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與政策經濟發展范文

時間:2023-11-02 17: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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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與政策經濟發展

篇1

【關鍵詞】 城市圈 行政區經濟 經濟區經濟 轉化 區域發展一體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全球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成為利益主體,城市競爭與城市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從城市之間的城市競爭(主要表現為“行政區經濟大戰”),到“城市區域競合”、“城市區域一體化”,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營的三個階段。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精進聯合體,我國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征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區域分工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過程,通過深度參與經濟分工和合作,發揮“1+1>2”的聚合效應,從而贏得競爭優勢。

城市經濟圈是現代經濟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創。城市圈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團式發展戰略在不同層級上的空間表現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域共同組成的聯系緊密的層次不同的一體化區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學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推廣城市經濟圈理論的。雖然對城市經濟圈的概念頗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將城市經濟圈定義為:以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發達并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與其有經濟內在聯系的若干周邊城鎮,經濟吸引和經濟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相應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地域范圍。城市經濟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級、開放型。

與城市圈有關的名稱還有很多,人們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稱為“城市經濟圈”或“城市經濟群”、“城市經濟帶”。不過這三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它們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一種是環狀的,一種是點狀的,一種是帶狀的。然而,從經濟關系比較,“城市經濟圈”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圈”可以定義為,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心,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環狀經濟區域。但目前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帶的一個概念。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城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城市帶是由城市圈發展而來。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的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的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圍次級城市和農村共同繁榮。該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的內在聯系和自然地理特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在已有的經濟布局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進一步形成若干個跨省級行政區的經濟區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城市圈(群)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城市圈發展中行政區劃引發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區域一體化、圈層化特征日趨明顯,跨省市經濟圈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的空間組織類型。但在當前我國行政區經濟運行中,跨省市經濟圈經濟運行并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區經濟,仍然屬于各城市行政區劃范圍的行政區經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行政區經濟因其過渡性質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區經濟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分工發展,阻礙了跨省都市圈的發展。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區域經濟由縱向運行系統向橫向運行系統轉變時期,出現的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區域經濟類型。行政區經濟最突出的特點是社會經濟活動滲透著強烈的地方政府行為,具有強烈的地方利益傾向;受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生產要素跨區域(行政區域)流動受到人為的限制與阻隔,經濟運行秩序比較紊亂。

在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經濟分割現象。由于特定的歷史和體制背景,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強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十分嚴重,使區域經濟行為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這種政府行為就往往容易演變為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六大經濟區”的概念,80年代也曾劃分過經濟區。但由于我國的管理體制是以省為基本單位的,經濟區大多跨省,因此這個思路很難貫徹下去。之后,國家改從產業方面制定發展計劃,這條道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目前我國的基本行政區劃單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協調機構缺失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和從前同樣的行政分割的問題。地區間的疆界仍然無法逾越,這就難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發展經濟,而發展速度則是衡量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便采用經濟、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預企業生產,干預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等等,隔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以保護本地市場與本地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行政區分割現象表現得十分嚴重,表現出一種與區域協調發展相悖的運行態勢,行政區經濟進一步強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態勢是我們必須阻止的,因為這非但不是在進步、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從城市發展的本質上看,城市本來就具有擴張性,行政區經濟理應向經濟區經濟發展。新區位理論根據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論的研究成果,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對企業的生產組織進行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艾倫?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論(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區域研究,形成了新工業區位論,通過對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及其空間分布的分析來解釋城市化的進程與特征。斯科特(1988)認為,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往往采取組織和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即向外擴散的趨向。但組織與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質的條件下,企業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圍內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向這些區域和城市,而這些地區的工廠不斷地從市區遷往郊區,它們都是在尋求空間上的分離或組織上和空間上都分離的最佳生產方式,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運輸費用、聯系費用的增加,這種分離的組織方式在空間上不可能離得太遠,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圍內集聚。可見,正是在這種分散與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漸形成連綿城市向腹地擴張,即形成城市群。從中不難發現,跨界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與行政區分割的障礙之間存在不小的沖突。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自然以及各種內在規律相互作用的經濟社會過程。城市群是一個集合體,是多層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的結果。從城市群的形成與演化機制可以看出,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城市發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發展必然導致跨行政區現象的出現,與行政區劃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跨界的區域性需求項目也隨之增多。我國長期的條塊分割所形成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慮和解決行政轄區范圍內的事務,很少考慮提供跨界需求服務。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規劃和開發、發展政策,使地區間協調合作難度加大。例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屬三個省級行政區,一些區域通基礎設施和工程因缺乏統一協調而進展緩慢,成為影響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障礙。

除區域發展理論上城市發展跨界的特點之外,城市圈經濟也是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利益主體,市場運行的主流將是經濟規律而非政治規律,城市行政區的直接經濟職能將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難對地方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和封鎖。隨著我國全面加入WTO以及許多跨國公司的入駐,大都市圈地區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跨越城市行政界線的統一區域市場,市場和企業的跨界擴張直接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城市網絡化程度日趨明顯,相互依存度強化。因此,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適合這開放、自由環境的決策。從實踐規律看,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經濟帶三大區域快速發展更加驗證這一點: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熱潮越來越高漲,區際間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一大趨勢。在這合作大勢之中逐步顯現出一條規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三、城市圈整合發展的新思路

針對中國跨省都市圈內部的“行政區經濟”格局,有些學者習慣于從行政區劃的大一統來考慮跨省都市圈經濟的整合問題,提出在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統一的行政區劃”――“上海省”、“特別經濟區”、“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大上海行政區”等觀點。這種隨意變動現有省區邊界的區劃調整方案不可取。這是因為,當今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對行政區劃的兼并或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促進政府間橫向關系的剛性整合,減少區域內耗,但當前中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市場法制體系不甚健全、區域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的格局下,各級省市政府實際上依然占據著地方經濟利益主體的地位,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區劃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見的墻”,阻隔著應有的區際經濟聯系。所以說,在跨省都市圈范圍內,大一統的行政區兼并,雖然是一種空間整合的剛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區劃調整―競爭膨脹―區劃再調整”的怪圈。

實現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與全面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內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保持行政區劃合理適度調整或不頻繁變動的前提下,順應市民社會的轉型,切實轉變省市政府職能,弱化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回歸其政權建設和社會公共管理功能;積極借鑒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經驗,通過區域政治、區域社會、區域文化、區域規劃、公共參與等綜合制度體系創新,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員省市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個人等多元力量,構筑一個既保持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又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實有效的跨界協調與治理體系,依此來解決區際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開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體,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理制度創新

一方面,要變“計劃”為“規劃”。“復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頗具價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向治理轉變的角度,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近年來給予了許多關注與支持。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發改委職能也從以往的審批為主,轉變為目前的規劃先行。2009年以來,國家相繼批復了十余個區域振興規劃,超出之前4年的總和。實際上,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已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關專家認為,“計劃”改“規劃”雖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變化,因為后者不僅更加重視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治,也強調了中長期規劃的指導性和約束性。而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職能從審批到規劃的轉變。2009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相繼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一系列區域規劃,在帶動中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重點區域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加快其開發步伐,不僅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還能夠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該人士還指出,雖然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明顯好轉,但今后還會繼續“通過規劃和政策來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整體為重,注重區域分工。政府應著眼整體利益,打破傳統的以“零合”和“競爭”為基礎的區域競爭思想,建立以“共贏”和“協同”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經營理念;把產業發展、城市體系和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區域環境整治結合起來,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總體的規劃。一要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劃為主導模式下的區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區劃的界限對經濟區的功能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安排,從城市群和經濟區的發展著眼,從整體上考慮全區域的發展問題。同時,對經濟運行效果的度量和考慮也應當更多地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應當引入全區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過區域內部的統一協調,打破在資金、人才、技術、資產重組、人口和產品流動方面的各種障礙,確保形成區域內部的統一大市場,實現區域內部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以及與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競爭、有序、統一、開放和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規劃聯動、產業聯動、市場聯動、交通聯動和政策法規聯動,通過整合區域資源,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壯大跨區域的龍頭產業,以較低的成本促進產業優勢的形成。另外,政府應當將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導產業定位在第三和第四產業上,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強大的輻射和對外聯系作用,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如作為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東海岸城市圈和英國大城市圈中心的紐約、東京、倫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國的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沈陽、大連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產業則不夠發達,不但不能與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還落后于自身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內只有香港才具備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條件。所以,中國上述大城市圈中心應該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等第三、第四產業。

2、強化跨省區域治理,建立專門機構與體系

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已經成為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作者認為,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區域制度創新,樹立“區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區域治理體系”,才是真正推動“行政區經濟”向“都市圈經濟”轉變。

多個行政區之間自覺的區域一體化,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調、多個相關地方政府的參與,需要統一的區域一體化決策與協調、監督機構。根據市場為不同行政單元所分割的現實特征,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相應的跨區管理機構,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跨行政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戰略資源開發、跨區生產要素流動和生態恢復重建等工作,處理區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區際沖突和相關問題,并通過這種協調管理機構尋求一種每個地區都能夠受益的利益協調新機制,實現地區間整體利益最大化。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城市群。該城市群由倫敦大城市經濟圈、伯明翰城市經濟圈、利物浦城市經濟圈、曼徹斯特城市經濟圈、利茲城市經濟圈所組成,英國大約80%左右的經濟總量集中于此,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又是這一巨大城市群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1964年,英國創建了“大倫敦議會”,專門負責大倫敦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問題。1980年初期隨著大倫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議會的廢除,幾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準或贊助的區域規劃行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沒有協調性的管理。依據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實際是通過當時的環境部承擔了這一地區的戰略規劃職能。但是,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在公共政策領域提倡依靠市場規律來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戰略性,結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項目規劃無法實施,投資無法加以協調,環境無法得以保護。種種跡象表明,重新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勢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來,大倫敦地區又先后引入了戰略規劃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維持整個城市群戰略規劃的一致和協調。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機構與體制對區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3、設立非官方的合作組織

根據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論,大力培育和發展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非政府組織(或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中間領域,這不僅有助于大都市圈內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資源整合,又能創造出一種相互謙遜、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區域文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門。它們與當地城市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濃厚的部門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組織體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加快各種行政化非政府組織的脫鉤和改制,讓其回歸為真正的自治民間組織;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的統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確其功能和職責,全面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再次,統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發展規劃,逐步組建和完善覆蓋跨省都市圈范圍的大型跨界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聯合商會、跨省都市圈主要行業協會、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服務中心等。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領導之間已經建立了定期溝通和協商機制,共同處理產業協調、基礎設施、環保等重大問題;長江三角洲所有成員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活動;所有成員城市自愿組建了聯合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進行重大事項的相互協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中心(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合作論壇(浙江大學)等均已經成立,并且成為向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施加社會影響的重要組織。

4、為城市圈發展創造契機

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獨厚的資源或者說契機也可以為區域發展增添動力。在大都市圈內積極開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項目,能使區域中的各個城市變被動型合作為主動型合作。例如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設、長江河道統一整治、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工程,已經給江浙滬三省市帶來了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共同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帶動了各省市相互之間的主動合作與支持,這是目前解決我國大都市圈行政區經濟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歷史上看,世博會的舉辦都能推動以舉辦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世博會而最終形成的,以大阪為核心的關西經濟帶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輝煌;英國倫敦世博會促成了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沿泰晤士河擴展的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的產生;芝加哥世博會緊密聯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匹茲堡的鋼鐵工業和托萊多的玻璃工業。“在籌辦世博會的未來七八年間,上海城市發展的功能定位、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體系產生的功能輻射影響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籌備過程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上海在優化城市形態、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時重點發展微電子、裝備制造、會展、金融、房地產等產業,對周邊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長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諸多要素的優勢互補互動。型展會的輻射作用和商機溢出效應會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推進器”,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定會加速建設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圈的進程,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聯動發展提供了一臺大馬力的“引擎”。不僅僅是旅游,在展館工程建設、世博禮品生產等等世博衍生的領域,這種各城市“共榮”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浙江嘉興多個企業中標世博會定點生產合同,并成為世博會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江蘇南通市的建筑企業一舉包攬了英國館、愛爾蘭館、中國航空館等場館的建設等。可以預見,世博會這塊“大蛋糕”將為長三角經濟科學整合創造更多增量。同時,它也必將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和推進器,為地區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共辦、共享,世博帶給長三角區域的不僅是發展的“量”的提升,更有發展的“質”的突破。

四、結語

21世紀是城市圈的世紀。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城市圈,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取勝、能否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國內也需要十分重視、扶持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發展是必須以摒棄陳舊的行政區經濟、形成成熟的經濟區經濟為前提的。綜上所述,要真正實現城市圈的全面、優質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分工協作,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調整政府角色,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方向發展。只有有效地實施這些改變方案,才能為實現城市圈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尋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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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循環經濟;模糊綜合評價模型;層次分析法;聚類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2-0007-04

循環經濟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促進國民經濟“綠化”的新經濟發展路徑。中國循環產業在2004年全面開展循環產業試驗,政府通過引進國外發達技術、借鑒西方先進模式、完善法律體制等途徑促進中國循環經濟的發展。然而由于中國區域廣闊,地區間發展受諸多因素影響呈現出不平衡的發展趨勢,要促進中國循環經濟均衡有序發展,需要對回收體系建立完善、客觀的評定。

目前中國循環經濟處于起步階段,國內研究多集中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必要性、綜合性指標體系以及根據循環經濟特定分析方法。章波等(2005)強調循環經濟指標體系的普適性,建立了“目標層—控制層—指標層”評價體系;曹小琳等(2008)提出“三級疊加、逐層收斂、規范權重、同一排序”的城市循環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更多的研究關注于指標基礎上建立的分析方法:王奇等(2007)通過建立封閉和開放的經濟系統的物質總量模型,提出了評價循環經濟的循環系數;賈蕊等(2007)在物質流特征的基礎上采用多目標規劃數學模型;王春枝等(2010)綜合比較了不同區域在某個時期循環經濟效率的發展水平,運用面板模型“縱橫向”拉開檔次,評價分析了多地區的動態發展變化規律。

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理論研究主要針對于循環經濟的體制建設,如瑞典環境經濟學者Thomas Lindhquis(1990)首先提出“生產者延伸責任制(EPR)”;德國于1990年期開始推行的雙重回收系統(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歐盟出臺的《WEEE指令》和《Rosh指令》等。

以上研究得到了許多有價值的結論與模型,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雖然國內學者關于循環經濟效率的定量化研究已臻于完善,但是分析其內部推導過程仍存在權重確立的主觀性、數據處理的不全面性等問題,這也是本文力求克服的問題。

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采用模糊綜合評價(FCE)模型對中國30省市 ① 相關數據進行處理,并運用層次分析法(AHP)對結果進行修正,最終通過聚類進行區域的分組。

(一)參數的確定

現有循環經濟領域內的實證文獻通常將評價體系指標概括為廢物減量化、資源再生化、環境保護效益、經濟發展效益以及社會發展效益5個模塊。考慮到本文以循環經濟回收利用的效率為中心,在此研究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篩選,得到評價指標體系(見下頁表1):

(二)參數分析

不同參數具有不同的指示意義,進而對于各指標間權重的確立產生影響,對指標的分類有利于更精確的得出結果。在此將上述參數分為正向指標、逆向指標及適度指標,不同類別指標對應于不同的標準化過程。其中正向指標即為“越多越好”的指標,逆向指標為“越小越好”的指標。除此之外,存在適度浮動時對經濟具有最大促進作用的指標,該類指標過大或過小均會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因而認為其屬于“越中越好”的適度指標。

二、AHP-FCE方法

運用AHP-FCE方法的目的在于客觀準確的對各指標數據進行處理、降維,最終度量各地區循環經濟發展情況。最終得分越高,就意味著各地區循環經濟發展越成熟,回收效率以及循環利用程度越大。其難點在于如何合理地確定各評價指標的權重。本文根據已有的研究,結合層次分析法的優勢,通過構造判斷矩陣確定指標權重。

(一)模型建立

1.去量綱處理。為了保證指標權重能夠合理分配需要消除指標的量綱效應,需要對上文得出的評價體系數據xn×m進行標準化處理。

2.構造判斷矩陣。構造判斷矩陣的最終目的為得到各指標權重。在這里將指標權重看作是指標傳遞信息量多少的衡量,即認為指標變化程度越大,其在整體中傳遞出的信息就多。因此這里用評價指標的標準差來衡量樣本對綜合評價的影響程度。標準差s(i)=

(n)值來測度矩陣是否具有滿意的一致性。通過隨機模擬的方法構造多個滿足單位性與互反性的矩陣,在不保證該矩陣滿足一致性的前提下計算其一致性指標,再進一步平均即可得到RI

(n)。① 一致性比例CR=可以通過CI與RI

(n)的比值得到,其中CI為一致性指標。由現有研究經驗得到,當一致性指標系數CR在[0,0.1)之間取值時即可認為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將0.1作為判斷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閥值。

該種權重計算方法的基礎為指標所傳遞的信息量。若樣本指標1的變化程度大于樣本指標2,則認為指標1所傳遞的綜合評價信息多。

4.計算得分。將各個評價指標的權重wi與對應的10個不同時間的樣本指標相乘并累加得到模糊評價的綜合指標zj=wir(i,j),j=1…n。綜合評價指標zj的值越大,則說明其得分越高,即回收體系越完善,效率越高。

(二)實證結果分析

1.各地區評價結果。經計算得CR=0.0112,滿足0.01≤CR

從打分結果直觀來看,絕大多數省份得分處于[0.5,0.6)分數段,統計的30個地區中僅有7個地區不在此區間內,占總量的23.3%。其中高于上限0.6的地區有北京、浙江與山東,低于下限0.5的地區有廣西、海南、寧夏和青海。前者均位于版圖東部且除北京之外均為沿海省份,三個地區均為人群稠密地區,經濟發達、技術先進,生產生活中廢水、廢氣、固體垃圾產生量也較多;低于下限的地區位于中西部與西部、南部等較為偏遠的地區,人口密度低,人均GDP較小,工業、生活中產生污染物相對于東部地區較少。

2.區域聚類分析。將2010年各地區循環經濟得分情況進行聚類并進行省份歸類后可將30個地區劃分為四個類別(見下頁圖1):

從地域分布來看,全國(除港澳臺以及地區)范圍內循環經濟發展以第二、三等級為主,主要分布于中部廣大地區;四個第一等級地區均位于東部地區且除北京外均為沿海地區;第四等級除海南省外全部位于中國中部地區。整體來看從東部到西部呈現出明顯的階梯現象。

(三)AHP-FCE的進一步分析

以上排名為綜合指標得分結果,如果考慮某一方面發展情況,則可能會有所差異。本文在此基礎上分別以五類二級指標為基礎對30個地區進行細化評價,得到結果如下:

從2010年各地區二級指標來看,江蘇、浙江、北京、天津、山東等地區均位于前列。其中北京在“資源再生化”方面優勢較為明顯,達到0.65,領先排名第二位的天津10.14%。其他二級指標在各個地區之間差異不大,發展較為均衡。甘肅、青海、貴州、寧夏等地區循環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在五個二級指標的評價中均為進入前八名。

三、結論與展望

結合上述模型所得數據,可以總結出如下結論:

1.中國地區間循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從各地區得分情況來看,循環經濟發展總分與單項得分之間存在較大相關性,總分較高的地區在各個單項中得分也相對較高,如北京、江蘇、浙江。全國范圍內發展水平整體差異大,發展水平高的省市在各方面可能均領先于相對落后的省市。

2.循環經濟發展水平與區位因素有密切聯系:中國循環經濟發展情況大致可分為東部沿海、東部、中部及西部四個階梯。從沿海到內陸地區呈現明顯的遞減趨勢,說明區位因素對循環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東部地區尤其是沿海省市的經濟發展、技術先進程度均高于西部地區,居民生活水平、消費能力較高,在一定程度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3.中國循環經濟產業供需不平衡,市場潛力巨大:目前循環經濟產業處于起步階段,全國尤其是西部地區有很大潛力。由于第三、四等級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高于循環產業普及的速度,廢棄物資源利用率很低,因而中國大片區域具有促進循環產業發展的巨大潛力。

當然,這一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于廢物產生較少、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地區,其本身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較小,如中國海南省,將其與其他省份一起比較則有失公正。該問題在將來也應得到進一步的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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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奇,王會.循環經濟的定量化評價方法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1):33-37.

[4] 王春枝,吳新娣.基于面板數據的西部循環經濟發展效率綜合評價[J].統計與決策,2010,(17):55-57.

篇3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中國;貨幣政策;取向

前言

由于2008年美國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國的經濟因而也受到巨大的影響。美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大肆鼓吹房地產泡沫,繼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使得各國遭受次貸危機,最后蔓延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因此,我國應結合自身經濟的特點,認清當前國際經濟的發展趨勢,選擇合適的貨幣政策,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

一、后危機時代我國貨幣政策的總體概述

2008年9月16日,曾歷經一百五十八年風雨的美國四大投資銀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請破產手續,于是,華爾街的次貸金融危機便在一夜之間演變為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自2008年10月份以來,絕大多數國家的央行采用前所未有的寬松型貨幣政策,進而增強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同時也避免出現經濟大蕭條的現象。與此同時,中國也適當地將緊密性貨幣政策調整為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

然而,隨著2009年我國央行的信貸不斷投放,這也無形之中使得貨幣供應量持續保持上升的趨勢,此外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用信貸的渠道,流入到金融市場,在拉動內需和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證券、房地產等價格暴漲,從而吹大了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隨著國內商品價格的不斷上漲,繼而導致了全國范圍內通貨膨脹的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要求我們在制定貨幣政策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房地產和證券價格,進而選擇合適的貨幣政策,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

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與通貨膨脹局面

當前,我國經濟的發展運行形勢已基本確立。2010年我國工業總值總體上增長了百分之十三,保持平穩的增長趨勢,固定資產的累計額也達到了百分之二十四,經濟運行趨勢基本確立,國內消費增長也超過預期所計劃,同比增長創下歷史新高。總體而言,經濟發展形勢表明了貨幣政策的推行已取得顯著的效果,寬松型貨幣政策也需可告一段落,繼而制定平穩型貨幣政策。然而,貨幣政策使得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的風險與隱患。一方面,信貸投放的不斷飆升與資產泡沫壓力的蔓延加劇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寬松性貨幣政策亟需轉型。在“十二五”計劃期間,我國政府十分重視經濟增長的水平與質量,弱化GDP經濟目標,其中調整經濟結構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實現貨幣政策轉型目標提供了基調。除此之外,就國內就業形勢而言,目前很多歐美國家都擔憂高失業率,但中國已經超前完成了就業目標,同比增長超以往就業人數的百分之二十,總體就業形勢較好。我國統計監測部門數據調查顯示,失業率相比經濟危機時代大幅度下降。總體說來,就業形勢決定了我國所要采取何種貨幣政策。

三、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的取向與選擇

(一)貨幣政策的取向

在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大部分歐美國家步調一致,聯合推行寬松式的貨幣政策,即一種低利率、定量擴張的貨幣政策。中國也緊跟國際步伐,無論在貨幣創造方面還是信用創造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從2008年底到2009年共累計投放了十萬億人民幣信貸。實踐證明,適度實施寬松型貨幣政策在后經濟危機時代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重要。現階段,根據既有的經濟狀況分析材料與案例,靈活地調整我國貨幣政策的取向,進而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確保經濟的穩定發展。另外,我國將寬松型貨幣政策適當地調整為逐步穩健的的貨幣政策,逐漸適應國際金融環境。

(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

我國于2010年共計上調了6次存款準備率,盡管2011年我國面臨著諸多的壓力,例如房地產價格持續下降、投資速度放緩等等,但是因為我國“十二五”計劃的實施與人民消費的持續增長,所以中國經濟便呈現出一種復雜且平穩的發展狀態。由此看來,倘若2011年的經濟增長速率要比2010年的下降一些,那么合理地設置經濟增長目標也能緩解當前所面臨的通貨膨脹。此外,合理調控物價、保持經濟平穩復蘇、科學規劃經濟發展是當前經濟宏觀調控的關鍵與核心。緩解通貨膨脹、推行平穩的貨幣政策是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我們應該將商品價格設置在合理的范圍之內,適應經濟的回落與增長,配合好“十二五”計劃的全面開展。在處理通貨膨脹的問題上,我國政府要采取全方面的措施,多渠道平衡供求關系,適度釋放價格、集中規范經濟市場秩序,積極引導預期投資有效地整治經濟規劃中不合理的地方,如商品價格持續上漲、經濟泡沫蔓延等諸多方面。

除此之外,為了避免我國貨幣政策工具與銀行匯率政策之間的矛盾,多方位地考慮國內外經濟環境(人民幣升值、美國的寬松型貨幣政策、資本流動等因素),我們應該取消“加息”貨幣政策工具。例如,我國中行通過優先使用存款準備金率,積極開拓市場業務,加大并提高宏觀監察力度與標準等諸多方式進行增強經濟市場流動性。另外,尤其注意的是股票、房地產等領域泡沫現象嚴重,因而要采用結構性調控的貨幣政策。除了上述的幾種可行性措施之外,貿易政策與匯率政策也不失為處理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或工具。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后危機時代面臨著許多的挑戰,國際經濟環境不穩定,大多數歐美國家失業率較高,中國通貨膨脹壓力不斷上升,資產價格泡沫蔓延,因而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亟待調控。我國總理也在2010年第三季度的“政府報告”中明確提出,盡管2010年的經濟發展形勢要好于去年,但依然面臨復雜的局面,各種消極因素制約著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筆者認為因為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的不確定性,所以我國央行將要采取相機結合的貨幣政策,運用宏觀調控的手段,審慎權衡各種價值型工具,及時調整匯率與利率之間的關系,把握好調控時機,從而進一步保持好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而健康地運行。

參考文獻:

[1]石峰.開放經濟中貨幣政策研究綜述[J]. 合作經濟與科技. 2016(10)

篇4

【關鍵詞】中國;宏觀經濟;經濟發展特點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比較復雜的,正在面臨著“雙重轉型”,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與轉型,以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雙重轉型”的實施對我國當前發展形勢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予以重視的。對于我國的宏觀經濟,采取的措施主要表現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且宏觀經濟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方向,是經濟發展的大體走向。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就是“雙防”,也就是說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另一個就是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全面的通貨膨脹。在宏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重視其發展速度,并且集中精力確定穩健的財政政策,制定適當的收緊和適當的控制,從根本上解決通貨膨脹或是通貨緊縮現象的發生。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也應該通過各項會議的召開確定出宏觀經濟政策的整個基調,制定從緊的貨幣政策,防止經濟增長過熱以及通貨膨脹的出現。

一、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據調查,在2003年――2007年,我國的外貿出口呈現增長狀態,增長了差不多29.2個百分點,在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導致了全球性而金融危機,也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導致我國的外部需求也跟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2008年,我國的外貿出口量在第四季度度的時候開始下降,平均增長下降4.2個百分點,這就情況的發生也就說明“出口”在幅度下降。而在此時,就需要對以往的政策進行改革,如果一味的維持原來的政策我國的投資增長就會被約束,也不利于國內的消費,特別是在買房或是其他生活或者工作的方面又會有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問題來說,出口進口等會出現減速的狀態,并不利于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這時候在2008年,經過會議,協商之后決定實施“一攬子”計劃,也就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

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來看,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助于將財政政策由穩健轉變為積極,這也就使得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發生了變化,轉換成了適度寬松。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這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方向性的調整,也是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而做出的適合宏觀經濟發展的措施,對于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國民收入都有很大的益處。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方向性調整,讓我過能夠有效的、合理的應對國際方面的金融危機,也讓我過的宏觀經濟發展方向有了很大的調整,從根本上說,這是有利于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一項措施。

二、我國的宏觀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

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持續的調控下開始出現積極的變化,也就是經濟怎張速度不斷加快甚至出現較快的形式,增長的環境相對的比以前寬松,從而使得經濟效益比以前明顯,得到了明顯的改善,這就說明宏觀的經濟調控是有很大效果的。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宏觀的經濟調控也取得了比較然人滿意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這就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又好又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國經濟的最好發展迎來新的時機與機遇。

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也不是每一步都是這么讓人看好,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亟待我們解決。比如:中國的經濟正在面臨著新的嚴峻的挑戰,也就是說存在著“三過”的現象,即運行速度過快、貿易額度過大以及貨幣投入量過大。這“三過”的伴隨發生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出現,也會讓增肌增長的過熱增長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對于整個宏觀經濟的快速發展構成一種威脅。中國的宏觀經濟發展也需要適應世界的發經濟發展速度,不能一味的運用以前的政策,在穩健的過程中也要做到快速發展,因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很容易就會牽扯到像我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世界性的影響是很難改變的,因此我們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視,重視自身的經濟發展與世界的經濟發展狀況。

三、宏觀調控政策將進一步強化

近年來,政府將兩個“防止”作為經濟調控之中的重點和首要任務,同時,也運用相當大的力度將信貸調控目標進一步收緊,為的就是將調控手段進行創新的同時,讓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越來越好,從而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我國的穩健財政政策為哦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幫助我國在國內外俄經濟發展中贏得好評,也讓我國國民的醫療、養老、衛生等方面得到很大保障。宏觀調控政策的進一步強化作為宏觀經濟的一大特點,不僅將我國的各項配套改革進一步完善,也在投資方面防止了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

四、結語

總而言之,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特點是呈現止跌趨穩形式的,要注重經濟的發展方式,盡最大努力制定出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這樣不僅能夠更多的著眼于經濟轉型,也能讓我過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通過貫徹破產制度等制定新的調整方針,使得經濟M入新的發展態勢,爭取又快又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 宏觀經濟 發展形勢 調控

分析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判斷未來經濟發展走向,對政府的調控政策有著重要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不重視正確原則,會導致在判斷宏觀經濟時出現分歧,從而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充滿隨意性、盲目性,無法為我國經濟穩定健康發展提供保障。因此,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發展趨勢來說,相關部門要做出科學合理的分析判斷,準確把握未來經濟形勢,促進個人或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讓政府部門經濟調控更具有效性。

一、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現狀

(一)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

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現狀來講,一方面是仍然存在著中部、西部地區發展速度慢于東部地區的情況;另一方面是雖然在新農村建設下農村發展成績顯著,并且農村公共設施、住房條件和人均收入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目前仍然難以跟隨城市發展步伐。因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期間存在著大量風險,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影響很大。

(二)經濟增長方式不優化

投資和出口是我國經濟的主要增加方式,所以并未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轉變。對出口的過分依賴,會造成國內出現消費不足的情況,投資過大,會提高貨幣供應量,讓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大。[1]因而投資和出口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極為不利,必須對其進行宏觀調控,運用有效措施刺激國內消費,最大限度擴大內需,在經濟增長中提高消費的比重。

(三)宏觀調控政策較局限

宏觀調控政策在經濟運行中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調控政策會干預市場,其自身穩定性不強。二是在運用宏觀調控政策后,很多領域并未涉及。三是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必須以專業知識為基礎,只要政策出現偏差,會導致經濟面臨嚴峻問題,風險很大。例如,目前存在的通貨膨脹、就業率低的問題。其中通貨膨脹表現在勞動成本上升、物價上漲,就業率低表現在每年超過10%的大學生難以正常就業。

二、對宏觀調控政策的建議

(一)將惠農政策落實到戶

對于當前農業災害頻繁,導致糧食產量不高,價格上漲等問題,必須將惠農政策落到實處,從而推動農業經濟的發展。一是各級政府要重視惠農政策,盡快將各項惠農政策落實到位,如糧食補貼政策、農用機械購進補貼等。二是針對農業受災地區,必須提高政策扶持力度,可以適當增加受災地區生產恢復資金。另外,在干旱地區要建設飲水、增雨工程,保障群眾生活資金,幫助災區平穩渡過難關。三是及時下發財政預算中的當期支農資金,提高農業生產資金配套能力。四是提升糧食最低收購價,科學合理調整糧食的儲備,確保糧食能夠正常供應。

(二)控制高耗能產業擴張

為促進經濟的發展,現階段高耗能產業增長過快,新的項目投資數量龐大。[2]針對這些現狀,應主動調整產業結構,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通過強化管理,提升投資效率。一是資金來源方面。對政府投資的新開工項目要進行嚴格限制,科學管理基礎設施,對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的投資金額加以限制,從而實現高耗能項目數量的逐漸減少。二是金融信貸方面,針對產業過剩行業、高耗能產業和新開工項目,要對其審批數量進行嚴格控制,不斷規范貸款條件。三是土地使用管理方面,各級政府要合理使用土地審批權,嚴格控制高耗能產業。

(三)保持靈活的貨幣政策

在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嚴格把握后續政策力度,同時將退出機制的準備做好。這樣既可以加強通貨緊縮的預期,推動經濟快速發展,還能夠讓幣值更加穩定,避免存在中長期風險。目前,我國金融體制結構還有很多缺陷,銀行貸款主要集中于政府項目、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中,更需要得到資金支持的創業項目、中小企業卻無法得到資金扶持。因此,要加強對我國金融體制結構的深化改革,花費更多精力去打通金融梗阻,讓實體經濟對資金的需求得到滿足,讓資金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得到發揮。

(四)財政政策要減稅富民

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來看,有著企業和人民稅費水平過重的問題,通常表現在:在我國GDP中政府收入比重很高,部分稅種稅率有待進一步降低。除此之外,我國財政負債相對安全,在經濟復蘇時期,要實行減稅富民的政策。簡單來講,就是對現行稅制進行改革,實現企業和人民稅費的降低,從而刺激人民進行消費。這樣一來,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就會充滿活力,并獲得快速的增長。

三、結語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發展依然有很多問題,在對其進行完善和調整時,存在著大量不確定因素。為確保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立足于現階段經濟形勢,科學判斷宏觀經濟走向,以政府主導為前提,對現有問題加以解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經濟走上穩定長遠的道路。

(作者單位為黑龍江省佳木斯市財政局)

參考文獻

篇6

    (一)主要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債務困境、失業困境、經濟增長乏力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效力遞減困境等挑戰

    從債務形勢看,歐債危機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目前已經出現了由希臘等“外圍國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國家”蔓延,從公共部門向銀行業蔓延,從西歐地區向東中歐地區蔓延的趨勢。由于歐元區內利益博弈激烈,部分國家經濟增長疲弱,借債成本增加,歐債危機形勢可能還會繼續惡化。2012年一季度,歐元區部分國家陸續到期的國債總額近1萬億歐元,資金缺口在7000億歐元左右,到時很可能出現部分國家違約的風險。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100%,奧巴馬推動的減赤計劃進展也不順利。考慮到州和地方政府情況,美國債務形勢更加嚴峻,處于危機邊緣。日本公共債務占GDP比重高達200%,中央財政支出每年用于國債利息支付的比重約為23.3%,每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又要靠債務融資。盡管日本債務主要由國內投資者持有,但債務的惡性循環與日本國內政局動蕩疊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債務形勢惡化。2012年若出現歐債危機的“重災國”無序違約的情況,很可能會導致主要發達國家集中進行債務重組,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沖擊。從就業形勢看,失業率高企是主要發達國家的頭號難題,預計主要發達國家嚴峻的失業形勢將延續至2012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失業率一直在9%以上,而且呈現出長期化的趨勢,出現了四五十歲白領大量失業的問題。歐元區2011年11月份的失業率上升至10.3%,創1998年6月以來的新高。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失業率均創下歷史新高,分別高達22.8%、18.3%和12.9%;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失業率分別為9.8%、8.5%和8.3%,都創下了2011年以來新高;德國和荷蘭失業率分別為5.5%和4.8%,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從經濟增長形勢看,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均比較疲弱。美國經濟復蘇放緩,2011年前三個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分別為0.4%、1.3%和2.0%(均為環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但總體上看,2012年美國經濟形勢有可能維持低速復蘇的態勢。歐元區經濟下行風險累加,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受歐債危機拖累,歐元區經濟下行趨勢明顯,二季度經濟增長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環比),曾經表現強勢的德、法兩國經濟幾近停滯,三季度歐元區經濟僅同比增長0.2%。目前,反映歐元區經濟信心的經濟敏感指數、商業景氣指數和制造業PMI指數已經連續7個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長期平均水平。日本經濟在地震災后重建帶動下實現了緩慢復蘇。但從中長期看,日本經濟仍面臨債務負擔沉重、勞動力缺乏、內需不足、產業空心化等很多深層次問題,導致經濟發展缺少動力,在世界經濟中難以發揮重大作用。從政策空間看,受制于主權債務高企,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受到嚴重制約。前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也很有限。美聯儲在金融市場上“賣短買長”,實施“扭轉操作”,但能否啟動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前景仍不明朗。同時,工資和福利水平上升,加劇了美國的核心通脹壓力,美聯儲有可能被迫提前結束低利率政策。歐洲央行連續小幅降息,將歐元區內利率降至1%,近期又啟動了期限長達3年的長期再融資計劃,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但對解決歐債危機和促進歐元區實體經濟增長可能仍然不夠。加之歐元區內通脹抬頭,將對歐洲央行的進一步寬松貨幣政策形成制約。

    (二)新興經濟體整體上經濟增長較快,但還難以承擔起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重任,經濟增長預期下降

    盡管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已經率先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實現了全面復蘇,但應對金融危機出臺的大規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負面效果也開始顯現,同時發達經濟體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新興經濟體國內的通脹壓力不斷加大。在金磚五國中,印度和俄羅斯的通脹率均高達9%以上,巴西和中國的通脹率也分別達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疲弱,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新興經濟體,使其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摩根斯坦利預計拉美各經濟體2011年經濟增速將由4.6%下降至4.4%。巴西政府下調2011年經濟增長預期至3.7%,而此前為4%。高盛下調巴西2011年經濟增長預期自4.5%至3.8%。俄羅斯經濟一季度增長2%,是2010年同期的一半。二季度增長3.4%,低于此前公布的3.7%,三季度提速至增長4.8%,但總體上看增長速度仍然緩慢,摩根大通將俄羅斯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4.5%下調至3.7%。印度政府將2011—2012財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8.2%,之前對經濟增長的預期為9%。近期隨著經濟的減速和國際收支狀況的惡化,部分新興經濟體匯率明顯貶值。2011年4月底以來,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貨幣對美元匯率均貶值10%以上,有的貶值幅度達到20%;在4—10月份的半年時間內,這些國家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也出現了幅度在6%以上的貶值,上述國家貨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貶值多數發生在7月份以后的3個月內。貨幣貶值反過來加快了資本流出的步伐,國際收支狀況惡化,有的已經影響到實體經濟部門,工業生產減速甚至出現下降。新興經濟大國巴西、土耳其等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上述情況,這些現象的同時發生,在歷史上往往是新興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的征兆,值得警惕。

    二、中國的對策

    全球經濟形勢嚴峻以及由此帶來的政策取向,將對我國經濟走勢和宏觀調控帶來挑戰。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將抑制我國外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也將加劇全球流動性泛濫,使我國可能再次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輸入型通脹壓力、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壓力和“熱錢”流入壓力,加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國際經濟的嚴峻性和復雜性,堅持“穩中求進”的指導思想,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下,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一)在穩外需的同時把擴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互動加強,外部需求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強。但從今后一個時期看,世界經濟可能處在一個緩慢復蘇、低速增長的結構轉型時期,可能導致我國經濟增速放慢。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要實施穩定外需的政策,積極尋找新的出口市場、挖掘新的外部需求。近年來,在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的情況下,各國通過建設自貿區或更緊密的經濟戰略合作安排,來贏得更大利益。我國應該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積極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適時參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談判,尋求與更廣泛的經濟伙伴建立自由貿易區。另一方面,應該把擴大內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環顧全球,大國經濟一般都以內需為主,國內需求也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未來應該把擴大內需作為我國抵御國際經濟風險的首要選擇。繼續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拓展內需增長的新空間;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擴大中等收入比重,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務體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費預期;改善居民消費環境,積極促進消費結構升級;調整優化投資結構,鼓勵擴大民間投資。

    (二)繼續把穩定物價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目標

    綜合考慮導致本輪物價上漲的各種因素,2012年初物價漲幅有望從高位呈小幅回落之勢。物價漲幅雖然下降,但從經濟增長的長周期看,拐點之說可能過于樂觀。我國宏觀調控的經驗表明,我國的通貨膨脹一旦上來,治理起來就很困難,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把通脹降下來。因此,應該把穩定物價作為需要長期應對的重大問題,調整調控的思路和理念,改變價格管理的方式,制定更長周期的政策措施。要有總需求管理的辦法,不能只考慮一個環節,簡單地把CPI與貨幣政策掛鉤,為通脹一個目標而采取收縮政策,使經濟增長整體形勢受到影響。未來可以重點考慮通過改善生產供應機制的辦法,增加短缺產品的供給。采取多種手段平抑農產品價格大幅波動,通過設立價格調節基金來建立農副產品價格穩定機制與供應保障機制,必要時可動用它來應急,建立價格經常大幅波動的重要農產品(如糧食、豬肉)儲備制度。建立存款利率與通貨膨脹掛鉤的機制,解決我國負利率問題及帶來的潛在風險。對大學生、低收入群體和貧困人群,應盡快建立起應對物價上漲的動態補貼機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擴大海外投資,建立穩定的農產品和資源海外供應基地。

    (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政策效果來說,財政政策可以在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保證有效供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未來既要加大財政政策在直接增加總需求方面的作用,同時也要發揮其杠桿撬動作用。考慮研究推進預算制度改革,建立預算編制、執行、監督相互制衡的體制和機制;調整政府債務結構,保持適度的政府債務規模。在基本維持2011年債務規模的基礎上,適當削減中央債務,適度擴大地方債務規模,加快建立規范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性債務管控指標體系;堅持結構性減稅。研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增值稅擴圍為切入點,加大稅制結構改革力度,降低流轉稅收入比重,支持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大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施有利于節能環保和增加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大對如新能源、節能環保等高新技術行業企業的優惠力度;優化支出結構,保障民生支出。進一步加大各級財政保障性住房投入力度,加大對農民工、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的就業培訓補貼,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投入力度,適當提高養老、醫療、城鄉低保等保障水平;加強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通過加大農業投入、降低稅率、提高農補、核定扣稅等財稅政策,夯實農業基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全面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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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取向的分析較為重要,相關部門必須要根據發達資本主義市場與發達國家面對的經濟情況,科學面對各類重大挑戰,并利用先進的工作方式提升其政策取向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一、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雖然我國物價水平下降,但是,從總體上而言還是呈現較高的位置,投資與消費水平逐漸提升,并且經濟結構在逐漸改善。在全球進口率逐漸增加的情況下,出口比例有所減少。部分中小型工業企業的經濟開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出我國宏觀經濟特征。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在2015年的時候,我國GDP有所增長,約為9000億元左右,同比增長了10%左右,在2016年的時候,我國GDP增長速度有所提升,從總體上分析可以得知,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處于正常的位置,經濟增長情況較為穩定,可以有效提升國內的經濟效益。

第二,目前,我國在物價方面雖然有所提升,但是,在CPI方面的增長速度較慢,無法加快其增長速度,難以優化其發展體系,甚至會因為一些特殊原因,無法增強CPI的發展水平。例如:在全運會期間,我國能源價格與商品的價格開始下降,國家在對PPI進行統計的時候可以發現其在大幅度上升,這就導致我國CPI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拐點問題。在城鄉商品銷售的過程中,商品的價格指數呈現直線發展趨勢,多數商品都處于價格不變的范圍內,或是在小范圍內商品出現價格下降的現象[1]。例如:服裝商品與娛樂文化設施商品等,在實際銷售的時候,經常會出現價格下降的現象。在2016年的時候,我國燃料商品價格有所上升,相關部門如果不能科學應對能源原材料價格的相關問題,將會影響我國財政政策取向的正確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企業不能提升CPI,將會導致整體提價情況受到嚴重影響[2]。

二、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要點

在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之下,財政部門必須要做出正確的取向分析,并針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實?H情況,全面開展各類工作,確保自身的正確取向。在此期間,政府部門必須要遵循以下幾點要點:

第一,在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之下,經濟狀態與發展趨勢較為明確,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時刻,因此,財政部門要將預防經濟危機干擾作為基礎,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最為重要的就是規避房地產行業風險,改善房地產產品結構,使其可以滿足現代化經濟發展需求。首先,我國政府部門需要全面分析次貸危機,并利用先進的工作方式處理各類問題。其次,財政部門必須要科學調整房地產商業結構,并對各類敏感時期進行分析,一旦出現影響國家經濟安全保障的問題,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對其進行解決,在保證房地產貸款政策的情況下,降低房地產的價格。在此期間,不可以利用擠壓房價的方式對其進行管理,規避房地產房價泡沫的問題[3]。

第二,財政部門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全面分析宏觀經濟情況,保證在實際工作中,科學分析市場內部需求,并對外來風險進行抵制,滿足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內部需求,并對其進行全面的改善。同時,財政部門還要明確個人所得稅的扣除標準,積極建設教育體系、醫療體系、養老體系等,保證可以深入落實政府部門相關補貼。尤其是一些生活困難的群體,必須要予以一定的生活補助。對于居民的發展而言,需要控制其多方面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鼓勵我國東部的各類企業向著西部的方向發展,并針對轉移與科研項目給予一定的獎勵,吸引更多企業開展轉移等活動,在提升企業積極性的情況下,優化西部的經濟結構,促進我國總體經濟的發展[4]。

三、制定長期的規劃目標

財政部門在實際發展中,必須要根據我國宏觀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的特點與規律,對其進行積極的改革,除了要保證完成短期目標之外,還要制定屬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明確財政政策取向,并對其進行有效的改革,保證可以滿足現代化社會經濟發展需求,逐漸提升其經濟效益。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在財政部門政策取向明確中,必須要為中小型企業提供便利的融資渠道,利用宏觀調控的方式,對實體經濟進行管理,避免出現中小型企業經濟斷裂或是破產的現象。同時,財政部門要根據中小型企業的發展需求,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借鑒發達國家中小型企業財政扶持項目,對自身的財政政策進行改革,利用新方式促進我國中小型企業的長遠進步。

第二,我國財政部門必須要科學管理個人所得稅項目,對其進行全面的改革,在保證社會公平性的情況下,縮小個人貧富差異,促進我國經濟的正確發展。在對個人所得稅項目進行管理的時候,財政部門必須要對其免征額度進行分析,明確財政標準,保證可以根據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需求,對其進行全面的優化處理,規避各類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三,我國財政部門在明確政策取向的過程中,必須要深入改革國有資產的產權,維護國家資產權益,提升經濟發展效率,并針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需求,對產權進行管理,利用相關法律法規開展各類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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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經濟的發展受到全球國際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對于我國以出口型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的發展模式產生了嚴重的威脅。通過對當前我國經濟的實際發展狀況進行調查分析,本文將主要研究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形勢,并對我國的財政政策取向進行探討研究,從而采取積極性的財政政策,拉動我國的經濟內需,促進國民經濟消費水平的提高,進而提高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速度。

關鍵詞:

宏觀經濟;形勢;財政政策;取向

當前我國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在了擴大內需上面,保證了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狀態,改變了傳統的財政政策,使得我國的財政政策取向能夠適應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形勢和發展速度。財政政策是我國政府實施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因此要進一步發揮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速增長、調節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突出我國公共型財政政策的優勢特點。

一、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

當前我國正面臨著非常嚴峻的金融危機形勢,因為美國經濟形勢的復蘇已經逐漸影響到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其次,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也與我國經濟不景氣一樣,全球貿易化的整體環境還在不斷地惡化當中,全球的出口型需求率普遍下降,而我國人民幣的升值也對我國的出口外資和引進外資的形式非常不利,進而影響到了我國的整體經濟。我國的宏觀經濟自從2010年開始以來有著經濟復蘇速度快的特點,而我國的經濟復蘇又是嚴重依賴于我國政府政策效應的,因此我國的經濟復蘇速度又表現出了先快后慢的特點。我國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全世界國家中一直排在首位,我國的投資力度和消費能力都在飛速的增長當中,2014年我國的宏觀經濟一直在新常態的狀態下保持著平穩的趨勢運行,并呈現出了平穩增長、優化產業結構調制,生產質量提升,國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大好經濟形勢。從2015年以來,我國國家一直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將短期性的增長政策同中長期性的改革、產業結構鏈調整政策聯系在了一起,使得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緩中有序,穩中前進。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已經出現了比較積極的變化,我國的房地產銷售量也明顯增加,從而帶動了整個房地產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呈上升趨勢,而且整個社會消費品的總體零售額也在上升性發展,雖然我國經濟的出口額還是有些波動,但是從實際總體趨勢來看出口額的降幅還是呈收窄發展。我國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49.6%,高于第二產業5.9個百分點,而我國最終消費支出額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總生產率的貢獻值為60%,城鄉收入的差值進一步減少,能耗下降,我國的節能產業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成果。新產品、新商業模式也在不斷出現,新增長型的動力系統也在形成過程中,高新技術型產業的增長值依舊保持著快速增長的趨勢,新能源汽車行業,鐵路行業的效益增長速度高于50%,網上消費額也保持在高速增長趨勢之中。伴隨著我國的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財政政策的調整,我國的部分物價有了回升趨勢,從而帶動了服務型產業價格的總體回升。在G20峰會討論期間,我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同志認為,當前全球經濟的發展仍然有著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素,我國作為成員國的一員,必須要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來面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發展狀態,要不斷拉動我國國內內需,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從而避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衰退,避免經濟風險危機的發生。

二、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取向

面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總體經濟形勢,結合我國實際的經濟發展情況,我國采取了寬松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綜合了社會總體需求,從而提高了我國人民的經濟收入,不斷發揮著政府部門的財政職能,逐步減小了城鄉差距,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促進了宏觀經濟的全方位、寬領域的協調性發展。

1.增加政府投資支出。增加政府投資性支出就是要降低政府消費性的財政支出,根據資產邊際效應原理,我國經濟增長是依靠于較高的投資率的,所以當政府投資增加后,就會相應地提高社會的生產力,而國民經濟的增長率也會相應地得到提高,而由政府進行財政性支出,可以保證各級政府的投資,進而控制政府的消費性支出。

2.適當發行國債。國家的赤字政策對宏觀經濟的積極性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通過財政赤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擴大社會的總需求,從而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復蘇,而短時間內的政府支持需要非常龐大的資金支持,最快速、最有效的資金渠道就是國家發行國債,所以為了保證政府的投資計劃能夠順利得到實施,保證我國基礎性設施建設,我國政府將采取適當地發行國債的財政政策投資,實行赤字政策,從而刺激社會總體需求。

3.提高稅收征管力度。通過增加稅收的方式也能夠促進經濟水平的發展,提高稅收可以使我國國民的儲蓄水平得到提高,進而政府將國民儲蓄水平中增長的那部分稅收資金進一步用于民間的投資,加強經濟增長的能力,因而我國政府必須要加強稅收的征管力度,當前我國稅收的監管力度不夠,所以每年都會造成大量的稅收資金流失,近幾年來,稅收的流失程度大約在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的1%,也就是每年的稅收流失程度大約是每年稅收收入金額的8%左右,因此提高對稅收部門的監督征管力度非常重要,才能夠有效地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還可以運用降低稅率等政策防護方式來緩解中外合資企業的發展困難,使企業的發展能夠促進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

4.擴大農民需求。當前我國農村的消費總體水平還是比較低的,而農村的有效性需求不夠,從而造成了我國工業生產能力和生產產品產能的過剩,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面對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態,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時,更不應該忽視農民的生活需求,因此政府采取的財政政策必須要擴大農民的生活需求,提高農民的財政資金補助,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直補、糧食直補、農產品生產器具購置的財政補貼,從而穩定農產品銷售,從而提高我國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性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部門還應該加大對新型化農村的醫療投入,加快新農合制度進一步實現,將農民從傳統的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產品的需求中解脫出來,還要進一部分改變農村文化的消費水平,提高對農村道路等基礎型設施建設的力度,提高農民對各類工具的消費水平。

5.加大科技投入。科學技術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創新才能夠真正意義上保證經濟的穩定發展。當前金融危機造成的我國許多出口型企業破產,主要是由于企業的生產成本較高,造成的企業利潤較低,因此只有提高企業的科學技術水平,才能夠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升企業經濟效益。通過科學水平的發展,能夠大大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提高我國企業競爭的核心力,加大企業自主創新力度,并幫助我國中小型企業轉變生產方式,提高企業創新性、改革性發展力度,鼓勵政府、企業加大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投入程度。

三、結語

財政政策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經濟調節性手段,可以在當今經濟發展狀況低迷的情形下發揮自身有效的功能作用,因此國家必須要根據當今經濟的發展形勢而采取有效的相應措施才能夠保證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長期發展。在我國的財政政策取向時可以增加政府投資支出,發行國債,提高稅收征管力度,擴大農民需求,并且加大科技投入,從而保證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閆坤,張鵬.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財政政策取向——全球經濟再失衡態勢初顯與中國創新驅動戰略[J].財經問題研究,2015,07:78-85.

[2]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張鵬,王志剛等.宏觀經濟形勢與財政調控:從短期到中長期的分析認識[J].經濟研究參考,2012,61:3-50.

[3]晏濤.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研究[J].區域經濟評論,2014,01: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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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審計機關職責所在

加強審計監督,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審計機關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重要體現。審計機關要從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推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意義。

(一)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審計機關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和重要途徑。近年來,我國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既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審計機關從更高層次上理解和體現現代國家審計的本質,通過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推動社會民主與法治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

(二)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審計機關適應新形勢、完成新任務的迫切需要。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持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為審計機關加強審計監督指明了方向。審計機關要進一步增強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緊緊圍繞中央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各項要求,充分履行審計職責,使審計工作不斷適應新形勢、完成新任務、開創新局面。

(三)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審計機關發揮“免疫系統”功能的重要體現。當前,我國經濟在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經濟效益偏低、經濟內生動力不足、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國家審計是經濟社會健康運行的“免疫系統”。審計機關要充分認識審計工作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聯系,更加自覺地融入發展大局,著力揭示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保障國家經濟社會健康運行。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審計工作提出了新任務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社會關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即要從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型增長,從高度重視經濟發展速度轉變為更加注重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和經濟增長質量上來。二是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強調“以人為本”,更加注重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三是政府轉型。政府作為經濟社會活動的管理者,掌握大量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轉換角色,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使公權力更有效地為社會發展服務,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

上述三個方面的轉變對審計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務: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然帶來利益格局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調整。為此,國家從戰略和宏觀層面出臺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調控措施。今后審計監督的重點就是要加大對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執行情況的跟蹤力度,關注政策執行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確保中央決策和部署落實到位。

二是社會建設成為發展的應有之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務更加緊迫。這就要求審計機關把保障民生、促進社會和諧作為重要職責。從群眾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問題著手,加大在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城鄉住房、生態環境、科教文化、權益保障等領域的力度,對關系經濟社會發展、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專項資金加強監督。

三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要求審計工作以法治政府為核心理念,強化對政府公共財政的審計監督,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責任政府為核心理念,加強以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為重點的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以透明政府為核心理念,加大審計結果公告力度,促進權力“陽光”運行。

三、以審計科學轉型提升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水平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黨和國家重要的戰略目標,是提高我國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大舉措,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對審計工作的要求越來越高,社會公眾對審計工作關注越來越高。而審計機關在服務經濟發展上還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思想認識滯后、服務辦法不多。為全面履行好審計監督職能,迫切需要審計工作創新、轉型,適應形勢發展。

一是加快審計工作轉型。審計是國家經濟社會運行的“免疫系統”。“十二五”是我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審計工作只有積極適應外部環境,加快從傳統審計向現代審計轉型,才能全面履行法定職責。要通過審計工作轉型,不斷拓寬審計視野,創新審計理念,提升審計成果,充分發揮審計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建設性作用,竭力提高服務科學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樹立科學審計理念。要把保障、服務和促進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十二五”審計工作的重要內容,嚴格履行監督職能,防止和糾正違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策和措施的行為,當好監督員。同時,善于做好角色轉換,堅持把服務與監督擺到同等重要位置,當好“服務員”。將通過監督發現的富有創新意義的經驗和帶有苗頭性的問題,加以分析研究,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參考依據。

三是創新審計工作思路。要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和任務,以研究的態度和專業的視角創造性地開展審計工作。努力研究和把握新形勢下審計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及時調整審計工作的策略和重點,積極探索適應形勢發展的審計工作新思路和新方法、新舉措。要突出對科技創新投入的審計監督研究,促進企業自主創新和國家產業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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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勢下現狀企業發展現狀

(一)企業經濟管理現狀 任何企業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都要受到經濟直接的影響與支持,因此對經濟進行妥善的管理,同時以更多更新的管理模式使得企業內部的經濟管理能夠成為一個企業發展的主要助力。但是這種創新需要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尤其是企業的決策層要充分發揮領導帶頭作用,能夠將整體發展路線進行嚴謹的掌控,進而使得企業當中的所有員工能夠沿著一個明確的目標進行努力。在這個努力的過程當中,才能夠發展出特有的經濟管理模式,不僅能夠對企業的經濟管理空間進行拓展,還能夠產生更為有效的經濟管理方式方法,帶動企業整體運行。

(二)企業組織結構現狀 一個企業在日常的運轉當中,需要有嚴密的部門組織規劃,將各個部門的職責進行劃分,同時還要建立直接有效的管理結構,能夠使得企業工作效率最大化。但是我國部分企業目前尚未意識到組織結構的重要性,進而導致管理水平低下,企業內部混亂,經濟發展受限。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結構已經無法滿足現下的市場需要,因此為了滿足新形勢下的經濟發展要求,企業要更加注重高效率、低成本、人性化的管理模式構建,進而滿足企業發展的需求。

(三)企業人員管理現狀 企業的人才可以反映出這個企業的綜合實力以及企業發展的情況,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培養,員工的專業水平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經濟效益,所以,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一定要注重人才的培養和引進人才。企業管理的方法在不斷革新的同時,產品也要不斷地創新,這就需要大量的技術人才來完成產品的創新過程。產品的創新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實踐的過程,通過對產品性能和外觀設計的不斷嘗試,才能找到合理的創新方案,具有技術水平高超的技術人才來完成創新的過程,可以提高創新的效率,逐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培養人才以及引進人才,是一個企業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企業的融資結構也在發生著不斷的變化,最優秀的企業融資結構應該是使企業融資結構保持充分的可變性,并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企業自身條件的轉化而不斷得以優化。新的經濟發展形勢下,對現代企業融資結構的改進方法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在以內源融資為主要改進模式的前提下,對現代企業融資政策進行分析。企業融資政策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政策,都對現代企業融資結構改進作出了明確的指導,之所以要改進融資的結構,就是想為企業帶來最大化的利益,本文通過對新形勢下現代企業融資結構改進方法的分析,來探索企業融資政策對企業發展的影響。

二、現代企業融資結構政策分析

(一)直接融資政策分析 在除去金融機構干預下的資金融通方式被稱為直接融資政策,這種政策使得在單位時間內,部分資金充足的企業能夠與需求資金的企業直接達成協議,或者是通過大金融市場環境購買急需資金企業的有價證券,以此將資金提供給需要的企業進行日常的運營與周轉,而這種資金的使用可按照協議的內容長期持續。一般情況下,部分企業發行債券或股票、通過已經積累的商業信用,或是企業與企業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所產生的所有借貸行為均在直接融資的范圍以內,這種直供資金的方式與間接融資進行比較后,能夠明顯看出投、融資的雙方自由度產生了較大的改變,使得投資者產生較為明顯的投資收益,同時還能使得融資的一方不用擔負較大的成本。但是在部分情況下,融資人的市場信用度不足,容易使得投資方產生較大的債券風險,同時部分資金將會具有不可逆的特性。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直接融資政策也在不斷地擴大,對我企業的發展過程做出了有利的指導。

(二)間接融資政策分析 絕大多數經營妥善的單位在除去日常開支以外,通常會剩下部分閑置的資金,將這部分資金存入銀行當中,或是購買由各個金融機構發行的證券,進而以這種方式將資金提供給金融機構,隨后再由金融機構以各種形式提供給需要資金的企業進行掌控,這一過程即被成為間接融資。這種方式的顯著之處在于投、融資雙方不會產生任何交集,也不會產生任何的債權或債務關系,通過第三方實現資金交融的局面。與直接融資相比,間接融資具有更為靈活的應用性,能夠將社會上各種閑散資金進行整合,在對需求資金的企業進行融資的同時,還能夠提供大量的專業信息與專業人才,進而對資金的運營產生更為有力的支持與保障。間接融資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也規范了債權人的參與行為,為了得到更多的經濟收益,債權人會讓出很多的空間給債務人,這就促進了經濟的平穩發展,所以,間接融資政策也是對企業的融資結構改革很有幫助的。

(三)項目融資分析 項目融資是貸款人向特定的工程項目提供貸款協議融資,對于該項目所產生的現金流量享有償債請求權,并以該項目資產作為附屬擔保的融資類型,是一種以項目的未來收益和資產作為償還貸款的資金來源和安全保障的融資方式。為了建設一個新項目或者收購一個現有項目,需要企業投入大量的資金來運作。項目融資的方式為企業的投資發展給予了巨大的經濟支持,保障了企業投資的正常運行。圖1是根據項目融資對上市公司股票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項目融資存在的風險。

三、現代企業融資結構改進方式

(一)提高融資數量 根據實踐可以看出,不同的企業融資結構對于企業經濟方面的收益影響是不同的,合理的企業融資結構可以促進企業的經濟發展,也可以使企業更好地適應新形勢下的經濟模式,實現企業與現代化發展的接軌。所以,企業一定要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融資結構,其中提高融資的數量就是改進企業融資結構的好方法。有了充足的融資數量,才能滿足企業的發展以及資金投入問題,可以合理地處理負債現象,達到企業資金投入和產生價值的平衡比例,實現融資的最大效益。提高融資的數量是現代企業融資結構改進的重要方法,也是不斷發展壯大企業的必要支持,通過對資金投入、產生價值與負債對比(見圖2)來分析企業融資過程中融資數量對企業發展帶來的影響。

(二)明確企業融資改進方向 對企業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有利于企業及時發現在融資結構中的缺點,通過與現代經濟發展的結合,對經營的風險、融資的數量、資金投入的情況進行細致的分析。明確企業融資改進的方向也是企業適應經濟發展的過程,企業的成長離不開經濟的發展,融資結構的改進方向也是與經濟發展的方向保持一致的。

(三)通過學習國外優秀改進方案制定改進措施 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都存在差異,相比美國、日本等較發達國家,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還比較緩慢,國外的很多大型企業的融資結構也都非常合理且規范,對于企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我國企業的融資結構還存在著很多的不足,在對融資結構進行改進的過程中就可以參考國外優秀企業的融資方法以及融資的結構,結合企業自身的發展水平,找尋需要改進的地方。通過從2003年~2011年對我國企業與外國企業合作之后產生的價值進行對比分析,找出我國企業融資結構改進的方向(見表1)。

四、結論

綜上所述,新形勢下企業融資的結構改進尤為重要,時代在快速進步與發展,企業融資結構如果無法及時完善,也就無法適應這種經濟快速發展的環境,會給企業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影響。企業在改進融資結構的時候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從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逐漸探索出適合企業融資結構的模式,從而達到最高效的經濟收益。現代企業融資結構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為企業帶來更大的經濟收益,又使企業承擔著巨大的風險,所以,現代企業融資結構的改進一定要貼合企業發展的實際,達到高效率的改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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