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心理健康的維護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嬰兒心理健康的維護，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以家庭為中心；健康教育；小兒哮喘；護理

    哮喘是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兒童為高危人群，臨床表現為反復喘息、氣促、咳嗽等癥狀，嚴重影響了兒童的身心健康、學習生活及成長發育。目前哮喘無法根治，而減輕臨床癥狀，降低復發次數，提高患兒的生活質量，保證其健康成長發育是治療目的[1]。小兒哮喘臨床治療中，健康教育成為治療的有效途徑和手段，現筆者以43例哮喘患兒為例，給予健康教育，分析其應用效果，總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抽取2011年1月-2013年1月我院收治的86例哮喘患兒，年齡2-14歲，平均年齡（6.8±0.4）歲；男54例，女32例；按照數字隨機表分為觀察組（43例）和對照組（43例），兩組患者年齡、性別等資料無明顯差異，可參與研究進行對比（P>0.05）。

1.2 方法

對照組取常規護理。密切觀察患兒治療情況，關注患兒的生命體征及臨床癥狀，制定科學的飲食方案，加強飲食護理。加強心理護理，穩定患兒及家屬的情緒狀態，使其能夠以平和穩定的心理參加治療。

觀察組于此基礎上進行以家庭為中心的健康教育。（1）疾病知識教育。患兒住院期間，向家屬講述疾病相關知識，明確哮喘誘發因素、治療措施、預防措施、注意事項等，向家長講解小兒所需的生活環境及生活方式，使小兒能夠身處良好的生活環境中得到更好康復。（2）健康教育疾病知識的預防措施。在小兒哮喘健康教育中，需認識到環境因素對病情的影響。在家庭式健康護理中，護理人員需讓患者的認識到室內干凈衛生的重要性，室內禁止吸煙，定時通風換氣。要經常更換和清洗床單和衣服，居住房間內不可有毛絨玩具，減少空氣內毛絮的紛飛。在家庭飲食中，需要注意患兒的飲食，多食用高熱量、高蛋白，富含維生素、纖維素等易消化食物，使兒童能夠在家庭中合理飲食，以此促進兒童更好康復。家里不要養貓、狗、兔子等動物；不要在孩子的生活場所擺放油漆、化學藥品、汽油、有濃烈氣味的化妝品等；盡量不用皮毛、絲棉、羽絨等制成的被褥；在感冒流行季節，每隔2～3天用醋或艾條熏蒸居室，或加服一些抗病毒中藥，可以預防流感引發哮喘。（3）運動教育。兒童出院后，可進行合理適宜的體育鍛煉，增強患兒體質，避免大量運動，不可超負荷運動，以免誘發哮喘。適宜運動，能夠提高患兒體質，改善肺部功能，增強機體免疫力，使患兒更好康復。若外界空氣中有飄揚的柳絮、花粉之類的，需減少戶外運動，以免誘發哮喘。平時要常進行肺功能鍛煉，如練口琴、吹氣球等，再就是多唱唱歌、大聲閱讀等。

1.3 評價指標[2]                

健康知識掌握：自制健康知識調查表，內容包括：疾病誘發因素、預防措施、飲食、注意事項、運動等，由患兒家長作答，共計100分，分數越高，健康知識掌握度越高。

生活質量：根據生活質量評定量表（QOL），從健康、社會功能、情感職能、生活滿意度等評價患兒的生活質量，共20項，每項5分制，分值越高，生活質量越高。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19.0處理研究數據，計量資料表示時使用均數±標準差（±s），以t檢驗，計數資料用x2檢驗，當P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治療情況 兩組患兒經治療及護理，病情均得到有效控制，無病情加重患兒。

2.2 兩組患兒家長健康知識掌握度 觀察組健康知識（93.4±3.7）分，對照組健康知識（75.8±4.6）分，組間具有明顯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3.4219，P

2.3 兩組患兒生活質量對比 觀察組生活質量（94.5±2.1）分，對照組生活質量（81.7±6.7）分，組間數據具有統計學意義（T=3.5124，P

2.4 兩組患兒復發率對比 隨訪1年，觀察組復發次數（3.5±1.2）次；對照組復發次數（6.8±1.5）次；組間具有明顯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3.4384，P

3 討論

    哮喘是多種細胞參與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目前無有效方法做到徹底根治，而減少發作次數，改善生活質量是現今臨床治療的主要目的。因此，患兒在臨床治療期間，必須要采取有效的護理方法。以家庭為中心的健康教育是基于患兒常規治療的基礎上，向患兒及患兒家屬講解疾病相關知識，哮喘發作的誘因及治療預防措施。使患兒及家長掌握疾病相關知識，在家庭康復期間所需要注意的事項，了解飲食、環境及運動對病情的影響，從而為患兒制定合理的飲食方案，適宜運動，并保持良好的室內環境，從而積極預防疾病的發生。通過健康教育，是在從根本上進行干預指導，使患兒及家屬重視日常生活中需注意的事項，而采用健康教育，需采取在患兒認知能力及生活常識范圍內的教育方法，使患兒能夠積極認識到病情的相關知識[3]。而且在健康教育過程中，加強患兒家長的教育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家長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合理運用健康知識，合理安排患兒生活，進行適宜鍛煉，適當鍛煉肺部功能，注意外出活動時間，當外界煙塵、飛絮過多時，需減少戶外活動次數，以此提高患兒的生活質量。在本組研究結果中，兩組患兒經治療及護理，病情均得到有效控制，觀察組家長健康知識掌握、生活質量均高于對照組，復發次數明顯少于對照組（P

參考文獻:

[1]張鴻.健康教育在小兒哮喘護理應用中的效果分析[J].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2010,09（24）：1889-1890.

[2]張小麗．健康教育應用于小兒哮喘護理的臨床效果觀察[J]．中國醫藥指南，2013，11(03)：632-633.

篇2

關鍵詞：助產士；壓力；對策

一個有經驗的助產士對產程的處理和對難產的估計超過一個產科大夫，因為工作性質決定了助產士集助產、產科大夫、護理技術于一身。國際上將助產士的職責定義為：提供婦女整個孕期、產時和產后必要的支持、護理和咨詢，在其職責范圍內進行助產接生[1]。在產婦分娩及嬰兒出生中扮演著重要的神圣的角色。同時，助產士同樣面臨著自我價值體現，工作壓力大、職業暴露風險、進步空間狹小等眾多不同反面的壓力。

2012年9月，對我院17名助產士進行工作壓力問卷調查，分析壓力的來源和程度，并探討相應的對策。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本組均為女性，22～48歲，主管護師5名，護師6名，助產士6名。本科2人，大專6名，其余均為中專，工作20年以上4人，10～20年，7人，10年以下6人。采用自行設計問卷調查，如實填寫量表，專人回收，共發出問卷17份，收回17份，回收率100%。

2 結果

助產士的工作壓力原因分析 見表1。

3 討論

3.1工作壓力相關因素分析

3.1.1社會環境因素 產房是一個高風險、高技術要求、高預期值的科室。隨著人們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對醫院尤其產房的要求越來越高，這無形中加重了助產士工作的心理負荷。孕婦及家屬認為順利分娩一個健康孩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任何母嬰不良結局都可能引起民事訴訟[2]。助產士本身是個相對神秘的職業。我國助產士的角色局限在分娩時，地點固定在產房。社會認知度相對較低。

3.1.2職業特點助產士是直接為分娩生產服務的職業，在操作過程中，經常接觸孕產婦的血液、羊水、體液，或被銳器損傷，存在著許多不安全因素。目前相當一部分孕產婦或一些急診搶救或宮口開全的患者來不及做傳染疾病的檢查，如乙肝、性病等，使助產士經常暴露于危險環境中，專業局限，工作環境狹小，相對缺乏流動性。經常要接觸新的機器和技術。學習壓力大。

3.1.3自身因素助產專業的教育起點一般偏低，現實工作中助產士又很少得到進修及在職培訓的機會，造成知識相對匱乏。導致助產士自尊心及成就感受挫，使助產士承受極大的壓力。長期單一嘈雜的環境可導致助產士產生一系列癥狀，如焦慮、煩躁恐懼、精力不集中等，嚴重影響工作程序及注意力，工作效率降低[3]，容易造成助產士心里壓抑。

3.2對策

3.2.1加強醫院管理及服務 根據助產士實際工作強度，適當增加助產人員的編制，緩解助產人員不足現狀。實行彈性工作制度，提高產科助產士待遇，有效利用現有資源，減輕工作壓力。建立完善的工作流程及相關制度。比如加強孕婦圍保期的門診相關教育及檢查、產前的護理干預、新生兒窒息搶救制度等，可以減少分娩過程中風險及意外可能，有助于孕婦順利生產，間接減輕了助產士的風險及壓力。加強醫院感染管理，減少職業暴露，嚴格無菌及消毒操作制度。3.2.2加強職業培訓和業務學習 醫院定期對助產士進行相關的技能和知識培訓。提供繼續教育機會。技能的提高伴隨的風險的減小和自信心的提高。助產士自身在完成本職工作之余，堅持學習。熟悉掌握各種先進儀器性能及操作規程，提高業務技術和理論知識水平，得到產婦及家屬的工作認可。

3.2.3自我修養提高 指導助產士加強慎獨修養， 積極主動地救治患者[4]。因此， 助產士的慎獨修養顯得尤為重要。對于助產士而言， 從一開始進入職業角色起，重視慎獨修養，減少和預防缺陷的發生。樹立職業光榮感、責任感和幸福感[5]。從而自覺勤奮努力地工作，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改變助產士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參考文獻：

[1]顧春怡，武曉丹，張錚，等.助產服務模式的實踐研究現狀[J].中華護理雜志，2011，46（4）：413-416.

[2]王翠欣.助產士心理健康狀況的調查研究[J].中國婦幼保健，2005，20（17）：2263-2265.

[3]劉士霞.助產士心理健康的自我維護[J].中國現代醫藥，2005，4（3）.

篇3

護理工作是醫療單位整體工作過程的主要組成部分，護理工作的質量也會對醫院的整體醫療水平和質量造成直接的影響，加強護理服務意識的建設是提高護理質量的關鍵。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健康的需求也不斷提高，護理工作有待于進一步深入到人們生活的各方面，全科護理將成為護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支。全科護理意識已在我國各大基層醫院的逐漸推廣[1]，由于醫療衛生制度改革的推進，基層醫院的護理服務意識、質量也有了顯著的提高，以下是本人下鄉期間的體會：

1產科護士要求

由于產科病房收住院對象的特殊性，病種復雜，有時患者病情來勢兇險，時間緊迫，無疑給護理服務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和一定的難度。產科護士不僅僅是局限于產前、產后護理工作，還應有各專科疾病護理的一些特殊的技術要求和一定的特色服務。要求護士在業務技術上下功夫，既要踏踏實實地做好常規護理工作，又要努力對患有不同病種的病人特殊的護理要求落實完成好，增強護理本身應有的實力和體現護理質量的特殊性。使病人對病房的全方位護理建立起一種時時在在的信任感。

2護理體會

2.1接診、轉診護理對每位產科護理人員都要求具備一定的院前急救知識及應變能力。在基層產科，平均每周有接診、轉診2-3例，其中有普通病例也有急危重孕產婦，如胎盤前置孕婦接診時應同時做好大出血急救準備，由醫生、護士同時在場，以確保孕產婦的生命安全。

2.2急救護理產科病人病情變化來勢兇險，時間緊迫，曾發生一例患者在分娩中出現羊水栓塞，護士最早發現并在現場，因此護士必須具備較高的急救技能，做到分秒必爭，穩中有序，有效實施搶救，為生命爭取第一時間。

2.3學校健康護理每位孕婦從建卡開始最少接受3次以上孕婦學校授課培訓，要求有師資的醫護人員每周進行授課1-2次，內容包括：宣傳母乳喂養好處、孕期營養、孕期母嬰保健、分娩知識、產褥期護理等。通過講解傳授疾病知識，減少出生嬰兒殘缺率。

2.4角色轉變護理基層醫院為綜合性醫院，曾收住一位智障孕婦，孕30周，羊水過多，其智力相當于6-7歲兒童，由于胎心監測曲線不連續需重復監測，護士用成人的語氣對孕婦說：平躺別移動位置。孕婦依從安排并平躺了40分鐘，結果尿床了。當班護士沒注意到要轉變兒童角色，說話時語氣應緩和、鼓勵、表揚等，而不是嚴厲批評，結果嚇出尿床。

2.5傳染病護理產科合并癥較多，如妊娠合并梅毒、淋病、尖銳濕疣，病毒性肝炎等。護士不僅要掌握有關疾病知識、傳染途徑、隔離措施，還應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對新生兒做好預防接種和隔離措施，減少并發癥發生；對孕產婦進行疾病知識宣教，包括疫苗接種、家庭隔離和消毒、飲食保健等。

2.6合并癥的護理妊娠合并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在產科較常見，在護理上要深知方方面面疾病知識。高血壓疾病護理宣教應告知，定期血壓監測，按時口服降壓藥，低鈉鹽飲食，保持情緒穩定等；心臟病患者產后24-48小時易發生心力衰竭，護理上注意觀察生命體征變化，嚴格控制靜脈輸液滴數，準確記錄出入量；糖尿病患者進行飲食宣教要具體，包括飲食習慣、品種、飲食量，指導血糖監測及合理運動等。

2.7出院健康指導以產婦為中心包括新生嬰兒、產婦丈夫及其他家屬，出院前對他們進行家庭護理知識講座，介紹產后轉介服務、康復護理、母嬰保健等，做好丈夫及家屬心理疏導，減少產后抑郁癥發生；對特殊人群護理健康指導，應進行心理健康評估、心理咨詢，讓智障患者及家屬得到健康支持。

2.8家庭訪視護理出院的產婦在一個月內通過母乳熱線電話進行家庭訪視，內容包括：新生兒喂養方式、睡眠、大小便、皮膚黃疸、臍部護理；產婦產后恢復及產后42-56天回門診復診等。盡可能滿足患者護理需要，以提高人口素質。

3總結

全科護理的宗旨是促進和維護患者健康，運用健康教育及整體護理模式全方位地為患者及家庭提供護理服務[2]。綜合以上護理，作為距離廣大老百姓最貼近的基層醫務工作者，護理人員應及時、準確了解基層居民的生活習慣及醫療服務要求，建立主動健康宣教，減少并發癥、傳染病的發病機會。護士除了要掌握常規操作技術，必須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理論水平，以及社會學、心理學、溝通藝術及營養學等方面的知識，更應有計劃地加強臨床各種專業知識的學習，積極參與各種健康宣教，全面提升業務水平。要求護理人員必須掌握專業基本功，既能在極短暫的時間內迅速判斷病情的嚴重程度，同時能適應快速、多變的急救技術要求，利用住院期間最佳時機進行健康知識宣教，因為宣教的內容直接關系到患者現身所患的疾病，易讓患者得到安慰和理解加深，在有限的環境開展宣傳、指導，使她們樹立正確的健康觀，提高其健康意識、知識、技能，從而提升人類健康質量。

參考文獻

篇4

健康透支是早逝之根

據后來了解，我們這位朋友的兒子之所以英年早逝，主要是工作過于勞累，三天兩天加班，吃飯很少按時，睡眠嚴重不足。本人早就發現有血脂過高等種種不良征兆，但總認為自己年輕，覺得沒有關系，從沒有很好去看過一次病，健康嚴重透支，可以說他完全是累死的。

其實我們細想起來，因工作勞累，精神壓力大，健康嚴重透支而正當盛年就過早離去的又何止他一人。中國醫師協會曾評出我國“健康透支十大行業”，依次是IT精英、企業高管、媒體記者、證券、保險、出租車司機、交警、銷售、律師、教師。此外，還有醫生等。近幾年，陳逸飛、王均瑤、陳曉旭、葉凡等不少知名人士的英年早逝，更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大家的惋惜。

事實上對于中青年過度勞累的社會現象，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在媒體上就開展過大討論。特別是隨著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張廣厚等人的過早離去，人們就開始反思：現在的中青年人不知怎么了。從“過勞死”這一源自日本白領健康危機的新概念引入中國后，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這一并不新鮮的社會問題不僅沒有減緩，反而是越來越嚴重。

你只關心一下現在周圍30多歲至50歲年齡段的人，有幾個不忙不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即面臨事業、升職、購房、買車的壓力，又要關心孩子上學和父母的健康，弄不好自己的家庭或朋友又出現問題了。為了多掙錢，除了要做好本職工作外，有不少人還要搞一二份兼職工作，很多時候連周末和節假日都沒有。總之，30歲以后差不多每個人都進入了“多事之秋”，可以說健康透支在現代的社會階段，是很普遍的現象。

面對越來越多的英年早逝，不久前有關媒體曾做過一次有關健康透支的社會調查。結果發現，殫精竭慮、沒日沒夜地工作，馬馬虎虎地生活，缺乏鍛煉，是現代許多年輕人的共性。一些精英的早逝，無疑為正處于事業爬坡期的中青年人再一次敲響了警鐘。但是，當死亡似乎對年輕人還那么遙遠時，特別是在競爭激烈、職場壓力越來越大的現實世界里，健康真的被我們多數人放在人生排序的第一位了嗎?這是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深思考的問題。

易出現健康透支的高危人群

研究表明，最容易導致健康透支者，最常見的主要有以下情況：只知消費享受、不知保養和健康投資的有錢人；稱得上“工作狂”的所謂有事業心者；有遺傳早亡血統又自以為身體健康者；長期超時間工作者；經常從事夜班工作而又沒有規律者；經常睡眠不足者；自我期望過高精神容易緊張者；幾乎沒有休閑活動和精神寄托者；生活沒有規律，吸煙、酗酒、賭博等不良嗜好嚴重者。

要想長壽必須擺脫健康透支

改變傳統觀念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一直強調要以事業為重，倡導小車不倒盡管推。就是在解放后的幾十年中，也是社會輿論鼓勵、支持，宣揚帶病堅持工作，這樣導致的結果，必然是許多員工的休假權得不到保障，使很多人處于亞健康狀態，甚至出現“過勞死”。所以，這種傳統觀點必須改變，特別是在競爭激烈、心理壓力極大的現代，應該提倡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增強健康意識　雖然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預防為主，但得到基本落實的只是大環境，與消滅血吸蟲、大搞愛國衛生運動等相比，對個人健康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事實是預防為主多數人都沒做到，其現實不但本職工作壓力大，甚至還身兼數職，經常超負荷工作，結果必然會導致健康透支。所以，我們每個人首先應樹立健康意識，努力改變自己的健康小環境。特別要改變健康完全靠醫生的觀點，其實健康首先是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重視，才是最重要的。

健康需要自私　在捍衛健康的問題上，每個人都應“自私”一點，要多為自己想想，并努力管好自己的健康。對正處于爬坡時期的中青年人，無論多忙，感到勞累的時候，就要提醒自己，該休息一下了。在工作中，也要學會說“NO”。在平時生活和工作中，我們不妨把所有事情都排排隊：重要而緊迫的事情馬上做；重要并不急迫的事情就做個計劃，安排好時間去做；一般的事情有閑時間再做；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就堅決不做。我們的國家正處于從貧窮到富裕的上升階段，每個人都在努力，但努力并不意味著要犧牲健康。中青年人正處于壓力最大的時期，這個時期一定要把握好“三駕馬車”：事業重要，家庭更重要，而健康最重要。因為事業可以從頭再來，家庭毀了從頭再來就很痛苦，而健康沒了就什么都失去了。要知道，我們要想健康活100歲，其關鍵是在中年。筆者認為，對工作應該出汗而不能出血，出力動腦而不能拼命，這一點必須遵守。

篇5

【關鍵詞】護理人員;素質;提高

【中圖分類號】R4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517(2010)14-195-1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醫院護理人員的服務質量和技術水平也必須不斷提高,這就對醫院護理人員的各項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護理工作者應幫助患者正確認識疾病,積極與疾病做斗爭,不僅要保持健康向上的積極心理狀態,還要更新觀念,努力學習自身專業知識,不斷拓寬自身的專業技術能力,提高護士職業素質,以全面提升個人綜合素質。筆者認為,要想成為合格的護士,必須不斷提高下列各項素質。

1心理素質

護理人員的心理素質直接關系到臨床護理工作的質量。在護理工作崗位上,護士所承擔的工作不僅繁忙而且復雜,由于這一原因,護理人員經常無法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揮出個人的能力。不僅如此,護士會常常會遇到病人的生死離別場面,應對病人各種變化無常的情緒,同時又要維持與醫生等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心情往往會十分壓抑,長此以往,精神的高度緊張會引發精神壓力,導致護理人員的心理健康出現問題。據統計,當前影響我國護士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工作壓力過于沉重,社會地位不高,護理管理難以做到盡善盡美,無法適應護理模式的轉變,工作滿意度較低,處在復雜的人際關系之中,倒班工作制干擾正常的生理節律,缺乏良好的心理調節能力。有鑒于此,護理人員一定要注重自我調節,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應當在護理工作中積極適應護理體制的變革;更為注重自我心理調節,學習并運用適合自己的心理放松技巧;多參加文化、體育活動,努力保持精神健康;積極學習消除緊張的工作方法;多與親朋好友進行及時交談;不斷提高自己所掌握的心理技巧,保持和諧的心理狀態,從而穩步提高心理素質,促進護理工作更好地開展。

2理論素質

作為新一代的護士,要樹立起現代護理理念,全面了解護理界的新動態,增強自身理論修養,從傳統的研究如何護理疾病積極向為“以人為中心”的整體護理轉變,從單純機械地執行醫囑向為病人實施全方位護理轉變。當代護理人員,一是應繼續學好護理專業知識。要清醒地認識到,以前在學校書本上的護理知識已不再能夠適應當代醫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必須學會運用新知識和新技術,了解當前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醫學事業的最新成果,以提高護士的理論素質。二是應熟練掌握電腦知識和網絡知識,才能了解到最新的護理理念。同時,護士要學好英語,以便能夠在醫生的指導下操作各種先進的進口醫療器械,準確了解各種進口藥品的特性、適應范圍及不良反應。三是應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在人們自我意識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醫療糾紛案例日漸增多,護士有必要去學習有關的法律、法規,在懂法的基礎上做好護理工作,在必要時能夠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法律素養的提升,既能使護士加強責任感,明確自己的工作職責,又能培養嚴謹的工作作風。四是應涉獵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比如,通過學習社會學,可以了解到不同病人的文化背景、宗教習慣和風土人情,以便更好地開展服務和溝通,建立起良心的護患關系,從而更加有利于患者的及時康復。通過學習倫理學,及時了解現代醫學領域中存在爭論的理論熱點問題,如克隆技術、試管嬰兒等等。護士了解了現代倫理學知識之后,一旦在工作中遇到問題,才能及時妥善地進行處理。

3業務素質

護理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接觸到的病人形形,各有特點。為此,護士應提高自己的業務素質,適應不同病人護理工作的需要。有的病人病情緊急、變化很快;有的病人語言表達能力、理解能力比較差,往往會詞不達意;有的病人態度惡劣,缺乏與醫護人員配合的意識,這無疑就會加大護理工作的難度。而且,大家往往都認為,護理人員的專業技術水平,是影響護患關系的最重要因素,可見提高護理專業技術水平的重要價值。所以,從事護士崗位工作,要沉得下心來,勤學苦練,刻苦鉆研護理技術,做到精益求精,并保持好自己的心態,無論外界有何因素進行干擾,都要耐心細致地做好護理工作,按照規范程序認真護理,取得病人和家屬的信任。

4職業素質

從事護理工作,一定要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一崗位,要具備堅強的意志和深厚的感情,忠于職守,堅持自身的行為標準,崇尚高尚醫德,遵守職業道德,力求安全可靠。絕對不能不懂裝懂,更不能謊報病情。要充分信任醫生,忠實醫囑,拒絕參與不道德行為。要努力克服護士工作低人一等的自卑感,認識到醫生與護士之間不是簡單的隸屬關系,而是工作分工各有不同,絕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其目的都是為病人服務。

5結語

綜上所述,護理人員的個人素質與護理質量息息相關,盡管提高護士的素質提高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但是無論何時都要給予高度重視,才能更好地為患者服務,促進護理工作的系統化與規范化。

參考文獻

篇6

關鍵詞： 女教師 素質提升 途徑探析

2008年的“512”，汶川哭泣。蔣曉娟是江油市公安局的一名普通民警。地震發生后，她將自己才6個月大、需要母乳喂養的孩子送到鄉下，交給父母照料，自己卻踏上抗震救災一線，為北川、平武那些嗷嗷待哺的受災嬰兒喂奶。她的事跡被廣為傳頌。

2010年的玉樹，感人的故事繼續上演。張淑英，青海省康樂醫院一位普通的護士，在看到來自玉樹結古鎮的更確旺毛（名字）四個月大的女兒由于脊椎和頭部多處受傷，母親幾乎沒有奶水，而女嬰又因為患有肺炎，怎么都不愿意吃奶粉，一直哭鬧不休的情況后，每天都會給孩子喂奶（她自己的孩子還不到5個月，也正是需要母乳喂養的時期）。孩子的身體一天天地好了起來。

2012年的佳木斯，張麗莉美麗綻放。她是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學的語文教師，在一起交通事故中，為救學生而受重傷，致使雙腿高位截肢。盡管如此，張麗莉老師不頹廢、不淚喪、不自暴自棄，她依然堅韌，依然頑強，依然奮發圖強，在今年的6月，她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研究生。

這不是巧合，也不是作秀，這是當代女性的楷模，當代女性的風范，當代女性素質提升的閃亮縮影。素質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既包括思想觀念、道德品質，更包括文化修養和崗位技能。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競爭也越來越強烈，市場經濟帶來的優勝劣汰態勢更加突出。寧波大學對女教師這個特殊群體的一項調查分析中發現，女教師承擔的工作與家庭任務比較重。根據調查，在正常情況下女教師平均每周工作30小時的占70%以上，有84.6%的人在“工作時間”即所謂“八小時以外”還進行工作或與工作相關的事務，73.4%的人平均每周做家務10小時以上，51.9%的人平均每周花8小時以上陪小孩學習。[1]那么，作為“半邊天”的女性大軍，在這場競爭中如何取得勝利，讓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呢？

一、提高女教師的身心素質是基礎

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社會，面臨事業與家庭的矛盾，在社會競爭中必須比男性多承受一份心理壓力。一些女教師存在自卑、脆弱等心理弱點，存在依附心理，對市場競爭的形勢及對家庭生活帶來的沖擊缺乏足夠認識，心理的承受能力與新形勢的要求存在明顯差距。因此，當困難來臨時，心理承受能力不足的劣勢表現比較突出。因此，提高身心素質歷來對女教師具有特殊意義。學校要廣泛開展主題向上、形式新穎、貼近生活的文體活動，幫助女教師提高身體素質，提升生活品位；要以開展女性健康心理素質教育，舉辦女性保健知識講座等為載體，提高女教師健康水平，強化女性保健意識，培養女教師勇敢、堅韌、豁達、向上的品格和健康積極的心態，使她們以良好的精神狀態和健康的體魄適應現代社會生產、生活的快節奏和工作的高效率，塑造起以學習求生存，以實力謀地位，以貢獻爭平等的新女性形象。

二、提高女性的文化修養、知識水平是橋梁

深入開展女教師讀書自學活動。要在新形勢下不斷豐富讀書自學活動的內容，創新讀書自學活動的載體，拓寬讀書自學活動的領域，將讀書自學活動與女教師素質教育緊密結合起來，鼓勵和引導女教師學習、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在實踐中提高勞動技能、崗位技能。要營造工作學習化、學習工作化的良好環境和氛圍，激勵更多的女教師崗位成才、自學成才。引導女教師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自己，在競爭中提高自己，在奮斗中充實自己。

充分利用社會教育資源。要進一步整合包括工會教育培訓資源在內的各類教育資源，采取聯合辦學、遠程教學、業余學校、短期培訓、崗位練兵等方法，加大對女教師的職業教育培訓和職業技能開發的力度，滿足女教師日益增長的發展需求。

三、提高女教師的崗位技能素質是關鍵

學校要適應勞動資源配置優化的新情況，從實際出發，立足崗位，在女教師中廣泛開展以技術比武、崗位練兵、技能競賽、技能培訓為內容的各種素質提升活動，努力營造學技術光榮、技術工人也是人才的氛圍。要引導和鼓勵廣大女教師針對自身條件和工作實際，以崗位技術培訓為重點，通過學校教育、企業培訓、自學等形式，不斷拓寬知識面，除熟練掌握所從事工作崗位的操作技能和專業知識外，還要努力掌握與本崗位相關的其他專業和操作技能，具備適應崗位變化要求、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技能和本領。選擇女教師多、通用性強、社會影響大的技術工種，開展技能大賽，以此推動女教師崗位技能素質的提升。

還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職工技能測定辦法，每季度進行一次職工技能測定，以理論考試、實際操作和民意測評相結合的形式進行綜合排名。在日常培訓中通過一定的獎勵制度，促使其不斷學習、不斷提高技能，員工之間形成“比、學、趕、幫、超”的良好氣氛。

四、加強女教師自身建設，確保女工委員會干部隊伍的強壯是保證

加強女教師自身建設，提高女教師素質，要走出階段性、活動型和運動式，才能確保實效并持之以恒。關鍵是要組建一個機構健全的組織——女教師委員會，逐步形成科學規范的自轉機制、常態運行機制，真正發揮女工委的作用。深入到基層工會調查了解情況，傾聽女教職工的意見和要求，及時向工會領導或單位黨政領導提供信息，加強領導與女教師的聯系，反映女教師群眾中存在的問題，及時了解和處理女教師中被“侵權”的事件，為女教師說話、撐腰、辦事，為女教師排憂解難。同歧視、虐待、摧殘、迫害婦女的現象作堅決斗爭，積極維護女教師的合法權益。

為了提高女工干部的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健康素質和勞動及管理技能，女工委員和女教師一起認真學習政治理論，提高教學技術水平及教育管理能力，不斷充實自己。鼓勵女教師繼續深造、教育，加大擁有本科文憑的比例，且選送人才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組建一支有較高文化素養和較高技術水平的隊伍，為單位的健康穩步發展發揮一定的作用。

五、積極參政議政，履行女教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女性參政議政，不僅是其自身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體現，而且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目前，女教師參政的層次較低，一是女教師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程度不高，二是女教師很難進入高級管理層，男女比例失調。為改善這種局面，首先，單位應該加大培訓力度，提高女教師參政議政的素質和能力。女教師參政議政的水平不僅取決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因素，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其自身的綜合素質，女干部綜合素質的提高，需要自身堅持不懈地努力，同時，需要各級組織和有關部門創造條件加強培養和教育。再者女教師參政議政，需要社會輿論的支持，需要有良好的社會環境。

篇7

首先從幼兒情緒、行為、人際關系、個性培養等方面剖析這種傳統做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而說明在幼兒教育中應具有的正確的教育觀，同時提出應當為幼兒創造一個民主、寬容的就餐環境，以更好地促進幼兒身心健康和諧的發展。

在幼兒園，常常可以聽到都是這樣善意的提醒：“你怎么還說呀？”、“你聊上了是不是？”、“好好吃，別說話”……膳食活動中幼兒保持安靜，不說話是指幼兒園的紀律。許多老師、家長十分認同。一些幼教專著也認為幼兒吃飯不專心“偶有不慎，呼吸不得法，在吞咽中就會發生厭食”。吃飯不說話還被認為是一種傳統的美德。春秋時期，孔子指出君子“食不語”，南宋朱熹批注此句時，提到邊吃邊談恐怕對呼吸器官有害。除了被視為傳統美德、有益于健康外，也有益于幼兒園內各項工作的有序進行。曾聽到一個幼兒老師說：“讓孩子邊吃邊玩一個小時也吃不完。”吃飯不說話，有利于加快進食速度。教師可以及時將用過的餐具給食堂送去，不耽誤食堂員工的工作，教師也可以及時地讓幼兒做好午睡的準備，不耽誤教師的換班。由此，基于各方面的考慮幼兒園的這一項保育制度受到了普遍的認可。

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人們對健康有了更深的理解。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長，我們有必要對長期貫徹的規定重新修正。說話問題與幼兒的健康發展有何種深層的關系？對健康的標準的理解是關鍵。現代“健康”已不僅僅是傳統上認為的身體強壯、發育正常、無缺陷，還包括心理健康，它涉及認知、情緒、情感、個性、人際交往等多方面。推而知之，在幼兒園中要保證幼兒的健康成長，教師就必須做好包括身體保育和心理保育兩大方面的工作，也即不僅要照顧幼兒身體發育，促進身體機能的發展，還要對幼兒的心理加以保護，不斷增進幼兒的心理能力。因此進食問題已不能僅從身體健康考慮，必須從促進幼兒身心和諧健康的角度來重新認識。

幼兒的身體發育迅速，卻又十分稚嫩，尤其是神經系統發育不健全。過多的外界刺激會造成各種興奮灶相互影響，相互抑制，出現興奮灶的弱化。進食中，教師為了讓幼兒吃飽吃好，并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往往不厭其煩地提醒幼兒：“別說話，好好吃”、“快點吃”、“不要把飯粒撒在桌上”、“保持桌面的干凈”、“注意細嚼慢咽”等等。原本愉快的進食頓時嚴肅起來。幼兒必須運用較低的記憶能力記住相當數量的規矩，時刻提醒自己注意按要求吃飯，這勢必造成興奮灶的抑制與弱化，注意力分散，消化腺分泌減少，食欲下降。另外，從生理解剖特點來看，神經系統調節反應的區域與消化腺的區域都在下丘腦中位，凡能影響高級神經活動興奮與抑制的一切因素都能影響食欲，其中情緒起了重要作用。當人的情緒低落時，消化腺受到抑制，就沒有食欲。教師對吃得慢的幼兒的催促（事實上，就餐一開始教師就不斷地對所有孩子催促），以及對規則不時地提醒，使幼兒的神經處于緊張狀態，影響了食欲，甚至會引起幼兒情緒上的反感、恐懼、緊張，造成食欲不振、厭食、畏食。

對比一下，美國幼兒園孩子們的用食環境十分寬松，幼兒可以自己選擇座位，坐在一起邊吃邊聊，孩子們很愿意告訴大家他吃的是什么，也很喜歡討論飯桌之外的話題，如《忍者神龜》或是同爸爸媽媽上哪兒玩了，等等。老師也同小朋友坐在一起邊聊邊吃，只是在幼兒有困難時給予幫助，如將大塊的三明治或奶酷切小，剝水果皮等，頗有成年人工作午餐的氣氛。孩子們吃飯十分愉快，吃不完的孩子也不會受到催促。而在中國老師們忙個不停，為每個孩子盛飯菜，并注意隨時提醒幼兒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不說話。然而讓幼兒專心吃飯還是讓老師大為傷神。在觀察中，仍有些幼兒不吃飯或是吃了半天了也沒有吃幾口。有些保育員為了讓幼兒把飯菜都吃完，就給幼兒塞飯，往往沒等幼兒咽下便一口接一口地喂，幼兒的嘴鼓鼓的，嚼也嚼不動，有的甚至出現嘔吐現象。是美國的飯菜香嗎？中國幼兒園食堂的精美飯食比起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幼兒食物十分簡單。寬松的進食環境使美國幼兒吃得更愉快。然而這又與我國傳統和幼兒園中的“吃飯說話易嗆食，不利于專心吃飯”的告誡大相徑庭。中國幼兒的咽食能力、呼吸能力比美國幼兒差嗎？在觀察中，我們也看到即使有老師的督促，幼兒之間仍進行著悄悄話，“吃完了，我去看《小蝌蚪找媽媽》。”“那我跟你一起去看好嗎？”發生嗆食的幼兒很少。在家庭中幼兒也不免與父母在飯桌上談話。種種跡象表明幼兒說話與吃飯不專心嗆食沒有密切的關聯。而幼兒在吃飯不許說話的要求下引起的對吃飯活動的反感、厭食、畏食、食欲不振卻值得我們關注。

處于此年齡階段的兒童語言發展十分迅速，有說話的興趣，在相互交流中體會著說話的樂趣，充滿好奇心，對周圍環境總有摸一摸、動一動、說一說的欲望；神經系統具有興奮大于抑制的特點，幼兒不能十分安靜地坐著吃飯。長期以來，對此項紀律的維護給幼兒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

首先，幼兒的行為出現明顯的雙重性，即在教師管理下能較好地要求去做，如碰巧其他老師同該老師說話，幼兒往往有說不完的話，表現出異常興奮。如果老師不在或是管理松懈時，他們還常伴有攻擊性或發泄行為的產生。進食中，幼兒緊緊地并排坐著，在老師的監督下，幼兒之間的“小摩擦”僅僅表現為瞪一眼或是不理睬，如果老師有所松懈，特別是忙著給一些幼兒喂飯時，孩子們就便有機可乘，大聲說笑、指責、踢鬧，有些大孩子則憑借力量“強占”更大的桌面或欺負小孩子。

其次，不利于幼兒同伴交際能力的提高。在幼兒園生活的8個小時中，由教師控制的時間占去了絕大部分，幼兒很少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在共同進餐活動中，小朋友們被要求“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吃好自己的飯”，幼兒之間極少能夠交流，其中“聽話”、守本分的幼兒常常能得到老師的表揚，成為全班幼兒學習的榜樣。這不僅強化了“乖”孩子的行為，而且使其他幼兒為了取悅老師紛紛模仿：不說話加快吃飯的速度，自我封閉式的進食環境，使幼兒特別是缺少伙伴的幼兒，再次失去了形成良好同伴關系的機會。

再次，易造成教育者于被教育者的對立，不利于融洽的師生關系的形成。幼兒從出生第一天，就開始了發展主體、完善主體的進程。4至6歲是幼兒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期，幼兒有十分強烈的主體意識，有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想說話，想用語言來表達意愿是其重要的表現。教師屢次強令禁止“快吃，還聊哪？”、“你吃不完了？”，給幼兒心理造成相當大的精神負擔，產生厭惡甚至逆反心理，并在其他活動中發泄出來，幼兒變得不愿意接受教師的意見或是公然違抗。作為被影響者的幼兒，其表現出來的行為特點，必有意無意地影響教師的行為，影響教師對幼兒的期望、評價態度和處理方式等。長此以往，最終影響教育的整體效果。

最后，易使幼兒情緒低落，消極被動，處處依賴成人，缺乏活動的興趣，思維求同性高，有從眾心理傾向。幼兒園中老師對幼兒保護有加，生怕幼兒受到傷害。如吃魚，教師要挑魚刺；吃飯時，老師要主動添飯加湯；吃得慢的，教師便會親自喂飯。幼兒無須解決活動中的一切困難，甚至在困難未出現前，教師已將之化解。幼兒之間無須互相學習，交流吃飯的心得。在家里更是如此，家長或許是害怕幼兒吃不來，或是幼兒吃得慢焦躁不安，總之，最后的結果是多數幼兒都是在父母的幫助下吃完飯。幼兒沒有自我服務的機會，長此以往，幼兒的主體性受到壓抑，處處依賴成人。在嚴格的膳食制度下，幼兒如同被人操作的木偶，沒有了吃飯的興趣，不能享受到進步的愉快。為了避免懲罰與責備，嚴格遵守著各式各樣的規矩。幼兒被人為地剝奪了展示自己個性的機會，變得膽怯、退縮，缺乏創造性。

幼兒的可塑性很強。從古至今，人們都十分重視從小培養幼兒良好的習慣。這也正是幼教事業如此受到世人重視的根本原因。幼兒園里，都是為了幼兒的健康成長，從小班開始就十分注意幼兒行為習慣的養成，吃飯不說話，保持安靜就是其中之一。在進食期間，幼兒只有一件事可做－－專心吃飯。而這種習慣是否因此形成？在觀察中，我們發現小班的孩子說話不多，而大班的孩子往往在吃飯時悄悄說話。生活中也不例外，盡管許多人受過幼兒教育，但人們往往喜歡在吃飯的時候交談，甚至一些重要的事往往是在飯桌上決定的。邊吃邊聊是社會的普遍現象，即使是幼兒園老師在用食時也經常在一塊交談。為什么幼兒就不能說話？觀察中我們發現一些幼兒吃飯速度相當快。如某小班最早吃完的與最遲吃完的相差20分鐘。教師幾乎從一開始用餐就開始催促。教師更多看到的是沒吃完的孩子，吃得慢的孩子。吃得快的孩子被允許自由活動，并嚴格將他們與沒吃完的幼兒分開，以免干擾沒吃完飯的幼兒吃飯。在觀察中我們看到一個孩子坐在另一個沒吃完的孩子旁邊，老師立刻走過來：“到那邊玩去，沒看見他在吃飯嗎？”隨著時間的推移，吃飯速度快的孩子越來越多，而老師關注的孩子越來越集中，在讓所有的幼兒都吃完后，教師才開始關注所有的孩子。一些幼兒為了能夠自由活動或是免受教師最后的“關照”，狼吞虎咽。這就造成了兩種后果。一是使幼兒形成一種觀念－－吃飯是阻礙活動自由的負擔，吃飯是懲罰的工具。有些教師經常說：“你吃不吃，再不吃，就再給你添一碗。”這更使幼兒對此深信不疑。二是吃飯越快越好。有些幼兒在幾分鐘內便可吃完，所有的幼兒都希望加快自己的吃飯速度。幼兒園所規定的科學用食時間成為最后期限，教師只關注那些吃得慢的，卻沒有擔憂過那些吃飯過快的幼兒是否因速度影響了消化吸收。觀察中發現一男孩因吃得過快而發生嘔吐現象。此外，人進食后血糖會慢慢升高，當升至一定水平就會刺激大腦，發出飽足感信號，于是人們會停止進食。而快食者進食過快，血糖上升速度相對進食速度滯后，發生飽足感信號較晚。由于進食過快，在停止進食之前，可多食入一些食物，快食的結果是超量進食，有可能引起肥胖。

由此可見，傳統教育對“吃飯中說話”的理解是有極大的偏差的。吃飯不說話除了能方便教師，維持幼兒園各項工作按時有序進行以外，其他作用較少。盡管它確實可以避免嗆食灑湯，但幼兒的自我保護能力也是不容忽視的。人與生俱來有趨利避害的能力，只要需要，本能便可得到發展。而在現實中的過度保護，會讓幼兒失去自我保護的能力。在國外，家長特別重視不替孩子干事，幾個月的孩子學習自己吃飯，吃得滿臉滿身滿地，也被視為學習的必經過程而聽之任之。一味防范的不當的教育行為、要求、措施，給幼兒身心造成了負面影響，并由此使幼兒形成對吃飯的錯誤態度。另外，從長期效果看，“吃飯不許說話”也沒有得到世人的普遍遵從。人們喜歡在進餐時聊天，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齊克森·默海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并認為飲食中，人們心情愉快，思維活躍，樂于接納新想法，富于創造性聯想。讓幼兒邊吃邊聊，體驗進餐的愉快，不僅有助于增進食欲，也可以為幼兒多方面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教師是否因此而對幼兒的吃飯放任不管呢？在進食活動中毫無紀律的約束也是不利的。幼兒園生活是一種群體生活，為保證群體生活有序進行，就必須對不同個體進行約束。

給幼兒創設一個寬松的就餐環境不等于放任自流。維護其他幼兒享受自由的紀律是必要的。讓幼兒在吃飯中體驗著如何吃（即使是邊吃邊聊）才不引起嗆食灑湯，對幼兒也十分有利。紀律有內部紀律與外部紀律之分。在幼兒園教育中，常常是對外部紀律強調有余，特別是對紀律的權威性強調有余，而對內部紀律重視不足。外部紀律只是一種表面的、暫時的、脆弱的、不可持久發揮作用的。只有被幼兒主動、自覺、自愿接受的紀律，才會在需要紀律時發揮作用。然而，我們也看到幼兒的心理尚不成熟，自律源于外部紀律的內化。整個幼兒階段，接受成人的意志，服從成人的安排，構成幼兒生活的主要內容。教師職業的特殊性就在于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外部紀律，并將之轉化為幼兒的自律，從而幫助幼兒通過自律使自己充分享有個性發展的自由。如果外部紀律不是幼兒身心發展所需要的，就無法內化為幼兒的自律，幼兒的服從只是暫時的，幼兒無法享受到自由，無法發展自己的創造性。

由此，教師必須明白何時何事需要維持紀律。在進食活動中，幼兒喜歡說話，愿意相互交流或是自言自語。只要他的活動沒有妨礙其他幼兒吃飯，沒有破壞整個進食活動，個體行為就不應當成為紀律問題而受到束縛。觀察中也看到有些小孩喜歡干擾別的幼兒吃飯，如拉拉她的小辮子，扯扯別人的衣服，踢人等，這時，教師就需要維持紀律，讓幼兒明白，紀律不是用來管兒童的，而是幫助幼兒主動自由活動的。幼兒只有了解紀律的重要性，才能自覺遵守，并逐步學會自控。幼兒園中，老師不希望幼兒說話，源于幼兒吃飯不專心，吃得過慢。如果每個幼兒都能在四五十分鐘內吃完飯，而且吃得很快樂，并形成類似于工作餐的氛圍，相信比硬性“快吃飯，少說話”的紀律對幼兒的發展更有利。

第一，創設寬松的就餐環境，有助于促進食欲。在膳食活動中，幼兒可自由選擇座位，選擇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共進午餐，教師只在幼兒請求幫助時，采取必要的措施。教師多給幼兒一些吃飯時間，不在就餐活動中處理有關紀律的問題，如“快吃”、“保持桌面干凈”等。教師與幼兒邊吃邊聊營造一個溫馨的大家庭的氛圍。幼兒園是家庭與社會連接的紐帶，與家庭不能截然不同。讓幼兒保持一個輕松愉快的就餐心情，可以促進消化腺的分泌，增進食欲。同時體驗集體生活的快樂，有利于幼兒積極適應社會。觀察中，曾看到一個孩子生病吃不下飯，在就餐時間內獨自看書，主班老師怎么勸也不吃，而配班老師走過去，輕輕地安慰他，勸了幾回，讓他坐在桌邊，自己拿了小椅子同他坐在一起，陪著他說話，半個小時過后，幼兒把飯吃完，高高興興地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去了。不應強迫幼兒進食，不用嚴格的紀律約束，而是通過情緒狀態的調整，促進幼兒食欲。

第二，可以為幼兒創造一個自我服務的機會。在獨生子女占絕大多數的今天，很多幼兒乃至青少年被過度地保護起來，被關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幼兒園教師工作十分辛勞，要到食堂取飯菜，整理桌子，給幼兒分飯分菜，時刻關注幼兒吃了多少，是否需要添加，給吃得慢的或吃飯能力差的孩子喂飯，吃完飯后還要收拾干凈，組織幼兒睡覺，結果是幼兒無須自我服務。實際上幼兒在3歲左右便開始尋求全面的獨立的擺脫成人的監護。他們愿意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常聽見孩子說：“我自己來”，幼兒有自我服務的欲望。讓幼兒在成人的幫助下學習如何進餐，如收放餐具，自取食物，互相鼓勵不浪費糧食，不挑食等。要使幼兒養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不依賴成人的好習慣。教師往往重視“保”，給幼兒無微不至的照顧，忽視了“育”－－教育幼兒獨立、自信。過多的保護剝奪了幼兒積極主動探索的權利，導致了幼兒在自主感的發展上的失敗。

第三，為幼兒創造一個與同伴融洽交往、師幼積極互動的場所。使幼兒在語言能力、知識經驗、人際交往等方面有所發展。民主寬松、開放的教養方式中，幼兒自由選擇伙伴，暢所欲言，不時地同老師交流自己的想法，有利于形成融洽的班級氣氛。這可以使幼兒多方面受益。

首先表現為幼兒語言能力的提高，創設良好的語言發展環境。4～6歲是幼兒語言發展特別快的階段，他們的說話樂趣決不亞于呀呀學語的嬰兒。語言產生于人們交流的需要。幼兒通過應用新詞、新句式，聊天、辯論、置疑等對聽說能力的提高十分有利。

其次，有助于擴展幼兒的知識經驗。討論、聊天是開發幼兒智力的重要手段。通過交談，認識飯菜的名稱、味道、顏色，了解吃飯的禮節。有些話題雖然也與吃飯無關，如有的小朋友告訴自己的伙伴前天爸爸帶他到游樂園玩了，那里有好多好玩的東西，但是孩子們依然聽得很仔細。幼兒中蘊藏著豐富的教育資源，在愉快的交流中，幼兒不知不覺豐富了自己的知識經驗。

再次，寬松愉快的就餐活動還有助于培養幼兒的人際交往能力。現代社會給人們帶來方便、快捷的同時，也使得人與人的交往機會減少了。雖然人們可以很輕易地了解世界上每時每刻發生的事情，而匆忙的生活，高層建筑、單元房使人們更多地封閉起來。幼兒大部分時間呆在家中。幼兒園成為幼兒相互交流的最重要途徑。但是，老師卻控制住了大部分時間，幼兒自由交往的機會很少。研究發現，我國幼兒的社會適應能力差，能主動與人交往，敢在老師面前發表意見的僅占50％。在與幼兒園老師交談中，教師也談及近年來班里情緒過激，不懂得與人交往的幼兒有所增加。

如果能讓幼兒在就餐中聊聊天，將有助于幼兒彌補此方面的不足。孩子喜歡孩子，幼兒有相同的思維方式，能夠相互理解與溝通。小伙伴對孩子而言如同空氣和水，在自由開放的時空中，幼兒可以逐步學會與人交往的技能技巧。這種技巧是在與成人交往中學不到的。撒嬌、霸道在這里不受歡迎，幼兒必須習慣于使自己適應他人和環境的需要。教師是幼兒的大朋友，在積極的師往中可以引導幼兒建立起平等融洽的同伴關系及師幼關系。

最后，通過幼兒間及師幼間的交流，教師可以加深對幼兒認知水平、交往的技能、語言水平、思維方式等的了解。還可以了解當前幼兒的興趣、特點和需要，這對于改進及進一步開展教學十分有利。幼兒的學習滲透于幼兒的一日生活之中，在交談中，教師可以把握教育的契機，不失時機地促進幼兒在各方面的提高。

由此可見，創設一個寬松的就餐環境，多給一些就餐時間，鼓勵師幼共同進餐，邊吃邊聊，是一種本質上不同于當前幼兒園普遍實行的“過多強調紀律”的就餐活動，而這種不同源于不同的兒童觀和教育觀。

給幼兒自由說話的權利體現了對幼兒的尊重。幼兒身心雖然尚處于稚嫩狀態，但具有發展潛能。他們有自己的興趣、愿望和需求，有獨立的人格，成人必須尊重兒童，將兒童作為獨立的人來對待。教師允許并積極鼓勵幼兒提出合理的愿望和要求，主動參與自由自主的活動，從而促進幼兒主體性的發展。對幼兒說話自由的限制強調了成人權威的不可違抗性，在教育上表現為無視幼兒的特點、需要，以傳遞固有知識技能，維護既有規則為主，無視幼兒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這無疑是對幼兒信任感、認可感、自尊感的剝奪，更多地助長幼兒的自卑、怯懦、退縮的體驗，扼殺了幼兒主動性、創造性，造成幼兒缺乏學習和適應生活的主動性能力。給幼兒自由說話的權利，體現了教育的開放性。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必須做的是幫助兒童學會學習、學會生活。教育不應限于對幼兒提供成型的觀念、知識技能，更應該為幼兒提供一個充滿探索的機會，富于個性化的環境，引導幼兒根據自身特點去思考、嘗試、發現、創造，讓幼兒挖掘自身潛力，獲得不斷學習和積極適應社會生活的態度和能力，從而為一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幼兒的進食活動反映出人們長期以來對幼兒教育中的“保育”和“紀律”的認識，值得在今后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中繼續探索。

參考資料

1.萬鈁《學前衛生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2.陳幗眉《學前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3.薛燁《小朋友們，吃飯不許說話》《中國青年報》1999年9月13日

4.張博《正確認識學前兒童的主體性》《學前教育》1996年第4期

5.李岱玲《幼兒心理衛生淺議》《教育導刊》1998年第6期

6.唐華《幼兒的進餐環境及其創設》《學前教育》1995年第5期

7.劉馨《全面保育－－維護和增進幼兒健康的重要保證》《學前教育》1999年第6期

8.徐穎《更新教育觀念－－維護幼兒心理健康》《幼兒教育》1995年第12期

9.姚念玖《孩子為什么不快樂》《啟蒙》1994年第11期

10.涂艷國《教育中的自由與紀律》《上海教育科研》1999年第10期

11.張博《哪些因素影響紀律的維持》《學前教育》1998年第9期

12.張博《紀律及其維持》《學前教育》1998年第6期

13.曹能秀《蒙臺梭利關于自由和紀律關系的論述及其啟示》《幼兒教育》1999年第2期

14.唐繼宏徐月芽《幫助幼兒建立自我紀律和自我控制》《學前教育研究》1995年第5期

15.馮曉霞《面向可持續發展－－幼兒教育的新課題》《學前教育研究》1999年第6期

篇8

關鍵詞：健康權；平等；非歧視；國家義務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0-0121-03

健康權是國際法普遍承認的一項基本人權，即人人享有最高可能水準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的權利，這就意味著國家負有平等保障健康權的法律義務。而科學認識健康權上的平等是國家正確履行平等保障義務的基礎。為此，文章分析了健康權平等保障的理論與規范內涵，并由此探討了國家在平等保障上的具體義務。

一、健康權平等保障的內涵

關于平等的含義，西方和中國學者都有許多論述。因此有人說平等觀念讓人困惑、難以琢磨，是一座薩托利所指的“迷宮”，是一張博登海默所說的“普洛透斯似的臉”。盡管如此，平等的精髓仍然可以在眾說紛紜的論證中顯現出來，即平等強調的是“一視同仁”原則，這滲透在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也即公民與他人聯系的各種法律權利的享有中。具體而言，平等要求國家對個人或特定的群體在相同情況下給予相同的對待，并且在具備合理且必要理由的條件下給予區別對待。所謂區別對待，指國家針對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按照特定的人群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與其他人群存在著差異的事實，按照理性的、合理的、正當標準，采取某些必要的、適當的、合理的區別對待的方式，以修正形式上的平等可能導致的事實上的不平等[1]。由此，健康權的平等保障指國家必須面向所有人群進行保障，不得有歧視。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所有人采取相同的方式，國家必須承認那些承受較高死亡率、發病率和殘疾率人群（如婦女、兒童、老人等）的差異和特定需求，并為其提供保護。現實中存在許多國家違反平等保障的例子，這有助于我們從反面理解平等的內涵。如：國家資助的健康研究排除對一些特定人群易患疾病的研究，如乳腺癌、卵巢癌或其他的鐮狀細胞病。影響社會優勢群體的相對輕微的健康問題在獲得研究、資源分配、政策和項目發展等方面比其他更為嚴重和普遍的健康問題具有優先性。或故意針對特定人群制定限制性的法律和政策，但卻沒有充分的流行病學或其他依據。如以維護有關個人的健康為由，制定法律強制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婦女進行絕育，但其真正的理由可能是這類婦女易受暴力傷害，包括害；國家沒有制定或者有效地執行保護某個群體的法律，如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家庭暴力或者通婚的法律；或者國家制定和執行了不利于特定群體健康的法律和政策，如要求配偶或者父母親同意墮胎或流產等[2]。

二、健康權平等保障的國際法規范

國際人權法確認了健康權的平等保障。如《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2款規定：“本公約所宣布的權利應予普遍行使，而不得有例如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分。”第12條規定：“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因此，按照公約規定，國家應確保健康權將以任何非歧視的方式行使。”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結合健康權的內容對平等保障作了進一步闡述。其第12段（b）規定：“衛生設施、商品和服務必須在法律和實際上面向所有人，特別是人口中最脆弱的部分和邊緣群體，不得以任何禁止的理由加以歧視。”第18段規定：“公約禁止在獲得衛生保健和基本健康要素方面，以及在獲得的手段和條件上，不得有任何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身體或精神殘疾、健康狀況(包括艾滋病/病毒)、性傾向，以及公民政治、社會和其他地位上的任何歧視，可能或實際上抵消或妨礙平等享有或行使健康權。國家可采取很多辦法，如很多旨在消除健康方面歧視的計劃和方案，并無須太多的資源，如通過修訂或廢除某些法律，或開展宣傳。……即使在資源嚴重困難的情況下，也必須通過采取費用相對較低的特別方案，保護社會脆弱群體的成員。”第19段規定：“在健康權方面，必須強調公平獲得衛生保健和衛生服務的條件。國家負有特殊義務，為沒有足夠能力的人提供必要的衛生保險和衛生保健設施，在提供衛生保健和衛生服務方面防止出現任何國際上禁止的歧視現象，特別是在健康權的基本義務上。衛生資源分配不當，可造成隱形的歧視。例如投資不應過分偏重于昂貴的治療保健服務，那方面的服務常常只有少數享有特權的人能夠得到，而是應當偏重初級和預防衛生保健，使更大多數的人口受益。”由以上規范可見，健康權的平等保障要求國家必須針對衛生保健和健康基本要素的獲得，采取確保非歧視的措施。非歧視意味著在提供衛生保健和其他健康服務時公平地分配資源。還強調國家對脆弱群體的特別關注。且即使是在由國家以外的主體提供衛生服務時，國家也有義務通過管理、促進行動，保證衛生設施、商品和服務被脆弱群體獲得。

三、健康權平等保障的國家義務

聯合國特定報告人保羅?亨特（Paul Hunt）在其2008年周年報告中指出，“最高可獲得水準的健康權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個統一的衛生制度……沒有這項制度，健康權絕不會被實現。”[3]因此，健康權平等保障的核心即在于建立一個具有平等性的統一的衛生制度。按照平等保障的內涵，其平等性表現為：

（一）公平地分配衛生資源

確保為所有人提供衛生服務、商品和設施及健康的基本決定要素，不得歧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曾關注過多起衛生制度的不平等現象。在2004年，哥倫比亞減少了農村地區的衛生投入，對婦女、土著群體造成了消極影響，委員會為此督促哥倫比亞政府將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更多部分投入衛生和教育部門，以確保在資金的支持上沒有歧視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2006年，委員會針對加拿大指出：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在貧窮率上有很高的比率，健康狀況也更為惡劣，如土著人、非洲裔加拿大人，移民、殘疾人、年輕人、低收入的婦女和單親媽媽等，鑒于此種情況，政府應當減少聯邦層面的社會援助和社會服務，將其轉移到邊遠地區。2009年，委員會指出英國公民享有衛生保健商品、設施和服務的不平等問題，認為英國政府需要努力解決該問題。針對巴西，其認為在黑人和白人的可預期壽命上存在一個顯著的差異，要求其政府關注健康問題，減少這種差距。同樣，在澳大利亞，委員會認為土生與非土生的澳大利亞人之間，尤其是婦女、兒童，在健康指標上存在很大差異，因此，需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改善他們的健康狀況[4]。在關于非歧視的第20號一般性意見中，委員會指出了一些關于衛生保健制度（醫療衛生系統）的內容。其指出“青少年不平等的獲得性和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務意味著歧視”；“基于健康狀況對健康保險進行否認也是歧視”；更重要的是，“該權利的行使不能以一個人的居住地為資格條件，因此，在衛生保健設施的可獲得性和質量上，政府必須確保對其分配的平均性，確保所有地區享有，包括城市和鄉村”。由以上可見，對于一國衛生制度，首要的是確保衛生資源的公平分配，換言之，即使處境不利的人與處境更有利的人享受同樣的機會。

（二）對弱勢群體進行特殊保護

如上所述，平等保障意味著“一視同仁”，但不排斥基于群體差異給予的合理差別對待，這表現為關照弱勢群體的特殊健康需求，實現對他們的特殊保護。該群體主要包括婦女、老人、兒童、殘疾人及少數民族等，以下基于相關國際人權公約對該問題進行探討。

1.對婦女的特殊保護

婦女和男性在生物學上具有差異，這種差異被帶入社會環境，影響了男女兩性的社會地位、等級階層、資源擁有及社會參與狀況，為保障婦女在健康權領域的平等性，對其應給予特殊的關注和保障。除了具備一般健康權的復雜性之外，婦女的健康權需要考慮到至少兩個額外因素。第一，必須從性別角度考慮婦女的健康權。性別是一個重要的健康決定因素。由于男性和女性性別上的差異，導致他們在健康風險上、追求健康的行為上、享有和利用健康服務上，及健康結果上產生一定差別。如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勞動和社會分工上的不同會導致男人和女人承受不同的健康風險。例如，承擔做飯的責任會使婦女或女孩經常吸入燃煙，這使得女性更容易受到慢性呼吸疾病的傷害。而男性，反過來，更容易暴露在傳統上由男性承擔的行動或任務的風險中，如采礦、建筑等。鑒于上述差異，以改善健康地位為目的的研究、服務及國家政策都必須審視、理解和應對此種差異。經濟、社會和權利委員會在其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20段指出：“各國在它們有關衛生的政策、規劃、方案和研究中，增加性別觀點，促進改善婦女和男人的健康。基于性別的方針承認，生理和社會文化因素在影響男人和婦女的健康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按性別對衛生和社會經濟數據進行分類，對發現和糾正衛生方面的不平等現象十分重要。”第二，禁止歧視。從性別角度考慮婦女的健康權，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健康權的平等保護，不能以差別為歧視的理由。這在有關國際公約中得到特別強調。如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評論第21段規定：“為了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必須制定和執行綜合性國家戰略，在婦女的整個一生中促進她們的健康權。該計劃應包括采取行動，預防和治療影響婦女的疾病，以及制定政策，提供全面的高質量且能夠支付的衛生保健，包括性和生育服務。實現婦女的健康權，必須清除所有影響獲得衛生服務、教育和信息的障礙，包括在性和生育衛生方面。必須采取預防、促進和補救行動，保護婦女免受那些使她們不能充分享有生育權的有害傳統文化習俗和規定的影響。”

2.對兒童的特殊保護

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護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適當保護。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宣稱：“母親及兒童應受特別協助和照顧；所有兒童，無論婚生與非婚生，均應享受同等社會保護。”《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款規定：“應為一切兒童和少年采取特殊的保護和協助措施，不得因出身和其他條件而有任何歧視……”其第12條第2款涉及兒童健康權，規定：“減低死胎率和嬰兒死亡率，和使兒童得到健康的發育。”《兒童權利公約》是至今為止最全面的保護兒童權利的法律文件，其為兒童健康權提供了較為全面的保障。公約第24條規定：“1.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標準的健康，并享有醫療和康復設施。締約國應努力確保沒有任何兒童被剝奪獲得這種保健服務的權利。2.締約國應致力于充分實現這權利，特別是應采取適當措施，以（a）降低嬰幼兒死亡率；（b）確保向所有兒童提供必要的醫療援助和保健，側重發展初級保健；（c）消除疾病和營養不良現象，包括在初級保健范圍內利用現有可得的技術和提供充足的營養食品和清潔飲水，要考慮到環境污染的危險和風險；（d）確保母親得到適當的產前和產后保健；（e）確保向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向父母和兒童介紹有關兒童保健和營養、母乳育嬰優點、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及防止意外事故的基本知識，使他們得到這方面的教育并幫助他們應用這種基本知識；（f）開展預防保健，對父母的指導以及計劃生育教育和服務。3.締約國應致力于采取一切有效和適當的措施，以期廢除對兒童健康有害的傳統習俗。”除此之外，體現兒童健康地位的條款還包括第16條、第19條、第20條和第23條。

3.對殘疾人的特殊保護

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1966年《聯合國殘疾人公約》簽署，其宗旨為促進、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并促進對殘疾人固有尊嚴的尊重。公約確定了平等和不歧視的原則，規定：“應當禁止一切基于殘疾的歧視，保證殘疾人獲得平等和有效的法律保護，使其不受基于任何原因的歧視。為促進平等和消除歧視，締約國應當采取一切適當步驟，確保提供合理便利。”在健康權方面，公約重新確認了健康權利的普遍保護，并確認殘疾人受到所需要的特定照顧的權利。第25條規定：“締約國確認，殘疾人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不受基于殘疾的歧視。締約國應當采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獲得考慮到性別因素的醫療衛生服務，包括與健康有關的康復服務。尤其應當向殘疾人提供其他人享有的，在范圍、質量和標準方面相同的免費或費用低廉的醫療保健服務和方案，包括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全民公共衛生方案方面；向殘疾人提供殘疾特需醫療衛生服務，包括酌情提供早期診斷和干預，并提供旨在盡量減輕殘疾和預防殘疾惡化的服務；盡量就近在殘疾人所在社區，提供這些醫療衛生服務；要求醫護人員，包括在征得殘疾人自由表示的知情同意基礎上，向殘疾人提供在質量上與其他人所得相同的護理；在提供醫療保險和國家法律允許的人壽保險方面禁止歧視殘疾人；防止基于殘疾而歧視性地拒絕提供醫療保健或醫療衛生服務，或拒絕提供食物和液體。”

4.對老年人的特殊保護

盡管老年人的人數在世界范圍內日益增加，但幾乎每個國家都還存在年齡歧視和輕視情況。很明確的是，權利應該是不分年齡的每個人的權利，只有承認老年人的權利且就此采取行動方可實現對老年人的社會包容。這些權利包括《世界人權宣言》中的財產繼承權、工作權、免遭暴力和虐待權等，也包括健康權。目前，老年人健康權作為一項特殊人權已經逐步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與接受。《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的健康權強調“人人享有”，且在其第14號一般性意見中專門對老年人健康權進行闡述。其第25段規定：“在實現老年人的健康權方面，委員會根據1995年的第6號一般性意見，重申綜合方針的重要性，結合預防、治療和康復性保健治療等要素。這方面的基本措施包括對男女老年人定期身體檢查；身體和精神康復措施，保持老年人的活動能力和自主；治療和照看患慢性病和不治之癥的人，幫助他們免除可以避免的痛苦和使他們能夠體面的去世。”委員會第6號一般性意見是有關于老年人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法律文件，公約規定締約國有義務特別促進和保護老年人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涉及享有身心健康權的第12條規定：“締約國應考慮提供維護老年人健康以及從預防、康復至對患有不治之癥老年人護理的角度，制定保健政策的指南；推廣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老年人需要的定期健康檢查實施的預防措施。”

參考文獻：

[1]許顯明.人權法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209.

[2]Judith Asher.The Rightto Health:A Resource Manual For NG-

OS[J].The Commonwealth Medical Trust，2004，（8）：65.

[3]保羅?亨特.給人權委員會的周年報告――人人享有能達到的最高標準的身心健康的權利[DB/OL].省略/zh/documents/ods/.2008.

[4]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第四十二屆和第四十三屆會議報告[DB/OL].省略/zh/documents/

篇9

 

自古以來，醫學就一直被認為是最具人文傳統的一門學科，醫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職業。在中國古代，醫生被譽為“仁愛之士”行醫治病、施藥濟人是懸壺濟世，是施仁愛于他人。醫學被稱為“仁術”十分重視醫療實踐的倫理價值，強調醫療活動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為中心，在診斷治療過程中貫穿尊重病人、關懷病人的思想，主張建立醫患之間的合作關系等等。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開宗明義地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求含靈之苦……勿避險希、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1]在非典危機中、在汶川大地震中，這些寶貴的醫學人文精神遺產在現代社會仍閃耀著驕人的光芒。當代中國醫務工作者以自己的行動，實踐了“大醫精誠”的優良傳統，奏響了中華民族昂揚向上、不屈不撓的時代最強音。他們無私無畏、頑強拼搏的精神，將永遠為人民所銘記，為歷史所銘記。

 

強調人體的整體性、人體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是古代東西方醫學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醫生在治病過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療，而駐張機體的整體髓復。中國傳統醫學"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體觀念，更是集中地反映了這一點。中醫學非常重視人體本身的統一性、完整性及其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一是認為人體與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變化隨時影響著人體，人類在能動地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維持著正常的生命活動。二是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構獻體的各個誠部分之間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功會吐相互協調、互為補充，在病理上則相互m這里當然也包含著人體與情志、人體臟器與情志之間的關系。情志，即“七情’、“五志”古人認為，人有五臟化五氣，喜、怒、悲、憂、恐，叫作五志。七情即喜、怒、憂、思、悲、恐、驚。情志的改變可能使人發病，祖國醫學早在2000多年前《黃帝內經》一書中就有詳細記載。情志的變化也和臟腑密切關聯，中醫認為一定的臟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它們的關系是，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憂、腎主恐。過喜則傷心;過怒則傷肝;過思則傷脾;過憂則傷肺;過恐則傷腎。人又是一個有機整體，且五臟六腑相互縣、相互影響，故某1情志對某一臟的影響也不是絕對的，或者可以這樣說，以本臟為主，同時也可能傷及他臟。因此，如果病人軀本上有不適，往往會導致精神上的問題，而精神上的問題往往會導致疾病的產生或加重，從而使人遭受軀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這種機體自身整體性和環境統一性的思想貫穿于中醫的生理、病理、診法、辨證、治療等整個理論體系之中。所以，治病不僅應當注意有病部位，而且也應當關注整體上的反映，包括情志對臟腑，乃至對整個人體的影響，并注意對整體上的(包括對情志上的)調節。因為醫生通過舒緩病人的精神壓力和對其精神情志上的調節，將有益于疾病的治療和康復。所以在竭力為病人尋求治療和緩解疾病措施的同時，更注重X對待病人的態度和行為方式，通過對病人的同情、關心、安慰等人文關懷，給予病人情感的關照和疾病的治療。

 

2醫學人文精神是臨床醫學發展至今的應有之義醫學的目的是診斷、治療、預防和控制疾病，維持人的身體及心理健康。要實現這一點，就不僅要在個體、系統、器官、組織、細胞、分子等微觀層面上，而且要從家庭、社會、生物界、地球等宏觀環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現象的本質和相互聯系。臨床醫學的目的和對象具有人文取向性，因此，臨床醫學將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哲學的精神思維、文學的心靈情感、經濟學的利益權衡、法學的權利維護和倫理學的道德培養等人文社會科學內容。醫學的對象是人，是社會的人。因此，這就決定了醫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認識社會，而且要做到正確了解疾病(醫學知識)、人(人文知識)、社會(社會知識)之間的關系，這既是醫學社會性、藝術性、知識性的體現，更是完整地把握疾病的必然要求。因此，重技術輕人文既不利于整體把握病情，也不利于對患者的治療。所謂“見病不見人”是醫之大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在西方醫學技術的影響下，我國醫學界重技術輕人文的現象日益嚴重。此種現象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化，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載體、醫療技術施與的對象，醫患之間很少交流，對病人的體驗毫不關心。二是商業化，把病人只看作消費的主體，導致醫學邊界無限擴張，醫療腐敗現象屢見不鮮。這也從反面告訴我們:必須十分重視醫學人文精神在醫療衛生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則付出的代價將是沉重的。

 

目前，醫學的發展己使醫學人文精神的傳統在臨床醫學中由迷失到被急切地呼喚到回歸。一是醫學發展使醫學人文精神的傳統在臨床醫學中產生迷失和斷裂。20世紀，醫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化醫院里裝備了各種診斷儀器和設備:從X射線、心電圖、電鏡、內窺鏡、示蹤儀、超聲診斷儀，到自動生化分析儀、CT掃描、正電子攝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憑借這些儀器設備，醫生們能準確、動態、自動地診斷、分析疾病原因和機體的功能變化。腎透析機、心肺機、起搏器、人工臟器等在臨床治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化學藥物、器官移植、生殖技術、介入性治療等提供了多種有效治療手段。不斷涌現的現代化診斷、治療技術，將醫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尋找致病原因、分析數據、發現細胞或分子的結構和功能變化上。而為了更準確、有效地診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類型分類的臨床專科和亞專科也紛紛建立，使病人越來越被簡化為因機體的某一部位損傷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換零件的生命機器。醫學專業化的發展同樣也導致了醫療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為病因、病原、癥狀、體征等單個的詞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紛紛被轉化為檢驗單上的數值和各類影像圖片。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作為一個病人為病所代替，作為一個病人的整體，在現代醫學診療過程中被逐漸消解了。醫學中傳統的人文精神在現代科學技術洪流的沖刷下發生了迷失和斷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技術上出現的至善主義，使醫學發生了異化現象。這就是診斷治療的機械化、自動化、計算機化使醫生遠離病人的非技術接觸，導致醫療程序的非人格化、裝配線化、超市化。不斷更新的診療技術導致醫生花費更多的時間研究技術、追逐結果，而不是在病人床邊聆聽病人的陳述和増加與病人交談，醫生更加愿意關注的是軀體問題而不是病人的情感。疾病被看作是細胞或分子結構和功能的異常，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在提高效率的名義下，給予個體病人的時間被壓縮到最少。面對候診室外排滿的病人，醫務人員精疲力竭，即使主觀上有強烈愿望也沒有多少時間給患者以人文關懷。隨著醫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形成的“技術至善論”又將人們鎖定在醫學的幻想中：即人類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機器的零件一樣損壞后可以更換。但在具體的醫療實踐中卻出現了醫學發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出現了以藥物保障健康的現代迷信;醫源性和藥源性疾病的増加;臨床醫學昂貴的治療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決其健康問題等。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醫學的異化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專科化消解了整體性的人，技術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場化漠視人的情感，，的現象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批評。

篇10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339.3+5

【文章編號】 1000-9817(2010)01-0001-04

【關鍵詞】 生長和發育;健康狀況;兒童;農村人口

留守兒童問題并不是某個國家、某個地區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獨有問題,而是具有一定時空變遷的共性問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06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估計,我國農民工子女已經達到4 300萬,其中2 300萬是留守兒童[1]。全國婦聯2008年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研究報告》顯示,根據2005年全國人口1%抽樣調查的數據推斷,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接近5 800萬,這一數字仍在逐漸增加。兒童留守這一改變人類進化過程中形成的教養方式,勢必引起兒童發育和健康的損害。然而,對留守兒童的發育和健康研究,困惑頗多,需要拓展視野,跨學科、多水平開展研究。

1 研究困惑

“留守兒童”一詞最早出現在1994年,一是指因父母出國工作或求學而留在國內的兒童;二是指因父母外出打工而滯留在農村的兒童。2000年后,有關農村留守兒童的文獻逐年增多[2]。不同學科領域、不同學者都在圍繞留守兒童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成果頗多,然而在研究對象界定、研究設計的規范性和研究的價值取向等方面仍需進行深入的探討。

1.1 留守兒童的定義不一致 留守兒童的實質是一定時期的親子分離,即至少是親代中的父親或母親一方有一定時期的親子分離現象,這種親子分離現象又同人口遷移緊密相關。從歷史眼光來看,符合這種定義的留守兒童現象,在中國的人口遷移歷史上早已存在。

目前,界定留守兒童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父母外出類型。父母外出是留守兒童概念構成的核心部分。在已有研究中,不同學者對父母外出這一特征的要求仍然存在分歧,即按一方在外務工[3-4],還是父母雙方均外出務工[5-6]界定為留守兒童還沒有統一。(2)判別留守兒童時間標準。從既有的研究來看,有部分學者提出過3個月、4個月或0.5 a的時間作為留守兒童界定要求之一[7],還有的學者則提出了“0.5 a以上”的標準[8]。不過,多數學者并不以留守時間長短作為判別留守兒童的指標。還有一些學者為了利用人口統計學數據確定或推算留守兒童的數量,采用“0.5 a”作為界定留守兒童的時間標準;一些定量研究則會依父母外出打工時間長短(如0.5 a以下、0.5～1 a、1～2 a、2 a以上等)劃分留守兒童的類型。除上述時間長短的問題以外,人們還面臨著其他2個與時間有關的難題,即一次連續的“留守”其時間沒有達到規定的長度[9],但連續幾次“留守”的時間超過規定長度的是否算作“留守”?過去有過較長時期的“留守”,但到調查時點已經結束了“留守”狀態的算不算“留守”?(3)留守兒童年齡范圍。已有研究中關于留守兒童年齡的使用差別較大,在年齡上限限定中,有定義為14歲以下[10]、16歲以下[11]或18歲以下[12],也有籠統地指“就讀于小學與初中的兒童少年”[5]、“尚處于九年義務教育適齡階段的孩子”[13]或“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等[14]。

基于對以上爭議的思考,筆者建議“農村留守兒童”標準界定如下:農村留守兒童是指不能隨外出務工、經商或從事其他活動的父母一方或雙方生活,而留在家鄉由父母一方或監護人教養或自我照顧的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實際應用時,留守時間應連續6個月以上。“既往留守兒童”可界定為在過去某一時期,連續留守6個月以上的兒童。

1.2 研究范圍和研究設計的局限性

1.2.1 研究力量分散 研究力量分散所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不能形成優勢和合力,極大地削弱了研究的成效。無論兒童少年衛生學專業工作者,還是兒童心理學專業工作者,乃至社會工作者,調查的留守兒童、家長、教師計有數萬人之多,規模十分可觀。但各個調查自行其是, 研究成果不能形成整體;同時交流甚少,信息不能充分利用的現象仍然存在[15]。

1.2.2 研究范圍有諸多缺失 從研究對象所在地域考察,現有研究較好地覆蓋了湖北、江西、福建、四川、安徽等省份,而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同樣突出的重慶、貴州、云南、寧夏、內蒙等地的調研并不多見,因此,研究結果有可能還未充分反映全國的情況。

從研究對象的年齡和身份考察,目前絕大多數研究只關注了正在經歷留守生活的小學與初中兒童。聯合國兒童權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對兒童的界定是不滿18歲的人,因此對高中和學前留守兒童的忽視是一種缺失。不過,更為明顯的缺失是,那些曾經長期經歷留守生活,而目前已經失去“留守”身份,或“學生”身份,或“兒童”身份的人,幾乎還未進入研究人員的視野。

研究范圍多局限在道德品質[16]、心理衛生問題和傷害[17]、行為及交往問題[18]、教育問題[19]、權益保障問題和社會支持系統等[20],對留守兒童發育和健康的其他方面關注較少。

1.2.3 研究設計不能回答因果關系 從設計上看,多數是描述性研究,偶見質性研究報告(qualitative study),隊列研究和干預研究基本沒有。而在描述性研究中,又集中了橫斷面研究和個案分析,這些研究設計不能回答留守與兒童心理行為等問題的因果聯系。在目前數量有限的質性研究報告中, 大多研究者對調查的內容、提問的方式和實施研究的具體步驟缺乏明確介紹, 致使質性研究方法的規范性大打折扣。

迄今,對全國留守兒童的總體規模、結構、分布、生活狀況、學習情況、心理特征等還沒有清楚的認識和了解,對這一問題的把握目前還只是處于個案的現象描述階段,而對留守兒童的衛生保健需求、營養狀況、心理行為問題的性別差異、青春發動時相的改變等則一無所知。

1.3 研究結論的不一致性 研究方法比較隨意的現象嚴重制約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由于抽樣方法不同、研究對象的界定不一致、親子分離的時間、撫養者性質(父母一方、長輩、其他親屬撫養)不同,無法進行研究之間結論的比較和外推。

已經形成的與留守兒童有關的一些基本結論還相互矛盾。如留守現象對兒童的學習成績是否存在影響, 影響的程度如何,學術界存在不同的觀點。有相當多的學者在調查研究中發現,父母外出務工對“留守兒童”的學習有較大影響。但也有學者認為,整體上“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學業行為上沒有顯著差異[21]。

部分研究明顯地帶有先入為主的傾向。在研究方案設計、資料收集、數據處理和分析的各個階段,更關注與留守兒童有關的“負面”問題,研究的客觀性、中立性不夠。

2 從生態學看留守兒童的成長環境

美國心理學家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的兒童發展生態理論模型(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22],從生態學的研究視角獲得了兒童社會性發展方面的新認識,是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發展理論流派。Bronfenbrenner特別強調“生態”對發展的重要意義。所謂“生態”指的是有機體或者個人正在經歷著的,或者與個體有著直接或間接聯系的環境。他認為,兒童發展的生態環境是由若干相互鑲嵌的系統組成。兒童生態環境的第1水平是微觀系統(microsystem),包括家庭和學校。兒童生態環境的第2水平是中間系統(mesosystem),指兒童直接參與的微觀系統之間的聯系與相互影響。例如,家庭環境的質量就有可能影響到兒童在學校中的自信心和同伴關系。兒童生態環境的第3個水平是外層系統(exosystem),指兒童并未直接參與但卻對個人有著影響的環境。如兒童父母的工作環境就有可能影響到他們在家庭中的行為,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撫養和教育質量。兒童生態環境的第4個水平是宏觀系統(macrosystem),指兒童所處的社會或亞文化中的社會結構的組織或意識形態。Bronfenbrenner的生態學模型表明,宏觀系統的變化(如職業狀況的變化)會影響到外層系統(如父母的工作經歷),進而會影響到兒童的微觀系統和中間系統,因此對兒童發展的分析就不能僅局限于兒童直接接觸的微觀系統,而應全面考察各層系統及其相互聯系。Bronfenbrenner認為,人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在日益復雜的水平上連續不斷地認識和建構生態環境的過程。兒童首先認識的是父母,然后是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幼兒園或學校環境,最后是更為廣闊的社會。兒童生態環境的變化也即“生態過渡”,在兒童發展過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兒童面臨生態過渡的挑戰,必須學會適應,在適應中獲得發展。因此,Bronfenbrenner認為,觀察兒童如何應對生態過渡是理解其發展的最好基礎。對于留守兒童來說,家庭中父母的缺位首先就是其“社會環境”中最重要條件的缺失。家庭就如一個系統,親子次系統在留守兒童的家庭中基本處于真空的狀態,所謂的“隔代撫養”、“同代撫養”都無法彌補家庭結構的這一缺憾,從而導致家庭中出現情感饑渴、權力混亂、規范缺失的現象,他們都是導致留守兒童性格和行為偏差的直接原因。

此外,學校教育沒有對留守兒童給予特殊的關注,從而導致留守兒童無法在學校、同學這些重要的“社會環境”組成要素中得到正面的支持,反而遭受了“受排斥和欺負”這樣的負面影響[23]。而社會制度、政策的不合理造成的城鄉有別對留守兒童產生的影響也是十分顯著的。首先它是造成留守兒童留守農村的根本原因;其次,這種制度帶來的差異也直接導致了留守兒童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轉變與偏移。

生態學模式認為,個人、家庭和小群體在由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會產生一些過渡時期的問題和需要。人的成長過程會經歷許多這樣的轉變,例如上學、青春期發育、工作、結婚等。對于農民工家庭來說,農民工自身、子女、親人以及整個家庭都會因為外出務工這一轉變而產生許多問題。特別是留守兒童本身面對成長發育就會有許多需要,而在這個原本充滿許多困惑和動蕩不安的年齡,他們最基本的源于父母的情感需求卻沒有辦法得到滿足。此外,在城市與鄉村的矛盾與融合之中傳承的代際經驗也對他們的價值觀、情感等產生了重要影響。

“適應”在生態學的觀點中是指根據環境的條件調整自己,以便繼續有效地發揮功能,這其實意味著一種變化。“應對”是適應的一種形式。“適應”強調對新環境的肯定或否定的反應,“應對”強調努力克服困難、處理問題。留守兒童要適應父母離家的變化,要適應與其他監護人生活的現實,甚至要適應自己獨自承擔家庭重擔的困境,總之,對于成長中的他們來說要面對太多比其他同齡人更復雜的適應。適應是需要付出努力的,除了留守兒童自身的努力之外,社會環境改變來適應留守兒童也是同樣甚至是更為重要的。但是,就目前來看,社會環境在“父母”這一條件無法滿足的前提下并沒有做出積極的改變,而是更多地強調留守兒童自身的“應對”,這從兒童心理發展的角度來說也是極其不合理的。當留守兒童無法適應當前的改變時,取而代之的便是對社會、對家庭、對父母的怨恨,逆反心理就是一種否定的“適應”方式。

3 從進化心理學看留守兒童的撫養

生活史理論(life history theory)源于進化心理學(evolution psychology)或社會生物學,主要用來探討人類(或動物)心身發展過程中某些特質的時間表(timing)問題。如性成熟的年齡(初潮的年齡、首次與初次生育的時間)、斷奶的年齡、出生間隔、幼兒死亡率、后代身材大小、后代數量(包括每胎數量)與質量、圍絕經期與閉經等,這些心身問題都是與心理行為進化發展相聯系的現象。目前心理學對人類生活史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于青少年性成熟的原因及其發展結局。Ellis從生活史理論探討了女孩青春期發展的時間表問題,并對解釋加速或減緩青春期發育的各種理論進行了比較與評價。Ellis認為,兒童發育的時間表作為一種整合的發展策略條件性地改變了兒童期的長度,這反應了家庭環境的性質與構成,高質量的社會發展環境有利于兒童期的延長(延遲青春期),而不利的社會發展環境可能縮短兒童期,加速性成熟[24]。根據以上理論似乎可以形成這一假說,即童年期甚至嬰幼兒期的親子分離可能造成留守兒童青少年的生殖策略改變,使留守兒童青春發動時相提前。

根據Trivers(1972)的父親投資理論(paternal investment theory)[25],環境不利會改變個體的生殖策略。進化心理學認為,個體的生存與生育就是依據進化策略動態分配資源給成長(growth)、穩定(maintenance)與生育(reproduction),有限資源的分配具有排他性,如用于生長發育的資源不可能運用于穩定與生育[26],個體如果把有限的資源優先用于生育而不是成長,個體的生育時間表可能就會提前,性成熟時間提前,生育策略主要關注后代的數量并且可能使后代的性別主要集中于女性,以獲得較大的后代生殖機會,可以通過有限的資源使人類的基因復制達到最大化。

父親(父愛)缺失(father absence)指由于分居、離婚、死亡等原因而導致的兒童缺少父親的關懷,缺少父愛的現象。在我國,外出務工是最常見的父愛缺失的原因。父親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影響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西方學者對父親缺失的很多研究成果值得借鑒,但大部分集中在父親缺失對兒童的性別角色認同、學業成績、認知、生理發育、外部行為問題的影響上,關于父親缺失對兒童深層心理的影響探討得并不多。而且西方學者所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父母離婚、父親離家出走、死亡等方面,對另外一種父親缺失狀態,即父親長期由于工作需要外出導致的父親缺失,對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少。關于父親缺失對兒童所產生影響的實證研究在國內尚處起步階段,而在留守兒童中的研究尚未開展;且大部分集中于理論性質的探討以及介紹國外的研究成果。由于經濟、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西方學者的結論是否適合我國的文化背景仍是尚待檢驗的問題。另外,父親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影響與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體系中,父親的作用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應該提倡在中國文化背景下,通過借鑒西方學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考慮中國父親缺失的特定背景與西方國家的差異,針對中國父親缺失在留守兒童發展上的獨特作用進行相應的研究,以促進留守兒童更優發展,這也應成為當前留守兒童發展生態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墨西哥一項前瞻性隨訪研究發現,在貧窮的農村地區移民所致的父親缺失與兒童疾病發生率上升相關。該地區父親缺失兒童總體疾病、腹瀉發生的概率分別高于沒有父親缺失兒童的39%和51%[27]。

早在1965年,Whiting發現嬰兒期與親生母親(biological mother)的分離與女性月經初潮提前有關。Joner(1972)研究報告,父親缺失的女童月經初潮年齡早于無父親缺失的同伴。隨后有關家庭環境與青春期發育、性成熟等研究逐漸增多。Draper和Harpending(1982)提出假設,父親缺失會導致女性更早表達性興趣及發生。Belsky認為,早期應激性撫育環境(early stressful rearing environment)是改變兒童青少年繁衍策略(reproductive strategy)的重要因素[28]。這些應激性撫育環境包括父母離婚、家庭沖突、父親缺失、不信任的配偶關系以及不安全型依戀等,可能通過增加兒童青少年內化發生的風險、改變體內脂肪代謝等途徑,導致青春發動時相提前。個體對童年期(甚至更早至嬰幼兒期)的早期經歷中某些特質尤為敏感,成長于支持性、穩定的家庭環境中的兒童,青春期發育速度較慢,生殖啟動時間相對推遲,而且成年后配偶關系更穩定。在此基礎上,Ellis[29]又對該理論進行了拓展,認為父親在女兒性發育過程中起到了非常獨特的調節作用,其作用甚至超過了兒童成長環境中的社會心理應激因素和其他支持性因素。

父母忽視(parental neglect)與同伴壓力也具有類似于父母缺失的效應。實際上青春期生活史主要探討上一代對下一代的生存與生殖的影響問題。這些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可以控制家庭與社會生態背景中某些變量來改變、推遲青春期,提高女性青少年的生育潛能,以獲得較好的發展結果,如父母關系融洽與增加父女相處時間等都可能會導致后代形成指向未來的生育策略,獲得較好發展結果。父親缺失或家庭壓力是否也會對留守兒童青少年的生殖策略產生影響,現有研究資料尚不能回答這些問題。

4 創新留守兒童發育與健康的研究思路

4.1 創新研究模型 兒童的成長環境與發育模式及終身健康密切相關,包括早期營養和情感環境不良的編程作用(programming)、脂肪重集聚時間提前與青春發動時相提前及肥胖的關系、缺失的父愛和/或母愛對未來家庭的長期影響。

將生態學理論引入留守兒童的研究,可以從宏觀上理解家庭、社區、學校、社會保障制度、社會風氣、法律制度等對留守兒童的發育和健康影響,評價環境對兒童發育結局的累積效應和時間動態效應等;也可以將環境與兒童的遺傳易損性結合,更深入探討環境與遺傳的交互作用對留守兒童的生活質量的影響作用。

將進化心理學理論引入留守兒童的發育與健康研究,探討童年忽視、父愛(母愛)缺失等生活經歷與留守兒童青春發動時相提前及其內化問題、外化問題增加的關系。

將人類疾病與健康問題的發育起源理論(developmental origin of health and disease, DOHaD理論)引入留守兒童研究[30],闡明留守兒童早期營養及其教養環境對終身健康的影響。

4.2 多學科聯合,力求在研究內容方面有所突破 留守兒童研究是一個跨學科、跨專業的領域,需要多學科的充分參與。然而,一些研究專注于本學科領域而忽視了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使留守兒童研究缺乏整體性和深入性。

以往的研究多是對留守兒童認知、道德、性格及學業成就及身心健康狀況的研究,而對留守兒童個性與社會性發展的研究和實際干預性的研究較少;對留守兒童心理行為問題研究較多,對形成心理行為問題的中介因素研究明顯不足;對留守兒童的傷害問題關注較多,對他們的其他健康問題關注較少;對留守兒童的營養不良關注過多,對他們的營養過剩關注不足。

多學科的研究視角形成了留守兒童研究百花齊放的局面,以留守兒童心理行為問題研究為例,通過標準化的量表和實證統計,分析留守兒童的心理行為問題雖得出了豐富的結果,但由于缺少對留守兒童日常生活和內心感受的體驗,孤立的心理測量使研究結論顯得生硬而表面化,因此需要對留守兒童生活和內心的真實了解,對不同年齡段留守兒童的生理、心理發展特點和需求深入揭示,方能闡明留守兒童心理行為問題特征;另外,還應結合當今的兒童心理發展的前沿問題進行研究,如腦與神經認知科學,探究留守兒童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產生的認知神經機制。

4.3 擴展多水平設計,開展我國兒童早期撫養模式與發育和健康關系的隊列研究 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的撫養模式不同于國外的親屬撫養(kinship care)模式[31]。從監護人的角度看,我國留守兒童有單親撫養,其中母親撫養多,父親撫養少;有親屬撫養,以祖父母、外祖父母為主,其他親屬撫養少;甚至還有年長兒童帶養年幼兒童。從早期撫養階段看,有斷乳后即與父母分離的兒童,又有在不同年齡留守的兒童;從時間上看,有短期和長期留守者。這些特征決定了早期撫養模式多樣性,對兒童發育和健康影響性質和程度也存在明顯的不同。例如,父愛缺失對兒童發育影響可能存在性別差異;嬰幼兒時期分離,親子依戀難以建立;祖父(外祖父)輩撫養給兒童提供的約束環境不足[32];教養方式不同與膳食營養不均衡的作用等。

回答上述問題,需要從生態系統水平、人群健康水平、個體水平和分子水平上開展留守與兒童發育和健康的影響研究。最佳的科研設計應是建立不同撫養模式人群隊列,細致評價留守兒童生存、教養環境,測量不同年齡階段留守兒童的發育、行為、健康指標,分析時注重控制混雜因素,做出留守兒童早期撫養模式與發育及健康狀況因果關系的研究結論。

5 參考文獻

[1] UNICEF. The 2006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Report. [EB/OL](2009-10-28). 省略/sowc06/fullreport/full_report.php.

[2] 任運昌.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研究的進展與缺失.中國教育學刊,2007(12):22-24.

[3] 葉敬忠,王伊歡,張克云,等.對留守兒童問題的研究綜述.農業經濟問題,2005(10):73-78.

[4] 吳霓.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調研報告.教育研究,2004(10):15-18.

[5] 呂紹清.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研究.中國婦運,2006(6):19-25.

[6] 王東宇,林宏.福建省248名中學“留守孩”的心理健康狀況.中國學校衛生,2003,24(5):521-522.

[7] 張利洪,劉洲.芻議“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4):122-124.

[8] 王秋香,歐陽晨.論父母監護缺位與農村留守兒童權益保障問題.學術論壇,2006(10):137-140.

[9] 羅國芬.從1000萬到1.3億:農村留守兒童到底有多少.青年探索,2005(2):3-6.

[10]段成榮,楊舸.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人口研究, 2008,32(3):15-25.

[11]王艷波,吳新林. 農村“留守孩”現象個案調查報告.青年探索,2003(4):7-10.

[12]湖北省婦女聯合會.關于我省農村留守兒童現狀的調查與建議.世紀行,2007(2):15.

[13]陳牛則,謝茂華.留守兒童就學調查及其權益保障的對策思考.農村教育,2006(12b):7-9.

[14]賈香花.家庭教育“缺位”與學校教育“補位”:農村留守兒童人格發展問題及解決路徑.遼寧教育研究,2007(5):34-36.

[15]周福林,段成榮.留守兒童研究綜述.人口學刊, 2006(3):60-65.

[16]謝永華.打工族子女德育的困境與出路.江西教育科研,2000(9):15-16.

[17]程紀奎,袁長江,陶芳標. 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衛生問題和傷害.中國學校衛生,2007,28(7):652-653.

[18]李慶豐.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對“留守子女”發展的影響.上海教育科研,2002(9):25-28.

[19]崔麗娟,郝振.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困境的反思及對策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07,36(11):81-85.

[20]曾天雄,何紹華.“留守兒童”權益維護的“三維一體”模式研究.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0(4):75-79.

[21]李慶豐.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對“留守子女”發展的影響.上海教育科研,2002(9): 25-28.

[22]BRONFENBRENNER U, CECI SJ. Nature-nurture reconceptualized i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A bioecological model. Psychol Rev, 1994,101(4):568-586.

[23]WATERS SK, CROSS DS, RUNIONS K. Social and ecological structures supporting adolescent connectedness to school: A theoretical model. J Sch Health, 2009,79(11):516-524.

[24]ELLIS B. Timing of pubertal maturation in girls: An integrated life history approach. Psycholl Bull, 2004,130:920-958.

[25]TRIVERS, RL.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CAMPBELL B.Ed.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descent of man. Chicago, IL: Aldine, 1972:1 871-1 971.

[26]HILL K, KAPLAN H. Life history traits in humans: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ies. Ann Rev Anthropo, 1999,28:397-430.

[27]SCHMEER K. Father absence due to migration and child illness in rural Mexico. Soc Sci Med, 2009,69(8):1 281-1 286.

[28]BELSKY J, STEINBERG LD, HOUTS RM, et al.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Family rearing antecedents of pubertal timing. Child Dev, 2007,78(4):1 302-1 321.

[29]ELLIS BJ, ESSEX MJ. Family environments, adrenarche, and sexual maturation: A longitudinal test of a life history model. Child Dev, 2007,78(6):1 799- 1 817.

[30]WADHWA PD, BUSS C, ENTRINGER S, et al.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Brief history of the approach and current focus on epigenetic mechanisms. Semin Reprod Med, 2009,27(5):358-368.

[31]RUBIN DM, DOWNERS KJ, O'REILLY ALR, et al. Impact of kinship care on behavioral well-being for children in out-of-home care.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8,162(6):55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