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教育意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教育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家庭勞動教育的積極意義

1.家庭勞動教育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

從小樹立勞動觀念、養成勞動習慣，將影響孩子一生的成長。實踐證明，從小做家務、熱愛勞動的孩子能吃苦，有才干，對生活充滿自信，人際交往能力強于不愛勞動的孩子。美國心理學家威蘭特對波士頓地區490名孩子進行了20年的跟蹤，研究表明，愛干家務的孩子和不愛干家務的孩子相比，長大以后的失業比例為1：15，犯罪比例為1：10，愛干家務的孩子平均收入要比不愛干家務的孩子高出20%左右。從小培養勞動習慣，有利于孩子德、智、體的全面和諧發展，使其形成健康的人格。實踐證明，人的許多優秀品質是在勞動中形成的。只有在勞動實踐中，才能培養孩子珍惜勞動成果，養成勤儉、艱苦樸素的好作風。勞動能鍛煉孩子吃苦耐勞、克服困難的堅強意志，有助于培養孩子良好的社會適應力，促進身心健康。勞動能培養孩子勤快、主動的工作態度，有利于形成對集體、對國家的義務感和責任心。勞動能培養孩子自理、自立、自強的獨立生活能力和進取精神。

2.家庭勞動教育有利于鍛煉孩子的意志品質

獨立自主、堅毅和自信是一切有成就者必備的意志品質，這樣的意志品質只有經過長期勞動磨煉才能獲得。一般來說，勞動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體驗成功的過程，它有助于歷練意志品質。孩子在做家務勞動時會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每一次困難和挫折都是對孩子意志、能力的磨煉，每一次磨煉都會讓孩子增長克服困難的勇氣、抑制自身的惰性，在做家務勞動中孩子體驗到了勞動帶來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的不斷積累，就會形成獨立自主、堅毅和自信的心理品質。路是人走出來的，事是人做出來的，意志品質是鍛煉出來的。教育不但要發展孩子的智力，還應燃起孩子對勞動的渴望，在勞動中鍛煉意志品質。有些家長不讓孩子干家務活，不愿讓孩子參加學校組織的勞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怕影響孩子的學習。其實學習并不能排除孩子參加勞動。因為勞動可以改善呼吸、血液循環，促進生理的新陳代謝過程，調節大腦疲勞，有利于大腦發育。在勞動中，孩子雙手的活動有益于左右腦的開發，促進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發展，有助于提高學習能力。勞動還可以培養孩子的觀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斷能力、創造能力和動手能力。中國自古就有心靈手巧的說法，手巧會促進心靈，心靈又帶動手巧。

3.家庭勞動教育可以培養孩子的責任感

責任感是一種態度，是道德評價最基本的價值尺度，人的社會化不僅要求人們學會社會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社會行為規范，更重要的是培養社會責任感。家務勞動對孩子成長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務勞動能讓孩子們在勞動中體驗精神上的愉悅，學會關心他人，增強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這對現在的獨生子女更為重要。孩子從小從事力所能及的家務勞動，就能在不斷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意識到自己作為家庭成員應承擔一定的家務勞動，并且逐漸養成為他人服務的意識，樹立起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一個有責任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會很認真、很負責，一旦遇到困難，他就會憑借負責任的態度發揮自己最大潛能戰勝困難。相反，一個沒有責任心的人，往往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甚至不顧社會基本道德準則，做出唯利是圖的事。因此，責任心是做人的重要基礎，從小培養孩子的責任感，孩子長大后才能承擔起家庭和事業的重任，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勞動可使孩子學會生活，形成健康的人格。學會勞動，養成勞動習慣是孩子學會生活、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保證。勞動可以讓孩子自己動手創造整潔的學習生活環境，使他們明白勞動是創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有助于孩子的心靈美。在日常生活中，每個家庭成員都自覺主動地承擔家務勞動，可以增進家庭的團結、安定，使家庭氣氛和諧。每一位有遠見的父母，都應該培養孩子從小學會做合格的家庭成員，這不僅是為了減輕做父母的勞動強度，而且也是為了孩子的一生的幸福。通過勞動，讓孩子學會關心他人，即在外關心同學、老師，在家關心父母、長輩，長大成家后才能關心妻子、丈夫。這對現在的獨生子女更為重要。

二、忽視家庭勞動教育的后果

近幾年，我國青少年的勞動“答卷”一直令人擔憂。各種傳媒不斷報道有關當代青少年勞動意識淡薄，勞動能力差的現象。如近些年上海某著名大學錄取的新生中，有60%以上的人不會自己掛帳子，許多大學生在入學前沒有親手洗過一件衣服。某縣婦聯對該縣一所重點中學初一年級學生做過一次調查，結果表明，從沒有洗過一件襯衫的占79%，不能煮好一鍋白米飯的占84%，不會和不敢使用電飯鍋、液化氣爐的占67%。據北京市家教會對某小學一個班的調查，該班44名學生中，家長每天給整理書包的占39%，家長給洗手絹的占66%，家長給洗腳的占52.3%，家長給穿衣服的占59%。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碩博連讀研究生魏永康。他2歲掌握1000個漢字，8歲上中學，13歲考進大學，父母唯一的心愿就是讓兒子好好學習，母親把兒子所有生活上的事情都包了下來，他除了學習還是學習，沒有伙伴，沒有人際交往。魏永康17歲那年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碩博連讀的研究生后，一人從湖南來到北京讀書，但是生活自理的低能，讓他無法獨立生活，于是只得肄業回家。

沒有經歷過勞動磨煉的孩子，往往不懂得勞動成果來之不易，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幸福生活，是勞動人民辛勤勞動創造出來的。他們不愛惜勞動成果，不知道這些勞動成果凝聚著勞動人民的血汗。

今天在豐盈的物質生活氛圍中成長的一代，許多不良的道德、心理品質，大抵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缺少勞動教育中找到根源。因此，加強青少年的勞動教育，不是一家一戶的問題，它關系到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決不可掉以輕心。

三、學習先進經驗，弘揚民族美德

1.吸取國外先進經驗

據有關方面對各國小學生每日勞動時間的統計，美國為72分鐘，韓國為42分鐘，法國為36分鐘，英國為30分鐘，中國只有12分鐘。德國的法律規定：孩子必須幫助父母做家務。6～10歲的孩子要幫助父母洗餐具，給全家人擦皮鞋；14～16歲要擦汽車和菜園里翻地；16～18歲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間大掃除。另據報道，美國和加拿大有17個城市每年舉辦“鐵孩子運動會”，參賽者是7至14歲的少兒，比賽內容是連續進行長距離游泳、騎車、越野和長跑。每年均有成千上萬的父母帶著孩子前往報名參賽，角逐“鐵孩子”的桂冠。無獨有偶，日本中學普遍設有一門鍛煉課程，即在嚴冬組織學生身著短褲進行戶外長跑，旨在培養孩子鋼鐵般的意志。這些生活富裕的國家，竟有如此苛刻的教子法，令人大開眼界。相比之下，我們身邊的孩子未免被嬌寵得過了頭。然而，眼下這些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大多過于嬌嫩，吃不得苦耐不了勞，經受不了困難和挫折的考驗。這實在怨不得他人，從72分鐘比12分鐘的數字里，就不難得出，責任主要在誰的身上。該是父母警醒的時候了，做父母的應充分認識到，溫室里長不出參天大樹，要培養孩子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品格和勇于克服困難、迎接挑戰的素質，從小就應給其創造磨煉的機會。

2.吸收先賢勞動智慧

一代青年如果不愛勞動，將后患無窮。古代巴比倫的消亡，與其民族好吃懶做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決不可等閑視之。決不能說說很重要，做做卻次要，過后全都忘掉。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中，圣賢們身體力行給勞動賦予了神圣無比的意義。中國古代的禪著《百丈叢林清規》的主要精神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認為人不可不參與勞作，每個人都有奉獻的義務，才有資格吃飯。制訂該清規的百丈懷海禪師不僅是制度的建立者，也是實踐者。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是他到了90歲，弟子看到師父年老，不忍心讓他再到田里工作，又不敢勸師父，只好把他的鋤頭藏起來，找不到鋤頭的百丈雖然不下田，但也不吃飯，他絕食三日，弟子勸他吃飯，他說：“我不是規定過，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嗎？”弟子只好把鋤頭還給他。傳說他活到96歲，工作到臨終最后一天。

3.培養孩子熱愛勞動的習慣

（1）從做力所能及的家務開始。現在的絕大多數家庭中的家務都沒有科學安排，差不多都是由成人來完成的。但是，如果想讓孩子熱愛勞動，就要從做家務活開始，這雖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卻絕對不可以忽略。成人要讓孩子從小就具備做家務活的習慣和能力，應該讓孩子把家務活看成是生活中很自然的內容之一。

（2）從鼓勵孩子參加勞動入手。成人要經常對孩子說一些稱贊的話，或是感謝的話。比如，成人可以感謝孩子的勞動對自己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或是夸贊孩子是多么得聰明能干。這些帶有稱贊的語言會讓孩子有一種成就感，也會調動孩子參與勞動的積極性。讓孩子參加家務勞動，是讓孩子學習的過程，也可以讓孩子從中得到鍛煉。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失敗是在所難免的，當孩子做家務活遇到失敗時，成人千萬不要對孩子進行指責，而是要和藹地告訴孩子，沒有誰可以不經歷失敗就直接擁有成功，只要能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就會有從頭再來的機會。最重要的一點是，成人可以口頭稱贊孩子，盡量避免用金錢作為獎勵。因為做家務活是每個家庭成員應盡的義務，而且做家務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得到一些物質的獎勵，而是鍛煉自己的獨立性。

（3）找準興趣，培養勞動的習慣。一般來說，孩子都喜歡家里來客人，成人就可以讓孩子準備一些接待客人所用的物品，還可以讓孩子來招待客人。讓孩子做一些他喜歡的事情，可以調動他體內的積極因子，讓他自動地去做事，這樣慢慢地就會讓他養成熱愛勞動的習慣。

（4）讓孩子有勞動實踐的機會。對孩子進行勞動教育，不能只限于口頭，而應該通過勞動實踐來進行，多給孩子勞動的機會。如果成人在平常沒有讓孩子參加具體的勞動，那么，孩子是不太可能愛好勞動的。其實孩子具有很強的模仿能力，然而卻被許多成人給剝奪了。比如，當他們看到媽媽在洗衣服時，他也會要求洗；看到爸爸在修電器，他也會在一旁躍躍欲試。當遇到這種情況，成人一定不要拒絕孩子，這個時候正是成人教育引導的好機會，給予孩子適當的肯定不僅可以保存孩子的勞動熱情、培養孩子的創造能力，而且可以培養孩子熱愛勞動的習慣。勞動創造財富，勞動創造一切，我們的祖先就是通過勞動演變成今天的我們。所以，大膽地讓孩子動手去做每一件他們應該做的事，養成良好的勞動習慣吧！

篇2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教育與培訓、遷移以及尋找新的工作是勞動者所承擔的人力資本投資的三種類型。經典人力資本理論已經證實了教育與收入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通常認為受過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平均收入。而遷移行為和尋找新的工作則是通過提高既定的知識技能（這些知識技能是從教育和培訓中獲得的）在勞動力市場上所能夠獲得的價格來增加某人人力資本價值的活動。但遷移是具有選擇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從事的活動。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年輕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動性要高一些。國外一些學者在這一方面給出了相應的經驗證據。例如L. Long 曾指出在美國的同一年齡群體中，一個人是否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測遷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對印度尼西亞不同年齡、性別和教育的農村勞動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學以上教育的年輕人具有較高的流動傾向；L. Lanzona[3]對菲律賓的數據分析表明，個體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動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教育不僅僅是影響個體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響另外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遷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把教育稱作是人力資本理論“內核”中的“內核”。

在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中，農村勞動力的遷移行為尤為突出。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基數巨大，農業勞動力嚴重過剩，農村失業和不充分就業人口大量存在，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開始向城市轉移。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這個行為確實給勞動者及其家庭帶來了相應的回報。李實通過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收入分配效應的分析結果表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確實提高了外出打工戶家庭的收入水平。但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胡士華利用2000-2002年數據檢驗了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概率的影響，但并沒有指明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關系。另外雖然侯風云和趙力濤等國內學者分析了人力資本對外出勞動力收入的影響，但卻沒有分析其流動的成因。與現有的文獻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又分析了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工人員的收入的影響。

本文第二部分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統計特征進行了描述，并給出了各教育-年齡組勞動力流動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邏輯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給出了農村勞動力流動前后教育對其收入的影響效果。另外，我們在構建人力資本模型時，特別地將勞動者的家庭背景和社會背景因素也考慮進來，以盡量減少教育收益的估計偏差。

綜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研究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傾向及其收入的影響，提供一個更為直觀地理解我國勞動力市場行為的實證依據。

二、農村勞動力統計特征描述與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觀數據集來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其調查對象覆蓋了吉林省各個城市和農村的現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夠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該數據集提供了戶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員人口和經濟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別、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戶口性質、婚姻狀況、工作單位類型等。在選擇樣本的時候首先需要明確一個事實——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著性別歧視 ，為了盡可能消除這種影響，我們將農村15歲以上的男性作為基本樣本集。由于農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獲得，因此我們將其年收入換算為月收入。最終樣本總量為15305，進城務工樣本數為1118，占總樣本的7.3%。樣本的平均年齡為23.06歲（最小年齡為15歲，最大年齡為31歲），可見我們研究的是農村中年輕一代的勞動力流動狀況和教育收益。

對于進城務工人員，主要包括兩類流動人口：一類是在城市中定居的農村勞動力，另一類是暫時到城市打工的人。我們通常稱后者為“候鳥式”流動，當他們賺到一些錢或者家里需要他們時，他們可能會返回農村。

可以發現，進城務工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866年，而農村務農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359年，即具有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輕人在流動過程中似乎占有優勢。這與少數發達國家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大多數研究結果一致。

本文中使用的收入數據是個體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個體的實物收入，因此可能會低估農村收入。同時，本文也沒有考慮城市和農村生活的成本差距問題。在農村，很多人的勞動可能不被支付現金，他們收到實物或以換工的形式得到報酬，這在一定程度上節約了生活成本，而相應的進城務工人員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收到現金。如果對其進行調整，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可能會變小。由表2可以發現，當我們控制年齡變量時，無論是進城務工人員還是農村務農人員，其收入都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盡管增加的幅度不同。當同時控制年齡和教育變量，我們發現除了單樣本組和零樣本組之外，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要高于相應的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這符合人們通常的預期，即教育對那些在城市中找工作的人來說比在農村更有幫助。

給出了不同教育-年齡組的勞動力流動傾向。從總體上看，勞動力流動比率隨年齡的增加具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趨勢，但隨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遷移率對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的人來說，隨著年齡的增加具有“高—低—高—低”的趨勢，表明沒受過什么教育的人傾向于在年輕時流向城市，在20-24歲時返回家鄉，并在25-29歲時重新返回城市，30-39歲又回到農村。出現這種趨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20-24歲是適婚年齡，農村青年返鄉結婚幾年后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工作。對于那些具有高中和大專以上學歷的人來說，遷移傾向高于同年齡組的其他人，并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三、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勞動者的流動在市場經濟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依靠勞動者在雇主之間、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來進行勞動力配置。根據Harris和Todaro假說，發展中國家的個體遷移決策是基于期望的收入差距[10]。如果勞動力流動僅僅是由收入差距所引起的，我們希望發現對于那些從流動中獲得最大的收益組的流動率是最大的。關于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之間標準假設的直接檢驗就是對表2中“平均對數收入差距”和表3中“流動傾向”進行相關性分析。鑒于收入差距缺乏系統地變化，因此兩者之間不存在較強的聯系并不奇怪。實際上，流動傾向和收入差距之間簡單相關系數為0.279，雖然符號是正的，但是相關性并不是統計顯著的。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以及它們的作用效果。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除了預期的收入差異外，個人的教育、年齡、婚姻狀況也是決定流動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對流動者預期收益的影響尤為顯著。已有的國外相關文獻也表明年輕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動性要更高一些 。為了檢驗這一結論是否也適用于我國，本文運用二元邏輯模型對其進行了分析。

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對勞動力流動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層次的教育水平對外出務工的影響差異較大，并且這種差異具有隨著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遞增的趨勢。其中高等教育對外出影響最大，而小學教育的影響并不顯著。Spence曾對這種現象進行了解釋，即教育程度為雇主提供了勞動者能力的信號，因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流動者更容易被雇傭；另外教育提高了勞動者適應城市環境的能力。具有較高教育的流動者相應地具有較高的生產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資水平。而且如果個體的教育水平太低，則其流動后的預期收入并沒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獻資料指出在我國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輕人有著較高的流動傾向 。

另外，年齡、婚姻狀況以及家庭背景對勞動力流動都存在顯著的影響。年齡對勞動力外出的影響雖然小但在統計上是顯著的，而且符號是正的。即隨著年齡的增加，個體外出務工的概率是遞增的。這似乎與其他文獻的研究結果不相符，但實際上這與我們選擇的樣本有關，樣本中個體的年齡在15歲至31歲之間，因此該估計結果反映的是影響青年外出務工的概率 。并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單身的年輕人趨向于外出務工，這與其沒有妻子兒女的約束有關。此外，作為家庭背景的變量——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勞動力外出務工也有正的影響，其中父親的受教育程度作用效果不顯著。家庭背景變量對個體外出務工存在正的影響，一方面是由于個體的父母收入高代表其家庭條件較好，則該個體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從而在流動后得到更高的預期收入；另一方面與流動成本有關，即家庭條件好的個體可能不會安心的留在農村獲得一份不高的收入，而更可能向城市流動。

四、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收入的影響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通常假設收入會隨著個體的教育、經驗和特殊技能的變化而變化。而且，如果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個體的收入可能由于其所在部門不同而不同。同時已有的研究結果表明個體的家庭背景對其收入也存在顯著的影響。考慮以上因素，我們建立收入模型。

回歸結果表明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影響高于其對農村務農人員收入的影響。其中，初中畢業的進城務工者的教育收益（0.150）大約是相應農村務農者教育收益（0.038）的4倍，大專畢業的進城務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約是相應農村務農者教育收益的2倍，而對于高中畢業的人群，無論是進城打工還是在農村務農其教育收益大致相同。因此，對于具有初中和大專教育程度的個體來說，進城務工會較大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對于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個體，其是否進城對其收入影響不大。這可能與正規部門為高中學歷的個體提供的工作數量較少有關。很多正規部門的組織機構在招聘時往往要求個體的受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個體則很難進入這些部門；而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通常初中畢業的人就可以勝任，所以體現不出高中教育的比較優勢。

此外，在同一個群體中，個體收入隨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單調遞增，但是這種增加并不是線性的。進城務工人員中，高中畢業的教育收益（0.222）比初中畢業的教育收益（0.150）高出7.2%，而大專畢業的教育收益（0.7）比初中畢業的教育收益高55%；農村務工人員中，高中畢業的教育收益（0.203）比初中畢業的教育收益（0.038）高16.5%，大專畢業的教育收益（0.365）比初中畢業的教育收益高32.7%。

同時結果也表明小學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都沒有顯著影響，也就是說教育對個體收入的影響確實存在“閾值”效應，即個體所受的教育必須累計到一定程度才能對收入產生影響。而本文中的教育“閾值”就是初中教育。

關于回歸結果，我們還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收入有一個顯著的、負的影響，雖然這與一些文獻中的結果并不一致 ，但是J. Behaman and M. Rosenzweig[13]在研究增加婦女的教育是否會增加孩子教育的問題時，發現增加母親的教育對孩子的教育來說并不會產生有益的影響。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母親其在家時間相對要少，使其撫育孩子的時間減少，從而使孩子的教育并沒有顯著的增加。類似地，我們認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會使父母雙方疏于對子女的照顧，從而降低了影響孩子收入的稟賦。

除了教育是影響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外，經驗、父母收入以及工作類型都對個體收入存在顯著的影響。

經驗對收入有一個小的影響。通過對兩個組的回歸結果比較，我們發現雖然經驗變量對進城務工人員收入的影響比對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高，但是優勢非常微小（大約1.4%）。這可能與我們所選的樣本有關。樣本中個體的平均年齡為23.06歲（最小年齡為15歲，最大年齡為31歲），因此經驗值較小，導致由經驗差異引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顯。但是估計結果也大致說明了相對于農村務農人員，經驗對于進城務工人員更重要一些。

父母的收入對于個體收入也存在著顯著的影響。父母收入對農村務農人員收入的影響大概是對進城務農人員收入影響的2.2倍。這可能是因為對于留在農村務農的人來說，他們的土地基本上是和父母的土地在一起的，一起耕種、一起收割，然后得到自己相應的收入；而對于在城市中打工的人來說，這種依賴性會大大降低。父母收入對進城務農的人收入有正的影響是因為父母的收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個體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高表明其家庭條件較好，這對于在城市中搜索工作的個體是有利的，他可以不必忙于找工作；而對于家庭條件不好的人來說，他會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盡管工資比較低。

工作單位類型不同，個體收入也有顯著的差別。對于農村務農人員來說，由于大部分個體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樣本的92.4%），所以只有這個因素對個體收入有影響，而其他工作單位類型對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對于進城務工人員來說，在集體企業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為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數關于勞動力市場的文獻表明正規部門的收入會較高，正規部門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規模企。可是本文并沒有得到這樣的估計結果，這是因為在國有企業上班的個體，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體力勞動，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業，20%的人在建筑業，31.2%的人在運輸業）。

回歸中使用6個因素解釋了進城務工人員收入變化的39.8%。這意味著進城務工人員收入中教育、經驗、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門等因素可以在較大程度上解釋收入的變化。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與這些因素的相關性稍微弱一些，收入變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歸系數解釋。

五、結論

本文運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觀數據，針對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收入以及流動可能性的影響進行了統計分析和計量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一）具有相似年齡和教育背景的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相比，當我們控制年齡變量時，無論是進城務工人員還是農村務農人員，其收入都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當我們同時控制年齡和教育變量時，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均高于相應的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與各個教育——年齡組之間的流動傾向存在著正的、弱相關關系。因此影響我國勞動力流動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務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專學歷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學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概率沒有顯著影響。

（三）教育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影響高于其對農村務農人員收入的影響；而且在同一個群體中，個體收入隨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單調遞增，但是這種增加并不是線性的；此外，教育對個體收入的影響存在“閾值”效應，即個體所受的教育必須累計到一定程度才能對收入產生影響。對吉林省而言，“閾值”是初中教育。

篇3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 職業教育 對策分析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3）13-0188-02

河南省約有72%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30歲以下的農村勞動力供求明顯偏緊。青壯年是外出農民工的主體。在全部外出從業的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占外出務工人員的63%。雖然總體上青壯年勞動力仍存在過剩現象，但經過常年的持續轉移，越來越多地區的農村青年富余勞動力正被吸納殆盡。而且，在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中有約77.6%的人員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農村勞動力中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供給已嚴重不足。農村勞動力正從長期供過于求轉向總量過剩、結構短缺。

一 勞動力轉移分析

隨著人口平均壽命的延長和人口總量的不斷增長，勞動適齡人口比例逐年增加。勞動力轉移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青壯年勞動力是轉移的主體。通過招工渠道轉移的勞動力，年齡均在18～40歲之間；從事個體私營經濟的，均是一些接受新事物快、意識強、有一定特長、年輕有文化的人，他們或有組織，或自發地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第三產業，有的搞農產品加工及運銷，有的搞餐飲商貿服務，有的搞建筑裝璜，部分文化程度較低的轉到農副產品加工企業或板材加工企業及其他行業打工。

第二，“吃技術飯”的務工人員體現出就業愿望提高、就業質量提高、就業收入提高的三高特征。尤其是一些青壯年勞動力，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學習和掌握一些勞動技能的難度較小，生活質量相對較高，城市對他們有著巨大的誘惑力和吸引力。但這部分務工人員所占比例較小。

第三，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初次轉移后，由于缺乏技術和勞動技能，單純依靠出賣勞動力。不僅勞動強度大、收入低，而且有時在用工單位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們吸取了深刻的教訓，迫切需要掌握相應的技術知識和勞動技能來提高就業競爭能力。

第四，大部分務工人員沒有一技之長，年齡偏大，缺乏技術和勞動技能。這些務工人員認為自己年齡偏大，視力下降，文化程度低，過了學習的階段，上有老，下有小，不愿意接受職業培訓、新知識，年年靠出賣勞動力掙錢。

第五，一部分農民有強烈的“寧愿窮守土，不愿富離家”的傳統思想。農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思想觀念依然濃厚，認為“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戀土戀家，對轉移有所顧慮，不思進取，怕冒風險。

二 勞動力轉移與職業教育對策研究

外出務工人員多為青壯年，體力強，適應能力強，但由于其總體較低的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導致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多為建筑業等單純體力勞動行業，勞動強度大，報酬相對較低。如何讓更多的外出務工人員擁有一技之長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以政府及職業院校為主導，實行校企合作、城鄉統籌，同時職業教育者不以盈利為目的，充分考察市場勞動力需求，合理地設置專業，分層次設置，保證務工人員更好地接受教育，提供有針對性的、靈活的培訓。以政府及職業院校主導有以下幾點優勢：

1.政府始終處于領導和主導地位

政府通過立法、制訂規章制度和行政措施，對職業院校技能培訓的發展起關鍵作用。行業主管部門對行業職業院校技能培訓進行協調和業務指導。細化地區政府統籌管理的職能，讓地區政府依法履行改革與發展職業院校技能培訓的責任，發揮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作用。

2.專業覆蓋面廣

河南現有的職業院校的專業有建筑、電氣自動化、數控、食品、機械、會計、商務、外語等，幾乎覆蓋了所有行業。利用現有的職業院校進行培訓，不以盈利為目的，針對不同年齡段以及不同基礎的學習者傳授不同的知識、不同的技能，讓每個培訓的務工人員都真正受益，真正學到技能，實現勞動力有序的、大范圍的轉移。

3.教師資源豐富

“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與水平提升，成為衡量職業教育發展水平、質量和效益的核心指標。河南省職業院校“雙師型”教師已達52.6%。專業教師在企業鍛煉，帶工作任務，奔赴工廠和車間、公司和企業，開展暑假頂崗實踐，他們從企業帶回的經驗，又大量地、生動地應用于務工人員的技能培訓中，使下企業的最終受益者是務工人員。

用最短的時間對務工人員進行技術培訓，而工廠師傅對本崗位的技術一般都保密，也是職業習慣，不輕易傳給學徒。職業院校教師出于職責，會將自己知道的相關技能全部傳授給務工人員，用最短的時間對務工人員進行技術培訓。

三 小結

職業院校的教育是融知識和能力為一體的教育，并且理論知識占的比重要小于能力培養。職業院校能夠充分考察市場勞動力需求，合理地設置專業，有針對性地、靈活地、快速地進行技能培訓，以保證務工人員更好地接受教育，保證勞動力的有序轉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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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芳.勞動力轉移與農戶家庭時間配置的理論分析[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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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理論；模式；比較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6-0164-02

一、國外農村勞動力轉移理論比較

1.劉易斯二元經濟及其勞動力轉移模型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建立了二元經濟模型及其勞動力轉移模型。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這種現象：經濟是由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組成。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的工資差距，造成了勞動力的流動。現代部門不斷將利潤轉化為資本，以增強其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從而工資水平基本保持不變，直至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被全部吸收。于是，現代部門大大擴張，傳統部門只有在剩余勞動被吸收完畢后勞動生產率才能提高，傳統部門的就業者的收入才能改善[1]。

劉易斯經典模型采用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來分析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其成因，開辟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是符合發展中國家現實的。但劉易斯的模型是基于生產技術停滯，土地等其他農業生產要素不變的前提下建立的，而當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均不完全處在典型的傳統農業階段上，故不考慮技術進步及其他要素的影響，顯然不合現實；另外，以零值邊際生產率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否存在的判別為標準，是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產業，而忽略了農業是對外部自然條件依賴性強，風險性大的產業，因而這樣的標準不準確[2]。

2.拉尼斯―費景漢勞動力轉移模型

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劉易斯模式有兩點缺陷：（1）沒有足夠重視農業在促進工業增長中的作用；（2）沒有注意到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業產品出現剩余應該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先決條件。于是，他們提出了一種從動態角度研究農業和工業均衡增長的二元結構理論，被稱為拉尼斯―費景漢模型。該模型基于劉易斯模型對不發達國家經濟部門的劃分，把雙元經濟結構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農業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傳統農業部門存在大量的顯形失業人口，勞動力的供給彈性無限大。第二階段，農業部門邊際生產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變制度工資之間，農業部門存在隱性失業。第三階段，農業部門已不存在剩余勞動力，農業邊際生產率高于不變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商業化，農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決于制度工資，而由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和市場共同決定。此時，農業與工業兩部門平衡發展，農業剩余勞動力消失，勞動力轉移進入商業化時期，相對于每一個工資水平，均會從農業部門釋放出一定量的勞動力[3]。

3.托達羅城鄉勞動力轉移“預期”模型

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這樣一種普遍現象：雖然城市中失業和就業不足不斷加重，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還是涌向城市。托達羅就這一現象解釋為：盡管城市存在失業，使得就業概率下降，但只要預期收入仍大于勞動力從農村遷出的成本，遷移就會發生。托達羅的城鄉勞動力轉移“預期”模型如下：

M=f（d）

f'>0①

d=p?w-r②

①式中，M表示從農村遷入城市的人口數，d表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f'>0表示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數。②式中，w表示城市實際工資水平，r表示農村實際收入，p表示就業概率[4～5]。

托達羅城鄉勞動力轉移“預期”模型補充了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完善了二元經濟理論。托達羅模型強調農業與工業發展同等重要，指出單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問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才是解決城市失業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等觀點更加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但存在如下不足：（1）該模型假定農村不存在剩余勞動力，這與人地矛盾尖銳的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不符；（2）該模型隱含假定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村―城市的順向轉以后，不再進行逆向轉移，這也不合事實[6]。

4.喬根森農業勞動力轉移理論

喬根森的論點可以概括為：（1）農業人口，包括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費結構的變化，是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2）農業人口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基礎是農業剩余，而非農業部門存在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和低于實際工資的剩余勞動。（3）農業剩余是指農業部門產品的增長快于人口的增長，經濟增長超過人口增長是必然的，農業剩余的出現也是必然的。（4）在農業人口向城鎮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中，工資水平并非固定，而是不斷上升的。

喬根森理論使用新古典主義分析方法和以農業剩余為基礎創立理論，更強調農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作用，更看重市場機制對勞動力轉移過程的影響。

二、國內農村勞動力轉移理論比較

1.經濟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

高國力在“區域經濟發展與勞動力遷移”（1995）中，基于托達羅預期收入模型，把預期收入具體化為區域經濟收入差距。他認為經濟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區域經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分為經濟發展水平因素和經濟結構因素。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勞動力轉移越活躍，其轉移水平也越高。

2.個人特征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

在個人特征因素在勞動力轉移決策中的作用研究中，就轉移者受教育方面，趙耀輝的結論是：正規教育對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很小，但對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有顯著的影響；就轉移者性別而言，城鎮地區的勞動力需求主要偏向男性。就轉移者婚姻狀況方面，已婚使轉移概率降低2.8%。在轉移者年齡上，轉移的概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降低[7]。

而朱農發現教育僅僅對于男性的轉移決策有正的影響，對女性則沒有。性別是對轉移決策有重要影響的變量之一，女人較男人不喜歡轉移。并發現婚姻狀況對轉移有顯著的負影響，對這種結果的首要解釋是已婚的勞動者具有較高的轉移成本（包括現金成本和心理成本）[8]。

3.制度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

蔡研究了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他的研究結論是：傳統的發展戰略以及戶籍制度限制了潛在的轉移行為，正在進行的改革放松了對勞動力轉移的控制，因為中國的改革遠沒有完成，制度障礙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預期收入還是人力資本稟賦對轉移動力的解釋都是不充分的。在某種程度上，制度改革在促進勞動力轉移方面將更為重要[9]。

三、中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比較

1.英國圈地式的強制性轉移模式

英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始于15世紀末，止于19世紀中葉。從轉移模式看，英國選擇的是圈地運動式的強制性轉移模式。土地面積狹小是強制性轉移模式實行的主要原因。英國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不是建立在農業高速發展的基礎上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英國在人口城鎮化過程中所需要的糧食和作為原料的農產品主要來自國外。英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在經歷了資本積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轉移逐步步入正軌。特別是在20世紀初期以后，農村富余勞動力持續、緩慢地向工業、第三產業轉移。

2.美國自由遷移式的轉移模式

美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始于19世紀20年代，止于20世紀70年代。從轉移的具體模式看，美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屬于自由遷移模式。從轉移方向看，吸收農村勞動力的部門基本為大城市的工業部門和包括商業和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部門。美國農村富余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具有地域轉換先于職業轉換的特點。美國在工業化的同時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美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以農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為前提的。“交通革命”在幅員廣大的美國的工業化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交通運輸業的繁榮不僅吸納了大量勞動力，而且降低了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成本。鐵路運輸不僅適應了工業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進了人口向城鎮轉移的進程。

3.日本政府主導式的轉移模式

日本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始于在20世紀60年代，用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完成。日本政府針對本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的特點，對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進行了有效干預，走出了一條政府主導式轉移的成功道路。在轉移初期，日本政府重點扶持規模較大的自立經營農戶，鼓勵小農戶脫離農業，轉向非農產業。日本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創造了條件。日本將國民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日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民素質的提高。

4.中國探索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存量巨大，且人均農業資源占有量少。以孔祥智為代表，提出“雙梯度交叉轉移模式”[10]。“雙梯度交叉轉移模式”的含義是：勞動力的差異性梯度和地區性梯度交叉進行轉移。具體地講，淺層次轉移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農業內部轉移，它是指種植業的剩余勞動力向畜牧業、漁業、林業等方面的轉移。二是農村內部轉移，它是指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鄉鎮企業和農村二、三產業的轉移。通過農業組織的創新和技術進步，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拓寬農業內部的就業渠道，提高農民的邊際收益，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內部轉化，為最終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地域、職業徹底轉移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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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農.論收入差距對中國鄉城遷移決策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02，（5）：10-17.

篇5

二、合同期自_________ 年_________ 月_________ 日起_________ 年_________ 月_________ 日止。

三、受聘方的工作任務(另附件1 )

四、受聘方的薪金按小時計，全部以人民幣支付。

五、社會保險和福利：

1.聘方向受聘方提供意外保險。(另附2 )

2.每年聘方向受聘期滿的教師提供一張_________ 至_________ 的來回機票(金額不超過人民幣_________ 元整)或教師憑機票報銷_________ 元人民幣。

六、聘方的義務：

1.向受聘方介紹中國有關法律、法規和聘方有關工作制度以及有關外國專家的管理規定。

2.對受聘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

3.對受聘方的工作進行指導、檢查和評估。

4.按時支付受聘方的報酬。

七、受聘方的義務：

1.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不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

2.遵守聘方的工作制度和有關外國專家的管理規定，接受聘方的工作安排、業務指導、檢查和評估。未經聘方同意，不得兼任與聘方無關的其他勞務。

3.按期完成工作任務，保證工作質量。

4.遵守中國的宗教政策，不從事與專家身份不符的活動。

5.遵守中國人民的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

八、合同的變更、解除和終止：

1.雙方應信守合同，未經雙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解除和終止合同。

2.經當事人雙方協商同意后，可以變更、解除和終止合同。在未達成一致意見前，仍應當嚴格履行合同。

3.聘放在下述條件下，有權以書面形式通知受聘方解除合同：

a 、受聘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經聘方指出后，仍不改正的。

b 、根據醫生診斷，受聘放在病假連續30天不能恢復正常工作的。

4.受聘方在下述條件下，有權以書面形式通知聘方解除合同：

a 、聘方未經合同約定提供受聘方必要的工作條件。

b 、聘方未按時支付受聘方報酬。

九、本合同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合同期滿后即自行失效。當事人以方要求簽訂新合同，必須在本合同期滿90天前向另一方提出，經雙方協商同意后簽訂新合同。受聘方合同期滿后，在華逗留期間的一切費用自理。

十、仲裁：

當事人雙方發生糾紛時，盡可能通過協商或者調解解決。若協商、調解無效，可向國家外國專家局設立的外國文教專案局申請仲裁。

篇6

（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遼寧沈陽110034）

摘要：采用問卷調查和數理統計等研究方法從7大省會城市多層次隨機抽取60周歲以上老年人711人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老年人輕度以上抑郁情緒的發生率為76. 65%，易受文化程度、身體健康狀況、體育鍛煉態度、運動強度、時間和量的多重因素所影響；從抑郁情緒的程度上看，抑郁程度與運動能力呈負相關性，特別是老年男性表現得尤為明顯。科學、合理的體育鍛煉在提高運動能力的同時，還可有效地消除或緩解抑郁情緒的產生。

關鍵詞：老年人；抑郁情緒；運動能力

中圖分類號：G80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68X(2015)03-0040-04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1CTY023)．2011遼寧高等學校優秀人才支持計劃資(WJQ20110250)。

在人口老齡化程度日趨嚴峻的今天，老年人的健康倍受關注，而影響老年人健康的疾病譜中，心理問題占主導地位。有研究顯示，70-80%的老年性疾病與心理因素有關，其中老年抑郁的危害尤為突出。它的特征是以情緒低落、焦慮、遲滯和繁多的軀體不適癥為主，且不能歸因于軀體疾病和腦器質性病變。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生理功能逐漸衰退，健康狀況越來越差，生活自理能力逐漸降低，社交范圍逐漸縮小，這可能會促使老年人抑郁情緒的產生與加劇，不利于保持健康。體育鍛煉可以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通過參加鍛煉，提高運動能力，可以減少抑郁的發生，但針對老年人不同抑郁情緒所表現出的運動能力特征研究還鮮有報道。為此，本研究以量表調查為研究手段，通過定量與定性有機結合，分析不同抑郁情緒在移動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三方面所表現出的特征系，旨在為更好地了解老年人心理狀況、宣傳體育鍛煉價值、有效緩解老年人抑郁情緒提供理論依據。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從全國各大城市多層次隨機抽取樣本，選擇天津以及遼寧、河北、陜西、山東、廣東、云南等地區的省會城市，圍繞社區、企業單位周邊的公園、廣場、健身指導站的老年人進行問卷調查。這些老年人無重大器質性疾病、殘疾、精神和視覺、聽覺障礙，年齡在60歲以上。發放問卷980份，有效問卷711份，有效率為72. 55%，其中男性為403人，女性為308人。

1.2研究方法

1.2.1 問卷調查法

問卷采用封閉式內容，老年抑郁量表和運動量表相結合進行調查。老年抑郁量表( GDS)是Brink等（1982年）創制，共30條目，10條反向計分，20條正向計分，最高30分，具體癥狀包含：情緒低落、活動減少、易激惹、退縮、痛苦的想法，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消極評價等，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而運動能力調查采用日本學者衣笠隆（2000年）研制的運動能力量表，運動能力分為移動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三級內容，共14條目，每題內容答“是”記1分、“否”記0分，最高分14分，0-7分視為運動能力低下，得分越高表明運動能力越強。

1.2.2 數理統計法

用Excel建立數據庫，運用spss17.O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根據統計數據特點，計量數據以Mean±SD表示，計數數據以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 ANOVE)并結合多重比較檢驗。其中自變量為抑郁情緒等級，因變量為各級運動能力。P<0. 05為顯著性水平。

2研究結果

2.1 老年人抑郁程度人數對比情況

根據分數劃為無抑郁組（0-10分）、輕度抑郁組（11-20分）、中重度抑郁組（21-30分），表1顯示老年男性在無抑郁組、輕度抑郁組、中重度抑郁組中所占比例高于女性，輕度抑郁組人數高于無抑郁組(18.28%)和中重度抑郁組(5.07%)，占76. 65%。

2.2 老年人抑郁情緒差異下的運動能力特征

方差分析顯示，不同抑郁程度下，老年男性、女性在移動能力、肌肉力量、綜合運動能力方面均呈現顯著性差異；而平衡能力僅有老年男性有顯著性差異(表2)，女性反之（表3）。從進一步的多重比較分析發現，老年男性的無抑郁組與輕度抑郁組在移動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以及綜合運動能力中均表現出顯著性差異（表4），而女性僅在肌肉力量和綜合運動能力方面有差異（表5），但總體看，非抑郁組的運動能力要好于抑郁組。

3分析與討論

3.1 老年人抑郁情緒的特征分析

抑郁是老年人中一種常見的不良情緒反應，主要表現為悲觀、悲傷、失助、自卑和絕望，易怒、避世，甚至輕生厭世。研究顯示，若抑郁情緒持續存在而被忽略，會延緩疾病的康復，影響生活質量，甚至會導致消極自殺等嚴重后果。

有研究發現，文化程度、身體狀況、有固定職業、孩子文化程度是影響老年人抑郁的因素。本研究中，無抑郁情緒者僅占18. 28%，輕度抑郁情緒的比例最高，占76. 65%，這部分人群如果加以積極干預，會表現出“即現即消”的特點；反之程度會加重。此外，研究中中重度人數偏少的可能原因為：一方面，本問卷是在公園或社區中填寫，樣本對象大部分進行體育活動和娛樂，心情相對愉悅；另一方面，樣本對象離退休后，由于文化水平較高，因而中重度抑郁人數少。

3.2抑郁情緒差異下的運動能力比較分析

運動能力作為人的身體形態、素質、機能、技能和心理能力等因素的綜合表現，是評價機體生理功能的重要指標，提高運動能力就意味著機體的生理功能得到增強和改善，主要包括移動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有研究發現，不經常鍛煉的老年人抑郁程度高于經常鍛煉者，其抑郁癥的發病率也高，而體育鍛煉可以改善老年人的情緒，降低抑郁程度，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境。

移動能力是指人在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接受一定信號刺激后由一處向另一處安全、自由、有效地移動，也可稱靈敏素質。隨著年齡的增大，老年人的各組織器官機能下降，中樞神經傳導興奮或抑制時電信號的傳遞速度減慢，抑郁組與非抑郁組在心境狀態上有所差異，抑郁組信號刺激神經的強度小，導致神經的傳遞速度更慢。研究發現，老年人移動步態不敏捷，使老年人舉步時抬腿不高、行走緩慢、不穩，導致跌倒危險性增加。本研究中老年人參加體育活動較多的是太極拳和健身走，太極拳速度較緩慢，重心要求較低，人的髖關節動作幅度大，踝關節外展活動次數多，牽拉韌帶。健身走雙腳負重，使髖關節和踝關節的活動次數增多，這兩種運動都提高了髖關節和踝關節的活動能力，從而降低了發生跌倒的機率。總體看，老年非抑郁組移動能力好于抑郁組的原因是：一方面，老年人運動的強度不同，非抑郁組主要表現出鍛煉態度好，次數多，時間長的特征。另一方面，老年人成年期經歷不同，心境不同。非抑郁組老人對未來充滿希望，不畏懼困難，有積極向上的心態，而抑郁組老人會表現出情緒低落、迷茫、患得患失、內心糾結的消極情緒。

肌肉力量是維持人體姿勢和完成動作等生理活動所需的，是指人體肌肉收縮產生的張力，張力是一塊肌肉或肌肉群一次竭盡全力抵抗阻力的活動能力，所有的身體活動都是由肌肉收縮克服阻力產生的，均需要使用力量。老年人肌肉比較松弛，硬度下降，肌纖維橫斷面積小，快肌纖維萎縮速度快，肌肉中的血管含量少，氧氣、營養物質運輸能力差，各肌群的之間的配合能力下降。有研究表明，肌肉絕對力量的遺傳度為35%，相對力量的遺傳度為64%，也有研究通過肌肉活檢實驗顯示，老年人通過運動能使已經萎縮的肌肉發生逆轉，說明肌肉力量具有可塑性。研究中無抑郁組和輕度抑郁組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具有顯著性差異，可能與老年人工作崗位有關，進行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人對肌肉的刺激力量不同，體力勞動者進行大量勞動，肌有記憶性，肌肉力量大，反之，腦力勞動者肌肉力量小，使得肌肉的可塑性有差別。另一方面，情緒對神經的影響有關，感覺和運動這兩種神經纖維支配肌肉，感覺神經纖維主要是傳遞肌肉疼痛和本體感覺，運動神經纖維主要感受肌肉的收縮與舒張。而抑郁是短期內當人遇到生活挫折、工作變更、社會關系緊張、天災人禍等情況時，理所當然地產生抑郁情緒，不良情緒刺激感覺神經纖維，支配肌肉傳遞信息減慢，肌肉的興奮性減弱，力量降低，所以抑郁是可以減輕和預防的。

平衡能力是指身體對來自前庭器官、肌肉、肌腱、關節內的本體感受器以及視覺等方面刺激的協調能力，前庭器官是人體對自身運動狀態和頭在空間位置的感受器，在維持平衡中占主導作用，本體感受器是感受身體空間變化并向中樞神經傳遞信息，視覺有感知位置和調節平衡的作用，這些器官對人體維持平衡、調整和保持姿勢具有重要作用。平衡能力一般通過靜態平衡活動和動態平衡活動來發展。有研究發現，代表靜態平衡能力的單足閉眼站立指標隨著年齡的增長其下降的速度最快，并且經常參加有氧健身者的閉眼單腿站立時間明顯長于不參與者。通過運動刺激肌肉、肌腱、關節，可以提高老年人本體感受器對平衡能力的感知，改善中樞神經系統對肌肉與器官的協調，保證身體活動的進行。老年男性在平衡能力上主要是抑郁組與非抑郁組之間的差異，與前庭器官功能的下降有關，當身置發生改變時，前庭器將刺激傳向中樞的速度減弱，而抑郁情緒會減慢信息的傳遞。老年女性無差異的主要原因是運動強度、運動時間和運動量的無差別性，導致的運動效果相對較小所產生。

篇7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 轉移特征 農民工職業教育 培訓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征分析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但隨著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農村內部的勞動力顯得過于富余，需向農業產業和農村區域外轉移，所以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指農村富余勞動力跨區域城鎮轉移和跨產業就業轉移的過程。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向產業和區域外轉移的過程中呈現出一些特點。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基數龐大，而且以青壯年為主力軍

目前，在我國4.8億農村勞動力中，扣除實際需要從事種植業、林牧漁業等農業產業和在當地從事鄉鎮企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外，約有1.5億是富余的。而且這部分人口當中能夠向外轉移的又以青壯年主。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對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和7100個行政村的抽樣調查，2003年的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中，4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占85.9％，其中，25歲以下的勞動力占到了47.3％。每年大量的青壯年適齡勞動力轉移到各大中城市，由于這些青壯年大多僅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在城市就業難度隨之增大。

（二）農村勞動力的素質與轉移率成正比

我國農村儲藏著巨大的人力資源，但勞動力素質偏低，已成為制約勞動力轉移的一大“瓶頸”。2003年外出務工勞動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初中以上的占了81.4％，明顯高于在家務農的文化水平。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層次的提高。因此，加強農村勞動力培訓，是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實現穩定、有序轉移的關鍵。

（三）職業轉換與身份轉換相分離

盡管我國已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已在農業產業外和農村區域外從事非農產業，職業已實現了轉換，但由于制度的影響，他們卻無法擺脫自己長期以來默認的農民身份。大部分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只是作為商品的勞動力本身的空間位移，和勞動力轉移相關的其他因素并沒有發生變化，仍然處在城市化進程之外，他們不能擺脫制度強加給他們的農民身份，隨時可能重新回歸土地，而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與產業轉移。

（四）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呈“體力”型

農業部《2003年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情況分析》顯示，外出勞動力主要從事建筑業和工業技術工作，其中，從事建筑業的占26.1％，從事工業技術的占24.3％，從事餐飲業的占9.3％，從事商業經營的占7.7％，從事運輸業的占7.0％。外出打工群體中，擁有較高文化程度和專業技能的人員比重較小，大多從事“苦、臟、累、險”且工作時間長、體能消耗大的重體力工作，勞務工資低。外出農村勞動力普遍希望接受專業技能培訓。

二、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

從以上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分析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否真正轉移出去，歸根結底取決于農民是否具有較高的素質。素質的核心是受教育程度，而能夠實現轉移的農村勞動力都是成人勞動力，已超過受基礎教育的年限，對他們來說，最迫切需要是轉移前或轉移后的職業教育培訓。農民工是具有農村戶籍但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的工人，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是實現和穩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種重要方式，它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職業教育培訓直接讓農民掌握了非農生產技術，拓寬了就業門路，提高了經濟收入。職業教育培訓一方面對農民就業門路的拓寬、收入的增加具有直接明顯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能解決第二、三產業人才短缺的局面，提高第一產業的生產效率。

（二）職業教育培訓政策的完善對轉移尚沉淀在農村內部的富余勞動力有重要吸引力。如果我國將目前的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政策逐步完善起來，對目前還在農村內部、尚未出來、處于觀望態度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來說具有重要的吸引力，會逐步地引導他們離開農村、離開農業，發展非農產業。

（三）從產業結構的調整前景來看，職業教育培訓可以充實第二、三產業的后備勞動力，降低我國以后技術型人才短缺的風險，從而促進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增加GDP 的總量。

（四）從城鎮化的未來發展來看，職業教育培訓可以通過勞動力轉移間接地促進城鎮化的發展，提高城鎮化的水平，從而反過來也會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又會吸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三、完善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的思路

（一）制定可行培訓項目

農民進城務工，從社會與國家的角度來看，為城市發展、國家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對他們自己而言，目的非常明確，掙錢養家糊口，而參加培訓則是想讓自己擁有一技之長,從而找到更優越的工作，掙來更多的錢。因此對農民工的培訓項目不僅要切實可行，而且還要易于實施，培訓項目必須兼顧實用性、易學性和前瞻性等特點。

（二）整合優質培訓資源

按照“布局合理、資源共享”的原則，充分整合各級、各類技校、中專、職教中心、高職院校和成人教育的資源，積極探索引進用人單位、勞動力輸入基地共同參與培訓工作的聯動模式，形成“政府統籌、農業牽頭、行業配合、社會參與”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機制，創建初、中、高職業教育層次相貫通、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職前教育與職后培訓相銜接、長訓與短訓相配套的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立交橋”。

（三）建立長效培訓機制

再培訓基地的選擇上，可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采取公開招投標的方式，對培訓機構進行資質認定，選擇優質培訓資源，頒發培訓許可證；在培訓范圍上，已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和有意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均可以參加政府補貼的技能培訓；在培訓形式上，根據農民工從業崗位特點，組織開展職業資格培訓和專項職業技能培訓，突出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和有效性，強化實際操作訓練，定期對培訓機構的辦學水平、專業設置、培訓內容、課程安排、收費標準、招生情況、學員結業率、職業鑒定率、穩定就業率等狀況進行評估檢查，獎優罰劣，確保質量。

（四）完善農村勞動力輸出服務系統建設

培訓的最終目的是實施農村勞動力產業轉移和區域轉移。所以，首先政府應發揮牽頭作用，加大調控力度，完善農村勞動力就業組織機構，為農村勞動力就業提供全程、優質、高效的服務。其次，應充分發揮各培訓機構以及各級政府駐外辦事機構的作用，搜集各種勞務需求信息，并將信息的具體的內容如勞務需求的工種、數量和待遇等反饋到政府指導部門。最后，再由政府指導部門傳遞到培訓機構，由培訓機構有針對性的進行培訓，做到有組織、有規模、有訂單、有目的地輸出勞務，并協調或處理好勞務人員維權事務，實現農村勞動力“從自由型向組織型、分散型向規模型、流動型向穩定型”的轉變，真正使農村勞動力能輸出、能穩住、能致富。

篇8

［論文關鍵詞］農村 勞動力轉移 職業教育 二元結構 

 

農村職業教育是影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關鍵因素，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是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重要環節。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途徑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數量不斷擴大，而且轉移途徑和方式呈現了多元化趨勢。具體有：第一，技校、中專和高等院校在農村招生，畢業以后在城市就業。許多農民和農村學生把此戲稱為“跳農門”，認為這是改變本人農村和農民身份，乃至人生命運的重要方式。第二，參軍當兵。在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考不上大中院校的農村學生，有一部分應征入伍，參軍當兵。按照我國現存的戶籍管理制度，軍人屬于非農業戶口。他們復員退伍后，想辦法進入城市就業工作。第三，在城市買戶口、買房子，實現農村戶籍身份向城市戶籍身份的轉變。改革開放以后，有些城市為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向農村人口出賣城市戶口，農民東借西湊，給自己和孩子買個城市戶口，試圖改變人生的命運。有些城市規定：凡是在本市購買商品住房、有固定住所或職業的農村人口，可以解決一個或幾個城市戶口。所以，在城市買戶口、買房子也是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一個途徑。第四，進城打工，即農民工。農民工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壯觀、也最為悲哀的一種社會群體。土地承包到戶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龐大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勞動收入比較效應的驅使之下，為了生存和增加收入，大規模地進城務工經商，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我國現在的戶籍制度、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把他們排除在城市之外，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沒有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成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干著最臟、最苦、最累的工作，拿著最低的工資，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層。 

 

二、教育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最佳途徑和關鍵環節 

 

改革開放以后，不論是農民進城打工，還是在農村內部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絕大部分是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較高的年輕人。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分析，2003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中，4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占85.9%。其中25歲以下的勞動力占47.3%；25～30歲的勞動力占15.6%；30～40歲的勞動力占23%。從受教育的程度看，2003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中，文盲占1.9%，小學文化程度占16.7%，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進城打工的勞動力文化素質明顯高于農業勞動力的平均素質。從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具體效果來看，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從收入的角度看，受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就業工作后取得的工資收入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根據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勞動力市場”課題組（2006）對2005年的大學畢業生進行的問卷調查，2005年，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1588元。而農村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沒有一技之長或勞動技能較差的月收入水平只有500~600元；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月收入水平可達到800~1000元。文化水平與收入水平呈正相關效應。 

其次，從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體制性障礙看，文化水平較高的勞動力在城鄉與地區之間轉移所面臨的制度性障礙也比較少。許多地方政府在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設限的同時，為了加快本地區經濟發展，又對外來優秀人才或高學歷、高素質人才采用種種優惠和鼓勵政策，如戶籍接收、住房優惠、安家費補助等，使他們在短時間內成為所在城市真正的市民。 

第三，從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后續效應來看，文化水平較高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以后，可以在農村形成巨大的轉移效應。所謂勞動力轉移效應或轉移的后續效應，是指農村每向城市轉移一個勞動力，對其子孫后代產生的影響以及對農村家鄉所產生的影響。現實生活中，農村培養一個大學生就能帶出一戶人；培養十個大學生，就能帶富一村人。轉移的后續效應十分明顯。但是，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以后，由于工作環境不穩定、勞動強度大、收入水平低，他們只能像候鳥一樣過著漂泊不定的艱苦生活，最終還要回到原來的出生地——農村，結婚生子，繁衍后代。其轉移的后續效應明顯要差于文化水平較高的農村勞動力。 

 

三、農村教育的職業取向 

 

我國農村勞動力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據統計，當前城市、縣鎮和農村勞動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對比情況是：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為20∶9∶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為4∶3∶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為0.91∶1.01∶1；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為0.37∶0.55∶1。另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數超過95%。而同期日本同行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67年。我國較低的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是農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重要根源。因此，加強對農村的教育投資，大力開發農村的民智，不僅是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重要途徑，也是化解“三農”問題、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 

但是，在加快農村教育事業發展的原則下，如何確定農村教育事業發展的具體目標，這是當前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具體地講，農村九年義務制教育之后，是以普及高中教育為目標呢，還是以發展職業教育為導向呢？ 

筆者認為，九年義務制教育之后，農村教育必須以職業教育為目標導向，原因如下： 

首先，高中教育是以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為教育目標，而不是以職業技能的培養為目標。加之目前我國高中和大學的升學壓力較大，高中和大學的教育資源有限，不宜盲目普及高中教育。根據《中國教育年鑒》2004年統計，2003年，我國大學招生人數為382.2萬人，而同期高中畢業生為458.1萬人，高中生的大學升學率為83%左右；但最近幾年高中連續擴招，而大學擴招速度減緩，高考升學率一直保持在50%~60%，升學率處于下降趨勢。2003年高中招生為752.1萬人，而同期初中畢業生為1995.6萬人，初中畢業生中考升學率僅為39%。如果一味地在農村普及高中教育勢必造成高考壓力增大、升學率降低。考不上大學的高中生自然會成為“升學無望，就是無路，致富無術”的人。這也是當前農村教育的癥結所在。 

篇9

一、城鄉二元結構制約了和諧社會的構建

1.影響經濟結構協調發展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原理告訴我們：整個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的條件是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這樣社會兩大部類生產出來的產品才能順利地賣出去，各自所需要的產品才能順利地買進來，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由于城鄉發展差距的擴大，農村市場容量有限，致使我們的工業品即使在結構上平衡、在總量上也是不平衡的，有相當部分的工業產品是注定賣不出去的。

在上世紀5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文獻中，很少討論發展中國家農業本身的發展問題，一般都把農業看成是促進工業化的手段，它的作用就是向工業支援剩余勞動，剩余糧食和資本，是從工業品的角度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在發展模式上采取了工業支援農業，并最終擠占農業的發展模式，以至影響了整個經濟的發展。

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約翰·劉易斯曾經深刻地指出：“除非農業生產也同時得到增加，否則生產日益增多的工業品是無利的。這也是工業與農業革命總是同時進行的原因，是農業停滯的經濟中看不出工業革命的原因”。如果我們的農業不能有一個顯著的發展，農民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的增加，沒有相應的購買力，工業品的生產就難以增長，工業部門很難發展，同時也使第三產業發展步履艱難。從經濟學上來說，現代第三產業發展，需要分工和協作極為發達，形成規模化的交易和運輸，需要人口集中、收入提高、生活方式改變、消費多樣化。沒有這些條件，發展一個現代的第三產業是不可能的。顯然，現時的城鄉差距的存在，農村短期難以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它所必須的條件。農村落后于城市、城鄉發展的失衡，成了制約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瓶頸”。

2.影響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形成

社會結構是指社會體系各組成部門或諸要素之間比較持久、穩定的相互聯系模式。社會結構有傳統型的和現代型的兩種。傳統型的社會結構即是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極少數人居于社會的上層，而絕大多數則處于社會下層；現代化的社會結構比較形象的說法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

歷史經驗表明，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社會分配差距比較小，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一般都不會很大。這樣的社會最穩定、最可持續發展。具體來說社會中間層（中產階級）占主流的社會，對穩定社會的好處主要有三點：一是中產階級是社會高層與社會底層之間的緩沖層。當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對社會高層和底層的沖突會緩和。這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原因；二是中產階級在社會上代表溫和的、保守的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和激進的思想和沖突很難有影響力。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三是中產階級是引導社會消費的主要群體。當中產階級占社會的多數時，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龐大穩定的消費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經濟原因。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原來的階層發生分化，新階層已經形成和壯大；與發達國家相比，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構成成分在中國已經具備，凡是現代化國家所具備的社會階層，都已經在中國出現，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出現了一個不斷擴大的社會中間階層和企業家階層，但中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還只是雛形。概括起來說：該縮小的階層還沒有小下去，該擴大的階層還沒有大起來。而城鄉的非均衡發展是我國社會結構不合理的重要因素。農民人口占將近70%，加上無業、失業和半失業的龐大的社會邊緣化群體，估計，中國現在有80%的人口處于社會下層和邊緣狀態，龐大的社會底層的存在既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又使中國社會隱藏著極大的不穩定性甚至是顛覆性。

3.影響社會發展的進程

十六大報告指出：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小康水平有一個從低到高的發展過程，總體小康只能說是剛剛跨進小康的門檻。總體小康是一個偏重于物質消費的小康，強調的是經濟學的指標。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除了注重物質生活提高外，還特別注意人們的精神生活、所享受到的民主權利、以及生活環境的改善等方面，更加注重社會意義上的全面社會進步，追求的是物質、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會和諧的發展。

著名的社會學家陸學藝認為，全面小康社會要求我國農業勞動力不能超過15%，農村人口不能超過50%，大學人數不應低于適齡人數的20%，第三產業占45%以上。目前，我國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在全部人口中農民所占比例仍然高達將近70％。城鄉的非均衡發展，使農村各方面的發展落后于社會整體水平。根據1991年確定的小康社會16個基本監測指標，到2000年尚有三個指標沒有達到小康標準，即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民人均蛋白質攝取量和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縣比重。這三項指標都集中在農村。顯而易見，中國還有一個最大的經濟增長空間在農村。

二、發展物流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

發展物流有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為工業發展工業化水平提高提供支持市場支撐，并促進社會全面進步。 1. 現代物流產業具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機遇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物流”引入我國以后，我國的各級政府、企業、知名學者都對物流產業的發展給予了極高的重視。　物流產業在我國具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機遇，而且具有強勁的增長勢頭，它絕不是曇花一現的“泡沫經濟”。只要我們能夠正確分析、認清、把握這些機遇與環境，我國的物流產業就會得到長足的發展，進而可以成為我國今后農業剩余勞動力實現轉移的穩定就業渠道。

消費需求的變化。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消費觀念、消費方式發生了質的改變，從而導致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發生改變。消費需求的改變首先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是消費者追求商品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按照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安排“訂單”生產，而要順利完成訂單生產必須要有高效的物流系統作支持，以保證原材料的順利供應和半成品的生產加工及組裝等；另一方面消費者對高質、快速、專業的售后服務需求日益強烈。如現在非常流行的“送貨上門”服務，而滿足消費者的這種需求也同樣需要物流系統作為前提，所以消費者的需求變化為物流產業提供了市場需求，也為物流產業的發展創造了發展機遇。

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信息技術是一切物流活動的組織基礎，是進行各種物流作業的前提。在現代社會，信息技術充滿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各種計算機軟件、程序、辦公自動化系統、互連網系統等都在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為物流產業的信息技術應用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現在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普遍應用已經使得物流信息技術得到了極大的進步。例如，條形碼、CD-ROM存儲器、EDI等新技術的出現。

政府部門宏觀上的政策支持。自從物流引入我國以來，我國政府部門就對物流產業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支持。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鐵道部、交通部、信息產業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和中國民航總局聯合了《關于加快我國現代物流發展的若干意見》。同時，我國各級物流行業主管部門制定了若干物流節點與物流線路的建設規劃和投資計劃，努力改善物流基礎設施，為物流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2. 現代物流企業能夠為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多種就業崗位

物流領域涉及面廣，作業活動多，主要包括運輸、儲存、包裝、裝卸、流通加工、配送、信息處理等七個方面。近年來，隨著物流產業的迅速發展，它吸收勞動力的就業規模逐年上升，已從1991年的1617萬人上升到2002年的2084萬人，因此物流產業可以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而且在物流的所有作業活動中，除了信息處理要求從業人員具有良好的計算機專業素質外，其他物流作業活動非專業的管理和技術崗位，勞動力轉移人員經過培訓完全可以勝任。

3. 現代物流產業可以使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實現消化和轉移

現代物流產業能夠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得到增加。首先，現代物流產業信息優勢明顯，能夠指導農業生產。現代物流產業具有強大的信息網絡系統，它能夠及時、全面地各種商品在市場上的供求信息，利用這個供求信息，農民在生產前期可以及時、合理地調節農業種植種類，減少種植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實現增收。其次，現代物流產業能夠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現代物流產業以物流配送的規模大、速度快、效率高、輻射面廣見長。它能夠提高農產品的流通速度，有效控制農產品在流通中的損耗，所以能夠降低農產品的流通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進而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提高了，則會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種植，從而在農業生產內部消化農業剩余勞動力。專業的農業物流企業能夠推進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專業的物流企業通過進一步挖掘農產品的價值，對農產品進行生產加工、提供規范化的包裝。而這些可以給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工作崗位，使他們實現農業內部轉移，即“就地轉移，離土不離鄉”。

4.我國現代物流產業規模正在迅速擴大

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交通運輸、倉儲等物流行業的市場需求增長速率遠遠大于其他行業，物流產業規模逐漸擴大，為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了機遇。據統計，1994 至2001年社會物流貨物總額從3萬億元上升為 38.4萬億元，增長了 11.8 倍，年均遞增了26.1%，大大高于同期 GDP16.1%的年均增速。而且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和日益完善，社會對專業化的物流服務需求也將逐漸加大，因此第三方物流市場也在逐漸擴大。

三、結論

在發展物流的過程中，新思想新觀念的流入，促使農民價值取向的革新，加速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思想觀念向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新觀念的轉變，從而使農村和農民更快地融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這必將使農村勞動力向物流行業轉移，增加農民就業，成為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力量。

規劃項目：河南省社科規劃辦2006年課題（2006FJJO29）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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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勛來，李國平.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型及實證分析[J].財經研究，2005，6:78-85.

篇10

關鍵詞：職業教育　農村勞動力　產業轉移　就業能力

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由現代農業代替傳統農業、由農業化社會發展成為工業化社會是社會經濟進步的趨向。現有研究成果的共同特征是只注重影響勞動力轉移的趨向性選擇及其相關的外在因素，而忽視了影響勞動力轉移的內在因素，特別是教育水平，就業能力的研究。本文擬就此進行一些探討，以供商榷。

一、劉易斯的勞動力產業轉移模型的主要缺陷

發展經濟學的人物之一劉易斯1954創立了二元經濟理論。他指出，在發展中的國家會普遍存在傳統農業和現代化工業并存的二元經濟，而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取向是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化，由此形成了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進行轉移的流動性模型。模型的前提條件是經濟被分成了農業和工業兩個截然不同的部門，圖1中，橫軸代表工業部門的勞動力數量，縱軸代表勞動的邊際產品和工資，三條曲線分別代表工業部門不同資本特征下的邊際產品收益曲線：K1＞K2＞K3，w是工業部門的工資。在剩余勞動力被完全轉移之前，勞動者的工資是固定的。在一定資本特征下的邊際產品收益等于工資時，勞動力轉移停止，資本越大，企業獲得的利潤就越大，經濟就會出現高速發展。隨著資本的增加，邊際生產力曲線就會向右移動，這樣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一直會繼續下去，直到剩余勞動力完全被吸納。劉易斯模型的核心是部門之間生產力不同造成收入的差異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但該模型只強調了工業部門的擴張，而忽視了農業的發展，而且也沒有研究剩余勞動力如何轉移的通道。

圖l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曲線與勞動力數量變化圖

二、針對劉易斯經典模型的再思考

經典模型揭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產業轉移的途徑，已有的與經典模型相關聯的研究則更多地注重對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外在因素進行了分析，這兩大層次的研究構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這一研究主題的基礎，但其共同特征是：二者都忽視對轉移勞動力的就業能力的研究。

(一)農村勞動力能否實現根本性的產業轉移取決于其就業能力

經典模型提供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途徑，但深入思考發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應該僅僅是空間上的轉移，更重要的是農村勞動力職業身份的轉變。改變農民工身份的措施當然可以首先通過撤除一些傳統的對農民進行身份鑒別、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例如取消傳統的戶籍制度，實行統一的城鄉居民身份證制度等，但單純用撤除籬笆墻的方法并不能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能力問題，因此，制度的解除可以暫時解決農民工的身份問題，但只有農民工的就業能力才決定著能否永久性地解決農民工的身份。

(二)現代社會，農民轉移的就業能力取決于受職業教育程度

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暗含的假定――即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與城市工業部門擴張所需的勞動力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同質的、無差別的，能快速實現轉移。

據統計，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近2億，其中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或培訓的有3.4％，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的僅有0.13％，接受過短期培訓的為20％，三者總計只有23.53％，而其中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占9.1％，沒有受過任何培訓的占76.47％。這表明盡管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但其文化水平和技能偏低，大多數不具備專業技能，極大地阻礙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量和層次。

實現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其途徑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長遠的對策是努力提高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關鍵是發展農村職業教育。農村勞動力要想轉入非農產業，就必須在文化教育和生產技能兩個方面滿足非農產業部門的要求。由此，職業教育是農村勞動力產業轉移的內因，對農村勞動力產業轉移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三、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產業轉移的影響

(一)體力型轉移形成供求矛盾，其根源在于農民教育和技能的不足

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民背井離鄉，以廉價勞動力的身份向非農產業轉移，主要在建筑、運輸等部門干體力活。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體力型的轉移。

加入WTO后，制造基地向中國轉移。東南沿海招商引資力度加大、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區振興、中部崛起、CEPA協議、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環渤海區域合作等因素，促使原有企業的擴張和新增企業的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社會用工需求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形成了兩種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面：一是較高層次勞動力市場需求大于供給；二是民工短缺、技術工人緊缺現象客觀存在。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文化素質低，沒有技術特長而四處奔波找不到活兒干的民工。

一方面是企業對較高層次的勞動力需求在增加，另一方面在低層次勞動力市場上卻有大量的民工找不到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及其掌握的技能都是進人某一個階層或從事某種職業的先決條件。布勞和鄧肯通過對美國社會的研究得出結論，在美國對個人職業地位影響最大的因素，首推其受教育程度，路徑系數為0.39。這可以將受教育程度看作為一種“篩選機制”，既具有“敲門磚”的作用。受教育程度的這種“敲門磚”作用，對于身處中國社會底層的農民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二)職業教育對勞動力就業能力影響的理論分析模型

一個受教育層次有限的人往往很難加入另一個層次的勞動力市場。所以大規模的勞動力的涌入造成低層次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大于需求，導致收入進一步惡化，討價還價能力進一步降低。這不僅影響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影響了農民的收入。

下面用工業和農業邊際生產力曲線說明職業教育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關系。縱軸分別代表了工業產出和農業產出，橫軸代表了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這里采用了二元結構的分法，主要是因為我國現在的農村和城市結構仍然具有明顯的二元結構的特征，城市的市場經濟與鄉村的自然經濟并存。圖2中的曲線分別表示工業產出的需求曲線即邊際生產力曲線和農業的邊際生產力曲線。其中，工業部門三條不同的線代表不同的工資水平下的生產力曲線，反映著職業的差別和收入的差別，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技能普遍較低，因此，他們只能面對K=1的工業部門的需求曲線，多余的勞動力不停地向工業部門轉移直到L1點為止。在L1

點，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和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相等，勞動力轉移達到平衡。

由于職業技能的限制，勞動力的轉移只能停留在低收入的勞動力市場上，這對于農民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并沒有起到特別大的作用。為了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量，提高農民的收入，必須要加強對勞動力的教育和技能的訓練。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提高以后，他們就能夠面對K=2的需求曲線，這時，工業部門就業人數從O1L1增加到O1L2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從O2L3減少到O2L2，農村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增加了L1L2。從圖2可以看出，隨著象征工資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的需求曲線逐漸向外移動，農業部門就業人數就會越來越少，轉移的勞動力越來越多，同時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因此提高職業教育水平既可以讓更多的勞動力流動到適合的崗位也可以增加其收入。這就是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產業轉移的作用機理。

圖2工業和農業邊際生產力曲線與勞動力數量變化圖

四、促進農村勞動力產業轉移的根本舉措在于發展職業教育

(一)高層政府補貼方式下的多元化辦學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責應該是彌補市場的缺陷，實現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的充分就業是政府責無旁貸的宏觀經濟職能，職業教育屬于混合性公共商品，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是扭轉我國多年的歧農政策、促進農民通過就業擺脫貧困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我國具有十分突出的公平效果，并成為效率和公平實現統一協調、而非相互矛盾的雙贏機制。按現代政府分權理論，涉及宏觀和公平的事務理應由高層級政府來承擔。政府要在確保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特別強化農村的職業教育。有效的制度安排應提高私人投資農村職業教育的積極性，充分利用現有教育資源，由中央和省級高層級政府有針對性地對農村職業教育進行財政補貼，走多元化辦學的道路。同時，力促教育行政部門和勞動部門協調組織多方力量，有所側重地抓好農村職業教育及其相關的配套工作，通過職業教育真正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形成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的基礎。

(二)實行準入制度

大批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難以保持可持續性。實行嚴格的就業準人制度有利于引導農民接受職業教育，提高自身素質，構筑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蓄水池，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序供給。為此，一是抓好職業準入的落實；二是抓好年齡準入的落實。實行“準入”制度絕對不是歧視農村勞動力，相反，而是要通過這種“準入”來引導農村青少年接受職業教育，從動力機制上改變農民接受職業教育的態度，從主客兩個方面營造容納和調節農村勞動力的蓄水池。青少年是未來勞動力供給的主要來源，只有增加對他們的人力資本投入，才能滿足以知識和技術進步為推動力的產業結構調整變化對高素質勞動力的要求。同時，青少年過早地參加勞動，既加劇了勞動力供給的過剩，又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發展職業教育，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猶如建造一個容納和調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蓄水池：它既可延緩新生勞動力進入市場，緩解就業壓力，又能夠提高進城青年農民的素質，把農村剩余勞動力化為巨大的人力資源，更重要的是它還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實現勞動力由無序流動到有效轉移，減少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失業又重新回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