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學發展史，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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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 學業水平 考試 制度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8-1216（2015）03C-0010-01

考試招生制度是我國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不僅承擔著為國家選才的重任，也關系到國家的發展大計，關系到每個家庭的切身利益，關系到每個學生的前途命運。

2014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為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指明了大體方向。在教育部的統籌安排下，浙江和上海成為全國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試點省市。

隨著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啟動，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重要性在逐步提升，在此大背景下，回顧該項考試的發展歷程，會為更好地組織實施該項考試提供寶貴經驗。

一、自治區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工作回顧

1983年，教育部提出了高中畢業會考的設想，指出畢業考試可以和升學考試分開進行。

1990年8月，《國家教委關于在普通高中實行畢業會考制度的意見》印發，指出要在全國推行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制度。按照該意見的要求，各地陸續組建了普通高中畢業會考的組織管理機構。

在積極籌備的基礎上，經自治區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區于1992年10月印發了《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制度實施方案（暫行）》，正式開始組織實施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工作。

2000年3月，教育部了《教育部關于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各省、市、自治區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繼續組織實施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工作。

隨后，自治區將普通高中畢業會考組織管理權下放到了各盟市。其他省、市、自治區或將普通高中畢業會考組織管理權下放到各市、縣或學校，或者取消了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制度。但大部分省、市、自治區之后又陸續恢復了省級統一考試。截至2010年，除和自治區不組織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外，其余省、市、自治區均組織開展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并更名為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

二、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制度的功能

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是普通高中畢業會考的繼承和發展，是避免學生嚴重偏科，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檢驗學生學業水平的一項制度設計。隨著我國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制度逐步具備新的功能。現階段，筆者認為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促進學校教學面向全體學生，提高學生的全面素質，使每個學生都成為合格的高中畢業生。

（二）建立普通高中教學質量的評價和監測機制，為教育督導提供數據。

（三）較全面地反映高中學生各學科的學業水平，為教學提供參考與指導。

（四）配合高考改革。目前，在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基礎上，改革高考的科目設置和招生錄取方式已成為改革的趨勢。

（五）國際上高中學歷認證的有效方式。隨著我國出國留學人數的大幅上升，許多國家對我國學生的高中學歷也要進行認證。

三、自治區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實施情況

從2010年4月開始，我區開始對是否實施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進行調研。通過調研論證，我區決定將普通高中畢業會考組織實施工作由盟市收回自治區，在全區普通高中實施學業水平考試。

2012年1月，《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方案（試行）》正式下發。方案主要對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性質與功能做了界定，對考查對象、科目、內容、時間，成績及認定，考試結果的使用，命題、閱卷和分析評價以及組織管理等各環節工作做了規定和說明，為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工作提供了依據。

全區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內容為課程標準規定的必修內容。考試實行全區統一命題，命題依據普通高中各學科課程標準，體現科學性、客觀性、基礎性、規范性、導向性和公平性原則。

每次考試結束后，全區會組織高校教師統一進行網上閱卷。組織專家組，以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結果為依據，進行教學質量分析和評價，形成有價值的分析報告和評價意見，提供給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教研機構和學校，并以適當方式向社會公布。

2013年1月12～13日第一次全區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開考，考試全部在已建成的國家教育考試標準化考場進行，考試的各項組織實施工作均是按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試的標準執行。截止到2014年12月，全區已成功舉行了四次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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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考研冷門專業主要有宗教學，倫理學，法律史，考古學，經濟思想史，教育法學等。

宗教學。以宗教和宗教發展史為研究對象的現代社會科學門類，是哲學的二級學科；倫理學。是關于道德問題的理論，是研究道德的產生，發展，本質，評價，作用以及道德教育，道德修養規律的學說；法律史。是法學領域內的一個重要學科，該學科已經經歷了近50年曲折艱辛的發展歷程；考古學。屬于人文科學的領域，在中國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其他國家 多從屬于人類學，也有劃歸藝術史的；經濟思想史。 也稱為經濟學史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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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音樂史；樂律；考古；文獻學

中圖分類號：J6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4-0114-02

對于古代音樂分析書籍，最全面的要屬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這篇文章描述了各個歷史時期中國人民創造音樂文化的累累成果，對整個音樂變化有深度的研究分析和探討，為學習音樂之人，提供很好的參考研究資料。但是對于古代音樂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幾部書上，應當對整個音樂文化，仔細閱讀思考，用自己的思維總結概括，對音樂的學習必須學會獨立思考。研究音樂要從本質上入手，只有從本質研究問題，才能更深層次的了解，并能掌握其發展命脈。比如，樂學律學方面的知識，通過對唐宋以降對于民間俗樂的極大關注表現出來。

一、考古學的最新成果

近十年來，音樂考古學主要圍繞學科的規范、資料的收集、方法論的探討以及新的表現形式的發展等問題，學科建設進入穩定的“深研”期。教育機構逐漸加強對古典音樂的重視。目前，對于古代音樂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 “一本教材”、“一個中心”、“三種方法”、“一套編鐘”、“一個樂團”。對音樂進行全面的分析，對古代各種音樂表現形式，加以詳盡的概括。通過對本書的閱讀，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首次提出了“表層、中層、深層”的漸進研究方法。“一套編鐘”是指河南淅川下寺2號楚墓王孫誥編鐘。“一個樂團”即華夏古樂團。

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一書也是重要一部著作之一，內容的描寫上，理論性知識更多，通過對理論知識的研究和實際古代音樂的各種表象形式，將其概括的很詳細。我們可以說這本書有著轉向唯物史觀的歷史性成就，對未來音樂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其中表達的中心思想是不能忽視的，主要是以豐贍的資料、亢分的篇幅描述了各個歷史時期中國人民創造音樂文化的累累成果。要想學好音樂，必須將這兩本書吃透，對古代音樂發展有了解，如果研究一項藝術，不知道其發展根源，那么即使得到成績，也不能顯示純粹的藝術。所以，學習音樂，首要任務就是了解音樂發展史，解讀古代音樂史。

二、中國古代律學與樂學的新總結

圍繞京房六十律是否依據“卦氣說”的《易》學象數模式所創立而展開的辯論，這是最早的關于音樂律學的古代書籍，對此書要想深入了解，不但要有專業的音樂知識，還要有對古漢字理解能力，因為此書為古書。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陳應時先生撰文為《“京房六十律”申辯》，通過專業的知識，指出京房六十律沒有附會八卦之說，將傳統的錯誤觀念及時糾正，為音樂史開拓一片全新天地，對其真實一面的展現有不可磨滅的作用，將會影響整個世紀。值得我們欣慰的是《黃鐘》在2006年第l期發表了星海音樂學院教授趙宋光先生的《邦境語五十冬》一文，又帶來不小的風波，再一次指明應當科學的研究音樂。

《邦境語五十冬》談到的內容很多，對古代音樂有整體概括，主要談到了我國的五聲調式、民族和聲與西方和聲體系和律學體系的不同。提出學習音樂不能只顧著西方音樂，要學習中國古代音樂，希望能建立民族旋律學科，將鄉土音樂文化引進小學課堂。中國古代是五聲音階，而現代是多元化音階，五聲和七聲都是現代音階的一種，已經發展到爵士、布魯斯等。雖然有這么多音律，但是古代音律非常重要。

2007年，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李玫研究員的專著《東西方樂律學研究及發展歷程》，這本著作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關于中國音樂的書籍，全面系統的概括了音樂理論知識，為后代人學習音樂提供重要研究資料。該書的主要內容是對當今律學研究提供研究方法，從本質上研究音樂，進而才能更好的解決各種問題。還介紹了律學研究的歷史發展，涉及到很多國家，包括印度、阿拉伯、歐洲以及中國的律學研究現狀進行了系統歸納，理清音樂發展系統。原本音樂的發展是非常復雜的歷程，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很難將其概括，必須投入大量心血對其研究。2007年武漢音樂學院學報《黃鐘》第2期刊發了天津音樂學院郭樹群教授的文章《朱載培與“東方式的文藝復興’’》，為今天進一步研究古代樂律學的深層學術問題指出了方向，需要我們重視的是其中心含義，文章認為朱載培是東方文藝復興呼喚出來的“文化大師”，絲毫不遜色于西方文藝復興的巨星，二者之間沒有可比性，不同的文化背景創作不同的音樂，每個時代的音樂都在進步，或者說每個時代有不一樣的東西產生，只要滿足人們心理需求就是好的音樂，各自有各自特點，表現其文化背景下的優越性就是好音樂，這是其他事物無法替代的，進一步明確了朱載培的學術貢獻。

三、對古代樂器的重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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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考古工作進行得越來越順利，大批的古代珍惜文物相繼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人們得以欣賞和研究，但是伴隨而來的是長期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也急劇損壞，由于人為的破壞，考古學家不能夠清楚地揭示古代的優秀傳統文化.

加強考古及對地下文物的調查、勘探、鑒定和保護工作，繼續劃定并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區，對地下文物埋藏區內的建設，堅持先勘探發掘，后進行建設的原則，在舊城內進行基本建設工程時，依據文物保護的有關法規 ，加強考古調查、勘探工作，從而把考古工作列為文化保護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為了阻止文物被損壞，相應的法律法規應該被完善，加強監管力度和懲罰力度.更根本的是切實提高保護意識.遺址考古的核心是保護，應盡可能不發掘或僅進行小面積發掘來解決學術問題 .應將文物保護作為考古工作計劃和工作方案的必要內容，確保重要遺跡和出土文物在第一時間獲得妥善保護.應充分考慮遺址整體保護和科學展示的需要，按照最小干預和永續保護原則開展考古工作.應根據考古工作進展情況，及時提出遺址保護，展示的意見和建議.并讓他們懂得歷史文化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保護文物遺存是每個人的責任.同時應該創新舉措，完善遺址考古工作保障體系，具體辦法如下：

（一）省級文物部門應積極協調相關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為遺址考古工作順利開展創造條件，在政策、經費、人員方面給予重點支持.規劃和設計單位應聯合考古單位共同編制遺址保護規劃和保護展示方案，考古單位應積極參與遺址保護規劃編制、保護方案制定、保護和展示工程實施、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和管理的全過程，在詮釋遺址內涵、認定遺址價值、評估遺址保存和保護現狀、劃定遺址保護區域、選擇遺址保護和展示方式、確定遺址展示對象和展示方法等方面提供專業意見.

（二）遺址所在地文物部門及遺址管理機構應主動加強與考古單位的合作，在遺址保護和考古遺址公園日常管理中，支持考古單位嚴格執行遺址考古工作計劃.遺址管理機構應委托考古單位在有關工程施工現場進行考古監理，確保文物安全.施工單位應配合做好工程前期考古和施工過程中的考古監理和文物保護工作.施工結束后，考古單位應向遺址管理機構和省級文物行政部門提交考古監理報告，內容包括施工時間、施工區域、文物保護措施執行情況、現場新發現文物情況和處理措施等.考古監理報告應作為工程監理報告的一部分，并作為工程驗收的重要依據.

（三）加強科技和設施保障.推進遺址考古的數字化和標準化建設，建立遺址考古數據庫和科研平臺：不斷改善遺址考古工作條件，逐步建設完善文物標本庫、考古工作站等基礎設施.

（四）加大投入力度.在充分保障連續性遺址考古工作經費的同時，遺址管理機構還應將結合遺址本體保護和環境整治工程開展的考古、調查、發掘和出土文物保護，以及工程文物影響評估和工程施工考古監理等工作所需費用列入工程預算.

（五）加強大遺址考古專業人才的培養、培訓和引進，提升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和專業水平.努力創造條件，保持專業隊伍的相對穩定.努力吸納文物保護、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參與遺址考古工作，提高工作的科學性.

（六）國家文物局和省級文物行政部門加強遺址考古工作的指導、監督、檢查與驗收，檢查、驗收結果作為項目考核的重要指標.對拒不執行有關規定的單位和個人，國家文物局將視情節，給予通報批評暫停或終止遺址保護項目的立項和審批，或取消相關資質.

二、豐富中國歷史文化內涵

中國，作為東方歷史古國，蘊藏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在亙古以來的人類歷史文明的長河中，持續發展的社會歷史從未間斷，而各個歷史時期都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積淀了不為后人所知的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考古工作正是通過地層學、類型學和年代學等科學手段及科學儀器，以歷史實物印證歷代文獻的記載和豐富史籍內容，探索祖國歷史及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向世人揭示中國在以往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發展水平.

多年來，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大致包括對許多重要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和文明要素進行探討等等.這些探討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明起源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考古勘探對了解中華古老文明的發展和它對人類的貢獻，深刻認識自然、人類的發展及其歷史的關系，預見我國未來發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史為鑒，科技考古對古代遺址、古代氣象、古代地理、人文條件以及遺物的科學研究，可以告訴我們古代科學技術與人文的發展歷程.

考古勘探工作也是認知遺址文化內涵的基礎.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經濟、文化狀況、社會生活和生產發展水平，不斷地為我們對古代社會不同階段城市發展的認識增加新的內容，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歷史文化內涵.一系列考古發現及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中國歷史上創造的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都遠遠超出所有文獻的記載甚至人們的想象，通過考古發掘所展示的社會歷史文化，能使世人更為全面地領會到燦爛輝煌的中國歷史文化.

三、形成良性循環，保護文物遺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限制，也有社會的限制，然而歷史文物遺存卻深厚悠久，不一定也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時代內就能夠完全完成整個文物發掘，造成這樣的局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對于那些不可抗性因素，人們不能做什么，只有通過考古勘策調查為后人留下足跡，讓他們在我們的基礎之上完成文物的發掘和保護，讓人類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文化，傳承歷史發展.通過向公眾展示向遺傳考古工作的過程和成果，積極普及文化遺產保護知識，充分發揮考古工作的教育與社會服務功能，不斷增強遺址考古工作的社會影響力，促進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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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們始終寵愛食物，

尊重并敬畏著。

歷史課本上寫著最早的中國人在山西運城附近的丁村，早到十萬年前。

偶爾翻雜志，說據考證丁村人其實還要早，在25萬年以前。考古學家是極了不起的人群，對時間的把握不是分秒，常用單位量詞是萬年，動輒十萬、二十萬年的，不是一般人的格局和眼光。放下雜志，心里十分納悶，考古學家到底找到什么了，抬手一指就把丁村人又支到了二十幾萬年前？

決定去丁村看看。

村口有個公交車站，但好半天不來一輛車。像我這樣的吃貨，飯是一定要吃飽的，車不來正好。車站旁邊有一家鄉村飯館，一進院有很多手工編的篩子、簸箕，有一口石磨，聽得到雞叫，看得見蒼蠅，狗兒在太陽底下趴著睡覺，有人進院也睜只眼閉只眼的，一看就是見過世面的。好地方，是地道的農家。

進屋坐下，店主問：你家到我家吃點啥嘛？

當地人在用人稱代詞你我他時都要在后面加上一個“家”字，有點農業社會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味道，很親切，但有時也能嚇著你。比如，店主問：你家從哪里來？回答北京。店主說，喔，聽說你家又蓋新機場了？嚇著了吧？趕緊回話，不是我家，是首都北京蓋機場呢。店主回答說，我家以前也是首都嘞，四千年前是堯舜帝國，幾十萬年前丁村人就住這里，所以叫丁村嘛，我家也是老北京呢。

用詞如此謙遜，就一個“家”字，話卻說得十分遼闊，裝下的是幾十萬年的人類進化發展史。

端起茶碗起立，畢恭畢敬地對店主說，前輩，幸會幸會！

有了這番對話，自然對這頓午飯的期待感增加了很多。

拿起菜譜，主食居多，都是疊音詞。油面窩窩，土豆擦擦，黃面饃饃，所有的疊音字都念一聲，試一試，聽起來很平和，很溫柔，完全不是粗糧的意思。店家報著菜名，要不是有狗叫著，還以為是在江南某個小資調調的地方呢。

都是些好聽的名字，看得出祖先們對待食物是相當寵愛的。大麥小米的都有昵稱，跟叫自家孩子一樣，連土豆這么土得掉渣的名字，人家也叫擦擦，還是動詞，婉約中連做法都告訴你了。有了這樣的疊音，土豆還真多了幾分淘氣的俏麗與童真。

把各種好聽的都點了一遍，最快上來的是黃面饃饃，就是用糜子面發酵之后蒸熟，火候把握得好還真不是粗糧。松軟中有空氣還帶點勁道，嚼起來張弛有度，出得去還回得來。然后是油面窩窩，有點像炸油糕。我吃過南方的純糯米做的油糕，里面包上豆沙，兩樣都太綿軟，一口下去恨不得把牙給粘下來，嚼得稀里嘩啦，卻一派曖昧與混亂，分不清誰是誰。丁村人不這樣，他們用米和面混合，中間包上豆沙，再用熱油把外層炸脆，好風景就出來了。外觀棕黃，口感爽脆，一口下去聽得見響，再一口下去是米面柔軟卻不綿長，很清楚。第三口是豆沙，沒有磨得很細，有沙的顆粒感，與米面的柔軟相映的是沙粒的個性與鋒芒。

別感慨了，趕緊吃，尋根去。

在離飯館約三公里的土垛子剖面，考古專家給我們指出了25萬年前的祖先生活的痕跡。有很多專業術語我基本沒有弄明白，更沒有整清楚考古學家們找到什么就斷定丁村人從十萬年前往前到了25萬年前。我就明白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無論多少年前，祖先們始終寵愛食物，尊重并敬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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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新增的四組城雕，與現有的《神火》《升騰》《太平窯》三個城雕一道，組成瓷都街頭上瓷文化的又一道亮麗風景。水土宜陶，土得水而活，水得陶而媚。千年流淌的《昌江之水》，似乎在訴說“千帆接踵”、兩岸“戶戶營瓷”的景德鎮制瓷業的鼎盛歷史。《昌江之水》與《神火》各據昌江大道的西東，水火遙相呼應喻示著瓷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生生不熄。由43根造型各異的瓷柱組成的《茁壯成長》城雕，喻示勤勞、智慧的景德鎮人用自己的雙手，不僅創造出歷史文明，也正在創造著現代文明。

而兩根17米高的瓷柱、沖天頂著的30多噸重的原生《高嶺石》，在向世人展示著“圣地”的威嚴；《馬踏飛燕》城雕則引用于“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標志，展示出景德鎮現代的文明進步。

麗陽民窯遺址將實現三步跨越

隨著麗陽民窯遺址挖掘的深入，其地下遺存極其豐富，己出土五代青瓷、宋代青白瓷等一大批彌足珍貴的器型，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對研究我國陶瓷發展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具有實行省級乃至國家級保護價值。

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古陶瓷考古專家耿寶昌、李輝柄、劉新園，陶瓷考古專家權奎山、劉蘭華等先后到考古工地考察、論證后，一致認為麗陽民窯遺址具有重大考古研究價值，該遺址完全具備申報省級及國家級文物保護條件。對該遺址進行原地保護和展示，不僅完全具備省級及國家級文物保護條件，對研究元、明時期中國南方地區瓷窯爐形制體系極具科學價值，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景德鎮地區的旅游資源，其潛在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鑒于經濟條件及現實狀況，昌江區麗陽民窯遺址近期與長遠保護開發規劃設想被分為了三個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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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揚州”的地理范圍及環境

作為地名，“揚州”最早出現在《尚書?禹貢》中：“禹貢九州，即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淮海惟揚州”。《尚書?禹貢》中“淮海惟揚州”的“惟”字本來是個虛字，并沒有任何的實際意義，但是，后來揚州的別名恰恰截取了《尚書》中的“惟(維)揚”二字，“維揚”一名從此沿襲下來，明代專門在揚州地區設置維揚府，而在古典歷史文獻、文學作品中以“維揚”稱呼揚州者更不可勝數。這些都是從揚州最初得名引起的。

《尚書》中“揚州”的具體地理范圍，有兩種比較典型的觀點：

一種是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提出的，他在1959年發表的《禹貢注釋》中如此解釋：“從淮水以南直到東海，跨今蘇、皖兩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東部、河南和湖北的東邊一角，喚做揚州。”按照顧氏的觀點，揚州的地理范圍，覆蓋今天江蘇、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省部分地區。其中心地區應該位于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江蘇、安徽、江西等省相鄰地區。這和今天揚州中心地區大致吻合。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尚書?禹貢》一書中的揚州，轄今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區的廣闊土地和廣東省的一部分。其理論依據除了《尚書?禹貢》，還有《周禮?職方》“東南日揚州”，以及《爾雅?釋地》“江南日揚州”等。綜合上述文獻，推測揚州的地理范圍“區域廣大，差不多把現在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都包括在內了”(朱福炷，許鳳儀：《揚州史話》，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這就把揚州的地理區域范圍，從長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沿著東海向南輻射到閩粵地區，其中心地區也較顧氏的理解向東、南偏移。

在我看來，由于歷史久遠、文獻磨滅等等客觀原因，現在已經很難準確界定揚州的區域范圍，但是，在華夏文明中第一次出現的“揚州”，我們可以通過還原當時地理物產、自然氣候等方法加以證實。

(一)根據《禹貢》所記，揚州境內“島夷卉服，厥篚織貝”，這里所謂的“島夷”，按照顧頡剛先生的考證：“島夷，胡謂指今日本，楊守敬《歷代地理沿革圖》說‘當以琉球、呂宋諸國當之’，即今沖繩島、菲律賓群島等地，恐《禹貢》時地理觀念尚不至于到此。《定海廳志》引元吳萊甫《甬東山水古跡記》說‘昌國即禹貢島夷，后屬越日甬勾’。昌國即今舟山群島之定海，但少根據。”而“厥篚織貝”的地理物產顯然與今天的揚州相去甚遠，更具有今天蘇南、浙江、福建等地理特性。考古學發現，古揚州的太湖流域出土的古代動物遺骸說明，在新石器時代太湖地區有象群存在，甚至發現了象、犀、紅面猴等遺骨，這就說明揚州地域曾經有過比今天溫暖得多的熱帶、亞熱帶氣候期。考古學家發現，“杭州灣以南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的下文化層也出土亞洲象骨骼，并出土紅面猴和獼猴骨骼”。也就是說，古代的浙北蘇南地區曾有過類似今天福建、廣東一帶的溫度。“亞洲象現今生活在云南省南部的西雙版納地區，紅面猴和獼猴現今生活在長江中上游地區氣溫較高的地區，這些動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長江下游生存，說明當時的長江下游較現在溫濕。”但是，今天揚州地區尚沒有發現明顯的《禹貢》中所說的熱帶自然物產情況，即使當時氣候溫度與今天存在較大差異，熱帶、亞熱帶的北緯線明顯比今天更偏北，也不可能北距長江太遠，達到淮河流域。考古學也證實了這一點，例如對江淮東部地區的古文明遺址考古發現，張之恒在《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一書中指出：“所出土的陸生動物有麋鹿、梅花鹿、獐、麂、獾等，以鹿的數量最多”，“這些陸生動物的棲息環境反映出遺址周圍有混交林、草地、灌木叢、沼澤、蘆葦塘等”。

(二)據《禹貢》記載，揚州貢品有“瑤琨”。顧頡剛《禹貢注釋》對此解釋為：“《說文》說：‘瑤，玉之美者。琨，石之莢者。’《尚書》疏引王肅說，‘瑤琨美石次玉者’，則是以瑤琨為一物。”概言之，玉石是古揚州的地方特產。而在古揚州地理范圍內，玉石屬于良渚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物產，學者童恩正指出：“良渚文化分布在長江三角洲平原，南至浙江杭州灣，北達江蘇北部，西到南京附近，中心在太湖平原及其鄰近地區。”與揚州地區最直接相關的新石器文化遺址，主要是江淮東部地區。張之恒認為：“在長江北岸(今揚通古沙堤的北緣)有海安青墩和吉家墩、東臺開莊等遺址；在高郵湖以東的有高郵龍虬莊、唐王墩、周邶墩，興化南蕩王家舍等遺址。”而上述幾個文化遺址的考古成果表明，玉石器的數量較少。這證明古揚州與今天的揚州城市范圍相距較遠。古揚州的中心地理區域應該在長江中下游偏南地區，今天的揚州應該屬于古揚州的北部邊緣地區。

(三)竺可楨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過去兩千年中，中國氣候經歷了10次比較大的變化。而一直到秦和西漢時期，中國氣候還是溫暖時期，氣溫要較今天高，亞熱帶植物的北界當然比今天的緯度更向北。從降雨量上看，根據鄭斯中等人的研究成果發現，我國在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而旱災相對增加，也就說，在此之前，我國尤其是長江流域的降雨量要比今天大得多。這就是說，古揚州的溫度和濕度普遍比今天要高。而在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周圍的古氣候應與今日兩廣中南、海南、臺灣較為相近，屬典型的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自距今6000年起，氣溫明顯下降，大體上在距今6000――5600年間，氣候已降到略高于現代的水平，距今5600――5400年期間，氣溫和濕度都繼續下降，距今5300――5000年間，這是一個氣溫回暖的高峰，氣溫達到比現在高1～2℃的水平。(吳維棠《從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看杭州灣兩岸的全新世古地理》，《地理學報》第38卷第2期，1983年6月)按照這個溫度進行類推，今天位于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揚州地區，夏商時代的氣溫不可能特別明顯地高于今天的長江以南，這和《禹貢》中所說的地理氣候、自然景觀顯然有很大差距，由此可以推知古揚州的中心區域應該在今天揚州以南。

綜合上述文獻記載、考古學成果，對于華夏文化中最早出現的“揚州”的地理考證，至少可以做如下幾點判斷：一是古揚州的地理范圍，包括今天的揚州地區是確定無疑的；二是古揚州地理范圍的中心，大約在今天的蘇浙皖交匯地區，這和今天揚州都市中心地區存在著非常大的距離；三是古揚州地理范圍雖然極其廣泛，但是，非常耐人尋味的是，真正保留揚州之名的，恰恰是位于其北部邊緣的江淮地區，而不是蘇浙皖交匯的核心區。

二、揚州古城文化溯源

今天人們說到揚州，一般指的是作為城市的揚州，那么，揚州古城是如何發展而來的呢?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學發現，揚州以城市的面貌出現在華夏文化中，最早來自春秋時期的邗城。邗城建造于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早在周代，揚州地區存在一個叫邗國的小國家。當時揚州屬于古邗國地域。據《墨子?兼愛(中)》記載：“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據清代孫詒讓《墨子f詁》注：“干，邗之借字。”這里的“邗”指的就是古邗國。

考古學發現，古邗城的遺址在今揚州市西北約2公里許的蜀岡南沿，至今仍保存相當完好。根據地質考察報告，這一帶地質地貌以蜀岡為界，有明顯的區分。蜀岡和蜀岡以北的地方屬下蜀黃粘土，蜀岡以南地區，屬沖積黃沙土(沖積母質上孕育起來的黃色沙土層)，它形成年代僅一萬年左右。下蜀黃粘土地區，無疑是適宜古人類居住的。而邗城就在蜀岡北部一塊平地上。1978年南京博物院進行調查和發掘。古城周長7公里左右，平面呈不規則方形，城址西起蜀岡東峰的觀音山，東達小茅山，北到古雷陂之南，南臨蜀岡南沿的長江古岸，即今觀音山下東西一線。古城遺址的地面上仍殘留不少版筑城垣、壕塹和古河道的遺跡。有學者研究證實：城的南沿臨蜀岡南麓斷崖，斷崖下即是長江。城系方形，為版筑城垣，周長約十華里。城南有兩道垣，外城垣和內城垣之間有濠，外城之外，也有濠環繞。傳說城沒有南門，北面為水門，只有東西兩面有城門，這種形制，與江南的越城、奄城遺址很相合。20世紀50至70年代，考古學界多次對蜀岡上的古城遺址進行挖掘考察’發現古城城墻有內、外兩重，內城周長大約5000米，外城周長大約6000米，不僅在內城和外城之間筑有城壕，而且，外城之外還有城壕環繞，學界認為是古邗城所在，并出土了大量印紋硬陶罐、青銅兵器和工具等文物，經鑒定為春秋時期吳國文化遺存。這表明邗城時期，揚州已經創造出了相當發達的城市文明。需要指出的是，邗城是揚州在漫長的城市文明史中第一次登場，雖然此后城市名稱不斷更改，但是，考古學發現證明，封建時代揚州城屢次改建、擴建的地址，大都在邗城舊址的基礎上向外延伸擴張，“漢廣陵城的內城是重復于邗城舊址之上的”。在這個意義上，揚州城市一切文明的產生都是以邗城為基點的。

在華夏文化中，揚州一向以“煙花三月下揚州”、“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等浪漫奢華而著稱，但是，創造了這樣燦爛文化的揚州古城，最初不僅與此毫無任何關系，而且，完全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因為揚州城市最初完全是被用于血腥的軍事目的。

春秋末年，邗國被江南吳國所滅。此后，江南吳王夫差企圖吞并中原，當時吳國版圖主要在蘇南和浙北地區，齊國遠在淮河以北，如果實現攻擊齊國的軍事計劃，就必須穿越長江至淮海之間的廣大地區，而當時兩大水系之間并無直接的河道相通，一向以水軍力量取勝的吳國，要么沿長江口出海北上伐齊，要么開挖一條直接溝通長江和淮海之間的河道。無論從當時造船技術水平、出海遠航的風險，還是江淮之間河流湖泊縱橫的便利條件，吳國無疑要選擇后者。于是，公元前486年，“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水經注》)。《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注：“于邗江筑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經學者考證后具體情況如下：“吳國在今揚州市北面筑邗城，于邗城下挖深溝，引長江水向北，經廣武、陸陽(舊高郵州南三十里)兩湖之間，入樊良湖(舊高郵州西北五十里)，轉向東北人博芝(今寶應縣東稍南七十里)、射陽(今寶應、淮安兩縣東六十里)兩湖，又折向西，經白馬湖(今寶應縣西北二十五里)到末口(今淮安縣北)人淮河。從此，長江、淮河兩大流域貫通起來了。這條人工開鑿的溝通江淮的運河由于臨近邗城，便被稱為邗溝，又稱‘邗江’(亦作韓江)、‘韓溟溝’、‘中瀆水’等。”另據運河城市專家傅崇蘭先生的觀點，邗溝自吳王夫差開鑿為了運糧、運兵之外，越王勾踐滅掉吳國以后，也曾利用邗溝北上伐齊，周顯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越王無疆攻楚失敗被殺，越國并入楚國以后，邗溝不被軍事所用，便消失無聞了。此后第二次、第三次疏通分別是西漢和東漢時期的事情了。近幾十年來的考古學表明，史料中的邗溝南連長江，北接淮河，其故道至今仍然保留在揚州城內。

篇8

關鍵詞：銅鏡史、菱花鏡、透光鏡、菱花形鏡、鏡賦

銅鏡作為古代重要的文物種類之一，不但是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更承載和反映了古代社會生活和歷史文化。銅鏡種類繁多，紋飾絢麗，變化多樣。在眾多銅鏡種類及名稱中，“菱花鏡”是流傳最廣泛，最具影響力，同時也是最具迷團的銅鏡。

雖然菱花鏡被各類書籍，尤其是文學作品中廣泛應用，然而菱花鏡的命名和定義卻存在很大的模糊。正確理解菱花鏡的真正內涵及外延，對于研究銅鏡的發展史，以及對古代文化及文學作品的解讀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詩文中的菱花與鏡銘中的菱花

古代文獻中菱花鏡的最早相關紀錄是庾信的《鏡賦》一文和詩句“鏡失菱花影，釵除卻月梁。”“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等。到了隋以后菱花鏡被大量寫入詩詞之中。如隋朝薛道衡“自知蓮臉歇，羞看菱鏡明。”；唐朝李白“狂風吹卻妾心斷，玉箸并墮菱花前”，白居易“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劉禹錫“菱花照后容雖改，蓍草占來命已通”“把取菱花百煉鏡，換他竹葉十旬杯”；韋應物“鑄鏡廣陵市，菱花匣里發”等。

菱花鏡被大量寫入古代詩文之中的同時，古代銅鏡上的鏡銘，也開始有大量關于菱花的記載。

如隋代的鏡銘中出現“開花散影”、“照日花開”等句，雖未明確稱菱花，但卻明確表示了花和照日、影的關系，與庾信《鏡賦》中的“照日則壁上菱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到了唐初，銅鏡鏡銘中則更有“鏡發菱花、凈月澄華”“照日菱花生、臨池滿月出”等句。

二、前人試解菱花鏡

至少自宋代起，學者就開始對菱花鏡的成因及定義就開始了專門研究。如宋人陸佃《埤雅.釋草》、宋人羅愿《爾雅翼》等。到了現代，孔祥星、高次若、冀和、李隨森等學者更是對于菱花鏡開展了更為綜合具體的研究。

經過筆者總結，這些學者對于菱花鏡來歷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觀點。

1.形制說

認為菱花鏡即是菱花形鏡，宋人羅愿。學者孔祥星均持此觀點。如宋人羅愿《爾雅翼》中便有“昔人取菱花六觚之象以為鏡”等句。

孔祥星先生則認菱花鏡即是考古學上指的菱花形鏡。孔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出：韋應物、劉禹錫詩中提到了揚州菱花鏡，顯然是指銅鏡的形制，唐鏡突破前代圓形、方形的形制，出現了多種新的花式鏡，菱花形即是最具特征的一種。

但是持形制說的人，都忽略了早期鏡銘和詩文中所出現的菱花鏡詞匯。前面筆者已述，在南北朝時期文學作品中已經大量出現菱花鏡，隋至唐初時期，菱花這一鏡的代表意向也已經大量出現在鏡銘之中。而此時，考古學上的菱花形鏡這一形制卻并未出現。

考古學上的菱花形鏡始出現于唐高宗、武則天時期。能明確年代的最早菱花形銅鏡則是唐中宗神龍三年出土的菱花鏡。宋代羅愿《爾雅翼》中所描述的鏡形，即是考古學中的“六出菱花形鏡”而這類銅鏡則是在北宋神宗到南宋初這一時期產生的。距離更遠。

高次若、冀和、李隨森先生也都從不同方面指出了這一觀點的不足。主張菱花形鏡與菱花鏡區別對待。

2.紋飾說

冀和在其《唐代菱花鏡之管見》中認為：“判定鏡名應以主題紋或銘文為主要依據。”他以此為依據，在批評了形制說之后，卻又認為鏡背有纏枝菱花紋飾的銅鏡應叫作菱花鏡。這顯然是以現代人的眼光來判定古人思想。雖然古人有時會以紋飾來定鏡名。但是大多數時候，古人定鏡名的根據是多方面的，缺乏科學性與規范性。如百煉鏡、千秋鏡等，不一定以紋飾為依據。

而且以唐代以后才出現的銅鏡紋飾來解釋菱花鏡，根本無法解釋唐朝以前大量出現在鏡銘文獻中的菱花鏡。

3.美譽說

李隨森先生在《唐代“菱花鏡”考辯》一文中，簡述了各家說法優劣之后，提出菱花一詞是指對銅鏡晶瑩明亮質也的贊美之詞。然而古人形容晶瑩明亮，常用玉、月、雪等詞語，用菱花形容晶瑩明亮，似乎成例，失之牽強。

4.照日說

北周時期庾信在《鏡賦》中最早提出“臨水則池中月生、照日則壁上菱生”的句子。可以看作“菱花鏡”之迷的最早解釋。但是對這一句理解，卻各有不同。高次若先生將其解釋成“圓形的鏡子如同在陽光的照耀下反映出來的影子形如菱花，故曰璧上菱生。”而高次若先生在此則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將原文“照日則壁上菱生”寫成了“照日則璧上菱生”壁和璧一只之差，卻繆之千里。璧可以理解成似玉璧形的圓狀物品，而壁則只能指墻壁。二是太陽無論如何去照，鏡子本身都不會象菱花。

三、“照日菱花出”的真正涵義

我們認為最能真實反應菱花鏡這一名稱本意的，還應是北周庾信的鏡賦中的詞句：“臨水則池中月生、照日則壁上菱生”。臨水則池中月生這一句很好理解，銅鏡光影入池，必是圓形似月。而“照日則壁上菱生”則有些難以理解。通常思考，圓形銅鏡照日光影照在墻上，是很難有菱花類圖案出現。而根據筆者的考證，這其中真正的含義應是古鏡中的一種奇妙現象，即“透光鏡”現象。

一些古代銅鏡有透光效應，平時看并無特殊之處，然后當日光照射時，鏡背的銘紋圖案就會反射到墻上，十分神奇。日本稱這種銅鏡為魔鏡。關于這種古鏡的透光效應。隋末王度《古鏡記》中有明確記載。“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以照日，必影徹墻壁。”正好與庾信“照日則壁上菱生”記載相同。

關于透光銅鏡的形成原因，自宋朝沈括起，古今中外學者就進行了大量研究和論述，也做過一些實驗，提出過各種各樣的假設。但至今尚沒有一個公允的結論。本文研究重點并非“透光鏡”具體原理，因此不對此做展開論述。但總之，透光鏡是真實存在，而且照日后能將鏡背紋飾映在墻上，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那么，照在墻上的光影是否如菱花呢？

庾信所處的南北朝至隋時期，由于連年戰亂，鑄鏡業受到很大影響。當時所鑄銅鏡大都為東漢遺流鏡形，創新不多。這些種類銅鏡，布局比較嚴整，加之鏡鈕、圈帶的獨特布局。照在墻上，鏡背圖案反應在影子中，層次分明，正似菱花開放。為了更清楚說明，現僅將《中國銅鏡史》所列的透光鏡圖案錄于下。從該圖上可看出，兩枚銅鏡對日后，鏡背上的圖案反射到墻上，較原圖案有所模糊、變形。但墻上映出的圖案，卻正如菱花綻放，花瓣、花芯俱全，惟妙惟肖。將墻上的光影，譽其為菱花，毫不過分。

根據何堂坤先生《中國古代銅鏡的技術研究》所記。透光鏡最早出現在漢代。之后歷朝歷代都有透光鏡的鑄造和著述。王度《古鏡記》中所載銅鏡，其實正是隋時常見的八卦十二生肖鏡。

四、結論

綜上所論，筆者認為，古代“照日菱花出”中的菱花，鏡銘中“鏡花菱花”中的菱花，本意都是指透光鏡所映在墻上的菱花形圖案。只有這樣“照日則壁上菱生”才有最為合理的解釋。

而自庾信《鏡賦》之后，菱花鏡則被當成典故，這以后，著作花被大量應用在詩文之中。“菱花”的內涵也隨之擴大，被當成了鏡子的代名詞，如白居鏡“恰似菱花鏡上行”便將湖水比成了菱花鏡。此時的菱花已與“透光鏡”的本意無關，而成了一種夸獎的贊美之詞和用典的華麗詞匯。僅以清代曹雪芹的巨著《紅樓夢》為例。其中就有大量菱花鏡的詞句。如：“菱花鏡里形容瘦”“畫一幅行樂圖，鑄一面菱花鏡”（脂硯齋評語），還有寶玉對紫鵑說的“我看見你文具里頭有三兩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菱花鏡在古代文化中的巨大影響，從此可見一斑。（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長安校區歷史文化學院）

參考文獻：

[1]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M]，文物出版社，1984

[2]管維良.中國銅鏡史[M]，重慶出版社，2006

[3]何堂坤.中國古代銅鏡的技術研究[M]，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4]李隨森.唐代“菱花鏡”考辯[J]，洛陽工學院學報，2001.9

[5]冀和.關于唐代菱花鏡之管[J]，東南文化。1998。1

[6]高次若.菱花鏡小考[J]人文雜志1993.6

篇9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中國思想史學科理論與方法的認識發生了一些變化。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思想史是否需要運用哲學觀念來剖析?有人提出中國思想史應與哲學史保持一定距離，認為參照西方哲學來挖掘中國思想，既不能證明中國思想有西方那樣的哲學，也不符合中國思想的特點。其次，如何從學術史的角度深化思想史的研究?有學者深感過于主觀化的詮釋不符合中國思想史的真實，認為傳統學術史的方法如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仍然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正途，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方法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輔助。其三，思想史研究如何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與過去把思想史置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具體背景的做法不同，人們關于社會史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學者提出社會史應該更加關注社會經濟生活以外的其他生活方式。

張豈之教授主持的《中國思想學說史》6卷9冊本，在繼承和發揚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觀點的基礎上，對中國思想史的理論問題、方法問題以及許多重大學術問題，提出了獨立的看法：

1　明確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該書認為：學科理論與方法創新是在充分消化前輩學者研究成果基礎上的創新，理解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明晰我們現有的基礎和努力的方向。侯外廬對中國思想史的學科定位，是在繼承中國思想學術研究傳統、吸收西方學術理論的基礎、參照同時代學人研究成果基礎上所做出的科學判斷。他所揭示的中國文明早熟論、私有觀念缺乏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突出的特點、實踐方式的變化不能改變封建土地國有制的實質、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具有與西方啟蒙思想不同特點等種種論點，是中國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創見。

2　勾勒出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的整體面貌。該書共分先秦卷、兩漢卷、魏晉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共6卷，其中每卷又基本分為社會篇、經學篇、子學篇、宗教篇、科技篇，力圖全面展示各歷史時期中國思想發展史的整體狀況以及每一種思想學說的完整的發展歷史，既有助于讀者了解中國思想發展的全貌，也有助于讀者了解每類思想內容的深度。

3　論述了以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許多薄弱環節，推進了中國思想史一系列問題的解決。例如先秦卷詳細敘述了前諸子時代的思想發展歷程；兩漢卷詳細敘述了經學思潮在漢代的發展歷史，分析了經學與漢代政治的結合程度，澄清了關于經今、古文之爭的一系列模糊認識；魏晉南北朝卷詳細論述了玄學思潮的曲折變化，對東晉玄學思潮的繼續發展以及它與佛、道二教的滲透給予了高度重視，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隋唐卷對于紛繁復雜的佛學理論體系做了精煉而準確的釋讀，補充了6―9世紀佛教宗派沖突與融合的大量史實。宋元卷充分展示了理學思潮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揭示出理學思潮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明清卷對乾嘉學者的學術理念提出了富有創見的討論。上述研究，充分展示該書立足于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前沿，具有獨立的、成系統的觀點。

篇10

    首先是歷史學家的“內在”路徑。

    19世紀,歷史學開始成為一個專業學術研究領域。在那個強大的民族國家日益形成的時代,歐洲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民族共同體應當是歷史學和社會學分析中的基本單位。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日益關注于個體社會的研究,尤其是對歐洲各個民族共同體的研究。而面對工業化和對外殖民的進程,他們認為只有歐洲才實現了真正的歷史發展,而其他地區則正好相反,始終處于停滯和一成不變的狀態。他們提出的社會變革和歷史發展的模式也完全依據歐洲的歷史經歷。到19世紀后期,許多學術研究都反映出這種看待世界的觀點,歐洲學者也將這些學術研究活動進行了整體分工:歷史學家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歐洲的政治發展史,包括歐洲的世界擴張;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考察當時的歐洲社會;東方學者研究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國這些很早就跨入文明時代但是通常被認為停滯不前的社會;人類學家則負責研究非洲、東南亞、美洲和大洋洲那些無史料記載、通常被認為缺乏任何自有歷史的民族。

    然而,到20世紀中期,世界遭到的巨大震蕩刺激人們重新思考如何定位人類的共同體。世界大戰的遭遇、核毀滅的威脅、非殖民化的推進、種族歧視的世界性批判、國際組織的產生、新的世界移民浪潮、多元文化論的擴展,所有這些使人們清楚地看到,民族國家和個體社會都不能孤立地決定自身的命運。換句話說,所有的國家和社會都參與到更廣大的交流網絡體系中,這種網絡體系已經深刻地影響到全世界范圍內人們的命運,也就是說,應當以更大的外延來定義人類共同體。另外,傳統史學領域的專門化造成了知識結構的碎化,在相當程度上使歷史失去了意義,不論是學者、教師還是政府官員和普通公眾都要求重新整合歷史知識,形成看待歷史的新視角。在這種形勢下,一些歷史學家日益拋棄傳統的思維模式,開始探求歷史上大范圍進程的發展動力。例如,長期以來,對于16世紀世界上幾乎同時興起的幾個大帝國、16、17世紀的全球白銀流動這樣一些歷史表象,歷史學家都非常熟悉,但直到最近他們才試圖尋找哈布斯堡西班牙、莫臥爾印度和俄羅斯的帝國擴張這樣一些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系,才系統地追溯白銀從秘魯、墨西哥和日本的銀礦向歐洲、南亞、特別是中國市場的流動。在這種研究中歷史學家發現,從全球聯系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解釋一些歷史模式,更好地追尋歷史的意義。這便是源自歷史學科本身的通向全球史的“內在”路徑。

    其次是科學-文化的“外在”路徑。

    在民族國家歷史主導興起中的歷史學專業的時代,其他學科的學者們卻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和思考著身處其中的世界,這最終推動了歷史學的轉變和全球史的興起。

    早在18世紀,威廉·瓊斯爵士就設想了一個共同的語言家族,其中包括的語言很廣,從不列顛島的克爾特語到古代印度的梵語。19世紀,查爾斯·達爾文提出了人口進化論,而亨利·梅因和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深入研究人類早期的氏族制度。20世紀初,阿爾弗雷德·魏格納研究地質模式,探索大陸漂移。與此同時,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經濟結構為中心,試圖用所有這些新知識來重新描繪人類社會的宏大圖景。到20世紀中期,上述理論有一部分得到了證實。古生物學家的發掘確立了人類演化的模式,碳-14和鉀氬測年法通過實驗證明了社會和地質年代的跨度,地質學測定出大陸漂移的大致情況。這些領域的學者通過其廣闊的視野、種類繁多的材料和科學的方法,開拓了通向全球史的“外在”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