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筆記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學筆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古代；官辦高等教育；洛陽太學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我國古代官辦最高學府――洛陽太學的考核方式及畢業生去向

收錄日期：2014年4月7日

高等教育是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途徑，高等教育問題是當今國際公認的戰略性問題。各國都十分重視高等教育，我國自古至今就十分重視高等教育。沒有我國古代高等教育就沒有我國現代的高等教育，要抓好現代的高等教育必須對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淵源――我國古代的高等教育有全面綜合的了解和探析。

太學是我國古代官辦高等教育的最高形式。通過官辦高校的代表――洛陽太學，特別是太學的教學內容和教學形式，可以窺視出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和概況，以史為鑒，以期對當代高等教育有所啟發。

一、我國古代官辦高等教育――洛陽太學發展簡況

“太學”即現代我們說的大學，我國早在西周時期就出現了“學官”，這里的“學官”即大學。所以，夏商至西周時期可視為我國高等教育的萌芽時期，漢代的官學由于受到當權者的大力提倡支持得到空前的發展。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拉開了興辦太學的序幕。東漢光武帝劉秀重視太學，建武之初，戎馬未歇，公室未飾，便先興文教興建太學。及他兒子明帝時，尊師重造，提倡教道，昌明經學，盛況空前，洛陽太學聲譽日高，達到太學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匈奴亦派人來洛陽學習。順帝時，修繕太學，擴建房舍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執政期間，太學更獲得迅速發展。自漢武帝創建太學至東漢，太學生由五十人擴到三萬人，達到極盛，如此發達的太學教育在世界史上堪稱奇跡。

自董卓之亂，太學被毀，魏文帝曹丕稱帝后，才又重整太學，至晉武帝時太學再次進入發展時期。西晉滅亡之后，太學復又被毀。自孝文帝遷都洛陽，才又重建太學，直到北魏分裂，太學在洛陽才告衰落。之后歷朝太學雖有所發展，但從總體上看，再沒有達到漢代的盛況。隋唐時期，國子監統領太學。宋代太學仍為最高學府，隸屬國子監。遼南京（今北京）學有南京太學之稱。金亦有太學及太學博士。元、明、清只設國子監。

二、太學的考試、畢業和畢業后去向

由于太學沒有嚴格的授課和年級制度，考試作為一種督促、檢查學生學習，衡量學生掌握經學程度的手段尤受重視。它不僅是一種強有力的管理措施，同時兩漢太學的考試還是決定學生入仕與否的重要選拔制度。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考試是漢朝太學的命脈。太學考試最常用的形式是“設科射策”，所謂“射策”，即由學官將疑難問題書于簡冊，掩蓋試題后由學生隨意抽取其中一策進行解答。類似于現代的抽簽考試。所謂“射科”，就是依據試題的難易程度分為甲、乙兩科，西漢末時分為甲、乙、丙三科。甲科（上第）合格授郎中，乙科（中第）為太子舍人，丙科（下第）為文學掌故。太學考試的年限和設科也有所變更。西漢時考試通常每年舉行一次，東漢時考試時間由一年一試改為兩年一試。設科標準也以通經多少來定等第高下，即以通二經、三經、四經、五經來分別授以官職。以考試為教學管理手段自漢代太學始。太學考試以功名利祿獎勵學習優秀者，引誘學生專心攻讀，潛心于儒家經典。強化了“獨尊儒術”意識，對太學生的發展及當時社會的發展曾經起過積極作用。但是，一味的以考試來管理學生，國家統治者以功名利祿來作誘士之餌，士以求學為入官之梯，也產生了許多弊端。

太學學生學習采取單科結業的方式，每家經典學完后，由博士主持答辯，嚴格按照各經家法要求，講求師承。答辯為五十道論辯題，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以為非。這束縛了學生思想，但就整個學業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學派之間爭論和提高不同學派學術地位的保證。

學生的畢業分配，如上所述根據博士弟子成績即通經多少隨才而用。太學生可以通過考試進入仕途，又不限于考試，還可以通過薦舉、征辟或參加選舉而取得官職。實際上太學生通過考試、推薦獲得官職的多為公卿官宦子弟，太學中的貧寒子弟學生，學業滿后很多都是回到鄉里從事教學工作。

主要參考文獻：

[1]郭洪紀.儒學的教育倫理與官學治教的承傳[J].山西師大學報，1996.1.

[2]顧美玲.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歷史回顧與前景探析[J].教育研究，1997.8.

[3]杜安國.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研究[J].探求，2005.4.

[4]金玲.民辦高等教育的歷史與啟示[J].教育探索，2000.10.

[5]盧奔芳.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漫談[J].南寧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7.1.

[6]劉海峰.傳統文化與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J].機械工業高教研究，1994.4.

篇2

――王巍

在當今的中國，財富毫無疑問是一個關鍵詞。事實上，我們在關注金融、關注經濟、關注房產等等這些物質財富的同時，卻似乎總是忽略了關注精神與文化財富。如果要說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來說，最大的財富是什么，毫無疑問，是它幾千年來的歷史與文化。但是對于我們所擁有的國家財富，在今天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大到質疑中華文明是否真有五千年的歷史，質疑我們已知的歷史真否正確，小到質疑曹操墓是真的還是偽造。所有的疑問其實都來自于人類自身永恒的探索：我們從哪里來，應該到哪里去?似乎歷史在告誡我們，不了解過去，就不能夠正確的發展未來，不知從何而來，便不知要去何處。而王巍和他的同事們就在致力于探索出這一疑問的答案。

王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長。作為中國最權威的考古機構的負責人。也是目前中國考古界學術造詣最高的專家之一，是中國考古學界的領軍人物。王巍的事業中有太多需要完成的命題，但是他似乎從來沒有后悔過把考古作為他的終身事業，盡管在他三十多年前決定投身于這個事業的時候，考古還是一個極不受重視的冷門專業了。視線外的30年

王巍是“”結束后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在34年前，考古還是一個并不為大眾所熟知的專業，冷門到了何種程度，王巍經常苦笑著提起關于一張發票的故事。

1979年春王巍在大學二年級在張家口的考古發掘實習中，到鎮里的一個小商店購買考古發掘所需的手套等勞保用品。東西買完后售貨員把購物發票遞給王巍的時候，他真是哭笑不得：發票抬頭上的單位名稱儼然寫著三個字：“考骨隊”。

尷尬的經歷不止于此。他們在進行考古調查工作中，常常被老鄉們誤認為是“挖墳掘墓”的。親朋好友們也不是很理解：為什么非要選這么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專業?然而縱使在那個時期，王巍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改行。他始終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著很有意義的。經過三十年的考古生涯，現在王巍深有體會地說，“考古不只是研究古物，也不僅僅是研究歷史，更是在與我們祖先對話，從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體會我們祖先的行為、意識、智慧，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當一件件精美的文物由他親手發掘出來，當一個個遺址被他和同伴們發現，其中產生的心靈的震撼和民族的自豪感。是旁人難以體會的。”他感到。考古學家是在探索、發現和守護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1982年初，王巍以學習成績優異而被分配到國家級的考古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西周燕國都城和墓地從事考古發掘，一干就是五年。

東瀛研修　普及意識扎根心中

1987年，王巍被公派前往日本的考古機構研修。在日本的留學生涯中，王巍才第一次感受到了在發達國家，考古是多么受到公眾的關注，考古學家是多么受尊敬，也是從那個時候起，這個一心鉆研學術研究的學者，第一次體會到了輿論與傳媒的重要性。這使得他在后來擔任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工作中，不僅關注學術研究，同時也關注到了考古知識的普及等問題。他不僅親自擔任《考古》雜志主編，還創立了公眾考古中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再重大考古發現，如果只有考古界的人了解，頂多也就是幾千人，其意義終究是有限的。如果讓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了解，那就是幾億十幾億乃至幾十億人，那會產生多么巨大的影響啊!這對于考古學的發展和實現考古學對當代社會的貢獻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考古對陣盜墓

近年來，隨著古董收藏熱度日益升高和《盜墓筆記》、《鬼吹燈》等一系列盜墓小說的瘋狂流行，刮起了一股瘋狂的“盜墓風”，甚至有很多人是從關注盜墓題材的小說開始，才關注起了默默無聞數十年的考古。公眾對于“盜墓”的道德模糊度幾乎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巍提及這一點，很是痛心疾首。

“在考古界，出土多少文物，文物是否精美，這些其實并不是最重要的。發現的學術價值，也就是反映當時人們的文化、習俗、喪葬習慣等等歷史信息量才是我們最重視的。有的時候與一件文物本身所包含的信息相比，它在墓葬里是擺放在什么地方，是被和什么其他文物放在一起，反映了什么喪葬觀念和習俗等信息更為重要。”王巍說，“盜墓賊們利欲熏心，他們采用的都是窮兇極惡的掠奪方式，經他們擄掠過的陵墓，大量歷史文化遺跡被摧毀，被破壞。縱使經盜竊的文物最后被國家收繳，那些重要的歷史文化線索也都被毀掉了。因此，盜墓賊是考古工作者的天敵，是民族的罪人!希望全社會都來聲討盜墓賊，使其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作為國內考古學界的領軍人物，王巍參與過北京郊區琉璃河西周燕國都城和墓地的發掘，主持了河南偃師商城宮城的發掘、陜西周原西周宮殿基址和殷墟商代晚期居住址和墓地的發掘等重大考古項目。提及《盜墓筆記》和《鬼吹燈》之類小說里的情節，這位權威考古專家是哭笑不得。出于職業敏感，在這類小說的熱銷時期，他也翻過，想看看究竟是怎樣的小說能掀起這么大一股“盜墓小說熱”。看了幾頁就看不下去了。令他更為扼腕的是：如此僅憑“豐富想象力”的小說竟然被大眾追捧至此，這或許也是國內考古工作者們的悲哀吧。

曹操墓之疑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正式向社會了發現曹操墓的消息。

然而令王巍意想不到的是，消息后，引起了一片質疑之聲。關于曹操墓的真假爭議一時問成為了街談巷議最熱門的話題。王巍一方面是高興的：這似乎是公眾第一次對考古產生了如此大的關注和熱情；但是更多的是不解：大量考古學家幾乎異口同聲認定的曹操墓，卻受到了無數社會大眾和考古和歷史專業以外的“專家”如此強烈的質疑。“外行”質疑專家，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如此巨大的社會關注使得王巍在一年里接受了無數次媒體的專訪。針對社會上對學者參與造假的說法，王巍說，學術界確實存在學風不正的情況，確有所謂“專家”弄虛作假，剽竊抄襲。但是，那是極個別的人，絕大部分科學家是好的，是秉承嚴謹務實，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各自的領域中潛心研究，孜孜以求的。不能因為學術界存在某些學術不端的行為，就將整個學術界都看的一團漆黑。就像不能因為某一區域某種傳染病流行，就將該地區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患者一樣。

文物與收藏

“亂世黃金，盛世古董”，現在，古董交易中涉及的數額已經越來越巨大，各種類似“藏寶”等的電視節目也在熱播。作為中國最權威的考古專家，王巍也無奈的被拉進了這場“收藏熱”中。不但無數節目邀請他去擔任“鑒寶”嘉賓，也有無數人通過各種渠道，帶著自己收藏的寶貝不遠千里來求王巍給“掌掌眼”。節目邀請王巍從來都是拒絕，在他看來，考古的意義遠遠不是發掘文物而已，是在追尋古代文明與文化留給今天的意義。

篇3

導演：唐季禮

主演：成龍、李治廷、張藝興、索努?蘇德

類型：喜劇、動作、冒險

地區：中國大陸、印度

《功夫瑜伽》是由唐季禮執導，董韻詩監制，成龍、李治廷、張藝興、索努?蘇德等主演的喜劇電影。《功夫瑜伽》主要講述了考古學教授Jack多年沒有踏出學校，校長和學生都對他添油加醋的歷史半信半疑。一次授課后，一個印度女孩找到Jack，用一張千年地圖吸引了Jack的目光。于是Jack和摯友的兒子李瓊斯、助教小光組成“尋寶小分隊”，為“神秘寶石”展開冒險的故事。

同樣是商業大片，有些電影會隨著時間被人淡忘。一些95后、00后的朋友，已經對上世紀火爆半邊天的《空中監獄》、《絕地戰警》、《國家公敵》很陌生了。

說到007，他們也不熟悉布魯斯南，更別提羅杰?摩爾。因為他們開始接觸這個系列時，丹尼爾?克雷格已經接任了。跟非影迷聊這些時，一不小心就會在年齡造成的代溝里崴了腳。

但也有些電影，似乎永遠不會過時，它們屹立在流行文化的顯著地帶，渾身掛滿盡人皆知的梗。電視隔三差五會放它們，電影網站三不五時會盤點到它們，一旦聊起它們來，不同年齡不同閱歷的人都插上幾句嘴。

它們不是某一代人的話題專屬，它們是每一代人的童年回憶，并大有無視時間永遠流行下去的趨勢：《星球大戰》，《大話西游》，《捉鬼敢死隊》，《猛鬼街》，《終結者》，《倩女幽魂》……當然，還有《奪寶奇兵》。

小學低年級的一個暑假，在電視上，我第一次看到戴牛仔帽拿小皮鞭的印第安納?瓊斯博士，在密道機關出生入死，跟納粹陰謀家斗智斗勇，說著痞痞的笑話把壞人扔下飛艇、把美女推倒、跟老爹拌嘴、被蛇嚇個半死……

我激動地渾身血液都沸騰了：原來考古是這么威風的職業，考古學家比大俠和間諜都要酷一萬倍！

我當時并不知道，早在那之前十幾年，有一個香港的電影人看過《奪寶奇兵》后，爆發出跟我同樣的驚訝和興奮，并且立刻要付諸行動。他不是去報考考古專業，也不是想當個文物收藏家，而是要拍中國的《奪寶奇兵》，親自出演東方的瓊斯博士！這個電影人，叫做成龍。

成龍的教育程度不高，但在電影創作方面，他具有出類拔萃的藝術敏銳和商業眼光。看到《奪寶奇兵》的那一刻，他迅速意識到，考古冒險的題材特色，跟他所擅長的諧趣功夫，是一對最佳拍檔。

考古電影中必不可少的異國情調、奇情探險、機關謎題、古跡奧秘，是把成龍式動作電影推向國際的有效裝點。主角周游世界，身入千奇百怪的環境，也正好供他發揮花樣迭出的身手。

而《奪寶奇兵》系列中能文能武的知識分子瓊斯博士，那群卡通、滑稽又窮兇極惡的反派，充滿喜感和巧合的打斗場面，跟成龍電影一貫提倡干凈無害的暴力，純然不謀而合。

1986年，成龍首度嘗試考古探險的《龍兄虎弟》誕生了。這部電影的拍攝中，成龍受到了從影生涯最嚴重的頭部傷害，要不是搶救及時，幾乎喪命。但影片的受歡迎程度，讓他堅定了對考古探險類型的熱愛和信心。

1991年，《龍兄虎弟》的續集《飛鷹計劃》投資更大場面更瘋狂。2005年，合拍片《神話》制霸票房，主題曲傳唱一時。2012年，成龍打造考古冒險類型片《十二生肖》。今年賀歲，他又獻上了全新的《功夫瑜伽》。

其實華語大銀幕歷來并不缺探險家，許冠杰演過《衛斯理傳奇》，李連杰演過《冒險王》，張藝謀有個《古今大戰秦俑情》，甚至《功夫瑜伽》的導演唐季禮，處女作也是叢林尋寶的《魔域飛龍》。

加上近幾年來，《鬼吹燈》和《盜墓筆記》相繼影視化，華語探險片已經得到進一步豐富。但它們畢竟不是正宗的考古電影，《功夫瑜伽》里成龍特地強調了一番考古和盜墓的區別。言下之意，我拍的才是正宗的考古電影，看考古，還得看成龍。

他完全有資格口出豪言。古往今來，在銀幕上演員大于角色的冒險家成龍，游歷范圍之廣，玩命之大膽，破解的機關密道之多，縱觀華語銀幕，找不出第二個。

《功夫瑜伽》中，他演的杰克是中國最出名的考古學家之一，聲名在外，圈內人個個景仰。以銀幕成就論，他的確實至名歸。

站在了前人肩膀上的成龍和唐季禮，也不忘向靈感來源《奪寶奇兵》致敬。《功夫瑜伽》的杰克，在成龍所飾的銀幕冒險家中，是跟瓊斯博士最異曲同工的一個。

兩人都是大學教授兼考古冒險家，戴上眼鏡有知識分子的書卷氣和滿腦子文史智慧，換上勁裝，可上九天踏鷹，能下五洋吃鯨，身手利索飛檐走壁，人脈遍天下。

致敬還不止如此：李治廷演的小伙名叫瓊斯，印度集市的一段追打也有《奪寶1》的影子。最過分的是，成龍用陽光和權杖開啟機關，還說了句“哥是瓊斯博士的粉絲”，那一段，真是讓我這個奪寶迷熱淚盈眶。

當然，致敬歸致敬，一部成龍電影，還是要有成龍特色的，何況是過年合家歡。所以哪怕拳腳相交打個你死我說，哪怕豪車狂飆空中大轉體，哪怕獅子餓狼機關陷阱峭壁深淵冰窟瀑布……

從頭到尾，你不用擔心有人會死，哪怕是最壞的壞人。一轉身，他就會大徹大悟，改邪歸正，跳著印度舞送你一個敬業福。

至于壞人明明有槍也不用，也很容易理解。滿地都是文物啊，辛辛苦苦爬上來一槍崩壞？得，還是上拳腳吧。所以你看，成龍鐘愛考古題材，從根本上就是藝術優選。

如果說早期的成龍探險片，還只是把港式武打、奇幻愛情等融合進考古冒險的大母型里。那么從《十二生肖》開始，他就真正向類型片做出了努力，而《功夫瑜伽》更是在類型上將這種融合實現得更成熟了。

篇4

現代人多浮躁而功利，枕邊案頭有本《考古人手冊》這樣清凈的好書，也算是暫時擺脫淡薄人情、凡人瑣事的一點點寄托了。可惜的是，這種書讀多了讓人有暮氣。

說到考古，近來頗流行的一句話是“盛世收藏”。與“亂世黃金”比起來，收藏既文雅，又是賺錢的好營生，所以沒有不盛的道理，考古也就沾了收藏的光，多有人問津，不然央視的“探索?發現”節目也不會這么火，就連我的老母親也會躲在沙發上一個多小時不換頻道。前一段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國考古探秘》叢書，大概四本，分別介紹法門寺、定陵等考古發現。我只讀了兩本，但不難看出作者的功力。他們首先是作家，所以寫起書來很有情緒，上下古今無所不涉，和《考古人手冊》比起來，闡發多于實證，但還是值得好好翻閱的。我于今春在某書店買得這套書時，老板說他看了其中的《萬世法門》后，只身到法門寺去了一趟。夜深人靜讀此書時，老覺得有種神圣感籠罩在四周，后背涼颼颼的，恐怕是受了佛法的恩澤吧。

去年是故宮建院80周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故宮塵夢錄》是吳瀛先生半個多世紀前所寫的舊作，介紹故宮往事，都是親歷，值得一讀。吳家一門英杰，吳瀛是故宮博物院建院時的接收代表、常務委員，曾參與了故宮早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古物審定、文物南遷等。書里收錄了吳瀛不少畫作，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用筆直率，可稱逸品，讓我吃驚不小。如果讀者有興趣了解吳家傳奇的經歷，可以讀一讀吳歡在書中所寫的《后記》。今人讀這本書，可能有些困難，一來是里面好多人的名字早已被歷史蒙上了塵埃，感覺陌生，二來是關于故宮的往事，一般人的了解還只限于那部制作精良的紀錄片。其實，歷史比吳瀛所說的還要復雜，這就需要我們的判斷了。讀書有這個好處，讀到會心處，你可以自己裁定歷史，臧否人物。順帶提一句，書里收錄了吳瀛兒媳新鳳霞年輕時的一張照片，令人驚艷。吳祖光與新鳳霞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為吳家的傳奇增色不少。

篇5

三峽庫區少數民族傳統民居建筑文化研究——以土家族吊腳樓為例

夏商時期考古學遺存發現和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以鄂西峽江地區為研究對象

論黨內民主的實現形式

試論基本國情的“時代位移”

論中國當代玄幻小說的成長主題

“三增九虛”對奇幻小說的影響

淺析西部地區冶金產業發展

馬克思按勞分配理論與當代分配制度的構建

國際收支順差、通貨膨脹與貨幣政策獨立性

《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自然科學類)征稿啟事

宜昌市旅游人才隊伍調查報告——兼談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建設面臨旅游人才不足的挑戰與建議

我國網絡市場調查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清代改土歸流對土家族地區經濟開發的影響

從《答劉正夫書》看韓愈的文學思想與創作

論《三國演義》之白日夢

揭開“溱洧”的面紗

傳雙美之風情開巧合之趣劇——淺評阮大鋮戲曲創作于風情趣劇之傳承與影響

先秦《詩經》接受與原始宗教思維——《詩》的原生態的追尋

三峽巫文化中的醫學易學靈學

三峽古代巫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論巫文化視野下的三峽喪禮習俗

巫山大溪遺址以魚隨葬的原始宗教意識與巫術

湖北長陽香爐石遺址夏代遺存分析

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機制建設

試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效果的評價

藏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

中國玄幻文學研究十年述評

讀者對奇幻文學的接受美學意義——以蕭鼎的《誅仙》為例

論旅游文化開發與文化研究力點——以江蘇省泰州市為例

需求驅動的商品房價上漲實證分析

武陵山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研究

后危機時代秦皇島旅游業發展研究

人工濕地技術在農村生活污水治理中的應用研究——以湖南省衡陽市為例

見證歷史與解密人生——評趙思運的《何其芳人格解碼》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及其闡釋——趙思運《何其芳“人格解碼”》評析

“何其芳”是一個問號?——評趙思運的《何其芳人格解碼》

論明清時期土家族竹枝詞對地方音樂的影響

將中國傳統詩學研究推向新的境界——讀謝建忠《<毛詩>及其經學闡釋對唐詩的影響研究》

長江三峽地區遠古時期漁業的考古研究

論三峽重慶的和諧發展

在城鄉統籌中發展三峽庫區老齡事業——以萬州區為例

三峽移民題材新聞的導向性與可讀性探索——以《三峽都市報》為例解析

改革開放與中國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及發展

重慶農村低保實施情況評析——政府執行力視角

農村非自愿移民可持續生計研究

“新神話主義”奇幻文學視野下的“重述神話”

論古今奇幻作品中花妖樹怪的神異流變

六朝志怪幻想與中國當代奇幻小說

城鄉協調發展的經濟學基礎與核心機制構建

重慶市貨幣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金融要素市場理論

清江流域民間工藝品開發的策略與路徑選擇

盈余管理理論研究綜述

儒家話語的近代化轉型——關于明朝中后期異端思想的認識

嚴羽詩學思想的突圍新變與悲劇意蘊

篇6

校起渣斗的用途及起源。古玩行里的老人一般認

為渣斗即為今日痰盂，初看似乎合理，細想并非如

此，特別是明清以來的渣斗大多口大、寬沿、細頸、

小腹。吐痰其中清洗并不方便，想來古人不會迂

腐至此，但若為清供擺件也少了份典雅莊重。所

謂渣斗者，必有另外一番妙處。

元人筆記載“宋季大族設席，幾案間必用筋

瓶、渣斗”，由此可以推斷，渣斗在宋朝是和名門

大族宴饗聯系在一起的。既然是宴饗，但凡文人

騷客都會吟詩作對，“登龍曾人少年場，錫宴瓊林

醉御觴”、“公廚敕許釀芳樽，屢喚賓朋醉后園”，

詩詞雖美，也能看出個熱鬧場面，卻不曉得這個筋

瓶、渣斗的分別。盡覽宋代繪畫，描寫宴饗場面的

有《春宴圖》、《文人會》等，在那些達官貴人高談

闊論、淺斟低酌中似乎可以看見這種物什的存在。

稍前更有名氣的宴饗圖《韓熙載夜宴圖》熱鬧熙

攘中穿梭的侍女托盤也有兩個寬沿高腳類似盤狀

的東西。盡管從繪畫中考證出有這么個東西存

在，但還是不能斷定其確切用途。有考證者認為

渣斗又名爹斗、唾壺，用于盛裝唾吐物。如置于餐

桌，專用于盛載肉骨魚刺等食物渣滓，小型的也用

于盛載茶渣，故也列于茶具中。這個解釋似乎中

肯些，但它從何演化而來呢？

近代詞曲聲律研究者許之衡《飲流齋說瓷》

這樣介紹渣斗：觚之小者日渣斗，明制已有之，至

清逾伙，五彩或黃地碎花者均有之，渣斗之小者，

則入于漱具之屬，非清供品矣。眾所周知，觚是夏

商之際青銅酒器的一種，所謂“尊者舉觶，卑者舉

角”，觚和觶是地位尊貴的諸侯所用，許之衡認為

小觚即可以稱為渣斗，小渣斗是漱具。那么我們

是否可以推斷渣斗最本質的功能是用來飲酒。但

五代及宋元時渣斗確實用來盛裝唾吐之物，這中

間肯定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論語?雍也》

云：“觚不觚，觚哉！觚哉！”歷來研究者對這語境

模糊的一句表示不解，但如果從青銅觚演變為渣

斗的歷程來看，倒也說得通。考古學上青銅觚的

形狀是觚，圓形敞口，細腰敦底，器型雍容，落落大

氣，但到了西周中期已經開始變化，孔子的感嘆是

對這種器型失去殷人風格的失落，也有對社會變

遷、周禮廢弛的慨嘆。

從青銅觚與渣斗的造型來看，確實有其神似

之處。青銅觚在夏商周三代為酒器，至春秋戰國

亂世禮崩樂壞，諸侯殺伐不已，酒器中最高等的爵

也淪入普通莽夫之手，小觚在宴饗上從飲酒到用

來裝痰吐之物也不稀奇。到了晉代小觚已經完全

成了唾吐之物，專名為渣斗，多為瓷質，宋代許多

窯場都燒制渣斗，可見渣斗已經廣泛流行，明清兩

篇7

關鍵詞：方言；語法；研究；趨勢；

山東方言的研究，目前成就最大的應該是由錢曾怡、張樹錚和羅福騰教授合編的《山東方言研究》(齊魯書社，2001年)。全書分為概論編、現代編和歷史編三卷。概論編，論述了山東方言的產生、地位和影響，介紹了山東方言的特點、分區以及研究概況，對建國以來山東方言研究在內容的擴展、方法的更新等方面都有簡略的評介，并且最后附有一九四九年以來山東方言研究的論著目錄。作者在文中歸納了山東方言研究的幾個發展趨勢:由以語音為主到語音、詞匯、語法的全面鋪開，從單點調查到成片的特點比較，從共時的方言研究出發進而探索漢語演變的歷史，方言研究與地域文化相結合。

現代編，分別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具體描寫了山東方言的特點和內部差異。第一章，語音部分，包括聲母、韻母、聲調，還附有24幅山東方言語音地圖。在介紹各區片基本情況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兩字組連調和輕聲變調的特點、類型及其地域分布。第二章，詞匯部分，選擇山東方言中的一些特殊詞語分類說明，如“與獨特的社會歷史文化有關的特殊詞語”、“與獨特的地理環境有關的特殊詞語”、“與生活習慣、民俗有關的特殊詞語”等。第三章，語法部分，扼要分析了山東方言的語法現象。

歷史編，從韻文、韻圖等概括探討清代的語音系統，從山東地方作家的文學作品或筆記、地方志等著作中所記錄的語料，分析清代山東方言詞匯語法的使用情況，有的還和現代山東方言作了對比。

山東方言在地域上跨度很大，各個地方在語音、詞匯、語法上都有差異，因此山東方言的分區研究成果也很豐富，山東方言分區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分區，著名語言學家李榮先生從全國漢語方言的角度出發,按照古代入聲字在今天山東方言里的演變情況，把山東話分為三區：

1.冀魯官話區：大致相當于第一種分區的西齊小區的全部區縣市，再加上東濰區的壽光、濰坊、昌樂、沂源、蒙陰、沂南、日照、東港、莒縣，約63個區縣市。

2.中原官話區：相當于第一種分區的西魯小區，共37個區縣市。

3.膠遼官話區：大致相當于第一種分區中的東區的大部分區縣市(但壽光、濰城、奎文、昌樂、沂源、蒙陰、沂南、日照、東港、莒縣除外)，約38個區縣市。

第二種分區：《山東方言的分區》（1985年錢曾怡、高文達、張志靜）中，根據古知莊章三組字聲母的異同，把山東方言的分區分化為兩個層次，首先分為東西兩大片，其次東西又共各分為兩片，又以膠萊河為界分為東萊片和東濰片，西區又分為西齊片和西魯片。這種分區從語音特點上顯現了山東方言的內部差異，奠定了山東方言分區研究的基礎，這對山東方言的研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這種標準雖然是探索性質的研究，但這是基于大量的事實和嚴謹的理論根據的，是頗有建樹的前瞻性研究。

錢曾怡、蔡鳳書的《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與山東方言分區》首開了考古學與方言學研究相結合的先例，對山東方言的分區提供了很多考古學上的證據。

山東方言在調查方面有著豐富的材料，自建國以來山東省展開了全省范圍的方言大調查,現已出版了山東省志、方言志，出版的《山東省方言志叢書》有二十幾種之多，這些方言志叢書為各個方言點的語音、詞匯、語法的分析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在語音上是研究最成熟的方面，成果也比較顯著，如《山東諸城、五蓮方言的聲韻特點》（錢曾怡、1984）《山東肥城方言的語音特點》（錢曾怡、1992）《膠遼官話研究》（羅福騰、1998），各地的語音研究都比較成熟。

詞匯方面，最主要的是第一部省級政區性方言分類詞典——《山東方言詞典》（董紹克、張家芝）。全書64萬字，分29類編排，詞目后列國際音標注音、釋義、例句和分布特點，書后附各方言點音系和音序索引。另外兩部地方性方言詞典《濟南方言詞典》（錢曾怡）、《牟平方言詞典》（羅福騰）。這兩部詞典都已被收入《現代漢語方言詞典》，他們對于研究這兩地的詞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還有一些研究各地方言詞匯的文章，如《曲阜話的詞匯語氣系統》（高麗君）《濟南方言詞綴研究》（錢曾怡），《博山方言詞匯》（錢曾怡、劉聿鑫、太田·齋）。

方言語法是山東方言研究的弱勢,筆者看到的只是一些論文，如《論兒化》（錢曾怡），《山東諸城方言的語法特點》（錢曾怡、羅福騰、曹志耘），沒有系統性。

山東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山東方言的研究已取得的成績中大多為靜態的描寫，如各種音系中聲母韻母聲調的語音記錄而缺少歷史淵源方面的探討。

參考文獻：

[1]錢曾怡.《山東方言研究》.齊魯書社.2001

[2]錢曾怡.高文達、張志靜.《山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年第4期。

[3]錢曾怡.《濟南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4]董紹克.張家芝.《山東方言詞典》語文出版社.1997

[5]錢曾怡. 《濟南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篇8

一

馬克思并不是本來意義上的人類學家。他在自己的全部理論遺產中并沒有給我們留下專門的人類學著作。雖說他對人類學的興趣在他整個一生中都以不同的方式持續著，但似乎沒有跡象表明，他的長期而多方面的努力，是矢志于一門與其他人類學相區別的科學的人類學的建設。

同時，誰也不能否認這樣一條客觀現實：馬克思全部的理論活動都與人類學傳統及其發展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思想淵源聯系。比如，早在大學時代，他就在斯特芬斯教授講授的人類學課程的正規訓練下，接受過康德、黑格爾哲學人類學思想的傳統教育。后來，他又在費爾巴哈哲學人本學的強烈影響下，向一切舊傳統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在創立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過程中，他一刻也沒有忽視過從人類學的經驗材料中吸取有益的思想營養。《資本論》第一卷問世以后，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類學研究，寫下了閱讀摩爾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爾等人所著人類學著作的大量筆記，而把他當時作為最主要任務的《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寫作，修訂和出版工作放到次要或第二的位置上，直至生命的終點。

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前提問題。它迫使我們似乎不得不處于非此即彼的兩難境地：要么堅持肯定說，首先解決名與實相統一的問題，也就是說，這種人類學必須是馬克思本人的，或者起碼是以馬克思為根據的，而不是徒有馬克思的空名，更不是隨意強加的；要么堅持否定說，首先對馬克思與人類學傳統的淵源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客觀后果作出總體的合乎邏輯的解釋。

然而，我們卻在這種互不相容的對立關系中，看到了二者互相聯系的統一關系。正因為馬克思沒有人類學著作，當現實呼喚它的時候，建構人類學才成為必要。又因為馬克思與傳統人類學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建構人類學才出現可能。

事實上，外在的、經過改造的人類因素實際上已經成為內部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誰也無法將它從的理論大廈中排除出去。馬克思大量使用人類學材料，一方面在于為《資本論》的研究和寫作服務，系統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則在于補充和發展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這兩點，恩格斯都作過明確的說明，而且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中作過出色的發揮。據此，人們常常把《起源》當作人類學的代表作。應當說，這個觀點在當時的條件下，不是沒有道理的。可是在現在，在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發表后，還要堅持這一觀點，就不那么合乎時宜了。

首先，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中寫有重要的批注480多條，而《起源》中則僅僅使用了13條，說明《起源》遠遠沒有囊括筆記中的豐富思想。用恩格斯自己的話說，《起源》只是“稍稍補償”了亡友的遺愿。其次，馬克思在其人類學筆記中第一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多線論原則，從而完成了單線論與多線論的有機統一；而恩格斯在《起源》中則仍然堅持原有的單線論理想。再次，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一般指的是他在1879——1882年閱讀摩爾根等人所寫的摘要和批注，一共五個筆記。事實上并不止這五個，至少還應該包括閱讀毛勒、哈克斯特豪森、莫尼等人同類著作所寫的大量筆記。請看以下統計資料：

1868年，馬克思開始研究毛勒的《馬爾克制度、農戶制度、鄉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權史概論》。

1873年，馬克思著手考察了俄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歷史，閱讀了尼·卡拉喬夫的《古代和當代俄國的勞動組合》以及其他相關著作和專論。

1876年，馬克思又閱讀了毛勒的《德國馬爾制史》、《德國領主莊園制度史》和《德國鄉村制度史》。

1876——1878年間，馬克思還閱讀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國土地制度》、烏蒂塞諾維奇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卡爾德納斯關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歷史的著作以及克雷馬齊的《印度法和法國法比較》、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國北部農村公社史概要》等。

1879年，馬克思仔細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第一冊。

1880年，馬克思潛心研究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

1881——1882年間，馬克思又搜集和閱讀了大量的人類學著作，其中包括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講演錄》、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莫尼的《爪哇，怎樣管理一個殖民地》和菲爾的《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等等。

寬而言之，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還應該包括他在50年代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所寫的片斷、70年代中期寫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以及寫給女革命家查蘇利奇的信等。

僅就這些決非完善的統計資料看，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所涉及的內容，無論從時空方面，還是從基本理論傾向方面，都是《起源》所不能比擬的。雖說《起源》在理論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但它永遠也不會成為阻礙建構人類學的事實根據。

二

談到建構人類學，有必要首先提到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怎樣立論的問題。因為他不僅通過艱苦努力，按照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收藏的原件，于1972年編輯出版了《卡爾·馬克思文化人類學筆記》一書，而且在該書的長篇序言中第一次從人類學的角度描述了馬克思的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他寫道：

馬克思在1841——1846年間闡述了一系列哲學人類學的觀點，其中與晚年文化人類學筆記密切相關的論點有：關于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相互關系（《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關于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異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和在社會中的各種關系生產人本身（《德意志意識形態》和《神圣家族》），以及用人的具體化反對人的抽象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隨后，由于他的著作愈益對具體問題的研究，他在1848年期間的革命活動，以及他關于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談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的結論，使得他對人類學的研究從哲學方面轉到了經濟學方面。于是，他在不列顛博物館里對人進行了純經驗的研究。在19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他始終不渝地回顧這個主題，特別是在1879——1882年間，他更加緊了這方面的研究。盡管馬克思在其思想發展進程中發生了從哲學人類學向經驗人類學的轉變，但他研究的人類學主題一直沒有變；他晚年的文化人類學筆記不僅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有關論點的補充，同時也是對他在1843——1845年期間所持觀點的發展。

克拉德這段不足500字的精彩文字，至少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豐富內容：第一，他鄭重地提出了馬克思整個理論活動中人類學主題的一貫性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這一論點是應該肯定的，因為它基本符合馬克思理論活動的事實。較之前蘇聯理論界長期對這一問題所采取的回避態度，就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應當說，前蘇聯學者最有條件首先提出這一問題。早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列寧就派梁贊諾夫到國外搜集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手稿，其中就有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梁贊諾夫當時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些筆記的巨大理論價值，只是從馬克思嚴謹的治學態度方面作了肯定的評價。時過20年即1941年，蘇聯人才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9卷中第一次用俄文公并發表了關于摩爾根著作的摘要。之后，1958——1962年間，他們又先后在《蘇聯東方學》雜志上發表了關于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要。1964——1966年間，他們又用俄文在《亞非人民》雜志上發表了關于菲爾著作的摘要。至此為止，他們中不只是少數專家，甚至一般學者都可以根據上述材料研究馬克思理論活動中的人類學主題了，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直至1975年，當他們逐步認識到過去那種孤立地研究筆記的做法已經越來越脫離從總體上把握的世界潮流時，他們才在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進了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為全面把握這個主題及其在總體中的地位提供了現實條件。

不可否認，在馬克思的理論活動中，除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政治學說等主題之外，的確還存在一個人類學主題問題。考察這個主題，對于從總體上把握，對于在現代條件下批判“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對于重新認識，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對克拉德是相當贊許的。

第二，克拉德把馬克思的哲學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其他理論全部歸結為人類學，即把全部人類學化的做法，我是不贊成的。因為違反了起碼的常識。試想，一個思想家，他的理論研究如果僅僅局限于一個主題，那么，他的思想必定是貧乏的。更何況，是人類知識的百科全書呢！

第三，克拉德在這里所使用的偷天換日、李代桃僵的方法，也是我不能贊成的。眾所周知，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在1841——1846年間闡述的哲學人類學的若干觀點，正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過程的重要觀點；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關于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的結論，使他對人類學的研究從哲學方面轉到了經驗方面，正是馬克思自己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講的從哲學研究的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關節點；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里對人進行純經驗的研究，似乎表明馬克思進行的就是純粹經驗人類學的研究。或者說，馬克思當時的理論創造，不是人人皆知的《資本論》，而是經驗人類學了。可見，勞倫斯·克拉德用張冠李戴的手法編織出來的人類學故事是多么難以服眾啊！

同勞倫斯·克拉德一樣，其同胞斯利坦·戴蒙德也把整個歸結為人類學，只不過是一種具有革命良知的人類學。進而，他又把它同哲學人本學混為一談，再也顧不上偽裝冠冕堂皇，甭管什么是，什么是非了。

法國學者M·戈德里埃、E·特勒、C·梅雅蘇等人力圖把和人類學“結合”起來，要么用人類學去填補的“空白”，要么為人類學提供的基本概念。其實，人類學是馬克思理論體系中本來就有的組成部分，這里根本談不上什么“結合”，只是有一個返樸歸真的問題罷了。

意大利學者德·馬爾丁諾和阿·西勒斯等人認為與人類學是一種相互翻譯的關系，他們力圖建構的人類學是當代文化人類學和葛蘭西的“實踐哲學”的混合體。這種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實則遠離馬克思的所謂人類學，我們見得還少嗎？因此，我們不能不處處同它劃清界限，防止它從內部擾亂我們陣線。至于那種通過馬克思、恩格斯人類學思想的比較研究而制造“馬恩對立論”的努力，其目的和意圖，人們就會看得清楚多了。

我們同時也看到，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贊同勞倫斯·克拉德的觀點：

英國學者莫里斯·布洛赫就不贊成關于筆記的人本主義“復歸論”解釋。他在《與人類學》一書中分析馬克思對人類學所抱濃厚興趣的原因時說：第一，他想從人類學中得到一些確實的證據，證明他們發現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起作用的那些一般歷史原則是自古以來一直起作用的原則；第二，他希望人類學為他們提供一些與19世紀資本主義的習俗制度形成鮮明對照、甚至完全對立的例子。布洛赫認為，馬克思轉向人類學研究，與其說是要關心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不如說是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在設法證明資本主義大廈所賴以建立起來的那些概念（國家、財產、婚姻家庭、勞動、貿易乃至資本本身等等）并不是基于人性、邏輯或上帝這類非歷史現象的不可動搖的東西；他轉向人類學，就是要證明這些概念的隨意性、暫時性和相對性，只有在這些概念及其虛偽的永恒性被揭穿之后，才有可能作出令人滿意的政治分析。

前蘇聯學者伊·列·安德烈也夫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世界歷史過程規律性的原理來分析這些筆記，更多地強調這些筆記所勾勒的原始社會理論的現實意義。他認為，這些筆記與《資本論》及其他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規律和矛盾的著作截然不同，這是馬克思一生創作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馬克思晚年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轉變，開始專門研究原始社會的社會結構，這些結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特別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對它們的摧殘和破壞，以及實現對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客條件的過程和前景。他指出，在人類歷史上看起來好像早已成為過去的階段，對人類某些特殊地區來說，卻正是極為現實的東西，是現代政治和社會經濟過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筆記堅持把世界歷史的規律性運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歐的歷史條件，這就擴大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的具體應用范圍，尤其是使它的方法論原則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具體化。

美國學者唐納德·凱利指出，馬克思從大學時代起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保持著對人類學的興趣，這種興趣在晚年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最后十年左右的時間里，馬克思加強了對前西方和超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的研究，并把注意力從政治經濟學轉到了一種甚至可能更大的計劃上來，這一計劃的基礎就是英美人類學家們所開創的人類學這門新學科。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未能或許從未打算完成他的《資本論》。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他似乎正在超越一種僅限于經濟分析和階級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馬克思晚年筆記中的思想，透露了向更大的范疇，尤其是向部落、血緣關系和性特征這些范疇敞開大門的信息；一旦達到這一點，則不僅要把資產階級所有制問題轉向悠久的家庭問題，而且也要把注意力從階級斗爭問題轉到兩性配偶的終極辯證法。嚴格地說，即轉到新人類學自身研究的問題上來。這決非想表明，晚年馬克思是向青年馬克思的唯心主義復歸，而是想說明，晚年馬克思是對中年馬克思相對狹窄的、經典的和最容易被庸俗化的唯物主義的超越。版權所有

我們還可以列舉若干實例。僅從以上幾位學者的觀點，就可以看出建構人類學的難度了。試問，作為建構基礎的馬克思晚年筆記是面向歷史還是面向現實？是對以往觀點的補充和發展還是對以往觀點的突破和超越？是向早期觀點的復歸還是對早、中期觀點的修正？是新的歷史唯物主義還是新的人類學？

盡管研究者們意見紛呈，各執一端，但有一點似乎是相同的：他們都試圖把馬克思晚年的筆記放在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總進程中來考察。邁出這一步是必要的、重要的。如果僅就筆記本身而談論筆記，那就會犯梁贊諾夫那樣的錯誤，認為馬克思在垂暮之年還摘錄他人的著作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學究氣”。在這里，梁贊諾夫不僅忽視了筆記在馬克思理論活動中的現實意義，而且拋棄了馬克思理論活動的自身的整體性原則。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其思想發展進程中各種豐富多彩的思想觀點、政治觀點和理論觀點相互交織、相互融合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個整體包括如下三個方面：(1)馬克思的筆記、手稿和論著的有機統一；(2)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政治學和人類學等多種主題的有機統一；(3)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年思想的有機統一。在這個整體中，人們不難看出，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所闡發或所蘊含的極其深邃的思想肯定不是整體本身。無論怎樣說，它也只能說是整體的一部分。同時，它也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如同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政治學說筆記那樣，成為的生長點。

三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類學呢？這里首先有必要涉及人類學一般。也就是說，要從人類學的總體上來把握人類學的內涵。

傳統觀點認為，人類學就是研究人的科學。據說，這個定義源于希臘文“人類學”，是“人”加“科學”的意思。從表面上看，它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什么人類學都可以說是研究人的科學。事實上，它只是研究人的科學之一。許多門類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譬如考古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倫理學、文學等等，都可以說是研究人的科學。因此，我們說，這個過于寬泛的定義在建構人類學的場合是不適用的，因為這個定義本身就不科學。

當人們真正把人類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時，就不再局限于詞的構成意義，而是根據它的對象、內容和范圍來給它下定義了。由于人類學在各個國家發展的歷史狀況不同，又由于眾多的人類學學派所強調的重點不同，于是，人們對人類學的內涵和外延的描述也必然會出現一定的差別。這種差別大致表現為三種不同的基本規定。

第一種，認為人類學是研究人的體質的科學，屬于自然科學，一般稱呼它為體質人類學。只是由于人是社會的動物，因而又強調人類學與社會科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二種，認為人類學是從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過渡的過渡科學，這種觀點常常引證恩格斯的橋梁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頁）。

第三種，堅持廣義人類學的觀點，認為它既是自然科學，又是社會科學，它是研究人和人類最全的科學群。譬如有的學者首先把人類學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又把廣義文化人類學分為狹義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史前考古學；再把狹義文化人類學分為民族學和社會人類學。

在以上三種不同的基本規定中，我以為第三種無疑具有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因為它基本準確地描述了現代人類學發展的趨向。

根據這種分類法的基本規定，我們就可以用排除法比較容易地確定人類學的基本方位了。首先，人類學不是體質人類學；其次，人類學也不是廣義的文化人類學；第三，馬克思在其畢生的理論活動中曾經涉及到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的若干問題，但這些并沒有成為他的人類學思想的主流；第四，從事實上講，人類學只是一門社會人類學，或者準確地說，它只是社會人類學之一種，與其他社會人類學相比較，譬如泰勒、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的社會人類學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它是以實踐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以人類社會的原生形態、次生形態、再次生形態的相繼發展為其研究對象，以現實的人的自由發展為其終極目標的真正全面的科學的社會人類學。

篇9

露西是標本AL 288－1的通稱，由唐納德·約翰森等人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亞阿法爾谷底阿瓦什山谷的哈達爾發現。古人類學研究中一般僅能發現化石碎片，很少發現完整的顱骨或肋骨，因此露西的發現尤其重要，為古人類學研究提供了大量科學證據。露西生活于約320萬年以前，并被歸類人族。

1972年，法國地質學家莫里斯·塔伊布在埃塞俄比亞阿法爾三角洲發現了哈達爾地層。稍后他組建了國際阿法爾科學考察隊，邀請了來自三個國家的三名科學家共同指導研究工作。參加科考隊的科學家有美國人類學家唐納德·約翰森、英國考古學家瑪麗·李奇、法裔古生物學家伊夫·柯本斯。科考隊由四名美國人與七名法國人組成。1973年秋天，科考隊調查了哈達爾有關人類起源的化石與文物。

1973年11月，第一輪實地考察接近尾聲時，約翰森注意到了一處前端被略微切開的脛骨上段的化石，并在附近找到了股骨下端。當他試圖拼接兩段化石時，膝關節所呈角度顯示編號為AL 129－1的化石屬于直立行走的原始人類。此化石年齡超過300萬年，遠大于任何當時已知的標本。此地點距之后科考隊發現露西的位置有2500米遠。

在接下來的一年中，科考隊展開了第二輪實地考察并發現了一些原始人類顎骨。1974年11月24日，在阿瓦什河邊約翰森放棄了更新現場筆記的計劃，并和他的研究生湯姆·格雷一起在162號地點搜索骨骼化石。

唐納德·約翰森與蒂姆·D.懷特在越來越熱的干旱平原上，花了2小時調查多塵的地貌，之后約翰森決定在回去前繞行到一個至少被其他隊員檢查過兩遍的溝壑底部。最初，他們也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化石痕跡，但就在兩人將要離開時，約翰森發現斜坡上有一塊肱骨碎片，在其附近還有一塊來自顱骨后方的碎片。隨后，他們在約1米外發現了股骨碎片。進一步觀察后，他們發現斜坡上還有更多的骨骼化石，包括一些脊椎骨，一部分骨盆，一些肋骨以及顎骨的碎片。他們標記此處后返回了營地，并且因找到了如此眾多的來自單一人科動物的化石而激動。

當天下午，科考隊全體隊員抵達溝壑處，開始發掘此地點并準備精細的采集。整個采集過程最終用了三周時間。一天晚上，當科考隊全體隊員在營地慶祝這一重大發現時，錄音機上正在反復播放甲克蟲樂隊的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因此，約翰森便將標本AL 288－1昵稱為露西。

在接下來的三周內，科考隊找到了數百件樣本，無一重復，確認了最早關于樣本來源于單一個體的猜想。科考隊在進一步分析后，計算出發現的樣本占完整骨骼的40％。約翰森根據骨盆開口寬度認為此樣品是雌性。

露西僅有1.1米高，重29千克，外觀上類似于黑猩猩。盡管該個體腦容量小，但其骨盆和腿骨的功能幾乎和現代人類相同，顯示這些原始人類已可直立行走。

根據與埃塞俄比亞政府的協議，約翰森將骨架帶回位于克利夫蘭的克利夫蘭自然歷史博物館。歐文·洛夫喬伊在那里重建了這副骨架。約9年后，標本被歸還給埃塞俄比亞。

露西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外翻的膝蓋，該特征顯示露西通常直立行走。其股骨頭小，股骨頸短，皆為原始特征。露西的肱骨與股骨的長度比為84.6％，現代人類為71.8％，黑猩猩為97.8％，這顯示南方古猿或者上肢開始縮短，或者下肢開始縮短，或二者同時進行。露西的腰曲也顯示其習慣于直立行走。盡管其他南猿個體帶有足弓，但露西可能是非病理性平足。

露西的骶骨保存得很好，但是胯骨被扭曲了，這導致了兩種不同的重建方案。第一種方案預計露西的骼嵴小、沒有內唇。但此方案因兩側骼相同時恥骨下支無法互相接觸而被證明有誤。

篇10

陳凱歌的大片《無極》，推出后遭人惡搞成了“一個饅頭的血案”。張藝謀的大片《滿城盡帶黃金甲》“惡搞版”，則是“黃金洗浴城”。把電影版里夸張豪華的宮廷陣仗、的宮娃侍女，化成了洗浴城的壯麗景觀。

惡搞當然意在顛覆，故把堂堂皇宮比擬為洗浴城。可是這樣比擬又不盡離譜，可博觀眾會心一笑者，正在于如今各地洗浴城之奢麗豪華，絲毫不下于皇宮。洗浴城之浴，只是最基本的，浴之外，還要能提供美容按摩保健宴會吃飯或其他服務。去足療者，除了享受劉邦踞坐令二女子洗腳的那種，還要求得有什么什么療效，自然就朝藥浴方面去經營了。中醫里，藥浴主要用在瘡瘍科。利用藥浴、藥漬、藥熏、藥蒸，增強循環系統的功能，疏通經絡、通暢血氣，并發汗解熱、去腐生肌，對皮膚病等頗具療效。此法，如今已廣泛用在洗浴業的商業操作中；更新的發展趨勢，則是由中醫而藏醫。

壯族傣族藏族等這些少數民族，本來就都有每年定期在山林河流或湖泊中洗浴的風俗。傣族的潑水節尤其著名，跟漢族自古以來相傳的上巳修禊原理相似，都是以洗浴湔祓不祥，并演變成社交儀俗。

洗澡之所以如此鄭重，或許跟平時不太洗有關。往年有位朋友在少數民族地區待了若干時日，不免讓我想象他在那山區一定頗有艷遇。何況據說夷女多情，故必風光無限。不料他老兄急于撇清，竟沖口而出，說：“哎呀，她們都不洗澡！”令我們好生取笑了他一陣。少數民族婦女不太洗澡，除他的見聞，也見諸許多早期筆記。那些繁復的裝束要脫卸下來，每天去洗浴，本來就嫌費事。況且山居汲水燒煮又十分困難，所以除非有溫泉地利之便，一般都洗得少。

在山林溪澗或湖泊里洗，則得挑時間。《志》說，每年七月十三在河沿搭起棚子，“遍延親友，不分男女，同浴于河，至八月初五始罷”。為什么？因為再下去就冷了，不能洗啦！人同此心，又皆有此需要，自然就形成為風俗。藏區把每年這洗浴的時間稱為沐浴節，也稱藥水節，原因自然是洗滌垢膩有益于健康。沐浴節之外，當然亦不可能都不洗澡，而洗澡既是費周章的大事，索性也就費事到底，把這“藥水”之意做到極至。燒水洗浴時，添加若干對人體有益的藥材進去，便是各民族共同的思路。

傣族稱藥浴為“阿雅”，主要針對風寒濕痹，蕁麻疹，產后保健等。煎煮的器皿則是當地土鍋。據父老說土鍋與藥物不容易發生反應，反而有幫助，所謂“土助諸藥”。壯族的藥浴與傣族不同，以熏蒸為主。讓人坐在一個圍著布的棚子里，用各種壯藥草藥混合煎水熏蒸后，再行沐浴。其他侗族、苗族、土家族，大抵也類似這樣。近些年，苗藥制作得很好，市場化已具規模，但苗藥洗浴就未流行，傣式壯式侗式藥浴便更不經見了。倒是藏藥浴一枝獨秀，令人矚目。

藏醫理論別具一格，藥浴和放血、涂油、針灸、按摩，同被視為外治療法之一。傳統上，有時會用酒糟、牛羊胃里沒消化完的剩草、新宰殺的動物毛、酥油涂傷口止血；或用長了霉銹的死人骨頭、動物尸骸煮來洗浴。這類療法，現代人恐怕不能接受，因此如今都罕用了，主要只用五味甘露湯。五味甘露，是指“陰、陽、水、土、草”五種生態環境下的植物藥。但并不只是把藥草煮水泡來洗澡那么簡單。舉例來說，藏醫把一切病歸納為三類：隆、赤巴、培根。隆病意指風寒，赤巴病略指火，培根病屬地跟水。三因中又以隆為主因。治隆病時，除了內服藥，可以用各種骨頭在酒里煎煮，以其蒸氣熏洗；再用浮在水上的油涂抹按摩，有時也用羊糞和酒一塊而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