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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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境外投資者；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縱向比較；橫向比較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9-0053-02

一、樣本選擇的原則及衡量標準的厘定

（一）樣本選擇的原則

1. 交通銀行(簡稱交行)

交行始建于1908年，是我國歷史最為悠久的銀行之一，也是中國早期四大銀行、中國早期發鈔行之一。1986年經國務院批準重新組建，2004年引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投資144.61億元，2005年于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截至2006年12月31日，交行總資產額達17.162.63億元，凈資產額達885.82億元，按一級資本排序，位列英國《銀行家》2006年度全球1000家大銀行排名第65位；以總資產計，該行為中國“第五大商業銀行”。因此，可作為國有商業銀行的代表。

2. 深圳發展銀行(簡稱深發展)

深發展成立于1987年，是中國設立最早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也是中國第一家上市和被外資控股的銀行。1988年深發展普通股票在深圳證券公司柜臺交易，1991年于深交所首家掛牌上市，2004年美國新橋投資集團出資約15億元購得深發展17.89%的股權，2005年通用電氣出資1億美元認購深發展7%的股份。20年間，深發展逐步演變為民間資本和境外資本占主導的全國性商業銀行，可大致代表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演變趨勢。

（二）衡量標準的厘定

衡量境外投資者對國內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影響的指標，既包括根據銀行會計數據分析獲得的“財務指標”，又包括根據銀行業務數據分析獲得的“業務指標”。見表1所示：

二、樣本銀行衡量指標的比較

（一）銀行內縱向比較

1. 交通銀行

2004年8月6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入股交行，注資金額144.61億元，持股比例19.9%。據交行年報顯示，該行2005年取得凈利潤95.09億元，較2004年同期增加83.11億元，增幅高達693.74%。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0.22元，比2004年同期增加0.16元，增幅達到266.67%。截至2006年12月31日，交行總資產額達17 194.83億元，比2005年增加2 960.44億元，增長幅度20.80%，按一級資本排名位列世界1000家大銀行第65位，由此躋身于全球銀行百強行列。貸款余額9 274.05億元，比年初增加1 560.31億元，增幅20.23%；貸存比例為65.52%，較年初上升2.07個百分點；不良貸款比例僅為2.01%。見表2所示(以下數額均以報表調整前境內審計數為標準)：

2. 深圳發展銀行

深發展于2004年12月引入新橋投資集團15億元，占股比例17.89%，2005年9月引入通用電氣1億美元，占股比例7%。通過其歷年年報可以發現，截至2005年末(以境內審計數為標準計算)，深發展資本充足率由2004年末的2.30%增長到3.70%，核心資本充足率由2.32%增長到3.71%。凈利潤達3.52億元，比2004年增加0.62億元，增幅21.38%；每股收益0.18元，凈資產收益率加權平均為7.16%。同時存款、貸款和中間業務收入都有所增長，不良貸款率有所下降。見表3所示：

（二）銀行間橫向比較

由銀行內縱向比較可以看出，交行和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之后，各自經營狀況和公司治理結構都得到了巨大改善。下面從橫向角度對兩者之間各指標的改善程度進行對比。

1. 凈利潤指標對照差異

交行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2004年)的凈利潤為11.98億元，次年凈利潤為95.09億元，增加83.11億元，增長幅度693.74%；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2005年)凈利潤為3.52億元，次年凈利潤13.03億元，增加9.51億元，增長幅度270.17%。對比兩者，交行增長幅度是深發展的2.57倍。

2. 每股收益指標對照差異

交行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的每股收益為0.06元，次年每股收益為0.22元，增加0.16元，增長幅度266.67%。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每股收益為0.18元，次年每股收益為0.67元，增加0.49元，增長幅度272.22%。對比兩者增長差異，深發展增長幅度是交行的1.02倍。

3. 資本充足率指標對照差異

交行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的資本充足率為9.72%，次年增長到11.20%，增長幅度為15.23%；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資本充足率為3.70%，次年增長到3.71%，增長幅度為0.27%。對比兩者，交行增長幅度是深發展的54.41倍。

4. 核心資本充足率指標對照差異

交行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6.77%，次年增長到8.78%，增長幅度為29.69%；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核心資本充足率為3.71%，次年降低到3.68%，下降幅度為0.81%。兩者變化差異懸殊，交行增長幅度將近30%，深發展不增反降。

三、案例研究的基本結論

以交行與深發展分別作為“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代表，研究引入境外投資者對銀行經營業績和治理結構產生的影響，可以得出兩點基本結論：

首先，境外投資者的引入確實對國內銀行業公司治理結構產生了影響，且影響的正面效果多于負面。交行和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后，兩者在凈利潤、每股收益、資本充足率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增長。在核心資本充足率方面，深發展雖然下降了0.81%，但以交行接近30%的增長勢頭可以推斷，該指標的增長潛力還是大大存在的。此外，深發展在凈資產收益率方面，由2005年的7.16%上升到2006年的22.83%，增長15.67個百分點，增長幅度高達218.85%；不良貸款比例方面，也由2005年的9.33%下降到2006年的7.97%，降低了1.36個百分點，下降幅度14.58%。足以說明，深發展的資本增值能力得到了大幅增強，同時貸款質量也不斷提高。

其次，境外投資者的引入對國有商業銀行比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影響效果更顯著，這一結論從交行與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后的治理效果對比得出。前已述及，交行凈利潤指標增長幅度是深發展的2.57倍，資本充足率指標增長幅度是深發展的54.41倍，29.69%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增長幅度更是與深發展的負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可見，境外投資者的引入對國有商業銀行產生的影響效果要明顯強于股份制商業銀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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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選題背景及意義

1.1.1 選題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在近 30 中對外投資的區域和范圍逐漸擴大,遍布世界 170 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圍內所占比例越來越高,中國正成為全球矚目的境外直接投資大國。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在《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年流量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發展勢頭良好①;中國商務部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中國企業近年來在境外直接投資發展呈明顯躍升趨勢,2002-2006 年間,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長;截至 2010 年底,中國境外投資覆蓋率達 72.7%,共有 1.6 萬多家境外投資企業遍布在世界 178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非洲地區最高,分別達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也創造了歷史最高值,相當于“十五”時期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總額的 2.3 倍,達到了 688.1 億美元;據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至 2011 年底,中國企業共對 132 個國家和地區的 3391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非金融類境外直接投資累計達到 600.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8%②。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中國境外企業項目和人員不斷增加,我國企業持續增長的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己經成為“中國崛起”的新標志,對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由于國際經營管理環境的錯綜復雜以及中國企業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活動面臨著很多的風險,企業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利潤率數據被不斷爆出。2009 年,中國貿促會在第三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上了《2009 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指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盈利率、虧損率和盈虧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據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11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報告會上,商務部合作司商務參贊石資明介紹,根據商務部統計,中國國有企業在海外設立的企業將近 2000 家,其中虧損的企業占三成,這一虧損率要明顯高于世界投資虧損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虧損的案例一次一次沖擊著國人的眼球。

1.2 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已對境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許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國外研究文獻綜述

1、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由于每個國家國情的不同,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也會存在差異。Wells(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并降低產品的運輸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亞為例進行了研究,發現其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是為了獲得技術和管理經驗,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目的在于占領市場。Stephen(1994)的研究發現:本國政治狀況存在不足時,該國企業就會向具有完善政治體制的國家進行投資。Ozawa(1979)將境外直接投資看做是增強本國競爭實力的途徑。另外,很多學者對中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進行了研究。Deng(2004)認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市場、技術和資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指出企業的投資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國家政治目標及政府的影響。

2、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實證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資,發現自由貿易程度、區域差異性、經濟水平、政治風險是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認為貿易聯系、資源稟賦、文化等會對境外直接投資產生正向影響。

政治風險是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進行了政治風險對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他認為政治穩定性影響了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而 Dunning(1981)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并沒有受到政治風險的影響。Oseghale(1993)將上述研究結論的不同歸結于實證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組織在其研究報告中明確提出政治風險是影響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最大威脅。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進一步指出,企業采用合資的形式進行境外直接投資是將面臨更高程度的政治風險。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風險與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資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的不同關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風險依舊是境外直接投資者面臨的最大風險。Boddewyn 和 Brewer(1994)認為東道國政策愈加寬松,其境外投資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理論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資

境外直接投資(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FDI,作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稱為海外(對外)直接投資。目前,對境外直接投資概念的界定,學術界相對來說比較認可的定義一般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四個權威機構。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界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定義境外直接投資為:投資法人在非本國的國家或者地區所經營管理并持有控制權的投資。直接投資是跨境投資的一種,其特點是: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直接投資者)對另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企業產生了重要影響或在管理上實施了控制。除了通過直接投資獲得直接的外部股權控制或影響外,境外直接投資者也利用債務、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資的方式獲得間接的企業控制權①。直接投資者指這樣的一個實體或一組關聯實體他能夠對另一經濟體內的另一居民實體施加控制或重大影響。在有些情況下,就經濟實體與其他企業的關系來說,一個實體可能既是直接投資者,又是直接投資企業和聯屬企業。因此,直接投資者可以是: (a)個人或住戶;(b)企業——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營或私營企業;(c)投資基金;(d)政府或國際組織。對于出于財政目的而擁有直接投資企業的政府的特別處理;(e)營利企業中的非營利機構,但兩個非營利機構之間的關系不在直接投資之列;(f) 財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合②。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07 年公布的《國際收支手冊》,境外直接投資資產包括:如圖 2-1。③

2.2 馬克思的投資理論及風險防范思想

2.2.1 馬克思的資本投資理論

(1)對投資動機的一般論述

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主要來源于資本投資。企業和資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潤,而要想使利潤不斷增加,單個資本家就要把所獲得的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進行外部活動即投資。這種行為也符合資本主義運行的內部規律,即不斷的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由于資本家求利的心態是一致的,在市場上,這種競相投資的行為就形成了市場競爭,競爭攤薄了企業的利潤率,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最終令企業的經濟利潤為零。在獲利心態的強力推動和競爭規律作用下,資本家會不斷地進行新的投資行為發展新的行業,以獲得相比其他企業或資本家的額外的經濟利潤。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①。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是資本家總在追求的,而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作為投資的資本又被投入到生產中,獲得更大的剩余價值。在投資過程中,貨幣作為資本運動的起點,充當了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經過生產過程,生成增殖的貨幣,它是投資過程的終點和又成為投資過程的新起點。這一周而復始的運動過程便是投資。馬克思在對于資本的論述中,認為投資是資本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貨幣資本被當做“是每個單個資本登上舞臺,作為資本開始它的過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①。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第 3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現狀................38

3.1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38

3.1.1 探索起步階段............................39

3.1.2 穩步調整階段.........................41

3.1.3 迅速發展階段.......................43

3.1.4 后危機時代.............................46

? 3.2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形式 ..........51

3.2.1 政治風險............................51

3.2.2 經濟風險...........................56

3.2.3 文化風險............................61

3.2.4 法律風險.........................62

3.2.5 企業并購風險.........................63

3.3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觀層面的環境性風險因素................65

3.3.2 中觀層面的結構性風險因素................69

3.3.3 微觀層面的操作性風險因素........................71

第 4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構建 .......................76

4.1.1 構建指標體系..................................78

4.1.2 數據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層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應用實例..........................91

4.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國民生銀行收購美國聯合銀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權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亞局勢對我國 企業直接投資的影響.......103

第 5 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國際經驗借鑒...........108

5.1 發達國家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規避經驗..................108

5.1.2 日本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109

5.1.3 德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管理對策................112

第 6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建構

與企業國內投資的風險相比,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范圍更大、形式更多、產生的原因更復雜。因此,在積極促進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也應該有效地引導企業控制和防范對外投資風險,這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建設系統性的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從系統性的角度降低風險給對外投資企業造成的損失。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由兩個層次組成,即宏觀管理層次的風險控制機制和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機制。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保障。

6.1 宏觀層面的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

6.1.1 創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良好宏觀環境

1.優化投資環境

無論是國內投資還是跨境投資,企業投資行為依賴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業環境。相較于國內投資,企業境外投資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維護商業環境是企業一己之力難以掌控的。為此,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建立區域、雙邊或多邊投資合作機制,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快,且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些東道國對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及收購行為抱著敵視的態度。因此,中國政府在國家的層面上與各國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會極大地降低企業在境外投資與經營的風險。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既是企業自身獲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經濟活動,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施手段。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資源和環境發展我國經濟,同時也有利于引導和帶動國內其他企業的發展。因此,基于宏觀角度,政府除了應對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過程給予積極鼓勵和支持外,還應該創造多方面條件,為企業境外投資提供基礎性公共產品。其中,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就屬于涉外經濟中的公共產品范疇,應當由政府提供最基礎的風險管理機制。

結 語

一、本文的主要結論

境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中國企業加大境外直接投資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國際經濟資源,為中國進一步經濟增長提供要素支持。同時也是中國當前緩解流動性過剩,減輕國內通脹壓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然而,由于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起步晚,企業對國外的投資環境還不甚熟知,對國際經濟形勢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臨的投資風險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視,近年來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績效仍不高,投資風險事件頻發。中國企業在把握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投資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時,中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存在跟風現象。國內許多企業在選擇投資目的國、投資項目和投資方式都存在相似性,這直接導致了國內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惡性競爭情況。因此,如何借鑒經驗,避免重復錯誤,選擇一條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業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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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可見，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篇4

我們在為中國海外并購取得的成績而歡欣鼓舞之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各級政府及本土企業對海外并購要切切保持應有的冷靜態度，認真防范投資風險。基于近期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實踐，筆者建議：

1 .各級政府不僅要鼓勵，更要加強服務

通過媒體報道和我們的實際調研，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地方各級政府都在積極鼓勵本地企業“走出去”，并將此上升到地方經濟重要發展戰略的高度，其重要意義已經成為共識。因此，可以說，“政府要鼓勵企業‘走出去’”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過時了，現在對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而言，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真正的加強服務。實際上，在稅收、外匯管理、項目審批、投資保險以及信息服務等諸多方面，各級政府仍有許多迫切需要改革的空間。

2 .組織力量長期不懈地及時總結海外并購的經驗教訓

與西方發達國家甚至一些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海外投資歷史頗為短暫，而且由于我們自身的特殊國情，很多國外的經驗又往往不足為鑒，因此，中國企業自身的并購經驗教訓更是顯得稀缺寶貴。要組織力量長期地、及時地收集相關信息，包括鼓勵相關企業提供商業機密以外的并購信息，這一工作尤為重要。因為將這些寶貴的信息加以總結分析，哪怕是交易規模再小的并購案例分析，其研究成果供政府和企業共享，這對于改善國內政府服務、幫助企業海外投資規避風險，最終達到減少損失提高投資收益的目的，均是善莫大焉的事情。

3.學習中海油的一些成功經驗

在過去數年中，一方面，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無論數量還是交易金額都迭創新高；另一方面，海外并購過程中失敗的案例也在逐年增加，經濟損失觸目驚心。更何況，即使達成并購交易，以后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等等，都可能使中方投資者折戟沉沙，損失慘重。在去年中海油并購尼克森案件中，我們注意到，相比于2005年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中海油在這次并購活動中顯得更加的沉穩與老道。究其原因，一是其在2005年以后更加注重加強熟悉并購業務的人才隊伍建設；二是更加認真學習海外并購的法律、財務等各方面知識；三是在收購優尼科受挫后繼續在北美地區積累并購經驗，其在加拿大以21億美元并購油砂生產商O PT I公司等行為，對其將尼克森最終攬于麾下無疑形成很大助益。

進一步深入總結中海油上述經驗這一做法本身，就是在為推動中國海外投資事業順利發展做腳踏實地的服務。

4.慎言并購成敗

對于企業并購成敗標準，一直莫衷一是。這是因為并購動機多種多樣，并購交易背后的企業行為很多又屬商業機密，非外界所能得知。并購得與失，又往往并非是利潤單一指標可以衡量的。因此可以說，并購成敗企業自知，很多非外界可以簡單斷定。

篇5

關鍵詞：民營企業；直接投資；發展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明顯加快，國際直接投資方式也快速增長，成為促進各國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和促進各國開放經濟實現國內外均衡發展的重要因素。經過了這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民營經濟在黨和國家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指引下，從原來的一無所有，到今天的規模比重占主體，從原來的弱不禁風到如今在海外市場爭奪貿易利益的力量強大，民營企業通過自身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挖掘自身體制優勢，已經逐步變成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的同時，也悄然在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中，漸漸形成了既有國有經濟和也有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我國的民營企業也隨著在國內自身實力的不斷增強，逐漸加快其對外直接投資的腳步，并且海外投資收益成效顯著，而且在民營企業擴大對外投資的促進下，今天的我國已經不僅僅是外國直接投資接收國，已經逐漸成為主要的資本輸出國而民營企業也漸漸成為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新增主力軍，具有較強的對外直接投資潛力。

一、我國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特點分析

1.我國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一直以來，我國民營企業憑借產權清晰、經營靈活等優勢，在國內競爭中通過對外的直接投資實現“走出去”戰略，在更廣泛的領域、更高的層次參與了國際的市場競爭合作。目前我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投資方式，主要集中為以合資企業為主，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后，已經逐步涉及了收購兼并等國際投資方式。但是，一般在對外直接投資初期，受我國企民營業資本資源與防御風險能力及對國外市場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制約，加上我國的大多數民營企業相對西方企業來說規模較小，核心競爭力較弱，我國民營企業更愿意采取合資經營的方式實現對外直接投資。隨著我國民營企業在境外的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銷售與管理逐步實現本土化，同時進入經營多元化的發展階段，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愈來愈受到國外市場和地區的關注。

2.我國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特點分析

我國的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表現，并逐步成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主力軍，究其主要原因是民營企業自身的幾個特點：首先，雖然我國民營企業中家族化管理特點明顯，但在我國，大多數的民營企業因為產權清晰，而且完全實行自主經營，并且自擔風險，就促使民營企業經營中的風險意識較強，自負盈虧讓企業的激勵機制較完善，生命力極強，有很大的主動性和創新性。其次，我國民營企業在許多產業上有較為充分的技術積累，形成自身獨特的產品優勢。許多產品都享有非常高的國際聲譽，而且具有不可模仿難以替代特性，體現了民營企業產品開發的差異化優勢因此獲得比國有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最后，我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中，民營企業與我國的大型國有企業相比，不論是在人力資源管理效能方面還是在生產資源配置方面等，都具有很明顯的成本優勢。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形成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我國的民營企業大多數都是從事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這就使我國的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可以更充分的通過利用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從而獲取更高的投資收益。

二、我國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中存在問題分析

1.我國民營企業的直接投資規模小融資難

在我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民營企業中，中小型企業所占的比重較大，因此由于企業的規模與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企業規模相比較小，導致我國民營企業對外進行直接投資的規模也偏小，自然也就很難在海外市場形成規模經濟效益，更無法與世界的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進行競爭。再加上我國民營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一直制約民營企業發展，因為我國國內的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頭子的東道國并不熟悉，同時因為國內金融機構自身的資金制約等因素使其沒有足夠資金金融能力通過信貸，給予民營企業在國際海外市場進行融資更多的資金援助，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我國的民營企業又因為自身資信等原因，很難找到其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的國際金融機構。因此在我國的民營企業的海外市場投資中面對風險較大，投入的資本金明顯不足，導致民營企業直接投資的規模難以擴大。

2.民營企業海外投資技術水平和抵御風險的能力較低

我國的民營企業的技術水平明顯不足，不但體現在與發達國家相比時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就連同一些新興的工業化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在國民營企業現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行業中，我們的優勢主要集中在對商品的加工制造業環節上，而許多產品，特別是那些高端產品核心部件，我們的生產依然依賴從國外進口才能生產。加上我國民營企業自身的抵御風險能力較弱，企業很難承擔復雜的國際競爭風險，是民營企業的投資贏利空間大幅縮減。

3.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不合理

雖然目前我國的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已經遍布世界近160多個國家與地區，但是在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地區分布結構上不夠合理。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大多數都是集中在港澳臺與亞拉美等國家和地區，而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明顯偏少。我國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上也不夠合理，體現在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過分集中在對初級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幾乎沒有，還有投資偏重在對消費品的投資上，而對生產資料的投資少之又少，這就導致了民營企業對外投資與國內生產企業的斷割，不連續，加大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嚴重影響了民營企業的投資經濟效益。我國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方式結構也不合理，在我國近80%以上的民營企業中，幾乎都是屬于新建的企業，并且投資方式集中為合資方式，而目前國際上流行的如跨國收購和兼并方式等，利用得非常少。

4.民營企業缺乏高素質人才

我國民營企業要想擴大對外投資規模，提高對外投資水平還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國際上多數海外投資企業，都是從自己企業中選派的優秀管理人員，但因為對海外市場的不了解，因此不具備跨國經營應具有的素質，表現為缺乏國際經貿知識，缺乏根據市場變化及時決策的能力，成為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中處在被動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5.政府及企業在管理和服務體系上尚未健全

首先，政府對整個產業的外投資宏觀管理薄弱滯后，對海外投資缺乏宏觀管理規劃指導，政府的引導缺失，造成民營企業海外投資沒有明確的產業發展方向。還有就是政府對外投資管理機構設置不合理，缺乏統一高效的管理，而且現行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不適應我國民營企業在海外市場投資的國際競爭需求。再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實施的各項相關政策和法制建設滯后，對民營企業“走出去”發展政策扶持力度不夠，制約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大。

三、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戰略

1.優化投資結構，實行對外投資的多元一體化

民營企業要及時調整海外投資產業結構，積極投資具有發展潛力的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不能繼續停留在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初級狀態。民營企業需要在保持現有投資產業基礎上，繼續加大制造業、服務業的投資力度，在海外逐步形成以傳統產業為基礎的，以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為先導的投資市場體系。加強高新技術的制造產業投資，通過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投資，實現獲得發達國家優秀企業產業核心技術能力目的，從而帶動我國國內產業的進步；在現代服務業方面，要繼續加強我國在信息服務業、金融業物流業的投資比重，不但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還可以為我國的制造業在海外市場投資提供優厚的資金支撐。

2.調整技術戰略以形成海內外一體化

如今的跨國公司的技術戰略主要是研發海外子公司，因此我國的民在海外大量設立研究開發中心，通過在子公司的經營，將母公司產業的核心技術通過在海外的研發機構研究開發，更好地向外、向國內輻射擴散，實現技術開發成果在母公司和全球其他子公司的有效共享。同時通過海外子公司將海外的科學技術發展轉化為規模經濟的利益。因為任何技術創新都依賴于相對大規模的市場，因此，我國民營企業對外投資要積極借鑒跨國公司發展的先進經驗不斷調整技術戰略。此外，要注重對企業技術的控制性，傾向推薦于采取獨資方式。

3.投資區域不斷擴大對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

多年以來，我國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區域一直主要集中分布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及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地區，的確積累比較豐富的投資經驗和相對扎實的投資基礎。因此，未來我國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除了要繼續保持在亞洲地區原有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優勢以外，還要積極努力擴大對拉美地區以及非洲地區的投資規模，獲取更多的投資收益的同時，通過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更多的產業提升機會。同時不斷加快傳統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梯度轉移，加快向資源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步伐。尤其是選擇在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合理適當的利用當地的資源條件，并且通過投資的合作開發方式緩解國內資源短缺的壓力。通過尋找產業內外的差異，嘗試加強對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力度，學習收獲到世界領先的產品技術，有利于加速我國技術水平的快速提升。

4.建立政府對民營企業直接投資的政策扶持體系

通過有利的資金支持解決制約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資金瓶頸的難題，盡量運用政策扶持方法來降低民營企業在對外貿易中遭遇的各種障礙。加強對民營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學習和研究，同時加強國內民營企業面向海外投資的人才培訓，盡快培養我國的民營企業穩定的對外投資人才隊伍。繼續引導推進本土化戰略，逐步推進我國民營企業成功的實施經濟全球化的戰略，學會本土化的經營方式，融入到東道國的經濟當中，通過這種跨國公司的當地化經營方式，實現與東道國經濟的共同發展。我國政府要不斷加強與民營企業主要投資目標國的溝通與往來，不斷積極地推進與各國政府的資源和投資合作機制的完善，并逐步實現在原有合作機制基礎上擴大與其他相關國家地區的交流與合作。在民營企業的所得稅、外匯金融管制及貿易補貼方面給予優惠的政策扶持，形成整體的合力，促使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擴大規模，提高海外市場收益。

5.完善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環境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要求享受到與國有企業同等的國民待遇，給民營企業發展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出臺實施相關政策，并逐步放松對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的不必要的體制束縛，減少或取消對民營企業的行政干預，適當的在財政、稅收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減輕民營企業的資金不足和對外投資成本過高的壓力。繼續完善有關民營企業經營尤其是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保證民營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享受的同時，獲得法律的有利保障。從法律上規范和指導引導更多的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的方向、經營主體、投資方式、產業布局更加合理有序，促進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合理化，保證我國對外投資事業的健康發展。除此以外，政府還要積極改進和完善海外投資企業的服務系統，加強對民營企業的信息提供服務。積極學習借鑒國外跨國企業的發展先進經驗，逐步建立針對民營企業實施海外直接投資政策的管理服務系統，對民營企業投資與合作項目數據進行準確及時的動態分析，并配合調整相應的國家政策，幫助民營企業更多了解相關的海外投資政策和法規，為更多的民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投資創造機會。

四、結束語

不容置疑，民營企業在我國的飛速發展已經使其成為我國經濟結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隨著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日益增強，民營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必將得到更多的市場空間擴展。即使目前我國民營企業發展中依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相信只要民營企業自身不斷加快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步伐，同時政府也能繼續在政策上對其積極引導，提供有力的政策扶持，并逐步解除對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各種約束，那么未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必然是迅速崛起的民營企業，而民營企業必然會成為我國國際市場競爭中最骨干的核心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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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偉.中國企業“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與典型案例分析[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4]吳文武.跨國公司與經濟發展[J].經濟研究，2010（6）.

篇6

【關鍵詞】基礎設施項目 項目PPP模式 模式選擇

目前，我國大力鼓勵并促成基礎設施的建設，推動了鳥巢、北京地鐵4號線、深圳地鐵4號線二期工程等為首的PPP項目迅速建成，PPP項目也因為其公益性、風險高、融資結構復雜等特點成為了我國公關部門和私人部門談判的重要模式。而PPP模式能否成功主要取決于其是否科學，因此PPP項目實踐運作中的焦點問題就是PPP模式的選擇，國內外學者也將基礎設施建設研究的目光轉向PPP模式選擇。

1 PPP模式的內涵及分類

1.1 PPP模式內涵界定

PPP模式具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解釋認為PPP模式能夠代替原來由公共部門進行建設或服務的公共項目，達到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目的。狹義的解釋則將PPP模式看做一系列項目運作模式的總稱，包含BOT、TOT、BOO等多種模式。

1.2 PPP模式的分類及要求

（1）經營性項目：經營性項目一般具有較為明確的收費基礎，且經營的收費能夠完全保證項目成本的投資。經營性項目PPP模式選擇的基礎建立在政府特許經營權授予的之上，模式包括：①建設――運營――移交（BOT）、②建設――擁有――運營――移交（BOOT）等。建設此類相關項目需要以法律法規為依據實現市場的運營與占有，最終促進整個項目的進行。

（2）準經營性項目：當項目經營的收費不能夠實現項目的投資而需要政府進行補貼時，需要政府使用特許經營權授予并采取政府補貼或直接投資的措施進行，此情況下可采用以下模式：①建設――運營――移交（BOT）、②建設――擁有――運營（BOO）等。因此，在建設此類項目時，需要政府對投資、補貼和價格之間的互相協同機制的建立健全，創造積極的投資條件和氛圍。

（3）非經營性項目：當項目主要由政府支持而缺少使用者付費的情況下，項目的成本回收主要是由政府發起，主要由政府發起購買服務，推進模式有：①建設――擁有――運營（BOO）、②委托運營等。因此，需要基于合理的購買內容推進項目的進程，使項目的資金用于項目實際運營方面，實現資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使項目資金行之有效的推動項目進程。

2 PPP模式的選擇方法

2.1 案例分析法

基于案例分析的方向分析如何選擇PPP模式。國內外學者基本都使用過案例分析法對PPP模式設計、建設和管理項目的問題，并基于案例構建了相關決策系統，透過案例的本身結合案例所傳達內容研究和分析自身項目情況，探討項目的PPP模式選擇是此類方式的主要運作方式。

2.2 層次分析法

目標層變量以PPP模式選擇為基準，進而設計出準則層指標層變量和相應的隸屬權重，基于專業人士的評判選擇最合適的PPP模式，通過AHP（層次分析法）等定量方式構建項目模式的指標體系，確定模式的最優方案，并根據最優方案選擇PPP模式，從而實現整體的項目模式構建。

2.3 多屬性效用分析法

AHP法雖然使用范圍廣，但是由于其主觀性較強，部分學者提出了多屬性效用分析法輔助AHP法選擇PPP模式。方法利用4輪的德菲爾調查對不同PPP模式下的效用值進行計算，接著使用訪談法歸納效用指標集，最后通過函數的方法綜合評價選擇體系并計算效用值，從而確定最佳PPP模式。

2.4 實物期權法

此方法基于PPP模式選擇的風險構建實物期權模型，分析并對不同PPP模式下項目的期權產值進行計算，最后根據產值確定PPP模式。學者依據此模型建立了PPP項目在不確定條件的期權產值評價模型，同時依據蒙特卡羅模擬方法對模型進行計算，并結合相關案例進行分析。

2.5 數據包絡分析法

將選擇PPP模式的關鍵性因素當做輸入變量，輸出變量則是項目決策目標，利用各類基于不同模式條件的效率性指標來得出最優模式。輸入變量可以選擇進度、成本、項目內容和外部環境等，輸出變量則可以選擇成本、安全性能、質量指標和契約規定等，通過建立選擇DEA模型得出最優模式。

3 基礎設施項目PPP模式選擇策略

3.1 政府角色方面

政府多以合作者的角色加入PPP項目模式中，因此，相較以前的政府全包型項目，對項目的控制和經營權稍弱。政府在實際應用中容易對角色定位不準確產生項目的失敗。因而，政府在PPP項目模式的選擇中應該首先擺正自己的定位，同時需要積極配合項目的其他參與者建立健全監督管理機制，保質保量的完成基礎設施建設。

3.2 融資渠道方面

一般情況下，基礎設施建設通常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政府的財政支持并不能夠長久的實現基礎設施的建設，雖然私營企業能夠對基礎設施項目進行較大的支持，但是往往會收到一定限制。因此，需要通過多元化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市場的培育解決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問題，讓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確保基礎設施建設的順利進行。

3.3 相關法律方面

目前，雖然我國已經進行了一部分的PPP模式項目，也制定了相關法律法規，但是對于PPP模式的具體執行方面并沒有進行準確的規范，重視度不高，可操作性茶。所以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規范法律體系對基礎設施項目PPP模式選擇的實際操作進行嚴格執行，為基礎設施項目PPP模式提供保障。

4結語

作為一種新興的融資模式，PPP模式給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了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的合作模式，具有較為廣闊的推廣前景。因此，在新時代背景下，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法律條件下重視基礎設施項目PPP模式，拓寬基礎設施項目PPP模式的融資渠道。

參考文獻：

[1]王東波，王薇.基礎設施項目PPP模式選擇研究述評[J].項目管理技術，2013，12：39-45.

[2]李公祥，尹貽林.城市基礎設施項目PPP模式的運作方式選擇研究[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1：50-53+58.

[3]劉勇，肖翥，許葉林.基礎設施PPP項目評價與立項決策的再思考――基于PPP模式的國際實踐經驗[J].科技管理研究，2015，08：185-190.

篇7

[關鍵詞] 外國直接投資（FDI） 技術外溢 吸收能力

一、引言

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形式，外國直接投資（FDI）對東道國經濟發展影響一直受到各國經濟學家的重視。FDI的技術外溢效應是指通過技術的非自愿擴散，促進東道國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利用FDI的技術外溢效應提升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是我國“以市場換技術”引資政策的重要依據。然而，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表明，FDI的技術外溢效應的發揮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條件，因此，必須對FDI的技術外溢的實現途徑、發展機制和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對FDI技術外溢問題的研究，目前已成為理論界和實業界的一個熱點。MacDougall(1960)第一次明確提出東道國的技術外溢效應問題，并且認為技術外溢是指技術提供方非自愿地提供技術給受讓方的而技術提供方享受不到回報的行為。Magnus Blomstrom和AKokko(1996)指出，FDI技術外溢效應是指外資企業的進入使得東道國本土企業有可能獲得勞動生產率方面的進步。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國內有關FDI技術外溢對我國技術進步作用的研究正方興未艾。

二、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存在性研究

有關FDI技術外溢效應存在性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逐漸成熟，21世紀又有新的發展。眾多學者利用各國截面、時序數據或平行數據對FDI技術外溢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流入發達國家的FDI對東道國企業普遍存在技術外溢效應。但對委內瑞拉、墨西哥、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檢驗結果卻不支持FDI技術外溢假設，或者發現FDI的技術外溢效應比較微弱、只在一定條件下成立。FDI是否帶來我國的技術進步，學者之間也存在不同觀點。

1.正效應

FDI能夠促進創新能力，這是大多數研究的共同結論，而且無論是在企業層次上的研究，還是在產業或者國家層次上的研究，似乎都證實了這一點。從生產率提升的角度來研究FDI與我國生產率增長之間的關系的文獻，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外資對中國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為正。從我國的研究開發活動方面，由于投資國公司在我國的研究開發中心具備提高有關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中心本身的地位及其與東道國本土的科研教學或經營實體有較密切的業務合作關系，其內部研發人員具有不斷本土化趨勢等優勢，這些研發中心的溢出效應和外在效應（示范效應）必然會對中國企業的技術能力產生正面的影響。另外，從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來看，FDI能促進內生技術溢出和技術進步，從而成為內生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國內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FDI流入增長對我國經濟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明顯促進作用，其原因與FDI流入規模和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有關。

2.負效應或效應不明顯

持此論者大多是從單純的理論推理和現實觀察中得出自己的結論的，而且往往更為看重案例分析的重要意義。中國雖然在利用FDI的同時，引進了國外相對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使中國整體技術水平得以提高，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起到了推進企業技術進步的作用，但作用效果并不明顯。從目前研究來看，我國西部還未跨越使外資產生外溢效應的“發展門檻”，外資在該地區產生了不太顯著的負效益和存在“門檻效應”。

三、FDI技術外溢影響因素研究

在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外溢做進一步研究中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不是自動產生的，而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

1.東道國的吸收能力

東道國FDI的吸收能力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1)在人力資本方面，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要在發展中國家得到應用必須要求東道國具備充足的人力資本，否則東道國對跨國公司先進技術的接受和運用將會受限;(2)在學習能力方面，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外溢的有效程度取決于東道國“干中學”的能力和經驗的積累;(3)在嘗新利益分配方面，跨國公司的技術外溢效應使得創新在東道國變得有利可圖;(4)在技術差距方面，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取決于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技術差異，相對于技術較落后的東道國來說，技術轉移對技術較先進的東道國經濟增長的正面效益要來得小。

2.技術外溢的空間約束特征。

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購買的中間品份額明顯受公司總部與其在東道國的工廠距離的影響，在羅馬尼亞，來自美國、亞洲的投資者其垂直溢出程度高于歐洲的跨國公司，因為前者的投資國離羅馬尼亞更遠，另外包括部分外國投資者母國而不是全部國家的優惠貿易安排，很可能影響跨國公司的資源模式。例如，由于羅馬尼亞與歐盟簽署了聯盟條約，其關稅對從歐盟進口產品與從美國、日本進口產品明顯不同。

3.股權比例對外國直接投資技術外溢程度的影響

另一個影響FDI企業對東道國企業技術擴散的因素是合資企業中外資子公司所占的股份的多少。普遍認為本國企業的參與會使跨國公司的產權知識外瀉從而利于技術外溢，因此，許多國家限制外資所有權份額并要求跨國公司以合資形式進入。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了股權比例與FDI技術外溢程度之間確實存在關聯性。

四、FDI技術外溢研究存在的問題

目前研究存在著以下局限：

1．絕大多數實證研究為混合研究或部門研究，無法正確評估技術外溢，并且與面板數據相比，采用橫截面數據無法準確和清晰地判斷技術外溢。除此之外，數據的缺失、樣本的有限、多假定條件的計量模型和統計方法等，也是影響研究結論的重要原因。

2．在理論上比較容易找到存在技術外溢的支持性證據，但是來自于計量經濟學上的定量支持性證據相對有限。

3.多數側重人力資本和東道國技術水平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外溢的影響，而很少考慮到外國際貿易政策體制對其的影響，因此顯得不夠完善。

4.大多數學者沒有區分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技術進步的促進是通過直接效應還是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是指外資相對內資具有的生產率優勢，而間接效應是指外資對國內的技術外溢。

五、促進FDI技術外溢研究的建議

綜上所述，FDI技術外溢研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外溢程度和外溢路徑具有明顯的國別差異性；結合我國外資獨資化浪潮不斷高漲的背景，在未來可采取以下措施：

1.若干年來，盛行于我國的“兩頭在外、三來一補”的貿易方式和引資方式，具有“飛地”效應，與我國當地企業在產品、技術、要素等方面聯系不強，屬于國際市場取向型。根據上述理論可以推出，此類FDI的技術外溢是微弱的，甚至根本不存在。該類外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本土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不可高估。因此，在新的環境下，我國應該調整外資優惠政策和引資策略。

2.改善區域技術擴散不平衡現狀，加強技術外溢在區域間的擴散。根據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空間非均衡分布特點，同時根據我國區域經濟特點，首先，讓技術水平較高的內資企業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帶動內地企業發展，由國內大企業集團和經濟欠發達地區政府合作，通過縱向合作對上游和下游企業進行滲透等；其次，由于東南沿海一帶的外商己達到一定規模，但工資卻不斷攀升，與中西部相比，其勞動力成本優勢已不太明顯，而周邊的發展中國家如越南、老撾等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卻很低廉，并且在大量吸引外資，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外商投資的選擇，因此我國政府部門要盡量引導外商向內地進行產業轉移，以充分利用當地更為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和更為豐富的自然資源；或者通過稅收等財政方面的優惠政策來引導外企向內地擴展市場，建立分支機構，并在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等方面加強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最后，還要努力改變內地的等、靠、要等落后觀念、提高勞動力素質、減少勞動力交易成本和區域間的流動成本。

3.加大教育研發投入，提高自身的吸收能力。首先要建立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聯合的科技開發機制。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高校及其附屬科研機構擁有我國70%的高新技術成果，是技術創新的重要支撐。但是，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出資，科研機構出成果，而企業生產的“一分為二”的體制，使大量的科研成果沒有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也影響了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為此，要建立政府支持和引導下的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合作模式，使大量的技術成果得以開發和應用，并使技術創新更有針對性。其次，要加大R&D投入。我國&RD經費投入嚴重不足，90年代R&D投入占GDP經費比重平均為0.63%，遠遠小于發達國家的1.5%的最低標準，制約了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因此，在今后要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大力吸引企業和民間團體的R&D投入，調整有限經費的產業配置格局，加大高技術產業、支柱產業R&D資金注入比例。

4.加強我國企業的人才吸引力。我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優秀的人才不斷地從國內企業流向外資企業，這極大地損害了內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企業的競爭，實質上就是人才的競爭，留不住人才的企業，最終就不能在市場中生存。

參考文獻：

[1]毛日 魏 浩:所有權特征、技術密集度與FDI技術效率外溢[J].管理世界,2007(10):31～40

篇8

[關鍵詞] 撤資 動態博弈 撤資威脅 FDI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1369(2008)2-0007-06

引言

當前，在我國大量引進外資和在華跨國公司基本進入運營和成熟期的同時，跨國公司撤資活動時有發生且日益頻繁，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底，我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52942家，其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2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40%，這其中有相當比重是由于跨國公司撤資所引發，撤資已并非個別存在的現象，需要引起我們的密切關注和深入研究。

二戰后，作為世界經濟主流的跨國公司成為戰后經濟恢復和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器，跨國公司的空前增長使得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與生產經營不斷擴大與發展的同時，跨國公司撤資活動也日益頻繁。跨國公司撤資的現象引發了人們對撤資問題的探討。

我國是重要的外資引入國，國內學者更傾向于從東道國的視角研究跨國公司撤資問題。早期的研究以介紹國外撤資理論與方法為主，同時對我國發生的一些撤資現象進行較基本的解釋，王林生(1994)[1]、楊宇光，劉夏明(1995)[2]較早地研究跨國公司撤資問題，對國外學者研究撤資的理論進行了比較詳盡的介紹。馬全軍、馬勇(1997)[3]認為投資風險是導致國際直接撤資的真正原因，鄒春霞(1999)[4]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研究了外資減撤對東道國造成的負面影響。近幾年，我國學者對撤資的研究逐步深入，毛蘊詩、蔣敦福(2002)[5]對跨國公司撤資理論及其新發展進行了評述。李優樹(2003)[6]將寡頭理論應用在產業內分析，得出跨國公司產品的供需、成本、進入企業三個方面在特定條件下導致了撤資。徐艷梅、李玫(2003)[7]從理論和現實兩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減撤的原因，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我國應采取的對策。毛蘊詩等(2005)[8]在基于對在華日本、歐美跨國公司研究調查的基礎上，對跨國公司在華撤資的方式、結構與組織特征、環境因素、動因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是國內學者研究跨國公司在華撤資問題最系統的成果，但由于數據的缺乏，研究以案例分析和定性研究為主。王水娟(2006)[9]從東道國的視角著重對跨國公司的撤資風險進行了研究。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與撤資都是資本逐利性的表現，始終存在著雙方得益的博弈，姚杰等(2000)[10]從合作與競爭兩個角度，指出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政府均存在著“重復博弈”的傾向。柴正猛、張巖貴(2003)[11]采用改進的KMRW聲譽博弈模型解釋了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穩定合作現象和“正和博弈”思想。

將博弈論方法運用于撤資問題的研究將可能對撤資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一定的影響，基于這一考慮，本文余下部分的結構安排為：第二部分為基本假設；第三部分為三階段動態博弈模型，通過支付函數的確定、動態博弈過程的求解、博弈結論的分析三個環節，系統分析東道國政府與跨國公司撤資的動態博弈過程；第四部分從東道國的視角，有針對性地提出我國在引進外資、對待撤資過程中應采取的對策。

東道國政府與跨國公司撤資分析的基本假設

(1)博弈的參與人為跨國公司和東道國政府，跨國公司在分析指某一產業的跨國公司個體，東道國政府非特指地方政府，但在博弈過程中，主要由地方政府參與。跨國公司更偏重于來自發達國家，東道國政府以發展中國家為基調，對中國有較強的針對性。

(2)參與人雙方均能獲得完全且完美的信息。跨國公司、東道國政府都了解彼此的得益情況，并對各自選擇前的博弈過程完全了解。

(3)參與人是完全理性的，而且這也是博弈參與人之間的共同知識。

(4)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再投資問題，如從東道國某一地區撤資后，將資本再投資于東道國其他地區，這種情況不在考慮之列。

(5)當前我國引進外資中廣泛采用稅收優惠政策，然而“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達成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將稅收優惠列為補貼之一，違反了公平競爭的原則，同時，WTO規則又通過特例的形式，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允許出口補貼、配額和許可證等扭曲國際貿易競爭的現象存在。在模型分析中，假定東道國政府引進外資所采用的優惠政策可以折算成稅收優惠，是東道國政府采取措施挽留跨國公司的主要措施。這與實際有所不同，但做此假定仍能夠反映雙方在撤資問題上的本質支付。

東道國政府與跨國公司撤資分析的三階段動態博弈模型

博弈的參與人為：1――跨國公司，2――東道國政府。博弈行動順序如圖1，假定跨國公司先行動，決定是繼續正常經營，還是提出撤資威脅，政府針對其撤資威脅做出不予理睬或采取相應措施予以補救的選擇，此時，在第三階段再次由跨國公司針對東道國政府的選擇做出是撤資或不撤資的選擇。

1-支付函數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主要基于以下考慮：①獲得東道國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從而降低成本，使產品或服務在市場上更具競爭性。②充分享受東道國政府給予的多種稅收優惠政策，降低公司總體稅負。③出于提高市場占有率，開辟新市場等戰略層面的考慮。同時，跨國公司還需考慮匯率波動的風險，以及跨國公司放棄其他投資機會所產生的機會成本。

現假定跨國公司的支付函數π1受東道國人力成本L、東道國稅收T、跨國公司長遠戰略S、匯率風險E的影響，同時減除所占用的資本K與機會成本r1K，因此得到跨國公司的支付函數如下式所示：

π1與S正向相關，與L、T、E、K負向相關，r1是跨國公司其他投資機會的年收益率。

從東道國政府的角度考慮，它在引進外資中主要出于下面的考慮：①東道國政府以其產業政策為基準，通過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于重要產業中去，以促進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②發揮跨國公司在產業關聯中的前向、后向、旁側等效應，促進關聯產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③跨國公司的投資經營擴大了東道國政府的稅收。④提高了東道國的就業水平。⑤跨國公司雄厚的資金實力與東道國的其他資源相結合，挖掘經濟發展的潛力。⑥帶來跨國公司先進的技術水平和完備的管理經驗。同時，東道國政府存在一個其他投資的機會成本。

現假定東道國政府的支付函數π2受東道國人力成本L、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納稅額T、跨國公司的資本K、跨國公司的技術水平與管理經驗M的影響，同時通過產業的復合乘數效應I予以放大或縮小，再扣除東道國政府的機會成本C2，即可得到東道國政府的支付函數如下式所示：

其中，α為跨國公司產品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有率，0

π2與L、K、T、M、I正向相關，與C2負向相關。

在跨國公司正常經營的情況下，雙方的支付分別為：

π10與π20既可能為正值，又可能為負值。

在博弈的第三階段，若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政府不予理睬其撤資威脅后進行撤資，此時需考慮跨國公司的退出成本以及由此對跨國公司和東道國支付產生的影響。若跨國公司撤資，首先其正常的FDI收益或損失π10將變為0，同時包括沉沒成本在內的撤資成本D成為跨國公司的撤資障礙，當然，考慮一定的消耗系數q，跨國公司撤資后可以收回資本qK，并且假定撤資成本低于收回的資本，即qK>D>0，在收回資本qK后，跨國公司可以將其投資于收益率為r1的項目中，獲得收益r1qK，跨國公司的支付為：

跨國公司撤資后，可能會對其他在東道國的外資企業起到示范作用，同時也會對關聯產業產生影響，以R衡量。當然，東道國政府可以實現C2的投資機會，因此，東道國的支付可以表示為：

此時，與第一種情況相比，由于T1

東道國視角下撤資對我國的啟示

1.從觀念和政策上重視撤資，認識到FDI與撤資都是資本逐利性的體現

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一直強調著招外商引外資的重要性，相關的政策法規也多向引資方向傾斜，但是對于伴隨著“引資”而產生的“撤資”問題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與研究。應加強對跨國公司撤資的動因研究，充分認識撤資對東道國造成的各種影響，采取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以保障我國引進外資工作的更好開展。

我國政府在對待撤資問題時，首先要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和撤資有個前提性的認識，認識到無論是FDI還是撤資都是資本逐利性的體現，跨國公司為資本的載體和主體。隨著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全放開，資本的逐利性將在我國顯現得越來越強烈。

2.對跨國公司的撤資威脅予以識別

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政府的撤資威脅在很多國家都有，但在我國長三角各地尤為普遍，東道國政府首先需要對撤資威脅進行識別。有些撤資威脅是不可信的，跨國公司以撤資為幌子，以期延長優惠政策或爭取更多的政策扶持，對待這樣的威脅東道國政府應不予讓步；有些撤資是無法挽留的，無論政府是否采取措施，跨國公司出于逐利的原因均會選擇撤資，此時，政府應對其威脅不予理睬，以免使政府信譽受損；有些撤資威脅是可信的，東道國政府需要予以重點對待，一旦不采取措施予以挽留，跨國公司的撤資威脅將變為現實，會給東道國政府造成比較大的負面影響。

3.關注“便攜式產業”，從引進外資源頭上防范撤資

跨國公司在我國的投資以IT、電子類等高新技術產業為主，這類產業競爭激烈、技術更新速度快、產業流動性強，屬于“便攜式產業”，在長三角地區這類便攜式產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超過1/3，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跨國公司在投資于這類產業時，由于退出成本低，更容易發生撤資的現象，東道國政府需要對此類產業予為高度重視，在“引資”時更注重“選資”，注重引進外資的質量，選擇性地引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完備的外資，以對東道國產業成長和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拒絕引進那些僅出于利用我國低廉的人力、資源和優惠的政策獲得短期收益的外資，從源頭上防范撤資。

4.調整產業結構，構建外資產業鏈

我國的產業結構基本為勞動密集型，廉價的勞動力成為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因素，但這種低成本的條件不足以成為跨國公司的決定性競爭優勢，而且容易受其他國家或地區勞動力成本的影響，這便會產生撤資。我國必須將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調整，以促進技術先進的跨國公司的引入，同時，研發、市場調研等高額的沉沒成本也使得跨國公司不會輕易撤資。我國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應積極圍繞重點產業的外資構建產業鏈，同過引進或發展跨國公司的上游、下游產業，將研發、設計、銷售、物流整合起來，從而使得跨國公司的投資通過乘數效應、擴散效應、涓滴效應大幅度帶動我國各產業經濟的發展，而且這種產業鏈一旦構建，跨國公司的退出成本將變得很大，可以有效地避免撤資。

注釋：

[1]王林生.跨國公司經營理論與實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1994

[2]楊宇光，劉夏明.當代國際直接撤資理論探討.世界經濟研究，1995(4)：5-9

[3]馬全軍，馬勇.國際直接撤資問題淺析.國際貿易問題，1997(4)：27-31

[4]鄒春霞.外資減撤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世界經濟文匯，1999(5)：51-54

[5]毛蘊詩，蔣敦福.當代跨國公司撤資理論及其新發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24-30

[6]李優樹.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撤資問題探討.當代財經，2003(12)：95-97

[7]徐艷梅，李玫.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減撤實證分析.中國軟科學，2003(1)：65-69

[8]毛蘊詩，蔣敦福，曾國軍.跨國公司在華撤資――行為、過程、動因與案例.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

[9]王水娟.東道國視角的跨國公司撤資風險研究.河海大學商學院，2006

[10]姚杰，張勤生，李好好.合作與競爭：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博弈.中國管理科學，2000(11)：402-408

篇9

期權(option)是這樣一種合約，合約的持有者在規定的時間內有權利，但沒有義務(可以但不一定)按照合約規定的價格購買和賣出某項資產。也可以說，期權是一種選擇權，指在當前做出較小的投入或付出，進而擁有在未來可以行使但也可以不行使的某種行動的權利。期權按標的資產性質的不同分為金融期權和實物期權。

金融期權(financeoption)的標的資產是本身具有原始價值的金融資產，如股票、債券、貨幣等。實物期權(realoption)是以各種實物資產(如機器設備、土地、技術、項目等)為標的物的期權。

簡單地說，實物期權就是在動態和不確定的商業環境下，商業決策要靈活的適應戰略資產投資的決策制定、投資機會估值和項目投資支出，是在運用期權理論的時候，利用金融理論、經濟分析、管理科學、決策科學、統計學和經濟模型估計實物資產（相對于金融資產）的一種系統方法和整體解決方案。

房地產開發投資項目涉及的實物期權方法，在國外已經應用到了各種各樣的房地產項目當中來了，包括房地產開發、再開發、租賃合同的制定、抵押貸款的違約、決策等等方面。

二、實物期權法及其評價

傳統的投資決策方法是現金流貼現法。現金流貼現法由于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全面地分析了項目壽命期內所有可能的現金流入與流出，并且對風險作了一定的分析，但是，DCF法結構上存在兩個致命的局限性:一是每一個時點上的現金流量如何精確地估計；二是貼現率如何確定，特別是有風險的情況下（一般而言，風險是不可避免的)。現金流的估計和貼現率的確定都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前者往往給“可批性”項目以可趁之機，有些單位為使項目能夠通過審批，任意夸大現金流量。后者則使人懼怕風險，以高貼現率去反映高風險，往往低估項目的價值。

因此，只有當現金流和貼現率能夠精確地預測時，DCF法才能夠精確地反映出項目的價值，而現金流和貼現率的精確預測只能在市場比較穩定，宏觀經濟比較平穩的情況下才能出現。

傳統的投資決策方法存在著許多不足與局限性，尤其是貼現率問題，往往使得企業做出錯誤的投資決策。對于不確定性很大、周期很長的復雜的投資決策，傳統方法更是顯得力不從心。如果說項目價值可以用凈現金流大小來表示的話，投資項目的價值并不僅僅是項目產生的現金流，還應該包括其帶來的戰略利益。這一切都集中體現在企業的戰略適應性上。經營柔性和戰略適應性是在不確定性條件下進行投資決策分析的基本出發點，而這一點在傳統投資決策分析方法中沒有體現出來。實物期權分析方法正是針對這種“病癥”給出的“一劑良藥”。

實物期權分析方法在項目投資分析中的兩個重要貢獻是：

（一）經營柔性和戰略適應性來源于投資項目中包含的實物期權，確定這些實物期權的價值才能科學地估價投資項目的價值，而實物期權分析方法解決了長期困擾人們的項目價值估價問題。

（二）有些項目中自然包含實物期權，但是更多地要靠決策者精心設計和構造，然后鑲嵌在項目中，這為項目決策者和管理者進行投資項目管理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方法。不難看出，實物期權分析方法是一種科學的、合理的、主動的、有效的項目估價和項目決策方法。

研究待決策問題的實物期權性質，也就是把實際投資決策問題轉換成標準的實物期權問題。這一步驟需要投資者使用實物期權思維對項目整體運作的過程進行整體的決策分析，弄清楚可能的決策是什么，存在哪些決策，什么時候進行決策，誰有權利執行這個決策:進而分析包含了哪些實物期權、哪類實物期權。為很好地解決決策中的不確定性問題，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書面描述，這將成為解決過程中有用的參考要點。

三、實物期權方法在房地產投資決策中的應用

按照實物期權理論的觀點，不確定性越大，風險可能會越大，但面對這些不確定因素，好的管理者會面對變化的形勢，充分利用管理柔性，通過選擇最佳投資時機擴張成功的項目，關停或推遲不好的項目。從而可能獲得更好的投資機會和更高的收益。因此在房地產投資項目中應用實物期權方法進行決策，可以很好的解決在房地產項目中的不確定性因素，給項目的最終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一）決策者對投資機會的價值的估計

房地產開發投資中包含的實物期權的來源是開發項目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體現在不確定情況下決策者的決策靈活性。因此，決策者對投資機會的價值的判斷，將直接影響到項目的期權價值。期權價值就是體現在對不同的投資機會的選擇上，如果決策者事先并沒有全面的意識到項目在不確定情況下各個階段存在的各種投資機會，那么此項目在各階段就丟掉了很多投資機會的選擇，也就失去了一部分決策靈活性所帶來的價值，即失去了一部分項目的期權價值。因此，決策者對投資機會具有很強的判斷力是確定項日期權價值的前提。

根據Black-Scholes期權定價公式，投資者可以定量的測算投資機會的價值。投資者要獲得一個房地產項目的投資機會，必須支付土地出讓金等先期費用。根據期權價格不應當高于期權價值，房地產開發的先期費用也不應當高于項目的投資機會的價值。因此投資者必須事先測算投資機會的價值。

（二）決策者對最佳投資時機的確定

房地產投資決策有一個時效性特征，即投資決策是立刻執行到期，還是可延期的，它反映投資決策的緊迫程度。當確定要對一個房產項目投資時，還要確定項目的最佳投資時間。在傳統投資決策理論中，當項目的價值等于項目直接投資時，投資者就應當投資；而在實物期權理論中最佳的投資點上項目的價值等于項目直接投資與投資機會成本之和。如果把等待開發和立即開發的項目價值曲線繪在一張坐標圖上，在最佳投資點上這兩條件曲線是相切的，經濟學家已經利用動態規劃和微分方程等數學工具對最佳投資點上的項目價值進行了描述，在最佳投資點上，項目的價值大于項目的直接投資，最佳投資點出現的時間也應當比傳統投資決策的投資時間要晚，因此在現實當中經常會看到投資者將有價值的土地空置，或者是很長一段時間不開發，這就意味著土地放在將來開發所具有的潛在價值大于現在開發的價值。

（三）決策者對最優投資規模的確定

房地產項目，特別是大型的房地產項目，在決策時還要確定是分期開發還是一次開發，除了考慮開發商資本實力的因素外，還必須考慮項目分期開發所包含的成長期權。通過對一次開發和分期開發的項目價值分析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分期開發由于有成長期權的價值存在，因而具有更高價值。如果采用分期開發，就必須確定首期的投資規模，而首期的投資規模往往又會對后期投資有較大的影響。

（四）投資項目的所有權特征

所有權特征，即該項目中所包含的期權是獨占期權還是共享期權。顯然，對于獨占期權，房地產開發者可以充分行使自己所擁有的靈活性，包括放棄權、延期權、擴張權、收縮權、停啟權等，這些權利的價值將體現在期權的時間價值中。但是，如果期權不是獨占的，這意味著有競爭對手與本企業共享執行該實物期權的權利。實物期權的共享直接導致項目價值的共享。因此，對企業而言，項目帶來的期權價值必然有一定的損失，項目的價值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這種降低是由于競爭所帶來的。

（五）投資者對信息的掌握

房地產業具有投資大、周期長的特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一直沒有嘗試對租金、房屋造價和利潤等主要變化因素提供一種定量的嚴格估算。傳統的做法是依靠專業顧問（如估價師、測量師等）的“經驗”。近年來，不斷增加的信息數據文件已經建立起來，用于測算租金、造價、投資收益和房價的執行情況。毫無疑問，這種數據服務系統的使用將比單純地記錄過去的事件有效的多，而且，隨著這種系統將不斷地擴大并變得更精細、更適用和更富有權威性。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些已存在的能測算趨勢的指數將被設計成能預測將來可能性的變化值。這些嶄新的服務系統將會給房地產決策者及他們的顧問提供有價值的資料，從而使他們能對不確定性做出更好的估計，而非僅靠“感覺”和經驗。

四、案例分析

本文擬以一個簡單的實物期權案例來說明實物期權理論在不確定條件下房地產投資決策中的應用。

假定某房地產公司有一地塊開發權，擬定投資總額為1050萬元，投資項目的壽命期為5年，前3年每年除去成本可以獲得凈收益270萬元，后兩年每年除去成本可以獲得凈收益250萬元，該公司可以延遲2年進行該項目的投資。如果無風險利率為10%，項目風險波動率為30%，那么該房地產公司是否應該進行該項目的投資。

如果按傳統的現金流折現法分析該問題，可以求出該項目的凈現值NPV為-52.6萬元。根據傳統NPV法評價該項目，因為凈現值為負數，則該項目將被拒絕。但實際上，該例子是一個簡單的實物期權問題:該公司可以延遲2年進行該項目的投資，即相當于持有一份2年投資的延遲期權，執行價格為1050萬元，同時由于該項目尚未建成，相當于資產不需支付紅利，因此可以根據Black-Scholes期權定價模型，求得該延遲投資期權的價值C為225.8萬元。

所以，如果該房地產公司考慮延遲投資期權的價值進行決策，則項目總價值為(-52.6+225.8=173.2萬元，說明該項目具有較大的投資價值，投資項目在等待2年后的價值是可觀的。

基于實物期權的投資決策方法將金融領域的突破性成果用于實物資產投資領域，是對傳統的NPV法的完善。房地產行業是一個周期性的行業，該投資領域蘊含著大量的靈活性，例如土地的開發時機選擇、初始投資規模的確定、是否需要分期開發等等，如果能夠在這些過程中依照實物期權的方法，按照投資決策分析步驟對這些靈活性的價值進行定量評估，或者在決策過程中引進實物期權的思維方式，將有助于使房地產投資決策的過程更加的科學和合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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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衛華，楊和禮，實物期權方法在房地產投資決策中的應用[J].建筑技術開發，2003.10.

篇10

一、案例簡介

（一）蘇州金龍客車

金龍聯合汽車工業（蘇州）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中國具有整車生產資質的國有客車企業之一，擁有總資產18億元，具備年產2.2萬輛客車及底盤的生產能力。目前，蘇州金龍客車的國內市場保有量達80000臺，占國內大中型客車市場份額的20％。從2006年起，金龍客車啟動了國際化戰略，開始進軍海外市場，當年出口8000萬美元。2008年，金龍客車銷售量達16454臺，銷售額51.6億元；出口3321臺，達2億美元，在國內客車出口中居首位。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金龍客車銷售量為15213臺，銷售額50.3億元，同比下降了8.9%。其中出口1502臺，出口額1.21億美元，同比下降了39.9%。可見，國際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金龍客車出口的增長，但是，金龍客車面對危機的嚴峻挑戰，積極采取應變措施，調整經營策略。

1. 定位于發展中國家市場，靈活調整出口市場目標。由于發達國家的客車需求量較少，而主要以私家車為主。因此，金龍客車將主要國際市場定位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人口密度大，公共交通落后，對客車具有較大需求，因而這些國家是金龍客車的出口目標市場。目前，金龍客車已經出口到俄羅斯、埃及、阿爾及利亞、巴拿馬、卡塔爾和馬來西亞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2007到2008年，俄羅斯為金龍客車的第一大出口市場，2008年金龍客車對俄出口量達到1000臺，占總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從2008年10月開始，俄羅斯制定了扶植國內重工業、限制客車進口的外經貿政策，同時，由于金融危機引發的流動性短缺使俄羅斯進口經銷商融資困難，導致資金鏈斷裂，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龍客車對俄出口大幅下降，降幅高達99％。在喪失最大的出口市場以后，蘇州金龍“危”中尋“機”，大力開拓非洲和中東市場，因為這些市場不僅受危機影響較輕，而且具有較大的市場潛力，到2009年，金龍客車成功實現了出口市場目標的調整，主要出口市場從俄羅斯轉向非洲和中東地區。2009年金龍客車對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出口800臺，約占出口總量的二分之一，由此阿爾及利亞成為金龍客車第一大出口市場。為了鞏固新市場和繼續擴大出口份額，金龍客車在主要出口市場國都設立了辦事處，負責進行市場分析，并為國外客戶提供優質的售后服務。

2. 重視技術研發和國際合作，提高品牌國際知名度。金龍客車始終把技術研發作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并不斷加強科研實力。金龍客車不僅設立了具有256名專業技術人員的江蘇省新型客車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還與清華大學、吉林大學汽車學院等高校和科研單位開展行業共性關鍵技術的研發，開發先進的新能源客車產品。為了提高品牌的國際知名度和挺進高端客車市場，2007年，蘇州金龍與歐洲豪華商用車制造商瑞典斯堪尼亞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并聯合推出了世界頂級的豪華客車――SCANIA?HIGER A90。隨著與世界客車先進技術的接軌與品牌的國際傳播效應，蘇州金龍客車的自有品牌海格（HIGER）不僅獲得“中國名牌”稱號，以61.36億元的品牌價值躋身“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榜，而通過國際合作且逐步擴大了品牌海外知名度。

（二）江蘇AB集團

江蘇AB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從事針織內衣服飾生產和銷售的私營企業，集團公司旗下主要有AB、A&B、T6等品牌，總資產5億元人民幣，控股子公司十二家，在國內有80多家銷售公司，擁有中外員工近5000人，位列中國針織行業綜合實力前五強。2008年，AB集團銷售額達10億元人民幣，出口6000多萬美元，出口額占總銷售額的比重在40％以上，同比增長15%，國內市場占有率為9%，在中國內衣行業排行第二。2009年，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紡織品市場需求明顯下降，AB集團靈活轉變發展思路，重點開發國內市場，內銷實現增長20%，總銷售突破11億人民幣。從鄉鎮企業演變為跨國公司的AB集團，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仍然保持增長，表現出了私營企業強勁的增長實力和發展潛力。

1. 從代工到品牌，產業鏈不斷延長。江蘇AB集團最初是一家鄉鎮企業，主要依靠其毗鄰上海這一獨特的區位優勢，為上海的紡織企業提供相關配套服務，借此完成了資本和技術積累之后，AB集團開始創立自己的品牌并逐步占據一定的國內市場份額。隨著企業的規模的不斷擴大， AB集團為多家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代工，在技術、管理和營銷上向跨國公司學習。與此同時，AB集團在企業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斷延長產業鏈，從單一的針織服裝產品制作逐步將產業鏈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在上游收購棉紗工廠做原材料供應，并與意大利廠商合作引進先進的印染和制造技術；在下游重視品牌建設和國際營銷，積極推展AB品牌的國際化。通過與跨國公司合作以及不斷延長產業鏈，AB的國際化經營能力有了很大的突破，已經先后在40多個國家注冊了AB商標。但是，由于建設海外營銷網絡和打造國際品牌需要長時間和大量的資本投入，目前，AB集團的出口產品仍以OEM為主，貼牌出口占出口總值的70％，在AB集團的第一大出口市場美國，以AB品牌出口的產品很少。

2. “走出去”，建立國際生產和營銷網絡。近年來，隨著長三角地區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成本不斷上漲，從2000年起，AB集團將第二個國內生產基地轉移到我國中南部地區的湖北秭歸，建立了隆盛針織和吉盛印染兩個公司，2009年，這兩個公司共實現銷售收入2億多元，其中出口8641萬元。為了利用更為廉價的生產資源和建立國際性的營銷網絡，從2006年起，AB集團在柬埔寨首都金邊郊區建立了面向歐美市場的國外出口生產基地，雇用當地員工450人。因為，根據柬埔寨和歐美等國的貿易協議，從柬埔寨出口到歐美的針織產品既可以免除關稅，也不受配額限制。此外，AB集團在美國、香港、泰國等地也設立了分公司，為AB集團組建國際營銷網絡，全面開拓國際市場。由于AB集團在穩固國內市場的基礎上積極實施了“走出去”發展戰略，所以不僅分散了市場風險，使AB集團在金融危機中所受沖擊較小，而且還使企業總體競爭力還有所提升。

二、案例比較分析

通過以蘇州金龍客車和江蘇AB集團為代表的企業經營策略調整的案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企業在立足國內市場的基礎上，靈活應對國際市場調整，通過各種途徑逐步創建國際品牌和國際銷售渠道，煥發了新的生機和競爭力。

由于企業性質和所屬行業不同，蘇州金龍客車和江蘇AB集團的經營轉型策略有所不同。具體來說，蘇州金龍客車更注重產品銷售市場的分層次定位。如在國內市場上，公共交通客車是主要銷售產品，這為金龍客車贏得了國內市場占有率第二的市場銷售業績。同樣地，金龍客車也將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市場作為其公交客車的出口市場，在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和主要出口國政策限制等不利因素影響下，金龍客車迅速調整市場目標，實現了出口目標市場的及時替代和新市場的開拓。面對發達國家對公交客車需求較少，對產品品質要求更高的情況，金龍客車與國際先進客車制造商合作，推出了適應發達國家市場需求的豪華客車產品，為其挺進高端市場和提高品牌國際聲譽提供了良好的開端。相比而言，AB集團側重于生產基地的國際布局，借此降低生產成本和構建國際營銷網絡。作為服裝企業，勞動生產力成本是AB集團的主要生產成本，而由于產品的低技術含量的特點，銷售渠道和品牌建設是AB集團的重點經營戰略。為此，AB集團通過生產基地的全球布局，逐步實現生產成本控制和產品營銷網絡構建的同步進行，在國內，AB集團的生產基地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逐漸轉移，在此過程中，不僅降低了生產成本，而且提高了品牌的國內知名度，擴大了國內市場份額。在具備了實力以后，AB集團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在國外開辟生產和外貿基地，在降低生產生本的同時提高了品牌的海外知名度和開拓國際銷售渠道。

盡管兩家企業經營轉型各有側重，但它們都得益于正確經營策略的實施，存在以下共同點：第一，它們都注重國內市場的鞏固和擴大，在國內同行業市場中都處于領先地位。這樣，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特殊時期，它們可以迅速地實現出口到內銷的轉換，從而避免受到危機嚴重沖擊。另一方面，在國內市場競爭中的歷練和成長為它們開拓國際市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它們都重視通過各種途徑積極開拓國際市場，雖然這兩家企業的出口產品都屬于中低技術產品，但是，由于企業所擁有的產業鏈比較完整，而且在國際市場具有較高的定價自，因此它們通過海外投資或國際合作等手段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第三，它們都非常重視技術研發和品牌建設，從產業鏈的兩端入手，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三、案例啟示與對策建議

（一）積極開拓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促進目標市場多元化

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國內很多企業倒閉的原因是市場過于單一和集中，一旦目標市場出現需求驟降，這些企業就難逃倒閉噩運，因此，國際金融危機過后，更多的企業認識到目標市場多元化的重要性。因此，企業要學會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條腿走路，首先，企業應注重積極開拓內需市場，因為中國市場本身就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重視內需市場一方面可以在危機特殊時期保存企業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國內市場的競爭中進一步提高產品品質，促使企業加快產品創新和技術進步，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不斷提高品牌知名度提供有力的保障。在國內市場具有一定的規模和競爭實力的基礎上，要及時實施海外市場戰略，除了歐美等傳統出口市場以外，要積極開拓在危機中受影響較小的新興市場，如非洲、拉美、東盟、等市場，通過產品目標市場的多元化分散市場風險，提高競爭實力。

（二）開展境外直接投資，實施“走出去”戰略

對外直接投資是規避貿易保護壁壘的一種有效措施。當前我國企業“走出去”機遇難得，因為，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發達國家許多跨國公司融資困難和盈利下降，紛紛收縮甚至撤回海外投資，客觀上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騰出了空間。因此，部分有實力的出口企業可以在綜合考慮國際形勢和企業自身狀況的前提下，到目標市場國進行“綠地投資”，直接設廠；或是與進口國同類產業尋求建立伙伴關系；還可以收購國外相應的企業和銷售渠道，整合可利用的資源、品牌和銷售網絡，擴大國際影響力和市場份額。通過“走出去”一方面可以帶動相關技術、設備及產品出口，創造外需，另一方面可以獲取國外營銷渠道，繞過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避開貿易保護和貿易摩擦，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控制權和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