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狀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力市場狀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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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個城市分布在全國各大區域，擁有市區人口1.24億人，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人口的48%；擁有市區從業人員（含城鎮個體勞動者）近5391萬人，約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從業人員的55%.

與去年年底相比，從城市數量看，增加了27個城市；從人口規模看，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個百分點，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從業人員的比重上升了7個百分點。覆蓋范圍進一步擴大。

總體而言，2002年全國89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主要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征：

1.從全年總體狀況看，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為0.79.分季度看，其求人倍率從2002年一季度的0.73升至四季度的0.89.

2.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需求格局基本穩定。

2002年監測城市第一、二、三產業需求人數所占比重依次為1.9%、27.2%和70.9%，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就業需求格局基本穩定。與2001年相比，第二產業的需求比重上升了1.6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的需求在原比重較大的基礎上基本持平。

3.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依然占據主體，制造業需求有較大增長。

2002年各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集中在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其用人需求分別為32.4%、21.7%和19.8%，三者合計約占總需求近3/4.

與2001年相比，三大行業需求增長了7.9個百分點，其中制造業增長幅度最大，增長了4.2個百分點，其次是社會服務業，增長了2.3個百分點。

4.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占據主體地位，兩者所占比重之和約為61.9%.

與2001年相比，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比重增長了7.8個百分點；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需求比重僅占12.6%，與2001年相比，下降了3.1個百分點。

分季度看，私營及個體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用人需求的呈現上升態勢；而國有、集體企業的用人需求呈現出逐季下降的趨勢。

5.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兩大職業，兩大類職業的需求比重和求職比重分別是69.2%和59.1%.

從供求狀況對比來看，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和專業技術人員的供求關系相對緩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別為0.9、0.85和0.7.

6.在所有求職人員中，下崗失業人員所占比重為69.1%，是求職主體。

其中，就業轉失業人員占25.9%，新成長失業青年占20.1%，其他失業人員占12.5%，下崗職工占10.6%.其他類型的求職人員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占21.2%.

與2001年相比，求職人員中失業人員的比重增長了8.8個百分點。分季度看，求職人員中失業人員基本呈現上升趨勢，其中增長幅度較大的是就業轉失業人員和新成長失業青年，分別增長了7.5和6.7個百分點。

7.分文化程度看，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供給主要集中在高中文化程度。

從需求看，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總體需求的41.9%，對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比重為22.5%，對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為35.7%；從求職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是勞動力市場的求職主體，占全部求職者的45.2%，大專以上學歷者占了總求職者的28.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職者比重為26.2%.求職人員文化結構和用人單位的需求結構基本一致。

從供求狀況對比看，除碩士以上文化程度勞動者以外，各文化層次的勞動者均處于求職人數大于需求人數的狀態。具體而言，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86；高中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81；大專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67；大學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 0.77；碩士以上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1.26.

8. 從技術等級看，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供給主要集中在職業資格五級、職業資格四級和初級專業技術職務、中級專業技術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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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失業；就業彈性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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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從客觀分析湖南勞動力市場發育現狀出發，指出了目前全省勞動力市場發育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闡述了構建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指導思想、原則、基本思路及其模式選擇。然后，提出了促進城鄉統一市場發育的政策取向及三點對策措施。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戶籍隔離管制；城鄉分割；制度性樊籬；城鄉統一市場；連鎖超市模式；湖南 培育發展勞動力市場，不僅是深化勞動就業制度改革，盡快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需要，也是在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促進就業矛盾全面緩解的客觀要求。那么，作為中部農業大省的湖南，其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現狀如何？“十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怎樣消除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不利影響，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并充分發揮城鄉統一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呢？在此，筆者試為求解這一系列現實問題作一點實證分析與理性思考。 一、湖南勞動力市場發育現狀的實證分析 1995年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 注：此文是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2001～2002年立項課題“‘十五’湖南城鄉就業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三（批準號：201076B） 步完善，我省勞動力市場伴隨勞動力供需雙方選擇性的增強，體系已初步建立，機制正逐漸形成，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已開始顯現。據資料介紹與實地調查，在各級政府勞動部門的精心規劃與政策引導下，我省以勞務輸出、職業介紹、就業培訓、技能開發和失業保險為主要內容的多元社會化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已基本形成，并在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以及促進勞動者就業競爭能力增強等方面已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資料表明，僅2001年全省縣以上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就已舉辦各種形式的勞動力供求見面洽談會2200多場次，有近10萬家用人單位，攜帶56.11萬個就業崗位，主動進入勞動力市場挑選勞動力；全年有87.03萬城鄉勞動者主動到勞動力市場尋找就業門路，其中企業下崗職工20.7萬人，城鎮失業人員26.09萬人，其余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發揮中介作用，已幫助近30萬有求職愿望的勞動者實現了就業再就業，其職業介紹成功率達34％。同時，全年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為廣大求職者提供職業指導64萬多人次，為全省10多萬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提供了就業培訓和轉業訓練，從而極大地活躍了全省勞動力市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省就業壓力的有效緩解。 然而，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就整體而言，由于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還處于初步發育階段，市場運作機制不夠健全，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還沒有真正形成。加之“城鄉戶籍隔離管制”制度剛性的負面影響，使全省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仍然受到種種“制度性壁壘”的阻礙，導致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在發育中還存在不少缺陷與不足，主要體現在： ——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仍存在嚴重的城鄉分割問題。這里講的“城鄉分割”，不僅指勞動力交換場所在空間位置上的分割，而主要指勞動力市場在運作機制上的制度性城鄉分割，即城鎮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在市場交換中至今未建立起統一的游戲規則，因而二者在就業方式上仍然存在種種制度性壁壘。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鎮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就業，一般相應地建立了比較穩定和規范的勞動關系，而農村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應地建立起正規的勞動關系，更談不上享受養老、失業、醫療等項社會保險；二是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統計失業率時，仍僅僅考慮了城鎮這一塊。也就是說，至今農村勞動力即使在勞動統計上的“國民待遇”也還未得到真正落實。這樣，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根本無法獲得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為其提供的職業指導和就業培訓等項服務，而只能游離于城市勞動力市場之外，在體制的邊緣和狹縫中求職業、謀生存。 ——勞動力市場體系的覆蓋半徑短小，市場組織形態的規模不經濟。由于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之公平競爭與非歧視等市場規則不完備，不僅導致勞動力供求信息的搜尋、處置成本及供求雙方相互選擇的機會成本過高，而且使城鄉分割的各類“小市場”彼此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況，造成各個被分割了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其覆蓋半徑無法獲得應有的延伸和拓展。如此，不僅不利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有效轉移，而且使得社會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企業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話。 由此可見，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確實存在運作機制扭曲和城鄉分割的嚴重問題，且導致這些問題的成因無外乎如下幾點： 其一，不夠規范的政府行為是造成市場機制扭曲的一個直接原因。近年來，我省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特別是去年省政府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投資若干政策規定（30條）出臺以來，我省民營經濟發展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不僅支撐了全省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非公有制經濟對全省就業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70％以上。在這一發展進程中，非公有制企業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在效率原則驅使下，考慮到城市非技能型勞動力的價格（市場工資）往往高出農民工許多，且不如農民工吃苦耐勞，其管理難度相對較大的現實情況，更樂于招聘使用農民工。從而，導致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就業再就業的難度加大，并由此造成了經濟高增長與城鎮高失業并存的奇特現象。一些政府部門為扭轉這一格局，緩解城鎮失業壓力，又重新撿起了帶“歧視性”的行政手段，一邊清退農民工，并從政策上人為抬高農民工進入城鎮就業的“門檻”，一邊又大大提高企業使用農民工的收費標準，試圖通過經濟手段迫使非公有制企業“優先”聘用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這一系列消極的“反失業”舉措，其實質是因政府行為失范而帶來的一種針對農村勞動者的“就業歧視”政策，同時也是我國戶籍管理與就業制度改革的一種逆轉，既嚴重破壞了就業競爭的公平公正性，又導致我省就業機制出現新的扭曲。 其二，“城鄉戶籍隔離管制”的制度剛性及由此帶來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導致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主因。近年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全省各地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行政性控制雖有所松動，但由于制度剛性和路徑依賴的不利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時緊時松的問題。特別是傳統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與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的慣性影響，導致即使已經長期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也無法順利轉變成永久性遷移的市民，而只能邊緣化地處于城鄉分割的市場狹縫中四處“漂流”。 據對我省部分市州勞動力市場運作情況的實地調查，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主要是一種制度性分割，其消極后果主要是三點：一是使全省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實現有效轉移，既制約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又妨礙了全省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廣大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使我省有效需求的增加缺乏動力，進而嚴重阻礙我省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影響了全省就業機會的有效增加。二是不利于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形成，并制約了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充分發揮，進而使國企改革、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勞動關系的處理等問題的解決，均已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三是迫使進城農民遠離勞動力市場體外“漂流”，并導致“灰色勞動力市場”盛行和不正當就業競爭加劇，從而反過來加大了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就業再就業的難度。

二、構建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思路 （一）可行性分析 近年來，隨著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勞動力具有商品屬性，培育勞動力要素市場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這一點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已基本形成共識。勞動力商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殊就特殊在無論它交換與否，始終附著于勞動者個人身上。因而，勞動力的商品交換是一種極其特殊的交換。一般說來，我們不把勞動力交換稱為“賣買”，而通常稱之為“讓渡”。這樣，勞動力市場自然也是一種帶特殊性的要素市場。它在履行場內交換時，所讓渡的是一種依附于勞動者自身的勞動力。故嚴格地說，勞動力市場是一種讓渡勞動力的場所及其讓渡過程的一系列“游戲規則”的總和。通常，我們將前者稱之為勞動力的有形市場，將后者稱作無形的市場機制。 正因為如此，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之所謂“城鄉統一”，并非要求進行勞動力交換（讓渡）的有形場所在時空上要一致起來，而主要指在勞動力交換（讓渡）過程中，無論城鎮還是鄉村，都必須實行統一的“游戲規則”，而不能有任何制度性“壁壘”，更不能對某一群體有所“歧視”。 可見，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構建是否具有可行性，主要取決于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壁壘”能否沖破。即能不能消除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和有差別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這兩項傳統制度進行改革創新后，其正面效應是否大于負面影響。我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上述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一是從法律的角度看，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早已明確規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生活的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包括平等的勞動權和居住權等。實行傳統的城鄉戶籍隔離管制和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這一事實上的“身份歧視”政策顯然有違“國民待遇”平等的法理。二是從改革發展的趨勢看，縮小城鄉和全體勞動者的身份差別，實現市場供給主體的公平公正競爭，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總趨勢。同時隨著我省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也迫切需要“減少農民，增加市民”，改變農業剩余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原始轉移方式。三是破除傳統的城鄉戶籍管理和有差別的福利保障制度，不僅是逐步消除城鄉與工農“兩大差別”的需要，也符合國際通行規則，且改革和創新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它的創新收益主要體現在：其一，有利于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緩解農村就業矛盾，并提高我省農業勞動生產率，從而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消費水平提高；其二，有利于加快我省城鎮化進程，推動全省產業升級和二、三產業比重的提高，從而使整個經濟的就業容量增加；其三，有利于增加城鎮勞動者就業的替代壓力，促使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在轉變就業觀念的同時，通過培訓迅速提高自身素質和就業競爭能力。可見，從我省實際出發，盡快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指導思想與原則 “十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指導思想是：以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論述為指導，從盡快形成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積極擴大城鄉就業，改善全省人民生活出發，在認真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湖南省情，順應全省推進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和總體要求，在進一步深化城鄉戶籍管理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大力培育發展全省統一、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為全面緩解城鄉就業矛盾、穩定就業局勢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外部條件。 其基本原則是：①統籌兼顧原則。今后，我省在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過程中，必須把城鎮就業與農村就業一并考慮。特別是在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中，必須城鄉統籌兼顧，而不能再搞新的“城鎮就業壟斷”，更不允許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采取“歧視性政策”；②宏觀調控原則。要通過對城鄉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的經常性調查，及時掌握全省勞動力資源的供求數量、供求結構及其城鄉分布狀況，并適時采取經濟的和政策的措施，從宏觀上合理調控城鄉失業率，以盡量避免矛盾沖突；③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當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突出，失業壓力較大時，全省各級政府要通過積極的就業投入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以提高全省經濟增長的就業密度，并大力發展就業容量大、投入少、見效快的第三產業和民營企業。當全省勞動者的就業比較充分，市場供求處于均衡時，我們又必須注重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以提高用人單位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益，并盡可能裁減企業冗員，促進企業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升級。 （三）基本思路與目標模式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與原則，我省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思路是：第一步，由全省各級勞動部門抽調專門力量，認真開展今后一個時期城鄉勞動力資源的調查預測，并對各大產業的發展概況以及今后一個時期勞動力的需求作出科學預測，在澄清勞動力供需底子的基礎上，建立起勞動力供需的動態模型，為培育全省統一勞動力市場提供現實依據。 第二步，對全省現有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及其服務機構（包括職業介紹中心、鄉鎮勞動服務站）進行電腦聯網，以暢通勞動力供需信息的傳輸渠道，并切實做到全省信息資源共享。同時，順應加快城鎮化的需要，為促進小城鎮服務業的發展，重點扶持縣鄉兩級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建設，使之盡快成為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有形載體和可靠基礎。 第三步，切實深化戶籍管理、社會保障和農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就業地入戶登記、農用土地合理流轉和無差別的福利保障等項制度，從而消除妨礙全省城鄉勞動力流動、轉移的種種制度性壁壘，為盡快建立全省統一、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步，在進一步暢通信息渠道，降低信息搜尋處置成本，優化勞動力供求信息傳輸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現有勞動力市場的覆蓋半徑，從而使全省各地彼此分割的各級各類“小市場”，通過現代信息傳輸手段，不留死角地全面實現聯網運作。 本著這一基本思路，筆者主張，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目標模式應選擇為：覆蓋半徑大、組織成本低，且勞動力供求信息搜尋渠道暢通、傳遞方式先進的“勞動力連鎖超市”。

三、促進城鄉統一市場發育的政策取向及對策 （一）政策取向 眾所周知，勞動力的配置與再配置，以勞動力的流動為必要條件。能不能建立起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盡快形成勞動力的市場配置機制，關鍵在于能否迅速拆除有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樊籬”。那么，目前仍有哪些制度性樊籬在妨礙著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拆除這些“樊籬”的政策取向如何呢？我們認為，也許其最大的“樊籬”即在于“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及伴隨而來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已成為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過程中，阻礙勞動力供求雙方自由交換與選擇的一種“超經濟的行政性強制”。因此，今后我們拆除這一樊籬，破除“超經濟的行政性強制”的政策取向，就只能是徹底消除城鄉界限，逐步縮小城鄉之間不合理的福利保障差別。今后制定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基點，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調整與制度創新，使城鄉勞動力能夠合理流動與自主擇業，并使勞動力市場真正成為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和主要手段。 （二）對策措施 為拆除有礙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剩余勞動力流動轉移的樊籬，沖破不利于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形成和發育的制度性壁壘，促進全省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筆者認為，必須采取如下對策措施： 第一，盡快建立起有權威和全省統一勞動力供需信息的搜尋與組織系統及其管理制度。據問卷調查，目前，影響全省城鄉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實現就業再就業愿望的因素很多，除個人主觀原因（包括就業觀念、文化技術素質等）外，戶籍與地域限制、擇業自由、用人單位進人限制等制度因素仍構成主要障礙。然而尤其值得重視的一個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勞動力供需信息不完全。據對湖南省益陽市近1000名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近200名企業下崗職工的抽樣調查，分別有40％的農民和25％的下崗職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事做，哪些工作適合我做”，還有35％的人認為如今“找事做需投入的時間、開支和精力太大”。可見，在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下，勞動力供需信息機制運作的狀況如何，對勞動者尤其是農村勞動者的就業和轉移產生著十分重大的影響。因此，適應市場取向就業制度改革的需要，為發揮城鄉統一市場對社會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我們必須切實抓好勞動力供需信息搜尋的網絡建設，并通過對全省城鄉廣泛的勞動力資源調查與需求預測，及時掌握其供求狀況。同時，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儲存、交流、傳播與咨詢工作，發揮信息的引導作用，為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提供優良的信息服務。此外，必須把著力點放在建立全省城鄉統一的供需信息交流系統與制度上，從而依靠信息機制的傳導功能來模糊各“小市場”的邊際，延伸市場覆蓋半徑，以沖破勞動力市場行政分割與城鄉分離的種種制度性樊籬。 第二，矯正政府行為和勞動政策的目標取向，發揮全省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催化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以及構建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中的積極作用。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整個社會經濟包括勞動經濟的運行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國家宏觀調控包括社會失業率的調控，都要在市場有序運作的基礎上進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目標模式——“連鎖超市”模式，要求沖破戶籍管理的城鄉分割。為此，不僅要改變政府是用人主體這一“角色錯位”狀況，而且要創新戶籍管理與社會保障等項制度，使城鄉勞動者能平等地參與就業競爭和職業選擇。這就要求我們矯正過來扭曲了的政府行為和勞動政策的目標取向，迅速改變勞動就業城鄉分治的格局。今后政府勞動部門的職責不是管理哪些單位或哪些勞動者，而是要通過戶籍和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創新，提供使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能夠有序運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綜合運用法制、經濟和信息的手段，從宏觀上調控社會失業率和規范市場行為上來。 第三，在健全市場服務機構、搞好相關制度創新基礎上，沖破城鄉分割的制度性樊籬，統籌兼顧城鄉就業。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城鄉的就業矛盾十分嚴峻，公開失業尤其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壓力越來越突出，運用統一市場促進全省就業矛盾的緩解已迫在眉睫。適應這一形勢，在我省加快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把健全市場服務機構、開展相關制度創新，作為完善“統一市場”機制的著力點，因勢利導，促進全省城鄉勞動力“連鎖超市”的盡快形成。為此，一是要抓好市場服務機構建設，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職業介紹和人才交流中心，并著力健全全省統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傳輸、交流系統，使之迅速形成部門分工協作、城鄉縱橫相聯的勞動力供需信息網絡。二是要注重市場法制建設，通過立法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執法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秩序。三是要大力進行戶籍管理、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等項制度創新，通過消除勞動力流動尤其是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壁壘，提高城鄉勞動者的文化技術素質和就業競爭 能力，從而為盡快實現農村勞動力市場與城鎮勞動力市場合龍并軌，消除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行政，扭轉勞動就業城鄉分治的傳統格局，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外部條件。 參考文獻： 1、符鋼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經濟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湖南省職業介紹服務中心：《我省勞動力市場供求透視》，《湖南勞動保障》，2002年第6期。 3、蔣學毛：《關于培育我國勞動力“大市場”的構想》，《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 4、蔣學毛：《再論培育勞動力大市場》，《決策借鑒》1996年第5期。

篇4

【關鍵詞】 最低工資 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 買方壟斷

最低工資制度起源于19世紀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如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已實行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制度是政府為了改善初級勞動力的收入狀況而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干預的一種手段，實質是通過強制性的立法把初級勞動力的工資提高到市場均衡工資之上，以此來實現社會公平。

國外對最低工資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資的經濟效益產出方面，包括最低工資制度對社會就業的影響，對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以及對其他工資的影響等方面。主張經濟自由的經濟學家都反對政府干預市場運行，他們認為這樣會降低市場效率，進而給經濟增長帶來危害，所以很多經濟學家對最低工資制度提出了批評，其中以斯蒂格勒1946年發表的《最低工資立法經濟學》最為引人矚目。斯蒂格勒認為最低工資保障制度不僅對減少貧困未能起到作用，反而扭曲了資源配置。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持這種觀點，認為最低工資是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一種干擾。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及其在我國的表現

勞動力市場是一種生產要素市場，勞動報酬、職業穩定性、晉升機會等工作特征應由市場機制調節決定。而現實的勞動力市場被劃分為分割的、自成系統的不同市場、行業或者職位，在不同市場、職業或者行業中，勞動報酬等工作特征完全不同，缺乏橫向的比較性。1954年克拉克·科爾（Clark Kerr）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認為勞動力市場被很多的制度規則分割為許多更小的市場，作為制度規則運行的結果，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外部勞動力市場出現了。1971年皮特·多林格（Doeringers·P）和米切爾·J·皮奧里（Michael·J·Piore）發表了《內部勞動力市場和人力政策》一文，標志著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正式誕生。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說明了勞動力市場典型的非競爭性，強調制度和社會因素對就業和勞動報酬的影響。其中以二元勞動力市場結構論最具典型代表性，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理論將勞動力市場分為一級市場（primary market）和二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這兩個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產業或職業，而是按照雇傭和報酬支付特征來定義。兩種不同的市場在現實中各自表現為不同的系列特征：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理論將勞動力市場分為一級市場（primary market）和二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兩個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產業或職業，而是按照雇傭和報酬支付特征來定義的。兩種不同的市場在現實中各自表現為不同的系列特征：一級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往往工資福利待遇較高、有較多的培訓機會、工作流動性較小、就業穩定、失業危險小、工作條件好、管理過程規范、有很多的晉升機會，要進入此類勞動力市場工作，勞動者必須擁有較高的知識水平、較高的學歷以及較高的個人綜合素質，這類市場上的工作者是比較有前途的，教育和培訓能夠提高個人收入。與此相對照，二級市場（次要勞動力市場）相當于競爭性市場，受供求關系的調節，主要是以勞動的邊際貢獻和市場價格支付勞動報酬，有工資低、職業不穩定、管理不規范等特征。員工自主工作性較低、工資福利低、工作條件差、勞動力流動性高、就業不穩定、管理粗暴、培訓機會少或者沒有、沒有升遷機會。次要勞動力市場的進入壁壘較小，屬于通用的職位，一般講，次要來動力市場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較低，不需要太多的培訓，學歷較低。

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在我國是否有所體現？從總體來看，我國的主次勞動力市場工作特征差異比較明顯，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呈明顯正相關性。而且無論主次勞動力市場，教育對收入的提升都是正面的，但是在主要勞動力市場更為重要，這說明低收入者要想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區就業，他們相信次要市場是低效率的信號。這進一步說明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現象已經非常嚴重。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呢？有學者指出，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是多重分割格局，主要是制度規則導致的（李建民，2002）。行政因素或者政策因素主導了我國的所有制、產業、城鄉等多元化分割格局（楊宜勇，2001）。綜合起來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現象已有所體現，且表現出與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與我國的所有者體制改革、城鄉差距的擴大和產業分割現象是相互結合在一起的。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所有制分割。一般認為國有企業的內部勞動力市場具有工資統一、福利完善、就業穩定等特點，不同的人力資本勞動者的報酬差別不大，這必然引起人才流失。而新生部門則以民企為代表，其工資支付依照市場原則。國有企業的改革，分流出來的職工到底是進入新興市場還是繼續留在原有的市場準備自愿性失業呢？這種國有和非國企業的分別，對勞動者的就業選擇將產生重要影響。

二是城鄉分割。在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方面，戶籍制度所受的指責最多，被認為是阻礙勞動力城鄉自由流動的制度性約束，遷移者難以獲得合法的工作機會和待遇。實際上，戶籍制度不但起著就業保護的作用，而且因為這戶籍制度關系著能否享受到各種城市福利的資格。特別是在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和保障水平存在城鄉差異時，這種市場分割程度就越發嚴重。

三是產業分割。產業分割是依賴與政府的壟斷政策，壟斷的大型國有企業，占有豐厚的壟斷租金，足以建立新式的內部勞動力市場，這類市場排斥這個企業之外的求職者。這種分割不完全是舊體制的原因，更多的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

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引起勞動力在不同市場的流動障礙，各個市場的門檻和壁壘作為提高交易費用、降低交易效率的主要原因，而且容易引起一些尋租行為和違規行為。那么根據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一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有較高的知識和技能水平，工資較高，他們的均衡工資水平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資水平，此時最低工資制度將不會發生作用。那么，最低工資制度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其對二級市場的影響。二級市場中的勞動力市場通常是非熟練的初級勞動力，技術水平低，相互替代性較強，加之我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遠大于需求，工資長期處于低水平狀態。因而買方在交易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對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決定有較大的發言權，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買方壟斷市場，而不是我們之前分析的完全競爭市場，這時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就會發生變化。

二、買方壟斷情況下的最低工資效應

由于買方壟斷企業在產品市場是完全競爭者，故其產品的邊際收益與產品價格相等：即MRP=P。但是，由于此時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不再是完全競爭者，故其勞動力價格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常數，從而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不再等于勞動力價格。假設勞動力的供給函數為W（L），則成本函數為L？鄢W（L），于是，勞動力的邊際成本函數（MLC）如下：MLC=[L？鄢W（L）]`=W（L）+L？鄢dW（L）/dL從上式可見，勞動力邊際成本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勞動力的價格W（L），表示企業為增加使用勞動力所必須支付給新增加的勞動數量的價格，這是由于勞動數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成本增加。第二個部分為L？鄢dW（L）/dL，其中dW（L）/dL反映了由于增加使用勞動力而引起價格的變動，故第二部分表明：企業所雇用的總勞動數量的變動導致了每個員工工資價格的變動。如圖1所示，勞動力的邊際產品收益曲線MRP與勞動力的邊際成本曲線MLC的交點確定了買方壟斷企業的最優勞動使用數量，雇用數量決定于在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的那一點。當企業的勞動需求量確定為E0，時，勞動力的價格由勞動供給曲線S決定，即為W0。在這個市場上企業以低于均衡工資的工資雇傭了E0的勞動力，企業收益最大。

當工資率從W0上升到Wm，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會雇傭Em個工人。但雇傭量卻還是從E0上升到Em。于是，對于買方壟斷的企業來說，強制性的工資率會同時提高勞動力的平均成本（也就是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正是邊際費用的下降才導致了企業在短期中擴大生產規模和勞動力的雇用數量。因此，如果對買方壟斷的企業實行強制工資率，那么就可能會使得企業的工資率和雇用數量同時上升。以上我們分析的這種情況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在圖的情況下，只有當最低工資率被確定在W0和W1之間時，雇傭量才會上升。如果最低工資率位于W1以上，它會導致MLC的提高，雇用水平會下降到E0以下。第二，圖1中的MRP曲線是固定的，也就是說這只是買方壟斷企業對最低工資的短期反應。

所以，當勞動力市場處于買方壟斷的狀況時，如果不存在其他干預，則壟斷買主所雇用的勞動力的邊際成本處處都高于其供給價格，雇用數量決定于在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的那一點，即圖中的E0點。如果政府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則壟斷買主成為一個價格接受者，此時雇用水平上升到Em.因此，如果高于原先的W0，低于競爭性工資W1，則最低工資標準會使就業增加。如果Wm=W1，則雇傭量上升到競爭水平，一旦Wm>W1，則雇傭量就會下降。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不能得出唯一的結論，最低工資政策是減少還是增加就業，還是對就業沒有影響，要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具體狀況。如果勞動力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狀態，最低工資的實行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就業；如果勞動力市場處于買方壟斷的狀態，且最低工資水平合適，那么這一政策還會增加就業；如果雇主減少員工的其他福利，這在客觀上會削弱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

三、結論

在短期內如果能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在W0和W1之間），最低工資制度在提高勞動著工資的同時也能夠提高雇傭量。從長期來看，工資率的提高會產生替代效應，即用相對廉價的資本替代勞動，從而使雇傭量減少。但是，由于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效果開始顯現，人口出生率明顯下降，2020年勞動力供給將比2010年減少619萬，以后勞動力的供給會逐年下降，工資率的上升所引起的替代效益可以減輕由于勞動力供給減少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也是符合我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變的發展戰略。所以，在短期內最低工資制度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減少收入分配兩極分化，促進社會公平；從長期來看也可以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高效率。因此，根據經濟學家們對最低工資的研究以及目前中國的現實，應該將最低工資研究的重點放在如何制定合適的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制定以后如何去執行，對于不執行的行為，該采取怎么樣的處罰和挽救措施以及這一政策在中國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等問題上，而不是仍然繼續停留在要不要實行這一制度的爭論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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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羅小蘭：我國勞動力市場買方壟斷條件下最低工資就業效應分析[J].財貿研究，2007（4）.

篇5

關鍵詞：就業；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

一、導言

隨著我國的就業體制從“統包統配”徹底走向“市場化就業”，國有企業改革的“再就業工程”使數以千萬計的傳統產業工人下崗、轉崗：加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使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入城鎮就業：高校擴招又使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特別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就業問題更成為全世界共同的難題，我國經濟近年來雖然一直保持8％以上的GDP年平均增長率，只在2009年上半年下滑至7.1％，但就業形勢同樣嚴峻，2002年以來城鎮登記失業率始終保持在4％以上，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在2003年后每年都超過了800萬人。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對于促進就業、維護社會穩定、加速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

國內學者對于就業的研究主要有：以胡鞍鋼博士為代表的學者關于我國城鎮失業的研究，以中國社科院的蔡防研究員為代表的學者研究了勞動力的城鄉流動、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與歧視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等多方面問題，以袁志剛為代表的理論研究，集中體現在其著的《失業經濟學》之中。還有楊宜勇對經濟轉型期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狀況的分析。

而本文的研究把有效需求限定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勞動力市場之內，區別于凱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理論，只有增加就業數量的需求才是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隨后探討了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最終基于文章的分析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二、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需求狀況

(一)勞動力市場“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

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直觀地反映在企業提供崗位的多少，間接體現在勞動力的就業之上。企業招工與人員就業看似具有直接因果聯系，企業招聘的人員越多必然導致人們就業的輕松，然而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卻出現“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的現象。2003年起開始出現“民工荒”，2004年甚至在農民工輸出大省，也出現企業招工難的現象。200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全國113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監測數據分析表明，各技術等級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都供不應求的狀況，技師和高級技師的嚴重短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可見大多數農民工的崗位技術性不強，受市場形勢的影響非常大。農民工技術能力的要求直接影響著其需求。同時，擁有高學歷的大學生群體也出現就業困難，盡管持續的經濟增長產生了旺盛的勞動力需求，高薪招攬人才的報道屢見不鮮，但隨著高校擴招普通高校畢業人數逐年增多，2008年已逾580萬，而年平均就業率自2001年以來逐年走低，2008年為70％。高校畢業生失業人數達到174萬。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二)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馬克思在其工資決定理論曾提到，在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由就業的“勞動”供求決定而不是“勞動力”的數量來決定，勞動力的數量可以由雇主方面自身決定：因此，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勞動力市場上雖然可能存在整體的“勞動”需求增加，但不一定會導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即就業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這一觀點可以很好解釋“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的現象，我國勞動力市場對于勞動的需求增加，卻并沒有形成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因而直接導致“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的局面產生。因此，勞動力的有效需求指的是在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實現平衡時的勞動力需求。它表現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意愿的吸納水平。只有帶來就業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才能稱作構筑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三、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探討

盡管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比較旺盛，但鑒于我國勞動人口眾多、國民教育水平不高、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就業容量有限的基本國情。21世紀頭20年，受我國城鎮化將加快發展，人口年齡結構劇烈變化，農村人口繼續向城市轉移，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經濟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總體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換言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一)歷史性原因或經濟體制轉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所有制結構單一，國有經濟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非國有經濟沒有得到發展：到經濟轉型初期后，國有企業受到市場化的沖擊，冗員情況嚴重，不得不將富余人員釋放出來。而此時非國有經濟的勞動力需求卻嚴重不足。大批人員的下崗、轉崗、再就業，不僅僅在當時造成了失業率居高的局面，也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形成了就業壓力。

(二)經濟產業結構導致勞動力需求不足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第二產業，尤其是重工業，始終是國家經濟的命脈，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高的比重。但是第二產業的經濟增長所能夠創造就業的能力卻很低，制造業部門技術水平的提高使得資本有機構成上升，一定程度上造成“機器排斥工人”的現象：同時，能夠吸收大量就業的第三產業發展嚴重不足。最終的結果就是“奧肯定理”在我國失靈，經濟增長帶來的創造就業能力下降，這集中體現在近幾年來就業彈性的下降。

(三)城鄉經濟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勞動力有效需求的增長

我國經濟發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發展了城市。城鄉差距開始拉大。經濟增長主要集中在城市，但就業機會增長也僅僅限于城市，又由于城市自身發展程度及地域和環境的限制，還有戶籍、人事制度等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因素存在，城市承受就業的能力有限。且根據邊際收益遞減的原則，很多時候每增加一單位經濟產值所創造的就業機會降低，即就業彈性呈現降低的趨勢。因此，相對于城鄉均衡發展而言。城鄉差距大的地區將擁有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有效需求。

(四)其他市場對勞動力市場的溢出作用，作為引致需求的對勞動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場需求的影響

由于受到其他市場對勞動力市場的溢出作用，考慮到企業生產行為的兩個方面即為商品供給與勞動力需求，因此作為引致需求的對勞動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場需求的影響。我國外向型經濟過去幾年內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增長。也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問題，但這種外貿依存度高的經濟結構不是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形式，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南沿海大量企業倒閉、農民工返鄉、高校畢業生就業緊張

更說明了這個問題。國家已經將推動經濟增長的戰略轉移到刺激內需上來，由于內需不足直接影響著企業的銷售及資金回籠，使得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將存在，從而也使企業新增崗位出現困難，勞動力市場需求較為低迷。

四、構筑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的建議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還存在著勞動力歧視、崗位待遇差距過大等問題，我們應著力對這些問題進行解決，并對非正規就業和隱性就業者的情況加以改善。此外，勞動力市場上對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應多樣化，避免大學生與下崗工人爭搶同一職位的局面。在建立平等、健康的勞動力市場的基礎之上積極采取措施構筑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一)發展中小企業，增加勞動力市場容納就業空間

中小型企業始終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力軍。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相關資料，我國中小型企業占全部企業總戶數的99％以上，而就業人數約占全部就業數量的75％。在我國城市的勞動力需求市場上，大型國有企業的就業基本飽和，有些仍處于“富余”的狀態，對于勞動力需求潛力相對較低。而中小型企業，在經濟體制轉型之后，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同時也是我國市場經濟的主體，無疑在今后的勞動力市場上扮演主要角色，中小企業能夠廣泛吸收社會上各個不同層次、不同素質的勞動力，尤其能夠吸收國有企業中的富余人員，其對勞動力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市場的需求。因此，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是努力增加勞動力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徑。

(二)調整產業結構。增強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產業結構演進有其特定規律，一味地強調產業升級甚至用行政手段來推進，會干擾產業發展的自主成長機制，破壞產業的均衡性。以致效率性降低。盡管產業結構升級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客觀要求，但一國的競爭力既體現在產業的技術水平方面，也體現在資源稟賦條件的比較優勢方面。為此，要兼顧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充裕之特點，在充分考慮該產業對于勞動力的吸納能力的基礎上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在大力提升工業部門科技水平的同時，要積極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第三產業發展。

(三)建設縣域經濟，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壓力

當前城鄉差距過大、勞動力流動受阻、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等問題的解決可有賴于建設縣域經濟。縣城可以作為“農村一城市”的過渡地區，其發達程度不像大城市那樣高，產業也更傾向于勞動密集型；而且生活成本較城市要低，生活方式也更貼近農村，限制人口流入的壁壘較少，是作為城市接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沖之地的絕佳場所。建設縣域經濟必須以現存的縣城和具有相對條件地區為發展基礎，因地制宜，科學發展。充分考察該區域內勞動力人口數量、經濟水平、政策等條件，同時顧及周邊的城市以及鄉村的協調發展，以對周邊地區起到帶頭和示范作用。

(四)拉動消費內需。間接刺激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

我國整體消費需求不足的關鍵在于農村市場沒有打開，原因不在于缺乏新的消費熱點，而在于農民收入水平仍偏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大，農民的消費水平增長沒有跟上經濟的總生產供給增長，從而導致出現生產過剩，需求不足。因而，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拉動他們的消費是解決我國內需不足問題的核心。農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帶動農村城市化的建設，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解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帶動整個商品市場的需求使得企業利潤增加。追加投資擴大生產一。加大新增崗位的供給，從而對整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的增加都有著積極意義。

五、結束語

就業是民生之本和安國之策，是社會居民獲取收入和謀生的根本手段。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在一定時間內仍將處于不足狀態，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相應建議以著力構筑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從而解決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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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都陽，王美艷，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與發育[M]，商務印書館，2005

3、袁樂平，失業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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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岳昌君，中國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研究綜述[J]，北大教育經濟研究，2004(12)

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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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成人教育 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分割

如果把成人教育機構比作一個工廠,那么它的發展能力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原材料市場,即生源市場;另一個是產品市場,即勞動力市場。當某類職業的價值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到認同時,這個信息會使潛在的受教育者產生到成人教育機構學習的愿望,從而形成了成人教育機構對受教育者的吸引力;而成人教育機構通過自己的培養手段,使其畢業生得到勞動力市場的認可,從而形成了成人教育機構對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

一、成人教育要為勞動力市場服務

成人教育要圍繞著勞動力市場對人才種類和數量的需求量來展開,根據市場需求有計劃的確定人才供給和人才培訓。就人才市場而言,任何一類人才短缺,都只能是暫時的。這就要求培訓機構要及時的經常性的搞一些市場調查和市場預測,并根據勞動力市場上各專業工種的供求關系變化不斷的調整自己的培訓計劃和科目設置,市場環境下的成人教育機構有著不同于其他學校的特殊性,它既是服務機構,又是獨立核算的經濟實體。它既要取得為社會培養有用之才的社會效益,也要謀求保障自身生存發展的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成人教育必須要以勞動力市場為中心,有計劃,有理性的開展。離開了勞動力市場,成人教育就成了無源之水、無土之木,閉門造車,必然會走向失敗。

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眾多的培訓機構不約而同的搞“扎堆式”的教學,即社會什么類型的人才最搶手就從事該類人才的培訓,早開始的自然會收到一定的效益,跟風而上的只能是賠本賺吆喝。本世紀初,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專業技術人才一路走紅,譬如數控機床、汽車維修、焊工等高級技術更是搶手,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中,已有人開出年薪15萬的天價。正因為社會有對這方面人才的需求,于是各類培訓學校,培訓機構應運而生,著實火了一陣子。然而,好久不長,隨著各類培訓學校的不斷涌現,優勝劣汰的法則逐漸顯示出它是無處不在的,火爆的培訓行業亦是如此。一些規模小,培訓項目單一的學校由于找不到學員而紛紛倒閉。

二、勞動力市場對成人教育的影響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就業制度經歷了一個由統包統配制向勞動力市場轉變的過程。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但是,勞動力市場并不是完美無缺的。目前我國雖然已初步形成了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局面,但由于勞動力市場自身的局限,再加上一些計劃經濟的痼疾還沒有得到完全根除,因此,勞動力市場存在著許多分割狀態。主要表現為:一是城鄉分割。由于城鄉居民在戶籍、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還享受著不同的待遇,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無論生活還是工作都居于低端的狀態。二是行業分割。一些高待遇的行業或企業人為設置障礙阻止非本系統的人員自由進入。三是體制分割。一般在企業內部存在著兩種用工制度:一種是工作相對穩定的“正式員工”,另一種是“臨時工”。這兩種員工在工資、福利、醫療、退休等方面都享受著不同的待遇。四是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我國勞動力市場在整體上被分割為兩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是由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構成的人才市場,另一部分主要是由工人構成的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由于設置了高文憑的進入門檻,事實上已經堵住了其他人員的進階之路,從而構成了兩者之間的不可逾越性

勞動力市場分割對成人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城鄉分割、行業分割、體制分割等現象應該說對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整個教育領域都帶來了影響。但相比而言,對成人教育造成的影響尤為嚴重。因為由這些分割所造成的低端工作領域的勞動者大都是農民工和城鎮弱勢群體,而這些群體及其子女正是成人教育的教育或培訓對象。另一方面,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則直接在教育領域內部造成了分化,形成了對成人教育的歧視,使成人教育相對普通教育成為二流教育。

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對成人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從進入機制來說,目前由于人才市場設置了極高的進入門檻,事實上已阻斷了成人教育畢業生進入的可能。但是,普通教育的畢業生卻可以以“高職低就”的方式通暢進入勞動力市場,而且借助于社會的“學歷偏好”,還可以取得好的工作或者高的薪酬。這樣就形成了普通教育對成人教育的“擠兌”效應。

由于市場分割所造成的上述種種現象,不僅使農村和城鎮弱勢群體通過接受成人教育來改變自身生存狀況的希望破滅,反而給成人教育帶來了有可能成為“階級再制”工具的危險。人們對成人教育喪失信心后,反過來又會把希望寄托在普通教育身上,這樣會進一步加劇已趨病態的“文憑熱”,造成教育過度與浪費,給受教育者增加不必要的經濟負擔和機會成本。因此,市場分割不但對成人教育本身造成了歧視,而且還影響到了整個社會的公平、公正與效率,從而極大地影響了成人教育的吸引力。

正確對成人進行評估,正確看待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相對地位,正確取舍公平的價值,這就是我們急需的“職業教育理性”。只有具備了這個理性,才能知道勞動力市場和成人教育自身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何者眼前可為,何者長遠可為。從而也才能從根本上為成人教育的發展找出現實的路徑。

三、對成人教育發展的幾條建議

1、適當控制發展規模,穩步提升教育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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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制于我國經濟社會二元結構，城鄉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利于農民人力資本的提升，不利于推動城市化進程，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因此，要通過進一步消除形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壁壘；統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進一步重視和加強農民的教育和培訓等措施來積極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  一體化  勞動力

        勞動力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力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使勞動力資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安徽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大省。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因此，積極推進安徽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對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對安徽城鄉經濟和諧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現階段我省城鄉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問題

        1.發育程度不平衡

        受我國戶籍制度和勞動就業政策等的影響，我省城鄉勞動力市場發育嚴重不平衡。農村勞動力市場數量少，規模小，管理落后；相比之城市勞動力市場則要完善得多，各地市都有比較正規的、固定的勞動力市場，也有臨時性的、政府組織的大型的勞動力市場，市場組織相對較多；市場供求信息傳播速度相對較快且渠道多。

        2.就業機會不平等

        第一，城鄉勞動者在各地域勞動力市場獲得就業的機會不同。我省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緩慢，其對勞動力的需求遠遠不能滿足供給，使大量的勞動者無法在本土獲得就業崗位。而城鎮勞動力市場多，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也相對要多，城市勞動者比較容易獲得就業機會。

        第二，城鄉勞動者在同一勞動力市場獲得的就業機會不同。這里是指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首先，因主觀原因使就業機會不同。從全省城市勞動力市場需求看，對勞動力素質有要求的都在90%以上，其中，大多要求勞動者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2006年全省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中，文盲占2.6%；小學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他們中的大多數又缺乏熟練的勞動技能,因此在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處于劣勢。其次，因客觀原因使就業機會不同。一方面在現有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全省各市基本都有對城市就業困難群體和下崗人員的幫扶政策和措施。這樣，使來城市就業的農村勞動者與他們的就業機會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戶籍制度等因素和城鎮為保證就業率而對進城務工或從事經營活動的農村勞動者所制定的種種限制政策,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自由流動。

        3. 就業服務體系發展不平衡

        第一，在信息網絡建設方面，農村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嚴重滯后。信息傳播速度慢且渠道窄，一些偏遠的農村根本無信息網絡系統，嚴重影響了信息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全省城市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近幾年來有了較快的發展，信息傳播面和信息傳播速度都要優于農村市場。 

        第二，在就業服務組織方面，農村勞動力市場就業服務和就業服務組織嚴重缺乏。從全省外出農村勞動力轉移看，大多處于自發、無序、零散的狀態，缺乏集體組織，少有政府引導。此外在勞動力市場信息收集、就業指導和咨詢、推薦崗位、協助勞資雙方簽訂就業合同等方面提供服務的組織及勞動關系協調組織嚴重缺乏，即使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也缺乏專門針對外來勞動力的就業服務的機構，從而影響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1.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現階段在我省農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已成為農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動力。農民工資性收入由1995年占農民人均收入比重的11.62％提高到2008年的30.11％ 。從目前的狀況看由于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一是使在城市的農民工多處在低工資的部門。調查顯示，2008年全省轉移到工業、建筑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等三個行業的勞動力占全省轉移勞動力的67.6％，大都從事簡單勞動；二是使他們與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三是使農村勞動力不能順暢地向城市、向正規部門流動，從而極大地影響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居民消費，必須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2.不利于農民人力資本的提升和先進文化在農村的傳播 

        第一，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制約了農民人力資本的提升。一方面，我省轉移勞動力大多集中在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技術要求低、工資低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使大多數農民工無時間也無能力自己出錢去參加培訓；再加上崗位對技術的要求比較低，也使他們沒有足夠的動力去進行培訓，從而使他們自身的勞動技能和素質不能有效提高。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影響他們向技術水平要求高的部門和正規部門流動，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使農村勞動力不能自由地向城市和發達地區流動，影響了他們對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學習，制約了先進文化和城市文明在農村的傳播。

        第二，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使農民不能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訓，職業技能不能迅速提高。在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政府舉辦的培訓的服務對象是城鎮勞動者而不是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農民工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免費培訓。雖然我省2007年頒布了《安徽省農民工技能培訓補助資金使用管理暫行辦法》，對農民工技能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由于對技能培訓、職業技能鑒定補助資金相對較少以及缺乏組織，對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提升的作用是有限的。 

        3. 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市場要能夠實現對資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依賴于一個統一、開發、競爭市場的形成。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使市場運行機制不能有效運行，一方面使農村需要的技術人員不能獲得，影響了農村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勞動力的價格不能真正反映其自身的價值，供需雙方難以科學決策，導致市場勞動力的供求失衡 。 

        大力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政策建議

        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實質就是消除現存的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 使城鄉勞動力能夠自由地流動，能夠平等地享有各項權利，從而最大限度地縮小現存的城鄉差別，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1.進一步消除形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壁壘

        第一，要逐步剝離依附在戶籍上的各種利益關系。主要是和戶籍掛鉤的城市公立學校義務教育階段免費教育、社會保障、政府住房補貼等，使城鄉勞動者在享受社會公共資源方面是平等的。一是要加快統籌全省范圍內的義務教育； 二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要逐步完善農村醫療保險制度，提高農村醫保水平；要擴大城鄉各類企業參加社會保險的覆蓋面，逐步使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障權益 ；要分批、分階段地統籌各地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縮小城鄉居民間的差異。三是要加大、加快廉租房的建設，進一步放寬獲得廉租房的條件，逐步把長期在城市務工的、符合條件的農民工也列入其中。

第二，要繼續逐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戶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一項基本制度。在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時要注意改革的力度，應在逐步剝離了依附在戶籍上的各種利益關系的條件下進行，否則，很容易對城市帶來破壞性的沖擊。

        2. 統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

        第一，要打破城鄉分割的市場管理體制，建立和健全城鄉統籌的工作機制

        要突破城鄉市場建設和管理上的分割局面, 將目前城鄉分割的體制轉為城鄉市場協調發展的體制。一是協調城鄉各級市場管理組織的職能及不同部門之間相互抵觸的政策規定。二是實行城鄉統一的就業、失業登記制度，促進城鄉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開發和利用。三是加快法規體系建設，從法律上規范市場交易行為。要進一步清理和取消不利于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政策和法規,從根本上打破城鄉分割狀態。四是統籌城鄉市場管理。整頓市場交易活動，維護市場秩序，依法保障進城農民的各項合法權益。

        第二，統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

        一是加快農村信息傳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信息傳播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影響了信息傳播面和傳播速度，因此，政府應加大對農村信息傳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

        二是建立全省統一的就業供需信息系統，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提供免費平臺。整合現存于各級政府的就業供需信息，使之成為統一的系統，做到信息共享，使就業信息利用率最大化。

        三是加強市場服務建設，特別是針對農民工的就業服務和就業服務組織建設。這方面包括：（1）設立駐外省就業信息監測站，收集、分析就業信息，加強與外省就業服務機構的溝通和聯系，為農民工提供廣泛的市場供求信息。（2）設立農民工就業指導機構。（3）加強勞工組織建設，切實維護和保障勞動者利益等。

        四是加強市場建設，注重發揮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的作用。各地政府應加大財政投入，加強市場建設，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提供場所；要注重發揮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的作用，盡可能地降低交易費用，減輕就業成本。同時，要對市場的監督管理，特別是要加強對社會職業中介的監管，以維護交易的正常秩序和公正。 

        3.進一步重視和加強農民的教育和培訓

        農民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較低，是影響其流動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因此，要使農民工能夠獲得同等的就業機會，必須加大對農民工的教育和培訓。

        第一，應重視農村義務教育，以提高農村居民的整體素質。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確保農村孩子能夠完成義務教育，提升未來農村勞動力的整體水平。

        第二，建立健全農民工職業培訓制度。一是各級政府應將愿意轉移的農民工納入到統一的就業培訓計劃中。二是各級政府應加大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和技能鑒定的補貼力度，鼓勵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三是支持和鼓勵社會各類教育培訓機構承擔農村技術培訓任務,開展多領域、多渠道、多形式的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活動。

參考文獻：

篇8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供求趨勢

一、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明顯地體現為：研發及技術人員、熟練技工供給不夠和新增勞動力、下崗失業者就業困難并存，大學生就業困難和新興產業發展人才不夠一起并存，農業勞動力結構很難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求。導致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的主要原因：

1.勞動力市場分割為制度性根源

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現象普遍存在。區域分割使勞動力的地區遷徙受到了阻礙，城鄉分割使勞動力的方位轉換受到了限制，行業部門分割使勞動力的交換流動受到了阻攔。同時，不同戶籍制的存在也影響到了勞動力市場的正常運行。總的來說，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是人為設置的制度所造成的，當初設定這些制度的時代環境與今天的發展不可同日而已，制度已遠遠落后于現實，所以產生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

2.教育結構和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脫節

我國社會現在正處于加速轉型期，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的產業大轉型。與此同時，我國高等教育機構體系逐漸落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教育與市場出現了不匹配不適應的情況。在教育結構體系中，理論知識所占學習內容的比重過大，而實踐性強技術性高的教育層次始終不高，最突出的表現為輕具體崗位教育而重學歷等級教育。并且在教育中的專業設置上，研究性人才的培養占了大多數，應用型專業因為傳統觀念中所謂不體面、檔次低等狹隘觀念的影響，比例低人數少受重視程度不夠，人才培養的質量也很難得到保障。同時，國家對職業技術院校的投入過少，辦學軟硬件條件落后于科研型院校，使得人才流動向更高層次擁擠，而學習具體實用技術的人也不斷減少。長此一來造成了當前的教育結果，一方面教育結構的設置不平衡，白領專業重復開設且大批院校以此為招生賣點，造成了人才同質化現象十分嚴重，使得人才集中于理論性、研究性的領域內，面臨惡性競爭，另一方面由于職業技術教育的受輕視，專業型復合型的技術人才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社會、市場對基礎性的人才需求量的加大更加凸顯出應用型人才的匱乏。教育結構和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脫節，主要體現在當前教育結構設置的盲目性、人們對于基礎性人才理解的誤區上。雖然近幾年我國開始重視技術型人才的培養，但是投入力度和重視程度遠遠不夠，這一狀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不僅浪費了巨大教育成本，人才培養的浪費，更加大了就業和市場需求度的壓力，對勞動力市場帶來了很大的風險。

二、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

1.勞動力需求總量呈持續增長態勢

社會對于勞動力的需求由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所決定。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分工逐步細化，市場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是越來越多的。經濟發展是社會對勞動力需求增長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即除了經濟發展以外，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還受其他因為的影響，這些綜合因素即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而需求量的增加和就業率的增加并不是同一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廣泛的需求，將此需求細化，就會發現社會基礎技術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量遠遠高于科研型人才的需求量。而我國當前的制度性限制和教育結構體系的不完善造成了人才發展的不平衡。用“28理論”來解釋的意思就是80%的人才去競爭20%的市場崗位，20%的人才又不能填滿80%的市場需求空缺。

所以說，這兩方面的因素共同決定了勞動力需求的總量將保持增長態勢，并且要維持一段時期。

2.勞動力供給總量會從緩慢增長漸漸走向負增長

“勞動力供給總量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愿意并能夠提供的勞動者總量”。 決定勞動力供給總量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和勞動力參與率。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處于勞動力供給總量大于勞動力需求量的階段。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呈不斷增長的態勢另外，由于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了幾十年，雖然我國人口數量很大，但據第十三、第十四次人口普查和我國人口比例分析，我國人口總量處于緩慢增長階段，并且在不久的將來人口增長與死亡率將持平。更遠的說，人口會出現負增長。當人口紅利減弱并消失的時候，勞動力供給總量勢必會隨著這一趨勢而緩慢增長并走向負增長。

另外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我國已步入老齡社會。這就意味著社會總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加大，年青人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那么社會可工作人數在不斷地減少，相應的勞動力參與率也在降低。有調查顯示，截止2010年，我國的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需求量之間的差距非常小，不難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勞動力供給會小于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此缺口并將隨著時間不斷拉大。

三、總結

對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及供求趨勢預測的分析能夠得出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問題的根本性原因和未來的走向。為了擺脫當前的困境，應該一方面進行產業調整，優化升級；另一方面對勞動者的培養要加大力度，把握重點和市場需求。更重要的是從制度層面上健全勞動力市場、消除各種市場分割，保證勞動力的合理應用和良性循環發展。

參考文獻:

[1]蔣 茜 孫 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J],經濟縱橫，2011（5）.

篇9

關鍵詞：城市化；社會保障；勞動力比較優勢

一、我們追求的是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嗎?

(一)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再討論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以來，較長時間對如下觀點取得了共識：目前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適宜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這方面的討論又熱烈起來，有戰略理論層面的爭論，有產業結構角度的探討，有從人口學視野的分析(左學金，2000)，有國際貿易利益-方面的闡述。大多認為，中國到2015年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低成本比較優勢將逐漸消失；實施統一的社會保障將削弱我國國際競爭力。實際上，這些討論較多的是基于勞動力供給數量的絕對比較優勢，沒有深入分析和重視合理社會保障基礎上的基于勞動力就業狀況及其質量的相對勞動力比較優勢。

林毅夫、孫希芳(2003)對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做了進一步闡釋與發展，并特別突出地強調：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有利于要素稟賦結構的較快提升，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相對豐裕度提高，也將促進產業與技術結構升級；比較優勢的發揮需要內生于發展戰略的制度結構相支撐，特別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中政府要維護市場的競爭性、規則性(林毅夫、孫希芳，2003)。他們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在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與物質資本相輔相成，對于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上的作為涉及不多，基本主張政府實施適應性的比較優勢戰略。在實踐中，政府在落實比較優勢戰略中對人力資本的提升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尤其體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會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資本投資性質。

以楊小凱(2001)為代表的超邊際經濟學貿易理論，對政府實施比較優勢戰略也有深入的論述，向國成、韓紹鳳(2005)將此理論總結為綜合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個經濟主體的比較優勢受技術效率、資源稟賦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向國成，韓紹風，2005)。比較而言，綜合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主張是創造性比較優勢戰略，依據理論可知政府可以通過社會保障等市場制度內生出技術優勢和交易效率優勢，以此強化并與外生稟賦比較優勢結合，形成有競爭力生命力的綜合比較優勢。經濟主體的市場競爭力取決于察賦比較優勢、技術比較優勢、交易比較優勢等多個因素的綜合比較優勢。在經濟發展上，不僅只“聽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較優勢)，更要“盡人事”(即致力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這是綜合比較優勢理論“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諦(楊小凱、張永生，2001)。一個國家雖然具有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稟賦優勢，但當勞動的技術比較劣勢和交易效率比較劣勢足以抵消其稟賦優勢時，該國家就不一定生產和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就有可能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所取代，被排斥在國際或地區分工之外。就我國而言，勞動力比較優勢不僅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絕對數量比較優勢，更要取決于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工業化就業性轉移(即市場交易效率比較優勢)，和勞動力的質量提升，或者說就是勞動就業中相對于工資成本的勞動效率提高(即勞動的技術比較優勢)，后二者直接與社會保障等市場制度密切相關。而我國的社會保障沒有充分考慮到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潛在優勢的發展變化，正可能面臨著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說，當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挖掘與升華的關鍵所在。

(二)我們追求的是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嗎?

企業對社會保障負有一定的責任，弱化社會保障的確對企業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節約勞動力成本，但勞動的生產技術性效率受到制約，勞動力市場交易效率也會下降；而健全的社會保障將給勞動力提供教育、培訓、醫療保健等，保證勞動的高效率和技術創新，并促進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們是追求單純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還是高素質勞動力的綜合比較優勢呢?我們先來認真分析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實際效果，再看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發展的效應。

目前，中國勞動力每小時工資約是0.5美元，而在美國約是16美元，在墨西哥約是4美元。表面上看，勞動力“價廉”對吸引外國投資者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質優”沒有持續性制度保障，實際上只能產生惡性循環的后果：勞動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資，必然失去許多技術培訓和再教育的機會，生活保障低，技術人力缺乏，進而導致產品技術落后，國際競爭力衰弱。勞動力的低價格最終會與技術等級的低層次接近，在發達國家通過高工資集中優勢產業，成為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制造中心的時候，我國的低價格策略只能不斷把淘汰工廠吸引進來。如果“垃圾產業”在中國越來越多，形成規模性集中，導致產業工人生活的長期貧困化。應該說，這是落后的勞動力絕對比較優勢，不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對勞動力比較優勢。

如果僅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僅從供求關系上講，中國的勞動力必然價格較低。但是我們知道，勞動力價格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它既包括勞動力自身再生產的需要，也包括勞動力自身發展的需要；既取決于經濟因素、市場供求，也取決于社會因素。隨著社會的進步，勞動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們發展要求以人為本，社會責任標準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勞動力價格較高并非完全是其勞動生產率高和再生產成本的表現，在更大程度上是社會發展水平的表現。正是社會的發展要求給予勞動者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多的閑暇時間等，而不僅僅限于勞動力自身的再生產(張勁文，2005)。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飛速，而一些外資企業中相當部分勞動者的收入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相應地提高，其發展、工作和生存條件也沒有隨著社會責任標準的強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機會、發展的潛力在許多條件下也被無形中剝奪。

在國際貿易領域，中國貿易受到的負面影響也非常突出。根據公開的統計資料，2004年1月～10月，中國進出口加工貿易累積4371.5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47％，這意味著中國處于全球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加工貿易有零關稅的優勢，但由于缺乏品牌價值和基于高素質勞動力的創新內涵，加工貿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貿易占據中國貿易半壁江山的境況影響了整體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國貿易的競爭力。在國際貿易分工中，長期依靠簡單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雖然依舊能獲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長時期將會面臨貿易結構的不穩定以及貿易條件的惡化，出現總是落后于人

的絕對“比較優勢”陷阱。一些單純依靠低勞動力工資成本的地區產業層次相對較低，產業升級也很不理想。

2004年開始出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民工荒”，也為中國仰仗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的增長道路敲響警鐘。“民工荒”是農民工對沒有社會保障的低于市場工資水平企業的一種拋棄或反抗的現象，反映出他們對社會保障的強烈追求。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重要問題在于勞動力廉價中的社會責任缺失，我們的主要任務在于促進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升華。

二、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關系發展及我國存在的問題

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與升華要通過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而實現。對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理論研究最早隱含于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理論。庇古福利經濟學為社會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互動在其中有間接論述。他認為最佳效率的生產要素(含勞動要素)配置，可以帶來國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時，他主張以社會保障等均等化政策來增加社會公平，效率與公平的有機協調可以達到社會福利最優狀態。凱恩斯主張采取轉移支付形式，實行社會保障，增加社會福利設施，刺激有效需求，帶動勞動力市場發展，實現充分就業，其理論為制定經濟和社會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論依據。新經濟增長理論(舒爾茨、盧卡斯等人)也特別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一些人力資本投資項目屬于社會保障的范疇。阿馬蒂亞?森(A?Sen 1992)主張“能力”中心觀，他認為，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來自個人能力的培養，在設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時，不僅要解決貧困階層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賦能”，即以教育、培訓等形式賦予他們發展的機會。聯合國也倡導“發展型社會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們可以判斷，“賦能”政策的實施將改進和提升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率與質量，實現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

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層面來看，現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度過了為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期勞動力市場服務，即發揮扶助貧弱、互濟難關、培養人力資本等功能的階段(王誠，2004)，紛紛開始市場化或強調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條道路”，主張“社會投資”型福利政策。我們必須注意到，社會保障市場化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一定的社會公平，而“一定的社會公平”正是20世紀40～60年代實行的全面社會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對政府失靈或者政府過度干預的一種糾正，“帕累托改進”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會公平為基本假設的基礎上。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預與支持，國家不僅可以保證社會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發揮與社會經濟發展，還可以逐步促進市場機制的發育與成熟。二戰后各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恢復與繁榮發展，也進一步完善了市場經濟運行體制。特別是日本，它作為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其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轉移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借鑒。1947年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54.2％，是典型的傳統產業型國家。此時，日本強化了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村勞動力“跳躍式”非農化轉移政策，1950年社會保障水平就達到歐美國家平均水平，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國民的人均GDP僅有905美元，與歐美國家差距懸殊；1975年，日本社會保障水平緩緩上升到17.7％，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為13.9％，國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國家之間比較，如表1所示)。日本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持續了70多年，應該說他們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我國在轉型改革與進一步的開放中，要堅持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潛力挖掘與升華，這是由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要求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所決定的。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良性互動將有利于實現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挖掘與升華，但是當前二者關系割裂，沒有很好地實現互動，更遠未達到良性的程度。

問題一方面直接取決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長期以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流動性差；同時社會保障改革嚴重滯后，城鎮基本保障還沒有解決，農村社會保障更是困難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加劇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落后又進一步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我國改革后較長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務是為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重視城市主要勞動力市場建設，而忽視了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城市次要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致使城鄉勞動力市場嚴重分割。進城農民工與在鄉農民的社會保障喪失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大障礙。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勞動力流動性受到阻礙，造成勞動力資源嚴重的非優化不合理配置，市場交易效率低下，影響到國民產值的創造與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而也限制了經濟福利的增進與社會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總量大約有5億人，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為3.3億人。根據現有的資源狀況，農業部門僅能容納1.4億左右的勞動力，農村潛在的富余勞動力總量達到1.8億人以上，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的壓力很大，即使從事非農生產的1.7億農民工因為大多沒有社會保障，就業也極不穩定。可見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二者之間的傳導中介固化、互動機制失靈。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城鎮化和農村工業化等傳導中介沒有能夠有效結合中國比較優勢，進而充分發揮應有的雙向傳導推動功能。比如，城鎮化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而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工業經濟發展的一種基本手段，它是城鄉勞動力市場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傳導中介。但許多地方政府在城鎮化問題上出現了誤區，沒有充分發揮城鎮化作為傳導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動機制無法有效形成。農村工業化作為城鎮化發展的補充，也是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適用的社會保障將有利于鼓勵和保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逐步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而我國農村工業化還處于起步階段，激勵與補貼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針對性。對于農村人力資本投資這一傳導中介更是長期忽視，沒有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導致城鄉市場分割、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青壯年或通過特定的社會流動渠道定居城市，或進城打工，大大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農村為其城市化的青壯年提供了撫養、教育等相關人力資本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農村資源凝結成人力資本的形式向城市轉移的過程。而這些人城市化以后實際上給農村帶來的是極不對稱的回報，農村收益遠遠低于城市，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應該以各種方式大力補償農村、支持農村發展。

如果對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繼續忽視傳導中介與城鄉

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互動機制的建設，長此以往可能制約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為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的任務已經基本結束，現在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全面為城鄉勞動力市場服務的時候了。建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發展或激活傳導中介雙向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可以進一步增強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也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三、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互動機制及提升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路徑

發達國家經驗告訴我們，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訓與衛生醫療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彌補勞動力市場失靈，提高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與市場交易效率。同時，成熟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需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務，也為社會保障的發展提供物質支持。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有利于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提高市場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勵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創新積極性。由此可見，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將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技術創新，推動城鄉勞動力合理流動，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與市場交易效率。這樣，勞動力資源稟賦的外生比較優勢，結合內生的人力資本與技術優勢和市場交易效率優勢，形成厚實強勁的綜合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與升華，進而持續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我國需要強化社會保障的供給，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一方面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增強內生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完善勞動力市場促進交易效率的提高。這樣，在勞動力稟賦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我國就可以更好地實施比較優勢戰略，強化綜合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力豐富，勞動力素質結構也是多層次的，政府應當高度重視教育、培訓、衛生醫療等社會保障的投入。這一方面有利于持續高質高效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輸送健康的一般勞動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勞動力資源優勢轉化成為適合現代知識經濟發展需要的具有較高知識與技能的知識型勞動力，以為經濟結構的提升創造充分的人力資源優勢。

中國比較優勢的根本在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這不僅可以體現在勞動力資源豐富上，同時可以體現在勞動力質量上，二者相對應的產業層次不一樣，前者主要是簡單粗加工型的勞動密集產業，后者主要是強調一定技術、質量型的勞動密集產業。由此可以發現提升人力資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國比較優勢的進一步挖掘與升華，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可持續的健康的經濟增長，是我國日后長遠發展的前途所在。從這個視角可以理解通過社會保障“賦能”增加人力資本積累，不會削弱我國比較優勢與國家競爭力，相反可以產生“質優”性正相關效應。以完善社會保障挖掘與升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路徑實現的優越性，至少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有利于農村勞動力持續穩定高質高效的供給，挖掘勞動力比較優勢。社會保障通過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等傳導中介，有利于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一方面促進農村勞動力持續穩定高質高效的非農化轉移，抑制城市初級勞動力市場上工資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國工業制造品在世界貿易領域里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還有利于發揮城市的聚集效應，保證消費總量的穩定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持續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2)有利于人力資本的提升，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升華。加強與完善人力資本性質的社會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訓與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勞動力文化、技術等綜合素質，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勞動力比較優勢就可以保持，人力資本性質的社會保障的積極效應遠大于成本方面的負面影響。這樣，不僅在簡單加工型的傳統產業上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進一步體現，而且在新型的強調技術與創新的產業上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深化與升華。

篇10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制約因素

中圖分類號:F241.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7-0039-02

農村富余勞動力指的就是勞動者的邊際生產率等于零或邊際生產率大于零但小于最低生存費用的那部分勞動力。據統計,在我國目前9億的農村人口中,大約有5億農村勞動力。根據目前的生產力水平,所需合理的勞動力在1.5億左右。這就意味著約有3.5億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除去鄉鎮企業轉移的2.3億,我國農村仍有1.2億的絕對富余勞動力。為轉移如此龐大的富余勞動力隊伍,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成為擺在當前經濟發展中的首要問題。

一、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一)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

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發展過程。根據劉易斯理論,在一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與此同時,在空間結構上則不斷向區位條件相對優越的地點聚集,這種伴隨著工業化而產生的人口聚集效應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換過程中,城市化的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原因有二:一是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和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的趕超型的發展戰略。長期采用“工農價格剪刀差”等社會不平等機制,最大限度地抽取農業剩余,以農養工;另外,又人為地鎖定農與非農的身份,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同步向城鎮轉移。這是城市化滯后于同期工業化水平的根本原因。二是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農村大量的隱蔽性富余勞動力實現了職業轉變,但并沒有真正的實現城鄉人口的地域轉化。最大限度地抽取農村剩余,以農養工,是政策的必然和歷史的現實,也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農村勞動力素質低

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富余勞動力轉移數量特別是轉移層次提高的重要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的調查,2007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約為5億人,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約為64%。在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僅有20%左右具備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具體結構分布是:文盲勞動力占1.5%,小學程度占16.5%,初中程度占61.7%,高中程度占13.6%,中專及以上程度占6.7%。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15%。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層次的提高。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低素質勞動力的轉移領域會越來越窄。由于勞動成本上升,價格推動,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了“民工荒”,這些都是農村勞動力素質低造成的。

(三)現行的戶籍、土地制度制約

目前的戶籍制度還存在城鄉分割現象,城鄉居民在社會福利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戶籍管理制度鎖定了農與非農的身份,窒息了社會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大量的富余勞動力被制度性地限制在狹小的生存空間和生存領域,導致了城鄉之間、不同產業之間勞動力供需狀況的很大差異,致使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等勞動報酬收益的較大差距;城鄉分割阻礙了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使農村人口負擔過重的狀況無法改變,二元結構得不到改善,間接阻礙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

土地是打上“烙印”的、嚴格限制農民流動的制度因素。現行的土地制度實行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為主,按人口劃分,土地規模狹小;土地所有權主體界限不明、缺位;土地頻繁調整,承包土地產權價值降低;產權流轉不暢,產權結構無法優化;農戶產權保護不嚴格等。現行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無法形成土地流轉機制,阻礙了要素的合理流動,限制了農民的自由流動。

(四)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能力弱化

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如異軍突起,廣開就業門路,對增加農民收入、農村經濟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和相關政策調整影響,鄉鎮企業發展緩慢。另外,自身矛盾日益凸顯,資源消費高,效益低,就業擴張能力低,難以適應資本、技術有機構成的提高;布局分散,集聚效應差,二、三產業結構失調限制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資源整合能力低;政企不分,不能真正成為承擔責任的經濟實體,權利實現不夠,管理方式粗放等制約了鄉鎮企業的持續發展,再加上工業化與城鎮化脫節、土地制度制約,使其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

(五)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目前,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還未形成,成為實現人力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制約因素。首先,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分散,不易形成要素聚集效應,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其次,戶籍制度以及與其相關的福利制度,使得在人口遷移成本增加的同時,還為政府制定歧視性政策提供了依據,體現在就業政策上就是勞動者就業機會的不平等。目標人群的差別等限制了生產要素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使資源有效配置率降低。要素在城鄉間的不平等流動,擴大了城鄉差別,惡化了經濟的發展。

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建議

農村富余勞動力已成為我國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何轉移大量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實現人均GDP1 000～3 000美元,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是當前一項艱巨而又迫切的任務。

(一)協調發展農村城鎮化、產業化和工業化

農村工業化是小城鎮發展的動力,是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城鎮化又有利于農村工業化和產業化的快速發展。以農村工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發展,促進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組合。鄉鎮企業規模的擴大,新市場的開發,同時又帶動了農業和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擴大了就業渠道,成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巨大吸收器。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不僅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加快了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而且逐步使農村土地集約化,從而又推動了農村產業化的發展。城鎮化在為農村工業化提供勞動力資源的同時還為農業的產業化提供了后方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還將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實現城鄉之間資源的合理配置,加快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二)全面提升農民素質水平

通過強化農村基礎教育,發展高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采用立體開發人力資本的投資開發戰略,逐步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加強農民的科技、市場和法制知識的培訓教育,提高農民的生產技能。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逐步建立起多種形式的農民培訓體系,全面提升農村勞動力的素質。

(三)改革、創新現行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形成的城鄉隔離體制,嚴重制約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土地制度勢在必行。

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新型戶籍制度,讓農民能夠不受限制和約束地參與城市大市場的競爭,在制度方面為農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與均等的競爭機會。同時,還要加強勞動市場的組織建設,發展各種中介機構,便于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在穩定現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和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的基礎上,加快土地使用權的轉讓、轉包、出租、入股等流轉活動,以利于土地的集中使用和規模經營,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進程。

(四)促進鄉鎮企業健康發展,提高農村內部吸納富余勞動力的空間

目前的鄉鎮企業技術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布局分散影響了產業聚集效應的發揮,造成第三產業嚴重滯后,吸納富余勞動力能力有限,制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但是,2008年轉移到城鎮的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37.8%,其中35%在大中城市,可見發展鄉鎮企業已經成為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現階段,政府要為鄉鎮企業發展提供政策和經濟支持,鄉鎮企業也要加快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力度,深挖自身潛力。鄉鎮企業應聚集在小城鎮周圍,優化產業結構,合理布局,發揮群聚效應和輻射作用,使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緊密結合,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土地、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有序的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城鄉共同發展。

(五)建立公平、競爭、開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這種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反映出整體勞動力市場在發育規范上的欠缺,不利于勞動者之間的公平競爭和合理流動,影響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要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公平、合理、有序的轉移,就必須培育城鄉統一的能使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消除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因素、政策限制;加快就業制度改革,規范勞動力就業服務市場,把農村勞動力就業納入國家統一的就業政策范疇,構筑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實現城鄉勞動者公平就業和平等發展;培育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提供信息服務,降低供需雙方的交易成本,調節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供求狀況,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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