歲分組，20-29歲人群比重最高，男性占24.7%，女性占29.8%。同時也可看出，未來15年退休壓力較大，按到齡退休分析，2012-2016年將退休5.8萬人，其中男性1.9萬人，女性3.9萬人，2016年是高峰，年退休1.6萬人，比2011年到齡退休多近萬人（2011年到齡退休6400人），2017-2021年將退休7.1萬人，其中男性2.5萬人，女性4.6萬人，這一階段也是女性退休高峰。2022-2026年退休7.6萬人，比上一個5年增加0.5萬人，15年間女性退休11.3萬人，占57.9%。2027年以后在職退休將有所回落。在基金支付方面，從2001年支付5.1億到2011年25.4億，在未來15年中隨著退休人員高峰的到來及退休金水平的不斷提高，基金支付的壓力是不言而語的。為保證制度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減小養老保險支付壓力，除了在不斷擴大保險覆蓋面、提高征繳基數、提高征繳收繳率、加大稽查稽核力度等措施外，及時規范和調整法定退休年齡、加快做實個人帳戶進度和加大財政補助力度、提高育齡婦女生育率尤為關鍵。

二、幾點建議

（1）首先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并將女職工的退休年齡逐漸提高調整到和男性同等水平。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提高。從當時的50多歲上升到目前的超過73歲，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也逐年上升。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就業群體，教育培訓的年限延長，人力資本投資周期延長，就業開始的年齡晚。若維持現在的退休年齡不變，無疑是一種人才資源的浪費。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女性也和男性享有了同樣的受教育權利和工作權利，女性首次參加工作的年齡也與男性相當，女性平均預期壽命高于男性也是人口發展規律的體現。而我國規定的女性退休年齡低于男性，而且沿用至今。女性不僅早于男性退休，且女性和男性的養老金水平也不平等，使女性的工作權利沒有得到同等的對待和尊重。在國際上，很多成熟和完善的養老金體系都是采用男女同齡退休，退休年齡也大都較晚。發達國家中如美國、法國、德國、瑞士、加拿大、日本、韓國等，退休年齡都在60-65歲之間；發展中國家中如俄羅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除印度退休是58歲以外，其余也都在60-65歲之間。

（2）加快做實個人帳戶進度和加大財政補助力度。1992年，為適應經濟體制轉型，我國各地逐步建立起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體系。改革前沒有個人賬戶及資金積累過程，待這部分職工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只能“挪用”后來人繳納的養老金，從而形成養老金個人賬戶“空賬”運行。由于人口老齡化及養老金水平的提高，“空賬”越來越大，全國至今已達到1.3萬億元，30年之后城市養老金“空賬”規模可能達到6萬億元。僅武漢市區個人帳戶規模也已達到62億。養老金個人賬戶“空賬”運行主要原因還是由制度改革措施不配套引起的，在養老制度由社會統籌向統賬結合模式轉換過程中產生的轉軌成本，主要包括有：改革前退休的“老人”沒有個人賬戶積累；改革前參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只有部分個人賬戶積累。如果改革時不為上述兩類人員一次性補充賬戶積累，則轉軌成本轉由統籌基金逐年分攤，主要表現為：“老人”的一部分養老金和支付給退休“中人”的過渡性養老金。而這部分成本責無旁貸是應該由政府財政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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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孕產婦死亡 影響因素 干預措施 臨床意義

中圖分類號：R1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515（2012）1-018-02

On the maternal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s

Wang Xianjie

(Guta District, Jinzhou City, Liaoning Provinc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tation, Jinzhou, Liaoning 121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factors, interventions and summarize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 Select an area from January 2005 to January 2011 maternal deaths in 48 case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linear statistical methods related to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ate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care of delivery, prenatal ca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te,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using contraception,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female literacy rate, enjoy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proportion of 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income are factors affecting maternal mortality, total fertility and maternal mortality whi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P> 0.05), other factors are all negative correlation (P

【Key words】maternal mortality factors interventions clinical significance

孕產婦死亡指的是育齡婦女在孕期內或從妊娠終止開始起42天內，包括在任何的妊娠時間、受孕部位及所有與妊娠或者是妊娠處理相關的因素造成的死亡，排除由于意外受傷或者偶然因素引起的死亡[1]。孕產婦死亡率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婦幼保健水平、醫療衛生、社會經濟的重要衡量指標。本文通過觀察探討孕產婦死亡的影響因素，總結其干預措施及臨床意義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某地區2005年1月至2011年1月孕產婦死亡48例，年齡在20~38歲，平均年齡為31.5±1.4歲，孕次為1次有20例，孕次在2次或2次以上有28例，孕周在31~41周，平均孕周為35.5±0.6周；死亡原因為產后出血24例，羊水栓塞4例，胎盤早剝7例，產褥感染8例，其它疾病13例；陰道分娩28例，剖宮產20例；早產18例，足月產22例，胎死宮中8例；孕中死亡16例，產時死亡8例，產后死亡24例。產檢次數在≤4次有11例（22.9%），產檢次數＞5次有4例（8.3%），無產檢33例（68.8%）；文化水平文盲4例，小學或小學以下17例，中學20例，大學或大學以上7例；家庭收入在1500元/月以下有36例（75.0%），收入在1500元/月或以上有12例（25.0%）。應用Logistic回歸分析與直線相關的統計方法對孕產婦死亡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1.2 方法 運用曲線配合、直線相關及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的統計方法對48例死亡的孕產婦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對其專業醫護人員護理下分娩率、產前保健的實施率、采取避孕措施的人口比例、城市化人口的比例、總生育率、成年女性識字率、享有環境衛生設施的包括城市和農村的人口比例、人均國民總收入均為孕產婦死亡的影響因素進行統計，孕產婦的死亡率作為應變量y，以孕產婦的死亡比(maternal mortality ratio，MMR)作為衡量孕產婦死亡率的參考標準，進行二元Logistic的回歸分析[2]。

1.3 統計學方法 本組數據采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組間比較采用相關系數r檢驗，以P

2 結果

專業醫護人員護理下分娩率、產前保健的實施率、采取避孕措施的人口比例、城市化人口的比例、總生育率、成年女性識字率、享有環境衛生設施的包括城市和農村的人口比例、人均國民總收入均為孕產婦死亡的影響因素，其中總生育率與孕產婦死亡呈正相關的關系（P＞0.05），其它因素皆為負相關的關系（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專業醫護人員護理下分娩率與產前保健的實施率影響最大，其次為采取避孕措施的人口比例和成年女性識字率。見表1

表1 孕產婦死亡與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比較[n(%)]

3 討論

本文中該地區的相關的醫療單位均具備獨立預防及處理產科中產后出血、感染的醫療技術與條件，大力倡導住站分娩，安全分娩，盡可能地降低由于產科出血、感染引起孕產婦死亡的發生率。本文針對該地區2005年1月至2011年1月孕產婦死亡的案例進行相關影響因素的分析，為更好地指定出有效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學的依據。（1）針對專業醫護人員護理下分娩的影響因素，全面加強對醫療保健機構的工作人員進行相應的業務培訓，提高醫站產科的助產技術，對應用宮縮劑類的藥品進行嚴格規范，正確對待并識別各種高危因素，積極防治產時可能出現的各種并發癥，盡可能地降低孕產婦產時的死亡率；另外，需要建立并完善搶救孕產婦的綠色通道，保證各通道的暢通，醫站內需要具備充足的急救人員、急救設備、急救車輛及備用血液等，以防萬一，盡量防止發生因治療不當或無法及時轉診導致孕產婦死亡[3]。（2）針對人均國民總收入的影響因素，應全面加強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應嚴格控制并管理相關助產與終止妊娠操作的審批，堅決取締由不符合相關醫療條件的單位進行助產或進行終止妊娠操作，盡可能地防止因衛生行政管理的原因引起孕產婦死亡，同時針對貧困、高危以的孕產婦，應進行重點扶持，并制定相關的措施，以免由于此原因延誤治療引起孕產婦死亡[4]。（3）針對成年女性識字率和產前保健的實施率的影響因素，應大力推廣對孕產婦的產科知識教育與宣傳，采用通俗易懂的宣傳方式，普及至社區，展開廣泛的掃盲教育，讓孕產婦及其家人共同關注和了解相關的孕期保健知識、孕期孕檢的重要性，督促定期產檢，并且指導孕產婦學會自我監護，防治各種孕期并發癥，盡可能地降低因文化程度低下致使忽視產檢，引起孕期并發癥，延誤治療導致的孕產婦死亡[5]。因此，對于降低孕產婦死亡，需要從醫療機構、孕產婦及其家人、乃至全社會一起進行防治，積極宣傳孕產婦死亡的各種高危因素，指導如何有效防治，動員住站分娩，產時如何配合醫護人員順利生產，產后注意事項等，盡可能地將各種高危因素杜絕，保障母嬰安全。

綜上所述，針對相關孕產婦死亡的影響因素，做好孕期保健的宣教、規范產檢、實施計劃生育、采取住站分娩是降低孕產婦死亡率的根本保證與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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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戈桂杰，孕產婦死亡影響因素與干預措施分析[J]，中國中醫藥咨訊，2011，3（10）：350-351.

[3] 曹江珊，代國紅，杜玉開，737例孕產婦死亡狀況及相關因素分析[J]，中國婦幼保健，2007，(22)：2163-2165.

篇10

英國BBC電視臺網站近期有一則關于中國的報道,講述一個小村莊的故事。在這個小村莊里,男女性別比例失衡狀況日益嚴重,村子里的姑娘本來就不多,還紛紛出去賺錢,結果只剩下一些大齡未婚男人。

在全球危機中,“Dragonomics(龍的經濟)”仍在迅速前行。2009年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有報道稱,中國今年將超越日本成為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甚至有人預測說,到2017年,中國將力壓美國,成為位居世界首位的經濟大國。

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經濟普遍低迷不振,因此中國將在今后一段時間內擔當起世界經濟的“引擎”,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勢如破竹的中國經濟也會遭遇急剎車嗎?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存在很多不穩定因素,但最根本的挑戰就是人口問題。在解決溫飽問題的時期,龐大的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負擔。中國為遏制人口激增,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推行“一對夫妻一個孩”的計劃生育政策,從而降低了生育率。

隨著生育率下降,計劃生育以前出生的孩子逐漸成為勞動適齡人口,中國目前迎來了有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時代。按照預計,到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的2017年,中國勞動人口有望達到9.9億的頂峰。如今中國雖然人均GDP已達到3000美元,但也在快速走向老齡化。如果需要贍養的老年人口增加,而勞動適齡人口減少,經濟增長趨勢就會趨緩,進入“人口負擔”時代。

專家預測的老齡化沖擊超乎想象。著名人口學家保羅-華萊士稱這種趨勢為“人口地震”。他表示,老齡化將使世界經濟發生嚴重的地殼變遷。基于這種觀點,一些西方專家指出,中國將在比發達國家更短的時間內迎來老齡化時代,準備必然不足,因此,樂觀地認為中國將在21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開啟“中國時代”、“亞洲時代”的人只是幻想而已。

計生政策面臨尷尬局面

《大國空巢》是中國近年來熱銷的一本有關人口問題的著作,作者認中國面臨著嚴重的人口危機――人口老化會扯中國巨龍的后腿。

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的數據顯示,隨著中國生育率下降,60歲及60歲以上的居民占人口的比例預計將會從2020年的16.7%增長至2050年的31.1%,這遠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

未來40年中國面臨巨大挑戰,競爭力有可能受到巨大影響。中國人口增長速度下降,一方面,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使中國少生了4億人,使世界60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對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口的老齡化進程令人驚訝,超乎想象:中國在2000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60歲及60歲以上人口占人口的10%,2010年達到12.3%,預計到2050年,世界老齡人口比例為21.9%,而中國將高達31.1%,僅次于發達地區的32.6%,位居第二位,而欠發達地區僅為20.2%,其中非洲為10.6%,亞洲為23.6%,拉美為25.5%,美國為 27.4%。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目前中國人均GDP剛剛進入低中收入組別,社保制度剛剛建立十幾年,在其他政策和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未來40年,即建國100年時中國社保制度面臨的挑戰要比歐洲更為嚴峻,尤其與美國相比,“未富先老”和“幼稚社保”有可能使老齡化和社保財務負擔成為中國的拖累,中國競爭力有可能受到巨大影響。

今天的中國,計生政策面臨尷尬局面:表面上“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未變,實際上農村早已突破政策,再出臺寬限政策似乎顯得多余;普通城市居民,因生計的壓力和養育兒女的沉重負擔,即使放寬生育政策,經濟能力的局限也使得其無法生育第二胎;最有實力、也最想突破政策限制的富裕階層,他們的子女是用來繼承龐大家產家業的,甚至是向西方提供“優質消費”動力的,而不是為了向本國社會提供勞動力。

人口負增長成發達國家之痛

人口老化沖擊未來社會的現象,不只發生在中國,許多國家也面臨人口老化問題,最嚴重的是發達國家。

2009年日本人口繼續呈現負成長,人口自然增長數量(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為負7.5萬人,是去年的1.46倍,創二戰以來最高紀錄。日本厚生勞動省說,2009年有106.9萬人出生,較前一年減少2.2萬人,減幅2%,死亡人數114.4萬,不但連續第9年增加而且創下日本政府1947年開始記錄以來的最高,顯示日本人口連續3年減少。日本人口老化日益嚴重,主要原因是老年人壽命不斷延長,年輕人因擔心生活及事業發展的負荷而延后成家,新生兒不斷減少,人口持續負增長。

一名厚勞省官員說:“總人口遞減趨勢可能延續,因為人口老化導致自然死亡人數增加,已到生育年齡的婦女人數又不斷減少。”厚勞省估計日本2009年新生兒人數,是二戰以來僅次于2005年的最低水平。日本總人口1.26億,估計至2050年將減少1/4。

由于日本婦女生育率極低,再加上國民平均壽命高居全球第一,日本抱著人口結構問題的定時炸彈,醫療與社保體系將承受極為沉重的壓力。

在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的南韓,生育率偏低已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南韓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之一,2008年的統計數字是每名婦女一生僅生育1.19名子女,許多人認為,南韓人口可能在未來10年出現負成長,根本難以滿足勞動市場所需。負有提升全國出生率之責的衛生部,今年年初決定辦公室每月強制提早熄燈一次,鼓勵員工提早回家增“產”報國。負責人表示,每月的第三個星期三,該部辦公室提早于晚間7時30分熄燈,以便員工專注于“做人”與養兒育女,為國民作出表率。一名官員說,提早回家與提高出生率或許沒有絕對的關聯,但“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

美俄:兩個極端的對比

在發達國家,只有美國沒有受困于人口老化,其社保基金增長速度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