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意義范文
時間：2023-10-18 17:39:57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學的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所謂“文獻”和“實物遺存”，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有的場合，兩者卻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統一。這是因為所有的“文獻”總有一定的載體，不管是金文、石刻還是簡牘，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實物遺存，成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其次，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區別。歷史學家往往尋求并研究特定的歷史事件的記錄，然后加以比較和辨偽。將它們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對事件進行解釋?？脊艑W則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的研究理論和方法，①通過發現的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代人類更廣泛領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類活動發展變化的軌跡。科學的考古學的真正要義在于超脫文獻而獨立研究物質遺存。但是考古學現在的主要理論方法地層學和類型學，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發掘報告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歷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讀考古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響了考古發掘報告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個器物的特征時，常出現“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詞語，除了報告的撰寫人外，讀者很難領悟到器物的具體形態特征。這也導致許多歷史研究人員無法讀懂考古報告，這種情況下文獻和考古發現難以契合。②
多數人對考古學的作用還局限于“正經補史”的階段，還停留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認識上，從而忽視了考古學的本質就是超越歷史文獻，通過實物遺存反饋歷史信息?？脊艑W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從生態環境、生存方式、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等各個層次來全面分析歷史時期的各種演變，從而探尋影響社會文化的各種因素。③在進行考古工作的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導、引導，更要杜絕“先入為主”式的考古發掘，而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④通過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因此，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在談論文獻和考古的關系時，認為文獻的甄別和與考古結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學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把物質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結果報告成歷史等學科的專家能夠使用的方式，然后讓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并立而存在，兩者結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夠找到，當然兩者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側面。⑤這種觀點也是西方考古學界所共有的，也對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發展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商品經濟的“唯利是圖”的大背景下，一些專門宣傳考古與文物收藏的欄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如《探索發現》、《鑒寶》、《尋寶》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容小視。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熱潮。中國傳統考古學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快速的發展，從而帶來許多的被動和質疑。但是，中國考古學應該在自身學術規范健全的基礎上，去逐漸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公眾的需求，并借機宣傳自己，一舉兩得。而如何向大眾展示規范的考古學，讓他們能接受考古的新發現，減少質疑和批評的聲音，這是我們下面討論的重點。首先，在田野考古發掘的過程中，規范考古發掘的流程，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⑥進行，杜絕挖寶式的考古和唯經費至上的搶救性發掘。其次，盡量避免破壞性的發掘，做好發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給公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遺存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保護意識應貫穿著發掘工作的始終過程。發掘的遺跡是現場保護還是遷移保護，是現場展示還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問題，需要妥善處理考古發掘與保護文物原狀的關系，還涉及到可移動文物的現場提取和保護問題，也包括不可移動遺跡的長期保護相關問題。為解決上述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的過程中，邀請文物保護和科技相關人員參與到考古發掘中?！犊萍既請蟆诽峒暗摹拔奈锉Ｗo航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它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跨部門的產物，由敦煌研究院、國家博物館、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單位共同研發的，是我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現在山西、陜西、山東和湖北等地的考古發掘現場，為考古工作提供比較系統的技術，并且及時地處理和保護了出土文物。⑦這種模式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中國傳統考古學一直缺少與外界的有效溝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紀辯論中，甚至有考古人員提出“非專業人士不能質疑”的說法，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的強烈反對，他認為考古不僅是一個專業問題，還牽涉到共同的學術規范，而這些學術規范適用于任何一個學科領域。⑩這也就要求相關專家和部分在向公眾公布信息時，一定要做到全面、嚴肅，尤其是考古的結論，應避免學術的浮躁，經多方面考證確認為定論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國考古學家特里格認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為政治和社會服務，其結果對我們是有害而無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業價值，有學者估算出每年能為當地帶來至少4.2億元的經濟收入。這就不免產生地方政府之間爭奪名人效應的現象。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性直接影響了學科的發展，對樹立考古學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極為重要。每一名考古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都有義務維護其學術規范，從而促進中國考古學健康快速地發展。誠然，在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道德規范是考古研究人員的學術操守，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抄襲和學術不端行為，并同時尊重不同的學術思想，積極開展健康的學術爭鳴，不為學術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學文章成文的過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報告和簡報等，避免因轉引造成不必要的錯誤和爭端。（本文作者：張倩單位：河南省濟源市濟瀆廟管理處）
篇2
[關鍵詞]中醫古漢語；教學效果；學習興趣；自主學習
從事教育工作幾年來，一直進行的是古漢語的教學，嚴格來講，是中醫古漢語的教育教學。對于學習中醫專業的學生來講，中醫古漢語是基礎課，更是工具課，其根本目的是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為后續專業學科，譬如《傷寒》、《金匱》、《內經》等中國傳統醫學的學習掃除一些文法上的障礙，七年制教材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還要同時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傳承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其實無論其目的如何，作為教師來講，對學生進行講授，所關注的就是一種教學的實際效果和學生的真實接受程度，而現在面臨的困境就是，往往達不到其目的的教學效果。或者效果甚微；學生接受牽強，以考試過關為目的。細想下來，學生的學習興趣不高值得認真思考。
由于文言與現代漢語相差太大，這樣就很容易導致學生產生“難學”、“厭學”的情緒，在思想上認為古漢語是少數文史專業學生的“專利”，不利于大眾閱讀與理解。但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中，古漢語始終是文化的主要載體，一切重要的文獻均以文言文為書寫符號，政治、科技、地理、醫藥、農業等各種成就都以古漢語作為表達方式。換言之，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長河里，古漢語扮演著權威的敘述者角色。這就表明古漢語學習的必要性，尤其對于學習中醫的學生來講，不學習它，我們就無法領略前人借助之創造出來的燦爛輝煌的醫學文化，勢必對今后的學習造成巨大障礙。但是如何解決這種矛盾，首先要從教學方法上，現在的教學主要采用的就是老師傳授，學生接受，造成結果枯燥、乏味，這種教育方法對于任何課程來講，都是應該被踢出歷史舞臺的，對于中醫古漢語就更是行不通。幾千年前，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倡“教學相長”，即教與學不是兩個孤立的個體，而是一對密切聯系的實體，他們是互動的、發展的，這個理念應該貫穿于中醫古漢語教學的始終。而如何實現，在我看來，興趣就至關重要了。
我們都知道，人們做某件事。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為了完成任務。二是對該事情感興趣。由此，我們不難清楚，前者是被動的，故而態度是消極的，所以對其結果僅滿足于完成任務，達到要求：而后者則相反。因為他感興趣，所以首先表現在態度上的是主動投入、熱情參與，理所當然的。對于結果，他們則期待著“更上一層樓”。經過對比，可以毫不諱言地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就教師而言，首先要引導的是蘊涵其中的人文精神。從絢麗多姿的古代文獻里，我們可以讀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尊老愛幼、信守承諾、大公無私、機智勇敢、忠于朋友等等，這些美德古今相通，生生不息，至今仍有教育意義。在教學中融入曲折生動的情節、感人至深的教育，這樣會使教學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別是現在的社會趨于浮躁，大學生在特殊的年齡時期，思想趨于成熟但卻容易偏激，現在的百家講壇應運而生，并且大行其道，可以從側面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們的精神世界需要一種指導，需要一種慰藉，而古典文獻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解決人們的一些困惑，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可以讓學生們的精神世界更豐富，從而更堅強。
其次，可以引導學生體會到美。古人留給我們豐富的文學遺產，其中不乏很多美文，譬如大家都熟知的王羲之的《蘭亭序》，王勃的《滕王閣序》，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等等。這其中，蘊涵著意境美、形式美、語言美等各種美，教師指導學生用心去感受，去體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聆昕“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無形中，會令興趣增長。
再次，教師應該觸類旁通，善于找到古代漢語與其他學科或相關技術的結合點，以此來打動學生，讓學生體會到任何知識結構都是相通的?！罢T使”他們進入預定的教學軌道。現在的教學狀況就是。學生重視專業課，重視外語學習，認為這些對于以后擇業的好壞有著根本的決定作用，這其實不能不說是教育的一種片面性，但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很難改變。我在教學過程中，經常和學生所講的就是，無論現在所學習的任何看起來不重要的一門學科，對于我們日后的成長都是至關重要，甚至可以說是不分伯仲的。也許同學們現在很難理解這樣的話，認為人生有輕重，但知識卻是不分輕與重的，等到人生達到一定得閱歷自然會體會到這些知識的重要性，它會大大指導我們人生的很多抉擇。我們可以看見在很多中醫古典文獻中就融入了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哲學、自然科學等相關內容的融合，并不是就是簡單的字詞句語法的組合。轉貼于
篇3
因此，從對高校整體水平的評估，轉變為對高校下屬學院（或系、所）的評估，是有效的應對之舉。
“悖論”何生
對高校本科教學評估的指責之一是評估指標體系的齊整化，或者說大一統性。
對此，教育部有理由申辯，指標體系明明把辦學指導思想列為一級指標，還兼顧了特色項目，怎么說是齊整化？更何況，與水平評估方案配套，2002年又對醫藥、財經、政法、師范等類高校部分評估指標做出調整；2004年8月，對醫藥類院校部分評估指標進一步調整；2006年9月，教育部辦公廳又印發《對部分重點建設高等學校及體育類、藝術類高等學校評估指標調整的說明》。
從縱向比較來看，2002年之前的評估實際上考慮到了各個高校的實力，并加以區別對待。始于1994年的合格評估主要用于1976年以后新建、本科教育歷史較短、基礎比較薄弱的學校；始于1996年的優秀評估主要用于100所左右本科教育歷史長、基礎好、工作水平高的“211工程”重點建設學校；而針對介于上述兩類學校之間的普通院校，則于1999年開始采用了隨機性水平評估。合格評估和優秀評估都針對不同科類進行了分別評估，在考慮到各類高校實力的基礎上，還兼顧了各類高校的特色。而在2002年的方案里，地方高校要與重點高校接受同一套指標體系的切割和審視。2006年9月，教育部認識到了這一點，對部分重點建設高校的評估指標進行了調整。而此時，至少有412所普通本科院校已經接受了評估。
現行本科教學評估方案是以2001年隨機性水平評估方案的調整意見為基礎，將合格評估、優秀評估和隨機性水平評估三種方案合并而成。作為一個整合體，2002年方案指標體系的設計理念簡單明晰，突出重點，適用于各類普通本科院校。應該說，這是試圖簡便高效地對本科院校做出評估的一種努力。出臺該評估方案的現實背景，則是高校合并導致的綜合化以及高校的趨同之勢。后者體現在學科專業設置上的趨同。尤其是高教擴招之后，隨著辦學資源日益吃緊，高校合并，趨同之風日烈。既如此，分科類分實力來進行評估似乎沒有必要。
高校趨同帶來的是高校無特色?？梢哉f，高校趨同為評估指標體系的齊整化提供了現實背景，而評估指標體系的大一統性，無疑反過來強化了這種趨同。說到底，本科教學評估的落腳點應是本科生的培養質量及其就業出路，而在現實操作中，評估卻人為加劇了人才無特色化和平庸化，這不能不說是評估的一大悖論。
一種顛覆
如果我們低調地把評估的性質界定為合格評估，那么，它所遭受的指責可能會小得多。因為，優秀意味著在某個范圍內的不平庸、少數和特色，這是一個個性化和相對化的概念。
如果要對全國700余所普通本科高校進行優劣高下的評定，顯然是目前所用的大體相同的標準無法勝任的。
2005年4月，教育部公布了2004年接受評估的54所高校的評估結果：其中30所高?！皟炐恪?、19所高?！傲己谩薄?所高校“合格”。如此多的“優秀”，不僅與我們對高?，F狀的直觀感覺有不小差距，更是對優秀內涵的篡改。
當評估的結果顯示越來越多的“優秀”的時候，隨后被評估的高校所面臨的壓力就越來越大。競優已經從一決雄雌的決心，轉變為對顏面不保的擔憂，從對卓越的努力攀登，轉變為翻越底線的苦苦掙扎。其結果必然讓翹首以待的民眾和高校失望――它似乎什么都沒有說明，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說明了一切。當無法從評估結果中讀出中國高等教育的真實狀況時，我們有理由比評估前更加困惑。
要找回評估已然失去了的嚴謹性和權威性，目前的本科教學評估應低調地回歸到合格評估，將目前我國本科教學評估結論從優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種，轉變為通過、待考察和不通過三種。合格評估意味著對高校辦學能力底線的判斷，這種判斷并沒有阻止高校朝自己的發展方向努力，其所產生的齊整化和去特色化的弊病要少得多。更重要的是，這種轉變將淡化評估作為官方排行榜的影響，減少高校的造假行為和形式主義之風。
考慮到目前我國高?，F實，合格評估的有效實施，也需要在技術設計層面上加以推敲。隨著高校合并、擴招及辦學資源日益吃緊，多數高校紛紛上馬熱門專業。以傳媒相關本科專業為例，2006年，設立新聞學的本科院校有229所，設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高校有158所，設立廣告學的高校有262所，戲劇影視美術設計的高校有127所。此外，新興的交叉專業，如動畫、數字媒體技術、錄音藝術等不斷涌現，這種高校內部各類專業交叉、衍生的現實，已經使任何一種分類顯得含糊而籠統――無論是按學校的學科分布特點分為綜合性、多科性和單科性院校,或者按學校功能特點分為研究型、教學科研型和教學型院校,或者按學校的實力和辦學歷史分為重點院校、一般院校和新升格的本科院校。這些分類，包括目前對醫藥、財經、政法、師范、體育、藝術類普通本科高校進行的小幅指標調整，都顯得過于簡單。
更可行的做法是，從對各個高校的評估，轉變為對高校的各個學院（或系、所）的評估。作為各學院（或系、所）的聯合體，一所大學的水平，取決于學院（或系、所）的水平。從對高校整體水平的評估，轉變為對高校下屬學院（或系、所）水平的評估，要求制訂出學院（或系、所）的指標體系，組織相關領域的同行進行評估。由此取代對醫藥、財經、政法、師范、體育、藝術類普通本科高校進行的小幅指標調整。
對學院（或系、所）進行評估，是對目前高校評估方式的顛覆。這意味著評估工作量的加大――首先必須打破以高校為整體的評估指標體系，制訂出高校各個學院（或系、所）的相應指標體系。
但是，此舉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具體有三：其一，評估指標體系的針對性提高，從而將原來的大一統性減少到最低；其二，每所學院的評估者是該領域的同行或專家，他們今日是該學院的評估者，明天可能就是該學院同行的評估對象，評估者自始至終都與評估對象密切合作與交流，保證了評估的專業性和互動性；其三，調動各個學院（或系、所）的積極性，使評估成為一種全校的共同價值的創造過程。另一個附帶的好處是，它可以清除當前高校內部普遍存在的學術山頭主義和部門主義，優化學科設置，合理配置教育資源。
做好評估需權力下放
盡管本科教學發生在教師和學生之間，但目前我國本科教學評估基本上還是政府和高校上層領導之間的互動。
從現實情況來看，大學學院（或系、所）本科教學評估本質上是一種學院認證和專業認證。這也必然要求評估執行者具有專業權威性。這種權威性，不是校長或教務處處長的行政權威，而是某一專業領域的學術權威。
從一開始，中國高校的教學評估就是由教育部牽頭進行的一項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行動。2004年8月，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成立，作為教育部直屬的正司級行政性事業單位，其性質同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1994年成立）一樣，都是政策指導類機構。我們看到在教育部價值預設下安身立命的評估中心，并沒有使本科教學評估擺脫中央管制的模式，也無助于提高評估結果的公信力。
官方評估的利弊得失不可一概而論。至少，明智的校長就可以變被動為主動，把官方評估作為提高辦學質量、爭取資源的重要途徑。但是相反的情況似乎更加普遍。在評估過程中，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現象的嚴重程度有目共睹。
根據教高評中心[2006]1號文件規定，專家組進?？疾煸u估，原則上只抽查在校學生近一年的試卷、實驗實習報告和調閱最近一屆畢業生的畢業論文（設計）。針對教師教案的抽查，也以教師的當年教案為主；2007年4月份下發的《關于嚴肅評估紀律進一步提高評估工作實效的通知》（教高評中心[2007]2號），明確指出“不搞迎評演練等有可能影響正常教學秩序的活動”，“保證教學數據與教學文件的原始性與真實性、不虛構、不編造。不得修改及補做以往的考試試卷和畢業設計（論文）?！边@表明，在評估過程中出現的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已是普遍現象，最后需要用正式文件進行約束。
這也說明官方主導的評估行為本身極容易遭受后現代式的攻擊和逆反，這是個不爭的事實。無論姿態主動與否，大學已經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只能依賴教育部準則行事的尷尬處境中。
事實已經無數次地告訴人們，僅靠行政杠桿根本撬不動中國高校這塊巨石，不恢復高校原有的自組織能力，高校的事就不可能辦好，而高校的自組織能力只能靠學者和學者社團自身力量一點一滴地復原，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力量。
我國本科教學評估，期待由政府主辦轉變為政府委托專業學會或民間團體來負責實際執行。評估的有效展開，有賴于評估中介機構的真正獨立。
篇4
【關鍵詞】學校；教師；學生；家長；增強體質
浙江省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顯示，學生的身體素質全面下降，在速度、下肢爆發力、耐力和力量的各項身體素質中，耐力下降最為明顯，尤其是13～22歲學生，近10年持續下降。那么，我校學生的體質狀況又如何？學生和家長對體育鍛煉又是怎樣的態度呢？對此，我進行了調查，發現了一些問題。
現象一：體育課時，800米跑下來就嘔吐、暈倒的人大有人在。在開會的時候，有的學生站立的時間超過半個小時輕則臉色蒼白，重則暈倒。3月份，我校被區防疫站確認為乙型流感爆發，過去兩周每天上報的病例最多達300多人，接近全校學生的四分之一；最嚴重的班級達到半數之多。
現象二：師：平時體育鍛煉的時間有多少？生甲：不太多，一周才兩節體育課。師：平時自己鍛煉嗎？生乙：作業多得很，晚上回家都是在屋子里。生丙：我平時幾乎不怎么鍛煉，就是體育課鍛煉一會。問：鍛煉時間少的原因是什么？生丙：有的時候是學習作業多，也沒時間鍛煉；有的時候是懶得很，就不想動，想動也不知道動什么；父母對鍛煉也不強調，家長也不關心體育，學習好就可以了。
現象三：我校現有30個教學班，1300余名學生，學校有一個300米標準田徑場、九個標準籃球場，12個室外乒乓球桌，器材室各種器材一應俱全；但這些場地器材的使用率都不高，下午課后只能看到三三兩兩的幾個學生在鍛煉，顯得很冷清。
現象四：在畢業班課時緊的情況下，作業量不斷增加，加之模擬考不斷襲來，體育課更是被忽略不計，常變成語文課、數學課等，進行相應的補習。學生無奈地說，本來上了初中以后，體育鍛煉的時間和機會就比較少，體育課幾乎成為了惟一可以比較正規系統鍛煉體質的時間，現在就連這么一點時間都被擠占了。
當一個個胖墩或“豆芽菜”從眼前滑過的時候，令我感到更加擔憂。作為祖國的未來，這些中學生能承受建設祖國所需要的體力和精力嗎？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中學生的身體素質呈下降趨勢，造成學生體質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一：由于高考、中考的競爭，家長望子成龍的迫切心情看重的是分數，輕視的是德育，丟掉的是體育。大量的配套讀物、各種音響教材、沒完沒了的試卷練習，使學生整天忙碌于題海之中，甚至雙休日也奔波于各種補習班、培訓班，學生的睡眠時間得不到保證，學生的活動時間幾乎為零。據調查，平均每天鍛煉時間在30分鐘以下的學生占84%，40分鐘以上的只有16%，且從初一到初三的體育鍛煉時間呈遞減趨勢。
原因二：學生的體育意識和健康意識淡薄。由于認識上的偏見，行動上的誤導和影響，使學生參加體育活動的積極性下降，大多數學生對體育的需要僅僅是建立在精神或是在感官的刺激上，寧可做體育競賽的觀眾而不愿意做體育鍛煉的參與者。據調查，中學生對體育意識支配下的體育行為發現，被動參與型、消極參與型居然占人數的65%。
原因三：學校組織下午第四節上課，下課就已經4點30，5點清校。學生一下課就急著值日打掃、等車回家。造成運動場場地面積與學生人數比重嚴重失調，從原來的人多地少到現在的地多人少；且體育活動器材學校怕丟失，怕難管理，只限上體育課使用，不借給學生。
原因四：相當多的體育教師仍然是唱著課程改革的贊歌，教著過去規定的內容，沒有按新課標“目標統領內容”去選擇教學內容，使學生感到體育課枯燥乏味，失去興趣，有的甚至厭惡體育課。
學生體質下降該怪誰？學校教育和體育，不能承擔全部責任，但也絕對擺脫不了自己的責任。
對策一：學校要通過座談會、講座等方式，讓家長在子女養育、教育問題上應走出“重營養，重學習，輕運動”的誤區，鼓勵他們多參加體育活動，并從體育活動中逐步培養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意志品質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質和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促進孩子身心健康發展。
對策二：學校要更新教育理念，提高體育教學質量，增強學校體育投入，改善體育場地設施，保證運動場地和器材建設。加強宣傳力度，培養學生對體育的自覺意識，完善規章制度，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體育比賽，增強學生的體育興趣及參與意識，提高其參加課外體育鍛煉的積極性，使學生選擇和接觸更多的體育項目。
對策三：教師大力推廣培養學生的耐力、速度和艱苦意志品質的體育運動項目。學校體育教育不僅是要進行學生感興趣的體育活動，更應該大力推廣培養學生的耐力、速度和艱苦意志品質的體育項目。
篇5
【關鍵詞】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資產評估
一、資產評估課程簡介
資產評估課程是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經濟管理類（會計學、財務管理）專業的專業必考課，是為培養和檢驗自學應考者的資產評估基本理論和應用能力而設置的一門專業課程，是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維護產權交易各方權益，保證資產運營機制有效進行而建立的一門新興的應用性學科。該學科以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產評估活動為主要研究領域，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產權活動所涉及的資產評估行為中的基本理論及其變化規律為基本研究對象。
資產評估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學科。從資產評估的工作目的來說，是通過資產評估操作，最終獲得評估結論，即資產評估價值。影響資產評估的價值因素多種多樣，大的方面有兩個：一是資產評估價值類型，二是資產評估方法。因此，本課程除了前兩章闡述資產評估基本理論和方法，后兩章闡述資產評估報告和資產評估準側與行業管理以外，其余各章分別就不同類型的資產闡述其評估的方法。資產類型不同，評估過程中表現出的差異就較大。把握這些差異，研究這些特點，有助于全面系統地掌握本課程。
二、教師教好資產評估課程的方法
資產評估是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與完善而產生和發展的新興學科，學習本課程，除了要掌握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基礎知識外，還應具備會計學、財務管理學、統計學方面的知識。因此，該課程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課程，教師主要應從以下幾步做起：
1、深入了解自學考試大綱。大綱是對課程內容的濃縮和提煉，明確了課程學習的知識點及深度，規定了課程自學考試的范圍和考核標準，是自學考試課程命題的重要依據。
2、認真研究教材。教材是翔實掌握本課程知識內容和范圍的依據，其內容是大綱所規定課程的知識和內容的擴展。課程內容可以通過教材對知識點的介紹和舉例而更加清晰和全面。
3、明確考核的主要內容。課程基本要求是依據專業考試計劃和專業培養目標而確定的，其明確了課程的基本內容，以及對基本內容的掌握程度，即識記、領會、簡單應用、綜合應用。
4、親自做歷年自學考試的真題并從中總結出規律。在做好前三條的基礎上，教師還應該把最近幾年的自考真題，認真仔細地做一做，把所有的真題都標在書上，最好總結在電子教案中。這樣，教師對全書知識的重點難點有一個通盤的了解，考試的規律就自然而然地握起來，講課時就會主次兼顧，從而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5、認真地做好課件，簡單明了的書寫教案。自學考試多以課本上的例題為主，教師可以利用多媒體現代化的教學工具。把教材的知識點和考核點整理在課件上放映，讓學生邊學習邊觀看，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正確處理好基礎理論知識和實踐應用能力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實施教學的過程中，注意利用現代化的教學工具，多列舉一些生活和工作中的資產評估案例，引導學生把基礎知識和理論轉化為實踐的應用能力，培養和提高學生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7、從專業口徑上進行掌握，自身具備一定的資產管理的知識。
窄口徑的資產評估，即是對企事業資產價值進行評定和估算。具體資產評估方法包括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三種基本方法及企業整體價值評估中使用的資產基礎法、市場法和收益法三種基本方法（大部分屬于自考內容）；中口徑的資產評估，除包括所有窄口徑的資產評估內容外，還應包括企事業之外的各種類型的不動產和動產（包括汽車、珠寶首飾藝術品等）的鑒定與價值評估，稅基評估等；寬口徑的資產評估將擴展至所有的金融資產的評估和分析。對金融資產及其組合的評估分析必須具備現代金融學投資組合理論和資產定價理論，如投資組合優化、風險度量和控制和期權定價模型等知識。其中，如對銀行資產的評估必須具備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知識，對保險資產的評估需要具備精算知識等。
資產管理的第一層次是一般工商企業的資產管理，即流動資產、固定資產和投資的管理。第二層次將涉及金融資產的管理，如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基金公司、投資銀行的資產管理業務。第三個層次是資本市場的業務，如企業的改制、上市、兼并、收購、剝離、分立、產權交易、托管和租賃資產證券化等。這三個層次的資產管理與資產評估都是相關的。
8、圍繞省考試中心的要求，做好過程性考核的準備工作。根據省考試中心的要求，主辦院校對學生的過程性考核分幾個部分：一是平時作業，原則上要求作業必須寫在A4紙上，一次四張，共四次；二是平時考試，有期中和期末兩次，試卷格式以自學考試格式為準，嚴格按照自考要求批閱；三是手寫論文，結合本課程特點，可要求學生通過深入資產評估事務所或大型投資公司進行社會調查或網絡調查寫出實踐調研報告，或針對資產評估某個環節寫出評估計劃，或對教師指定的某項具體資產完成完整的評估過程，寫出資產評估報告，嚴格要求調研報告，杜絕學術不端行為，字數不少于3000。
9、授課過程中注意把握好學歷考試與職業考試銜接問題。教師授課要圍繞自學考試大綱，教好資產評估課程，同時把學歷考試與資產評估的職業資格考試相銜接。給學生一個充分的想象空間，鼓勵學生努力學好資產評估基礎知識已備考全國注冊資產評估師考試。
三、學生如何學好資產評估課程
1、全面系統地學習教材，掌握全部考試內容和考核知識點，在此基礎上突出重點，切勿片面猜題押題。本課程內容涉及資產評估的各個方面，各章節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學生要全面系統地學習教材的各章節，記憶應當識記的基本概念，理解基本理論；把握各章節之間的聯系，注意區分相近的概念和類似的問題，并掌握它們之間的聯系；要在全面系統學習的基礎上掌握重點，有目的地深入學習重點章節。
2、各部分內容掌握程度由低到高來進行：先是了解，再是理解，進而是掌握，最后是熟練掌握。對相應的四個能力層次要求上，也要由低到高：先是識記；再是領會；進而是簡單應用；最后是綜合應用。識記要求學生知道本課程中的名詞、概念、原理、知識的含義，并能正確認識或識別；領會要求學生在識記的基礎上，能把握本課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有關概念、原理、方法的區別與聯系；簡單應用要求學生在領會的基礎上，運用本課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識點，分析和解決一般的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綜合應用要求學生在簡單應用的基礎上，運用學過的本課程的多個知識點，綜合分析和解決稍復雜的理論和實際問題。
3、注意大綱、教材內容與現行法律法規不符的部分，應以現行法律法規為準。變化內容所占試題分值比例約為10%～15%。
4、自己制定一個明確的目標，樹立信心，創造壓力，進而將壓力轉化為動力。大學課余時間多，學習環境好，自由支配的時間相對較多，有充足的時間來準備考試。學生要做好充分準備，給自己制定一個詳細的學習計劃，并付諸于行動，持之以恒。
5、做歷年真題。每年考得知識點是很相識的，對于一些不會或不熟練的內容，仔細查閱課本或看答案的詳細解析，并把知識點寫在題的旁邊，下一次做題時再溫習一下前一張試卷的內容，這樣能加強記憶，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從而增強信心。臨近考試時，重點看經常犯錯的知識點，在理解的基礎上記下來，對自己充滿信心，沉著應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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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2-0554-02
隨著核電事業的不斷發展前進，核應急等配套應急措施問題顯得尤為重要，為了完善核事故應急救援系統，提高核應急救援的執行力，本文在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對公眾和救援人員的防護、救援人員培訓及核應急響應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見解。
1 背景
現階段安全發展利用核能是解決能源短缺問題的重要途徑，也是解決我國中、長期電力能源缺乏的必由之路。雖然在核電史上發生重大核事故的幾率較小，但萬一發生往往比較突然，發展迅速，釋放出的多種放射性核素可以以不同途徑、不同方式對人體照射，影響范圍廣，涉及人數多、作用時間長，會造成較大的社會和心理影響[1]。人們對核電站開始運轉半個世紀以來發生的多宗核電站安全事故[2-3]至今記憶猶新。中國是未來核能大國，如何做好由于自然災害、不可抗力或操作不當引起的核事故醫學救援工作，在發生核事故時，如何保護公眾健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醫學應急救援準備必須適應當前的新形勢和新要求。
2 核應急醫學救援準備
目前這些準備主要包括：①基礎資料的收集；②對核應急救援人員培訓；③核應急響應系統設計；④核應急管理與宣傳。
2.1 核應急基礎資料的收集
2.1.1 中國的核反應堆主要分內陸型和海洋型兩種，且各有特點，為此在制定核事故醫學應急救援準備的時候，必須做好應急資料的收集工作：對反應堆各自的特點、設計參數、設計源項等資料要有充分的認識，同時對反應堆的建設規模、建設地點以及周圍地形、地貌、交通等環境情況和周圍人群的分布、職業、生活習慣、飲食等相關資料也要掌握；
2.1.2 了解周圍人群分布及健康狀況，掌握周圍環境樣品的放射性水平；
2.1.3 對環境樣品的測試：在核事故發生后，通過對環境樣品的測試，可以與日常的監測數據作比較，為評價事故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提供依據[4]；
2.1.4 建立數據庫：將收集到的這些基礎資料記錄備案，進行系統的總結，建立專門的數據庫以便于查詢，方便發生核事故時，爭取時間上的優勢。
2.2 對核應急救援人員培訓工作 建立一支強大的醫療隊伍對核事故的救援尤為重要。對核反應堆資料及時的掌握為核應急贏得了時間，如何實施快速、有效的救援是救援工作的核心內容。培養一支訓練有素的專業隊伍，無論在和平時代還是戰爭年代，都顯得刻不容緩。相比較一些發達國家，中國在核事故救援工作的培訓上還有較大差距。在應急救援人員培訓工作上要做到以下幾點：①在核事故發生時，救援人員如何進行高效、正確的救援和注意自身安全的防護，必須進行培訓和指導，我們可以借先進核大國在普及和提高核應急救援知識和技能等方面的核應急培訓模式；②借鑒、參考發達國家成熟的核應急培訓模式、形成自己的培訓體系，在當地進行課堂教學，同時也提供在線教學，以方便不能參加課堂教學的學員學習。在線教學主要依靠自學，按照規定的方案主講一天的核知識基礎課程，現場提供培訓需要的全套資料，學員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內采用靈活的手段掌握相關培訓知識，使培訓工作高效化[5]；③核應急人才培訓對象的要求要達到專業化和層次化水準。針對不同專業和不同層次的人員其設置的培訓內容側重各有不同，按照行業性要求培訓學員，就能增強培訓內容的針對性，也能為科學合理地設置培訓班次打好基礎；同時，他們的培訓手段更具有靈活性、實戰性與先進性[6]。不同國家之間由于文化，專業知識水平和國力等的差距，對專業人才的培養，在學習先進管理水平的同時要針對自身的特點，培養適合自己核能應急的專業人士。
2.3 核應急響應系統設計 核應急響應系統的設計應以基礎資料的收集和專業人才的培養為基礎。要實現系統功能的全面性和操作的方便性。核應急響應系統要能接受、傳遞和顯示上級應急指揮中心和下級應急指揮中心等應急響應的有關信息，并進行分析和評價，為專家咨詢和領導決策提供依據。同時可以為核應急響應提供通信聯絡手段，以及為核事故醫學應急專家及應急工作人員提供工作環境，保障應急響應活動順利進行；在平時開展應急值班、應急培訓、應急演習、數據庫應用和現代化辦公等工作[7]。目前我國現已開通了與國家核應急辦、中國疾控中心、以及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醫學應急組織的通信聯絡，建立了通信聯絡制度，有關應急人員配備了移動電話。完成了核事故醫學應急技術支持系統硬件平臺建設，包括計算機網絡系統、數據通信系統、會議顯示系統、數字會議系統，可與國家核應急響應中心、衛生部應急指揮中心、中國疾控中心應急響應中心實現網絡連接[8]。這些醫學應急通信聯絡系統和核事故醫學應急技術支持系統能夠很好地指導核應急救援，增大救援的效率，減少損失。
2.4 核應急管理與宣傳
2.4.1 核應急管理 核能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偉業。隨著石油和煤炭資源的枯竭，核能在未來社會解決資源短缺發揮重要作用，它將慢慢走入大眾視野，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所以對核能資源的管理與宣傳是人們利用和認識核能的有效途徑，也是核能應急的必要工作。目前我國出臺了《核電廠核事故應急管理條例》和《國家核應急預案》等法規，但這還遠遠不夠。為核工業制定一個行業的基本法很有必要，它使得政府、企業、公民在核安全事務中公共安全更有保障[9]。
2.4.2 核應急知識宣傳與普及 對于公眾核安全知識的普及和教育也尤為重要。任何核事故均可引起不同程度的公眾社會心理反應，甚至造成嚴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損失[10]。通過普及核基本知識，消除公眾擔心和疑慮，以便再次出現緊急狀態時，人們知道如何正確地行動[10]，因此公眾培訓是執行我國《核安全法規》的環節的重中之重。通過培訓和宣傳，能夠使人們在核事故中有效地保護自身和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并能積極參與核應急救援工作，減少核事故造成的人民和財產損失。核知識的普及和人們認識覺悟的提高，對進一步合理利用這項資源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通過核應急演練能夠更深入地掌握醫學救援任務的技巧和增加熟練程度，明確響應程序、行動方法及協同事項。在核事故發生時，可以有條不紊地進行人群轉移和救援，提高核應急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3 核應急醫學救援響應
3.1 核事故的危害性及核應急醫學響應的必要性 實施事故應急響應是利用核能過程中必要的保障環節，響應不及時，必將造成更大的事故后果；其次，人員損傷也不會不斷加重；第三，核設施釋放出的放射性物質，如含有放射性物質的氣體、煙塵和廢水等排出，會大范圍內造成空氣、土壤、水源放射性污染等損害自然生態環境。而如果實施迅速、有效的救援，不僅僅可以減低人員傷亡，控制自然環境污染范圍，這兩方面都會大大減輕事故后果[11]。
3.2 核事故醫學應急救援隊分工和醫療救治任務 在發生核事故時，核醫學應急救援合理的分組、明確的分工能夠提高救援效率。一般核事故醫學應急救援“三級”救治梯隊分別是：現場救護（現場醫療機構）、地區救治和專科救治組成[12]。這“三級”救援梯隊承擔不同的救援職責，其工作的程序和側重點也不同。
3.2.1 現場救援隊的基本任務是 早期醫學處理包括現場救治、可延遲處理傷員的處理和去污等。事故地點輻射劑量較大時應將傷員立刻轉往安全地帶并進行簡單的醫學處理，包括傷口污染表面處理、外傷縫合等對可疑使用抗輻射藥物、穩定性碘劑對已經吸入或誤食放射性物質的人員實施阻吸收和促排措施；收集受照人員基本資料，根據初步分類診斷，將急性放射損傷患者轉送往市級以上救治醫院，將急性放射損傷、放射復合傷以及體內有嚴重放射性物質污染者送往?？漆t治單位[12-13]。
3.2.2 地區后備救援的基本任務是 全面檢查、鑒定分類。對放射性損傷較嚴重而體內不存在誤食、誤吸情況的患者進行全面去污處理，并給予抗感染及輔助治療，對于放射性物質體內存留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及急性放射損傷和放射復合傷的傷員進一步檢查體內放射性劑量，對體內或傷口有放射性物質污染者須徹底清創、縫合、抗感染等采取相應醫學措施[13]。
3.2.3 ?？凭戎位氐幕救蝿帐?對不同類型、程度的放射損傷和放射復合傷做出確定性診斷，并進行?？漆t學對癥治療；對嚴重體內、傷口或體表放射性污染的人員進行放射性劑量殘留檢查[14]，確定殘留放射性物質的組分和污染水平，估算人員受照劑量，并進行全面、有效的醫學處理[15]。
不同梯隊按照各自的任務進行救援，能夠使救援工作開展的更順利，救援任務完成得更全面。各個梯隊相互配合，積極合作能使救援工作及時高效。
核事故醫學救援準備與響應密切相關，隨著我國民用和軍用核設施的增加，核事故發生的概率性也隨之增加。如何做到核事故高效響應救援，準備工作必不可少，在收集基礎資料的基礎上，對公眾和救援人員的防護、救援人員培訓、核應急響應系統設計等可以進一步提升核應急醫學救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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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渤海國 濱海地區 考古概況
中圖分類號：K872 文獻標識碼：A
渤海國（698年―926年）是我國唐朝時期，北方古老的H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權，始建于公元698年（武則天圣歷元年），初稱“震國”。 七年后（公元705年）歸附于唐王朝， 十五年后（公元713年）被冊封為“渤海國”。公元926年被契丹國所滅，傳國十五世，歷時229年。
渤海國在長達二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全面效法唐朝封建文明，依靠渤海人的聰明智慧和勤勞勇敢，繁育了發達的民族經濟和燦爛的渤海文化，促進了東北邊陲的進一步開發，豐富了中華大統一的歷史涵量。創造了“海東盛國”的輝煌。
渤海的疆域，初限于H的部分故地，至第10代宣王大仁秀時大體上在今東北大部、朝鮮半島北部及俄國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區等廣大地域。海全盛時期，其疆域北至黑龍江中下游兩岸，韃靼海峽沿岸及庫頁島，東至日本海，西到吉林與內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鮮之咸興附近。設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縣。是當時東北地區幅員遼闊的強國。居民以H人最多，高麗遺民占有一定的比例，還有漢人以及少量的突厥、契丹、室韋人，H中又以粟末H為主。
前蘇聯考古專家和學者對蘇聯遠東南部的中世紀進行有計劃的考古研究，始于1953年A? ?奧克拉德科夫領導的遠東分院考古勘察隊的組成，以及1954年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和民族志學研究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的創建。 ? ?沙弗庫諾夫便著手于渤海文化遺存的發掘工作。他們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發表了恰皮戈烏河（烏蘇里斯克地區）兩座佛廟的資料，在這里曾經進行過渤海墓葬的發掘，為了確定渤海墓葬的年代，當時對尼古拉耶夫斯克、楚古耶夫斯克、塞巴爾斯克、南烏蘇里斯克、克拉斯金斯克等渤海古城進行了勘探發掘。
1965～1966年在 ? ?沙弗庫諾夫領導開始對新戈爾杰耶夫古城址多文化層的發掘工作（圓丘，阿努奇地區），在這里劃分出渤海年代層。從1970年到1973年 ? ?謝緬尼欽科繼續在這里工作。1973年進行了對古城址的測繪，同時開始了對距古城址東北300米處古道旁邊的新戈爾杰耶夫斯克遺址的工作（1972～1974年）。
從1975年，發掘工作轉移到其它的渤海古城址――位于米哈伊洛夫地區的尼古拉耶夫斯克Ⅱ、尼古拉耶夫斯克Ⅰ遺址。80年代進行了下列渤海遺址的工作：克拉斯金斯克和舊列欽斯克古城址、科爾薩科夫村落遺址，1986～1987年又返回到新戈爾杰耶夫斯克古城址。瑪麗揚諾沃古城址：地處米哈依洛夫卡地區，距烏蘇里斯克市東北50公里。
截止到二十世紀末，在濱海邊疆^地域內共發現了145處以上、時間在8～10世紀期間內的遺址，這個時間范圍亦即是渤海國存在的時期。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就屬于渤海考古學遺存上進行了范圍廣泛的考古學考察。在1994年，國立遠東大學的專家們與遠東分院歷史、考古、民族學研究所的考古學家們一起進行對渤海遺存的考察研究工作。韓國和日本的考古學家也參加了一些遺址的發掘。在濱海地區的南半部發掘了包括渤海時期在內的古城址、村落遺址、祭祀建筑等在內的遺跡，其中有克拉斯基諾、西涅里尼科沃、戈爾巴特卡、南烏蘇里斯克、尼科拉耶夫卡、馬里亞諾夫卡、阿烏羅夫卡古城遺址，康斯坦丁諾夫卡-1、阿布里科索沃村落遺址，以及科爾薩科夫卡、科佩京斯克和阿布里科索沃寺廟等祭祀遺址和克拉斯基諾、切爾尼京斯克古墓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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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4～1998年對濱海地區渤海遺存的考古學考察研究成果》108頁《北方文物》2005年第4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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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以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為背景，通過對一校兩區教務管理工作“協作多、頭緒多、人力不足”的特點及校、院兩級教務管理隊伍現狀進行分析，提出了一校兩區教務管理工作應穩定教務管理隊伍、優化人員結構，加強教務管理工作研究、向管理要效益的建議。
檢視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建國初期的單科高校階段;改革開放初，單科高校不斷增加學科設置進而逐步形成多科大學，個別高校同時獲得辦學層次升格階段;20世紀末，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國際知名高水平大學成為高校的奮斗目標，眾多高校進人了合并重組、強強聯合辦學階段。在高等教育發展的第三階段，國家出臺了擴招政策，各高校的招生人數和在校生人數迅速增加，大部分高校原有校園面積與發展空間受限等各類問題不斷凸顯，促成了各高校在原校區基礎上開辦新校區，形成多校區辦學的格局。其管理大致呈現出三種形態:在核心校區的統一管理下，分校區作為一個或多個學院相對獨立，有各自獨立的體系;核心校區統一管理，分校區作為其下屬學院所在地，教學組織及其管理統一安排;分校區作為部分年級學生所在地，設專門管理機構，依照核心校區的統一部署進行管理。
內蒙古師范大學為了緩解因擴招帶來的辦學空間矛盾、改善辦學環境，盛樂校區于2005年9月正式啟用，2005級新生人駐盛樂校區。于此，學校拉開了一校兩區的辦學序幕，也對教務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內蒙古師范大學為例，對一校兩區教務管理工作的特點、教務管理工作的基本情況進行粗淺分析，并對內蒙古師范大學盛樂校區教務管理工作提出自己的一點拙見。
一、一校兩區教務管理工作的特點
1998年，內蒙古師范大學開始擴招。擴招前，全日制本、?？圃谛Ｉ藬底疃鄷r為4 000余人。擴招第一年即1998年，全日制本、?？圃谛Ｉ藬禐? 072人。，擴招第二年即1999年，全日制本、?？圃谛Ｉ藬禐? 436人。截至2009年7月(含2005級畢業生)，全日制本、?？圃谛Ｉ藬狄堰_21 967人(其中本科生20 978人、專科生989人)。在校生數的增加和一校兩區辦學的實際，使得教務管理工作的內容、方法和手段均面臨著“融合、發展、完善與科學化”的挑戰。這些問題既是在一個高校框架下相互聯系的整體，也是在兩校區并行管理模式下獨立運行的個體。要想解決好這些問題，就要厘清一校兩區教務管理工作的特點，加快兩校區管理的融合，最終實現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與效益的目標。工作特點是由工作任務決定的，與單校區相比，一校兩區的教務管理工作可以概括為“三多一不足”。
第一， 協作多。所謂協作，是指許多勞動者在同一勞動過程或彼此聯系的不同勞動過程中，依計劃協同地進行勞動的勞動形態。協作可以縮短勞動時間，擴大勞動的空間范圍，節省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z7。協作是兩個及以上的人或單位，以良好的協調與配合為基礎的。美國管理學家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即“決定木桶盛水量的不是它最長的木板，而是它最短的木板”，可以觸發我們對協作重要性的思考。任何組織的各個構成部分往往是優劣不齊的，而決定組織綜合實力的恰恰是劣勢部分，木桶的每一塊木板代表一個人或一個部門，相對薄弱的個人或部門會影響整個團隊的工作成效。在一校兩區的教務管理工作中，同一項工作，在兩個校區可能分屬不同的科室、不同的管理人員;也可能由一個科室或同一個人員管理，但要協調兩校區的相關機構和人員給予協助、配合;也可能某個校區有工作需要安排布置，而具體工作人員在另一個校區因有工作或空間距離無法及時落實;也可能某個校區的工作人員需要向有關領導請示匯報工作，而領導在另一個校區處理、安排工作等等。這些就決定了管理工作中協作是時時進行、處處存在的。
第二，頭緒多。頭緒指事情的條理。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發凡》書說:“講學而撫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n}z]頭緒多不是壞事，而是理不清這些千頭萬緒，找不出哪些是其中關鍵。一校兩區的教務管理工作頭緒繁多，很多工作直接涉及教師和學生的切身利益。如考試安排工作，需協調兩校區考試時間統一，監考教師合理調配，及時調整發車時間，甚至教師的就餐、住宿等均為一校兩區后教務管理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因此，對于一校兩區工作頭緒多的現狀，無論是常規性的還是臨時性的管理工作，都應設置明確的完成時限，工作人員應該對各項工作的主次、先后心中有數，并及時總結經驗教訓。若千頭萬緒雜亂無章，既影響師生的正常工作、學習，也會耽誤整體教務工作的周轉運行。
第三，任務多。教務管理主要面對教師和學生兩個群體，涉及考試與成績、學籍與畢業等多項工作，這些工作原則性強，責任重大，容不得半點差錯。一校兩區的教務管理工作，雖然增設了一些科室和機構，但工作人員編制并未增加，同一項工作往往要在兩校區同時開展并分屬不同的科室和人員。在一校兩區工作人員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工作人員負責的工作項目數量是開展工作的基本途徑，這樣，原來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現可能需要兩個人在各自校區分頭開展、協作完成;或雖一人完成、但因需協調兩個校區的部門、人員而工作量增加，這與單校區教務工作運行相比，工作人員精力相對分散，工作任務明顯增多。
第四，人力不足。人力指的是人力資源。廣義的人力資源強調人口數量和質量的統一，是現實人力與潛在人力的統一;狹義的人力資源更為側重質量，主要是為組織提供源源不斷的高素質的勞動者。本文所說的人力資源既包含廣義的人力資源，又包含狹義人力資源。一校兩區的教務管理工作，在管理人員數量和質量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教務工作協調內容增多、協作完成工作增加、工作任務加重，人力資源不足現象是顯而易見的。
二、內蒙古師范大學教務管理工作現狀
(一)教務管理工作基本情況
學校教務處設立有宏觀組織、微觀運行和支持保障等機構。宏觀組織機構主要開展制定教學發展規劃、編制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專業建設、課程建設、實習基地建設等教學管理工作。微觀運行機構主要開展招生考試與錄取、學籍管理、成績管理、畢業與學位管理等教務管理工作。支持保障機構生要開展教學設備采購與維修、教材采購與發放、教室調配等工作。學校在總結多年教學管理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學分制管理的實際、形成了“行政管理與學術管理相統一、全面建設與突出特色相統一、過程管理與目標管理相統一、制度管理與個別指導相統一”的“四統一”管理模式。學校教務管理工作曾先后獲得國家級、自治區級等多項榮譽獎勵。
科學合理的教務管理模式曾在學校的建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一校兩區的辦學過程中亦發揮著和正在發揮著積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獲得的各級各類榮譽與獎勵便是最好的證明。但也應看到，一校兩區辦學實際需要教務管理模式自身進行不斷調整、不斷適應新情況，還需要廣大的教務管理工作者共同努力、積極參與，為教務管理更好地服務一校兩區辦學獻力獻策。
(二)教務處管理隊伍基本構成
學校教務管理隊伍主要由學校教務處工作人員及各學院協助院長分管教學的副院長、教學秘書構成。學校教務處現有工作人員30名，其中女性10名，占33.3%;少數民族9名，占30%;擁有高級職稱者5名，占16. 7%;研究生(博士、碩士)學歷者6名，占20%;具有10年以上教務管理工作經驗者17名，占56. 7%(見表1)，
截至2009年5月，已有16個學院整體搬遷至盛樂校區。盛樂校區各學院的教務管理工作主要由各學院協助院長分管教學的副院長和教學秘書負責。盛樂校區各學院協助院長分管教學的副院長均為本學院的業務骨干，由一批高職稱、高學歷且年富力強、樂于奉獻的教師組成。16名分管教學的院長中，女性4名，占25%;少數民族8名，占50%;擁有高級職稱者15名，占93. 75%;研究生(博士、碩士)學歷者11名，占68. 75%;具有1一3年教務管理工作經驗者6名，占37.5%;具有4一5年教務管理工作經驗者6名，占37. 55(見表2).
盛樂校區16個學院共有教學秘書19名，其中，地理科學學院、外語學院、文學院三個學院各有2名，其他學院均為1名。盛樂校區19名教學秘書中，女性11名，占57.9%;少數民族6名，占31. 58%;擁有高級職稱者2名，占10.5%;研究生(博士、碩士)學歷者9名，占47， 37%;具有1-3年教務管理工作經驗者13名，占68. 42 %(見表3)。
三、對盛樂校區教務管理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穩定教務管理隊伍，優化人員結構
教務管理在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工作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教務管理水平直接影響著學校的整體教學水平。通過對表1、表2、表3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學校教務處工作隊伍的年齡結構、職稱結構、學歷結構較合理，具有相對穩定性;盛樂校區分管教學院長年齡結構合理，職稱、學歷較高，但一部分人員從事教學管理工作的時限偏短;盛樂校區從事教務管理的教學秘書大部分較為年輕，從事教務管理工作多在3年以內、且以參加工作1-2年的人員占多數，部分人員無職稱。就教學管理隊伍的結構、穩定性等情況看，學校級管理隊伍優于學院級管理隊伍，學院級管理隊伍中教學秘書隊伍人員結構不夠合理、穩定亦較差。 學校應對現有的教務管理人員，尤其是各學院教學秘書隊伍，從“配備、使用、培養、晉升、待遇、激勵”等方面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與措施，使基層教務管理人員安心從事、樂于從事、積極從事教務管理工作。針對教務管理人員尤其是基層教務管理人員，制定合理的考評和獎勵機制，對在教務管理崗位上做出突出貢獻的管理人員，通過評比給予表彰與獎勵。
管理人員的業務素質、知識結構等素質是隊伍優化的基本內容。現有人事制度，短時間內不允許大量引進教輔人員，短時間內大量引進教輔人員也不符合高校人才引進規律。因此，高校教輔人員素質提高、結構優化的最有效途徑是通過對現有人員的培養與培訓來逐步改善，學校為教務管理人員尤其是基層教務管理人員提供學習、交流與研討的機會，使他們掌握教學管理的基本理論和專門知識，提高教務管理人員的教學管理水平及業務能力，使其在政治理論、政策法規和管理知識、教育理論及現代管理手段等方面不斷得到培訓與有效提高。
(二)加強教務管理工作研究，向管理要效益
內蒙古師范大學的學分制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推行，是自治區第一所實行學分制的高校，現已形成一套科學、規范、高效的管理體系。學校依照“寬口徑、厚基礎、適應性強”的需求，構建了“加強基礎、培養能力、提高素質、突出特色”的人才培養目標。尤其是2003年以來，學校在全國高師院校中首次提出雙學位教師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即師范生在四年內完成專業和教育學兩個學位的學習，師范類專業學生畢業時，不僅獲得專業學士學位，還可以獲得教育學第二學位。這種培養模式適應了師范院校的發展趨勢，提高了教師教育的專業化程度。
先進的培養模式與完善的規章制度是保證人才培養質量的基礎，二者的有效執行與落實是保證人才質量的關鍵，而有效的管理則是具體執行與落實的根本保障。管理是指管理者在特定環境下對組織的各類資源進行有效的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以便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其中管理者可以分為高層管理者、中層管理者和基層管理者，本文此處所談的管理者主要指基層管理者。
管理職能主要有“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四項。所有管理者都要執行此四項基本職能，但處于不同層次的管理者在這四項職能上運用的時間有所不同。隨著管理者職位的變化，其從事計劃工作和直接領導工作的時間也隨之發生變化，高層管理者要以更多的時間考慮組織的發展戰略，而基層管理者則要更多地考慮如何激勵下屬或成員(見表4)。
管理學相關專家研究表明，一般的管理者大部分時間從事傳統的管理工作，成功的管理者大部分時間從事網絡聯系工作，有效的管理者大部分時間從事溝通工作。成功的管理者與有效的管理者雖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對從事溝通工作的時間均有大比例分配(見表5)。
篇9
作為學科名稱，“音樂考古學”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出現，雖然目前經常使用此詞，但會造成誤解。首先，不能總以為有一個特定的“音樂”概念存在，這對于無文字資料的社會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一種特定的音樂概念可能已經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樂美學通常是未知的。當今諸多社會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為“音樂”的組成部分(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希臘術語mousikē的本義，即“繆斯的藝術”，這其中也包括詩歌)。其他社會甚至沒有使用音樂和舞蹈的同義詞：阿茲特克人跳舞時“祈禱”或“伴隨著腳步歌唱”，然而器樂和聲樂則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藝術”③。“聲音的考古學”④(或“聲音考古學”⑤)是一個更客觀的、可替代的名稱，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資料未必是考古學的。從文獻資料來研究音樂傳統，基本上屬于文獻學(舊大陸)或民族歷史學(新大陸)，因為許多音樂傳統植根于歷史之中，所以民族音樂學和民族志的資料可以象考古發現那樣做相關研究。然而至今為止，還沒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學科名稱，作為“音樂考古學”⑥的變體，“考古音樂學”⑦的名稱曾受到過批評性的討論⑧。有時也見到其他的名稱，如“古樂器學”⑨、“民族音樂考古學”⑩、“音樂文獻學”(11)或“考古聲學”(12)，它們與音樂考古學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關，但并不能涵蓋所有研究領域。“考古舞蹈學”(13)或“舞蹈考古學”與音樂考古學研究密切相關，但一般不將它視為音樂考古學的分支。
然而，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起即對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架構予以討論(見下文)但對該領域研究理論的探討卻相當缺乏。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論是研究方法的基礎，所以需要高度關注。這一問題，直到最近才受到學科發展史研究的較多重視。在本文中，我想討論音樂考古學方法論體系的一些基本原則，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與人類學學科有關的理論思考。在我看來，民族音樂學、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與這些理論思考的關系更為密切，它們將有助于構成方法/理論的背景，并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論架構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樂考古學研究范式中，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贊同，音樂考古學由一系列多學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組成，其具體方法則由研究主題所依賴的資料所構成。如前所述，這些研究資料具有多樣性，它包括與音樂相關的發現和涉及音樂的歷史記載，有時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樂傳統。由人類過去的遺物可知，這些資料在類型和內容方面均存在個體差異。重要的是，為獲得實證性的結果，所有資料均應考慮以互補的方式加以比較。換句話說，這些資料均應予以同等對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方法的有效性已經得到許多研究的證明。分析方法的多樣性還表明，最佳的研究結果乃由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所獲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顯示，音樂考古學的具體研究方法會有所不同，這主要基于應用的資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總體目標上，可從音樂知識(包括“文化知識”、“樂器學知識”、“律學知識”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聲音(16)，也可從音樂表演(17)到音樂文化(18)。根據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見下文)，以及上述音樂考古學的定義，我將研究的總體目標界定為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異，體現在音樂考古學家和民族音樂學家對過去的音樂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后者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闡述(19)，隨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過進一步探討。雖然大多數音樂考古學家傾向于研究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包括與依然存活的音樂文化做比較，但后者僅作為一種輔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樂學家雖然對考古和歷史問題感興趣，但更傾向于研究現狀并探尋其中尚存的過去的蹤跡，從而將歷史科學作為輔助的研究方法。兩者的出發點都是有價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對其交互關系的探究目前則所見不多(見下文)。
如果將現存的所有資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種普遍適用的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范式。這可用一般的范式來表示(見圖)，并可作為世界范圍內個體研究的結構框架。這個范式由兩個同心圓圍繞總體目標構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為獨立研究的課題。外圈聯結著四組音樂考古材料(發聲器、音樂圖像、音樂文獻資料以及存活著的音樂傳統)，內圈是一些主要的學科，分析模式通常即從中產生(音響學、樂器學、考古學、音樂圖像學、民族音樂學、民族歷史學和文獻學)。
音樂文獻資料 文獻學 音響學 發聲器 樂器學 民族歷史學 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考古學 音樂圖像 存活的音樂傳統 民族音樂學 音樂圖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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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況各自不同，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的結果也具有不同的意義，重要的是每種方法要針對不同的個案研究。最為全面的研究結果只能在每項資料具有足夠的信息時才能獲得(23)，這意味著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賴的是特殊的原始資料及其互補性。材料經常是殘缺不全的，但也要作為研究的課題，因此以一種或幾種方法去處理它們通常是不夠用的。音樂傳統的年代越久遠，研究就會變得越困難；文獻資料越豐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礎就會越好(24)。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和闡釋的可能性確實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遙遠的、僅遺留有極少物質資料的音樂文化時尤其如此。
音樂考古學研究與民族音樂學
比較音樂學作為民族音樂學的前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就已出現。十分顯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歷史科學(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來受到嚴厲批評的假設和臆斷之外，它與音樂考古學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標。在研究的課題領域中，比較音樂學家重視音樂的起源，他們認為這在當今所謂的原始文化中可以進行考察，并可從單線進化朝著“文明的”方向來分析音階構成和樂調體系(26)。20世紀60年代早期，作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歷史問題包含其中，民族音樂學被視為音樂人類學(Alan Merriam)，重點研究音樂在社會中所產生的作用。在音樂與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過音樂和樂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這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對于歷史科學如考古學和民族歷史學的研究目標來說，這樣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價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學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樂和社會形態是特定文化認知過程的產物，在音樂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組織之間具有牢固的聯系。根據這種理解，音樂文化依賴于人類組織和聲音模式，聲音的生成是有組織的相互作用的結果(28)。Blacking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標是研究文化結構及其音樂之間的關系，并認為文化與人為組織起來的聲音是相互依存的。近來推斷，對音樂結構的社會文化關聯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認研究文化樣式與音樂之間關系的重要性，因為音樂從未與它的創造者的個人經驗相脫離，音樂的創造者深入地參與到廣闊的文化和歷史進程之中(30)。
當探索民族音樂學對音樂考古學的適用性時(31)，兩個學科間的一項重要結構差異便顯現出來。音樂考古學最明顯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聲機的發明為轉折點)，過去的所有音樂都消失了。然而，音響考古學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這個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決。不同的文化產生不同的樂譜形式，它們很難被解讀，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譯(多數例子與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和古羅馬有關)。文獻資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儀式歌曲和圣詠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歷史文獻中，表演實踐、演奏技術乃至音響風格都是相互關聯的(從不同程度的主位與客位角度觀察)?，F存的描述顯示了樂器的種類和特有的演奏姿態(遵循著不同的藝術習俗和規則)，樂器的發現至少能幫助我們重建創作音樂的構成元素(例如基音頻率、和聲、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擁有大量的音樂考古材料，結果仍是有限的，因為在大多情況下，過去的音樂在節奏和旋律結構方面均超出了科學研究的范圍(見下節)。
另一方面，音樂表演和與其產生相互作用的社會文化語境，在民族音樂學和音樂考古學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課題。事實上，有時會有豐富的研究材料。從有關音樂發現的考古學背景，到大量的圖像和文獻記載，使我們更多地了解過去的音樂文化。在這種情形下，作為研究課題，由于資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異，會導致研究方法的不盡一致，但從研究目標來看，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是一致的。就音樂考古學而言，在將過去音樂行為的社會文化面貌呈現在面前的同時，過去的聲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夠得到復原。
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20世紀60年代早期，傳統考古學受到所謂新考古學的挑戰，新考古學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傳統考古學將出土文物的描述作為主要的研究目標。Binford和其他人轉向人類的行為和文化模式，將物質文化的解釋作為一種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質的形態范圍(32)。從考古人類學(Lewis Binford)引發的問題，關注考古學人工制品的生產技術以及它們的特定社會文化功能。即便沒有進行過充分的討論，但這種方法對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適用性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得到公認(33)。依我來看，新考古學有兩種方法對于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研究至關重要，即：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民族考古學
如果將考古資料與民族志資料的比較作為有價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學則是通過對當今民族事象的研究，來了解過去的文化樣式。Hodder定義了兩種不同的研究類型：考古學與民族志器物如各種工具的形制比較(關系類比)；過去與當今技術處理相似性的比較(形式類比)(34)。在民族考古學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歷史研究法，當具備歷史和文化的連續性條件時，直接比較便成為可能，而一般比較法則無需這樣的鏈接即可構建其相似性(35)。當對不同文化資料的解釋做多樣性考察時(36)，應用民族志類比方法來理解考古資料的主觀風險便可降低。
民族志類比方法對音樂考古發現的解釋相當重要，這說明它與民族音樂學研究關系密切。確實，民族考古學的方法可以作為音樂考古學與民族音樂學之間的橋梁，但在探索它們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獲經驗并不多。直接歷史研究法在眾多個案研究中得以應用，如西班牙統治前的美洲音樂文化與當今美洲土著音樂傳統的比較(37)。但間接的比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獵采集社會與史前音樂文化的比較(38)。
盡管音樂考古學的解釋有其優長，但與后世時間跨度較大的文化做比較研究仍然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對音樂傳統做時間跨度和歷史深度的考察，在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中是最具挑戰性的分析研究。更為復雜的問題是，我們對過去的認識常常是靜態的，音樂考古學的解釋反映出這種問題，在原始材料不足時尤其如此(39)。少量樂器或圖像的發現，并不一定代表一種特定的音樂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由于文化內部和跨文化之間長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會發生變化。不過，即使像樂器那樣的器具，在很長的時間 內可能會保留它們的形態，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環境之中，因此會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功能和意義。一種特定的樂器形制可以傳留數千年時間，如東亞的琴箏類樂器和東南亞的弓形豎琴。但用這些樂器演奏的特定音樂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義，均可能發生相當程度的變化。在追索音樂傳統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中，對文獻和圖像資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關注過去音樂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意義方面尤其如此。
實驗考古學
實驗考古學研究旨在運用復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樣式的手段，并通過與過去的比較，來從事考古學研究(40)。與民族考古學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詮釋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學家轉而成為行為人，通過他或她自己的切身體驗，來比較實驗的價值。在被稱為模擬實驗的方法中，研究者發現了一系列與過去的經驗類似的技術變革。常見的研究課題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術對考古發掘物進行實驗性的復制。對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顯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燧石工具，能夠發出與勞動相關的特殊而有節奏的聲音。一些燧石擁有動聽的石制板體樂器的音響，即使它們不具備音樂功能，但在過去至少應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顯然，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在音樂考古學研究中是適用的。有關音樂考古發現的樂器學和聲學研究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如今在音樂考古學中更是必不可缺。有兩種分析方法最為常見：第一，復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實驗性制造；第二，復制品的實驗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話，演奏發聲器原器。這兩種方法是密切相關的，因為發聲器的實驗性復原，往往是實驗性演奏的前提。實驗音樂考古學的研究，通常是與樂器制造商和音樂家共同合作來實現的。
實驗制作過程提供了精確的樂器學信息，其所需前提條件往往是對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對材料的產地、處理以及工藝的考慮，常使用直接目測觀察和考古測量的方法(光譜學、X光照像技術、材料研究，等等)。這些分析還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識，以及制造完成后樂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跡。此外，也能夠了解樂器獨特的聲學原理。實驗方法還可通過仿真模型得以實現，即根據特定的研究對象，不必使用原材料來復制樂器(如氣鳴樂器)。
對古樂器或其復制品的試奏，能夠考察樂器的演奏技巧，并能顯示特定樂器的音響性能(若幾種樂器發現于同一考古環境當中，或圖像中描繪的是一組樂器，就要考慮它是獨奏或合奏所用)。發聲器在保存狀況較好且可演奏的條件下(如陶響器、陶笛、螺號、陶號、石制板體樂器，等等)可以用作實驗研究，而樂器殘品以及不宜演奏的樂器(如古代弦樂器)則需以復制品來進行實驗研究。與此相關的是音響空間和音響性能的研究，其中聲學?；浖?D應用程序也被應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勢和技巧以及出土樂器的聲音特性，都能通過實驗來加以重建和檢測。當涉及氣鳴樂器(例如帶指孔的骨笛、排簫或螺號)以及成套的體鳴樂器(如編磬和編鐘)時，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實驗性的演奏在音樂考古學中屬于最困難的研究方式，因為我們往往并不掌握過去音樂的特殊結構及其重要信息。再者，雖然文獻與圖像資料的有關信息有一定價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勢方面，從特定發聲器的人體生理學角度看，也會限制其演奏技巧和聲學性能，因此其真實性存在較大的差距。以笛子為例，實驗性演奏的結果不能視為特定音階或調式的證據，因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還可通過呼吸控制技術以及指孔的部分閉合等來改變音響(41)。例如，如果只是給出樂器尺八(同上)，人們可能完全不曉得日本尺八音樂，這同樣也適用于舊石器時代由禽鳥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這只不過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學案例而已。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在復制品上奏出與公元前33000年樂器同樣優美的旋律。事實上，正如Nettl用一些顯著的例子所論證的那樣(42)，重建古代音階體系以及其它音樂構成要素，仍然帶有很大的推測成份。只要有相當數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過定量分析，來幫助獲得驗證的結果。然而，在大多情況下，發聲器的聲學研究并不能揭示出過去音樂的旋律和節奏方面的足夠信息。在聲音的再現技術產生之前，過去音樂的音響全都消失殆盡。
以往何時、如何以及為什么制造樂器并用來發音的問題，較之過去音樂的構成問題，在音樂考古學中會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學研究中的局限，屬于科學與藝術結合的臆測或即興發揮。顯然，這樣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樂家的想象，它相當于對音樂史的藝術化闡釋，只是簡單反映了目前我們對過去音樂的看法。
本文譯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釋：
①我基本采用兩個早期的釋義：“通過古物遺存研究作為文化的音樂”(Olsen 1990: 175)，“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考古學”(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為：archaeology of sound，譯者注。
⑤原文為：sound archaeology，譯者注。
⑥原文為：music archaeology，譯者注。
⑦原文為：archaeomusicology，譯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篇10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就積極參加五四，創辦《新潮》雜志，宣揚“民主”、“科學”等西方新思想、新學理，名震一時。1920年初啟程赴英國、德國留學，初攻實驗心理學，后治哲學，兼讀歷史、數學、物理學、語言學、人類學、比較考古學等科。1921年底回國，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學長及國文、歷史兩系主任，后受命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所長一職長達三十余年，直到去世為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國考古史上多次重大發掘，如安陽殷墟、城子崖等。期間，該所繼續在西南、西北等地從事考古活動，并在整理、研究考古發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為建立科學的考古學蓽路藍縷。傅斯年倡導的“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即是建立在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此外，他廣延人才、培植新秀，為考古學的薪火相傳嘔心瀝血，體現了一代學者對考古學的關心與重視。本文主要探討傅斯年在考古實踐，即他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期間對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推進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的特殊貢獻，借以說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歷盡曲折，經過眾多學者長期不懈、共同奮斗的結果。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的發皇地
“傅斯年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恐怕應在于他創辦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ㄗⅲ簵钪揪琳Z。轉引自《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史知識》，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該所是從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單位，舉其犖犖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與山東、河南兩省地方政府分別組成古跡研究會，發掘了山東城子崖和兩城鎮遺址，河南?？h辛村衛國基地，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東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臺等遺址。抗戰爆發后，時局動蕩，中國東南半壁河山淪入日本之手。該所仍在大后方堅持考古發掘不輟，先后組成幾支考察團，發掘了云南大理、蒼洱地區的古代遺址，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關中地區進行調查發掘，獲得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下面僅以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為中心，說明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他所擬定的工作計劃包括范圍相當廣泛，共列有九組：文籍考訂、史料征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以上屬歷史范圍；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以上為語言范圍。后在正式成立時合并為三組：（注：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設人類學，（第四組），1946年又設立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分別聘請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為各組主任。從先前把考古學納入歷史范圍，到將其與歷史學、語言學并列，視為一門獨立學科，體現了傅斯年對考古學的重視，代表了世界考古學發展的趨勢。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畢業生、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主持人李濟領導考古組，并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作為考古組的口號。當時的傅斯年，剛過三十，年富力強、精神飽滿、意氣風發，渾身充滿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于歐洲近展的歷史、語言、心理、哲學都有精深的認識，“是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濟：《安陽一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因此，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開始了震驚國內外學術界的安陽殷墟發掘。
有學者認為，仰韶村、周口店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以重建古史為目標的殷墟發掘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注：參見張忠培：《關于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事實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國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大規模、有目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應是安陽殷墟，并以此為契機，揭開了中國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單位即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所長的傅斯年，在這次發掘中表現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科學發掘技術。
早在李濟就任考古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賓赴安陽進行初步調查，并做了第一次試掘，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初戰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選擇安陽殷墟，是基于“安陽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現所謂龜甲之字者。此種材料至海寧王國維先生手中，成極重大之發明。但古學知識，又不僅在于文字。無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識，乃為近代考古學所最要求者。若僅為取得文字而從事發掘，所得者一，所損者千。……此次初步試探，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載《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從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對考古學的理解很徹底全面。因此，李濟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發掘。比起第一次來說，這次發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學的標準，除系統地記錄和登記發掘出的每件遺物的準確出土地點、時間、周圍堆積物情況和層次之外，還要求每個參加發掘的工作人員堅持寫下個人觀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發生的情況的日記，因而第二次發掘的成果更為顯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盤統籌之下，考古組排除種種困難。這些困難既有經濟上的資金不足，又有政治上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總是想方設法加以克服，保證了殷墟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
隨著考古發掘規模的不斷擴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動吸引了一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來加入的吳金鼎、夏鼐、馮漢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實踐也培養了一群中國自己的考古學家，包括董作賓、郭寶鈞、劉耀（尹達）、胡厚宣、高去尋、石璋如等。他們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安陽殷墟發掘共進行了十五次，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次壯舉，在世界考古學史上也是為數不多的重要考古發掘之一。國家學術界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可與十九世紀希臘特洛伊(Troy)古城的發掘和二十世紀初克里特島諸薩斯(Crete Knossos)青銅文化遺址的發現相媲美的重大事件?？上?，1937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安陽發掘活動被迫中斷。
安陽殷墟的發掘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按照李濟的說法，“有三點特別值得申述：第一，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實性。這一點的重要常為一般對甲骨文字有興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實富有邏輯的意義。因為在殷墟發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實性是假定的。就是沒有章太炎的質疑，（注：章太炎：《國故論衡·理惑論》“近有掊得龜甲骨，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貿儒信以為質，斯亦通人之蔽?！保┛茖W的歷史學家也不能把它當著頭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語所的發掘，這批材料的真實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讀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門人傳出來的；第二，甲骨文雖是真實的文字，但傳世的甲骨文卻是真假難分。在殷墟發掘以前，最有經驗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騙的。有了發掘的資料，才得到辨別真假的標準；第三，與甲骨文同時，無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實了史學家對于殷商文化知識的內容，同時也為史學及古器物學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由此可以把那豐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遺存推進一個有時間先后的秩序與行列?！保ㄗⅲ豪顫骸陡得险嫦壬I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種重要工作的回顧》，收入《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發掘的結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啟下，具有連鎖性的考古資料，將中國的信史向上推進了數百年，把史前的文化與歷史的文化作了強有力的聯系，為世界所矚目，引起各國考古學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漢(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極大關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親臨安陽發掘現場參觀。張光直也強調了安陽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和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用現代科學方法作長期發掘的遺址，所以在殷墟發掘過程中考古學者所經驗出來的心得，對以后本世紀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習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有文字記錄的考古遺址，它對于中國史前和歷史時期間的關系的了解上，便發生了承先啟后的作用”。（注：張光直：《安陽·序》，收入《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可以說，殷墟的發掘及甲骨文的發現，開辟了中國學術研究的新紀元。
1937年“七七”后，安陽殷墟的發掘活動匆忙結束，從此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歷史語言研究所有21萬冊圖書，大半屬于文史方面，另外還有一大批考古發掘物和金石拓片，轉移起來非常不易，而其幾次播遷，先南京、歷長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裝箱，派員押運到香港，交與商務印書館，存在九龍倉庫中。可惜，這部分珍貴的資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時，全部被炸毀了，這是一筆無法彌補的損失。參加殷墟發掘的考古人員遂轉入對安陽發掘物的研究。李濟負責對安陽陶器的裝飾和器形進行詳細的研究，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這些學者之所以能夠靜心從事研究工作，與傅斯年的支持與幫助是分不開的。
戰時的重慶，物價飛騰，經濟十分拮據，生活尚成問題，更不用說進行調查發掘和出版學術專著了。傅斯年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盡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參加各種學術調查和發掘活動。如大理南詔文化遺址的發現、四川彭山東漢崖墓的挖掘，都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同時，他還千方百計將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經費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學術精品，其中包括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趙元任等編輯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勞干的《居延漢簡考釋》、董作賓的《殷歷譜》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賓所撰著的《殷歷譜》。
董作賓在《殷歷譜》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辭按占卜日期排列起來進行綜合研究的排譜方法，從卜辭中整理出商王按嚴格規定的日程逐個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謂“五種祀典”制度。這種根據甲骨卜辭所反映的禮制等方面的情況進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辭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釋的重要現象，對于甲骨文的斷代研究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傅斯年慧眼識英才，多次勸勉督促董作賓寫印《殷歷譜》，并親自籌劃印刷出版事宜。董作賓回憶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見詢，此書其若干字，印若干頁，需若干紙，曷早為之計，物價且飛漲也?！保ㄗⅲ憾髻e：《殷歷譜·自序》，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關注下，董作賓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終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歷譜》，并手寫石印出版。傅斯年為這部不朽的巨著撰寫了序言。高度評價了董氏的學術成就，指出董作賓在歷法研究中廣泛應用新技術，并用現代天文學關于日月食的記錄加以檢驗，澄清了商朝統治時期的順序。最后他寫道：“必評論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董作賓字彥堂）；其人必默識歷法如彥堂，必下幾年工夫”。（注：傅斯年：《殷歷譜·序》，載《歷史語言研究所?？?，1945年。）就《殷歷譜》的學術價值而言，這種評價是絲毫不過份的。
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對此，鄧廣銘有極中肯的評述：“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斯年，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注：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傅斯年不僅在考古實踐上有突出貢獻，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樹。他在德國留學期間，正值蘭克(Ranke'L'von)派史學觀點盛行之際。蘭克學派的主要理論是提倡“科學的史學”，深信史學可以而且必須客觀化，其中不能摻入一絲一毫個人的主觀見解。在蘭克看來，史學最后可以發展到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高度的科學性，落到實踐的層面，則是借重語言學的知識從事考證，以史料學為史學在史料范圍的擴大和考訂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期間，在主修哲學的同時，廣泛涉獵其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尤精于科學方法論。他受到兩種科學空氣的影響：一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論；二是德國歷來引以為榮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在這種學術氛圍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蘭克學派在中國的積極倡導者。他在中山大學和顧頡剛一起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中就明確提出：“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恰當的方法，來開辟這些方面的新世界。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個分工”。（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關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確的說明：“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這無異是傅斯年史料學思想的宣言書，蘭克學派的影響已初見端倪。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結尾處，更可以明顯地地看出來：“一，把些傳統成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注：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這確是蘭克學派歷史主義的基本見解。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他再次重“申史學只是史料學”“這一思想：”此中皆史學論文，而名之曰‘史料與史學’者，亦自有說。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點?！?。（注：原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二種，《史料與史學》，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學的史學，是乾嘉考據和蘭克實證主義二者的總匯。誠如臺灣學者趙天儀所作的評價：“（傅斯年）把史學當作跟自然科學、經驗科學一樣，是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態度，以確切的方法、材料和證據來從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說是把中國的學問，尤其是史學等部門，從國故的故紙堆中引到更廣大的田野工作上，而獲得更真實、更有意義的結果”。（注：見《傅斯年思想綱要》，收入《中國前途的探索者：中國思想家》第八輯，臺灣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中的史料一詞包涵的范圍極廣，在《史料與史學》的發刊詞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古籍之外，還包括田野考古報告（如《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報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匯編》二種），以及人類學集刊、中國人類學報告等考古人類學方面的原始資料。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創立到1948年遷往臺灣，共出版了大量歷史、考古人類學、語言研究考著和論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項的成就最為突出。除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載的考古學論文外，還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1-4冊）、《中國考古學報告（1-4冊）、《城子崖》等發掘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圍就含有方法論的意義。無獨有偶，李濟曾發起編寫一套《中國上古史》，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系統地說明了編撰這部書的一些基本想法，列舉了編寫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種材料：第一種是與“人類原始”有關的材料；第二種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發掘出來的“人類的文化遺址”；第四是體質人類學；第五是“狹義”的考古發掘出來的屬于有文字記錄時期的資料；第六是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第七是“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注：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兩人的共通之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這種建立在考古發掘資料之上的史料學思想，為新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學的方法論，曾著有《史學方法導論》。他主張用盡可用的材料，聯系所有可以聯系的工具，把各個材料的內涵，各種材料間的關系講透徹。這里所說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應邀作《考古學的新方法》的演講。在報告中，傅斯年批評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方法整理發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學新方法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考古學離不開人類學和民族學，要注意人體測量，根據比較的方法來推測當時人類的身高及其變化。研究年代學有比較和絕對的兩種方法，用來推定發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陽殷墟發掘為例，著重談了地層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作用。（注：參見《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講的考古學新方法，并不是傳統金石學家所推崇的文字訓詁、名物考訂、音韻等項，而是西方考古學中使用的地層學、年代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新方法，這在總體上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歷史語言考據學是蘭克學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嚴肅謹嚴的方法與乾嘉考據大師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蘭克史學中應用歷史語言學批判考訂史料的實證主義同乾嘉考據學兩派融匯起來，構成“科學的史學”的基礎。應當說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僅是蘭克學派的部分觀點，其他如蘭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則鮮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學術交流融合最活躍的時期，西方各種研究方法紛紛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如宣揚的實驗主義，何炳松翻譯魯濱遜(J·H·Robinson)的《新史學》等。傅斯年受到嚴謹治學精神的訓練，提倡先從專題入手，搜集、考訂史料，經過排比之后，再以樸實無華的語言敘述出來。這種風格與考古學所要求的科學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學得以建立的關鍵所在。傅斯年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學問廣博，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在繼承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先進的理論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視野開闊的集中體現。他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時，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爭，各學皆然，舊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愿此后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鑒于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目廣也”。（注：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處在世界學術潮流影響下的中國考古學，更不能抱殘過守闕，固步自封，而要采納新方法，引入新理論，方能開拓考古學的美好明天。
三、余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