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醫師承教育的建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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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醫師承教育的建議

篇1

1知識觀解讀:教育的內在價值線索

1.1知識觀的歷史發展

從古至今的哲學一直在思索什么是知識,人類對知識理解經過了不同的發展歷程:古代知識觀以宗教或神學為依托,追求形而上學的知識,希望為世界提供終極性的本體論解釋;現代化哲學觀以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為分界點,實現了“知識論轉向”,希望能讓知識庇護在現代科學的光芒之下,強調知識的普遍性、客觀性、中立性、統一性;后現代知識觀以現代知識觀批判者的角色登場,追求知識的境域性、個體性、差異性,通過對現代知識觀的質疑、批判與超越,改變現代知識觀對社會的壟斷,具有一種強烈的解釋學意味。

1.2知識與教育

“知識觀與教育的固有聯系不可能也不應該被斬斷。”叫特定的知識觀總與特定的教育模式緊密聯系,首先,知識是教育進行代際傳遞的重要內容,離開一定的知識觀,教育無法進行;其次,知識是教育得以進行的載體,其他的教育影響主要附著于知識之上進行;第三,教育反過來作用于知識,教育是知識的生產母體,在教育的不斷良性循環中推動知識世界的豐富完善。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知識觀都有其特定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很難以某一種知識觀應對所有的教育問題。雖然西力一文明興起以來的數百年問,西力一學者努力以西力一知識體系的標尺來整合所有人類形成的知識。然而,這種嘗試的結果卻是人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文化差異。

1.3中醫知識觀的特點

中醫知識是人類文化長河中獨特的一支。與西力-醫學知識不同,中醫知識往往“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其知識的大部分屬于隱性知識的范疇川。中醫藥知識往往世代傳承,具有典型的隱性特征。‘已更多立足于中醫藥學家長期的臨床實踐與體驗,在過去往往為個體所獨有,難見諸于文字。中醫藥知識與西力一傳統的生物醫學知識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類知識體系。當代中醫師承教育的興起,一力一面暴露了院校教育的不足,另一力一面則允分體現著中醫知識特征的內在要求。因此,中醫高等教育需要高度關注中醫的知識特征,以適合于這種知識建構特點的教育模式來促進中醫藥教育的發展。

2中醫師承教育研究的知識觀解析

中醫師承教育雖然源遠流長,但面對肇始于西力一的現代教育制度,特別是現代工業文明背景下批量生產式的教育培養機制,因其“效率低下”而飽受垢病,處于比較尷尬的境地。究其原因,未允分認識到中醫知識觀與西力一醫學體系的差異,未允分重視教育模式與特定知識觀的匹配問題是其關鍵。

2.1傳統師承實踐中的知識觀解析

以傳統師帶徒的力一式在中醫高等院校內或醫療機構展開師承教育是當前師承教育的主要實施力一式,同時亦是被垢病之所在。例如,上海的師承學位班川,湖南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師承培訓叫等,基本保持了傳統中以師承教師為核心,通過跟師臨證的力一式展開,與傳統做法基本沒有差異。亦被認為容易導致門戶之見、缺乏規范性、效率低下、簡化和忽視西醫知識等不足川。從知識觀角度來看,上述中醫傳統師承的缺陷卻正是中醫自身的特點所在。中醫辨證論治的精髓決定了每個醫者都會有自己獨特的解決問題的力一式,每種病都需要根據當時當下的各種情況對診療的力一案與策略進行靈活調整與運用。而這種特點將必然導致所謂門戶之見、缺乏規范性等“缺陷”。因此,傳統師承的實踐需要考慮特定的知識結構特征,走出一條與西力一醫學高等教育不盡相同的道路。

2.2傳統師承改造研究的知識觀解析

與實踐領域對中醫知識觀的忽略相類似,理論研究亦未能擺脫這一傾向。基于對傳統師承的批判,有學者提出應對傳統師承力一式進行改造,以適應中醫高等教育體系。如將傳統師承抽象成為課程川,將傳統師承以補充臨床實習的力一式納入等叫。然而,這些建議雖然能夠保留傳統師承的形式,卻有可能會失去師承對傳續中醫臨床知識經驗的價值。這些建議未能避免從西力一醫學教育的角度來評判中醫。近代中醫高等教育本身即來自于對西力一的學習,而不是對中醫自身規律的研究。中醫有自己獨特的知識結構,其中以隱性知識為主川,而西力一醫學則是以顯性知識為主建構起來的。從知識觀來看,中西醫學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對傳統師承的改造與當代中醫院校教育整合的研究,必須以中醫知識觀為基礎。

2.3傳統師承的借鑒與整合研究的知識觀解析

借鑒西力一醫學教育中的經驗,探討傳統師承與中醫院校教育的整合亦是當前師承教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例如,通過對比牛津導師制與傳統師承,進而探討在中醫高等教育體系推行導師制的可能性mo。然而,這類力一法往往只關注了那些形式上相似的制度,卻并未注意從知識內涵層面尋找比較對象。長期以來,向西力-學習的經驗讓我們不自主地容易產生西力一醫學教育比中國傳統醫學教育先進的先在理念,這導致在借鑒過程中容易出現不顧自身特點,一味強調西力一優秀的傾向。但正如上面所討論的,既然教育模式是為特定的知識觀服務的,那么借鑒就首先要考慮借鑒對象的知識特點,只有立足于知識觀的特殊性,對西力一醫學教育模式的借鑒才是有意義的。

2.4重視中醫知識觀的特殊性是中醫師承振興的關鍵

中醫師承教育正在興起,這體現了中醫知識觀的特殊性越來越受到關注。實際上,中醫師承在建國后長期被排除在院校教育之外,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重新開始受到重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院校教育在中醫隱性知識的傳遞上存在先天短板,而師承教育在這力一面的作用則是有口共睹的。師承的興起在提醒我們,中醫和西醫的知識觀存在著重大差異,脫離中醫知識觀特殊性的教育容易喪失自身特色,進而阻礙中醫的發展與興盛。此外,教育本身對知識的建構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中醫師承體現著中醫知識的最本質的特征,重視中醫知識觀的特殊性是中醫師承振興的關鍵因素之一,同時,也必然會導致對中醫知識觀特殊性的更深入探討。

3以中醫知識觀為核心的中醫高等教育再構

3.1以本土為主,借鑒西力一有益經驗

師承制度在中醫師的培養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須努力協調師承教育與現代學校制度之問的關系,使學生能夠既有中醫學的知識與能力,又具有更為開闊的世界性醫學眼界。總體而言,“西力一現代制度,從市場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到民主政治,幾乎己全球化,啟蒙的-些價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己為大多數的現代化國家的人們所承認”mo,具有較多可以參考的地力一,而且,西力一高等學校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時代,比我國的近代大學要早幾百年,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有許多東西可以供我們借鑒。不過,雖然西醫的帶教力一式確實能夠幫助學生學會許多有積極意義的經驗、技能,卻并不能讓我們放棄師承教育理應堅守的教育立場,尤其是作為精華的、具有本土傳統的醫學價值取向與實踐操作的經驗,這對于中醫師承教育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也是中醫師承教育能夠繼續走下去的根基所在。

3.2以學院為主,吸納草根力量參與

當前中醫呈現出民問與學院兩個重要的發展取向,在民問有大量真正具備豐富的中醫臨床經驗的醫生,但口前民問與學院基本上徑渭分明,沒有太多的交往與溝通,民問中醫處于邊緣化的地位,甚至處于一種被正統看不起的角色定位。實際上,民問的許多中醫人才具有較高的水準,將他們稱之為草根絕不意味著水平的高低,而是從掌握資源的角度進行的權力話語界分。他們是傳統中醫發展的非常重要的支柱,也是不可多得的中醫教育資源。學院派與草根力量互動合作取得成功不是沒有先例,我國西部唯一個以客家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機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廣泛吸收高校、科研機構和地力一文史工作者等力一力一面面的力量參加,在推進西部客家文化研究與開發中起到了巨大作用yz}。盡管合作發生的領域不一樣,但是,其中的道理和路徑是完全可以遷移的。

3.3以“術”為主,提升“道”的修養

中醫的精髓在于臨床實踐,這也是醫學存在的根本立意所在,傳統的教育力一式過于強調理論,對于將理論轉化為臨床卻力量有限。因此,一定要加強“術”的培養,在臨床帶教過程中讓學生學會一些實踐操作力一法,而不是輕松地坐而論道。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道”的修煉,當前臨床帶教的培養制度,由于受到時問制約,而且不停地在不同的科室輪流學習,無法在某一個中醫師那里得到較為長期的指導,也很難得到作為中醫診斷治療靈魂的靈活性,而從“道”的角度來說,這會影響學生對中醫學更深入的把握與體會,客觀上亦導致了許多學生在畢業后,更習慣于以西醫力一式開藥,而不是看中醫之道。總之,“道”“術”結合才是中醫師成長的路徑。

3.4以外顯為主,關注內隱知識轉化

篇2

關 鍵 詞: 軍校與部隊合作 軍事職業教育 改進建議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6)08(b)-0000-00

軍校與部隊的通力合作是提高軍事職業教育水平的重要基礎,是軍隊戰斗力生成的重要條件,我軍院校自從實施軍事職業教育以來,逐步認識到軍事職業教育要想取得成功離不開軍校和部隊密切、高效的合作。但是在具體的合作實施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或者條件限制,軍校和部隊的合作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影響到軍事職業教育的實施效果。為此,本文分析了軍校與部隊合作實施軍事職業教育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并且根據實際情況提出改進建議和措施,以便進一步提高軍校與部隊合作的水平,使合作更加富有成效。

一、軍校與部隊合作過程中的問題

目前在軍校與部隊合作實施軍事職業教育的過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部隊的能動性沒有得到有效發揮。

在軍校與部隊合作過程中,軍校教學是合作的主體部分,培訓場所和培訓設施基本由軍校提供,承擔對學員考核的主要任務,也對學員的評價起著決定作用,二者的合作從整體上看是軍校牽頭、部隊配合,部隊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制約了部隊對學員培養發揮更大的作用。

2.部隊培訓的比重相對較低。

現行的軍校與部隊合作,基本上是先在軍校學習,最后到部隊培訓的培養模式。雖然在軍校學習時也有實踐課,但實踐教學由于缺乏真實的現場氣氛和崗位環境,學員技能的培養距離部隊需求還有一定差距。而且在時間分配上,部隊培訓時間總體上也少于軍校學習時間,必然影響學員從理論向實際技能轉化的過程。因此,由于部隊培訓的比重相對較低,軍校教育沒有與部隊訓練實現有機融合,必然制約了軍校與部隊合作的質量。

3.部隊業務部門的指導作用還不明顯。

部隊各專業的業務部門,在軍校與部隊合作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還不是很明顯。目前業務部門主要是對部隊各崗位人員實行培訓、考核,而軍校學員在部隊的培訓、考核則由軍校的教員和具體接收培訓單位負責,業務部門在軍校與部隊合作中的指導地位還沒有樹立起來,其話語權和決定權還相對較低,同樣也影響了合作的效果。

4.軍校與部隊合作培訓目標和課程體系還不完善。

軍校由于受長期學歷教育的影響,培訓的課程大部分仍然考慮知識系統的結構完整性,而沒有從任職崗位的工作任務需求出發來編排,一定程度上偏離了軍校為部隊打贏服務的培養目標;另一方面,為了迎合部隊對學員勝任崗位的顯性需求,軍校教學片面強調首要崗位任職技能的培養,削弱了學員自我發展等隱性課程的學習,影響了學員將來應對崗位流動、任務要求提升等所需能力的培養。因此,軍校與部隊合作中由于培訓目標和課程體系還不完善,也是影響合作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5.軍校與部隊合作的制度建設相對滯后。

在制度建設上上,保障軍校與部隊合作的法律法規相對缺乏,基本上是一些綱領性、指導性的文件,并沒有對部隊和軍校各自在合作中的任務做具體、明確和剛性的規定,在培訓實踐中往往缺乏有效的約束力和執行力,導致軍校與部隊從方便開展自身的教學工作和訓練任務角度出發,各自對這些政策做出不同程度的調整,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軍校與部隊合作開展的力度和效果。

二、對軍校與部隊合作的改進建議

為了使軍校與部隊合作開展地更有成效,提高軍事職業教育水平,必須考慮合作中實際的國情、軍情等具體情況,制訂出的建議措施才能切實可行,更具成效。根據目前軍校與部隊合作的實際情況,可以通過以下幾點工作作為切入點,來推動合作的進一步開展。

1.多方參與,各負其責,整體協調。

軍校與部隊合作是以部隊、軍校為主體的多層次的合作,需要多方參與的運行體制。其中,主管機關在軍校與部隊合作中要做好頂層設計和綜合協調的工作,根據實際反饋情況及時調整指導方針政策;業務部門要認真負責對有關部隊任職崗位的認定與編制工作,指導、監督培訓部隊與軍校密切磋商制訂學員培訓考核計劃和技能標準要求;軍訓部門主管軍校教學工作,協調軍校與部隊合作培訓政策的執行,以避免軍校與部隊合作時出現較大的偏差;合作部隊要根據業務部門的要求與計劃,為學員提供高質量的培訓設備和指導教官,培養好學員的各項實踐技能;軍校教育部門在軍訓部門的領導協調下,根據與培訓部隊制訂好的教學培訓計劃,以學員為主體,打牢學員的理論基礎,為學員的部隊培訓做好知識儲備。只要以上五個部門各負其責,就能夠促進軍校與部隊合作的順利實施,推動軍校與部隊合作健康發展。

2.改善教學條件和培訓設施。

根據軍校目前的教學組織實施條件,以及部隊訓練任務繁重的客觀事實,部隊訓練與軍校學習交替進行在短時期內還難以做到,尤其是一些軍校本身還遠離培訓部隊,客觀上交替培訓條件不允許,給軍校與部隊合作帶來了一定困難。可行的解決辦法就是根據自身情況,努力改善軍校的教學條件和培訓設施,在軍校內建立貼近部隊實戰的培訓場所和實踐基地,盡可能地模擬部隊的訓練環境,訓練器材既要通過軍校自己開發研制來獲得,更要通過部隊主戰裝備的調撥來獲得。這樣,既保證了學員技能培訓的質量,也相對于到部隊培訓容易實現。

3.改革課程體系、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

要加強軍校與部隊合作的有效實施,需要打破課程門類界限,把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技能培訓課、崗位實踐課混合起來實施教學。首先,在課程體系的改進上,以任職能力所需的專業知識和崗位技能重新組合課程模塊,在課程設置上以崗位分析為導向,在課程開發上以工作過程為牽引,既開設顯性課程,也開設隱蔽課程;其次,要優化教育內容,堅持理論教學為技能培養服務的理念,瞄準戰爭需要和崗位需求,理論聯系實際[1],也要著眼未來戰爭發展變化和新技術革命,實踐訓練以智力技能訓練為主,以模仿性的操作技能訓練為輔;最后,改革傳統的教學手段,將教學組織方式改變為“以學員為主體、以教員為主導”,研究、開發利于創新能力培養的教學環境和教學模式,提倡師生互動過程中創生和體驗環節[2],幫助學員在學中做,融會貫通。

4.“雙師型”教員培養和部隊教官引進并舉。

加強“雙師型”教員隊伍建設是提高教員質量的客觀要求,一方面理論教員不但有扎實的專業理論水平,還要掌握相應的專業實踐技能[3];另一方面實訓教員不但有豐富的崗位技能和實踐經驗,還要具備一定的教學功底和方法手段。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同時從軍校和部隊兩方面入手。軍校方面,既要鼓勵教員在職進修,到專業對口單位或高等學府補習充電,同時也要充分利用部隊任、代職和去部隊調研的一切機會,深入部隊學習和實踐,及時更新裝備使用和訓練作戰的最新知識與戰法,掌握最新的實踐技術。部隊方面,也應當積極配合軍校的教學工作,使軍校能夠引進業務強、技能精、有經驗的訓練骨干成為軍校的培訓教官,以彌補軍校技能訓練教員的不足,提升軍校技能培訓的質量。

三、結束語

軍校與部隊合作的使命是培養出新型高素質軍事人才,這迫切需要提高軍校與部隊合作的水平,為了更好地開展這項工作,在分析目前合作中主要問題的同時,更需要我們不斷地探索、研究軍校與部隊合作的要求和特點,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改進建議,努力建成有中國特色的軍校與部隊合作模式,為提高軍事職業教育的效果質量,為培養合格打贏人才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 黃健,何率天,王正武.加強“內涵化”教學,提高任職教育的質量[J].教育探索,2009(6):74-75.

篇3

關鍵詞: 傳統中醫教育現代中醫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走出困境

我國中醫高等教育起源于上世紀中葉,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大眾化教育,并為我國培養了大批高等中醫學專業人才,從這一點看高等中醫教育是成功的。然而,當前中醫高校畢業生整體素質下降,這使得許多人對高等中醫院校現有的人才培養模式產生了質疑,現代中醫高等教育也面臨著如何發展的困境。[1]筆者通過傳統中醫教育和現代中醫高等教育的對比研究,對現代中醫教育作出一些探討,以期對現代中醫的人才培養提供借鑒。

一、傳統中醫教育與現代中醫高等教育的比較分析

(一)選拔方式

傳統的中醫人才選拔需要通過不斷的考核,確認其醫學知識夠得上準入資格和自身道德沒有大的過失方能繼續深造學習,如此就可以確定通過的學生擁有足夠的醫學基礎和一定的道德修養。如清代造就醫官人才,分為內教習與外教習兩種。內教習是教授內監中的學醫者,外教習是教授普通平民及醫官子弟中的學醫者。外教習人員的選拔及培養均極其嚴格。按照規定:“初進醫生,自取同鄉京官印結,赴院(太醫院)具呈報明,經本院首領廳驗看后,再取本院醫士、醫官保結,由堂官(院使,院判等)面加考試。醫學可造就者,準其在院候試,挨次頂補。”這些經過重重考核、確系“通曉醫理、身無過犯”者,才可以進入外教習廳學習。[2]

現代中醫高等人才選拔的主要方式是經過高考選拔,學生只需通過相關中醫專業的分數線即可進行深入學習。這種選拔方式通過的學生具備一定的文化基礎,但在確認其是否具有足夠的醫德修養基礎和合適的學醫動機方面缺少一定的選拔標準。

(二)醫德教育

四川名醫陳鼎三曾說:“以德統才方為良醫。”傳統中醫教育在準入和學習過程中都有對學生的醫德教育,學生在接受醫學理論和實踐知識的同時,也接受師輩或者父輩的醫德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該教育模式下培養出來的中醫人才有良好的醫德修養。[3]

現代中醫教育在醫德修養的培養上主要靠學生自我控制、自我約束的能力,對學生的考查較缺失醫德教育流于形式的現象較普遍,這在一定程度上就無法保證中醫人才能否對病人負責,對自己負責,對自己從事的這一職業負責。

(三)專業知識結構

在傳統中醫教育模式下,學生學習的內容除了相關理論的書籍外,主要學習師傅或者父輩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學生往往是師傅或者父輩所屬學派的繼承人和發揚者,使得各學派有傳人。其不足之處在于學生自承師意而不易接受其他醫家、學派的學術思想,在知識結構和能力方面會有一定的局限性。[4]該模式下培養出的中醫人才,學術界限清楚,多不容易接受或兼容其他學術派別的思想與技術。

現代中醫高等教育在課程設置上將一部分的課程劃歸為西醫課程的學習,使得現代中醫人才中西兼學,沒有了知識結構單一的缺限和學術思想的派別限制,認識能力也大大加強。目前大部分中醫藥高校多學科發展,學生的專業知識結構也不斷豐富。

(四)中醫理論基礎

傳統中醫教育十分注重中醫典籍的學習,這使得學生具有較為扎實的中醫理論基礎。師承教育形式一般要求學生在學習初就必須熟記湯頭、藥性等,在應診中逐漸融會貫通。中醫帶徒,更會要求弟子認真學習《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世醫之家的家傳教育中,父輩從學生年幼時便授以脈訣等理論知識,作為定向培養,因而學生有較扎實的基礎。[4]

目前以院校教育模式為主的現代中醫高等教育,教學多以中西醫并重,有的高校甚至縮減了中醫課程,增加了部分西醫課程。中醫經典著作的學習在這一過程中被逐步壓縮,甚至處于可有可無的尷尬境地。[1]為了通過英語四、六級和學位英語的考試,中醫專業的學生花了大部分時間用于英語學習,而對中醫典籍課程應付了事成為普遍現象,致使其對中醫理論基礎的掌握不夠扎實。

(五)實踐與臨證

中醫學是一門經驗學科,在傳統中醫教育模式中,師承教育的最大特點就是將理論學習與臨床實踐合二為一。[5]學生在每天隨師侍診的過程中將中醫典籍中的經文含義、方藥用途,以及師傅辯證論治的點滴經驗同實際相印證,逐步完成對中醫概念、理論的深刻理解,特別是領悟其中某些不可言喻的意蘊。這種形式使枯燥乏味的理論、概念在生動、直觀的臨證過程中還原為具體感知。[6]

現代中醫高等教育有其優勢和特色,但現行的教學模式過于突出“課堂,教師,教材”的中心地位,學生的主要精力和時間用于聽說教、啃書本、背概念,學生只是通過機械地記憶去消化前人總結歸納的經驗。而中醫學理論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的特征恰恰是這種“灌輸式”教學方式所難以逾越的障礙,并且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被割裂為相互獨立的兩個階段,缺乏在實踐中結合理論知識的機會。[6]

(六)傳統文化的學習

中醫學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是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將中國傳統的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進行完美結合的一種獨特的醫學科學體系,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雙重屬性。因此,中醫專業的學生要想在中醫學上有所發展,就要對中國的宗教、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方面有一定的認識。[7]

師承教育歷來重視傳統文化和相關學科知識的學習,不僅提高了學生的文化素養,而且為其以后在中醫領域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如孫思邈強調醫生“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醫說》謂:“凡為醫者,須略通古今。”[3]

現代高等中醫教育往往注重專業知識傳授,而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和其他相關知識的學習。必修課中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課程很少,有些高校在選修課中設置了一些傳統文化的課程,但這很難保證學生得到較好的學習,其重要性也得不到體現。

二、對現代中醫高等教育走出困境的建議

通過對比分析,筆者認為現代中醫教育要走出當前面臨的困境,應當注意樹立正確的學醫動機和選擇適當的學醫時機,重醫德修養,注重中醫典籍的學習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以及課堂與臨證并重,等等。筆者對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加強中醫專業思想和醫德的教育

在當前高等中醫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傳統選拔方式的可行性有待商榷。因此,通過高考選拔的中醫專業學生大多數沒有明確的學醫動機和一定的中醫基礎。針對這種情況,加強入學專業思想的教育尤為重要。大學新生的知識接受能力和記憶能力較強,各中醫高校應將名家學說、醫案、經典著作、中醫面臨的機遇等作為講授內容,采用講座、課堂講授、討論等方式,使學生了解中醫的源遠流長,調動學生對專業學習的積極性,激發他們的學醫熱情。

醫德教育需要理念灌輸和行為培養雙管齊下。在理念灌輸上,各中醫高校應把“大醫精誠”的思想通過深化和衍化融入到辦學理念中,成為校風、學風的核心思想;各中醫高校可設置醫德修養的課程,通過課堂教育,培養學生的公共精神、社會責任感、醫生的使命感。在行為培養上,各中醫高校應建立相關制度和規定,將理念貫穿于實際行動。各中醫高校醫德的培養應重在持續、落實,切忌流于形式。

(二)改革課程設置

中醫知識結構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第一,以中國春秋至秦漢之際的文、史、哲和其它學科知識為基礎而形成的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第二,以《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和溫病學為代表的經典醫著。第三,《傷寒雜病論》、溫病學和出于歷代臨床醫家之手的代表性醫著是中醫臨床醫學的核心。第四,以中藥治療為主體,包括針灸、推拿、按摩、導引等療法。

課程設置是實施教學的基本要素,課程設置要完整、準確地體現中醫學的知識結構體系。當前各中醫高校應當認真改革中醫課程設置,傳統中醫教育的基礎理論無不包括《素問》、《難經》、《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等經典。[1]此次,中醫專業學生要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筆者建議各中醫高校可增設《易經》、《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自然科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史》等課程。當然,西醫的課程不是不要,各中醫高校可安排在高年級階段。中醫的知識比較抽象,西醫的知識比較直觀。當學生把握了中醫理論基礎的體系以后,再學習必要的西醫西藥知識,是比較科學、明智的安排。[8]

(三)增加臨證時間

現代中醫高等教育臨證時間少,先集中時間讀書,再集中時間實習的模式也不盡合理。當前中醫本科學生在校期間不可能普遍實行個人拜師學徒的方式。筆者建議各中醫高校實行讀書與臨證長期交叉進行的制度,學生的學習至少應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醫院內度過。各中醫高校可以通過壓縮課堂講授課時,增加學生自主學習和臨證時間,每一段理論學習之后,安排學生進行臨床學習,實現臨證與課堂學習的交叉進行。此外,筆者建議規定中醫專業的學生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到中醫院參加社會實踐,使其有更多的時間用于中醫的實踐學習,鍛煉其實踐能力。[6]

參考文獻:

[1]趙志英.淺論中醫高等人才之現狀.中醫藥導報,2007.2,VOL13,(2):20-21.

[2]梁峻.清朝中醫考試.中國中醫藥,2003,(3):36-37.

[3]叢林.一代名醫成才的基本經驗.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2,26,(6):402-407.

[4]程磐基,吳鴻洲.中國古代醫學教育模式探討.中醫教育,2000,19,(2):47-48.

[5]吳榮,王階.中醫傳承方學法淺議.中醫雜志,2006,47,(6):475.

[6]溫茂興.中醫師承教育與院校教育之比較.江蘇中醫藥,2005,26,(10):60-62.

[7]王新陸.再論中醫學的雙重屬性.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5,29,(2):83-90.

篇4

在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歷史長河中,傳統一直在以自身的方式延續著。當傳統被邊緣化甚至異化后,延續傳統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冷落而難以為繼。當人們開始認識到傳統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價值時,傳統又受到重視。傳承,是傳統文化生存發展的主旋律。中醫學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臨床實踐經驗是其奠基石。學術造詣精湛、實踐經驗豐富的中醫藥專家的學術繼承是中醫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加強學術傳承方法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創新,提高學術傳承的效率和質量,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 中醫學術傳承方式

1.1 師承授受

中醫學作為實踐性很強的傳統科學,在其漫長的繼承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教育形式——師承。一直以來,中醫學就是以師承方式為主,通過師傳徒、父傳子的形式,將前論及經驗延續至今。雖然唐代政府便設立“太醫署”,擔任醫療單位和醫學教育機構的角色,有的州還建立了地方性醫學教育機構,一直到清朝“太醫院”,中央政府的醫學教育不斷發展擴大。但這些教育機構并沒有成為中醫教育的主流模式,主要的中醫教育還是在民間以家傳和師帶徒的師承形式或自學等方式進行。

所謂“古之學者必有師”,我國歷史上的名醫絕大多是通過這一途徑造就的。如張仲景師從張伯祖、李東垣師從張元素、金代名醫劉完素的私淑弟子有張從正、葛雍等。清朝有資料記載的有拜師或授徒經歷的名醫更是數不勝數。僅拿一縣來講,《孝義縣志》記載:“全縣中醫師承方式有二,一是祖輩相傳,一是師徒相授,間有自學成醫者。祖輩相傳,在境內著名者有沈士廉(梧桐人),從清道光三十年(1850)其高祖沈作極始,至其子沈鴻儀,六代相傳;張正元(下堡人)五代相傳;馮芝馥(石像村人)四代相傳,田春龍(田家莊人)、劉天棟(嶺北村人)三代相傳。這些中醫世家代代在前輩的指導下,飽覽家藏醫學經籍,悟領醫中妙絕,在中醫醫術方面各樹一幟。師徒相授:清末至民國初,境內有10多位名老中醫收帶徒弟,如李映官(司馬村人)儒士出身,自學成醫,慕名求學者甚多。他精選醫學典籍,制定教規,依他所編醫學入門三十六字歌訣(先讀湯頭藥性,繼學脈訣針灸,余讀內經注釋,再學諸醫細究,著意修行斯道,潛心細下功夫)而施教。名中醫趙明瑞是其高徒之一,并著有《金匱發揮》一書。”[1]一個縣中有記載的祖傳或授徒醫家就如此之多,可見師承教育的確非常興盛。

1.2 學校教育

我國醫學教育的端倪見于戰國至秦漢時期。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脈法》開篇即稱“以脈法明教下”。《脈法》成書于戰國至秦漢時期,由于當時尚無醫學官學教育的記載,而且在春秋時期,官學教育由于王權衰落而逐漸趨于衰落,文教官員流于四方,形成“天子失官,學在四夷”[2]的現象。這部《脈法》當為戰國至秦漢時期的私學教材,或可以推論當時已有學校性質的醫學教育。

公元443年,南北朝劉宋王朝皇帝劉義隆采納名醫秦承祖“置醫學,以廣教授”的建議,創辦醫學教育機構,這是我國最早由國家創辦中醫學教育的開始。唐朝在公元624年正式設立“太醫署”,包括行政、教育、醫療、藥學四科,明確規定組織編制、醫學分科、課程設置、學生成績考核等制度,這種由國家創辦、太常寺領導、太醫署管理的中醫教育機構是世界上最早的醫學教育機構,比歐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創立的薩勒諾醫學校早200多年。

我國醫學教育在宋朝逐漸成熟。北宋繼承唐朝醫學教育制度,設置專門的醫藥教育機構“太醫局”,大力發展醫學教育,并開展實驗教學。據《元豐備對》記載:“太醫局九科,學生額三百人,大方脈一百二十人,風科八十人,小方脈二十人,眼科二十人,瘡腫兼折瘍二十人,產科十人,口齒兼咽喉科十人,針灸科十人,金鏃兼書禁科十人。”明清時代,由太醫院兼管國家醫學教育,主要是為太醫院培養醫藥專門人才。地方醫學教育機構在明清時代設置較為普遍,各府州縣均設“醫學”,主管地方各級醫藥行政及醫學教育。縱觀古代官方醫學教育,因其辦學規模小、醫學生數量少,始終未能在醫學教育傳承中占據主導地位,但其改變傳統的培養模式,對中醫學的發展具有規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醫學的發展。

近代中醫學校的創辦開始于1885年陳虬在浙江溫州創辦的利濟堂學校,該校的組織管理和課程設置都已初具近代學校規模。進入20世紀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從到發生,前后創辦的中醫學校多達80余所,比較著名的有丁甘仁1917年創立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培養了丁濟萬、秦伯未、章次公、程門雪、黃文東等一大批名醫。建國以來,1956年國家決定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建立4所中醫學院,并將南京中醫學校改為南京中醫學院。以后,由于黨和政府的重視,中醫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在各省、市成立,中醫藥教育事業得以蓬勃發展。

1.3 家傳

《禮記·曲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可見,中國的世家醫學由來已久。在“官守其學”的時代,醫學知識可能就是由一些世襲家族來世代掌握并傳承的。

當然,世家醫學的鼎盛還是在六朝時期,即所謂“門閥的醫家”。其中最為顯赫者當屬東海徐氏。徐氏醫學始自徐熙,傳至八代,亦醫亦仕,史傳皆有載,至元、明時猶有余緒,唯不及先世之顯。六朝時期,門閥士族勢力極重,幾乎壟斷了大部分的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源。而世醫在這一時期達到最盛,也正是當時的社會形勢在醫學史中的一個反映。

1.4 文仕通醫

范仲淹有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這句名言折射出古代讀書人選擇生活道路的兩個不同取向。歷代士大夫階層本來就有留心醫藥的傳統,正統儒家思想也將醫藥知識視作“養生奉親”之術,對這一風氣也持肯定和鼓勵的態度,認為其符合“孝道”,所謂“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北史·許智藏傳》)。因此,古代士人大多對醫藥知識有所接觸和了解,有些人還會因興趣所致,深入研讀醫書,并取得相當的造詣。

自唐代實行科舉取士以后,門閥士族對仕途的壟斷被打破,隨著官員的構成發生變化,門閥士族的勢力被不斷削弱,大批出身寒門庶族的士子們踏上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與此同時,那些科場失意或無意仕進的讀書人往往因迫于生計或興趣所在,選擇混跡于醫卜之流,而且隨著技術進步和文化發展,書籍也變得越來越普及,也為這些人能夠通過讀書來自學醫學提供了便利。讀書士子習醫業醫的風氣在宋代以后變得更為普遍,從而形成了新的“儒醫”傳統。醫學史上,此類“儒醫”不勝枚舉,遠如晉代皇甫謐,金代劉完素、張元素樹文仕通醫之典范,近如近代章太炎鴻儒而通醫、岳美中大醫亦大儒等。文仕通醫一方面提高了醫學領域的整體文化水平,有利于醫學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儒家“尊經法古”研究思想被移用于對中醫學的研究,在注疏發揮經典著作的同時,束縛了中醫學的創新,對中醫學理論的發展有消極作用。

2 中醫學術傳承的特點

2.1 包容性

中醫學在其創始形成的過程中就吸收、融合了天下四方的治療實踐,從而充實、完善了自己的學術體系,也使中醫的治療手段顯得尤為豐富多樣、異彩紛呈。在與外來醫學的交流中,中醫學也表現出積極吸納、充分包容的態勢。如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補葛洪《肘后百一方》、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唐代孫思邀《千金要方》等著作中都引用了隨佛教傳入的“四大”致病之說,《千金方》中也載有印度傳入的藥方(如曹婆萬病丸、阿迎陀丸之類)。印度的眼科學對于中醫眼科學更是影響甚巨,“五輪學說”與“金針拔障術”皆傳自印度[3]。五代李殉《海藥本草》、元代《回回藥方》等均記載有大量的波斯、阿拉伯醫藥學知識。許多由域外傳入的藥物,如乳香、沒藥、蘇合香、訶子、胡椒、胡蘆巴、藏紅花、馬錢子等,也在中醫治療中得以廣泛應用。

2.2 累積性

中醫歷史上有很多的學術爭鳴,中醫學術也在爭鳴中不斷推陳出新,與時俱進。如東漢時出現的《難經》,就表現出對醫經家中扁鵲、黃帝兩派理論的調和。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一方面撰用醫經家的《素問》、《九卷》等,一方面增廣經方家的《湯液經法》,呈現出醫經與經方的融合。元代朱丹溪的學術本身就有調和金元以來河間、易水兩派的傾向。至其后學明代的王綸更明確提出了“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明醫雜著·仲景東垣河間丹溪諸書孰優》)的會通立場。清代傷寒、溫病兩派的學術爭鳴,最終結出的卻是“寒溫融合”、“寒溫統一”的果實。正因為中醫學這種包容性和累積性特征,才使得中醫學的知識能夠日積月累,隨時代推移不斷豐富,成為一個蘊藏無盡智慧的偉大寶庫。

2.3 變通性

《易傳·系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中醫學的發展正是遵循了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的脈絡軌跡。無論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漢書·藝文志》),分別醫經與經方,還是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融合醫經與經方;無論是皇甫謐合《素問》、《針經》、《明堂經》為一,還是楊上善分《太素》、《明堂》為二;無論是金元四家各立門戶,還是寒溫兩派分庭抗禮;無論是時時感嘆“古方今病不相能”的時方派,還是死死抱定“仲景方為萬世之規矩法度”的經方派,其產生和發展都經歷了一個自然變通的過程。由此可見,中醫學的變通,其根本就在于合乎自然之道,縱有萬變,亦不離其宗。

3 中醫學術傳承的新趨勢

3.1 由爭鳴走向融合

中醫學術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就是中醫學術不斷由爭鳴走向融合,理論(“學”)與技術(“術”)在交互影響中相互促進并結合。

從傳說時代開始,中醫學術就有東方伏羲(針灸、脈學)與西方神農(藥學)的分立,以及其后黃帝岐伯“擬于二皇”的融合。春秋戰國時期,則有東方齊派醫學(盧醫)與西方秦派醫學(秦醫)的分立和對抗,以及后來在《漢志》“醫經七家”中的融合。兩漢時期,有“醫經”與“經方”的分立,以及漢末張仲景對兩者的融合。宋金元時期,又有河間、易水兩派的分立與爭鳴,以及后來朱丹溪吸收河間“火熱論”和東垣“內傷論”而對兩家的融合。在明代,滋陰學派與溫補學派的爭鳴繼續推動著中醫學術的發展,兩家大致各承丹溪與東垣之遺緒,既彼此交鋒,又相互吸收。如溫補學派的“命門”學說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丹溪學派的“相火”理論。至清代,傷寒學派與溫病學派的爭鳴進一步促進了中醫理論的創新,葉天士的“養胃陰”理論既是對仲景“存津液”與丹溪“滋陰降火”學說的發揮,也是對東垣“補脾升陽”學說的補充,兩家最終也走向了新的融合。晚清以來直到今日,整個中醫學面臨著與西方醫學的競爭。“中西匯通”與“中西結合”又成為幾代中醫學者為之努力奮斗的方向。

無論未來中醫學在“中西結合”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多遠,這一思路與構想都充分體現出中醫學術傳承發展不斷由爭鳴走向融合的基本規律,而這一規律也是“和”這一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在中醫學發展歷程中的彰顯。

3.2 借助現代科學技術

現代傳承研究主要集中在老中醫臨床經驗總結方面。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計算機技術和現代數學相結合被用來研究專家系統,如電子計算機模擬路志正老中醫治療眩暈經驗專家系統、電子計算機模擬趙金鐸老中醫治療血管神經性頭痛經驗專家系統等,這些系統主要研究知識的獲取、知識的表示、推理和解釋。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和數據庫技術的發展,出現了一門新興技術——數據庫中的知識發現(KDD)技術。數據挖掘是KDD的一個處理過程,但卻是KDD最重要的環節。數據挖掘是從大型數據庫中提取人們感興趣的知識,這些知識是隱藏的、事先未知的、潛在有用的信息,挖掘的知識表現為概念、規則、規律、模式等形式。數據挖掘以融合多個學科、匯總多種方法、處理海量數據、挖掘重要信息等特點而被廣泛應用,用之整理和挖掘老中醫臨床經驗,采用統一標準的、結構化或半結構化的數據采集平臺,實時、客觀、全面采集老中醫臨床診療過程中的信息,形成老中醫臨床診療信息庫,用數據挖掘方法提煉老中醫臨床思維模式、診療規則,并通過老中醫的反饋、驗證,從而將專家經驗轉化成了可供年輕醫師隨時參考的有價值的知識,加速人才成長。

通過建立數據分析挖掘平臺,利用在線分析處理(OLAP)技術,對名老中臨床經驗中病-證、病-藥、病-方、方-證、癥-藥等規律實時在線分析與展示。借助建立的通用分析工具,通過老中醫名、首診、復診、年齡、性別,或癥-證-病-方-藥的任何方面或他們之間的關聯等維度的選擇,可以方便地對數據進行查詢分析和展示[4]。平臺的建成使海量數據全部在臨床醫生的掌控之下,便于臨床科研人員隨時分析挖掘,使名老中醫經驗得以展示,年輕醫生方便地學習與繼承,進而促進中醫總體療效的提高。

4 問題與展望

師授和家傳一直是古代中醫的主要傳承方式,這種方式還有以下幾個優點:師承既有利于發揮師徒雙方教與學的積極性,又有利于學生學習繼承老師獨特的經驗和學術思想,使中醫豐富的學術流派代有傳人,延綿發展,形成人才鏈,更有利于理論聯系實際,使學生在臨床實踐中掌握書本上所無法學到的知識;家傳教育的優勢主要是習醫者從小具有良好的學習環境,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父教子毫無保留,使其盡得家傳秘術。

當然,師承教育也有不足之處,即這種教育方式遠遠無法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且缺乏開拓性與競爭性;另外,師傅的個人言行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生的思維方式,由于師傅知識和思想的局限性,對學生視野仍會有負面影響。不過,作為經驗性很強的一門學科,師承教育對中醫學來說還是利大于弊。

建國以來,中醫院校大量出現,成為中醫教育的主要方式,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在滿足群眾的健康需求方面作用巨大,但學校教育以系統化和標準化為特點,醫學生缺乏名家的口傳心授,成才速度慢。筆者認為,把名老中醫經驗繼承工作納入到中醫研究生培養體系是培養合格中醫人才、提高中醫臨床水平的有效方法,對于名老中醫經驗繼承和研究生培養都有深遠的意義。因此,把名老中醫經驗繼承工作納入到中醫研究生培養體系,通過中醫研究生參與名老中醫經驗繼承工作,既有利于中醫高層次人才的培養,也有利于名老中醫經驗繼承工作的有效開展。

總之,理想的中醫學術傳承方式應當在規模教育基礎上滿足特色教育。應用數據挖掘方法如決策樹、神經網絡技術等研究老中醫學術經驗,揭示名老中醫臨床思維模式、診療規律和經驗,建立中醫臨床經驗的新模式和切實可行的新方法,這不僅有利于名老中醫學術經驗的全面繼承,而且可以彌補學校教育之不足,使中醫藥學在優良的傳承方式中得以繼承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山西省孝義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孝義縣志·衛生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705.

2 吳樹平.十三經(標點本)[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