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階段理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成長階段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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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成長 交易費用 知識

一、企業成長理論的思想起源

1、 亞當·斯密的企業成長思想

亞當·斯密（1776）在《國富論》中指出，“勞動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并進一步指出，“引出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它是不以這種效用為目標的一種人類傾向所緩慢而逐漸造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 [1]斯密有關企業成長的思想可以概括為市場規模和分工程度決定了企業成長，即不同行業因分工不同，企業成長的機會將不同，因而市場--技術結構決定企業成長及其規模。

2、馬歇爾關于企業成長的論述

馬歇爾將企業成長的因素歸結于“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2]所謂外部經濟是指企業成長有足夠的外部市場空間；內部經濟則是指企業內部的制度和管理能夠帶來較高的效益。假如企業一切盡如人意，企業最終可以成長到某一行業占壟斷地位。但馬歇爾并不認為企業成長一帆風順，企業的成長很大程度受到創辦企業的企業家個人的生命和能力的限制。在創辦人的壽命結束之前，使用一種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可能突破企業成長與企業家個人壽命有限這一障礙。

二、傳統企業成長理論的主要觀點

1、交易費用理論的企業成長思想

科斯（Coase，1937）在其著作《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企業與市場是兩種不同的、并且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調配體制。市場上的交易是由價格機制，即“看不見的手”來協調的；而企業是將許多原本屬于市場的交易“內化”了，即資源調配的動力由行政“權威”取代了價格機制。并指出由于存在著“管理收益遞減”的因素，企業將傾向于擴張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的交易成本為止。

威廉姆森從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效率三維度定義了交易費用，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企業邊界確定的原則。[3]他認為，企業是一種連續生產過程的縱向一體化實體，這個連續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之間如果通過市場交易關系相聯系，就需要簽訂一系列的合約，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簽訂的合約不可能是完全合約，這就給經濟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條件，這樣就會導致專用性資產事前投資不足的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企業會通過前向或后向一體化，把原來屬于市場交易的某些階段納入企業內部，這種情況下的企業成長就表現為企業縱向邊界的擴展。因此，威廉姆森認為，企業縱向一體化的關鍵因素是資產的專用性，資產專用性程度越高，縱向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 產業組織理論的企業成長思想

美國經濟學家貝恩把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和市場效果三個范疇和國家的產業組織政策聯系起來，規范了產業組織理論的體系。他提出，在市場競爭中，市場結構（Structure）決定了該市場中企業的競爭行為，而企業行為（Conduct）則進一步決定了市場的運行效率，即市場績效（Performance）。

以邁克爾·波特（Michael E. Porter，1980，1985）為代表的競爭優勢理論學派，將企業競爭優勢和企業成長歸于企業的市場力量與產業拓展。波特將特定產業中的市場力量歸納為五種，即買方、賣方、競爭者、潛在進入者和替代品的力量。企業在產業內的成長取決于該產業內物種市場力量的對比，以及產業的發展狀況。為了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波特提出通過對本企業的價值鏈分析，可以采用差異化、低成本和集聚三種戰略。

三、現代企業成長理論的主要觀點

1、彭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

彭羅斯對企業成長理論的主要觀點有：第一，企業是“建立在一個行政框架內的各類資源的集合”，其功能是“獲取和組織人力與非人力資源的贏利性，并向市場提品或服務”；第二，由于資源本身的不可分割性、資源間的不平衡性、理性和能力的有限性，企業因此總是存在未利用的資源。企業的成長便是不斷地挖掘、利用資源的無限過程；第三，企業成長不僅僅指規模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內部經濟性的積累，規模經濟只是成長經濟的一種副產品。第四，企業擴張的方向必須從“繼承的（inherited）”資源，即以前獲取的資源，和從市場上新獲取的資源之間的關系來理解[4]。

2、 愛迪斯的企業生命周期理論

愛迪斯認為企企業可分為成長階段、再生與成熟階段、老化階段。成長階段包括企業孕育期、嬰兒期、學步期；再生與成熟階段包括青春期、盛年期；老化與消亡階段包括穩定期、貴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和死亡期。愛迪斯認為，企業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都會面對不同的問題，企業必須克服這些問題才能順利成長。

四、 企業成長理論的評析

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論證了分工和專業化對提高企業生產率的作用，但并未論及企業的本質是什么，更談不上對企業成長問題做出系統的分析。馬歇爾關于企業是一個生命有機體的論述引導了以后許多學者的研究方向，并指出企業成長是由企業外界環境和內部資源相互協調發展的過程。交易費用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企業的出現，強調合適的制度安排及制度創新對企業成長的重要性，并采用交易費用這個工具分析了企業最佳規模。產業組織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也都局限于從外部來分析企業成長的制約因素，沒有考慮到企業內部的資源差異對其持續成長的影響。以彭羅斯為代表的現代企業成長理論學派擺脫了企業成長追求規模經濟的思維限制，指出企業成長追求成長經濟而不是規模經濟，并強調企業內部的獨特資源是企業成長的根本推動力。這種理論著眼于企業內部資源，為企業成長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遺憾的是他們的理論并沒有沒有考慮外界環境變化對企業成長的影響，也沒有說明如何才能有效地形成企業的管理供給，因而他們的理論也是不徹底的。

總的來看，現有企業成長理論在以下兩個問題上存在不足：首先，這些理論對企業成長的研究都有所偏頗，沒有能夠清楚地闡明企業成長的路徑問題。傳統企業成長理論側重于企業最優規模的確定，強調外部環境對企業規模的影響，而忽視了企業內部資源的作用；現代企業成長理論突破了企業成長追求規模經濟的限制，指出企業成長應追求成長經濟，但該理論又過于關注內部資源的作用，而忽視了外部環境變化對企業成長的影響。其次，這些理論都是基于市場競爭關系的企業成長理論，都是通過擊敗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來實現自身的成長，沒有考慮都與競爭對手共同成長，即基于“競爭-合作”關系的成長。

參考文獻：

[1] [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14頁。

[2] [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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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物流產業；物流成長；logistic模型；成長規律

中圖分類號：F259.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409（2012）09—0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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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ogistics Industry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Log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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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Quan—xi1， LIU Yan1，2， LIU Jia—lin3

（1.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5； 2.School of Management，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3.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5）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rules of logistics growth. It analyzes key points of log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by logistic model.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8—year data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China and offers theory support and principle of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logistics growth； logistic model； growth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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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物流產業是物流資源產業化而形成的一種復合型或聚合型產業，作為我國第三產業中支柱型產業的物流業，已由過去的末端行業上升為引導生產、促進消費、拉動市場經濟的先導行業。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物流業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2011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物流業健康發展政策措施的意見，從技術創新、資金扶持以及農產品等方面做出相關規定，以促進物流業健康發展。與此同時，有關物流產業的成長發展問題也開始受到廣泛重視，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探討與研究。

在物流成長的研究中，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對于物流成長的各階段研究也較多，但對“物流成長”的概念并沒有統一認識和普遍認可的定義。Stock 認為物流成長應突破傳統原則，拓展到其他領域，應將物流作為企業戰略競爭優勢的主要內容[1]。Mentzer與Kahn認為很多物流文獻與研究缺乏理論發展、研究及應用的縝密的導向性[2]。Edward Neilan，Atkinson，Parker和Trepins等人從不同角度對物流成長也進行了研究[3～6]。本文認為所謂物流成長，是指物流活動經歷形成、競爭、創新并逐漸成熟進化的演變過程，從單一職能向多職能及專業化進化，構成循序漸進持續變遷和創新的成長過程。從生態位的視角審視物流成長，可以看出生態位理論和物流成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物流成長過程中經歷的階段如同生態系統中生態位確定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創新、不斷適應的過程。

物流產業的成長和產品成長一樣都經歷生命周期，對于產業生命周期的研究，主要有產業生命周期理論，是關于某個產業從產生到成熟整個過程中產業內規律發展變化的理論。這其中包括產業內企業數量的增加、市場結構的變化、產品創新變化等。上世紀70年代，William J Abernathy和James M Utterback共同提出A—U模型，80年代Gort，Klepper提出G—K產業生命周期理論，90年代Klepper，Graddy提出K—G產業生命周期理論。這些理論對于人們認識產業發展規律及演進有著重要的意義。

基于物流產業發展實踐與理論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對物流產業的發展規律進行研究，并結合我國物流產業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期對物流產業發展的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2我國物流產業成長階段的Logistic模型

我國物流產業經歷了計劃儲運階段（建國后～20世紀80年代）、概念引進階段（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末）和物流產業成長期（90年代至今）。儲運階段沒有物流概念，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以計劃手段來分配資源，產品的銷售是由計劃安排的，企業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獨立經營的實體，銷售等環節相互分離，社會庫存量大，物資周轉緩慢，資金占用較多，給社會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

第二階段，也就是1979年以后，我國實行了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政策，宏觀經濟環境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一階段是我國物流概念引進、啟蒙和宣傳普及的時期，對現代物流的認識及我國物流產業發展的認識和研究都不夠，物流在我國還沒有形成產業化規模。第三階段，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我國經濟體制逐步轉型，經濟總體實力明顯增強，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快，社會商品供應日益豐富，綜合運輸體系初步形成，供求關系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整個生產、流通和消費領域發生了深刻變革。本文根據我國物流產業的階段特征，應用Logistic模型進行物流成長發展規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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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基礎上提出對農業上市公司成長性的戰略思考，企業成長問題是在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一直處于溫熱的研究話題，而對于作為農業企業排頭兵的農業上市公司，其成長問題的研究應值得關注。

國家財富的增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絕對離不開市場經濟中微觀主體——企業的發展，一定意義上國家的經濟綜合實力取決于企業的發展程度，而對于企業來講成長問題又是企業問題的核心，因為一個企業如果失去了成長，就像失去了生命一樣，一切無從談起。企業的成長早已是經濟學與管理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但還不是理論界的主導問題，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其成長性如何，是直接關系整個經濟發展的品質的。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業的現代化，沒有農業企業的健康成長，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真正實現農業強國、經濟強國。農業上市公司是農業企業的排頭兵、先行者，其成長性問題可以講是農業企業發展狀況和方向的航標，本文對農業上市公司的現狀及成長問題，結合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自己的拙見。

一、企業成長相關理論簡述

企業成長理論一直是西方經濟理論和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學和管理界研究的熱點，關于影響企業成長的因素有內部的、外部的、宏觀的、微觀的，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其側重也有所偏移。當然，對于企業成長的理論也有了顯著的成果。

企業成長理論首先應該是追溯到古典經濟學中的企業成長論，主要的代表有：亞當·斯密、馬歇爾、斯蒂格勒等，其主要觀點認為：企業是經濟社會中出現社會分工的產物，而且市場規模決定著企業成長的規模和數量，企業成長的基本動因是獲取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本身是存在臨界點的，超過了臨界點，企業就會從規模經濟演變成規模不經濟，同時也就制約企業的成長。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成長理論有也進一步的研究，但可以講也是靜態的均衡理論，無法根本上解釋企業成長過程。

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在1912年的《經濟發展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業的創新，這是對企業成長有絕對的指導意義。科斯1937年《企業的性質》提出關于交易費用的存在，與管理成本決定企業規模的大小。威廉姆斯1975年用資產專用性理論來分析企業成長等。近代關于企業成長理論涌現出：波特的競爭戰略理論、科特勒的市場發展戰略理論、彭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等一些演化經濟學、規模經濟學里關于企業成長的新理論，最新的理論還有核心競爭力理論、企業蛻變理論、學習型組織理論和企業再造理論等對企業成長從不同角度的深刻認識和研究。

關于企業階段成長過程的理論有組織管理學家格雷納（1972年）的五階段論、費萊姆茲（1998）的七階段論和愛迪斯（1997）的十階段論。愛迪思在《企業生命周期》中認為，應該把企業看作是有生命的，企業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分為：孕育期、嬰兒期、學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穩定期、貴族期、撒冷期、官僚期和死亡期十個階段。企業雖然生命長短不一，但在各個生命階段可能會有類似的成長特征，抓住這些基本的共性，有利于分析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已便于企業采取相應的措施，盡可能延長自己的壽命。愛迪思把企業這十個階段精確分類，認為企業像人一樣，需遵從特定的成長階段特征，只有在盛年階段，人和企業才處于健康和財富的巔峰。把企業看作是有生命周期，便于把握企業在不同的生命時段，并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措施，盡可能延長企業的生命。

二、農業上市公司的現狀

截止2008年末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數量達到51家，主營業務分布在農林牧副漁及種養等領域，屬于糧油加工的上市公司有4家；經營水產養殖的上市公司有7家；經營飼料、種子生產的上市公司有13家；果蔬加工和畜禽加工的上市公司有7家；從事林業、其他種植業的上市公司有8家；屬于經營農業綜合的上市公司有12家。對于農業上市公司的地理位置分布比較零散，小范圍相對集中，比如湖南、北京等地，由于農業相關農林牧副漁行業特征的資源性和地域性特點，農業上市公司在空間上的分布呈現出遵循消費市場就近、臨近原則，便于材料供應和加工，節約成本。

三、農業上市公司成長的問題分析

1、農業板塊上市公司整體成長不足

與其他行業上市公司比較，農業上市公司的資產規模總體水平與平均規模還有較大的差距，從股權結構，農業上市公司以小盤居多，國有股和發起人所占的比重較大。從農業上市公司數量上看，十多年來，并沒有顯著的數量增長，早些的四十多家除去因像藍田股份一樣或經營業績不善倒閉的上市公司，至2008年也就是51家，當然從構成比例上，能有百分之七八十還是繼續存續的上市公司，而且在資產總額經營業績方面有了一定的成長；但總體實力、成長水平與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與高新電子領域的上市公司就差距甚大了；盈利水平、利潤額呈現出的效益不佳，成長不足現狀。

2、農業上市公司背農和非農擴張比較嚴重

一些公司為了上市借助“農殼資源”上市，可以帶來政府政策上的優惠、新產品開發的資金、相關稅費的減免退還等，但一部分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后卻把經營業務放在與農無關的經營項目上，企業的主營業務上與“農”相關的收入所占比例嚴重不足。與農的背離自然衍生了非農的擴張，部分上市公司涉足其他領域：創業投資、電子通訊、房地產等，甚至一些經濟規模和經營業績不佳的農業上市公司全資退出，如新中基的涉足創業投資，華龍集團涉足電子通訊，中牧股份加入房地產等。

3、沒有把握農業異質資源的獨特優勢

農業上市公司在農業自然資源上具有典型的異質性，自然資源包括物種和環境資源，體現在自然資源的基礎性，如果把企業看作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的話，那企業的成長就是資源的整合過程了。而目前農業上市公司應該說很多都沒有注視到這點，只是一味地追求資本的相對收益，轉移行業，未能把握農業行業異質資源得天獨厚的優勢。

4、沒有對農業這個行業整體的戰略認識

農業上市公司的數量在整個證券市場中所占的份額也僅僅不足5%，而要想在數量上有所突破，質量上有所提高，農業上市公司成長的提高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對農業上市公司成長的關注，需要有戰略的認識，對于農業上市公司成長性的評價，王青燕和何有世（2005）、冷建飛和王凱（2007）、王俊峰和趙曉濤（2005）等大批學者在已有基礎理論的成果上，進行了不同角度的實證分析，盡管結果側重有所不同，但顯示出的其根本的就是沒有對農業上市公司戰略認識，從根本上找到長效的有利于農業上市公司成長的基本驅動力，發揮真正意義上農業行業排頭兵的作用。

四、農業上市公司成長的戰略對策研究

用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來詮釋農業上市公司的成長問題，想到了查爾斯·達爾文：“存活下來的不是那些最強壯的種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種群，而是那些對變化做出最積極反應的種群。”適者生存的道理深刻揭示出企業成長的有效應對措施，歸結起來，筆者認為就是對企業成長問題的戰略對策。

1、樹立對農業上市公司成長的戰略理念

邁克爾·波特在《競爭戰略》中指出競爭戰略實質就是將一個公司與其環境建立聯系，外部環境作用于企業內部，企業的成長關鍵在于企業對外部影響的應變能力。馬云提出阿里巴巴要做102年的企業，是對企業成長的渴望和戰略規劃，試想如果沒有這種理念上的戰略規劃，這個企業將會是鼠目寸光，絕無長久的發展，僅是曇花一現的生存。邁克爾·波特認為三種能獲得成功的基本戰略有：總成本領先戰略、差異化戰略和目標集聚戰略。而對于農業上市公司戰略理念的規劃要集合農業行業特征，農業行業的異質資源和地域限制，對于總成本戰略的實施在同行業之間足見優勢并不很顯著，倒是差異化戰略與目標集聚戰略顯得至關重要。差異化戰略包括與農產品生產加工相關的技術特點、服務特色，可以直接是顧客降低對其他方面的顧慮而使企業增加競爭實力；目標集聚就是要針對有效的、主要的特定顧客群或某相關產業鏈的消費群體，這樣的話對于企業的成長是有利的且長效的。如蒙牛、伊利股份，形成以營養的乳制品為產品鏈的系列消費，抓住這條根本主線，不斷開發研制新系列的產品，穩定了既定老客戶，還一定程度地吸引新客戶。

2、戰略規劃下的全面創新

韓國三星集團的口號“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變”。變就是要創新，要適者生存的創新，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組織創新等系列的創新。對于農業上市公司來講更是需要創新的，他與高新技術企業的不同，可能受農業靠天吃飯的影響，農業企業多少也存在著這樣的現象，農產品加工、種植、捕獵漁業的行業都認為創新意義的大。試想在我們這個行業里異質獨特資源的擁有，就應該有額外的附加值，但實際上是很少把握，就在于創新的嚴重不足。

創新是企業發展的原動力，是企業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創新理論，主要強調在生產和企業組織上的創新，其他的變革被看作是創新的社會效應，而不是創新本身。而在知識經濟的現在，創新應該是個全面的創新，包括各方面的適應企業生存發展的創新。農業上市公司不斷出現背農、離農的被動局面，根本原因在于對農業這個行業沒有創新的認識，自然選擇資本收益較高的其他行業，沒用通過創新挖掘農業的行業潛能。

3、形成企業核心競爭力，正視成長中的蛻變

企業的成長，在戰略規劃下，就應該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核心能力包括銷售服務能力、產品創新能力、標準化能力等各種利于企業長久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美國著名戰略學家帕拉哈德和哈默將核心能力解釋為“一組先進技術和諧組合”，這是一種綜合的概括。核心能力應該能最終形成有絕對競爭力的產品，給企業帶來收益，農業上市公司必須要培養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農業的異質資源決定農業上市公司應注重挖掘農產品的深加工，系列產品鏈，獨特的原材料供應加技術創新的優勢，必然能為農業上市公司帶來高于一般行業公司的投資收益。

用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對農業上市公司成長進行透析，就要正視成長中的蛻變問題，蛻變是生物必然面對的現實，因為時間是引起成長和死亡的基本原因，而對于企業，在一定時間里死亡并不是企業的必然命運，也就是說一個生存了很久的企業同樣可以保持的旺盛的生命。但并不是說企業就沒有蛻變、死亡的選擇，日本的藤芳誠一在《蛻變的經營：管理的基礎認識》中指出，企業應該要進行戰略經營，著眼于企業環境的變化，就是要進行有意識“蛻變”所進行的經營活動。但本文認為關鍵是對蛻變時期的認識，農業企業處于所在行業或生產領域的水平和發展階段，自己的企業又是何種狀況，對癥下藥，有的放矢，與此同時還需要國家政策對農業相關政策的扶持，這也是農業上市公司的特殊所在。

綜上所述，深入挖掘更多促進這個深系國計民生但似乎被經濟發展大環境忽視的領域——農業上市公司的發展，近些年對農業上市公司績效、成長研究的成果從數量上和研究方法上都很顯著，但任重而道遠，有突破性的結合我國實際經濟現狀行之有效的理論和對策研究應該說還不明顯，需要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的學者專家。

【參考文獻】

[1]伊查克·愛迪思著,趙睿譯：企業生命周期[M].華夏出版社,2004（1）.

[2]許曉明：企業成長——打造“百年老店”的戰略選擇[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3]陳琦、曹興：企業成長理論述評[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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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經濟力；包容性城市化；均衡型城市化；城市化模式

Abstract：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urbanization are the new modes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s in China’s deeply urbanization processing. A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y， financial economic power is the power to coordinate all kinds of new urbanization modes to express combination benefit：it committed to equilibrium type of urbanization to highlight its efficiency attribute，appealed to inclusive mode to reflect its fair attribute，merged 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and took into account efficiency and fair. By discussing financial economic power，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urbanization，to explore new perspective of using modern finances to solve urbanization issues.

Key Words：financial economic power，inclusive urbanization，equilibrium type urbanization，urbanization mode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10-0019-07

一、引言

隨著經濟、金融在宏觀、中觀、微觀層次日新月異的發展，二者互動關系日益凸顯且不斷強化與動態擬合，并逐步呈現出隨場域差別而時空演變、發展的格局。在國家層面，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映射出宏觀金融與貨幣金融政策發揮效力的身影；在區域層面，由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組成的發育程度不同的金融體系正優化或阻滯各地理及行政單元的資源配置；具體到城市，作為“市經濟”要素市場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市場正通過支援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來振興“城經濟”，這是推進城市化經濟運行的動力因素。除場域層次外，金融還從時間、體制等維度作用于國民經濟巨系統、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子系統，其作用力在金融體系發育形成金融產業集群、中介以及完備市場的過程中，呈現出金融集聚力、中介力、輻射力等空間形態并通過發揮其正、負內部或外部效應以推動或阻礙處于各運行階段的城市經濟運行。誠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它們主要基于虛實經濟、經濟學對金融問題的發現、金融發展理論、區域金融、金融地理以及空間金融等理論視角，爭論于金融與經濟究竟是需求拉動還是供給推動亦或交互作用關系，通過研究金融運行階段、功能以及空間形態等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具體影響，深入詮釋這種作用的大小和正負方向。毋庸置疑，上述成果從不同視野探討了金融與經濟運行的關系，涉及面之廣、具體問題之多、研究方法之復雜讓我們深刻體會到二者關系的復雜性。但縱觀始終，金融對經濟任意一種形式的作用方向與強度都能夠概括地用具備大小和方向的金融經濟力來詮釋，它是對以往研究的高度抽象與概括、深入與細化。相似的，在城市化領域中用金融經濟力能夠描述金融對城市化的作用，其間接成果主要涉及金融支持與城市化發展、城市化的投融資困境與投融資體制，而尚未出現直接論及因城市化轉型而產生的激勵城市化選擇新模式、調和并促成新模式實現的金融經濟力的文獻，這不僅為論文提供間接借鑒，更提出其研究方向與現實要求。

二、金融經濟力：概念及形態

（一）金融經濟力的概念及其內涵、外延

金融經濟力是一個嶄新的概念，現鑒于研究范圍而作出如下定義：金融經濟力泛指能夠作用于并能夠使經濟蛋糕增大的、有效率的成長性金融活動對經濟運行所產生的正向作用。觀其內涵，金融經濟力為虛擬性金融對經濟運行有效的正向的作用。解其外延，首先依不同評價標準劃分的有效率和無效率兩種類型的金融活動分別作用于經濟會產生不同效果。其次金融活動是金融經濟力的主體，其外延包括金融要素、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發展水平、金融企業或產業的空間形態與布局。經濟運行是受體，在不同劃分標準下不僅包括本地與異地經濟、國民經濟、城市化經濟、區域經濟，還包括城市化、城市系統、社會體系等。再次，在效率層次上金融經濟力是有效推動經濟運行的金融活動。在空間維度上，有效的金融活動既能夠對本地經濟增長發揮乘數效應與輻射效應，也能夠隨虛擬經濟的靈活流動而向區外擴散與輻射，這種區外輻射將產生溢出效應。因此，金融經濟力具有體制和效應兩種作用形式，前者囊括市場和政府作用渠道而后者則包含內部性和外部性。進一步的，金融經濟力因起效領域和協調對象不同而兼具效率屬性和公平屬性。這一概念外延固然廣闊，但論文研究范圍卻是金融對城市化及城市化經濟運行的正向作用，即有益于協調城市與城市化關系、促進二者可持續發展、調和包容性和均衡型城市化新模式的金融經濟力。

（二）金融經濟力的形態

1. 金融運行曲線。如果說金融經濟力的主體是具有正向效應的有效率的金融活動，那么要真正理解這一概念就必須厘清哪些金融活動有效率、哪些無效率，然而金融虛擬性為這一判別過程籠罩了神秘的面紗。誠然從現實角度識別相比于從理論視角劃分更加困難，但從理論上認知即便過于理論化也能夠貢獻于現實研究，故而借助于發展經濟學對經濟運行過程的理性描述，將（廣義）金融由產生到強大的過程分為金融增長（量性）、發展（質性）、成長、包容性成長四個階段，依照各運行階段金融活動質性發展比例多寡將有效率的金融活動在理論上劃分出來。具體來講，金融在每個運行階段都體現出質性發展與量性增長不同比例的組合：在從無到有的量性增長階段，金融活動大規模擴張，由金融增長速度帶來的邊際收益大于質量提高帶來的邊際收益，質性發展需要建立在量性增長基礎上；在質性發展階段，源于上一階段對社會資源的快速虹吸引致資源剛性瓶頸凸顯，在不影響其他領域發展的條件下無力繼續支撐金融量性增長，故增長比例縮減、速度放緩，應轉變資源利用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確保質性發展；成長階段的金融“量”在完善的金融結構與功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環境中迅速擴張，這種擴張相比于上一階段粗放型增長更突出集約性，金融活動在規模和質量上均有所突破；在包容性成長階段，質與量按照協調的比例協同發展。在金融市場進一步完善的同時，包容性普惠型金融服務和機構的誕生調節了金融運行中的非包容因素。如果說非包容金融是一種不公平的金融運行模式，那么包容性成長型金融突破這一瓶頸的過程也是“金融力”在初次調節重效率的基礎上，通過再次調節實現公平的過程。由此可見，金融結構優化、市場完善的質性發展是金融效率提高的重要條件與表現。因此一般來講，金融運行在量性增長階段、質性發展階段、質與量協調成長階段和包容性成長階段的效率依次提高。

如圖1：縱軸G表示金融增長，是金融量性成長的方向。橫軸D表示金融發展，是金融質性成長的方向。具體來講，A為坐標直角平分線上的點。以A為界，在曲線1上的點向曲線6運動形成軌跡的縱坐標高于橫坐標，反映金融量性增長快于質性增長。連接原點與A點所呈現的斜率較大的凸弧，揭示了金融運行過程的量性增長階段。金融在量性增長階段的量性成長快于質性成長，金融活動、要素、市場及資源規模迅速擴張但結構簡單或發展緩慢。這一增長如果超過金融體系所能吸納范疇（假設為曲線6），就會激發對以金融結構調整為表征的質性金融運行需求，因為建立在非質性成長基礎上的量性增長將導致資源配置失調。金融向高水平推進，表現為曲線2的下半弧較曲線1的下半弧向更高水平發展，在曲線4上用AB弧表示質性成長快于量性成長的金融發展階段。隨著金融結構與金融量進一步匹配、協調，金融成長體現為建立在更高發展水平上的量的積累與擴張（表現為曲線3），在曲線4上以弧BC表示。可見，BC階段即金融成長階段的量性增長較質性發展階段的量性增長速度更快。在曲線3的下半弧，質性成長與發展將引發新一輪的量性需求，金融資源、金融工具、制度、市場、組織等有待于擴容。假設曲線5是一條臨界線，曲線4上C點以右的半弧為質與量高速成長階段，稱為金融包容性成長階段。可見，曲線4刻畫了包含四個階段的金融運動軌跡，而曲線1、2、3則描述金融在各運行階段的質性、量替成長形態即金融運行軌跡的本質。

2. 金融經濟力曲線。金融的社會根植性決定其不可能脫離受體而獨立運行，當金融作用于且受制于經濟而產生金融作用力時，它的效率以及這種作用力能否被稱為金融經濟力將被重新考慮與定位。經濟與金融既獨立按照各自的軌跡運動又因一方需求而結合發展，在經濟第一性條件下金融不斷滿足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過程也是其自身由增長經歷發展最終至包容性成長的過程。金融運行的過程根植于何種經濟環境之中呢？或者說金融經濟力的形成機理如何呢？首先，經濟運行描述以產值為表征的實物要素創造過程，而金融則更多表現為無實物依托的未經物質創造過程的虛擬性突發成長。如果這種成長與經濟運行保持適度的協調性，即在經濟能夠承受的范圍內進行，則能夠發揮金融正向作用成為金融經濟力；倘若超出或滯后以致超越一定限度，就會激發經濟泡沫造成資源浪費。這說明經濟在為金融運行提供基礎的同時也為其設置準繩以自主規避金融風險。其次，經濟發展包括兩重含義，一是經濟領域的發展導致其他領域成長的結構變化，二是真實收入的增加擴散到所有經濟領域的體制變化。從經濟發展導致金融成長相融合的角度來講，金融成長是經濟發展結構變化的表現與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發展藏富于民的背景下，財產性收入增加引致的金融成長反映收入分配機制，是經濟發展體制變化的內容之一。再次，經濟發展從各方面演繹了金融時空演變的背景，只有把金融放在一個分成部分與階段而不是整塊不分階段的經濟環境中研究（包括各層次經濟構成、不同場域），才能充分體現“分立”這一貨幣金融理論的本質，從而將金融經濟力剖析得更加透徹。

假設圖2描述的是金融作用于城市化經濟運行形成的金融經濟力曲線。縱軸G表示金融與經濟量性成長的方向，橫軸D表示金融與經濟質性成長的方向。從同一頂點出發的三條斜線是發展程度不同的經濟運行約束線，從左到右依次為城市化經濟量性增長、質性發展和包容性均衡運行三階段，分別與三條金融線切于A、B、C三點。倘若金融與城市化經濟量性增長的時期大致相同，在經濟與金融總量的供求基本相等時就會出現切點A這一均衡點，在除此之外的初期曲線1上的其他點中：代表金融量性增長快于經濟量性增長的點（曲線1上半弧），揭示了由于非包容性制度、準入限制使資金或資源游離于城市化經濟運行之外的城市化非包容現象；代表金融質性成長快于經濟量性增長的點（曲線1下半弧），則呈現為金融深化進而對經濟提出結構重組、產業升級、對城市提出擴張規模等需求。這種現象多發生于發達國家。如果沒有金融深化帶動經濟質性發展這一過程，金融與城市化的發展將在這一階段停滯。反之，當其發展到與金融水平相當的B點時將再次出現均衡。倘若達到非B點之外曲線2上的其他點，則將重復上述過程；最后，在C點同時實現金融與城市化經濟的包容性發展，金融經濟力引導并支持城市化突破非包容瓶頸。如果金融運動軌跡在經濟運行任一階段超過曲線5或6即經濟所能承載、制衡與充分享用金融的量性增長與質性發展的界限，都將出現金融過度深化，從而完全脫離實體經濟、并最終產生泡沫經濟的隱患。不同的是前者由量性激增引起，而后者由質性演變而生。這里的曲線4反應了金融作用于城市化經濟由非均衡態到均衡態再到更高水平的非均衡態、均衡態的過程，稱為金融經濟力曲線，它既是狹義上驅動城市化經濟實現均衡、高效運行的新動力，也是廣義上描述金融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運動軌跡。

三、金融經濟力作用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側重效率

前文述及金融經濟力作用并受制于城市化經濟運行，驅動城市化經濟突破原有低效率運行階段向效率更高的成長階段演進。在理論上，城市化經濟運行由非均衡到均衡的運行軌跡由金融經濟力牽動得以實現，而城市化經濟運行均衡態是城市化均衡的具體體現，可以說金融經濟力推進城市化模式由非均衡向均衡實時轉換，這也體現出金融經濟力具有提高城市化模式效率的功能，反映其效率屬性。

（一）金融經濟力對城均衡的影響

城均衡是實現城市化均衡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內核所在。了解城均衡的形成機理，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

1. 城均衡的形成機理。在經濟學上“城”是負載有水源、交通、建筑、通訊、能源供給、廢物處理、公共服務等基本功能的非農業生產用及其非農人口生活用的資本化了的特殊土地。城均衡態是城的供給與需求相協調的狀態，城的非均衡態則是二者不相協調的狀態。了解城的供給和需求首先要從經濟學而不是社會學視角考查：“城”的經濟運行的基本內容包括城市土地經濟的運行活動和市政經濟的運行活動。其中，城市土地經濟以城市地租為主要內容，城市土地的絕對、級差和壟斷地租是指自然、經濟和社會稟賦各不相同的城市土地隨區位變化而呈現出類型和多寡各異的土地價格，它隨城市利益主體對不同區位和類型城市土地利用的競爭性程度來影響城的經濟運行效率。市政經濟活動是由城市政府承擔的、以滿足城市居民生產和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按照經濟學對需求和供給的定義，城需求是指企業或居民在某一特定時期，在每一個城市地租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夠購買的城市土地數量，購買力來自于收入。城供給是城市不同利益主體對城市土地及其負載物的供給，供給土地的貨幣價值用地租衡量，在不同地租水平上相同收入的購買力不同。可見地租是影響城供求狀態的重要變量，是土地市場上調節各種需求欲望，使之與需求相匹配的核心要素。此外，城市地租也被看成是利息的特殊形態。在非農產業具有較高有機構成的城市，利息是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資本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者出讓使用權所獲得的流動性貨幣報酬。深層次理解城供求形成機理，有益于深刻探析城均衡結構。理解城需求形成機理的重點在于厘清生產性、生活性和投機性需求。其中，生產性需求是城市地租和城市產出的增函數，生活性需求是城市人均收入和城市地租的增函數，投機性需求是城市地租的減函數。

2. 金融經濟力對城均衡的作用機理。城市土地是資產化了的土地，核心定價變量是利率。利率是城的經濟運行與金融的結合點，也是金融經濟力對于城均衡的調節點。城供求與金融從以下幾個方面建立關系：首先，房地產市場既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城的投機性需求的重要領域。投機需求激增、價格虛高引發的房地產泡沫本質上是金融資產價格超出價值而形成的金融泡沫的一種。其次，通常城市居民收入多用于消費、儲蓄和投資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場發達的條件下，投資渠道便利一方面將引發投資熱潮、提高個人的投機性需求，另一方面將降低貸款利率、拓寬融資渠道、提高企業的生產性需求。再次，加大金融支持尤其是拓寬金融服務覆蓋面，不僅有利于改善市政服務供給，還有助于順暢城市土地流轉市場、理順城市土地的供求。金融通過上述機制影響城供求結構，因此城的均衡分析理應加入與城的供給和需求都緊密相聯的金融經濟力。

如圖3，R軸表示城市地租，U軸表示城市土地量，Us表示城市土地供給，Ud表示城市土地需求。在短期內，城市土地供給具有剛性，城均衡僅表現為城市地租絕對上升，這里的城市地租主要是區位型城市級差地租。在長期內，土地供給量隨城市化進程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而增加，Us曲線右移至Us1。在更長的時期內，金融經濟力帶動城市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和城市規模擴張產生巨大的資金需求，而城市規模擴張又產生新一輪城市土地生產和生活需求，需求曲線由Ud1移動到Ud*。倘若該城市為大城市，城市發展水平已經很高且資源、服務承載漸滿，無法提供與需求量相當的城市土地與公共服務，致使城供給曲線由只能由Us1移至Us*而不是更遠，金融經濟力引導“城”在更高的地租水平上實現均衡。這時城市地租上漲至白熱化程度，高地租型城均衡模式實現。金融經濟力具有推進城市化經濟質性成長的能力，居高不下的城市地租縮減了城市發展空間，伴隨金融包容性成長、市場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制度進一步完善，金融參與經濟運行轉移了各方主體對城市土地白熱化的壟斷競爭性投資取向，使土地得以與同樣以利率定價的金融資產競爭發展，導致新一輪供求作用下城市土地的需求降低，城供給空間相對增大。如中圖，當城供給空間增幅大于城需求空間增幅時，城市發展空間擴容，可持續發展有望實現，此時出現略低地租水平的城均衡。高地租水平和低地租水平城均衡模式都是金融經濟力調節的對象。由于金融經濟力獨立運行以及與經濟結合運行都存在由量性增長到包容性成長的效率提高過程，這一效率提高過程也是實現高效城均衡模式的調節過程。因此，倘若高地租與低地租型城均衡是在金融經濟力量性增長階段或者說其自身效率尚低的階段產生，那么這兩種水平的城均衡都是不穩定、不可持續的，城均衡也就未必有效率，圖3右圖中U才是穩定的高效率城均衡軌跡，它是城均衡的理想模式和長期運行趨向。隨金融經濟力效率提高而調節的不可持續的高地租型城均衡U1和低地租型城均衡U2必將向其收斂，因此金融經濟力是實現可持續型城均衡模式的內驅力。

（二）金融經濟力對市均衡的影響

“市”是由經濟流量和方向、經濟主體行為和交易結構以及相應的經濟制度、組織和經濟政策所表現的、反映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的、處于一定空間方位的買賣場所或市場交易中心。市的經濟運行由三方面基本內容組成：涵蓋國民財產和資源的國民財富再生產與再配置、國民收入運動、社會資金循環周轉的經濟流量方面；城市各利益主體的行為方面，包括生產者的生產與投資行為，消費者的儲蓄、消費與個人投資行為，城市政府的消費、投資與轉移支付行為；囊括以農產品為主的消費品市場、服務市場、以金融市場為主的要素市場、房地產市場以及產權交易市場等城市市場的結構方面。市的經濟運行的均衡點即為市均衡，也就是說市均衡是對市的供求相等時市的經濟運行所表現出來的均衡狀態。其中，市需求是指對城市“非城”產出具有需求欲望并能夠對其支付的貨幣量，包括消費者、生產者和政府對城市產品的消費、投資；市供給則指在城市市場上打算售出的非“城”的商品價格量，包括中間投入品的轉化價值和要素投入的增加價值兩部分內容，以利潤、儲蓄、收入等貨幣形式表示。當市供求相等時出現市均衡，能夠實現市均衡的城市化模式稱為市均衡模式，按效率不同細分為可持續的市均衡模式與不可持續的市均衡模式。金融經濟力參與市的經濟運行，改變市均衡結構。

金融經濟力對短期市均衡的影響機制按照其作用形式中的效應形式分為內部和外部機制，不同作用類型產生于城市不同的開放程度。在內部機制方面，假設城市是封閉的，市均衡軌跡取決于初始狀態下的市供求和金融經濟力作用于城市內部所引致的市供求曲線的移動。如圖4，縱軸I、S分別表示投資與市需求、儲蓄與市供給，橫軸表示貨幣形態的市產品。在城市化快速成長初期，較低的利率水映在金融市場上就是金融資產價格較高，反映在信貸市場上就是企業貸款利率較低。隨著城市化優勢的發揮，市的需求激增表現為左圖中需求曲線由上一階段的I2平移至I*。與此同時，較低利率帶來較低的儲蓄水平，投資市場中投資主體高預期的待價而沽行為導致利潤積累不多，因此主要由儲蓄和利潤構成的市供給由初始水平S1經S2增至S*，市供給增幅小于市需求增幅，這一時期在金融經濟力內部作用機制下形成的市均衡軌跡為C1。當金融處于包容性成長階段、在金融集聚形成正向輻射力時，借助于城市間金融市場整合使得儲蓄投資轉化更為順暢，市場區域內城市之間相互影響產生市需求空間大于市供給空間的市均衡類型C1。伴隨金融經濟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和外來人口移入，下一時期市供給增長空間大于需求增長空間從而實現C2型市均衡軌跡（如中圖）。金融經濟力隨發育程度不同對城市化進程作用的大小也不同，調節C1、C2向可持續型市均衡軌跡C收斂（如右圖），可完成短期市均衡模式由不可持續向可持續的轉化，可見金融經濟力也是實現可持續型市均衡模式的內驅力。

（三）金融經濟力對城市化均衡的影響

城與市同時均衡才是實現城市化均衡并且達到城市化經濟運行的均衡點，形成城市化均衡模式。城市化均衡模式是最穩定的可持續型城市化運行模式，金融經濟力驅動不可持續型城均衡和市均衡向可持續型城與市均衡收斂，最終達到城市化均衡態。在城市化均衡點上，表示城供求的變量如城市土地供求、城市地租價格、市政服務供求以及衡量市供求的變量如投資、儲蓄均實現均衡，即各方利益主體對城與市的供給和需求行為均達到制衡而無改變意愿的狀態。城市化均衡的實現意味著以此為內核的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它是指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化速度始終保持在邊際聚集效益等于邊際聚集成本的動態均衡點上。金融經濟力是推進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選擇，是協調并修正不可持續的市均衡模式、城均衡模式以達成可持續的高效、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內驅力。

四、金融經濟力作用于包容性城市化模式：兼顧公平

金融經濟力作用于城均衡與市均衡，協調二者同時均衡達成城市化均衡態，體現了金融經濟力屬性的效率層次。然而均衡型城市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行為均衡而非數量均衡，這就存在金融經濟力調節不到的城市化領域與社會問題。

（一）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政策盲點

高效的均衡型城市化模式固然是我國未來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現階段城市化進程中由“非包容”引發的城市化矛盾卻是政策無法觸及的盲點。這些城市化矛盾包括：農業生產中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如城市基礎部門雖然緊缺低水平勞動者卻排斥農民工進城的“市民行為”之間的矛盾、低效率城市國有成分經濟部門融資順暢與高效率非國有成分部門缺乏融資平臺之間的矛盾等等。上述矛盾阻礙了城市化可持續進程，推進城市化亟待訴求于包容思想。

（二）包容性城市化與均衡型城市化——互為補充

踐行包容思想的包容性城市化模式是人口、環境資源、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高度協調的城市化。均衡型城市化訴求于包容思想，與包容性城市化在對立中尋統一。例如，城市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滿足戶籍居民需要而未覆蓋外來弱勢群體，就是非包容性城均衡狀態，因此包容思想是實現質性城市化一般均衡的重要條件。在非均衡向均衡型城市化轉型的進程中，存在諸多非包容現象與對包容性的需求，同樣在實現包容性城市化的過程中存在諸多非均衡因素與對均衡高效發展的訴求。可見，均衡也是實現質性包容發展的必要條件。融合均衡與包容城市化模式的優點、擬合二者作用領域需要訴求于金融經濟力這一與兩種模式都相關的作用機制。

（三）金融與包容性城市化契合點——非均衡金融

金融運行非均衡狀態是金融成長過程中的特有階段，非均衡金融是指金融市場、金融制度與政策供求不相等，或金融資源分布不平衡等所有非均衡發展的多元系統組合體。從包容的角度來講，非均衡金融未必是高效率的金融類型，它作用于城市化經濟產生的作用力，它是非包容性城市化在非平等金融服務享用權利方面的體現，是包容性城市化模式對現代城市金融大力修正的領域。包容性城市化模式是非均衡金融實現包容發展的必然選擇，金融經濟力也是實現包容性城市化的驅動力。

（四）包容性成長型金融經濟力——兩模式的協調機制

從金融運行效率角度而言包容成長型金融運行效率最高，附加城市化經濟運行條件后的包容性成長型金融經濟力是最有效率的金融經濟力。實踐證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效益的發揮需融入包容思想，但二者無法簡單統一。金融由非包容到包容的轉變是驅動包容性城市化實現的關鍵動力，那么包容性成長型金融經濟力能否協調兩種城市化模式以最大化政策組合收益呢？理論上按照起效領域及效果，金融經濟力的屬性分為效率屬性和公平屬性：推動城市化均衡注重效率所實現的包容性均衡就是兼顧公平，金融經濟力在反映自身屬性的同時協調了包容性與均衡型城市化模式，是實現二者高效組合的策動力。在金融經濟力作用下，傳統城市化模式轉變為具有包容性和均衡型內核的城市化新模式，城市化曲線也因外來金融沖擊而變得更加富有彈性、效率和公平特質。

如圖5，S代表傳統城市化路線，S*代表加入新內核的城市化曲線，橫軸表示時間和城市化發展質量，縱軸表示城市化率和城市化數量，城市化轉型始于初期對質性城市化的渴求階段。向兩軸做垂線可知：在傳統路線下，初期城市化的質與量成長均不明顯，中期數量增長嚴重偏離于質量發展，后期數量減緩、質量稍微提高，實現城市化量質轉換耗時較長；新型城市化模式下，雖然中期城市化增長速度慢于傳統模式，但是質性成長比例卻更高，為后期質與量協調發展、進而為城市高效發展提供較大空間，實現高質量城市化用時較短，包容與均衡模式的組合政策收益得以實現。

總之，與其說金融經濟力是實現包容性與均衡型城市化的驅動力，倒不如說金融經濟力是超越簡單“力”的概念的一種金融作用于城市的高復合抽象機制。包容性與均衡型城市化是我國實現深度城市化的新模式。因此注重在相應城市化經濟運行階段，適時發揮城市金融經濟力的調節效應是實現我國城市化高效、可持續運行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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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自從有了經濟學往后，對出產要素問題的研究不勝列舉。各派經濟學者對出產要素的用語紛歧，且概念的表述各類各樣，但它是切磋經濟學和商業理論的前提。

古典經濟學年夜多沒有清楚的出產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沒有明晰的出產要素用語。威廉·配第認為“所有物品都是由兩種自然單元—即土地和勞動—來評定價值，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說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積的土地和若干數目的勞動。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類勞動所締造的。”“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厥后，法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財富由以發生的源泉或材料。人的勞動是它的形式”。據此可以揣度，配第和坎蒂隆雖然沒有明晰提出出產要素的概念，但兩人都認為出產要素搜羅土地和勞動，這就是所謂的出產要素二元論。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將出產要素理論推進了一步，明晰使用了出產要素用語，提出了出產要素三元論，認為“產物是由人類所能把握的出產手段締造出來的，即由人的勞動、成本和自然力締造出來。”效用是經由過程出產要素的協同勾當和合力浸染出產出來的。無論何時何地出產都不能貧窶這三個要素。西尼爾原則上贊成薩伊關于出產要素分類的不雅概念，但與薩伊分歧，他用“節欲”庖代了成本。約翰·穆勒追隨薩伊，把成本主義出產前提歸結為出產的三要素，即勞動、成本、自然要素（土地）。與薩伊分歧的是，他認為惟一的出產力是勞動出產力，并現實上把成本出產力歸結為特定出產體例下的勞動出產力。

與古典經濟學分歧的是，新古典經濟學有了清楚的出產要素概念，對出產要素的分類也更為切確。對出產要素理論進行專門研究的當推馬歇爾，他用幾乎一本書的篇幅專門闡述出產要素，認為“出產要素凡是分為土地、勞動和成本三類。土地是指年夜自然為了賜賚人類的在陸地、海上、空氣、光和熱各方面的物質及力量。勞動是指人類的經濟工作，非論是體力方面的仍是腦力方面的。成本是指為了出產物質產物以及為了獲得凡是被行為算作一部門收入的益處而儲蓄的一切資本。”在此基本上，馬歇爾認為成本年夜部門是由常識和組織組成的，主張把組織從成本要素中自力出來算作第四出產要素。由此可，馬歇爾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年夜成者，現實上提出了出產四要素論，進一步成長了出產要素理論，豐碩了出產要素理論的內容。

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對出產要素理論的剖析始終局限于出產要素概念的內在、分類、性質及其在出產勾當中的地位和浸染的考查。現代經濟學關于出產要素理論的研究呈現了一個年夜的視角轉換，把出產要素與國際分工、國際商業聯系起來，考查了一國要素稟賦狀況與一國介入國際分工體例的選擇和商業模式的抉擇二者之間的關系，斥地了出產要素理論研究的新標的目的。

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奧林出書《地域間商業和國際商業》，提出了其國際商業的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每一地域在出產某些產物上具有優勢，即該產物含有該地域擁有充盈而廉價的相昔時夜量的出產要素。”現代國際經濟學的教科書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國理當出口該國相對豐裕和廉價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進口該國相對稀缺和昂貴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稟賦理論仍然沒有脫離斗勁優勢理論的根基框架，只不外將勞動成本斗勁優勢釀成了出產要素上的斗勁優勢而已。正是以，邁克爾·波特在1990年出書《國家競爭優勢》一書，提出聞名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在其打造國家競爭優勢的鉆石系統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出產要素，波特將出產要素分為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常識資本、成本資本和基本行動措施五類，并將這些要素分成初級出產要素和高級出產要素兩年夜類。與奧林分歧的是，波特關于出產要素與國際商業、國際競爭的剖析已不再是靜態的，而是具有動態性質。

二、主導出產要素的涵義

綜不美觀出產要素理論的成長過程，關于出產要素的剖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剖析存在兩年夜問題：一是沒有闡述出產要素的主次、口角問題。二是對出產要素的剖析根基都是靜態的，現實上出產要素形式是成長轉變的且成一個序列。這兩個問題恰是本文提出國際商業的主導出產要素概念的根基起點。

所謂國際商業中的主導出產要素是指整體經濟勾當和商業商品出產中所必需的并在出產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導地位、對外商業中具有斗勁優勢的物質或非物質要素。首先，商品出產中包含的出產要素多種多樣，且成一個序列，跟著人類社會經濟的不竭成長，出產要素序列也在不竭延遲，到今朝為止，這個出產要素序列為土地（或自然要素）－勞動－成本－手藝―打點―常識。

其次，一國出產要素序列中的出產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區分為主導要素和非主導要素。顧功臣提出出產力主導性要素，并闡述了出產力主導性要素與制造模式分工成長之間的彼此聯系關系。劉國武、李衛星提出常識企業的主導出產要素就是常識成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論進行了數學推論。但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國際商業剖析所提出的主導出產要素概念。就出產要素與國際商業之間的關系而言，波特將出產要素分為初級出產要素和高級出產要素，他已不雅察看到并闡述了分歧形式的出產要素在商品出產和財富競爭力形成中的分歧浸染，但劃分過于粗獷，沒有提煉出最主要的主導出產要素。國內經濟學者洪銀興認為我國純摯按照資本稟賦確定國際商業結構，狡計以勞動密集型產物作為出口導向，可能跌入“斗勁優勢陷阱”。顯然，這已充實熟悉到以分歧出產要素為主導的經濟之間的重年夜區別。

每個國家在出產力成長的必然階段，都有一個出產要素序列，這個序列中都有一個最多兩個主導出產要素。美國從工業社會走向信息社會和常識經濟社會，其主導出產要素是手藝和常識；日本雖然沒有美國的領先優勢，但其工業化水平遠在其他發家國家之上，其主導出產要素是成本和手藝；中國經由三十年的更始開放，成本和手藝在經濟增添中的浸染和地位日益凸起，但在此刻和此后相當長的時刻內，主導出產要素依然是勞動。

再次，從世界規模來看，一國出產要素序列中的主導出產要素應是該國對外商業中具有斗勁優勢的出產要素。主導出產要素可以區分為國家主導出產要素和世界主導出產要素，國家主導出產要素必需是一國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對外商業中具有斗勁優勢的出產要素，但不必然是世界主導出產要素，世界主導出產要素代表了世界出產要素序列成長的最高或次高階段。我們經由過程國際分工和國際商業的剖析會發現，每個國家都是以其主導出產要素介入國際分工和國際商業。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老是把其理論剖析嚴酷限制在兩個國家之間，它剖析兩國之間的商業基本是有用的，但在多國模子中要確定一國事實以何種模式參國際分工和國際商業卻變得十分困難。若是以主導出產要素確定一國在多國模子的國際分工和國際商業中的位置將變得十分輕易。

最后，一國出產要素序列中的出產要素分為物質要素和非物質要素兩類，與之相對應，主導出產要素也有物質要素和非物質要素之分。 等認為，社會經濟成長要素分為物質和非物質的元素，但哪些是物質元素，哪些又長短物質元素沒有聲名。于刃剛、戴宏偉將出產要素分為傳統性出產要素和常識性出產要素。本文將出產要素分為物質要素或實體要素和非物質要素，物質要素首要搜羅土地、勞動和成本。而非物質要素首要搜羅手藝、打點和常識。從人類社會經濟成長的歷史過程考查，無論是物質要素還非物質要素，都曾經充任過主導出產要素。

三、世界主導出產要素演進的歷史考查

主導出產要素的歷史演進要以地輿年夜發現之后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分工和國際商業的起頭作為時刻起點，本文將這一時刻起點定為1700年。從1700年至今，首要成本主義國家的歷史成長可以劃分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三個時代。各個時代的主導出產要素是分歧的，但它依世界出產要素轉變的序列進行歷史演進。

（1）農業社會（1700－1850年）是指以農業、礦業、漁業、林業為財富的社會。這些經濟部門，以耗損自然資本為主，可將其歸類為第一財富，很較著這些財富受自然情形的影響；例如天色轉變、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資本與礦山資本采伐、挖掘過多而儲量削減等等對第一財富城市發生影響。丹尼爾·貝爾將其稱為“對自然的博奕”。這一時代對應的是農業手藝，人類已完全進入農業文明，雖然從18世紀中葉英國起頭了工業革命，但此時的工業革命僅限于英國，其影響還未波及到全世界。是以，這一階段的主導出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一國在對外商業中之所能取得對別國的斗勁優勢，在于該國擁有較多的土地財富和勞動要素，增添土地和勞動要素的投入成為產出增添的動力機制。

（2）工業社會（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業、制造業、建筑業等部門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依靠機械多量量出產產物的社會。與農業社會對比，工業社會對應的是物理手藝，占有的地域較少。例如，歐洲與北美洲、前蘇聯、日本等國家已經履歷過工業社會這一成長階段。工業社會的工作主若是設計“人對于人造自然的策略”，工業社會人被機械牽著鼻子走，勞動高度嚴重，注重力需要高度集中。這一時代，從英國起頭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到波及歐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機械年夜工業徹底占領了成本主義世界。“在工業經濟的國家里，成長經濟的方針是出產商品，其制約身分往往是成本。”是以，這一階段的主導出產要素是成本，一國在對外商業中之所以能取得對別國的斗勁優勢，在于該國擁有豐裕的成本要素，出產越來越多的成本設備。

（3）后工業社會（1950年至今）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它不是此刻西方社會延遲線上的工具，而是在社會、手藝組織及糊口體例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則的一種社會成長階段。哈拉爾認為，后工業時代搜羅兩個接踵呈現的、與社會手藝和信息手藝的前進相順應的階段。這兩個階段長短常怪異的，所以每一個階段又發生一個“處事社會”和一個“常識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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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生命周期;高技能人才;成長階梯

[中圖分類號]F27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045-03

1 導 言

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面臨穩定增長與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問題,其凸顯的是高技能人才供需嚴重不平衡的問題。對制約高技能人才成長的培養和鑒定模式上,學界和國家部門都進行了許多有益的理論探索和多元化實踐。例如,針對社會鑒定高技能人才與企業實際需求不符的矛盾,國家積極推行“企業鑒定模式”――由大型權威企業自行培養與鑒定,國家認可頒布的一種新型高技能人才成長路徑。這種既發揮大企業實力優勢又滿足其自身需求的“量體裁衣”式模式,是一種培養與鑒定體制創新的大膽嘗試,適應了社會的發展。除此之外,還有“企業高校聯合培養”模式、國家推動的高技能人才見習培養基地模式等,高技能人才培養鑒定路徑越來越具有多樣性。然而,對占據中國稅收的50%,GDP60%,提供就業70%的中小企業的高技能人才培養與鑒定模式的研究與舉措都見之甚少,直接制約了中國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步伐。本文結合中小企業成長的周期性和高技能人才培養與成長的階梯性的特點,結合中小企業成長中高技能人才需求變化和社會供給的矛盾,通過“反證”的思維角度積極探索滿足中小企業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培養與鑒定模式的可能選擇,為現實中國家舉措提供理論參考。

2 中小企業生命周期和高技能人才需求

2.1 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與判別

企業生命周期是分析企業一段時間內動態發展過程的一種參照模式,在一個連續的時間段內,依據一定的標準人為地將企業的發展劃分為若干個階段,通過研究不同階段的特征,歸納企業從誕生到衰退的發展規律的方法。不同研究雖然選擇的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標準不同,但基本上都以Greiner(1972)的理論為核心,圍繞著誕生、成長、壯大,直至死亡的這一主線確定企業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目前,通過對主要影響因素的確定,國內對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進行判別的經典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孫建強(2003)提出的關于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界定方法。他認為收入增長率、市場占有增長率、科技成果轉化增長率、成本降低率與規模擴張率是對企業發展影響較大的因素,并可以根據這些因素對企業的影響力分別賦予權重,據此確定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二是李勇峰(2004)等從總資產、無形資產、銷售收入、現金凈流量、生產成本、利潤、R&D投入、運營能力等影響企業生命周期的因素來建立企業生命周期坐標系,根據這個函數關系描述企業生命周期系數隨時間的變化。本文則依據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資產規模、營業額、收入增長率等幾個變量,將企業發展周期分為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2.2 中小企業成長周期各階段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培養特點

中小企業在成長過程中,因自身資金規模和發展實力不斷增強,對高技能人才需求呈現出社會招聘、委托培養和自身培養方式變遷。而從經濟學理論上看,決定其最終選擇的是其在各階段的成本與收益的博弈過程。具體分析上,社會招聘成本C1、委托培養成本C2和自身培養成本C3間關系有:C1

(1)初創期 此階段的中小企業資金實力、營業規模都比較小,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企業更多考慮的是生存發展的問題。而企業要想生存發展必須在競爭環境中具有自身的比較優勢:或低成本,或新服務,或新產品。如果是低成本,那么此階段企業去花錢委托和自身培養的可能性就比較小,更多會選擇社會招聘;如果是新產品或新服務,那則需相應的專有的高技能人才,由于特有高技能人才薪金昂貴,企業可能會選擇先找低技能再自身培養的方式。初創階段的企業,主要關注的是降低成本和差異化自己產品服務,對高技能人才更多選擇核心人才爭取入伙加盟,非核心技能人才低招自身培養。

(2)成長期 此階段中小企業產品服務較有前景,符合社會需求,市場不斷擴大,企業更多考慮的是擴大員工和產品規模,但資金同樣存在不足的限制。企業為擴大生產急需符合自身需求高技能人才,而周期又不能太長,這時企業會選擇低成本招募現有的技能人才。此階段,權衡成本收益,企業更樂于社會招聘或委托培養。

(3)成熟期 此階段的中小企業生產已具規模、市場穩定,員工隊伍也具有階梯層次,企業主要關注點是提高效率、開發新產品、拓展新市場。這時候的企業具有了規模優勢,已能負擔自身培養高技能人才的費用,也可容忍漫長的成長時間,只要能獲得符合自身需求的熟練高技能人才為企業開拓新產品新市場,企業都樂于接受。此時,企業會選擇自身培養為主,委托培養為輔的方式。

(4)衰退期 此階段企業產品服務落后不符合市場需求,市場不斷被蠶食,面臨著或死亡或蛻變的選擇,企業關注的是求生延命。這個階段企業與初創企業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需求生存,不同的是其具有一定規模的熟練技能人才,資金也具有優勢。但其面對的是技術老化和產品更新換代的現實,其要生存只能選擇更具前景的新型高技能人才。此時,企業會選擇高新聘請高技能人才。

3 中小企業高技能人才培養鑒定模式探索

中小企業高技能人才培養鑒定模式,是指中小企業中高技能人才的成長鑒定模式,即國家對中小企業中的技能人才授予高級技能職稱的方法途徑。中小企業因其在全國經濟的舉足輕重的地位決定了其高級技能人才培養鑒定模式探索的重要性,中小企業又因其發展規模等多方限制決定了其自有模式的特殊性。技能人才職稱有初級技工、中級技工、高級技工、初級技師和高級技師五級。其中高級技工、初級技師和高級技師又稱為高級技能人才。由以上五級職稱的排列,我們可以看到技能人才的成長具有時間遞進性,成階梯狀,我們稱為技能人才的成長階梯。

高級技能人才成長階段可分為培養、鑒定兩個階段。培養主體主要是培訓班式社會培養、高校職業學習培養、校企聯合培養、政府見習基地培養和企業自身培養。鑒定主體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國家各地職業技能鑒定中心鑒定和政府推動的大型企業鑒定。而中小企業高級技能人才培養鑒定模式的主要制約是社會培養鑒定滿足不了其自身需求和自身培養鑒定又無資金技術實力的矛盾,所以其培養鑒定模式應在關注其自身成長需求的同時打通上述矛盾通道上進行探索。

中小企業成長的生命周期的特點,決定了其在不同階段因人才需求而樂意接受的高級技能人才培養方式存在差異。結合其樂意接受的培養方式差異與現有鑒定模式的不同,我們來推行中小企業高級技能人才成長路徑。其思路是:中小企業通過簽訂協議等方式委托大型企業或培養或鑒定,這樣可以有效規避自身培養鑒定的高成本和社會培養鑒定的低技能的矛盾。但在具體推行上存在許多限制,首先,中小企業同大企業簽協議時因信息地位不對稱需較大談判成本,其次,培養費和鑒定費因不具有社會化難以確定等。為了規避這種信息地位的不對稱,我們可采用政府積極推動的集中談判的方式確定。這時,當地政府可首先從本地選擇具有“企業培養鑒定”實力的大型企業,授予其具有培養鑒定的資格。其次,由政府牽頭根據大型企業培養和鑒定中所耗費的人員、器材等費用和一定比例費來確定中小企業委托大型企業的培養費Ca和鑒定費Cb。

在這種模式中,成長周期中中小企業高技能人才培養鑒定費用具有以下特點:初創期中,中小企業技能人才需求特點是高級技能人才入伙、招募低職稱技能人才自身培養再委托大企業鑒定,只需支付鑒定費Cb。成長期中,中小企業選擇社會招聘和委托培養方式。這時,社會招聘的只需社會或原企業培養鑒定,企業支付較低招聘費;委托大型企業培養鑒定需支付費用為培養費Ca和鑒定費Cb。在成熟期中,其選擇自身培養或委托培養。自身培養支付費用為委托鑒定費Cb,而委托培養鑒定費用為Ca+Cb。在衰退期中,中小企業選擇高新招聘高薪高技能人才,支付招聘費和高薪。

這樣做的優勢有,不僅解決了中小企業高技能人才成長困局,而且規避了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委托培養費談判的信息不對稱地位,另外,大企業也可通過集中培養鑒定的方式發揮規模經濟作用,有效降低自身培養鑒定的成本,這可謂是“一石三鳥”的舉措。

4 結 論

中小企業發展的制約因素是多方面的,資金籌集、技術創新、高技能人才培養都起著重要作用,本文則從中小企業高技能人才培養鑒定模式的角度入手進行了理論邏輯上的探索。關于高技能人才培養鑒定模式的研究同樣眾多,但基于企業動態發展中高級技能人才需求角度入手研究的極為少見,本文具備以上優勢,具有重要參考意義。但在本文研究中,對中小企業成長周期具體劃分沒有給出詳細標準,這個也是理論上有著爭議的內容,但這不是本文重點,所以對本文結論影響不大。另外,在企業成長各階段的高技能人才獲取費用上的衡量也缺乏嚴密性,有待新的深入研究。最后,在推行中小企業高技能人才培養鑒定模式上,政府的主體推動作用不可忽視,如何在立法規則上具體界定這種新型高技能人才成長路徑中的中小企業、大企業和政府地位,需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陳艷瑩,高東.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研究進展述評[J].經濟研究導刊,2007(5):28-31.

[2]馬璐,胡江嫻.企業成長各階段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4(2):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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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在低碳、環保倡議下，住宅產業化日益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但當下的產業化進程卻步履維艱。從理論上結合我國的住宅產業化事實進行分析，不僅可豐富我國起步較晚的住宅產業化現有研究成果，而且更清晰地闡述了我國在起步、快速發展和成熟階段的住宅產業化發展歷程。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就我國住宅產業化的發展困境，提出從政府、企業和公眾等角度合理規劃未來發展路徑，以期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住宅產業化 發展階段 思想

引言

我國是當之無愧的建筑大國，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積占到世界總量的50%，但我國無緣建筑強國，我國建筑能耗占到全社會能耗總量的40%。產業化住宅增加企業長期收益的同時，可滿足居民的演化需求。此外，低碳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優勢危機，新型城鎮化以及保障房建設等事實，凸顯了我國實行住宅產業化的必要性。

不僅如此，住宅產業化在我國也具有可行性。我國近年來的政策措施激勵了產業化進程，鋼及其他原材料產量的增加為產業化提供了堅實后盾，國民收入的增加更新了住房觀念，低碳經濟的到來更是為我國的住宅產業化提供了契機。

我國住宅產業化發展歷程

結合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美國經濟學家Walt Whitman Rostow1960年在《經濟成長的階段》中提出有關經濟發展過程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五階段），1971年又在《政治和成長階段》中表述為傳統社會、準備起飛、起飛、走向成熟、大眾消費和超越大眾消費六個階段），可將我國住宅產業化的發展歷程分為起步、快速發展和成熟三個階段，如圖1所示。

（一）起步階段（1999-2020年）

起步即初步發展，比如政策、標準的制定，骨干企業的培育，技術研發與引進，生產線的投入與使用，規格化產品的生產與示范，主要突出產業化住宅的性能優勢，為其快速發展做好準備。

（二）快速發展階段（2020-2040年）

產業化住宅產品此時大規模出現，技術成熟，性價比優勢突出，骨干企業向集團發展，住宅產業化格局形成并穩步走向成熟。

（三）成熟階段（2040以后）

住宅產業化進入穩定發展階段，增速放緩，住宅產品的性能與價格雙優勢已經得到消費者認可，住宅產業集團形成，市場期待新一輪的技術創新。

住宅產業化不同階段的思想解析

住宅產業化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不同發展階段體現了不同的經濟思想，從理論上加以分析，不僅豐富我國起步較晚的住宅產業化研究現有成果，更加印證了住宅產業化在我國發展的大勢所趨性。

（一）起步階段

1.住宅產業化與后發優勢。美國經濟史學家Alexander Gerchenkron依據德國、意大利等國經濟追趕的成功經驗提出了后發優勢理論。后發優勢是后起國家在推動工業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條件。日本、美國、瑞典等國的住宅產業化經驗值得借鑒，我國可以結合本國國情，利用后發優勢，推動我國的住宅產業化進程。

2.住宅產業化與市場失靈。由于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以及公共物品等因素，價格的資源配置效率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導致了市場失靈，政府干預成為必要。

住宅產業化的起步在我國步履維艱，產業化住宅的造價比傳統住宅高出40%，而且生產、技術以及制度的外部性明顯，如果沒有政府的技術、金融等政策支持，企業構建產業鏈以及進行技術創新的機會成本必然很大，動力受挫。此外，住宅產業的設計、安裝以及部品標準、認證體系是住宅產業化健康快速發展的前提，而這些需要政府發揮積極作用（王晨，2009）。

原建設部等八部委在《關于推進住宅產業現代化提高住宅質量的若干意見》（1999年）中提出推進住宅產業現代化。在激勵企業方面，科技發展促進中心2010年承諾將推薦優秀企業參與“萬科住宅產業化示范基地”這一企業聯盟型，并促其成為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從2010年開始，科技中心將支持萬科集團每年開發一定比例的達到國家《綠色建筑評價標準》三星級標準的項目以及工業化方式建造的項目（伊西科，2010）。但我國目前的產業化進程仍然滯后于社會的發展，政府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3.住宅產業化與委托。委托理論源于專業化的存在，重在研究委托人如何在利益沖突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設計最優契約以激勵人，這是過去30多年里契約理論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對有關住宅產業化的政策和標準等專業化問題，企業更有發言權。國家和企業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種委托關系。以萬科為例，2010年，萬科與住建部科技發展促進中心實施戰略合作，共同研究低碳建筑、住宅工業化等問題。此外，萬科還以北京、上海等地的建筑項目為試點，承接建設住建部節能、綠色、低碳、住宅工業化示范項目。這種委托關系促成雙方優勢互補，有利于我國的住宅產業化進程。

（二）快速發展階段

1.住宅產業化與交易費用。推進我國住宅產業化進程的一大難題便是產業鏈不完善，各環節標準不一，而標準化是產業化的前提。我國對建筑的標準化雖有參數，卻形同虛設。2010年，萬科發起成立住宅產業化產業聯盟，縱向聯合政府、承建、監理、構件廠、物流、建筑設計、科研院所等單位，橫向聯合更多開發商，預期實現產業化鏈條的標準化與組織化（伊西科，2010）。作為一種重要的產業組織形式，產業聯盟可以形成較大的合力，為成員企業帶來新的信息與市場，有助其提升自身競爭力。

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理論認為產業聯盟在一定條件下可節省成本，從而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合理的企業邊界處于“邊際組織費用=邊際交易費用”的均衡點。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產業聯盟介于市場和企業之間，既可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也可節省企業的組織費用。住宅產業的上下游關聯產業眾多，住宅產業化產業鏈合作產業聯盟可減少市場交易中專用性資產不確定性的同時，專業化分工可避免企業內部投資帶來的組織費用過大問題，在實踐中應予以鼓勵。

2.住宅產業化與技術創新。Joseph A·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中了提出技術創新理論。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實現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結合，并將其引入生產體系。住宅產業化符合技術創新理論，具體表現在：制造新的工業化住宅產品。采用新技術，生產機械化，集成化。開辟我國房地產業新的市場。生產的連續性以及生產物的標準化，工程建設管理的規范化要求住宅產品的上下游產業形成密切的產業鏈。逐步形成住宅產業集團，形成新的組織形式。總之，企業家的創新行為以及有效需求的創造必將在我國的產業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3.住宅產業化與規模經濟。作為現代企業理論研究的重要范疇，規模經濟理論指在一定時期內，企業產品絕對量增加時，其單位成本下降，即擴大經營規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從而提高利潤水平。產業化住宅的建筑成本很高，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企業的積極性。根據國外產業化住宅生產的成功經驗，在產業化生產規模達到10萬平方米以后，其成本是傳統建筑成本的1.25倍；而在這之前，建筑成本將超過傳統建筑成本的40%（沈思晨，2010）。住宅產業化的快速發展將助力我國的產業化住宅進入性價比優勢階段，如圖1所示。

（三）成熟階段

1.住宅產業化與競爭優勢。Michael E.Porter認為，國家的競爭優勢來源于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持產業、企業戰略四個基本要素，以及機遇和政府兩個輔助因素。國家的競爭優勢就是產業的競爭優勢，優勢產業是促成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而優勢產業必定是生產效率高的產業。

我國傳統的建筑方式發揮了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但生產效率不高。國家統計局數據指出，到2012年末，我國大陸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絕對比重首次下降，且至少在2030年以前將逐步減少，我國的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勞動密集型產業將不得不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化，而住宅產業化正是當下創造競爭優勢的有效途徑。

2.住宅產業化與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理論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重視經濟增長數量的同時，更追求經濟發展的質量。傳統建筑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已然警醒人類，而實行住宅產業化便可減少消耗能源，減少廢水廢棄物排放等。可持續發展為住宅產業化提供了綠色、節能、環保的契機。住宅產業化正在發揮自身特有的優勢，已經成為我國當下新的經濟增長點。

總而言之，不論是在起步，快速發展，還是在成熟階段，住宅產業化的實踐都有夯實的理論支撐，我國實行住宅產業化有理有據，勢在必行。

我國住宅產業化發展困境及路徑選擇

（一）政府的政策激勵

首先，政府雖然已先后出臺了許多推動住宅產業化的政策法規，但相關的激勵政策仍然有待完善，建議在節能產品、技術的生產、應用和消費各環節，采取一定的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貸款貼息等政策，鼓勵住宅產業低碳發展（劉志峰，2010）。其次，鑒于我國目前還處于住宅產業化的起步階段，尚在推廣產業化住宅的性能優勢，政府應該充分發揮企業的技術與市場、產品的先知先覺優勢，積極促成政企合作項目，以助我國住宅產業化進程的推進。

（二）企業的審時度勢

企業首先應該著力形成產業聯盟，組建住宅產業集團，整合資源與協作研發的同時，加筑產業鏈優勢。另外，契合當前我國社會的城鎮化步伐以及保障房建設，企業應該努力發揮產業化的規模效應，克服產業化住宅的成本劣勢，創建產業化住宅的性價比優勢。

（三）公眾的意識培養

鑒于傳統住宅的主導地位，產業化住宅還沒有被公眾認知與接受，需要政府與企業的進一步宣傳與導向作用。相信產業化住宅的性能優勢必將贏得市場的青睞。

綜上所述，我國的住宅產業化進程步履維艱，但住宅產業化趨勢必要且可行。從理論上結合住宅產業化事實對之加以分析與肯定，并從我國當前的現實困境出發，尋求發展產業化住宅的路徑，以期豐富我國起步較晚的住宅產業化現有研究成果的同時，對我國發展產業化住宅的實踐有所裨益，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王晨.SST視角下的住宅產業化制約因素分析[J].山西焦煤科技，2009（5）

2.伊西科.萬科十年“正果”住宅產業化[J].商務周刊，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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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藥產業 產業生命周期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006-1533(2011)04-0193-03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藥產業長期處于穩定發展的階段，整個制藥行業生產平均增長率高于同期全國工業增長速率。然而，相對于世界發達國家，我國醫藥產業發展還是處于較落后狀態。目前存在的產品結構、創新能力、工業布局等方面的問題都將影響中國醫藥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的醫藥產業如何可持續發展，如何使我國由世界醫藥大國發展為世界醫藥強國，本文就此從產業生命周期角度對我國醫藥產業進行研究。

1產業生命周期理論概述

產業生命周期理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弗農(R. Vernon)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模型及其理論。1966年，雷蒙德?弗農為研究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和國際競爭，基于M -Posner的“技術差距”理論，提出了“生產-出口-進口”的全球產業發展模式[1]。在假設國際供需平衡的前提下，依據產業從工業發達國家到后發工業國家，再到開發國家的順次轉移現象，將產品生產劃分為導入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三個階段。

后來，經過學者們的探討和總結，使產業生命周期理論在各個分支的紛爭和融合中逐步走向成熟。產業生命周期(Industry Life Cycle)是指一個產業從初生到衰亡，具有階段性和共同規律性的廠商行為(特別是進入和退出行為)的改變過程。產業生命周期理論是借生物學概念來描述單個產業的產生、成長和進化的理論，是從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企業生命周期理論逐步演化而來的，是生命周期理論在產業經濟學中的運用和發展[2]。現在一般將這個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初創階段(導入期)、成長階段、成熟階段和衰退階段。它通常用一條位于以銷售收入為縱軸、以時間為橫軸的坐標中的具有S型的曲線表示，該曲線包含產業生命周期的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四個階段。當產業處于導入期時，企業數目小，產值比重低，管理不完善；當產業處于成長期時，該產業的產出在整個產業系統中的比重迅速增長，在產業結構中的作用也日益體現；當產業處于成熟期時，技術趨于成熟，市場需求緩慢擴大，市場容量相對穩定；而到了衰退期，技術落后，需求萎縮，產出減小。

2產業生命周期曲線

2.1產業成長擬合曲線

要確定一個產業究竟處于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是相當困難的。國內外許多學者選用擬合曲線分析法，利用特征值的變化范圍來確定產業的生命周期。

我們選用皮爾曲線進行分析，皮爾曲線是1938年比利時數學家哈爾斯特（P. Fverhulst）提出的一種特殊曲線。后來，生物學家皮爾（R. Pearl）和瑞德（L. J. Reed）兩人把此曲線應用于研究人口增長規律，被稱為皮爾曲線。皮爾曲線是根據觀察樣本具有皮爾曲線變動趨勢的歷史數據擬合而成的一條曲線[3]。

皮爾曲線的數學模型：

yt=L/(1+ae-bt) （1）

皮爾曲線在圖形上表現為一條對稱的S曲線。即yt的值在開始時緩慢地遞增，當增高到一定程度后，其增長速度不斷加快，出現迅速增長的趨勢，但在高速增長一段時間以后，增長速度又逐漸慢下來，最后使曲線不斷接近水平漸近線（飽和水平線）y=L。

2.2產業成長階段的定量劃分方法

設yt是產業系統的產量（或企業數量、產業銷售額等）等特征變量，參數L代表的是產業系統中產量增長的飽和值，b為增長參數。

假設醫藥產業是個永續行業，當t∞時，產業將最后緩慢地進入成熟階段，本文不作醫藥產業衰退期的研究，即只考慮上升曲線，不研究下降曲線。曲線的拐點將出現在曲線方程的二階導數和三階倒數為零時。因此，通過推導可得出產業系統的產量（或企業數、銷售額等）等特征變量的成長速度曲線和基本演化曲線及階段劃分（見圖1，表1）。

2.3模型參數估計和曲線擬合方法

2.3.1線性回歸

對方程（1）進行變換取對數，得：

ln[(L-yt)/yt]=lna-bt （2）

令：Y=ln[(L-yt)/yt]， A=lna

則方程（2）轉化為線性模型：

Y=A-bt （3）

方程（3）包含了三個參數L、a和b。若L已知，則方程（3）為普通的線性方程，可通過最小二乘法求出參數A和b的估計值，最后通過適當的轉換，得出回歸曲線，因而問題的關鍵轉換為怎樣確定L參數。

2.3.2模型參數L的估計方法

估計模型參數L，常用的方法主要有拐點法、三點法和四點法等。這里主要采用拐點法[4]。

通過找出實測曲線(即用實測數據序列在直角坐標系中所繪的平滑曲線)上斜率最大或由凹變凸的點來確定拐點,由此估計L值的公式為：

L=2ym （4）

在方程（4）中，ym 為實測曲線上斜率最大的點的y值(令此時t=tm)。

然而,要找出實測曲線上斜率最大(或由凹變凸)的點(tm， ym)實際上是較困難的。現在討論如何通過實測數據來確定ym。如dy/dt≠0，且t的增量|t|很小，則有dy/dt≈y/t。

這就是說在實測數據序列中，當|t|很小時，可由y/t來估計實測曲線上各點的斜率。比較各點處（除第一個點外）的y/t，則最大y/t所對應的y值即為ym，再根據式(4)估計L值。

2.3.3非線性回歸

非線性回歸過程可以獲得皮爾曲線模型參數的最小二乘無偏性估計。利用SPSS軟件，所采用的算法是Levenberg－Marquardt法。運用此法進行迭代時，必須利用上面方法先給出模型中各參數的初始值，即對于皮爾曲線模型，參數L的初始值可用拐點法取得，參數a、b可用線性化回歸的最小二乘法估計值作為初始值，如此可以提高迭代的速度。

3我國醫藥產業生命周期曲線擬合

3.1數據的獲取

利用《中國統計年鑒》1999年至2008年中國醫藥產業的數據對中國醫藥產業的工業總產值進行分析（見表2）。

3.2數據的處理

估計值L采用拐點法，取2008年的數據，得：L=7 875×2=15 750。

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出參數估計值，R2=0.97,回歸方程的估計值均通過統計和計量經濟學檢驗。

線性回歸擬合曲線： Y=4.57-0.24t

通過計算得出a=96.4，b=0.24，以此值作為初始值，利用SPSS軟件，采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得出R2=0.994，可見非線性擬合精度較高。

我國醫藥產業成長曲線為：

yt=1 640 854/(1+7 390e-0.20t)，式中t = 年份-1990

飽和值L=1 640 854，拐點值為L/(3+)=346 757，根據產業成長階段劃分的特點，我國醫藥產業處于形成期。

由模型知，我國醫藥產業已經形成，并處于產業生命周期的形成階段，生產成本較高，市場占有率低，銷售緩慢成長。當一個產業處于產業生命周期的形成階段具有如下特點：該產業符合社會的需要，能為消費者所接受而獲得生存的空間；該產業生產已經進入商業領域，具有一定的規模；該產業具有專利化的生產技術裝備和技術經濟特點。

4提升我國醫藥產業生命周期的建議

產業生命周期是具有階段性的，當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各方面條件均成熟，自然進入產業發展的下一階段。影響產業發展的因素有很多，如技術水平、市場需求、全球經濟形勢、環境、戰爭等，既有外部影響因素，也有內部影響因素。各要素之間也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既有表層影響因素，也有關鍵動力因素。綜合分析，產業發展主要由技術、市場、資源、企業和政府五個要素組成。這五個關鍵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只有全面協調好各要素，才能共同推動產業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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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公樸，夏大慰.產業經濟學教程(修訂版)［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58.

[3] 芮明杰.產業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65-69.

篇9

[關鍵詞]學前教育；心理學；要素

[中圖分類號]G7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0603（2020）39-0140-02

學前教育心理學經過長時間的理論發展和實踐探索，其逐漸形成獨立、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專門學科。該學科最早單獨成立于西方國家，而關于學前心理教育的相關理論資料，中國早在周朝就有記錄，而較為著名、關于學前教育的歷史文獻資料為《顏氏家訓》，其涉及的教育內容較廣，體現了學前教育的相關理念。在現階段的學前教育發展過程中，要區分幼兒心理教育與學前心理教育之間的區別，避免研究對象出現混淆。

一、學前教育心理學的相關概述

學前教育心理學最初起源于西方國家，隨著教育心理學逐漸發展成獨立的學科門類，學前教育心理學逐漸具有初步的系統輪廓。[1]教育學具備完整系統且正式獨立的時間為19世紀中期，隨著《大教學論》的問世，初步形成教育學的理論基礎。[2]同時期，赫爾巴特在理論研究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設想：教育問題可從心理學角度進行分析、探究。該理論觀點、設想為教育心理學的發展提供思想雛形，也使得教育學研究帶有哲學含義。19世紀末期，西方心理學研究實驗室正式成立，該研究部門的成立也意味著心理學正式成為一門專業性、系統性的科學項目。心理學在早期的文獻資料中，關于教育領域的著作主要有《初等心理學與教育》和《向教師談心理學》。西方國家教育心理學建立的標志在于《教育心理學》的出版，該部著作在理論框架上將教育心理學與教育學相區別，使前者正式成為一門獨立科學。中國古代關于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文獻早在殷周時期就有涉及，如《周易·蒙》在文獻記載中描寫了孩童對接受教育的渴望，從文字記載的內容上看，中國早期已初步認識個體的教育心理。在《禮記·內側》記載的內容中，較為重視兒童的早期教育，以10歲作為接受教育的初始年齡階段，并且在教育形式上注重兒童之間的個體差異性，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同時注重道德方面的教育。在宋朝前的朝代中，主要使用秦朝的教育模式。隨著佛教、道教文化理論的興起與發展，教育體制逐漸受到影響，教育學者在教育內容與形式上，實行兼收并蓄思想，將佛教、道教、儒家文化與先秦教育模式相結合，由此使兒童在接受文化教育的過程中，能夠接受心理、內在等方面的教育。

二、學前教育心理學發展階段研究

（一）初步形成與發展階段

伊萬·彼德羅維奇·巴甫洛夫作為俄國生理學家、心理學家以及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的創始人，其理論學說與早期行為主義相結合后，形成具有教育心理學性質的理論學說，即新理論學說認為刺激性物質在接觸和產生聯系的過程中，能夠調整外在形態與內部結構，由此適應新環境與新物質帶來的影響。從行為學的角度來看，外界因素所帶來的刺激，對于個體的外在與內在成長具有較大影響。

隨著認知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該主張理論與意識形態能夠與學前教育心理學的認知主義相互結合，使得即成理論與新型理論相互融合，由此形成新的教育理論知識。[3]心理學研究專家皮亞杰在此方面的研究中，將個體的知識結構定性為同化、適應以及協調的過程。同領域專家布魯納則在相關理論著作中，認為認知結構屬于主動汲取外界知識的過程，被動灌輸知識的形式容易影響個體的內在成長。主動型的認知行為，其核心在于舊知識的更新，以及內外知識的相互結合。

學前教育心理學此前主要將重心放在智力培養的工作上。[4]在人本主義的發展背景下，不能只重視個體智力方面的教育，還應重視個體的情緒因素，以及內在需求等，確保個體在接受相關教育活動時，能夠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感。

（二）分離、獨立階段

直至20世紀80年代，學前教育心理學逐漸從教育學中分離，形成一門擁有完整理論體系、獨立的科學門類。[5]20世紀80年代初，《幼兒教育心理學》在內容上，主要針對幼兒的教育情況進行了研究、論述，該項著作的出版也是幼兒階段心理學發展的里程碑。由于學前教育心理學所研究的心理學要素較為寬泛，在研究內容與方向上與幼兒心理學存在一定差異。二者理論體系上具有相似性，但在研究對象上具有明顯差異，學前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其年齡分布主要在0歲至6歲，而幼兒教育心理學所研究的對象，其年齡主要分布在3歲至6歲。在21世紀的社會、科技與教育等方面的發展過程中，腦科學逐漸成為我們重點關注的對象，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越來越大，而學前階段作為學習能力培養、思維訓練的關鍵時期，在該階段內，兒童的腦部發育屬于黃金時期，該時期外界因素能給予兒童內在更多刺激，使兒童在相關的內在引導上，獲得心理與腦部的培養。

三、學前教育心理學的研究與實施意義

學前教育心理學作為專門性學科，在現代教育體系上，其早已成立專門的教育專業，用以儲備學前教育心理學的相關人才[6]。從不同角度來分析，良好的學前教育能夠給予個體和社會等有力的發展條件。從個體的角度來看，學前角度主要針對內在因素，即心理因素、性格因素、品格因素以及智力因素等，上述因素對于個人成長而言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影響個體的價值觀念形成，另一方面影響個體的智力水平與道德品質等。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完備的學前心理教育，對于社會安定以及持續發展等，能夠提供穩定因素與發展因素。

（一）個體意義

對于單獨的個體而言，其認知能力迅速發展的階段為學前階段，心理學專家皮亞杰在其相關理論與研究項目中，認為個體所具有的認知發展能力體現出持續性和階段性等特點。個體在兒童2歲前的發展階段中，主要依靠運動感覺與外界形成聯系，作為初步的外界信息獲取形式，對于個體認知能力的形成與提升具有重大影響，甚至在2至7歲的階段中，對個體的前運算能力具有重大影響。根據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兒童在出生后，其智力水平開始升高，在10歲的成長階段中，其智力水平的提升速度開始放緩，直到18歲青春期，個體的智力成長水平升到最高水平，而后的成長階段中，個體的智力水平逐漸放緩并有下降的趨勢。從相關研究資料中可以看出，學前階段是個體智力成長的關鍵時期，在該時期內提升兒童智力水平能夠獲得較好效果。

學前階段不僅是提升智力水平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塑造人格品質的關鍵時期。人格品質作為個體素質的主要反映項目，在個體成長上具有不同階段，每個階段之間具有較為緊密的聯系。最初階段為兒童階段，即7歲之前的階段。該階段能夠引導學生形成友愛、責任感和團隊意識等方面的良好品質，此外在個體情感與性格方面也具有較大影響。在大量的資料、數據以及實際案例的研究基礎上，可以發現身心發展存在缺陷的兒童，其成長階段存在多種要素的缺失，同時不良的外界環境也是導致兒童身心存在缺陷的主要因素，如教育與醫療設施的不完善等。部分7歲年齡段的兒童，在受到良好的內在引導與教育上，可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項目，如一部分學前兒童對于普通學校所傳授的知識，能夠進行理解并練習。學前教育在實施過程中，能夠針對兒童的內在心理與智力發展特點等，使兒童可以獲得更多關注，使其在情感與內在需求上能夠得到滿足，避免學前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出現身心上的缺陷。

（二）社會意義

從社會角度來看，個體接受教育對于社會穩定與發展而言

具有重要意義。學前階段的心理教育、引導以及價值觀建設等，能夠為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人才供給。從個體的角度上看，學前教育及其心理教育，能夠在心理層面、精神層面以及品格方面給予個體良好教育，使其在智力等方面的內在因素成長中，能夠以較高水平實現個人價值。學前階段的教育質量對于個體后續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奠定作用，學前階段不單是智力開發的過程，也是個體綜合素質塑造的重要時期。社會運轉離不開科學技術、經濟活動以及生產制造等，而人作為主要的社會個體，其受教育質量不僅影響到社會安定，還影響社會的未來發展。改善和創新學前教育心理學的實施形式，一方面能夠使個體獲得較好的個人成長經歷，另一方面可以為社會安定與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對此，在當前的學前心理研究與工作實施過程中，需要不斷加強理論研究質量與實施質量，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學前心理教育的實施水平。

篇10

從1980年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提出社會資本概念以來，經濟學界對社會資本的關注向兩個方向在發展：一是從宏觀角度研究區域性經濟發展。1988年，美國社會學家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是產生優勢利益的社會結構功能。這是第一次將社會資本這一概念與經濟學理論結合在了一起，從而引起了經濟學界對社會資本產生、發展、效用進行研究的興趣。Putnam則對宏觀社會資本如何通過凝聚力和關系網絡來影響區域經濟發展速度進行了探討；二是從微觀角度研究社會資本對企業經營和戰略的影響。Burt專注于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結構洞”理論，他認為，某些個體與其他個體發生直接聯系，而與另外的個體無直接聯系，這種無直接聯系的現象就象是整個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空洞”，這就是“結構洞”。Burt認為，誰能與結構洞兩端的個體（或組織）都建立起關系從而跨越結構洞，就可以同時運用二者的資源，并因此獲得競爭優勢。

國內學者對于社會資本的微觀角度研究也較為深入。楊雪冬認為，社會資本在中國問題研究中之所以富有價值，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文化強調社會的優先地位，社會關系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特征使得西方學者用社會資本概念分析東亞和中國的經濟發展原因時得心應手；二是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倡導人本主義精神，有助于研究學者跳出理性選擇范式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桎梏，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場經濟以及建設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社會道德基礎和政治文明基礎。我國學者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邊燕杰、邱海雄就企業管理者背景與企業創業成功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以及其后張其仔對企業社會資本投資策略的研究，且后者更多地具有了“中國特色”。

很長一個時期內，學術界關于企業成長階段性的理論研究較多地采用了Ichak.Adizes的研究結論。他把企業生命周期分割為孕育期、嬰兒期、學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穩定期、貴族期以及官僚期和衰退期。不過，他的分析思路基本上是圍繞著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視角展開的，探討各個不同階段內企業成長障礙的表現，進而提出克服成長障礙的對策。20世紀90年代以來，理論界開始關注社會資本對創業和企業成長的推動作用，如Walker、Kougut和Shan借助于對企業社會網絡稀疏化演進模式的研究，認為企業成長中選取不同的社會網絡拓展模式將會導致不同的成長趨向；Abell、Crouchley和Mills通過對1955～1990年間英國私營企業創業成功率時序數列的實證分析，揭示了許多對創業型企業成功率產生影響的因素均可以納入到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的分析范圍。中山大學的王王君、姚海琳、趙祥把社會資本區分為個人關系資本和集群網絡資本，研究了在相對靜態條件下兩種資本與獲得創業成功之間的關系。

目前可以把那些持續型成長企業的生命周期濃縮為三個階段：初創階段（孕育、嬰兒期）、鞏固發展階段（學步和青春期）和擴張階段（盛年期）。筆者認為，社會資本可以區分為企業社會資本和企業家社會資本，其中，企業社會資本是指企業通過長期內部管理和外部經營活動在社會中所帶來的普遍的信任關系和由此形成的社會網絡。企業家社會資本是指由企業家個人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所逐步積累下來的個人名譽、社會人際關系網絡以及其他的血緣、地緣和學緣等潛在網絡關系。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兩種社會資本對企業成長起著不同的推動作用，它們相互交織、共同促進企業成長的進程。

2初創階段：企業家社會資本為主導的企業成長

在企業創立初始階段，企業家個人的社會資本對于企業生存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企業家社會資本有助于個體創業者實現創業構想。根據Burt的“結構洞”理論，初創期的企業，其個體社會網絡組織是相當稀疏的，換言之，其社會網絡結構中存在著大量的“結構洞”。這就使得企業面臨著巨大的機會主義威脅。而從Granovetter的“弱關系力量假設”來看，初創期的企業，其本身弱關系就較為薄弱，強關系就更為稀少，也就是說，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缺乏最為基本的信任。為了實現交易，就必須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從而，企業無法利用自身的社會資本運營，這就使得企業必須把企業家個人的社會資本“借”用過來，用以啟動企業自身的社會資本運營。

二是企業家社會資本特性往往對于企業在成長初期發展戰略的選擇會產生巨大影響。在決定同樣一個企業初期的發展方向時，技術出身的企業家、營銷出身的企業家和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家都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所以，在這一階段，國內外很多社會資本微觀領域的研究都將企業家個人的社會資本等同于企業的社會資本來進行研究。

在企業成長的初始階段，企業社會資本較為薄弱，一般需要借助企業家社會資本來幫助企業生存（克服機會主義）和發展（獲取必要的發展信息）。更為重要的是，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是企業自身社會資本的啟動資本，因此，慎重地選擇合適于企業的企業家個人是非常重要的。作為企業家本人來說，深入地分析自身所具備的社會資本結構、明確自身社會資本的優劣勢所在，從而確保制定出恰當的企業初期發展規劃。

3鞏固發展階段：企業家社會資本與企業社會資本的均衡

在鞏固發展階段，企業規模不斷擴大，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的局限性（如網絡的覆蓋面有限）開始逐步顯露出來。企業逐步走出企業家個人領導的氛圍，非正式組織開始出現并變得愈發重要起來；企業在不斷重復的生產經營之中也逐步形成了特定的企業文化，這種文化的組成成份是多樣的，既有自上而下所形成的，也有自下而上所形成的。應當說，非正式組織和正式組織架構所形成的企業內部網絡以及與之相關的凝聚力（信任）對企業來說是不可忽視的；而企業初期文化的積淀，更是將對企業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企業社會資本卻在這一階段開始出現，并被企業不斷地加以利用，進而通過兩種社會資本的共同作用，保證著企業快速成長的可能性方向。

3.1企業社會資本網絡的多維化

作為企業家來說，其自身的社會資本主要是隨著企業家早年的個人經歷逐步積累，因而是多維的，但是，在企業的初創階段，這種多維的社會資本只能有很少的、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的方面能夠對企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其他維度則只能是在特定事件上起到輔助作用。隨著企業自身資質不斷升級、企業資歷不斷積累、企業廣告有形覆蓋和延伸覆蓋，企業開始逐步以一個整體的形象出現在市場上，從而企業社會資本得以不斷向社會經濟領域的其他方面擴充，此時，企業社會資本也在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的引導下，成為一個“多面體”，每一個“面”都代表著企業生產經營所涉及的某一個市場或行業。與創業初期的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不同的是，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通過多元化戰略或者是一體化戰略來開拓新市場或進入新行業，它更多的是借助于企業社會資本在多個不同層面的同步拓展。

雖然仍然無法實現自我增長，但是當企業發展到鞏固與發展階段時，企業社會資本開始體現出與企業家社會資本在發展上的不同之處。企業與人不同，它在任何社會經濟領域的生存和發展必須達到相應的規模以克服交易成本。但是，由于人參與社會活動的范圍受到自身條件（比如社會地位）的限制，個人的“多面體”社會資本發展空間是有限的，相對而言，企業規模的增加所受到的限制就要小很多，因此，企業社會資本的發展速度在實現了多維化之后會迅速增長，其投入產出比也要遠大于企業家個人的社會資本運營。從而，企業社會資本發展速度將超過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的發展速度。這種企業家社會資本與企業社會資本在推動企業成長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變化跡象，往往容易被企業高層經營者所忽略。

3.2企業社會資本受外部宏觀文化的影響

企業社會資本在該企業成長階段上表現出的另一個特點是，企業社會資本發展受到地區乃至民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對企業成長的作用將隨著企業社會資本逐步獨立于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而愈發明顯。

福山認為，所謂信任指的是“在一個網絡之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是網絡成員共同擁有的規范，以及個體隸屬于那個網絡的角色。”就企業而言，可以看成是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實施機會主義與否，以及不實施機會主義的前提下出現失誤概率的總體評價，這兩個方面都會對利益相關者造成損失，從而降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度。如果把企業的信譽看成是全體利益相關者的總體評價的話，我們可以用全體利益相關者對企業信任度加總來度量企業信譽。

3.2.1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度

f（x,y）=k1g（x）+k2h（y)

該公式中，f（x,y）表示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度，g（x）表示企業實施機會主義對利益相關者造成的損失，h（y)表示企業不實施機會主義時出現失誤而給利益相關者造成的損失和表示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實施機會主義與否的概率評價。f（x,y）值越小，表明該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越信任。

3.2.2企業整體信譽的評價

F（x，y）=■Ki·fi（x，y）

該公式中，用F（x，y）來度量企業的信譽，fi（x，y）表示第i個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度，Ki表示第i個利益相關者評價的權重，這是與該利益相關者影響力大小相關的值。

至此，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模型完成了對企業信譽的描述。不難發現，一個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度評價帶有偶然性，但是全體利益相關者對于企業信譽的評價（信任度加總）毫無疑問受到宏觀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每個利益相關者的k1和k2所表現出來的一致性反映出來。這就如同在一個西亞國家，某企業在合同規定的付款日期后10天才支付貨款，可能不會對企業信譽產生影響，但在一個嚴謹的歐洲國家，同樣的行為很有可能導致企業信譽遭受滅頂之災。

無論是企業社會資本的多維化還是文化性，都存在一個由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和企業社會資本逐步過度以至平衡的過程。企業網絡的多維拓展往往是企業家社會資本相對完善的領域，這一方式在企業社會資本達到可以自我復制演進之前，都是企業社會資本最主要的發展方式。同樣，對企業家個人的評價，往往是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評價的開始，而宏觀文化對企業家個人行為處世的影響，顯然是評價企業發展所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所以，處于這一階段的企業應當努力在維護企業家社會資本的同時，追求企業社會資本發展，并努力使其均衡發展。

4擴張階段：企業社會資本為主導的企業成長

在擴張階段，企業已經完全成熟，并通過業已建立起來的社會資本逐漸地催生著企業的知名品牌、良好信譽、穩定客戶群和強大和銷售網絡體系。此時，企業社會資本已經遠遠超過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甚至它完全可以脫離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獨立運營，企業已經完全能夠以一個獨立社會形象矗立在顧客和競爭對手面前，企業家社會資本在這一階段僅能對企業運營起到輔助作用。

一是開始利用強大的企業社會資本來影響市場規則。隨著各個“面”的拓展，企業的多面體已經膨脹到相當規模，而且由于品牌效應，“面”數也急劇增多，這一切使得企業社會資本由“多面體”逐步擴展成為一個“球體”，各個“面”之間產生相互支持效應就如同幾何學定理所描述的那樣，表面積相同，球體的體積最大。如果這個“球”的某一橫截面大到可以覆蓋某一行業或市場絕大多數的社會網絡，那么依靠強大的社會資本，企業可以影響這些市場甚至行業的運營規則，使之更加適合于自身特點，而這種作用不是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所能夠做到的。

二是企業社會資本與社會文化的交融進一步加深。隨著企業規模的逐步擴大，企業社會資本所影響的領域也逐步擴大，也更加接近整個區域社會的核心部分。此時，企業社會資本所受到區域文化的影響就更為明顯。

仍舊以企業信譽為例，目前，我國企業的信譽度普遍比較低下，類似拖欠這樣的機會主義廣泛地存在，這就使得整個市場的宏觀社會資本含量很低，為了運轉，市場的各個經濟單位必須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不僅如此，由于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社會網絡的核心是血緣、地緣、學緣關系，這些關系相對封閉，延伸的半徑小，難以形成宏觀意義上的認同和接納。

對于如何看待文化對企業社會資本積累的不利影響，可以用博弈的觀點來解釋。社會資本研究學者很早就運用博弈理論來描述兩個經濟個體之間社會資本的形成過程：在囚徒困境中，一次博弈的結果是互相背叛，這種對雙方來說唯一的占優策略構成了納什均衡，從而迫使企業利用人際關系來克服“結構洞”。正如前文所述，這種人治缺乏延展的半徑、交易成本高昂且過分依賴個人，無法長久地支持企業發展。但是，如果時間足夠長，使得博弈可以無限制的重復下去，那么未來合作的期望將會超過被欺騙的損失，合作行為因而成為雙方的選擇，信任就此建立起來。同樣，在重復博弈的接觸中，雙方會不斷協調自身的行為并力求對方認可，規范成為這種協調行為的成果；而在重復博弈的過程中，隨著信任的加深，雙方開始努力使合作行為慣例化，并且，通過提供信息作為對這種慣例化的追加投資，而這種追加的異質性信息投資無疑能夠推動企業成長，建立起較為密切的關系網絡。所以，處在這一階段的企業應當充分利用強大的企業社會資本來簡化博弈，努力為自身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發達國家和地區所采用的由核心企業領銜的企業集群、企業協會正是這種努力的一大例證。

5結論

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企業家社會資本和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成長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見附圖）。這一發現的重大現實意義在于，企業應當根據所處成長階段，充分判斷兩類社會資本的不同作用形式，從而更為有效地制定企業的發展規劃。在企業成長初期，應當更多的根據企業家個人社會關系網絡的情況來確定企業發展方式，并且可以考慮作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基礎，而不能對別的企業成功經驗生搬照抄；在企業的鞏固發展階段時，應當適當考慮企業社會資本的發展，而不能再完全依賴于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當企業處于擴張階段時，尋求更好的、更能接近社會政治經濟活動網絡中心的社會資本載體，從而更好地使企業社會資本快速拓展也就成為了企業快速成長的重要活動。

在研究過程中，關于社會資本對企業成長作用的分析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主要包括：

（1）如何利用政府社會資本推動企業成長。政府是一個天生的巨大社會資本的所有者，因為它能夠無償地接觸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最為核心的社會網絡。因此，企業也應當充分地利用這一載體來推動自身成長。但是，由于長期受到“官本位”的影響，以及權力在個人社會資本積累時的廣泛介入，使得很多地區的政府缺乏服務意識，從而導致經濟運行丟失了一條重要的高速公路。另外，少數企業利用自身的經濟資源來非法換取政府資源，最終為法律所不容，反而在企業家社會資本（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和企業社會資本（企業聲譽）兩個方面都蒙受巨大損失。

（2）企業成長過程中的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傳承。如何解決創業型企業成長到一定階段后可能遇到的職業經理人與創業者之間的沖突業已成為國內外企業界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焦點。鑒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可量化性，傳承的主要問題就是企業家精神的遺傳和企業家社會資本的遺傳。由于社會資本的傳承對于企業成長，特別是家族企業的代際連續成長，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如何更為有效地傳承代際企業家的個人社會資本就成為一個非常有實踐意義的課題。

（3）核心員工流失對企業社會資本的影響。從企業社會資本來看，國內外學者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可謂“內外分明”，即對外研究企業關系網絡的復制演進和關系演進，對內則強調企業內部非正式組織的社會資本通過凝聚力來影響組織行為。除對高層管理者或者高層管理團隊以外，學術界對核心員工流失對企業社會資本損失的度量卻很少加以研究。

摘要在分析國內外學者關于社會資本以及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基礎上，比較分析了企業社會資本與企業家社會資本在企業成長不同階段的不同作用方式，它們共同交織、推動著企業成長可能的方向。

關鍵詞企業社會資本企業家社會資本企業成長

“社會資本”最初是社會學的概念。1980年，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把社會資本看作為是一種個人通過社會關系利用稀缺資源獲利的能力，這種稀缺資源包括權力、地位、財富、機會、信息等等。由于社會資本的作用并不象物質資本、人力資本那樣顯性化，它極易被企業管理者所忽視。如果我們把社會資本區分為企業家社會資本和企業社會資本，則將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企業成長的內在推動力，也將進一步豐富企業成長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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