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時間：2023-12-14 17:48:41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育率的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旅游業；服務理念；提升；改進
關于現代旅游業中經濟的增長點，不僅僅是客觀旅游景致與人文內涵的高低，也不僅僅在于導游演說水平的提升，其關鍵在于貫穿于整個旅游中的服務理念水平的認知與獲取，這種服務理念帶給游客，是一種舒心的感悟，是一種自我的獲取，是一種發自內心的享受，也是一種自我的全面放松。從旅游業中的各個環節入手，加大各個角度的服務理念，從開始一直到結束，全面提升服務理念，改進服務方法與質量，不斷更新和轉變服務方法與態度，達到全面提升的目的。
一.關于旅游之前服務理念的提升
作為旅游的消費者，最關心的就是能否在這次旅游中獲得物有所值甚至物所超值的回報，在這個過程中，能否獲得最大限度的放松與精神上的愉悅，這是我們旅游的目的所在，也是我們提升服務理念的前提。我們要讓消費者有知情權，有知道自己的旅游路線與全部行程的權利，這個過程中要提升服務質量，最好通過聲請并茂的方式講述出來，提升服務意識與質量，獲得廣大游客的認可。
對于行程的具體詳細的介紹，包括對于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服務表示，都要讓游客有一個更新的認識過程，得到其專門的認可與認知，并且通過聲情并茂的方式展現出來，獲得最終的認可與感悟。
二.關于導游人員的服務意識替身
（一）導游人才的基本定位與素質要求拓展
導游是陪伴游客進行全程服務的關鍵所在，特別是對于一些有找特殊服務要求的游客，導游更是要關懷備至，進行細節化的關懷。導游的服務方式已經從當初的簡單介紹景點知識，獲得一般的知識與能力，提升到了人文關懷以及精神鑒賞的高度，這就要求導游的服務不僅僅要做到基礎性的工作，更要在工作中更進一步，從藝術鑒賞的角度去服務于乘客。
因此，我們給導游人才的基本定位就是，首先要讓導游具備一個導游點及多個導游點的精深知識，通過縱身知識化的定向，為游客帶去的就是知識的熏陶與享受，在這個基礎之上，要拓展導游人才的專業知識，要對各個著名旅游景點的背景和知識有著廣泛深入的了解。這樣的一個好處就是，在進行單方面講解的時候，導游可以避免枯燥與乏味，將相關的知識進行對比與比較，獲得更為廣闊的認知，進一步開拓大家的眼界，這才能全面提升去游客的興趣。并且要做到綜合掌握，融會貫通，舉一反三，這樣的知識結構是全面優化的，能讓顧客得到最大全面的鑒賞。
除此之外，導游要不斷的加深對自己的要求，拓寬自己的旅游知識面，并且提升自己的素養與文化，提升自己解說詞的魅力與吸引力，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景點內涵的變動，不斷的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拓寬自己的眼界，讓景點的介紹在自己的口中錦上添花，在提升自己業務水平的同時，不斷為旅游業做出貢獻。
三.加強旅游業基礎服務設施的建設與投入。
（一）服務設施建設與搭配原則
旅游業中基礎服務設施的建設與投入，是滿足游客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的前提，在滿足基礎設施的建設下，游客才有可能徹底放松精神，投入到旅游的放送中。對于基礎服務設施的建設，包括基本的餐飲旅游物品提供，包括基本的生活服務設施以及精神服務設施，這些設施需要當地政府的支持，結合景點的實際，進行有效的服務。
服務設施就是一個服務平臺，是游客活動的空間和場所，基礎服務設施建設需要做到全面化與合理化，符合人們的日常需要。在對服務設施投入使用的同時，要考慮到游客的接受程度，包括生活需要等，同時要考慮到特殊人群的需要，照顧到他們的感受，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之下，感受到旅游的放松與美感。
在實際的平臺建設與發展需求中，建設者首先要對自己旅游景點的定位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知道景點的潛力有多大，對顧客的吸引力有多大，有多大的參觀量和容納量，而我們目前的平臺接待量有多大，還需要做哪些改進，這是對平臺空間接待的具體要求，除此之外，平臺配套服務設施的建設是否全面化與人性化，是衡量旅游景點服務水平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這就是游客進行評價的一個重要依據，根據本范圍之內景點的構造與面積，如何進行服務設施的合理勾畫與建設，在最大限度節約時間的范疇內，滿足人們旅游的基本需求，這就是我們未來需要考慮的目標。
通過上述我們可以獲知，作為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業，其核心在于服務，表現在外面的就是誠實守信以立業，而其核心就要得到不斷的加強，這是推動旅游業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繁榮旅游業的根本措施。從客觀將，旅游業本身所包含的的景色，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在一段時期之內不會獲得改變，然而對于主觀性的服務理念來說，卻是可以進行不斷改進的，這也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通過不斷的改進，大幅度提升服務理念和質量。都提供一個比較完善和系統乃至比較細心周到的服務體系，使游客高高興興而來，滿滿意意而回。而這個服務平臺的建設，需要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參與和支持，做到細致與全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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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總和生育率； 累計生育率；數據質量
【作者簡介】王謙，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1 引言
用以刻劃、描述生育水平時期狀況的指標――總和生育率近些年來的調查數據持續偏低，因而在判斷、討論我國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時，累計生育率的調查結果屢屢被采用。郭志剛教授近年來連續著文，在估計我國1990年代以來的低生育水平、分析其變化規律的同時，多次指出“隊列平均子女數（累計生育率）不能作為當前TFR的估計”（郭志剛，2008）。受郭志剛教授觀點的啟發，本文試圖探討隊列累計生育率在分析我國生育水平下降趨勢中有哪些獨特的優勢，并通過隊列累計生育率的變化推斷近年來我國總和生育率的變化趨勢和水平。
2 兩個用來計算生育率的指標
按照人口統計學對統計指標的定義，總和生育率是某一年度婦女各年齡別生育率之和，隊列累計生育率則是某個年齡（組）婦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數，超過49歲的婦女完全度過了育齡期，其累計生育率就是終身生育率。隊列累計生育率是該隊列婦女的實際生育率。最近二、三十年我國的各種有關生育率的調查表明，我國婦女35歲以后生育的孩子數量極少，所以，我們常常用35歲（或35~39歲組）婦女的累計生育率當作這個年齡（組）的最終完成的生育率，這樣把婦女育齡期“縮短”一些，即將年齡上限由49歲降低到35歲（35~39歲），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既然沒有到49歲，就不是“終身”，所以本文使用“隊列累計生育率”）。不少人口統計專業書把總和生育率比作汽車在某一時刻的“瞬時速度”，而隊列累計生育率則是汽車行駛的“平均速度”。瞬時速度和平均速度是兩個相互聯系的概念。如果在一段時間（比如一個小時）內瞬時速度保持不變，則瞬時速度所表現的數據就是平均速度。如果在一段時間內瞬時速度不斷變化，那就要根據不同的瞬時速度累計距離后再根據
時間跨度計算平均速度。總和生育率是假設一代人的生育率，是婦女年度的生育狀況，當某一個年份的總和生育率保持若干年（以婦女的生育旺盛年齡從20歲到34歲為參照，至少要15年）不變，這個總和生育率就可以解釋為，從這個年份開始，經歷了相應年度和相應年齡段后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隊列累計生育率是生育結果，某一年某一個隊列的累計生育率是這個隊列的婦女在這一年以前的各個年份經歷相應年齡生育率的綜合反映。如同瞬時速度和平均速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樣，總和生育率和隊列累計生育率是兩個不同的用來計算生育率的統計指標，自然不應混為一談。
3 兩個指標孰優孰劣
既然是兩個不同的人口統計指標，用來反映婦女生育水平的不同狀態，直接比較二者的優劣似乎沒有必要、沒有意義，這里筆者僅僅把這兩個指標在統計調查時獲取的方便程度和調查結果的準確程度做一比較。
根據指標定義，要得到某年的總和生育率，必須調查到該年份處于育齡期每個年齡組的婦女人數和每個年齡組的婦女在該年份生育孩子的數量，如果計算生育旺盛期（20~34歲）婦女的年齡別生育率，就要調查15個年齡組的婦女人數和相應年齡組婦女生育的孩子數。即使按5歲組計算，也要獲得20~24歲、25~29歲、30~34歲3個年齡組的婦女和她們生育的孩子一共6個數據。而要計算某個年齡組婦女的累計生育率，只需要獲得這個年齡組的婦女人數和她們生育的孩子數，一共2個數據。顯然，調查和計算隊列累計生育率比調查和計算總和生育率要簡單和容易。
注：① 前5列數據引自郭志剛教授的文章（《人口研究》2004；2），其中第1列數據引自《中國人口統計年鑒》或根據年齡別生育率計算，第2列是于景元、袁建華（1996），第3、4列是郭志剛（2000，2004），第5列是丁峻峰（2003）根據相關的調查計算的。
② 第6列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年度人口變動抽樣調查公布的數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鑒》）計算。
③ 第7列數據引自國家人口計生委《2006年全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抽樣調查數據集》。
再比較一下兩個指標的數據質量。進入1990年代，無論是由國家統計局還是由國家（人口）計生委組織的調查，無論是普查還是抽樣調查，歷次調查所獲得的總和生育率數據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人口學者、計劃生育實際工作者、乃至可能不知總和生育率真正含義的關心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各方人士的質疑，而且是一致質疑――數據偏低！嚴重偏低！！造成偏低的原因十分明顯，道理也不難解釋：由于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那些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婦女不會坦白地說出自己實際的生育子女數，她們為了躲避處罰，一定要千方百計地隱瞞自己“多”生育（尤其是調查的當年或前一年生育）的孩子，所以，調查得到的孩子數量必定低于實際出生的孩子數量，由此計算的年齡別生育率必定偏低，總和生育率也必定偏低！不僅“偏低”遭質疑，“偏高”也遭質疑。2006年國家人口計生委的調查公布2005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74，比近些年調查公布的（和未公布的）總和生育率數據都“高”一些。有的人口學家分析了調查的原始數據，發現20~29歲年齡組未婚婦女缺失較多，估計是人口流動外出打工所致。有的專家通過典型調查發現，流動在外的人口中相當一部分是回到戶籍地生孩子并且養育孩子一段時間。于是，一方面人口流動造成戶籍地未婚婦女缺失、“分母”減少；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回家生育”使得“分子”并未相應降低，由此造成生育旺盛年齡組的生育率 “提高”了，影響到總和生育率也相應“提高”了！國家人口計生委的公報則指出總和生育率升高的一個原因：由初婚堆積造成的生育一孩堆積――總和初婚率2004年和2005年分別為 1.23和1.16，一孩總和生育率在這兩個年份分別為 1.07和1.23。偏低不對，“偏高”也不對，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才能被認可呢？也難怪，近20年來不同調查所計算的總和生育率總是不“一致”（見表1）。在對調查數據“偏低”的質疑下，不同機構和各方專家利用各種調查的資料對近年來的總和生育率進行了各種修正、估算、推斷，從1.3、1.4到1.8、1.9，可謂五花八門、林林總總，于是近年來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更令人感覺撲朔迷離了！官方的口徑則多年未變――“保持在1.8（左右）”。
注：表中括號內的數據根據2006年國家人口計生委組織進行的全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抽樣調查結果計算，其余的分別出自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資料集。
與對總和生育率的普遍質疑相比，近些年幾乎沒有看到、聽到對于隊列累計生育率質疑。把近些年來各種調查有關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數據列在一張表中，我們發現，這些來自不同調查的數據竟然驚人地一致（見表2）！不僅是不同部門（國家統計局、人口計生委）組織的不同調查（普查、抽樣調查）數據一致，而且不同調查相關的年齡組，數據也都是一致的！ 比如，1995年35~39歲組的累計生育率為2.028，2000年40~44歲組的累計生育率為2.05，2005年45~49歲組的累計生育率為2.09。數據一致就能確定數據準確嗎？為了“證實”，我們不妨先“去偽”：第一，造成總和生育率偏低的原因對調查、計算隊列累計生育率影響不大。因為計算35~39歲組隊列累計生育率所涉及的生育行為90％以上發生在調查前5年（即被調查對象30~34歲以前），甚至更“久遠”。在調查的時候，這些生育行為所涉及的孩子已經超過了5歲，很難再隱瞞下去；如果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已經接受了處罰，也就沒有必要隱瞞了。所以，被調查對象可以如實地報告自己已經生育的孩子數。而且，因為計算累計生育率所需的只是婦女生育孩子的數量，與生育孩子的年齡無關，與生育行為發生的時間無關，也就是說，即使生育行為發生在距離調查時點比較近的年份，被調查對象也可以任意改變生育的時間，卻并不影響生育總量的調查結果。如果是計劃外生育，那么生育發生的時間越早，罰款的標準越低。因此，那些近年來有計劃外生育行為的被調查對象可能在有意把生育的時間向前推的條件下，如實回答生育的數量。這樣不會影響隊列累計生育率的計算結果，但會造成近幾年的總和生育率“偏低”。第二，可能造成總和生育率“偏高”的因素之一――“未婚人口外出”則幾乎不會影響35~39歲組的人數，因為35歲以上的婦女未婚比例極低。即使35歲以上的婦女中有一部分因為外出沒有接受調查，然而她們生育的孩子同時也沒有計算在內，因此，并不影響計算該隊列的累計生育率。去“偽”存“真”。現在，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近些年調查得到的隊列累計生育率是相當準確的。
4 隊列累計生育率的變動說明了什么
既然隊列累計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的一個指標，而且多年來多次調查的數據質量都比較好，那么在總和生育率調查數據的準確性普遍遭到質疑的情況下，我們不妨通過隊列累計生育率觀察、分析一下我國近年來的生育率變化。
4.1 確實反映了實際生育水平
在國家人口計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形勢分析報告中，根據2001年35~39歲組婦女的隊列累計生育率（1.88），結合對于總和生育率的估算，認為“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基本保持在1.8左右”。郭志剛教授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在生育轉變中用這類隊列平均子女數（即隊列累計生育率）作為當前真實生育水平的估計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并將誤導我們對當前生育形勢的認識”。對于郭教授根據人口統計學原理明確指出的“隊列平均子女數不能作為當前TFR的估計”，筆者完全同意，本文第一節所談就表明了這一點。其實，國家人口計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形勢分析報告中并沒有將“隊列累計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混為一談，而是根據調查得到的35~39歲這一批已經基本完成了終身生育的婦女隊列累計生育率強調實際生育水平是1.8。筆者是國家人口計生委分析報告的撰稿人之一，報告中這樣解釋實際生育水平既符合隊列累計生育率原本的含義，也是為了回避總和生育率“偏低”的尷尬。
但經郭教授批評，筆者現在感到，報告中表述確實不夠嚴謹，容易造成誤解和誤導。
4.2 主要反映了“過去”而不是“當前”的實際生育水平
35~39歲隊列婦女的累計生育率所包含的是這個隊列的婦女直到調查時的全部生育子女數，是她們在進入育齡期后各個年齡的生育率之和，與她們在30~34歲組的累計生育率相比，最近5年累計生育率的增加（即30~34歲組以后的增加）不到10％。實際上，無論是總和生育率還是隊列累計生育率都表明，婦女的生育高峰年齡在20~29歲，因此，某一個隊列的婦女的累計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這個隊列的婦女在度過20~29歲時相應年份的生育狀況。按照時間推算，2000年35~39歲婦女的累計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這批婦女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生育狀況，2005年35~39歲婦女的累計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這批婦女在1990年代的生育狀況。
4.3 生育率是“持續下降”而不是“保持穩定”
根據表2，1995年、2000年、2005年3個年份35~39歲年齡組的累計生育率從2.03降到1.88、再降到1.67，實際生育水平的下降毋庸置疑。現在看來，在2000年，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應該是處于下降的過程中，而不是當時的形勢分析報告中所說的“基本保持在1.8左右”。在2001年時做出“下降”判斷把握還不很大，根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和國家人口計生委2006年的抽樣調查（兩個調查抽選不同人群），現在的結論應該是明確無誤的了。
累計生育率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怎樣變化呢？
隊列累計生育率不同于總和生育率（前面已經講明了），因此不能“用隊列累計生育率作為總和生育率的估計或替代”，郭志剛教授多次批評這種錯誤做法，筆者也認為這樣做是不妥的。不過，筆者以為，盡管隊列累計生育率不能直接用來替代總和生育率，但在總和生育率調查數據“不可靠”的情況下，我們應該考慮如何發揮隊列累計生育率的“特長”分析時期生育水平的變化趨勢，并進而根據隊列累計生育率的下降，間接判斷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水平。前面說過，總和生育率相當于“瞬時速度”，隊列累計生育率相當于“平均速度”。從“瞬時速度”和“平均速度”出現的時間順序看，“瞬時速度”即總和生育率發生在“前”，是過程；而“平均速度”即隊列累計生育率形成于“后”，是結果。根據一輛車的“瞬時速度”，我們可以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它將行駛的“距離”，即使是“速度”不斷變化，我們也可以不斷地相應調整、計算“距離”，也可以相應地計算“平均速度”。然而，已知一輛汽車在過去一段時間行駛的“距離”，我們可以計算經過這段的“平均速度”，卻無法確定這輛汽車在駛過這段距離的路程時每一時刻的“瞬時速度”。比如一輛車從天安門廣場開到首都機場航站樓，我們知道了汽車行駛的距離和所花費的時間，但我們并不能判斷這輛汽車在開往機場的路途中某一時刻的瞬時速度是多少（我們只能根據常識推測：這輛車在市內道路上行駛速度較慢，開上機場高速路后速度較快，經過高速路收費站時速度極慢，以后又加快速度開到機場航站樓）。
盡管我們不能確定這輛汽車在駛過這段距離的路程時每一時刻的“瞬時速度”，但根據“平均速度”，我們還是可以大致判斷“瞬時速度”的快慢。如果研究對象是甲、乙、丙三輛車，已知它們在相同的時間行駛了不同的距離，每輛車的 “平均速度”已經不同了，我們可以根據“平均速度”的快慢，相應地判斷：行駛距離較長（比如從北京南郊開到首都機場）的甲車“平均速度”較快，其在這段時間內的“瞬時速度”也應當較快，而同樣時間行駛距離較短（比如從東直門開到首都機場）的丙車“平均速度”就要慢一些，其“瞬時速度”也應該較慢（即使它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當然，不排除在某個時刻丙車的“瞬時速度”可能比甲車快。至于乙車，其行駛距離介于甲車和丙車的行駛距離之間（比如從天安門廣場開到首都機場），其“平均速度”肯定介于甲車和丙車的“平均速度”之間，其“瞬時速度”應該大致介于甲車和丙車的“瞬時速度”之間。
把上述分析“移植”到總和生育率和隊列累計生育率，可以得到相似的結論，只是敘述要稍微復雜一點：已知三個隊列（分別出生于1955~1959年、1960~1964年、1965~1969年）的婦女，先后在1995年、2000年、2005年處于35~39年齡組，她們經歷了相同的生育年齡段（從15~34歲，可視為“時間”），這三個隊列婦女的35~39歲累計生育率（可視為“平均速度”）分別是2.011、1.878、1.672。因此，第一個隊列的婦女經歷的生育年齡所對應年份的總和生育率（“瞬時速度”）應該比較高，第三個隊列的婦女經歷的生育年齡所對應年份的總和生育率應該比較低，而第二個隊列的婦女經歷的生育年齡所對應年份的總和生育率應該介于中間。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計算任何一個年份的總和生育率要涉及35個單歲組年齡的生育率或7個5歲組年齡的生育率，所謂“某個隊列的婦女經歷的生育年齡所對應年份的總和生育率”絕不是由這個隊列的婦女的生育率計算的，筆者只是考慮到處于生育旺盛年齡的婦女5歲組的生育率對于年度的總和生育率影響較大，同時為了較為方便地闡釋隊列累計生育率的下降反映了“前些年”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才把總和生育率與隊列累計生育率“錯誤地”對應起來。
于是，根據這三個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持續下降，我們基本上可以推斷：過去的一、二十年間，總和生育率也是持續下降的（當然，不排除個別年份的總和生育率可能“升高”或“反彈”一點）。
4.4 近幾年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6以下
既然總和生育率在“前”，而隊列累計生育率在“后”，因此，同樣是顯示生育水平長時間持續下降，兩個指標所表示的生育率在數值上要呈現出“時間差”，即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數值比總和生育率的相應數值要遲幾年才出現。郭志剛教授利用多個調查的數據，研究了二者變化的時差，發現越是生育率下降急速，二者的時間差就越大（比如在上個世紀70年代、80年代），而最近十幾年，二者大約相差7年。由此筆者推斷，2005年隊列累計生育率降到1.67表明，在2000年以前,總和生育率就已經降到了1.67左右。
根據表3，進一步分析2005年35~39歲組隊列（即1965~1969年出生隊列）的婦女過去5年的累計生育率（即計算2005年35~39歲組累計生育率1.672與其在2000年30~34歲組的累計生育率1.562之差，即，1.672－1.562＝0.11），假設下一個隊列（即1970~1974年出生隊列）未來5年增加的累計生育率保持同樣的水平，即再增加0.11，那么，這個隊列在2010年達到35~39歲時，其累計生育率應該是1.51（1.4＋0.11＝1.51）左右。以這個未來的累計生育率水平為參照，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在2005年前就已經下降到了1.6以下。
5 小結
總和生育率與隊列累計生育率是反映婦女生育水平的兩個不同的指標，不應混為一談，也不能互相替代。總和生育率的調查和計算出現誤差的可能性較大，而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數據質量比較高。利用比較準確、一致性很好的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數據，既可以直接認定1990年代以來我國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持續下降的結果，也可以判斷這個時期的總和生育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并且基本可以推斷總和生育率在近幾年已經下降到1.6以下。
鳴謝：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郭志剛教授、張二力先生、翟振武教授、段成榮教授給予指導，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齊嘉楠、韓楓協助匯總數據，在此致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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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謙，郭震威.2002年人口與計劃生育形勢分析報告，《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4(200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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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Analyzing China’s Fertility Trends Using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compares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nd discusses the utility of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in analyzing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trend in China. The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consistent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show sustained declining fertility in China in the 1990s, on which estimates are made that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the recent years have dropped to below 1.6 births per woman.
Keywords: Total fertility rate;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quality
篇3
被計劃……
2015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約為1.4，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1.4個孩子，而國際公認總和生育率為2.1時，才能保持穩定狀態的“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否則會導致國家的人口結構越來越失衡，放寬“計劃生育”迫在眉睫。
被驚醒……
35年計劃生育，我們津津樂道于少生了4億多人口，少消耗了萬億噸糧食、淡水、能源，卻忘了人口本身也是一種寶貴資源。從當下人口結構來看，幾十年后，青年勞動力銳減，中國將快速老齡化，從而造成制造成本激增，消費疲軟，整個國家暮氣沉沉……
人口紅利銳減，未來平均1.4個年輕人養活1個老人：
騙自己……
一切看上去很美，仿佛新生嬰兒的出生將拉動市場消費，解決未來青年勞動力短缺問題。然而，事實真會是這樣嗎？前兩年放開的“單獨二孩”效果并不好。而最近針對生“二孩”意愿的調查，也讓人高興不起來。撲面而來的嬰兒潮，也許是我們在騙自己……
據統計，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養育一個小孩的成本大約在30萬元，不是一筆小數目（以廣州為例）：
打雞血……
篇4
人口更多了，我們的生活水平則提高了，這至少說明人口問題并不一定隨著人口增長而繼續惡化。這是因為，我國轉化人口影響力的正向社會機制更強大了。這一事實提醒我們，在一個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會經濟制度中，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與“口”的關系。
如果說消極的人口觀是以“口”為重，那么積極的人口觀則以“人”為重。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人”決定“口”而不是相反。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習慣從“人均概念”出發，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這樣矯枉過正的觀點。“口”的要害在于數量膨脹、需求壓力和乘數效應；“人”的要害在于人權保障、健康促進和能力開發。一個“人”字包含著近乎無限的信息，如社會性、消費性、結構性、流動性和周期性等。將“人口”僅僅當作統計學的抽象，雖然必要卻也有作繭自縛的可能。
13億人口日的到來晚了四年，確實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預留了時間和空間。首先，這四年為緩解中國人口和資源環境關系的緊張、構建循環經濟體系創造了機會。其次，雖然中國的人均環境資源位于世界的后列，但是人口控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未來人口的發展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人口結構的均衡和人口品質的改善。到了低生育階段，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去實現一個適度的低生育水平這樣的問題，而這樣的適度必然包括對人口合理結構的思考。讓人口數量下降的速度慢一點，實行“軟著陸”更符合人口安全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我們不能沾沾自喜于單純數量減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獲得也是付出了歷史的、現實的和未來的成本與代價的。中國人口不能不控制，但從“人權”而不僅是“人數”的角度出發，在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的判斷下，我們不能不對巨大的未支成本而警惕、而擔憂。我在基層調研時發現一種值得反思的做法：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慣性思維下有勸說農村獨女戶放棄生二胎的傾向。事實上，到了今天，我們需要思考的應是如何去控制獨生子女風險家庭的比例和規模的繼續提高這個問題，以人為本的政策取向或許應該是鼓勵這些農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資源。歷史或許會證明，這是可以使社會和家庭雙贏的更好做法。
發展是最好的避孕措施。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還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話，那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所導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則更多地依靠了內在的生育理性的覺醒，或者說內在的自覺少生意識的形成。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低生育率發展階段。
篇5
穆光宗給出了答案：放開二胎。
有人力挺穆光宗，同時追隨穆光宗開始審視中國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人反對穆光宗，認為放開二胎的觀點“沒有長遠眼光，不負責任”。
一場計劃生育政策走向的激辯由此展開。雖然穆光宗的觀點基于多年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研究，但他對自己觀點的陳述依然很慎重。因為“一旦人口政策出了問題，將會給全社會乃至全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獨生子女家庭風險論”
“大量高風險的家庭必定會造成一個高風險的社會。”穆光宗的獨生子女家庭風險論提出后，立刻引起強烈反響。
從1985年開始，穆光宗北京大學畢業后留校后開始從事人口學研究，對人口問題、人口理論、人口政策和人口戰略的研究就沒有停止過。
強制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伊始，穆光宗到各地進行調研時，發現的問題讓他觸目驚心。
2003年元旦去甘肅酒泉調研，穆光宗發現，這里曾經有12個婦女，因為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二胎生育間隔，因大月份流產而亡，強制性計劃生育的做法也屢見不鮮。
這項政策關系到所有中國民眾的幸福，但是，它給民眾到底帶來了什么?穆光宗痛苦的思考卻沒有答案。
上世紀90年代開始，穆光宗走訪了大量的獨生子女夭亡家庭，考察這些家庭的生活狀況。困難不僅僅是來自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極度悲傷而拒絕配合調查，當地一些政府因為調查內容跟基本國策相左，也派人全程“陪同”。
然而一次實地調研改變了當地政府的態度。那次，穆光宗來到四川的一個獨生子女無后家庭，退伍的兒子次年騎摩托車出了車禍身亡，年僅22歲。那位母親的痛苦溢于言表。面對一個深陷失子之痛的母親，現場的“陪同”人員也無不動容。
2004年。經過多年研究的穆光宗在《人口研究》雜志上提出了著名的“獨生子女家庭風險論”，提出“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大齡獨生子女家庭實質上是高風險家庭”這一觀點，社會反響強烈，媒體紛紛轉載。
“實行這么多年計劃生育，這種風險已經成為一個全社會的問題。大量高風險的家庭必定會造成一個高風險的社會。”穆光宗說。
然而，穆光宗提出二胎政策的原因不僅僅如此。
如何老有所養?
“生育兩個孩子，應該成為社會主導的價值取向。”穆光宗說。
在學生眼里，穆光宗博學深思而富社會責任感。做為北京大學的教授，他面對學生總會強調，中國應對老齡化問題時必須要注意三個方面：一是經濟供養，二是精神贍養，三是生活照料。特別是精神贍養危機為穆光宗所關注。
目前，中國的養老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日漸凸顯。
在穆光宗看來，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導致的未富先老和未備而老，特別是獨子老齡化和無后老齡化所帶來的“孤獨終老”問題，將給整個社會帶來嚴重的后果。
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但社會化養老尚未完全成熟。誰來養老?這個問題擺到了成千上萬的獨生子女家庭面前，也擺到了獨生子女入口占主體的社會面前。
“生育兩個孩子，應該成為社會主導的價值取向。”基于對國情的了解和認識，對世界其它國家的觀察和分析，穆光宗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有這樣，獨生子女家庭的才能夠規避風險，巨大的社會養老壓力也能緩解，人口老齡化而帶來的勞動力不足也將得到部分解決。”
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經放開獨生子女夫婦生二胎，穆光宗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
“人口問題，具有長周期性，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船大要早掉頭。”穆光宗堅信這一點。
中國已經進入風險社會
每1000個孩子，成長到25歲之間，大概5％的人會夭折，到55歲之前，有12％的人會死亡，
CCN：您是在什么情況下注意到獨生子女家庭風險的?
穆光宗：2002年，我和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專題調查組一起到浙江、四川等地，調查計劃生育困難家庭的類別和成因，準備對他們進行救助。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很多計劃生育家庭出現孩子夭折的意外。
CCN,這種夭折的孩子占計劃生育家庭的比例有多少?
穆光宗：有相關數據表明，每1000個孩子，成長到25歲之間，大概5％的人會夭折，到55歲之前，有12％的人會死亡，這是有規律性的。有學者估計，中國大陸獨生子女家庭，已經有一億四千萬之多，這是一個巨大的風險群體。
根據有代表性的調研相互印證，獨生子女夭折家庭的比例大概在0.4％。新華社的報道說，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有上萬名孩子(其中主要是學生)遇難，其中8000多個是獨生子女家庭。
CCN：除了夭折的風險外，你的理論中還提到“成人風險”、“成材風險”、“婚姻風險”、“養老風險”等9個風險，由此判定中國進入了風險社會。
穆光宗：是的。這九個方面構成了無法掙脫的風險鎖鏈，就好像生態學講的“蝴蝶效應”，其連鎖反響是非常大的。
應該承認，風險本身是可以改變的。但在繼續鼓勵獨生的導向下，風險必然會被放大。由于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所以家庭的種種風險其實都會以各種途徑轉化為社會的風險和政府的責任。
CCN：你隨后發表了著名的獨生子女風險論，社會上反響很大，政府對此有什么反應?
穆光宗：表面上看似乎沒有什么明確的反應，但是政府對人口安全和人口風險開始重視。政府開始注意到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少生不等于獨生，計劃生育好不等于獨生子女好。一些地方開始不再鼓勵放棄政策內二胎的做法，2003年以來，各級政府開始關注獨生子女傷病殘亡家庭的社會救助和制度保障。
事前規避才能化解風險
“政策導向就隱含著男女不一樣的信息，也是對男女不平等事實的默認，我覺得男女平等要高于國策。”
CCN：你認為怎么才能化解這種獨生子女家庭風險?
穆光宗：我認為可以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事先規避，一是在現有政策的情況下，充分利用現有的政策資源。對獨生子女的家庭要有優惠政策，圍繞獨生子女父母面臨的主要問題進行救助；優惠政策的目標始終圍繞改善獨生子女父母的生育質量、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二是城鄉一起放開二胎，這個才是同題的根本。
第二種方式是事后補償，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很多家庭，一旦孩子出現問題，實際上受打擊最大的是父母的精神。所以物質補償根本解決不了精神問題。
CCN：是這些促使你反思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
穆光宗：其實原因不僅僅如此，中國目前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誰來贍養老人?這是計劃生育家庭和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
我們反思現在的政策，也會發現一些問題，比如現在很多農村地區第一胎是女
兒的可以生育第二胎，但是第一胎是兒子的卻不能再生，這種政策導向就隱含著男女不一樣的信息，也是對男女不平等事實的默認。所以，我認為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要高于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要用性別平等來引領人口政策的完善之路。
要尊重民意和民權
現在城鄉二元、兩性有別的人口生育政策違背了起碼的社會公平性，可能誘發人口素質逆淘汰。
CCN：你覺得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該如何調整?
穆光宗：人口生育政策要尊重民意和民權。生育權是私權，然后才是公權。至于生一個還是兩個以及什么時候生育，這是私權范圍內的事，個人、夫婦和家庭應有選擇的權力與自由，國家不應干涉。
政府的計劃生育公權應該和私權相互扶持，而不是對立。政府行使的生育公權在文明社會里只能理解為生育的服務保障權。造福于民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大責任。
要維護人口發展的結構安全性，堅持人口控制的底線倫理。
結構決定功能，如果說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那么一個以獨生子女人口為主體的社會本質上就是風險社會。一個和諧的社會不需要比現在更多的獨生子女和風險家庭細胞。
同時也要通過適時補償、關懷民生的社會公共政策體系建設來消除人口控制的弊端。
現在城鄉二元、兩性有別的人口生育政策違背了起碼的社會公平性，可能誘發人口素質逆淘汰，也可能加劇性別發展不平等。
很多研究都指出：我國形勢嚴峻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與現行生育政策存在著不可割裂的聯系。
我得到的數據是現在中國的生育率不到1.3，比世界的平均生育率要低。低生育率并不意味著人口問題的終結，伴隨著人口問題的轉型，我們更要關注結構性的人口問題，特別是政策性人口問題的預防和解決。
總結起來，我認為應該是“城鄉對等，性別平等；適度生育，鼓勵二胎；投資人口，優化人口。
人口投資比人口控制重要
美國人口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認為，最后的資源就是蘊藏在廣大人口身上的腦力資源和智力資源。
CCN：你為什么說人口投資比人口控制重要?
穆光宗：美國人口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說過，人類的最后資源就是廣大人口身上的腦力資源和智力資源。13億中國人有13億中國腦，這些腦力資源開發出來，所謂的人口問題將逐步消解，中國的發展也因此獲得很大的動力和支持。
最重要的是，看似負擔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為有預期回報的“人口投資”概念，從投資而非“成本”的角度出發，我們就樹立了積極的人口觀。中國人口是不能不控制的，但是僅僅控制人口并不足以解決中國人口問題，所以我說人口投資比人口控制重要。
賦權于民 還權于民
中國需要更多結構和功能健全的“健康家庭”而不是“風險家庭”，同時需要呼吁性別公正條件下的“男女平衡”而不是“男女失調”。
CCN：你認為該怎么解決這些問題?
穆光宗：中國需要全力推行的人本主義的人口發展戰略。人口問題在根本上是對人的投資的不足和失敗所導致的，只有加大對公共衛生和教育的投資，我們才能有望打破疾病與貧困這一惡性循環。
我認為未來我國人口發展戰略要實現風險最小化、潛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要賦權于民，投資于民，發展于民。要以人為核心。中國人口發展需要確立凸顯入的全面發展主導價值取向的戰略大思路，比如說，調控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優化人口分布、開發人力資源，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CCN：你認為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可能性大嗎?
篇6
關鍵詞：全面二孩；個人所得稅；育兒支出
一、引言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國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經過三十多年的時間，該項政策控制人口增長的初始目標已經實現，但同樣造成了老齡化嚴重、人口紅利消退等系列問題，如不解決勢必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這一點可從日、韓兩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管窺一二。為此，我國2013年放開單獨二孩政策后，又于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實踐表明，單獨人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口政策發揮作用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必須與本國的國情相適應”。①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我國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同樣是個系統工程，“牽涉到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男女之間乃至不同年齡群體之間的平等和利益調整”，②需要包括稅收在內的一系列政策的配合。個人所得稅作為直接影響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稅收工具，正在醞釀由分類型轉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型以便更好地促進公平分配，其改革的關鍵是以家庭為納稅單位，即綜合考慮居民整個家庭的收支狀況確定其應納稅額。這與“全面二孩政策的順利實施需要家庭作為支撐”①的政策訴求緊密相關。新一輪個人所得稅改革應通過差別化費用扣除等設計為生育二孩家庭減負。這不僅有助于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也符合構建公平型個人所得稅的目標要求。
二、實現全面二孩政策目標需要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配合
（一）降低育兒支出需要個人所得稅的傾斜
眾所周知，“全面二孩政策本身只是影響人口出生的外因，內因則是育齡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②80后和90后作為育齡人群的主力，其生育觀念與60后或70后顯著不同，生育意愿和生育決策更多地受到個體利益的影響，生育政策對他們的制約作用不斷減弱。如2000年和2011年我國分別放開了雙獨二孩政策和單獨二孩政策，但年輕的育齡人群并未對生育政策的調整作出積極響應。從目前學者對居民生育意愿的調查研究看，影響居民生育決策的主要因素是經濟負擔。以人口大省山東省為例，據山東省衛計委2015年對111個縣市的241個村級管理單位的19236個有效樣本的育齡夫婦二孩生育抽樣調查結果，影響“單獨”家庭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是育兒成本較高，而對于年齡相對較大經濟實力相對較強的“雙非”家庭來說，盡管主要影響因素是身體原因，但經濟因素同樣不可忽略。③這一結論在張丹(2015）、卿石松(2015)、王文琦(2016）、陶濤(2016）等學者分別對西安、上海、南昌、北京居民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結果中得到佐證。教育等育兒支出在我國居民家庭支出中占比近50%左右，高昂的育兒成本打擊了居民生育二孩的熱情。④居民希望通過減免個人所得稅降低其育兒支出。⑤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在降低居民育兒支出方面存有一定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納稅人和征管類型的設計不利于育兒支出的降低。一方面，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為個人，未考慮居民整個家庭的收支狀況。這不僅違背了稅收的公平原則，也不利于減輕育齡家庭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分類個人所得稅無法綜合考慮居民家庭的收支狀況，既不利于公平分配，更不利于促進家庭發展的稅收環境的形成。二是費用扣除的設計不利于降低育兒支出。孩子的養育成本除了母親的孕育成本外，還包括生活、教育、醫療等多方面支出。據《城市兒童生活形態（2012-2013）研究報告》，“兒童逐漸成為家庭消費的核心，在獨生子女家庭中，用于兒童的消費占到家庭開支的60%以上”。⑥2015年，僅教育支出一項“近五成的家長每年教育支出在6000元以上，29.1%的家庭投入近萬元。”⑦從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看，無論是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還是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這些項目的費用扣除中均沒有單獨的育兒支出，而是包含在每月3500元或4800元的生計費用扣除中。按照當前“一刀切”的稅制設計，不考慮實際贍養系數，“全面二孩”實際上提高了居民的稅負水平。對于絕大數人來說，3500元的費用扣除面對日漸高漲的育兒支出等支出，有些捉襟見肘。我們可以借鑒OECD等國家的做法，進行差別化費用扣除,以降低育兒的個人所得稅改革負擔。三是稅率和稅收優惠的設計不利于降低育兒支出。從稅率設計看，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形式主要有3%-45%的七級超額累進稅率、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和20%的比例稅率三種形式。對大多數家庭來說，其收入來源主要是工資薪金收入，在七級超額累進稅率取消了15%這一檔稅率后，一些納稅人適用的稅率從10%直接爬升至20%，增加了稅收負擔。從稅收優惠設計看，在現行個人所得稅中，盡管稅收減免較多，但是除了托兒補助費、獨生子女補貼、婦女生育津貼、生育醫療費或其他屬于生育保險性質的津貼、補貼免稅外，其他減免稅政策則與育兒支出無關。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養育孩子對女性的就業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生育和撫養孩子需要花費女性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并需要用工單位提假，這些都是居民養育子女的隱形成本。我們可以通過稅收優惠設計，以激勵女性的生育意愿或降低用工單位的用工成本。
（二）良性人口增長機制的形成需要個人所得稅的支持
首先，從世界人口發展趨勢看，人口生育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具體而言，較發達國家和地區1950—2000年間的人口生育率呈下降趨勢，進入二十一世紀后，除新加坡外的其他國家基本上止跌回升；欠發達國家與地區的生育率在1950—2015年間則呈持續下降的趨勢。①較發達國家生育率止跌回升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紛紛采取了包括減免個人所得稅在內的人口激勵政策。②其次，我國人口增長過快趨勢得到抑制之后，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等結構性問題日漸顯現，低生育機制已然形成。2013年、2014年、2015年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分別為12.08‰、12.37‰、12.07‰，③證明單獨二孩政策并未使人口增長明顯回升。為使全面二孩政策發揮好作用需要個人所得稅的支持。新一輪個人所得稅應充分考慮全面二孩政策對居民家庭產生的經濟影響，通過納稅人、費用扣除、稅收優惠等要素的設計以降低居民育兒支出，從而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進而促進良好生育機制的形成。
三、促進實現全面二孩政策目標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建議
（一）以家庭為納稅單位，構建以綜合課征為主、分類征收為輔的混合型模式
1.以家庭為納稅單位，改變納稅申報方式。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人口政策的落實和收入差距的調節最終都落腳在家庭上。以家庭為納稅單位的關鍵是如何界定家庭的概念。我國目前的家庭形式包括單人家庭、二人家庭、三人家庭、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等多種形式，兩代人構成的核心家庭占到60%以上。④面對家庭形式的多元化和小型化，為方便稅率設計，應以具有確定婚姻關系的家庭為納稅單位，即一夫一妻為一個納稅單位，包括其撫養的未成年人。單親家庭、單人家庭、空巢家庭等作為家庭的特殊類型處理。改變納稅單位的同時還應改變納稅申報方式，即建立以家庭申報為主、個人申報為輔的申報辦法，日常稅款繳納仍以源泉扣繳為主，年終匯算清繳采取自行申報方式。2.合理界定綜合課征和分類課征的范圍。國際上的做法通常有兩種：一是將收入分為勤勞所得和非勤勞所得兩類，對前者綜合計征，對后者分類計征；二是將收入分為經常所得和偶然所得兩類，對前者綜合計征，對后者分類計征。從目前情況看，較適合我國國情的做法是，將工資薪金所得、個人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等具有經常性和連續性的收入列入綜合所得的計征項目；將利息、股息、紅利等所得列為分類計征項目，采用“反列舉稅目”的方法確定征稅范圍，對列舉項目免征，不列舉項目課稅，從根本上解決由于納稅人不同、所得項目不同、支付方式和時間不同等導致的稅負不公。
（二）稅前費用扣除差別化，減輕育兒成本
混合型個人所得稅的綜合征收部分按年計算，分類征收部分按次計算繳納，因此，利息、股息、紅利等所得項目可與現行政策保持一致，不扣除費用，家庭開支在綜合征收部分扣除。家庭開支扣除，除考慮家庭日常支出外，還應將贍養老人、撫養孩子、教育、醫療、住房等支出納入扣除范圍。這一點，我們可以借鑒日、韓等國的經驗，將家庭按照婚姻狀況、經濟負擔狀況等劃分為不同類型，納稅人的身份不同，所享受的稅收待遇也不同。此外，不同區域的納稅人可適用不同的扣除標準，并根據物價指數調整費用扣除額以消除物價因素對居民納稅的影響。
（三）降低超額累進稅率，調整稅收優惠范圍
一是按照不同的計征方式設計稅率。綜合項目應采用累進稅率，并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減少稅率級次，可設計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分類項目可采用現行20%的比例稅率。二是取消針對外籍個人的探親費、子女費、伙食補貼等優惠；增加生育二孩家庭的稅收激勵，可對其退稅，也可仿效殘疾人工資企業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的做法，允許雇傭生育二孩女性的企業進行稅前工資加計扣除。
（四）建立家庭納稅信息系統
可建立以家庭為單位的稅務編碼信息系統，以夫妻雙方其中一人的身份證號碼作為家庭申報的稅務編碼，以家庭每個人的身份證號碼作為個人的稅務編碼，家庭的所有收入信息都反映在家庭稅務編碼和各自的稅務編碼上。通過計算機網絡，稅務機關就可以掌握居民家庭的全部收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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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我國農村人口安全問題的提出
隨著全球人口、資源、環境等問題的日益嚴峻，除了國家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等為主要內容的人類傳統的安全觀以外，國家的土地安全、糧食安全、環境安全等非傳統安全日益得到廣泛關注。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70％，因此，農村人口安全問題必須得到更廣泛的重視。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農村人口問題除繼續控制人口數量外，人口結構、人口素質、人口遷移流動等問題也日益突出。2003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張維慶主任在“人口、社會與SARS”學術研討會上，明確指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家安全不因人口問題而受損害，能夠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現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機”。農村人口安全是在人口安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現實國情，關系到我國發展農村經濟和農業的非傳統安全。現階段我國農村地區面臨一系列的人口安全問題。即農村生育率問題、農村人口就業問題日益突出、就業結構不合理、人口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等。
2社會主義新農村對我國農村人口安全的積極意義
2．1建設新農村，有利于加快人口城市化進程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我國是農業人口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對穩定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維護我國農村人口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我國的城市化不僅僅是農村人口進城的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農村人口控制和發展的目標，是最終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建設新農村不僅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還同時統籌發展城鄉社會經濟。隨著城鄉合作的加強，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為城市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有利于城市地區擴大社會再生產。通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定向流動，為農村人口安全提供了合理的人口結構，特別是勞動力的結構，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2．2建設新農村，既有效控制農村人口數量，又能提高農村人口素質
控制人口數量是確保我國農村人口安全的前提條件。建設新農村不僅有利于降低農村地區的生育率，有效控制農村地區的人口增長，還可以促進農村人口改變傳統生育觀念，我國的農村人口基數較大，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部門通過各種政策對農村人口數量的控制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國農村地區經濟比較落后，無論是身體素質還是科學文化素質，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相比相差很多。建設新農村在提高農民收入的基礎上，加強農村人口的素質教育，有效控制農村人口增長，使農村人口安全得到保障，這對擴大農村地區社會再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也有促進作用。
2．3建設新農村，有利于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推廣和完善
隨著農村人白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其養老觀念和養老模式也開始發生變化，從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向社會養老轉變。我國農村人口達8．69億，其中60歲以上農村人口大約有6083萬人，其絕對數是城鎮老年人口的兩倍。由此可見，建立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關系到廣大農村人口的切身利益，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大問題。農村地區的養老問題是確保我國農村人口安全的關鍵所在，也是體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優越性的重要表現。所以除了繼續發揮農村家庭養老和土地保障這兩種關系方式功能外，還要運用社會養老制度為農民提供一種新的養老方式，并通過制度創新，來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新途徑。
3我國農村人口安全對建設新農村的影響
農村人口安全是農村地區經濟、社會以及制度變遷等變化的基礎。黨和國家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科學發展觀，通過培育新農民來建設新農村。為了確保我國農村人口安全，使農村人口也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全面發展，這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農村人口安全是建設新農村的前提條件。“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增加農民收入，要增加農民收入就必須從農民的自身作為開端。不管是發展農業，繁榮農村經濟，還是建設新農村，都要以確保農村人口安全為基礎。建設新農村的目的是提高農村人口的生活質量，縮小城鄉差距，農村人口自身問題的解決，是提高生活質量的前提。建設新農村是黨和國家為了解決農村問題制定的總方針和總路線，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解決“三農”問題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同時也需要農村人口安全作為前提條件。
我國農村人口安全為建設新農村提供動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為城市建沒做出了巨大貢獻，一直都是城市建設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因此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是未來城市發展的主要原動力之一，更是現階段建設新農村的主力軍。建設新農村，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更需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智力資源，如何提高農村人口的智力資源也成為建設新農村的重要內容。確保我國農村人口安全，提高農村人口素質不僅能為建設新農村提供充足的勞動力，還能為新農村的今后發展及城鄉統籌發展提供先進的智力資源，也為堅持可持續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國農村人口安全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保障。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著眼于新的實踐，以新的理念和舉措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1999年我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2030年前后達到老齡化高峰。我國老年人口中，農業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占了很大比例，許多老年人既缺乏經濟積累，又缺少知識儲備。目前我國城鎮人口中65歲以上老人比例達到6．42％，而在農村這一比例已達7．5％。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比城市更快，將成為阻礙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農村人口安全將為我國農村地區解決人口方面的諸多問題，為經濟發展提供可靠的保證。
4對策與建議
(1)把建設新農村與解決“三農”問題聯系起來
建設新農村是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互相依賴、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過程。1980年代以來，農業問題主要表現為農業基礎薄弱、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村問題主要表現是大多數農村地區特別是內陸農村自然條件差，城鄉社會經濟差別較大。農民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生活水平很低，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實現非農化產業轉移和地域轉換。農村人口安全是在提高農村人口素質、加快人口非農化過程、增加農民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基礎上，使城市發展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實現未來農村地區的小康社會。
(2)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中一定要堅持統籌城鄉發展
建設新農村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前提。縮小城鄉差距，避免出現兩極分化是我們黨和國家始終奮斗的目標之一。統籌城鄉發展要求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和領域，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保證城市與鄉村地區的交流，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協調城市與農村地區的發展，這樣才可能在提高我國農村生活水平的基礎上，鞏固和確保我國農村地區的人口安全，實現農村地區人口與社會經濟共同發展。
(3)重視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提高農村人口素質
農村人口素質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智力資源。農村人口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即基礎教育水平。建設新農村不僅要提高農村人口的生活質量和增加農民收入，更要加強農村人口的民主法制觀念和精神文明建設。完善農村地區的教育體系，提高農村人口受基礎教育的年限，是提高我國農村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首先要轉變觀念，加強農村人口的文化和技能培訓；其次是對農村人口的文化技能進行培訓；此外，還應該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加強在法律常識、生活美學、道德概論等方面的教育；并且同時采取優惠措施，積極鼓勵和吸引投資，為農村地區引進各種人才，提高農村人口的綜合素質。
(4)樹立可持續的發展觀，加強以人為本的農村軟環境建設
篇8
摘要：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的出現是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新進展之一。這一分析方法不僅直接催生了人力資本理論這一嶄新的經濟學分支，而且還帶來了其他許多傳統理論領域的變革與創新。其中，以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的問世便是明顯的一例。本文擬對這種新家庭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及其啟示與借鑒意義做一概要的分析與評述。
關鍵詞：人力資本；家庭經濟學；變革
中圖分類號：F24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5001404
一、關于家庭及其經濟功能的新視角
誰都知道，家庭作為一種以婚姻和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生活組織形式，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然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出現之前，系統的家庭分析卻一直隸屬于社會學、倫理學等領地。經濟分析雖然也曾光顧過家庭，但淺嘗輒止，難見系統［4］。例如，以往的主流經濟理論一般都把家庭視為一種消費單位，并且往往被約定俗成地視為與作為生產者的廠商相對應的消費者的代名詞。傳統經濟理論這種關于家庭的認識具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堅持消費導向，認為家庭活動主要是消費行為，其基本的經濟功能在于通過有效地配置與使用所擁有的資源，實現家庭成員效用與福利的最大化。雖然，傳統的經濟學家也知道家庭至少還具有人口生產的功能，但是他們一般并沒有將人口生產內生地與整個家庭經濟決策聯系起來，少數個別的例外，例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被證明是不成功的。第二，堅持抽象分析，撇開了現實中不同形態的家庭所具有的具體特征以及家庭內部的結構，而統一地將它們都抽象為最簡單的經濟人主體。這樣，傳統理論就無法了解家庭內部各成員之間的復雜關系，諸如家庭成員之間的分工及其他活動的決策機制。所以，正像傳統的經濟理論在企業問題上持有簡單化的觀點，將企業視為一組生產函數，而抽象掉了企業內部的復雜經濟關系一樣，其在有關家庭活動的分析上也是持有這種所謂的“黑匣子”觀點，僅僅把家庭視為一組消費函數或效用函數。
當西奧多•舒爾茨、加里•貝克爾和雅各布•明塞爾等人開創了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特別是貝克爾與明塞爾等人系統地將人力資本的分析方法應用于家庭經濟分析之后，大大推動了家庭經濟研究的深入發展，從而形成了以人力資本分析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這種新的家庭經濟學不同于以往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開辟了關于家庭地位及其經濟功能的新視角。它認為，家庭不是單純的消費單位，它同時也是一種生產單位。家庭首先要生產消費品，因為家庭成員的消費往往很少能夠直接從外部市場來滿足，而總要經過家庭勞動的生產過程［1-3］。所以，家庭生產是家庭消費的前提。不僅如此，家庭還要生產人力資本，這一方面表現在既有家庭成員的保健上，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生育決策行為。此外，家庭又要生產“”、“快樂”、“信譽”等等所謂非市場的“物品”或“服務”。
與此同時，新家庭經濟學也不再將家庭視為一個簡單的經濟人原子，而是把它看作包含內部復雜關系的經濟組織，并運用人力資本的分析方法探討家庭內部的結構特點、分工特點及其決策機制等等。例如，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角度來看，家庭（雙親家庭）本質上是由具有互補性人力資本和不同比較優勢的配偶雙方組成的共同體。家庭成員的時間配置也不再是傳統的工作（外部市場）―閑暇（在家庭中）的二分法，而是市場工作―家務勞動―家庭閑暇―人力投資這樣的四分法。每個成員在這四個方面的時間配置，以及不同成員之間在家庭中的勞動分工，將因各自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及其比較優勢的不同而不同。這些配置將會影響到家庭的總體福利水平。
由此看來，家庭不僅具有消費功能，而且具有生產功能；不僅具有生產家庭消費品功能，而且具有生產人口功能；不僅具有增加人口數量功能，而且具有開發人口質量即人力資本功能。所以，完整地說，家庭應當被視為同時具有生產與消費功能并且包含著特定的內部關系的經濟組織。它通過婚姻與血緣關系將若干成員組合在一起，依靠彼此的忠誠與信賴，而不是企業組織中的那種公開或隱性合約，形成一種超穩定單位，使得家庭成員能夠實行長期合作，從事在生命周期中一些耗時較長的活動，諸如生養子女以及家庭成員的人力投資等等。這樣，新家庭經濟學就把家庭經濟分析的視角大大地拓寬了。
近十來年，關于家庭行為的分析在貝克爾理論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其最主要的理論特點就是打破了早先那種關于家庭成員之間相互和諧并且具有單一的效用函數的假定，而考慮到了不同成員特別是夫妻之間的偏好差異及其不同的行為，并運用博弈論中合作的與非合作的方法來研究配偶雙方在婚姻市場上的談判及其均衡問題。這些發展實際上超越了貝克爾原來的利他主義模型，它們使得有關家庭活動的分析更為細致和復雜化了。
二、關于婚姻與生育決策的經濟解析
新家庭經濟學為家庭經濟分析帶來的另一個重要變革，是對有關婚姻與生育行為提供了基于人力資本的深入解析。家庭的基礎是婚姻，但婚姻的基礎是什么呢？新家庭經濟學認為，婚姻的基礎是結婚的收益。根據其婚姻市場模型，男女求婚者構成了婚姻市場上的供求雙方。作為理性主體，每一位求婚者來到婚姻市場的目的都是要實現個人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就婚姻決策而言，只有當他（她）們結婚以后獲得的效用或福利大于單身狀態時，他（她）們才能實際地選擇結婚。正是這種男女雙方對于婚姻凈收益的評價，決定了婚姻市場的均衡狀態［2］。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才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般來說，婚姻所帶來的收益是通過家庭生產活動的效用體現出來的，像洗衣做飯，家庭娛樂，夫妻，生育孩子等等，這些活動是單個人所根本無法進行或難以有效進行的。因此，由夫妻雙方組成的婚姻家庭將會比單個人的情況下更有效率。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任意一對異性聯姻都能夠帶來如此的效率，否則，人們在婚姻市場上的搜尋與選擇配偶的行為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實際上，有效率的婚姻是有條件的，它要以婚姻伴侶的合理匹配為條件，而婚姻伴侶的合理匹配又是以配偶雙方的人力資本的特性為轉移的。
每個人在到達或進入婚姻年齡之前，由于先天稟賦尤其是后天的培養和投資，都形成了不同含量的特定類型的人力資本，這具體表現在他（她）的市場工作能力（工資率）、家務勞動能力、體格與容貌、心理與精神素質等方面，并綜合化為一個人的整體素質。就家庭活動來說，其有效率的前提條件是家庭成員的人力資本應當具有互補性。這是因為，家庭活動與企業的生產活動并不完全相同，由獨身到婚姻家庭的轉變，不僅僅是活動規模的擴大，而且也包含了活動性質或內涵的某種改變。家庭活動具有多樣性，而其總效用則取決于多樣性活動的總體水平。所以在這時，要素投入的互補性對于提高家庭活動效率和增進家庭福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婚姻市場上合理匹配的基本原則就是夫妻雙方人力資本的互補性。
如果男女雙方的人力資本缺乏互補性，那么將難以保證婚姻收益大于雙方獨身時的收益總和，從而也就難以成婚。即使因為事先信息不對稱等原因而結了婚，最終也將導致婚姻解體。所以，離婚意味著非互補性的人力資本的分離與重新配置。當然，離婚也是有成本的。除了宗教的、法律的制約（如果它們存在的話），以及離過婚的人在婚姻市場上與未婚者相比所處的不利地位以外，離婚者最大的成本就是他（她）們損失了投資于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配偶雙方從戀愛到結婚以及進入到結婚后的家庭生活，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投入了若干人力資本，比如雙方相互了解，感情投入，積累婚姻生活經驗，特別是養育孩子。這些都是相對于特定配偶而言的。一旦婚姻關系破裂，它們或者將變得幾乎不具有任何價值，或者將出現貶值，這也就意味著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的損失。這種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預期損失會對離婚行為產生某種抑制作用。一種婚姻的存續與否將完全取決于相關的成本與收益之對比關系。這樣，人們的婚姻決策行為便被納入人力資本分析的框架。
除了婚姻決策以外，家庭生育決策也被訴諸人力資本分析，這主要是通過引入孩子的質量概念實現的。以往的家庭經濟分析僅僅著眼于孩子的數量，將給定質量的孩子數量置入家庭效用函數，從而其生育決策分析往往難逃馬爾薩斯陷阱。然而，一旦引入孩子質量的概念，情況就不同了。對孩子質量的需求也就是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它與數量需求具有一種此消彼長的相互替代關系。正是這種替代關系，使得家庭伴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將出現生育率降低的趨勢。
具體來說，養育孩子的成本基本上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貨幣支出或直接成本，其二是時間支出或機會成本。前者除了受物價水平的影響以外，基本上是穩定的，后者則隨著市場工資率從而收入水平變化而變化。因而，在收入水平不同從而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時間價值不同時，這兩部分成本的相對大小是不同的。收入水平從而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時間價值越高，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就越大，并且它相對于直接成本也就越大。而一般來說，養育孩子的整個生產過程是一個從時間密集型逐步向物品密集型轉變的過程。在孩子生長的初期，家長主要投入的是大量的時間，這時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機會成本成為養育孩子的主要成本。而當孩子長大以后，其培養教育等等所需的更多地是貨幣或物品支出，這時直接成本將占主導地位了。可以說，機會成本是直接同孩子的數量聯系在一起的，而直接成本則是與孩子的質量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數量的成本（或價格）相對于孩子質量的成本（或價格）將變得更昂貴，因此，家庭便減少對孩子數量的需求，而增加對孩子質量的需求，即出現質量對于數量的替代。這樣，便令人信服地解釋了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從而家庭規模越來越小的經驗事實。此外，它也揭示了馬爾薩斯預言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沒有看到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發生的人口質量對數量的替代機制。
三、關于家庭分工經濟機理的新闡釋
傳統家庭理論沒有研究家庭內部的分工問題。新家庭經濟學以其基于人力資本的比較優勢分析，填補了這一空白。按照人力資本分析的邏輯，雖然家庭夫婦之間分工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但是兩性的生理差異只是家庭分工的初始基礎，并不是它的惟一原因。從更重要的經濟因素來看，兩性之間人力資本投資的差異將是其分工的更重要的基礎。我們知道，分工與交換的基礎或經濟原因是不同主體在不同方面的比較優勢。這些比較優勢，即可能源于天然稟賦，例如男女的先天生理差異對其比較優勢的影響。也可能來自后天的人力資本投資，即使是先天無多大差別的人們，如果其人力資本投資的專業化領域不同，也將會形成不同的比較優勢。不僅如此，還可能存在著先天因素與后天因素相互加強的情況，家庭中的性別分工便是如此。
這里主要考察一下夫妻性別差異因素與其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相互加強影響。一般說來，一個人在某一方面工作的時間越長，他（她）便越有對適于該活動領域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的激勵，包括注重經驗積累與通過培訓增長技能。夫妻雙方由于生理方面的差異，從家庭生活一開始就實行了某種分工，女方通常更多地操持家務，男方更多地介入市場，這種初始分工或比較優勢會激勵雙方分別在家庭人力資本與市場人力資本兩方面進行不同強度的投資，其結果又會加強雙方初始的差異，這樣就使得家庭內部兩性之間的分工格局相對地固化了。不僅如此，專業化人力資本投資對于兩性生理差異的影響作用的強化還會擴展至后代身上。因為家長們對于子女的人力投資從其少年時期就陸續開始了，這時孩子們的其他特征尚未完全顯露出來，只有性別特征是最明顯的信息，因此，如果沒有任何特殊的信息，按照父母們的模式對子女進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投資必然是最明智的選擇。由此，家庭內分工與人力資本投資格局便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換言之，專用性的人力資本積累在性別方面的差異，更強烈地影響了家庭的分工，這被貝克爾稱為家庭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定理［2］。
當然，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兩性間人力資本投資格局的演變，家庭分工的格局也將逐漸發生變化。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實際經驗證明，婦女的勞動市場參與率的不斷提高導致了家庭原有的兩性分工格局的較大變化。經濟發展之所以導致婦女勞動市場參與率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為婦女參與勞動市場提供了更廣闊的就業機會，而這種就業機會所包含的婦女較高的預期市場收益率增加了其養育孩子及從事相關的家務勞動的機會成本，故而隨著對孩子數量需求（從而生育率）的降低，婦女開始增加對于市場活動的人力資本投資（諸如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和各種職業培訓）。由于由兩性生理差別所決定的婦女在家庭內的分工優勢主要體現在養育孩子上面，而隨著生育率的降低這部分活動在家庭總生產中的地位也在逐漸下降，另一方面婦女在市場性的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加強又會進一步弱化男女兩性的先天生理差異對分工的影響，因而原先的以性別劃分為特征的男女雙方的比較優勢將可能變化，這時婦女也將會形成在市場工作中的比較優勢，從而她們也就減少了對于家庭工作的依賴而增加了市場工作的時間。因此，從根本上說，婦女的勞動市場參與率的提高乃是她們的市場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和積累的結果。
需要注意，根據一般的勞動供給理論，市場工資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導致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因為工資率的提高通常會產生兩個效應：即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前者為正，后者為負，只有當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時候，才有勞動供給的增加。對于男子來說，他的一般時間配置是在閑暇與市場工作這樣的二分法之間實現的，而閑暇與市場工作時間之間的替代效應是不明顯的，故工資率的提高對于男子勞動供給的確切影響是不明確的。但是對于已婚婦女，情況則不然了，她們的非市場時間除了用于閑暇，還有大部分用于家務勞動，而家庭勞動與市場工作時間之間的替代性要大得多。因此，對于婦女來說，其市場工資率的提高所產生的替代效應往往大于收入效應，故而其勞動力參與率總體上將隨著工資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經濟增長、女性工資增加、生育率下降、婦女入學率上升和婦女勞動市場參與率提高，這幾種現象常常是如影相隨、結伴而生的，其道理就在于此。這樣，新家庭經濟學就從靜態與動態兩個方面科學地解析了家庭內部分工格局及其演變的深層經濟機理。
四、啟示與借鑒
第一，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的家庭經濟分析將有關婚姻、生育、夫妻分工等等家庭行為納入到統一的經濟分析框架，開辟了家庭經濟行為研究的新視角，形成了與以往的社會學研究視角不同的關于家庭活動的新洞見，這表明經濟分析不僅僅適用于人們的市場活動，而且也適用于包括非市場活動在內的人類行為的廣闊領域。
第二，與傳統的主流經濟理論粗淺的家庭經濟分析相比，以人力資本方法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們對于家庭經濟活動各個方面的認識，這充分顯示了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的空前的解釋能力。道理很簡單，家庭的主體是人，故而一旦我們從資本的角度去觀察人，從人力投資的角度去考察人們的家庭行為，那么必然會形成一套可以與物質產品分析體系相比照的系統完美的家庭經濟理論體系。實際上，不獨家庭經濟分析領域，當人力資本的概念與方法被引入諸如教育、職業培訓、醫療保健等等這些曾經被認為完全不屬于經濟學的領地之后，也都帶來了這些領域的理論變革與創新。
第三，新家庭經濟學對于我們探討中國經濟轉軌時期居民家庭行為的特點，諸如城鄉不同收入階層的居民家庭的婚姻關系的嬗變、生育決策與行為的變化、家庭消費模式的形成與變化等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意義。它將有助于我們科學地制定調節居民家庭相關行為的法律、規章與政策措施，例如婚姻法、計劃生育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等等，使家庭活動成為保證整個社會經濟穩定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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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老齡化;少子化;養老保險;廣東市場
1我國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的形成與現狀
我國于20世紀70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經過30多年的嚴格實施，已取得顯著成效，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不是人口總量的迅猛增長，而是低生育率導致的適齡勞動力不足，以及逐步顯現的“老齡化”與“少子化”等問題。我國人口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出現峰值，自從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推行后，出現了出生人口不斷減少、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的情況，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僅使我國人口數量不斷趨于減少，也加速了我國的老齡化進程。人口年齡結構將嚴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導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質量的整體下降。
2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對我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的形成給我國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首先，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執行下所產生的少子化直接導致我國人口不斷減少。當未來進入嚴重的少子化社會后，人口均衡將難以恢復，人口衰退也將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經濟增長后勁乏力，勢必成為抑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齡化嚴重，養老保險負擔本已沉重。因此我國現有的政府推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地區必將受到來自老年人養老問題的嚴重挑戰。
3廣東省某地區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
在筆者進行調研的某村，通過走訪村部，查看相關村志和本村現有的人口資料等文獻，結合與村民、學校相關負責人的訪談，筆者了解到，某村現有住戶156戶，戶籍人口約有571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約占到13%，而0～14歲的少年兒童共有113人，約占19%，因此，根據對某村的調查發現，該村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均比較突出。通過走訪調查發現，該村中青年，無論男女，外出打工現象盛行，絕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會選擇外出務工，以賺錢養家。那么該村中的養老和育子責任如何保障?筆者針對廣東省某地區農村的老年人希望選擇的養老方式進行了調查(見下圖)，其中希望依靠子女養老的老年人有39%，打算依靠自身養老的老年人有21%，打算依賴政府救濟養老的老年人口有10%，打算依靠養老保險的政策措施養老的老年人有27%，還有3%的老年人甚至對自己將來依靠什么方式來養老還很迷茫。在我國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情況下，大多數老年人都考慮過將來的養老情況，但是在農村老年人群體中將養老寄希望于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過其他途徑來實現養老的老年人有72%，這也反映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還不完善，農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對我國養老保險的作用缺乏足夠的信心。各地雖然都將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保險作為保險公司社會保險制度市場擴大覆蓋面的主要對象，但在這個龐大的近兩億人的群體中，老年人參保率依然偏低，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擁有養老保險的不會超過3000萬人。
4存在問題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對于商業性社會保險的意識低
在農村地區，6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體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問題，小學畢業甚至文盲等情況較多存在。這一代老齡群體對于社會養老保險認識度低，且傳統的養兒防老思想觀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過度滿足農村老人的物質需求
隨著子女進城務工，收入的持續增加提高了農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得到不斷改善，農民生活得到較為可觀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資料得以不斷地豐富。
4.3經濟收入低的不舍心態
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群體一輩子受苦受窮的經歷，使得他們對于所獲收入的錢財比較珍視，舍不得花費每一分錢，哪怕是他們自己生病，都延續著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態，對于養老未知風險的預防的金錢花費，他們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業養老保險難以滿足農村老人的養老需求
由于中國保險業的快速恢復和發展是在城市，商業養老保險公司忽視了農村養老市場的保險需求，簡單地把在城市銷售的養老保險產品直接運用到農村市場，難以滿足農村居民的實際需要，而且保費相對較高，大多數農民無力承受。
5農村地區養老保險的對策分析
5.1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宣傳力度，增加農民參保意識
為了加強老年人群體對于商業養老保險的信任，我們必須加強對商業養老保險的宣傳力度，通過各種渠道，使農村地區老年人群體對商業養老保險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和認識，為他們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建立信心，之所以許多農村地區沒有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人們對商業養老保險的不了解。另外，針對更新農村老年人的傳統觀念而言，他們認為依靠子女養老才是最穩妥的養老方式。但在老齡化和少子化形勢嚴峻的今天，要加強農村老年人對于社會新形勢的認識，加強農村地區信息更新和傳播的速度，強化商業養老保險的概念，增加農村地區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意識，更新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深化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認識并鼓勵購買的消費行為。
5.2鼓勵發展商業保險
隨著城鎮化建設，農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也不斷上升，得到較大的改善，普通的社會養老保險提供的生活保障是農村地區尤其是老年人群體對保險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所以要充分把握這個有利的機會來鼓勵有條件的農村居民購買商業養老保險來滿足農村養老保險需求。為此，政府也應制定相關政策，支持和積極鼓勵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積極開拓發展農村市場，建立和完善農村商業養老保險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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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未富先老”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口學家提出的一個命題，旨在向全社會提出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速，必須對人口老齡化做好一系列的相應準備。但在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它是否已失去了政策上的意義？學者們對此各執一詞。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鄔滄萍在其文章中重新審視了中國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題，文章認為，目前條件下“未富先老”的命題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它有利于提高憂患意識，使人們認識到人口老齡化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有利于立足國情，厲行節約，做好老齡事業。文章說，由于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因而有人認為“未富先老”的提法不切實際，并認為中國老齡化不是難以承受之重，問題只是體制蛋糕的分配問題。對此，文章指出，目前中國養老保險方面隱性負債超過6萬億元，到目前為止養老金儲備只有2700億元，現在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主要靠現收現付來支付，老年社會保險覆蓋面不大，老年人群已捉襟見肘，將來退休人員不斷增加，困難就更大。中國目前社會養老床位120.5萬張，平均每千名老年人8.6張，是發達國家50―70張的1/8，至于住房、醫療則差距更大。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在其文章中提出“未富先老”與“邊富邊老”兩大命題各有依歸、認識互補，并提出“共建、共享、共生”的概念。文章說，老年人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也是社會成果的共享者，也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快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對尚不健全的養老保障體系帶來了巨大的資金壓力。中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很窄，不僅絕大多數農村人口仍處于社會化和共濟性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連城鎮許多靈活就業的人員也沒有被納入養老社會保障的范圍。如果說“未富先老”命題的核心價值主張是提醒人們面臨的挑戰的巨大性以及未雨綢繆加快社會財富創造和養老資源積累的緊迫性，那么“邊富邊老”的新命題則提出了關懷老年、財富共享、和諧共生的重要主張。無論是舊命題還是新命題，都涉及經濟效益和社會公平兩大問題。它們各有各的依歸，各有各的價值，卻完全可以統一在“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和諧老齡化”的三大戰略中。
老齡化是現階段全面兩孩政策的重要背景。盡管我國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是老年人口增多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我國，低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無可爭議地將老齡化進程提前了。20世紀90年代，我國已經進入了低生育水平。此時老齡化速度加速，1980年到1990年10年間老齡化指數增加0.8個百分點，而1990年到2000年老齡化指數增加1.4個百分點，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1.5個百分點。當然這還僅僅是開始，未來我國老齡化指數增加速度更快。特別是當60年代出生的嬰兒潮陸續進入老年人口的時候，老齡人口增加速度將明顯快于新生嬰兒的增加速度，由此導致老齡化加速。
根據測算，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之后，202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12.41%，比政策不調整下降了0.13個百分點；203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17.12%，比政策不調整下降了0.23個百分點；205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25.50%，比政策不調整下降了1.3個百分點。從老齡化指數來看，全面兩孩政策短期能緩解老齡化指數1.3個百分點，這在全球都在變老的大背景下，作用已經是非常顯著了。
長期來看，全面兩孩政策有助于緩解老齡化趨勢。根據測算，大約在2062年前后，當60年代出生的嬰兒潮陸續離開人世，我國會迎來長達15年左右的老齡化程度緩慢下降期。這其中就包括全面兩孩政策的效應。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全面兩孩政策無法扭轉老齡化趨勢，因為從全球來看，老齡化已經是基本趨勢，而我國也必然迎來老齡化。
在這種大趨勢下，能有效緩解老齡化趨勢的部分，也算是巨大貢獻了。更何況全面兩孩政策對老齡化的緩解效應是長期且深遠的。有學者認為，全面兩孩政策對老齡化的影響不能單純從老齡化指數這個統計指標來看，而要從家庭微觀角度來看全面兩孩政策的巨大影響。根據預測，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我國平均家庭人口規模將出現上升趨勢。2015年我國平均家庭規模為3.1人，全面兩孩后我國家庭戶規模有望增加到3.3人。這意味著大部分家庭人口將更加均衡。而這才是全面兩孩政策對老齡化的更重要的影響。
全面兩孩政策對老齡化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家庭生育功能得到強化，家庭老年人將更多時間照顧晚輩，老年人的空余時間將被孩子照料所替代。這將有助于緩解老年人的跨代溝通和心理問題的疏導，有助于老年人更加活躍地參與育兒。而且，隨著新生嬰兒的成長，老一輩的養老問題得到更多緩解，無論是心理還是物質，都是潛移默化的。從這一點來看，全面兩孩也對老年社會形態有更積極的影響。
從年齡金字塔來看，如果觀察數百年，我們可以發現，曾經處于金字塔底部的高生育率所生育的人口經過15-25年后會成為整個金字塔的腰部，而曾經處于金子塔中部的勞動力經過35年后大多會成為進入金字塔的頂部，即老年人口。如此動態演變。我們會發現，沒有永恒不變的人口年齡結構，除非是直筒式的金字塔，即1/3少年人口、1/3勞動力人口和1/3的老年人口，即使這樣，老年人口也占比過高，總撫養比為2/1，即一個老動年齡人口撫養兩個非勞動年齡人口，如此壓力巨大的年齡結構雖然是穩態的，但是難以持久。
除此之外，幾乎所有金字塔都會經歷年輕型和年老型人口金字塔，幾乎都會經歷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而且過去的人口紅利必然會成為未來的人口負債，這是低生育率時代的必然。而且，過去的人口負債隨著老年人口相繼離開人世，人口結構又會呈現新的狀態。沒有永恒不變的人口年齡結構。這就是人口變動的自然規律。
老齡化并非意味可以毫不作為就可以度過難關。目前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大多在老齡化來臨之前完成了財富積累和養老制度安排，因此應對老齡化相對輕松和自如，而且老齡化經過因勢利導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不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卻需要承擔更多的弊端，尤其是應對老齡化的制度安排尚未建立之前老齡化已經到來。因此學習發達國家的應對經驗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在以互聯網產業化和工業智能化以及工業一體化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勞動力不在以年齡劃分，而是以創新力為標志，只要有創新力，具有思想和創新理念的老年人完全可以成為工業4.0的主宰。
我國的老齡化存在三大突出性難題：一是將近七成的老年人沒有退休金和養老保險，或者說養老保險受益微乎其微，難以支撐其正常老年人生存開支，更不用說其他享受型的老年服務；二是將近八成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為小學以下水平，其中將近一半的老年人屬于文盲或者半文盲，這意味著龐大老年人口難以成為老年人力資源；第三，幾乎九成老年人為下一代所累，存在“投少不投老”的社會心理，甘愿成為“被啃族”，由此導致老年人的財富向下聚集特征明顯，直接導致老年人不富裕，消費需求不足，難以刺激老年服務業和老年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