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考古研究探索與思考

時間:2022-02-22 08: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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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考古研究探索與思考

摘要:楚都壽春城遺址所在的壽縣城位于淮河南岸、八公山南麓,東淝水從東南向西北繞城而過,西邊是壽西湖,西南方有大型水利工程安豐塘(芍陂)。依山傍水的獨特地理環境造就了壽春城遺址,無論從宏觀角度的都城選址,還是微觀角度的高臺建筑、給排水設施等方面,與水和水利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聯。文章從回顧壽春城遺址水利考古的嘗試與探索歷程入手,對壽春城遺址研究的成果與收獲進行了小結與思考,以期對將來的工作有所裨益。

關鍵詞:楚都壽春城;水利考古;回顧與思考

作為楚國晚期最后一個都城,楚都壽春城也是為數不多的南方地區先秦時期大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壽春城遺址的考古研究工作,對于了解楚國城市的發展過程、對比研究戰國時期南北方都城的異同以及探索中國古代都城從周制向漢制的轉變等問題,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極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和區位條件,使得水利考古成為壽春城遺址考古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內容。本文試圖通過對以往考古工作進行簡單的回顧和梳理,以期有助于我們今后工作的思考和探索。

1壽春城遺址所處的地理環境

楚都壽春城遺址位置的確認是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相結合得出的成果。根據文獻記載,壽春城的地望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是今壽縣縣城附近;第二種是城西四十里;第三種是城西南四十里的豐莊鋪。在李三孤堆楚王墓的發現揭開了楚文化研究的序幕之后,壽縣地區陸續在一些基建工程中發現了“大之器”[1]、鄂君啟節[2]、大量的金幣郢爰[3][4]和部分青銅重器等高等級遺物,壽縣地區的文物工作者還在調查中發現壽縣縣城東南一帶時常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一些陶器碎片、水井等遺存。圍繞著今壽縣城,其東南方向的長豐、楊公一帶經調查發現除李三孤堆墓以外仍有一批具有高大封土的墓葬,其中有11座大中型墓葬已經過發掘[5];其西南的雙橋一帶也發現有相當數量的保存有較大封土堆的中等貴族墓葬[6][7]①;而北部的八公山南麓至東淝水之間發現有大量的中小型戰國晚期墓葬。上述這些發現與研究使學界對壽春城遺址位于壽縣縣城一帶的結論基本達成了共識。壽縣城的位置,從大的地理區塊上來說,地處黃淮平原的南部,淮河中游的南岸,其主體地形地貌為平原與低矮丘陵、小型山地相間分布的狀態。壽春城遺址依山傍水,其北部的八公山為一條起自鳳臺、淮南直至定遠、嘉山一線的低山丘陵帶的最高峰。發源自江淮分水嶺的東淝水和淠河分別從遺址的東、西兩側穿流而過注入淮河干流,淮河北岸最大的支流潁河也在遺址西側的正陽關入淮河,淮河干流則自西南向東北從遺址的西北面流過(圖1)。從氣候方面來看,此地為我國氣候南北分界的過渡地帶,受季風影響較大。這一方面使本地區降水和地表徑流量均較為豐富,另一方面比較集中的降水季節性和年際變化均較大,存在較大的水旱隱患。作為都城選址的壽春城,之所以選擇在壽縣城關附近,便利的水陸交通條件和具備良好的軍事屏障的區位優勢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據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國古代中原通江南之道大概有以下幾條線路:一是關中通往南陽盆地和襄樊的“商山—武關道”;二是河南南陽盆地與湖北襄樊之間的“南襄隘道”,又稱“夏路”;三是淮河上游地區與長江流域之間的“義陽三關”;四是淮河下游地區連接長江流域的“邗溝”,即江淮運河;五是連通淮河中游地區與長江流域的“巢淝通道”[8]。而壽春正是處于中原通江南的“巢淝通道”的交通要沖①。晉伏濤《正淮論》中有描述,壽春“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簡而言之,壽春城北面有八公山作為天然屏障,東淝水在古城的東、北兩面形成天然的護城河,西南部分河湖水網密布,良田沃野千里,物產豐富[9]。春秋晚期受楚國擠壓而遷至州來的蔡國對該地區的經營與建設,為楚國晚期遷都于此奠定了前期基礎②[10]。戰國初期越滅吳,隨即楚滅蔡并控制江淮,至戰國中期楚人又將江南南陵、銅陵等地的銅礦占據[11],加之春申君黃歇的苦心經略,春秋時期開始修建的安豐塘周圍形成了良田沃野,提供了豐美的糧草,這些均為楚最終遷都壽春提供了有利條件。

2壽春城遺址水利考古的嘗試與探索

在壽春城遺址地望尚未完全確定之前,安徽省文物工作隊聯合壽縣博物館組成專題調查小組,于1983年春開始對壽春城遺址的專項考古調查工作[12][13],以期確定壽春城遺址的地望,探明其分布范圍和文化內涵等問題。這也是壽春城遺址真正意義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科學考古工作。通過綜合分析此前業已發現的遺跡和遺物情況,工作組決定以壽縣城東南部區域為重點工作區。為進一步了解遺址的年代問題,又分別在東關村的東崗以及東津鄉的邢家莊、吳家咀、黃家莊等地點進行了小規模的試掘,并以尋找城垣為目的開展過部分鉆探工作。1985年,因壽蔡公路拓寬,于東津渡西側的柏家臺南地點發現了相當豐富的鋪地磚和建筑構件板瓦、筒瓦等遺物。工作組隨即對該區域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揭露面積680平方米,清理出一座大型建筑基址。據后期鉆探資料記載,該建筑基址修建在一處曲尺形夯土臺基上,臺基東西最大長210米,南北最寬約130米,殘高0.8~1米。已發現的該處建筑基址位于臺基的西南部,其面闊53.5米,進深約42米,總面積達2000多平米。建筑外圍發現有內外兩排石柱礎,緊挨小石柱礎內側鋪放兩排槽形磚,第二排槽形磚之內鋪放長方形素面地磚。建筑內部柱網結構不清,南面和西面中間各發現一處門道,東南部大石柱礎外側發現一處用完整筒瓦扣合而成的下水道遺跡。出土的遺物當中則以建筑材料為主,極少發現生活用品,瓦當主要出在槽形磚附近,多為圓瓦當,少數為半瓦當,紋飾有鳳鳥紋、云紋、樹云紋和四葉紋等。上述工作主要集中在壽縣城東南部,尤其是柏家臺南大型建筑基址的發現,基本上可以視作這一帶為戰國晚期楚都壽春城位置所在地的直接證據[14]。然而,由于遲遲未能發現城垣遺跡,導致無法最終確定楚都壽春城的具體范圍。為此,1987年5月,壽春城遺址工作組與安徽省地質研究所遙感站合作,主要利用1954—1980年先后成像的6套航空照片和衛星影像資料對壽春城東南地區進行遙感考古研究。通過判讀并結合實地調查,發現原定遺址南部外圍存在著縱橫交錯的古水道,壽縣城外圍也有兩周古水道,而后據此繪制了1∶10000的遙感解譯圖,并發表了詳細的工作報告[15][16],初步確定了外郭城、護城河及城外相關水系和城郭內的水道系統等信息。綜合相關文章描述[17][18]可知,護城河伴西、南郭城城垣延伸,東北護城河在遙感圖像上無反映,推測可能利用了當時的淝水。護城河與芍陂和淝水相通,即由距城約30千米的芍陂通過引瀆引水,從城西南角注入護城河。一從王圩子西側入城,向西北流經今縣城東入淝水;一從九里溝入城向東橫貫全城入瓦埠湖(淝水)。古壽春城內的水道發育,在遺址的南面一帶表現比較明顯,在平面上呈現規則的方形或長方形網絡,從北往南、由西向東分別有東九里溝、十里頭、黃家臺、雙埂樓、新圩、興隆集等6個方形水道網絡,并且相互溝通(圖2)。1988年前后,又采用對稱四級電阻率法在雙更樓一帶古水道和古水道內側可能為南城墻的位置進行了物探,以驗證遙感考古的研判是否正確??上У氖牵@項工作沒有留下記錄材料。而伴隨著主要負責人工作調動等原因,導致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至1991年戛然而止。更為遺憾的是,這一階段工作原始記錄材料的遺失和詳細完整的工作報告未能及時出版,導致后續的工作無法有效銜接①。自2001年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合作,組成新的壽春城遺址考古工作隊,繼續開展壽春城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19]。這次合作一直持續到2003年,可視為壽春城遺址考古工作的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利用遙感技術和實地考古調查、鉆探、試掘等工作驗證的成果和認識,懷揣著開展城市考古研究課題計劃的工作隊卻遭遇了一個相當突出和嚴峻的問題,即前期資料中描述的城垣、城門和重要的夯土臺基等遺跡,在實地的田野工作中沒有發現與之對應的相關跡象,這無疑造成了工作隊對城墻具體位置的懷疑。針對這種有些意想不到的情況,工作隊認為楚都壽春城的研究還是只能從調查遺址分布、判定遺址年代、尋找城垣等基礎工作開始,原定計劃的大部分內容必須在這些基礎工作完成后方可開展。這之中首要的任務就是對遙感解譯圖的重新驗證和檢討。關于城垣的驗證,首先選擇在小宋家臺北進行試掘,原因是這里為解譯圖中描述的北墻自西向東穿越之處,而且這里有一處基本沒有被改變過地貌特征的水塘可以作為相對穩定的參照點。在驗證無果的情況下,工作隊將驗證的方向轉到了前期工作比較肯定的西墻和南墻,采用的工作方法是以沿古水道內側為線索進行大范圍的鉆探為主,并選擇在范河南(針對西城墻)、新塘村南和張家圩北(針對南城墻)等地點進行試掘,也沒有發現任何城垣遺跡。關于古水道的情況,工作隊將壽縣外圍的第二周古水道,即所謂的漢代城壕作為主攻方向。根據航片的提示,該水道環繞壽縣城的東、南兩面,南段西端至于壽西湖,東段北端至于東門外,縣城的西面和東北面看不到古水道現象。工作隊首先選擇幾處地點進行了鉆探,如大宋家臺西的古水道較寬,東西約30米,中間最深處約3.3米,靠近縣城一側較陡、另一側較緩,包含陶片等遺物;南關外汽車站院內的試掘情況顯示,這里位于中段偏東,古水道呈淺槽狀,北岸(靠近縣城)地勢比南岸略高,經鉆探北岸20米范圍內沒有發現夯土遺跡,且從該探溝所獲取的信息來看,古水道的開鑿年代不早于唐代,沿用至南宋[20]。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工作隊沒有對九龍集附近所謂“先秦城壕和城內水道”及時開展工作,致使與壽春城遺址密切相關的水利考古工作沒有得以延續和發展。

3對以往工作的評述與思考

如前所述,楚都壽春城遺址的確認,尤其是城址范圍的認定,最主要的證據為利用遙感解譯所見的古水道②[21]。因為較之于沒有也無法被確認的夯土城垣來說,古水道畢竟是一種清晰可見的客觀存在。就方法論而言,壽春城遺址水利考古的實踐,即將遙感、物探等科技手段與傳統的田野考古調查、試掘和發掘工作以及古代文獻的梳理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成功范例,對安徽乃至全國范圍內遙感考古的推廣具有重要意義[22]。在百般尋覓城垣等遺跡無果的情況下,通過對古水道的解譯乃至于護城河的判定,為壽春城遺址的范圍、城垣走向和城內布局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種解釋的可能性,這無疑體現出特殊地理環境背景下的楚都壽春城遺址考古研究中水利考古實踐的特殊功用。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水利考古的根本落腳點和核心驗證手段仍是考古工作,這一點體現在第一階段的考古工作中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存在相當的失誤和教訓值得我們認真吸取。就考古學的研究而言,對遺存的認識和解讀均建立在明確的時空框架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工作組在沒有進行充分的考古驗證工作、缺乏足夠說明年代問題證據的情況下,將遙感解譯出的古水道年代推定為先秦時期,是有失嚴謹的。此外,工作組“沒有著眼于古水道整體,而是專注于局部現象”[23],就將古水道定性為先秦護城河和城內水道網的做法,也值得商榷。第二階段的考古驗證工作同樣沒有對被認定為“先秦城壕和城內水道的”古水道進行大范圍、全面的解剖,而是將工作的重心放在了遙感解譯所認為的漢代城壕上。而后根據文獻梳理分析對遙感所見古水道的推測,如認為古水道與“大香河”相吻合、大香河又與芍陂瀆的關系密切等,也是基于古代文獻而得出的認識。雖然說這些認識某種意義上對今后的工作也具有指導意義,但是沒有充分地運用和結合考古工作,因此對壽春城遺址的研究和定位也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對壽春城遺址范圍和城墻與古水道的關系還存在很大的爭議,古水道的年代還需要科學的考古和其他學科的研究,其現有的結論也就缺乏可行度。自1955年壽縣蔡昭候墓因治淮工程取土而發現[24]開始,壽春城遺址的考古工作總是與水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就研究的內涵而言,我們認為水利考古應包含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的內容。從宏觀層面來說,壽春城遺址的水利考古研究,必須將與之關系密切的經遙感解出的古水道包括東淝水、壽西湖①以及芍陂(安豐塘)等作為重點關注的對象。關于古水道,我們深感有必要繼續重新開展廣泛的、成系統化的考古驗證工作,采用鉆探、試掘和適量的田野發掘,探明古水道的結構、堆積層次、包含物以及年代等問題,尤其是要搞清楚這些古水道是否為人工修筑以及始修年代及其功能的問題。作為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大型水利工程,我們對芍陂尚缺乏系統的水利考古工作,相關考古發現也極度缺乏。目前所見的材料,只有在1959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配合史、淠、杭灌溉水利工程時發現的漢代閘壩遺跡[25]。時至今日,有關芍陂的始建年代問題學界仍存在爭議,其核心問題是缺乏直接的考古證據,能夠說明在先秦文獻中不見的芍陂確屬春秋時期楚相孫叔敖所建。有鑒于此,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7年8—9月間對芍陂(安豐塘)進行了一次專題田野考古調查工作[26]②,正式啟動芍陂的水利考古研究工作。而就微觀層面來說,壽春城遺址內發現的陶圈井、大型建筑基址的排水管道以及各類型零星發現的供、排水遺跡都應納入水利考古的范疇。在柏家臺大型建筑基址東南部大石柱礎外側發現的一處用完整筒瓦扣合而成的下水道遺跡之外,我們又分別在牛尾崗、邢家莊等地點有新的發現③。牛尾崗所發現的排水管道,在南北寬60厘米、保存深度35厘米、剖面呈筒狀的東西向小溝G2內底部,南北并列鋪放兩排,其中南面一排遭后期破壞只保留了三節,北面一排暴露五節,兩段兩節均向外有繼續延伸。水管每節長約50厘米,口徑約25厘米,拼接方式為口對口相接(圖3)。邢家莊發現的排水管道,南北寬60~80厘米,圜底,深約50厘米,暴露陶制管道4節,西高東低。每節由上下兩半對合而成,半個水管的大小、質地與普通的一塊筒瓦基本相同,長42.1厘米,口徑15厘米,舌長2厘米,壁厚0.6厘米,相鄰兩節的首尾以子母口形式套接(圖4)。絕大多數的排水管道和陶圈井附近均發現有堆積比較豐富的灰坑或灰溝,甚至是純粹的瓦礫堆積,遺物有瓦礫、槽形磚等,可知其與大型建筑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壽春城遺址所在的壽縣城,在秦漢時期分別是九江郡的治所和淮南國的國都。現存的壽縣古城雖一般認為是南宋時期形成,但其布局卻是比較典型的唐代壽州城的城制。其城內現存的兩處水利工程設施,即分別位于城內東北隅和西北隅的涵洞、月壩遺跡,目前學界對其結構和供、排水的具體操作方法仍比較模糊④[27]。我們認為,從古今重疊城址研究的角度來說,壽春城遺址的水利考古研究,在統籌好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工作的基礎上,還要對城址本身歷時性的發展變化進行必要的關注。從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證明,蔡國遷都下蔡是壽春為都城的初始,至少歷經了戰國壽春城、漢代淮南國等都城修筑以及歷次郡治的整治,在西北淮河和東南、北面為東淝河以及南邊安豐塘大水系的環繞下,歷代對水利的治理和疏浚都是不可避免的重大工程。在密集的水網分布區域,如何找到哪些水系與當時筑城有密切關聯,哪些是排水道,哪些是航道等使用屬性,以及水利系統的變遷和閘壩、設施節點的增補修筑等,在將來的考古研究中需要特別側重,也是水利考古研究的重點所在。

作者:蔡波濤 張鐘云 單位: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安徽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