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的意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經濟學的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在當前，我國經濟迅速發(fā)展，各行各業(yè)都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成就了另世人矚目的很好的成績，研究新世紀勞動關系問題十分迫切，也是十分必要。經濟學者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較早，勞動經濟學從經濟角度、生產角度以及勞動角度分析全部經濟行為的內容。從本質上講，勞動經濟學是從人類為了解決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而產生勞動行為的過程。就目前來看，系統(tǒng)研究勞動經濟學方面內容對我國經濟的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將結合工作實際就淺析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fā)展中的意義這一重要議題展開討論，從經濟社會方面、人類社會存在和發(fā)展方面、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方面、社會意義方面展開討論，系統(tǒng)探究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fā)展的意義。

二、勞動經濟學和國家經濟發(fā)展關系概述

勞動經濟學以及成為我國當前階段內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在我國，勞動關系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研究內容，還是我國政府制定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重要參考和重要研究內容。在當前，世界范圍內，很多國家都遭遇到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不斷推進，所有國家和個人都將投身于世界范圍內的競爭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圍所有的發(fā)展契機將惠及所有國家和個人。在這個大背景下，只有培養(yǎng)起自己本國的效率極高、技術過硬、研發(fā)能力強的勞動人才大軍在能贏得世界范圍內的人才爭奪競爭。所以，研究當前勞動經濟學和我國經濟發(fā)展的關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三、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fā)展中的關系

1．勞動力是經濟社會的基礎。勞動經濟的研究不僅僅是研究勞動和經濟發(fā)展的關系，而是動態(tài)地研究整個社會的發(fā)展和勞動行為之間的關系，系統(tǒng)研究具體個人的一身的勞動行為和經濟行為。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只有個人價值得到充分的實現(xiàn)，也就是說勞動關系充分合理，才能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最大化實現(xiàn)，才能助推整個國家的全面發(fā)展。

2．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必要條件。眾所周知，生產勞動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也是人類社會形成的根部原因，生產勞動活動衍生出人類社會其他所有活動，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也是社會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和重要決定因素。只有合理地、科學地組織勞動者勞動，實現(xiàn)產品的產出和效益的實現(xiàn)。正確勞動關系的建立，能夠促成合理分配制度的制定，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推動經濟的發(fā)展。

3．勞動經濟學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是十分重要。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十分重要，對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積極意義，充分研究勞動關系，研究并解決好勞動關系方面的問題，才能構建起科學合理的社會制度。

4．我國政府重視勞動經濟的研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發(fā)展最終服務于人民，研究勞動關系對于我國經濟的發(fā)展具有切實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意義。只有研究好勞動經濟學和我國經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才能處理好我國當前出現(xiàn)的難度較高的勞動問題。勞動問題設計到具體勞動者的切實利益，解決好這些問題必須從社會角度、政治角度、經濟角度全面分析和研究，著眼于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逐步地解決好勞動關系問題。

5．經濟發(fā)展促使經濟體制的改革。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fā)展舉世矚目，而當前處于改革開放三十年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下一步怎么走，要什么樣的經濟發(fā)展，要什么樣的勞動關系，都是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只有解決好勞動關系，促使經濟大跨步發(fā)展，促使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才能抱著我國在各項事業(yè)上的建設，保證我國的長治久安。

四、結語

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不斷推進，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過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好成績，在很多行業(yè)和很多領域內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令世人矚目。當前我國勞動關系多樣，較為復雜，系統(tǒng)研究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fā)展中的意義在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結合工作實際就淺析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fā)展中的意義這一重要議題展開討論，首先分析了勞動經濟學相關內容，進而剖析了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fā)展中的關系，得出相關結論，希望對相關領域研究人員的工作提供一些參考，為我國經濟的發(fā)展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筆者水平有限，文章不妥之處之處必然眾多，希望廣大同行和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及時指正，不甚感激。

參考文獻：

[1]周翔.對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fā)展中的意義淺析.

篇2

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農業(yè)部門的邊際生產力日益增加，最終這將會縮小甚至消除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但與此同時，它還將建立具有中國的特點“雙重勞動勞動和就業(yè)制度”和“城市二元社會”。在2006年，蔡?P認為使用勞動力流動縮小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需要一定的條件。在當前階段的中國，由于很多不完整的條件，勞動力流動和收入差距擴大是主要的現(xiàn)狀。

一、研究綜述

首先，農村剩余勞動力經濟學最早的研究者是劉易斯，他認為發(fā)展中國家中農業(yè)部門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一個十分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只有實現(xiàn)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才能使城鄉(xiāng)經濟一體化，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其次，有的學者還提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改善行業(yè)發(fā)展狀況的一個先決條件，可以提高農業(yè)生產率和農業(yè)技術，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員工的質量。最后，另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理論是托達羅理論。發(fā)展經濟學家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僅取決于城鄉(xiāng)差異，還取決于成本―收益對比。經濟發(fā)展的勞動力轉移造成的心理動機是主動轉移。這顯示出對他們個人的主觀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個人品質是影響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訓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勞動力轉移的難易程度和轉移后的工資狀況受職員受教育水平的影響。因此，轉移的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成為轉移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內容就是知識水平。

農業(yè)生產現(xiàn)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使農村產生大量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的唯一選擇就是向城市轉移，這也體現(xiàn)了農村發(fā)展的不斷進步，雖然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但他們進入城市后從事的大多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制約他們發(fā)展的關鍵因素就是勞動者素質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識水平較為薄弱，因此加強農村勞動者的教育培訓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們的可選擇工作范圍也將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勞動力進行公平的競爭，提高其競爭能力。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可以增加城鄉(xiāng)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訓可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篇3

關鍵詞 勞動社會學 勞動經濟學 角度 原因

一、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的不同角度

(一)從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看兩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內容方面,勞動社會學將勞動者、勞動者行為、勞動關系、勞動組織、勞動制度和勞動社會過程作為研究內容,更加注重社會制度,社會規(guī)范,社會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勞動社會的結構、功能及其運動規(guī)律的分支社會學。勞動社會又稱產業(yè)社會,它具有以職業(yè)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統(tǒng),如總經理、經理、車間主任等等;有與職業(yè)活動相適應的價值----文化系統(tǒng),如公司文化,企業(yè)精神等等,它正是一個內含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要素的社會綜合體。而在勞動經濟學中,與勞動社會學所研究的這一“社會綜合體”所對應的則是勞動力市場,是一個產生物質與財富的世界。

學界對勞動經濟學的定義和研究內容存在著不同的表達,但總體而言,基本方面都離不開勞動力的供求,離不開勞動力的市場,離不開勞動者的行為,以及離不開經濟學的基本范疇:成本、受益和價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資源配置優(yōu)化的目標。因此,概括起來勞動經濟學是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的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簡單來說,勞動經濟學也可以表達為是對勞動市場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沒有市場,或者說脫離了市場,真正意義上的勞動經濟學就不復存在。從這點上不難看出,勞動經濟學側重于勞動力市場的運行,社會效益以及經濟發(fā)展方面。

由此可見,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雖然勞動社會學和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都是圍繞勞動領域的諸如勞動者、勞動者行為、勞動組織、勞動制度等一系列問題,但是看待問題和研究問題的側重點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角度不同的具體體現(xiàn)

下面舉兩個例子來具體說說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的不同角度具體體現(xiàn)在哪些地方。

1.勞動者

勞動者作為勞動社會學和勞動經濟學共同的研究對象,由于兩個學科研究的視角不同,因此,勞動者在兩個學科中的內含有很大的區(qū)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勞動經濟學中用“勞動力”來代替“勞動者”更加合適。

(1)在勞動社會學中,勞動者是非同質的,是復雜的社會人,有著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而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被假設為是同質的,在一般的勞動經濟學對勞動力的分析中,盡量把人簡單化,它隱去了勞動力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認為勞動力相互之間沒有差別。

(2)“人是理性的,勞動力所表現(xiàn)出的行為都是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在勞動經濟學中對勞動力的基本假設。勞動經濟學中的勞動力總是出于對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而理性地作出選擇,但在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者相對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們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需要,有時甚至會感情用事,并且勞動者常常會受到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道德等的制約。所以說,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者比勞動經濟學中的勞動力更加復雜,不過也顯得更加真實而全面。

(3)社會學中的互動論認為,要理解社會的運動,只有通過理解人的社會行為,社會因人際互動而存在。由此可見,勞動社會學中強調勞動者與他人之間的互動。而在勞動經濟學中的勞動力則被假設為個人主義者,不受他人影響,勞動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在于揭示勞動力和各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勞動力是相對獨立的個體。

2.勞動者行為

在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行為就是與勞動者身份有關的行為。比如:勞動作業(yè),生產管理,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雇主與雇員之間的互動等等。由此看見,勞動者的行為是于周圍的環(huán)境分不開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溫(K.Lewin)就指出勞動者行為是人與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函數(shù)。也就是說,勞動者行為是勞動者個人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勞動者的行為是由動機引發(fā)的 ,動機是由勞動者的內在需要喚起的,行為的具體表現(xiàn)要受到行為規(guī)范的制約。并且,勞動者通過勞動競爭、勞動沖突、勞動合作等方式產生互動?？梢?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者行為是與外界分不開的,是復雜的,行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和作用。

在勞動經濟學的視角下,勞動行為考慮的是經濟效益,是能夠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并且勞動力都是理性的,勞動行為與決策不受他人影響。勞動行為決定于勞動力以盡可能少的智力和體力消耗獲得盡可能多的勞動報酬,在勞動社會學中考慮的與周圍環(huán)境的互動,如職業(yè)聲望等并不是勞動行為考慮的因素。

二、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問題時,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之所以會產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它們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設的不同。

在勞動社會學的視角下,無論是功能論,沖突論,還是互動論,都不難看出勞動者是復雜的社會人,具有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會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總是與周圍的環(huán)境產生相互作用,與他人產生互動,除了關心經濟效益以外還關心社會問題和社會關系等等。

篇4

摘要: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fā)展的意義,但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關注的重心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發(fā)展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yè)化對經濟發(fā)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xié)調專業(yè)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fā)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xiàn)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fā)展了發(fā)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yè)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guī)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yè)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fā)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yè)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fā)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yè)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fā)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fā)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fā)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huán)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shù)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shù)學發(fā)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shù)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shù)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yè)化問題的洞見數(shù)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shù)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shù)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yè)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fā)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shù)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yè)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xié)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xiàn)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fā)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yè)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tǒng)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fā)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tǒng)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shù)代表,而生產函數(shù)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guī)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yè)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yōu)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xiàn)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lián)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yōu)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fā)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yè)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shù)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fā)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shù)學模型的現(xiàn)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guī)於?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guī)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guī)定相應學科發(fā)展方向的共同傳統(tǒng)。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wěn)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wěn)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fā)現(xiàn),分工和專業(yè)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tǒng)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shù)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fā)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yè)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yè)化,企業(yè)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xiàn)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xiàn)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yè)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yè)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yè)化經濟概念被規(guī)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yè)化和企業(yè)規(guī)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yè)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yè)規(guī)模的增加。專業(yè)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guī)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yōu)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fā)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shù)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xié)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xiàn)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xiàn)、貨幣的出現(xiàn)、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yōu)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guī)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yè)部門的規(guī)模產生,而是由專業(yè)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guī)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yè)都是外部性的規(guī)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shù)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shù)學家發(fā)展了線性規(guī)劃和非線性規(guī)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yè)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fā)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yōu)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yōu)包括了最優(yōu)資源配置和最優(yōu)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yōu)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yōu)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yōu)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fā)展。市場決定最優(yōu)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xiàn)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yōu)。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yōu)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yōu)的貿易模式和專業(yè)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yōu)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shù)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yè)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xié)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xiàn)。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shù)組合的企業(yè)生產函數(shù)也在事后出現(xiàn)。整個行業(yè)呈現(xiàn)為一個相互關聯(lián)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yōu)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qū)別于所有有規(guī)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shù)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guī)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fā)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xiàn)、企業(yè)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yè)和景氣循環(huán)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yè)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xiàn),保險業(yè)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tǒng)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fā)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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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現(xiàn)代化發(fā)展趨勢研究

政治經濟學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趨勢研究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陳，隨著中國經濟迅猛發(fā)展的勢頭不減，經濟社會現(xiàn)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對政治經濟學現(xiàn)代化趨勢的研究日漸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筆者結合所思所想對政治經濟現(xiàn)代化發(fā)展趨勢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經濟學現(xiàn)代化發(fā)展趨勢研究

1.1 政治經濟學隨著我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而逐步走向國際化

政治經濟學在上世紀絕大部分時間里由于國際政局的原因被隔絕化，沒有能夠充分的的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隨著冷戰(zhàn)的接受、東歐劇變，加上我國經濟國際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經濟日漸走向世界，在豐富世界政治經濟學說的同時也給政治經濟帶來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經濟學現(xiàn)代化也是一個國際化的過程，走向國際化的政治經濟學從經濟理論上極大的豐富了我國思想，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大有裨益。。隨著中國長期經濟發(fā)展奇跡的出現(xiàn)、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相對優(yōu)勢的確立，尤其是中國經濟在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fā)后的優(yōu)異表現(xiàn)，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發(fā)展日益得到國際知識界的關注。

1.2 政治經濟學的現(xiàn)代化也是走向服務于實踐的經濟理論工具的探討過程

現(xiàn)代政治經濟學理論應當更多地被運用、拓展到部門經濟、應用經濟和專題經濟的學科中去。從近年的情況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廣泛應用是經濟學發(fā)展的主要趨勢。比如，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理論、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滲透到了金融、貿易、產業(yè)經濟等學科之中，體現(xiàn)了理論經濟學對應用經濟學的引領作用，這一點是值得經濟學借鑒的。正是因為政治經濟學揭示了現(xiàn)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guī)律和機制，而經濟系統(tǒng)與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其他系統(tǒng)存在一定聯(lián)系和發(fā)展的某種共性，因而它對于其他相關學科往往具有滲透和雙向借鑒的意義。

1.3 政治經濟學逐步走向現(xiàn)代化也使得其逐漸數(shù)學模型化

經濟學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圖表模型以外，數(shù)學模型是重要的表達和分析方法。當前政治經濟學的數(shù)學化，已在以下方面促進中國經濟學的發(fā)展。新的數(shù)學應用模型的研究和數(shù)學研究成果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豐富了解釋政治經濟學的現(xiàn)代化理論的工具，對政治經濟現(xiàn)代化帶來了很大后備支撐。隨著政治經濟學通過數(shù)學模型煥發(fā)新的活力和生命，越來越多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通過數(shù)學工具、數(shù)學模型進行解釋和創(chuàng)新，助推政治經濟學的現(xiàn)代化。

1.4 政治經濟學現(xiàn)代化發(fā)展使得政治經濟學研究也越來越細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圍也逐步精細化

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學派的形成和發(fā)展不同，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學派化，不是為了代表勞動階級不同階層的利益，而是都應站在勞動階級和廣大人民的整體立場，都應遵循經濟學的方法論和理論精神，都應盡可能地全面系統(tǒng)掌握實際經濟情況，在此基礎上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理論及應用進行深入探討，并由于認識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個都應”而形成各自的學術流派。我國經濟體系分工日漸精細化，經濟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社會分工的細化也使得政治經濟學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研究領域越來越細致，研究分工也越來越明確。研究分工的細致化給整體政治經濟學研究帶來繁榮的同時，也使得在宏觀上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才越來越少，但凡事物都有兩面性，研究范圍日漸細致也勢必會使得宏觀研究被人為摒棄。

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趨勢逐步明顯，我國經濟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也給我國政治經濟學現(xiàn)代化帶來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經濟學的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能夠更好地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將成為我國馬列主義研究學者的重要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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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創(chuàng)建；合作；經濟學

過去，斯密、馬克思、馬歇爾、凱恩斯等所倡導的經濟學都強調把“競爭”作為經濟學的核心，主張“競爭”是經濟學的靈魂，而忽視了競爭的對立面——合作也是經濟學的一面鏡子。

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期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成功的實踐證明，競爭雖然是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競爭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提供動力和源泉。但是純粹的競爭經濟學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競爭，因為競爭可以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但是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也離不開合作，離開“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從而導致市場經濟的秩序難以維持，整個經濟環(huán)境就會一團混亂，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所以，經濟學由“競爭”轉向“合作”是時代及市場經濟實踐的客觀要求，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下面我們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談談創(chuàng)建“合作”新經濟學。

1　“合作”新經濟學的理論前提

經濟學從過去發(fā)展到現(xiàn)在，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哲學觀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一直發(fā)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確立正確的哲學觀有利于構建“合作”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合作”經濟學的哲學觀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合作”經濟學是以基本原理為指導，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客觀地分析新的經濟現(xiàn)象，從標新立異的文化視角考察整個人類的經濟活動。隨著各國交流和聯(lián)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強，全球化和一體化成為經濟學領域的趨勢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體化過程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誤會，有利于各國放下矛盾和分歧來，因為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實質就是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推廣和深化。在“合作”的經濟環(huán)境下，各國、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進行交流和交往，從而可以互通有無，調劑余缺，所以“合作”經濟學反映了先進社會生產力要求和規(guī)律，是順應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和趨勢，在“合作”的經濟環(huán)境下，市場經濟必然顯示出更強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導地位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存在著嚴重的弊端，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經濟學恰恰注重人文關懷和“人本管理”。數(shù)學在某種程度上被濫用，經濟學成了數(shù)學的奴隸，經濟學的數(shù)學化程度越來越高，數(shù)學化模型越來越復雜，把經濟學無限制的變成數(shù)學，走進死胡同，經濟學逐漸被數(shù)學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種經濟學都重視“人”的主體性，強調“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經濟學理論沒有任何現(xiàn)實意義可言。“合作”經濟學要注意其現(xiàn)實意義，要研究人與人在當代經濟活動中的交往關系，只有這樣，才不會失去對其研究的價值。

2　“合作”經濟學的文化根基

中國上下五千年，中國傳統(tǒng)文化范圍廣泛、內容深厚，其中很多傳統(tǒng)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經濟學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觀的基礎上，完全可以產生自由主義經濟學：法家文化也可以成為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儒家文化更是豐富多彩，包容萬家經濟學。由此看出，中國文化為經濟學的產生和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沃土。

回顧經濟學史，可以說，迄今為止的經濟學都是以“競爭”為主線的，這并不是說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是錯誤的，因為現(xiàn)實世界本來就充滿了競爭，已有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正是揭示了這些競爭，而對競爭的另一面“合作”從來沒有給予過足夠的重視，這里指的沒有對“合作”重視主要是說對“合作”沒有像對“競爭”那樣給予充分的理論研究。而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根基，特別是道家的“無為”思想，墨家的“兼愛”、“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為貴”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帶有“合作”的痕跡，這些思想很容易成為“合作”經濟學的哲基礎，為創(chuàng)建“合作”經濟學提供文化根基。

3　“合作”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交往生產力

交往生產力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生產力是指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聯(lián)系，，5體現(xiàn)了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另一方面，生產力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發(fā)生的相互關系，體現(xiàn)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與對話。生產力是一個復雜的龐大的系統(tǒng)，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勞動者、還包括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的相互關系，譬如生產的社會分工和協(xié)作、勞動的組織管理、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學技術的運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產力的發(fā)展是人從自然束縛下和社會束縛下獲得解放的雙重過程。生產力從社會束縛下獲得解放的過程實質上是結構性生產力得以釋放的過程，結構性生產力主要是指組織、協(xié)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產力，也叫“合作生產力”，結構性生產力中的各種要素協(xié)作，從而產生一種新的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合作”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經濟學中，人們的生產存在著一種不可分割的密切聯(lián)系，人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共同勞動，相互協(xié)作，取長補短，才能順利的進行生產。其次，結構性生產力是單個生產要素協(xié)作形成一種“集體力”對抗社會束縛的必然產物。俗話說：“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所有這些都是強調的“合作”的重要性。經濟生產中，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實現(xiàn)整體的優(yōu)化，實現(xiàn)熬體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們要重視生產力的合作，促進經濟穩(wěn)步增長。

4　“合作”的實現(xiàn)方式——實踐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相互聯(lián)系。實踐的生產關系有社會性生產關系和技術性生產關系兩種。技術性生產關系主要指生產與勞動對象之間發(fā)生的相互聯(lián)系，其中主要體現(xiàn)了生產功能；而社會性生產關系主要表現(xiàn)為人們對產品的占有。合作在實踐生產關系的過程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術性生產關系和社會性性生產關系之間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實踐生產關系表現(xiàn)為技術的生產關系與社會的生產關系的相統(tǒng)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經順利實現(xiàn)；而如果技術性生產關系與社會性生產關系相背而行，說明“合作”并未實現(xiàn)，有待進一步的發(fā)展。從總體上講，社會的生產關系制約著物質的生產關系的實現(xiàn)，因為社會性生產關系體現(xiàn)為價值，而物質性生產關系體現(xiàn)為價值，所以我們更要重視物質生產關系的“合作”實現(xiàn)。

5　結語

綜上所述，只是我對“合作”經濟學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發(fā)。以往的經濟學是以“競爭”為主線的，但是隨著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經濟學將出現(xiàn)重大的變革：經濟學將由以“競爭”為主線轉向以“合作”為主線，“合作”將成為新經濟學發(fā)展的主流，中國具有發(fā)展新經濟學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能為“合作”經濟學提供基本方法論，中國經濟的崛起為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學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現(xiàn)實基礎。希望中國抓住機遇，使經濟發(fā)展再上新臺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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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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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法 公平 效率 法經濟學

公平與效率成為經濟法的兩項重要基本原則，是由經濟法的內在歷史使命決定的。這可以從經濟法興起的原因，以及經濟法的本質屬性體現(xiàn)出來。本來公平與效率原則都應該因為實現(xiàn)經濟法的功能這個統(tǒng)一的目標而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于公平原則側重于追求利益平衡以實現(xiàn)社會公平與正義，而效益原則重在強調成本收益比例的最優(yōu)化，因此兩者在價值追求上必然存在內在性的張力。如何實現(xiàn)公平與效率的均衡，就成為經濟法的一個重要目標和研究課題。但是如果僅僅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于法律的范圍之內，也許并不是一個好辦法。經濟法本來就是在經濟學發(fā)展的歷史背景下出現(xiàn)的，其中的許多內容本身就產生于經濟學的啟發(fā)之下，甚至直接取自于經濟學。而且經濟學自產生以來在解決社會問題中作用的發(fā)揮以及近年來經濟學的擴張也充分證明了其自身的重大實用價值。因此，可以肯定地說，經濟學的研究分析方法對解決經濟法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借鑒作用。

一、經濟法的興起的經濟原因與經濟法的公平、效率原則

1.經濟法興起的經濟原因

經濟法作為一個普遍的法律現(xiàn)象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經濟角度考察，可以認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發(fā)展，推動了經濟法的興起。在自給自足的產品經濟時代以及經濟發(fā)展的低級階段，經濟法不可能作為一支獨立的法律力量活躍于社會舞臺。只有隨著商品經濟特別是它的高級階段即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經濟法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在各國法律體系中誕生。這是因為商品經濟愈是向著社會化大生產方向或者市場經濟方向發(fā)展，就必然推動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fā)展、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國民經濟部門的不斷增多。這必然要求國家從社會總體利益出發(f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克服商品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市場失靈等局限性，盡可能使資源配置優(yōu)化、市場高效有序等，即實現(xiàn)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效率目標；另一方面，要縮小社會經濟發(fā)展帶來的貧富差距，解決各種外部性問題，保障各種利益分配的公正與平衡，實現(xiàn)社會的和諧發(fā)展，也就是追求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公平。

2.經濟法公平、效益原則的內涵

經濟法上的公平，最基本的含義是指任何一個法律關系的主體，在以一定的物質利益為目標的活動中，都能夠在同等的法律條件下，實現(xiàn)建立在價值規(guī)律基礎之上的利益平衡。經濟效率原則也稱為經濟效益原則，是指經濟活動中占用消耗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與所取得的有用成果的比較。 雖然是部門性法律的原則，但是這里的公平與效率很明顯地受到經濟學的影響而與民法等其他法律部門中公平、效率的含義有所不同。經濟法上的公平與效率當然符合法律公平與效益價值的共性，但是更側重于經濟利益。比如公平原則重在突出利益的協(xié)調與平衡，效益也主要是強調物質性收益的高效率。這就為從法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和解決兩者的矛盾問題提供了可能性。

二、經濟法范疇中公平與效率原則的沖突

目前國內經濟法學者們大多數(shù)都贊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所謂社會本位性一般認為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fā)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 這就要求國家和市場主體都要為實現(xiàn)社會公共利益而承擔社會責任，任何市場主體，在進行市場行為時，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關注，從而對效率的追求做出了有條件地限制。這比較清楚地表明了兩個原則的內在價值沖突。

在我國經濟法學界，對于公平與效率沖突問題的處理，一般是主張所謂“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但在實踐中，往往是效率優(yōu)先，難顧公平。從法的價值角度看，公平與效率都是法的價值目標。但是由于不同的價值目標有時會出現(xiàn)沖突，在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就必須要做出取舍。法理上認為，法律的價值存在位階性，即當不同的價值之間產生沖突時，存在選擇先后的問題， 但是事實上又沒有一個公認的通用標準可以適用，而各種價值的位階在不同法域內各有不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等背景下也存在差異。因此在確立一種價值位階之前，選擇一個視角是必要的。

三、經濟學視角下的公平與效率

1.公平與效率的經濟學內涵

關于什么是公平和效率，經濟學的不同學派有不同的認識。古典經濟學認為，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制度安排下，只要生產者和需求者的交換行為符合等價交換原則，就認為二者的行為活動是公平的。并且認為，只要交換規(guī)則公平,經濟活動就有效率。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效率就是通過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包括在收入分配領域通過合理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結果，使特定數(shù)量的生產要素投入有盡可能多的產出 ，而只有在市場均衡狀態(tài)下，交換行為才符合等價交換原則，生產者和需求者的行為活動才是公平而有效率的。馬克思通過揚棄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公平、效率和分配觀,提出有公平就有效率的思想。他認為公平不是交換規(guī)則意義上的公平，也不是均衡規(guī)則意義上的公平,而是生產資料占有意義上的平等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收入意義上的公平。只要有了這兩種意義上的公平，勞動者的積極性就能充分發(fā)揮出來，經濟活動就有效率。

2.公平與效益的經濟學選擇

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結果表明，交換規(guī)則公平盡管能夠提高效率，卻出現(xiàn)財產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財產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公平盡管是人類追求的理想目標，但由于缺乏財產和收入激勵，會導致經濟效率難以提高。面對這種“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在經濟學的視角下，傳統(tǒng)上一般都是選擇效率優(yōu)先。但是隨著經濟學的發(fā)展，在公平與效益的選擇上，學者們進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一些與傳統(tǒng)理論不同的觀點。比如新制度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關于公平與效益的選擇問題，都根據社會發(fā)展變化情況以及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做出了新的闡釋。因此在經濟學領域內，對公平與效益的選擇，也出現(xiàn)了新的選擇，效益不再始終居于選擇的最優(yōu)先位置。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把科斯的企業(yè)理論引入國家行為的分析，認為統(tǒng)治者也是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而國家的決定權結構最終要對經濟大增長、停滯或衰退等效率問題負責，在他看來，意識形態(tài)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識形態(tài)為社會成員的行為提供一個共同的準繩，從而能夠減少內耗，提高效率。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在其公共選擇理論中指出，評價效益的唯一指標是同意的一致性，“同意”意味著經濟當事人經過成本―收益計算，認為一個實現(xiàn)資源配置的交易對他是有利的，或至少是無害的。 在這里可以看出公平與效率的正相關關系，公平直接帶來效率。只有公平的制度才能帶來經濟的高效率，國家興衰取決于制度的公平程度及由此所導致的效率損耗程度。由此看來，新制度經濟學是把公平放在首位，認為公平的制度能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堅持的是“公平優(yōu)先，兼顧效率”的公平效率觀。

美國的著名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從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觀念出發(fā)，提出了正義的公平觀，根據他的觀點，如果一個人的獲益損害了他人的利益，就是不公平、不正義。 受這種正義觀的影響，福利經濟學家對傳統(tǒng)的經濟學理論進行了改進。他們提出用社會福利而不用其他指標作為衡量公平與效率的標準，并以此來認識人類社會的分配和資源配置活動。

福利經濟學關于公平與效率認識的方法論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它既不用古典經濟學的交換規(guī)則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規(guī)則，也不用馬克思的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收入的原則作為公平的標準，而是以社會福利，即用效用水平作為衡量公平的準則。這種認識公平、效率和分配的方法論是對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識論的發(fā)展。無論是交換規(guī)則和均衡規(guī)則，還是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收入的原則，都只是實現(xiàn)公平的規(guī)則,而不是公平的評價準則。實現(xiàn)公平的規(guī)則很多，不能說一種規(guī)則是公平的，而另一種規(guī)則就是不公平的。我們需要的不是以公平實現(xiàn)的規(guī)則作為公平的衡量標準，而是要用價值判斷標準作為公平的衡量準則。福利經濟學家用效用水平計量的社會福利作為公平與效率的評價標準，是對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交換規(guī)則和均衡規(guī)則作為公平準則的繼承和發(fā)展。

四、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法經濟學對社會發(fā)展目標的追求

公平與效率的“兩張皮”現(xiàn)象不僅使法學與經濟學面臨著困境，也給政府部門的宏觀決策帶來了困擾。這種困擾終于促成了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20世紀70年代的誕生。法經濟學從一開始就致力于追尋公平與效率均衡的有效途徑。

1.處理公平與效率問題的不同觀點

在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上，有各種不同觀點，但是總的來說可以分成三類。一是效率優(yōu)先論，當然，這一觀點通常會表明其兼顧公平，但是沖突情形下做出選擇時，公平往往是難以兼顧的，因此實際是主張效率第一的，不少經濟學家由于效率至上的思維定勢，認為提高效率是實現(xiàn)公平的物質前提和保障，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做蛋糕―分蛋糕”論。二是公平優(yōu)先論，如前文提到的以羅爾斯為代表的學者們就是堅持此觀點，強調公平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和美德。三是公平與效率無先后之分，比如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 Okun)在其《平等與效率》一書中認為，效率與公平是分別適用于不同領域的社會原則―效率是關于生產方式或生產資料分配的原則，公平則是關于生產關系或社會再分配的準則，兩者并行不悖。

2.對“效率優(yōu)先”論的分析

第一種觀點，即效率優(yōu)先論，是傳統(tǒng)經濟學的觀點。傳統(tǒng)經濟學理論一向將效率或效益奉為最高價值和追求，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人們逐漸發(fā)現(xiàn)，蛋糕是否做得大，其實與蛋糕是否分配均衡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lián)系，那種認為蛋糕做大是分配均衡的前提之類的觀點，只不過是純粹理論的一廂情愿，分配不均導致的社會不公現(xiàn)象日益增多，貧富差距等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突出，這些都對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多種負面效應。這種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從反面說明，傳統(tǒng)的效益至上理論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是存在缺陷的，更不必說它在面對倫理、道德等社會力量所受到的有力質疑。而經濟學界對公平效率問題的不斷研究和各種學說的出現(xiàn)，也說明即便在經濟學界，許多學者也已經不再相信效益至上說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因此，“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學說不再可能成為廣為人們信服的理論。

3.對“公平與效率無先后”論的分析

如果現(xiàn)實允許的話，人們在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選擇上都將以折衷為佳。但是現(xiàn)實畢竟是現(xiàn)實，完美的理論看似不偏不倚，卻常常在應用時變得毫無用處。公平與效率之間，本來就不是非此即彼的沖突，可見兩者兼顧當然是可以做到的，但這絕非適合于任何情況。因此，可以說，如果兩者之間不發(fā)生沖突，因而可以做到兼顧時，“公平與效率無先后”的觀點就會失去意義，等于什么也沒說。而在兩者的矛盾凸現(xiàn)以至于必須擇以先后的時候，這個理論又將對于指導人們做出選擇沒有任何價值。

4.重新認識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作為社會發(fā)展目標，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正確認識這種聯(lián)系，對于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是必要的。就經濟活動而言，這種聯(lián)系主要表現(xiàn)在：首先，公平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權利，體現(xiàn)著經濟主體在經濟地位上無歧視的平等關系和社會經濟發(fā)展成果共享的正義要求。因此，公平不同于強調分配結果均等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因偏離公平性而常常犧牲效率，而經濟地位的平等性和經濟發(fā)展的正義性，不僅是激勵經濟主體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內在誘因，而且也是避免社會動蕩、穩(wěn)定經濟秩序的必要條件?？梢哉f，對公平原則的偏離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對經濟效率的否定過程。其次，按照福利經濟學的解釋，廣義的效率是指資源的“配置效率”，即任何形式的資源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人受益而同時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到損害。當一個經濟體不可能進行這種“帕累托改進”時，資源配置達到最優(yōu)狀態(tài)，社會經濟福利總產出趨向于最大化?？梢?，資源配置效率是為平等與正義搭建更高平臺的前提條件。最后，公平與效率具有相互包容性，表現(xiàn)為只有在經濟主體地位的平等性和經濟發(fā)展的正義性得以維護的條件下，自愿配置才是有效率的，而維護每一經濟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的合法權益，既是公平的要求，也是效率的體現(xiàn)。

五、公平優(yōu)先：經濟法價值目標均衡的應然取向

公平與效率原則的均衡，顯然不是簡單地將兩者置于同等位次，因為理論必須能為人們在面臨兩者之間的尖銳對立時的決策提供選擇依據，否則就會成為公平效率選擇上的平均主義。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的相容性并不排除兩者之間在優(yōu)先性上的政策抉擇。根據法經濟學的分析，應當明確的是，所謂公平與效率的優(yōu)先性問題，涉及的是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排序問題，屬于經濟政策的范疇，與經濟法息息相關。而從政策層面看，在社會發(fā)展目標多元化情況下，受政策目標實施條件、實現(xiàn)手段乃至政府偏好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對多元政策目標的合理排序，就成為實現(xiàn)政策選擇的有效方法。在公平與效率雙重目標條件下，政策目標排序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社會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是以公平促進效率，還是以效率促進公平。因而是對政策目標實現(xiàn)路徑的選擇，而不是目標的取舍。這種路徑選擇不僅關系到政策操作的效率，也直接關系到公平與效率原則相容性的實現(xiàn)程度。

價值目標存在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種對社會發(fā)展的評價準則，而非發(fā)展目的。這也是福利經濟學的觀點之一，即經濟學的公平效率觀應當是追求增加社會福利的，而非專指追求效率或者實現(xiàn)公平，這實際上就是實現(xiàn)公平與效率原則的均衡。雖然福利經濟學只是在表述上使用了增加社會福利這樣一個避免出現(xiàn)公平或效率字樣的詞語，但是仍然可以理解出其中的優(yōu)先性原則，即公平與效率沖突時，公平優(yōu)于效率。因為公平意味著機會的平等，而機會的平等是增加社會福利的重要前提條件，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通過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活動形成的，其效率無疑根本地來源于經濟主體的平等以及經濟發(fā)展的公平，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公平促進效率的最佳證明。但是相反的結論就不能必然成立，因為在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常有的情況是，一部分人從社會分配中獲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卻獲得不相稱的較少利益，這時在社會整體收益一定的情況下，社會整體的福利反而是下降了。在法經濟學看來，這恰恰導致社會的低效率。

新制度經濟學主張的公平是過程的公平，認為過程的公平最重要。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過程中是否受相同的制度規(guī)則調整和約束至關重要，過程的公平實質上是規(guī)則的公平，這種規(guī)則公平是指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規(guī)則，這套社會制度規(guī)則既能夠保證使勞動者的貢獻和所得是對稱的，又能夠保證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惟有在“規(guī)則公平”上下功夫，才能真正調動起勞動者的積極性，才能夠創(chuàng)造長久的高效率。規(guī)則的公平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無論是個人效率還是社會效率的提高，其依賴的都是“規(guī)則公平”。以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認為公平即指規(guī)則的公平，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歸根結底統(tǒng)一于規(guī)則的公平。在規(guī)則公平沒有實現(xiàn)的前提下提倡效率優(yōu)先，往往成了不公正的特殊利益優(yōu)先。只有規(guī)則公平了，市場才會導向效率優(yōu)化。

反觀歷史，我國在確立效率優(yōu)先原則時，面臨的是沉重的經濟發(fā)展負擔，先富論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暫時選擇，雖然之后取得了經濟迅速發(fā)展的輝煌成就，但是從今天的現(xiàn)實來看，必須承認其局限性和缺陷性。近十幾年來，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全國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卻在持續(xù)下降。據官方研究機構測算，中國東部最富的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差距擴大到10余倍；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為3∶2∶1。基尼系數(shù)從 1991年的 0.282到現(xiàn)在逼近 0.48，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正視改革過程中存在的疏漏，解決日趨嚴重的發(fā)展不均衡、不公平的問題也已經上升到國家“科學發(fā)展觀 ”、“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的執(zhí)政戰(zhàn)略的高度。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xiāng)差距，讓所有人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分享經濟發(fā)展的好處，成為中國政府的面臨的關鍵課題。

社會公平體系的重建已經成為效率改進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及時確立公平優(yōu)先的原則，重點構建合理的社會公平體系，必然會導致社會矛盾的進一步積聚，甚至爆發(fā)。而歷史證明，社會矛盾的大爆發(fā)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將導致一個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積累的財富急劇減少，甚至化為烏有，所謂的經濟效率根本無從談起。我們注意到，近年來從“先富”論到“共富”論，從“發(fā)展才是硬道理”到“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已經表明國家的政策取向正在悄然轉變，今后國家在發(fā)展過程中，必將更加關注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在此背景下，經濟法也必須在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之間的優(yōu)先性問題上，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是經濟法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更好地發(fā)揮其保障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作用的需要，也符合其社會本位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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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蔣雅文:論制度變遷理論的變遷[J].經濟評論,2003.(4)

篇8

論文摘要：有些學者已經運用數(shù)理方法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進行研究，數(shù)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對已有的幾種研究方法進行述評，從中找出它時研究經濟學的現(xiàn)實價值，進而豐富和發(fā)展經濟學。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開始用數(shù)理方法度研究馬克勞動價值論，經濟學中，數(shù)理分析方法就是通過建立數(shù)學模型說明經濟運行中變量之間的關系，運用數(shù)學符號和數(shù)字算式的推導研究和表示經濟過程和現(xiàn)象的研究方法，是現(xiàn)代經濟學通行的方法。數(shù)理方法的引人使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清晰、準確，邏輯性更加嚴密。數(shù)理方法已成為現(xiàn)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組成部分，那么用數(shù)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馬克思也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shù)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簡要回顧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多年理論研究的結晶，該理論是在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了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觀點，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本質。這里的勞動是指，物質生產和創(chuàng)造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始寫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xiàn)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xiàn)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瘪R克思關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論述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的思想，對價值和交換價值進行了區(qū)分。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沒有價值就不會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xiàn)形式。

勞動二重性。勞動二重性是勞動價值論中的重要內容，馬克思關于勞動二重性的總結，“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

價值規(guī)律。商品經濟的客觀規(guī)律就是商品交換以價值為基礎，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價格表現(xiàn)的，價值是價格的內容和基礎，價值規(guī)律的表現(xiàn)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包含的內容不是相互獨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由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其中商品的價值由價值量表示，而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所以它們之間構成了相互聯(lián)系的有機整體。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及方法創(chuàng)新述評

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和方法創(chuàng)新，并不是要否定經濟學曾采用過的表述和方法。勞動價值論是科學理論，是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fā)展的，為了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實證的要求，經濟學必須使自己的理論精確化，數(shù)學方法的運用會使經濟學的研究變得更加精確。

在一些學者所做的有關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某些研究中，已有運用數(shù)學模型的較好范例。如吳易風、馮金華、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數(shù)理方法進行分析，對該理論進行了新表述。

(一)吳易風運用數(shù)理方法對勞動價值論中的商品二重性、價值規(guī)律等理論進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體勞動反映商品的自然屬性，所以使用價值的度量只能從量數(shù)量上反映，函數(shù)式表示為Q=f(L,K)。其中，Q表示使用價值量,L為勞動力數(shù)量，創(chuàng)造了使用價值，K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數(shù)量，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

價值形成的數(shù)學模型。因為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1;是個別勞動時間的數(shù)學期望，所以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V是個別價值V的數(shù)學期望，價值形成的數(shù)學模型表示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數(shù)，其服從的分布形式由具體生產情況決定。

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體勞動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的過程，抽象勞動創(chuàng)造新價值和轉移舊價值的過程，前面二者結合構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勞動量,Lt表示物化勞動量，一方面，L。使勞動資料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生產出使用價值的數(shù)量為Q的商品，抽象勞動創(chuàng)造產品的價值，由于舊使用價值形態(tài)被具體勞動生產性地消費后生產出新使用價值，舊使用價值包含的價值V(Lt)被保存下來，被活勞動L。轉移到新的使用價值中，所以，商品價值中既包含活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又包括活勞動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

價值規(guī)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guī)律，吳易風用數(shù)學方法對價值規(guī)律進行了重新的闡述。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價值規(guī)律的表現(xiàn)形式是價格，價格自發(fā)地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當某種商品價格高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的生產擴大，引起市場供給增加和價格下跌，當價格低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生產縮小，市場供給減少，價格上升。

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意義:使用價值形成過程模型從物質生產角度考察了生產力和使用價值量的關系，價值形成模型說明了商品的本質和價值量的確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況了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關系;價值規(guī)律模型闡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馮金華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提出了價值函數(shù)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勞動，K為生產資料，z代表價值總量,z代表每一個商品中包含價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價值量和平均的轉移價值量組成。馬克思說:“如果僅僅就價值創(chuàng)造和價值變化本身進行考察，也就是說，進行純粹的考察，那末生產資料，這些不變資本的物質形態(tài)，就只是提供一種物質，使流動的、形成價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薄猜浴晨梢姡鶕芯康男枰?，公式簡化為:z=L/Q。

馮金華在此基礎上引入短期生產函數(shù)Q=Q(L)，得到短期價值函數(shù):=L/Q(L)，根據數(shù)理推導得出短期價值函數(shù)是一條從某個大于0的值開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當引人長期生產函數(shù)Q=Q(L,K)時，得到長期價值函數(shù)z=L/Q(L,K)。并詳細談論了勞動變化、資本變化、勞動和資本同時變化和同比例變化以及生產函數(shù)變化對價值量的影響。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數(shù)學原理的意義:根據價值函數(shù)的基本假定推導出了短期和長期的價值函數(shù)。

(三)白幕力以生產函數(shù)存在“資本量度和生產函數(shù)存在性問題”和效用函數(shù)存在“效用量度問題”為出發(fā)，在發(fā)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紙曲線，設勞動耗費函數(shù)，分析假定勞動耗費與產量之間是非線性的，邊際勞動耗費和平均勞動耗費不是常量，而是變量，所以稱為“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或“變量勞動價值學說”，在此基礎上推到出了市場供給曲線。廠商生產產品的平均勞動耗費為生產該種產品的廠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廠商生產成本就是勞動耗費的貨幣形式表現(xiàn)，成本函數(shù)就是勞動耗費函數(shù)的貨幣表現(xiàn)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廠商利潤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礎上，完全競爭廠商短期供給曲線就是邊際成本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也就是邊際勞動耗費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當存在外部效應時，勞動耗費曲線會向上或向下移動，完全競爭廠商長期供給曲線有三種可能的情況。綜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競爭市場短期供給曲線由短期廠商供給曲線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競爭市場長期供給曲線，當無外部效應是是水平線，當存在外部效應時一種是向上傾斜的，另一種是向下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線，提出用生產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度邊際效用來解決效用無法量度的問題，而且兩者成正比例關系。在社會是理性和邊際效用遞減的假定下，使等量勞動生產的效用相等實現(xiàn)社會最大效用配置，達到效用均衡。當生產某種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多，產品出售價值較高，對應的邊際效用也較高，這時消費的數(shù)量就會較少，反之.消扮的數(shù)量就會較多。因此，產品的出售價值與消費產品數(shù)量成反比關系，所以市場需求曲線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

最后分析市場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相交的交點就是產品的市場價值或價格。短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邊際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xiàn)形式，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部門平均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xiàn)形式即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案的表現(xiàn)形式。短期市場均衡價格圍繞著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波動，也即圍繞著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格波動。

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的意義:推進了市場價格理論的構建。

三、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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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效用理論；價值；價格；賣方價格；買方價格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2-0023-05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林崗教授在2011年1月中央黨校組織百位學者探討經濟學理論前沿問題會議上說：“效應論就是創(chuàng)造出來消滅勞動價值論的。西方經濟學的效應論在邏輯上也說不通，西方經濟學領域自己的人都說這個理論不行，不同人的效應怎么加總呢？不能加總，不能比較，還有什么用呢？后來大家就放棄了。后來又提出序數(shù)效應論，序數(shù)效應論就沒有邏輯問題嗎？同樣有問題，人和人之間不能比較，東西和東西之間誰重要誰不重要可以比較嗎？放在不同條件下，不同人、不同東西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比如煙民抽煙比吃飯還重要，南方人和北方人大米和饅頭、大米和面條也是不一樣的，你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呢？……這些問題西方學者心里是清楚的?！?/p>

筆者不同意林崗教授這些觀點，并提出三點質疑：第一，關于“效應論（指效用論――本文作者）就是創(chuàng)造出來消滅勞動價值論的”。據我所知，史實不一定是這樣的。18世紀，西方功利主義者就提出“效用”概念，當時是作為制定功利主義的某些社會政策與宗教教義的依據而研究的。后來，英國的哲學家杰里米?本瑟姆將其引入社會科學，引起了當時一些經濟學者的重視。再后，新古典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推廣本瑟姆的效用概念，用以解釋消費行為，從此逐步發(fā)展為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的效用理論。再說，即使“效應論就是創(chuàng)造出來消滅勞動價值論的”，難道我們由此就可以拒絕批判地吸收，使其為我所用嗎？難道有人造了一門大炮，準備消滅我們，我們就不能吸收他們的造炮技術，并創(chuàng)新發(fā)展其技術，造一門更先進的大炮來還擊他們嗎？這樣簡單的道理，居然也搞不通，豈不令人奇怪！可見，拒絕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論是我國經濟學界的傳統(tǒng)觀點，其傳統(tǒng)力度之深之大絕非一般。如果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前，有人主張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論，必會迎來滅頂之災，絕非戲言。第二，關于“西方經濟學的效應論在邏輯上也說不通，西方經濟學領域自己的人都說這個理論不行，不同人的效應怎么加總呢？不能加總，不能比較，還有什么用呢？”對此，請問：（1）難道“西方經濟學領域自己的人都說這個理論不行”，我們也就應該相信這個理論不行嗎？（2）這句話不符合事實，只能說西方經濟學領域中，有一部分人說這個理論不行，但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絕對不會這樣說，否則就沒有爭論的必要了。（3）也是最重要的，則是效用究竟能否計量？能否加總、比較？也許這才是我們應否對西方的效用理論進行批判地吸收的焦點，對嗎？此外，即第三，關于“這些問題西方學者心里是清楚的?！蔽艺J為西方經濟學者對“效用”是否可以計量、比較，分為兩派，一直爭論到今天，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成為經濟學中的一大難題，猶如數(shù)學中“哥德巴赫猜想”，因此，如果把意識形態(tài)問題暫時抽象了，先不談它，問題不就可以明白了嗎？

下面筆者就四個方面的問題提出管見：

一、西方效用理論可以而且應該批判地吸收

我主張應批判地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效用理論。馬克思經濟學向來是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和發(fā)展起來的。自馬克思逝世以后，是否應該批判地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效用理論，一直爭論到今天。我國目前有兩種傾向，實際上都是反對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論的。一種是想用“抽象使用價值”或“勞動效用論”來代替西方經濟學的效用理論。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使用價值是商品體的客觀屬性；效用是人們在消費使用價值中得到的主觀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需求的滿足，所以效用是人的主觀屬性。二者不得混淆，也是無法相互代替的。勞動能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但勞動不能創(chuàng)造效用。所以，“勞動效用論”是無法成立的。使用價值向來是具體的，把具體的使用價值抽象了，使用價值也就不存在了，世界上不可能有抽象的使用價值，那不過是主觀的幻想罷了。因為把具體的使用價值都抽象了，剩下的不就只是沒有具體的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了嗎？難道世界上有不是具體椅子的椅子，或不是具體學校的學校？所以，他們只不過是想另起爐灶，反對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論，結果只有失敗等待著他們。另一種就是絕對拒絕效用理論，林崗教授就是其中代表之一。還有的人則認為誰想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論，誰就是“試圖架起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的橋梁”。中國《資本論》研究會機關刊物《當代經濟研究》近年有文章就是這樣說的，其實這些文章是把價值和價格兩個不同質的東西混在一起了（詳見下個問題）。絕對拒絕效用理論的同仁們只看到效用價值論的錯誤，沒有看到西方效用理論中的有用部分。他們也不明白效用的性質雖然是主觀的，但它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在經濟中有重要的作用。西方經濟學對效用曾經長期作了研究和應用，是有一定貢獻的，但他們的效用價值論是錯誤的，是不科學的。他們對效用的理論分析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而且對效用中的某些具體問題又做了錯誤的解釋，這些都是非科學的。因此，我們應批判地吸收他們的效用理論，不應絕對拒絕。固然，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論，不是一件易事，但我們必須迎頭而上，科學道路是不平坦的！

二、效用可以時間為計量單位

效用可以時間為計量單位，前人從未提出過，更未曾論證過。在西方經濟學中，幾百年來一直存在著效用計量問題的爭論。19世紀許多功利主義者篤信效用是一種心理上的實際存在，并力求直接用基數(shù)加以衡量。但計量單位是什么呢？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斷研究，直至今日仍不得其解。于是不少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者干脆拒絕和放棄基數(shù)效用論，而提出用序數(shù)效用論來代替，認為經濟學中的需求理論只要消費者是否更加偏愛于商品的某些需求，即有“A比B更受偏愛”的陳述方法就可以了，并不要求我們知道A比B究竟偏愛多少，而且還認為即使不提效用概念，也能夠容易地描繪出一般性的曲線，因而只需要這種“序數(shù)效用”的陳述就夠了。果真這樣的話，西方經濟學的效用理論，定會成為說不清道不明的模糊價格論了，不可能有實用價值，從而也失去其理論存在的現(xiàn)實意義了。因為現(xiàn)實經濟生活要求價格必須是明晰的。

可見基數(shù)效用和序數(shù)效用之爭，實際上是效用計量單位未能解決的必然結果。如果能夠找出效用的計量單位，基數(shù)效用就可以成立了。所以，效用可以小時為計量單位的論證，在經濟學上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的。我的論證主要談三點：

（一）具體效用和抽象效用

效用就是人們在消費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得到的主觀需求的滿足，即人們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需求滿足。由于商品的使用價值都是十分具體的，這些具體的使用價值都會在一定形式上，給人們的生理和心理帶來具體的需求的滿足，例如衣、食、住、行、信仰、文化、藝術、學習等的需求滿足。把需求滿足的具體形式抽象后，就會成為抽象的或一般的需求滿足或效用。所以，具體效用就是人們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具體的需求滿足；抽象效用則是人們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將需求滿足或效用的具體形式抽象后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滿足或效用。把生理和心理再概括為生命機能，那么，具體效用就是人們在生命機能上得到的具體的特殊的需求滿足；抽象效用就是人們在生命機能上得到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滿足。

效用的計量必須要以抽象效用為計量單位，因為具體效用是無法統(tǒng)一計量的。

（二）效用或邊際效用可用小時為計量單位的理由

價值是由商品中的抽象勞動量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的。抽象勞動歸根結底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或生命機能的一般支出或消耗。價值是由這種支出或消耗量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的。效用或抽象效用則是購買者或消費者在使用或消費商品過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機能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滿足。效用也可由這種一般需求的滿足量以時間為單位來計算，即購買者或消費者在商品的使用或消費過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機能，在1小時中所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滿足，為效用的1單位。

效用在具體的計量過程中還有一些具體問題需要解決。例如，一般需求的滿足，有簡單的需求滿足和復雜的需求滿足的區(qū)分，正像一般的勞動支出有簡單的勞動支出和復雜的勞動支出一樣，在計算時均應將復雜勞動或需求折算為簡單勞動或需求來計量。再如，同一的簡單勞動支出或同一的復雜勞動支出，有強度差別的問題或質量差別的問題。同一的簡單需求滿足或同一的復雜需求滿足，也有一個強度問題或質量問題，計算時均應將較高的或較低的強度或質量折合為一般的或中等的強度和質量來計量。

既然商品的效用是可以用時間為計量單位的，那么商品的邊際效用也是可以時間為計量單位的，因為邊際效用就是增加消費1單位商品的使用價值所得到的效用。只不過邊際效用存在著遞減的趨勢。

（三）補充的話

第一，效用可以時間為計量單位的論斷及其論證，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在我的《批判地吸收“效用”和“邊際效用”》一書中基本上都已闡述過了。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胡代光教授還為該書作了《序言》，指出：“這本著作有較重要的學術討論價值，發(fā)表后可能引起一些爭論，這是正常的。學術上的爭論必會繁榮經濟科學，真理越辯越明。”后來，在我的《經濟學原理探索――兼論中、美不同的市場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及其對未來社會的影響》一書中，以及最近（2011年）出版的我的另一部新著《價格、經濟危機與西方經濟學終結》中，均有較詳細的論述，讀者可參閱。

第二，我的效用可以時間為計量單位的論證，其實只不過是學習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分析和論述的方法，并將其應用到效用理論的批判地吸收上。因此，我堅信是正確的。

三、效用和使用價值不得混淆

（一）效用和使用價值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

我認為效用是人們在消費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得到的主觀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的需求滿足；使用價值是效用的物質基礎，沒有使用價值就沒有效用。二者有密切的聯(lián)系，又有重要的區(qū)別，使用價值是商品本身的客觀屬性，效用是商品消費者或人的主觀屬性。馬克思對使用價值曾做出過獨特的杰出的理論分析和貢獻，特別是他從勞動二重性出發(fā)，分析并提出了抽象勞動形成價值；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的論斷，意義深遠。

（二）西方經濟學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馬克思經濟學和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各自只重視使用價值或效用二者中的一個方面，而又從各自的觀點混淆了二者。西方經濟學把效用等同于使用價值，并用效用代替了使用價值，從而拋棄了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否認使用價值在商品價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進而否定了商品中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及勞動的二重性。結果片面夸大了效用的作用，并使西方經濟學陷入了堅持認為價格或成交價格僅是效用的貨幣表現(xiàn)的片面觀點；還導致了西方國家的經濟不得不被效用和需求牽著鼻子走，甚至不惜用嚴重的財政赤字的宏觀調控政策來刺激需求和效用，以求經濟的發(fā)展；最終反而使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越陷越深，并成為西方發(fā)達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直到今天，經濟增長率呈下降趨勢（從長期來看）的主要原因，也是當今這次國際性經濟危機形成的一個主要因素。西方發(fā)達國家這種經濟下降趨勢必會有一天要導致西方經濟學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從而遭到人們的冷落和邊緣化，歷史就是這樣或將會是這樣無情的。

（三）經濟學也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遺憾的是經濟學卻從相反的方向，也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們把使用價值等同于效用，并用使用價值代替了效用，從而否定了商品的效用，及效用在商品價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結果使經濟學陷入了堅持商品的價格或成交價格僅是價值的貨幣表現(xiàn)的另一種片面觀點；并在指導現(xiàn)實經濟中就產生了片面重視生產忽視需求，而最終成為了導致計劃經濟世界性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價格僅是價值的貨幣表現(xiàn)的計劃經濟的價格理論指導下，把價格中的效用的貨幣表現(xiàn)拋棄了，把消費者的需求在價格中的作用拋棄了，其資源配置的價格調節(jié)怎么會不是重視生產，忽視需求呢？怎么會是科學的呢？經濟怎么會順暢快速發(fā)展呢?何況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還是以行政手段，并在不顧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下，通過經濟計劃和計劃價格為主來進行調節(jié)的，必然使經濟雪上加霜。結果在我國改革開放前，一方面許多產品生產過剩，積壓在庫，另一方面許多產品又短缺難求，只得憑證購買，走后門購買，排長龍（隊伍）購買……種種怪現(xiàn)象叢生，嚴重打擊了人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計劃經濟怎么會不在國際競爭中失敗呢？經濟學怎么會不隨著計劃經濟的失敗而被冷落或被邊緣化呢？當然，這里論證計劃經濟的失敗，主要是從經濟方面的因素而言的，把非經濟方面的因素抽象了。

四、效用和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

勞動價值論是經濟學科學化的最根本的基石，也是馬克思給經濟學做出的最杰出、最偉大的貢獻。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將永世昂立，科學長青！然而馬克思的價格理論確有一定的片面性，值得商榷。同時科學的價格理論又與效用理論有一定的密切關系，現(xiàn)在就談這個問題：

（一）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與馬克思的價格定義

1. 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和經濟學者的責任

價格（廣義）應區(qū)分為賣方價格、買方價格與成交價格或價格（狹義）。這是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其他價格形式都是這三種基本形式在一定條件下派生或延伸出來的。而在這三種基本形式中，更以賣方價格和買方價格為價格基本形式中的最基本形式。

現(xiàn)實經濟中習以為常的討價還價的買賣活動，正是價格（廣義）分為三種基本形式的依據。假定某一商品，賣方的討價或喊價為10元，這10元就是這個商品的賣方價格；買方的還價假定為8元，這8元就是買方價格；最后雙方達成一致，假定以9元成交，這9元就是成交價格或價格（狹義）。價格理論必須全面反映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的客觀現(xiàn)實，必須全面反映這種討價還價的實踐活動，否則價格理論及其定義就不可能是科學的。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的論斷是為實踐證明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經濟學者的責任是從理論上如何論證這三種價格的本質區(qū)別和聯(lián)系，及其存在或形成的原因；而不是否定這三種價格的存在。因為這三種價格的存在，是客觀的現(xiàn)實，主觀是無法否定的。

2. 馬克思的價格定義中沒有價格三種基本形式的區(qū)分

遺憾的是，在馬克思的價格理論中，沒有區(qū)分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因而他的價格定義的表述一般說也就只有一種價格定義。這個定義凡是學過經濟學的人都是知道的，馬克思說：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xiàn)。姑且不分析馬克思這個價格定義是否科學，是否對。即使是對的、科學的，那么這個價格定義是指賣方價格呢？還是指買方價格？或是指成交價格，即指價格狹義的定義呢？或是指價格廣義的定義呢？人們就很不好回答了。因為即使是指其中某一價格定義，而且又是對的話，那么，其余的價格定義又是什么呢？所以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種價格的基本形式的定義及其理論，是不符合上述價格的客觀現(xiàn)實的，是為實踐檢驗真理標準所排斥或否定的，是不科學的。價值價格理論是經濟學中最基礎的理論，事關整個經濟學是否完全科學，這是十分重要的。我國經濟學界同仁們必須正視和研究它，克服馬克思價格定義及其理論的上述缺點，發(fā)展經濟學，使其更科學、更好地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xiàn)實需要，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迅速、更順利地發(fā)展！

（二）效用與價格或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的實質區(qū)別和聯(lián)系

筆者認為賣方價格的實質是價值（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賣方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xiàn)；買方價格的實質是效用（指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經濟學的效用而形成的效用概念），買方價格是效用的貨幣表現(xiàn)；成交價格或價格（狹義）的實質是價值和效用的統(tǒng)一，成交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xiàn)和效用的貨幣表現(xiàn)的統(tǒng)一，也就是賣方價格和買方價格的統(tǒng)一。因此，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的實質是不同的，有差別的，但三者又都是各自的實質的貨幣表現(xiàn)形式；三者的各自的貨幣表現(xiàn)形式，就是三者的共同點或相互聯(lián)系的地方。可見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的立論，正是建立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同時又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論而構成的新的價格定義及其理論。它既不同于馬克思的價格定義及其理論，因為馬克思的價格定義僅是價值的貨幣表現(xiàn)，他沒有區(qū)分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更沒有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的定義；也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價格定義，因為西方經濟學認為價格是效用價值的貨幣表現(xiàn)，西方經濟學也沒有區(qū)分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及其定義。雖然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曾經提出過供給價格和需求價格，遺憾的是馬歇爾的供給價格是以生產費用論為涵義的，他的需求價格是以唯心主義效用論為涵義的，而且他的供給價格和需求價格是建立在供求決定價格論的基礎上的，因此是不科學的。馬歇爾也沒有提出過價格的三種基本形式的論斷，也就不可能從價格理論的完整體系的深度去考察和研究它。

結束語

以上所述還不可能包括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論的全部內容，若有機會還可以繼續(xù)探討。但由此也可以提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科學的效用理論是科學的經濟學的不可或缺的理論元素，或者說勞動價值論和科學的效用理論，都是經濟學中的重要的基礎理論。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論，已成為發(fā)展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或原理的關鍵！我們必須重視它，以發(fā)展經濟學，使其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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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ly Absorb the Western Theory of Ut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nomics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Lin Gang

Tang Si-wen

（College of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1，China）

篇10

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fā)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wěn)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fā)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fā)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yè)和企業(yè)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guī)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xiàn)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xiàn)、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fā)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fā)展目標（包括經濟發(fā)展方式、經濟發(fā)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fā)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fā)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fā)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yè)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tǒng)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yè)的新發(fā)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yè)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xiàn)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xiàn)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xiàn)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jié)；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xiàn)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yǎng)。

2.4理論研究缺乏規(guī)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shù)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guī)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xiàn)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tài)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tài)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偲饋砜矗笠环N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tài)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xiàn)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guī)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xiàn)，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yōu)化配置規(guī)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yōu)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fā)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fā)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fā)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fā)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fā)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xiàn)工業(yè)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將西方發(fā)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fā)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fā)展戰(zhàn)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fā)展趨勢

4.1走向規(guī)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chuàng)新，比較成功地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xiàn)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guī)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A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guī)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guī)范。建立學術規(guī)范，發(fā)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fā)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仍受著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fā)，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超級秘書網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lián)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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