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胡溫新政下的三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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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央相繼提出建設“全面小康和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觀”后，在解決“三農”問題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頗具力度的政策措施，如取消農業稅、糧食和農機直補、增加六小建設投入、降低教育收費、農村合作醫療補貼、農村金融改革、鄉鎮體制改革等等。

一，這些措施，為農村經濟、政治發展帶來了幾個可喜的變化：

第一：當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遇到的宏觀環境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黃金時期”。馬曉河研究員認為，1978年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遇到兩次“黃金時期”，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業、農村通過內部制度創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另一次就是最近幾年，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通過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創新，去推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同以往比較，最近這幾年各級政府格外關注和重視“三農”，是向“三農”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時期。比如，一是2004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高達2626億元，比上年增長了22.5%。二是由于降低和取消農業稅，去年農民受益305億元，今年又將獲益210多億元。三是2004年6月中央決定徹底放開糧食收購市場，農民可以將手中的糧食按市場價格，賣給收購企業或加工企業；同時，中央還將對糧食流通領域的補貼改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去年116億元）。四是中央還對農民實行間接補貼，對稻谷、小麥、大豆等良種進行補貼，對農民購買農機具進行補貼，對農產品加工業進行貼息補助，支持農民調整農業結構（數據不全）。五是全國絕大部分的省市區都對農村信用社進行了改革，為了支持信用社改革，央行拿出近1700億元的票據和專項再貸款資金，用于置換信用社的不良資產，增加資本金，以幫助農民解決貸款難的問題。

第二：糧食產量出現了恢復性增長，糧食供求關系出現了轉折性的變化，糧食安全問題逐漸緩解。去年9300億斤。從目前來看，全年糧食產量有可能突破（樂觀估計9600）億斤，加上大豆、稻谷、小麥進口500億斤，糧食供求平衡。

第三：農民收入打破了1996年以來增幅連續下降的格局，出現了8年以來少有的增幅（6.8％）。（農業收入增長12％）。在收入迅速增加的情況下，農民消費開始活躍，農村市場也由冷趨暖。

第四：鄉鎮企業快速增長，農民就業開始逐漸恢復。去年下半年以來，由于農民收入增長和農村消費活躍，我國的鄉鎮企業與勞動就業實現了同步增長，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工資性收入明顯增加。

第五，貧困地區人口流出加快，勞務收入成為貧困地區現金收入的主要來源。由于糧食等農產品漲價和中央對三農投入的增加，2003——2004年中部地區農業收入增長較快（12％），中部地區出現農民工回流現象，導致東部發達地區出現大面積“民工荒”現象。“民工荒”的出現，為基本技能相對差一些的云南貴州邊遠地區農民提供了城市就業的機會。2004年，貴州輸出農民工達到350萬，較上年增加50萬人；2005年貴州輸出農民工400多萬，再增加50萬人。農民工工資成為貧困地區主要的現金收入，據調查，貴州農民家庭現金收入的65％以上來自打工。在西南、西北的貧困地區，一畝地的收入在150元左右（勞動力不計算價格），一個勞動力外出打工一般收入7000元左右，相當于47畝地的收入。2003年，我國貧困人口不減反增80萬，為2800萬；到2004年，收入在668元以下貧困人口減少290萬，收入在924元以下貧困人口減少640萬。這是近5年來貧困人口減少最多的一年。

第六：農村合作組織建設進入新的階段。來自農業部的信息顯示，中國農村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總數已達140萬個，其中具有一定規模、運行基本規范的有14萬個，它們基本涵蓋了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等農村生產的方方面面。從2004年起，中國政府已經在財政上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開展信息、技術、培訓、質量標準與認證、市場營銷等服務，并積極推進有關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立法工作。《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有望明年提交人大。

第七：農村（土地）金融改革走向深化。繼2003年啟動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之后，2005年，農村信用社改革在全國全面展開。農村信用社改革的重點亮點是：要在完善治理結構、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支農服務能力等方面取得成效，進一步發揮其農村金融的主力軍作用。200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加速推進農村金融改革和創新。要針對農村金融需求的特點，加快構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產權明晰、監管有力的農村金融體系。培育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制定農村新辦多種所有制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和監管辦法，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盡快啟動試點工作。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貼近農民和農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業發起的小額信貸組織。加快落實對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實行多種抵押擔保形式的有關規定。擴大農業政策性保險的試點范圍，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開展農業保險業務。最近兩年以來，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社區發展基金，社區資金合作社。在東北，還出現了準許農民用承包地抵押貸款的社區資金合作社。承包地可以作為抵押品在金融組織里貸款，這個創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廣東，集體土地可以加入一級市場，土地成為農民的資本，農民可以分享完整的土地產權，這實際上為農村金融的發展拓展了巨大空間和機會。

第八，義務教育和衛生醫療改革試點全面啟動。

教育：2006年，西部貧困縣實行免費義務教育，教師工資由省政府預算解決；2008年全面實現免費義務教育。

醫療：2003年底，在浙江、湖北、云南和吉林省試點。到2005年，試點由四省擴大到全國。到2010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要基本覆蓋全國的農村居民。

第九：鄉鎮體制改革逼上前臺。隨著農業稅的取消，鄉鎮和村兩級原有的財政基礎沒有了，鄉鎮體制改革被逼到了前臺。改革探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改革鄉鎮主要領導干部選拔制度上的探索（1－7）。主要有：1、擴大鄉鎮人大代表直接提名鄉鎮領導干部候選人的探索。2、擴大群眾參與副鄉鎮長選拔的探索。3、“兩推一選”鎮長的探索4、“兩票”選任鄉鎮主要領導干部的探索。一票是民意測驗票。二票是選舉票。5、由選民直接選舉鄉長的探索。6、“海推直選”鎮黨委書記、鎮長的探索。7、“海推直選”鄉鎮領導與鄉鎮機構改革同步進行的探索。具體做法是：全區12個鄉鎮的黨委書記、鄉鎮長、黨委全體成員候選人都由群眾直接推選；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均實行差額選舉，并由黨的代表大會直選產生；鄉鎮黨委產生后，按法定程序實行黨政交叉任職，即黨委書記兼鎮長、一名副書記兼常務副鎮長、一名副書記兼人大主席團主席和紀委書記、一名副書記兼政協工委主任，另5名委員中有3名兼任副鎮長；鄉鎮機構合并為4個辦公室：黨政綜合辦公室、經濟發展辦公室、社會發展辦公室、財政稅務辦公室。實行“海推直選”鄉鎮領導與機構改革同步試驗，使咸寧區鄉鎮干部減少了62%，這個經驗在湖北全面推廣，正推向全國。

二是撤并鄉鎮。據統計，截至到2003年底，農村鄉鎮數量已從2000年的44,867個，減少至39,240個，減少了5,627個鄉鎮建制。

三是推行鄉鎮政務公開鄉鎮政務公開，是農村鄉級民主的新形式和重要內容，對完善鄉鎮管理體制有重要作用。這項工作是直接在中央的部署下進行的。2000年12月，中辦、國辦發出《關于在全國鄉鎮政權機關全面推行政務公開制度的通知》，在全國鄉鎮政權機關和派駐鄉鎮的站所，全面推行政務公開制度。目前這一制度正在各地鞏固、完善、提高之中。

四是在深化鄉鎮體制改革上提出了五個可供選擇的方案。有5個方案可供選擇。一是撤銷鄉鎮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制，改成縣政府的派出機構；二是撤并鄉鎮，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機構和人員；三是實行鄉鎮自治，明確農村事務和國家事務，通過國家法律充分保障鄉鎮自治；四是先進行鄉的改革，鎮根據具體情況另行改革；五是實行小縣制，履行原縣鄉兩級政權的職能。

二，影響農村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

在農村經濟、政治不斷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當前還存在著多個制約因素。

第一，近幾年糧食價格在高位上下降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上升的可能性。首先，2004年末世界糧食庫存增加，2005年全球糧食有望增產。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世界糧食展望報告》，2004年末世界糧食庫存比上年增加了5562萬噸，增長了14.3%，庫存糧占世界年度消費量的20.2%，高于公認的18%糧食安全線。這將使世界糧食市場價格呈現下降趨勢，重新回歸國際價格低于國內價格的常態。其次，從國內看，在糧食高價格的刺激和中央“三農”政策支持下，目前2億多個農戶的種糧積極性都比較高，他們不但增加種糧的投入，而且還擴大種植面積和復種指數，今年糧食9600億斤。根據糧食生產周期預計，未來2－3年糧食繼續增產，必然會帶來市場價格的波動，引起糧食價格下降。因此，糧食價格下降會直接制約農民收入的增加。，局部地區會出現糧食過剩和賣糧難的問題。減輕農民負擔的好處是800億元/年，如果糧食、棉花、油料價格下降10％，農民收入將減少2000億元以上。

第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和農村消費品價格同時上漲，直接增加了農民生產生活成本，并影響農民的收入。盡管政府利用各種手段限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比如給化肥企業補貼，嚴格監督和控制化肥價格上漲。但從目前的農村市場看，化肥、農膜和種子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還是上漲了。2004年較2003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綜合指數上升了9%；2005年上半年，主要農用生產資料價格與2004年同期相比，總體呈增長態勢。從化肥類農資價格看，漲幅最大的是國產復合肥，批發價（農資經銷戶進價）為1620元/噸，市場價（零售價）為1745元/噸，同比分別上漲35%和41%；其次是國產氯化鉀，市場價為1704元/噸，同比上漲28%；國產磷酸二銨批發價為2300元/噸，市場價為2420元/噸，同比分別上漲15%和7%；碳酸氫氨批發價550元/噸，市場價為600元/噸，同比都上漲15%；國產尿素批發價為1715元/噸，市場價為1760元/噸，同比分別上漲了13%和17%。從種子類價格看，也是呈現上漲態勢，同比上漲7％。從農藥價格看，由于農藥供應量較為充足，市場價格與去年基本持平。從飼料價格看蛋雞配合飼料同比下降了12%；育肥豬配合飼料同比上漲2.67%。此外，普通棚膜市場價為8824元/噸，同比上漲5%；地膜市場價為8592元/噸，同比上漲9%，農用柴油（0號）市場價為4102元/噸，同比上漲9%。另外，從消費品價格來看，2004年以來農村消費品價格上漲幅度一直要高于城鎮1—1.5個百分點。今年以來，這種趨勢還在繼續。

據計算，農民消費資料價格每上漲一個點，每位農民要多支出16元（3000億元以上），如果農民比市民的消費價格指數高出1.5個百分點，農民為此一年要比市民多花費25元（2000億元以上）。

第三，政府支持農業的政策空間在變小。去年取消農業特產稅，降低農業稅稅率，農民由此受益305億元，今年27個省取消農業稅也就是210多億元，減免稅費的空間已經使用完了；去年國家對農民直補116億元，今年預計130億元，增量補貼不足20億元。再加上種子和農機具補貼，總額不會超過去年。糧食總量達到9600億斤后，如果再增加糧食補貼也許會導致農民增產減收的結果。另外政府對農業的投入，由于特別國債發行減少，今年對農業的投入占國家總投資的比重不會降低，但絕對量增加不會太多（2626億元）。因此，今年在政策上支持農民增收的空間有限。這樣，由政策刺激農民大幅度增加收入的空間將明顯小于去年。

以上第一、第二、第三主要對中部和東北農民收入產生較大影響，會導致中部和東北農村勞動力向東部和城市非正常轉移，從而影響西、南西北貧困地區農民正常的非農就業，進而導致整個勞動力市場由相對的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對農民收入增長和西部農民脫貧產生消極影響。

第四，農業稅免征后也激發出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

實行農業稅免征，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種田務農的積極性，也使鄉鎮及村組干部從過去向農民收稅的矛盾焦點上解脫出來，但由于農村基本制度還是“以農補工”時期留下來的，與之衍生相伴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

一是農民土地矛盾糾紛急劇增多。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是1997年，當時由于種地少有利潤或虧本，不少農民外出打工沒有參與分地，大片的“撂荒地”承包給了種糧大戶。現在農民種田實現了“零負擔”，土地收益大大提高，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民工返鄉爭田要地的潮流（“民工荒”的原因之一）。于是出現了“種糧大戶依據《合同法》保衛自己的土地經營權，失地農戶依據《土地承包法》保護自己的土地承包權”的法律打架局面，以致矛盾雙方層層上訪，甚至大動干戈，釀成惡性案件，嚴重影響了農村穩定。據統計，去年以來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共發生農民土地糾紛信訪案件92件，涉及108人次，今年元至4月已受理信訪件19件，涉及33人次，同比都呈上升趨勢。據央視報道，湖北省監利縣村村都存在土地糾紛案件。由于種糧收益提高，加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法律化，不少地方毀林復墾抬頭，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二是鄉鎮及村組干部的職能和角色轉換尚未及時到位。鄉鎮財政所隨著農業稅全部免征，工作量大大減少，人浮于事的現象較為突出。而農村卻有很多的事情如：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服務、合作醫療、養老、鄉村規劃、社會治安、環境保護等沒有相應的財政支持，更沒有人管。過去依靠農業稅支撐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正處于崩潰之中。

三是村級自治組織正常運轉更加困難，農村存在組織崩潰危險。農業稅全免后，財政收入渠道更加變窄，剛性支出又必須確保，加劇了鄉鎮財政收支矛盾。村級組織支出成為無米之炊，村民自治組織缺失財政基礎，農村民主自治走到了死胡同。另外，村組公路興修維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學校設施改造、村級衛生防疫保健等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也因沒有經費投入而一拖再拖，陷入停滯狀態。農村社會正處于混亂前夜。農村的兩個非法生存和兩個灰色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四是基層債務沉重，成為農村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取消農業稅，更進一步加劇有農村債務的膨脹。

最近北京的農業問題專家開列了這樣一組數字：中國鄉鎮政府的財政債務每年以200多億元的速度遞增，預計當前的鄉鎮基層債務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鄉鎮一級凈負債超過2300億元，村級預計達2500億元。如果考慮到縣級財政和鄉鎮財政的比例，那么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超過8000億。

基層債務眼前還沒有找到化解的辦法，新一輪的討債高峰必將在中國農村上演，至于鬧出一些什么故事還無法預測，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債務必將導致農村新的私有化浪潮和不安定。

第五，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路徑、資源配置方式、資金使用管理低效。

隨著農業稅的取消，中央逐年加大了對三農的轉移支付力度。但由于體制改革跟不上，存在的問題也是“觸目驚心”的。

一是轉移支付“雁過拔毛”，路損嚴重。2004年中央對三農轉移支付2626億元，2005年預計超過3000億元，按照7億農村人口計算，人均430元多；200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類扶貧資金350億多元，預計2005年超過429元，按照國家公布的2600萬貧困人口，人均1500多元。但是，中央對三農的轉移支付的過程中“路損”巨大，100元從北京出發，到農村僅剩30元。據對云南、貴州5個國家級貧困鄉的調查，2萬人的鄉鎮，每年實際得到轉移支付的扶貧資金和農業扶持資金，一般在300萬元左右，人均150元左右。

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環節上，"權力尋租"行為普遍存在。主要表現是：（1）中央級財政轉移支付環節上，大量存在著擠占、挪用、截留、沉淀現象，其共同的特點是讓國家受損害而使部門獲利。2002年底，129個中央預算單位財政撥款結余646.03億元，財政部在核定2003年部門預算時僅將其中的56.65億元納入部門預算，其余的589.38億元發生資金沉淀。2003年，國家發改委安排的中央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為304.49億元，內部預留76.13億元，占年度預算的25%。中央級財政轉移支付之所以會出現"梗阻"，根源就在于這些"小財政部"已經到了雁過拔毛的地步。此外，據對17個省（市、區）財政審計的結果，2002年省級預算一共編報中央補助收入936億元，僅為實際補助4149億元的22.5%，還有4個省根本沒有編報中央補助收入預算。可以說，財政部門只管撥款、不問資金使用去向的現象，已經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2）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專項資金分配環節上，存在著重復設置項目，多頭審批，層層截留等嚴重問題。財政部提交全國人大代表討論的2003年中央轉移支付8000多億元資金中，竟然有2300多億元專項支付沒有說明具體去向。由此導致一大批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甚至直接向項目單位提取一定的所謂"管理費"。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經過層層"把關"之后，幾乎每一筆專款在每一次“把關”中都會出現10%～20%的損耗。

二是轉移支付不僅沒有縮小公共服務能力差距，相反擴大了。經濟發達地區財務情況好，經濟落后地區政府的財政能力弱。按一般性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合計計算，東部獲得的財政補助大于中部，中部獲得的財政補助大于西部。廣東超過350億元，上海、江蘇、浙江超過200億元，山東和遼寧也超過150億元。東部只有兩個省市的補助低于100億元；而中西部22個省區市補助超過100億元的只有6個，補助最多的云南也只有140多億元。

三是轉移支付資金到達農村后，使用效率也及其低下。到達縣鄉的專項資金，絕大部分用于平衡縣鄉財政預算；到達農村的項目資金，大多都是干部主持對“資本家”招標，實際30元的項目，招標價格高達百元以上。（1）例如，大別山區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近10年間，一共爭取到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專項資金2.4億元（包括財政貼息扶貧資金、財政支農資金和以工代賑資金等），這其中有60%以上用于平衡縣級財政預算。此外，專項資金下撥到項目后，縣鄉都要專門成立機構來主持資金、項目運作，還要有專門人員，配套辦公地點、交通工具和辦公設備，所剩無幾的資金再來一個“官商合謀式”的招標，結果是專項資金到該用的時候已經是“錢到地頭干”了。（2）貴州北部有一個縣，該縣人口48．9萬，農業人口約42萬人。政府農口供養人550名（其中70％的人員在縣城機關）。04年該縣農牧部門行政預算為人民幣877.6萬元，林業局行政預算為人民幣254.5萬元，水利局行政預算為人民幣264.4萬元，合計人民幣1396.5萬元；該縣2004年水利、畜牧、農業、國土、林業、氣象、扶貧辦、農行等部門共得到上級財政項目扶持人民幣4267.87萬元，縣財政配套227.1萬元，共計人民幣4494.97萬元。按全縣農業人口平均，人均投入107元，而財政報告上農民人均增收不足一百元（農民反映沒有增收，有的還收入下降了）。和當地各鄉鎮農民訪談，農民反映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沒有得到什么服務，由此可見，巨額的支農資金主要用在了養農業行政機構和不干活的農業行政人員上。

財政轉移支付路徑、財政資源的配置方式、財政資金的管理使用體制存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除寶貴的財政資金大量的浪費外，更大的后果是造成了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膨脹，資源越多，政府機構和人員膨脹就越快，經濟發展的好處不能讓人民分享，而是被政府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集團消耗了。這樣的問題不盡早解決，將來是付不起改革成本的。

第六，農民權益進一步弱化。

一是由于農業稅的取消，農民與政府博弈的籌碼沒有了，農民與政府似乎沒有了對話的機會和渠道。過去政府找農民要錢，不得不聽取民意，改進政府工作；現在，政府成為了“施舍者”，農民成了“被施舍”對象，農民的主人翁地位既沒了經濟保障也無政治保障。從現在農村開展的合作醫療、農村信用社改革和中央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管理來看，農民幾乎沒有任何角色了，農民在國家政治和公共決策層面似乎更加邊緣了。

二是《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實施和取消種地負擔后轉移支付嚴重不足，弱化村社土地產權，使村社組織功能更加弱化，農民更加原子化，村民自治走到死胡同。《憲法》規定，農村土地屬于村社集體所有，但《承包法》和取消農業稅政策剝奪了村社土地所有者的權益。所有者既不是發包者，也不能決定承包期，更不能根據民意、村情和市場行情調整土地和收取承包費。30——50年之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和不許村社收取土地地租的政策，是對村社組織的釜底抽薪。這樣的結果是既破壞了村社的產權與村社的治權的統一，又破壞了鄉村社會原有的制度體系和治理方式。村民更加原子化，村民自治成為無本之木，無水之源。

三是農民工權益保護沒有實質性的進展。盡管中央在十六大明確承認農民工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農民工至今沒有享受到產業工人的待遇。

勞動部門的統計顯示，2002年全國各地累計拖欠農民工工資400多億元，而當年勞動監察部門僅追回14億元。歷年來，中國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累計達1000億元，其中建筑施工企業占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的70％。據北京市屬幾大國有施工企業調查，2003年總體勞務費結算率在50％左右，有些單位只有30％左右。全國建筑企業2003年內拖欠農民工工資161.93億元（孫立平）。

據陸學藝測算，進城農民工人均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大約在25000元左右，而一個農民工一年充其量才拿走8000元，剩余的17000元都留給了城市。照這樣計算，1億農民工務工，這些農民工為城市創造的價值一年就是17000個億。

調查顯示，2004年廣東省外來農民工月均工資僅為全省在崗職工月均工資(1675元)的54.9%，即大約988.25元，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大多維持在600-800元左右。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均工資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到福建晉江求職的青年反映，他們的心理底線是每天工作10小時，月薪600元，但市場提供的崗位大多是每天工作12小時，月薪500元。

農民工不僅工資低下，職業工種低賤，工作生活條件差，工作時間超長，食品消費低檔，食品安全難保證，更為嚴重的是精神空虛和性生活缺乏。

此外，健康狀況也非常糟糕，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得不到保障。據武漢市衛生部門的調查，感染肺結核的比例比常住人口高出近一倍，首批參加體檢的121名民工中，就發現了1名急性肺結核患者，乙肝“大三陽”“小三陽”共有28名。衛生部及國家安全監管局等單位2004年11月14日透露，目前職業病防治工作面臨新情況、新問題，其中農民工、臨時工遭受的職業病危害尤為突出。2004年1－9月，衛生部共收到重大職業病危害事件報告36起，涉及中毒人數584人，其中死亡49人，中毒者大多為進城務工農民。據羅小朋在貴州農村調查，傷殘和死亡的農民工，占外出打工者的百分之七以上，總數在1000萬左右。

此外，基本社會保險普遍缺失；子女受義務教育權也沒有保障，此外，民主權利更難以保證。

第七，一般地租收入減少，必然導致地方政府（官員）強化對差級地租和礦產資源的攝取。

農業稅的取消，其配套改革沒有跟上。一方面，過去靠農業稅和額外農民負擔（至少1500億元）支撐的機構、人員和事權、債務都依然存在，而中央取消農業稅后實際轉移支付資金不足700億元，缺口至少800億元；另一方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不僅沒有減緩，反而在加速，每年至少需要數千億的資源。這就必然導致地方政府尋求地方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和地方財政的新來源。主要是通過以下兩個途經獲得資源：

一方面是強化對農民土地的征占。中國社科院報告說中國有4000萬失地農民，2004年進一步治理整頓土地市場秩序以來，全國共查處土地征用違法案件16．8萬件，相當于去年同期的兩倍。由此可見，地方政府瘋狂征地并無收斂。2005年6月中旬，河北省定州市二三百名頭戴安全帽穿著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獵槍、鉤刀、棍棒、滅火器，向居住在荒地窩棚里保衛自己土地的村民發動襲擊。襲擊至少造成6人死亡，另有48位村民受傷送院，其中8人尚有生命危險。失地農民目前是“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這種“一腳踢”，即給點錢就一腳踢開的野蠻征地辦法，“權力暴，資本笑，農民逼上吊”，造成了社會嚴重的不安定。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對進京上訪的農民進行問卷調查，獲得632份有效問卷，其中涉及土地問題的有463份，占73.2%。2004年1月以來，課題組共收到172封農民控告信，信中涉及土地問題的有109封，占63.4%。調查顯示，農村土地糾紛已取代稅費爭議而成為目前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的焦點，是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

另一方面是血腥開發煤、氣、礦產、河流、森林等自然資源。

遼寧省水土保持局負責人王希昶提出警告：遼寧采礦業給國家帶來的稅收不到治理費的五分之一，這還不論采礦業造成的環境破壞給人民健康和生態環境所帶來的間接損失。

湖南70%屬無證非法開采。湖南東部某縣，開礦三年來，一個118人的小村莊，就有11個人查出患了癌癥。

我國既有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產煤百萬噸死亡率接近4，即便如此也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產煤大國中，美國百萬噸死亡率為0.04，俄羅斯為0.34，南非為0.13。我國年煤炭產量不少于20億噸，每年有8000人死于煤礦事故。

中國鎢礦資源正以驚人的速度流失，最近四年竟流失了120萬噸，致使中國鎢資源儲量占世界總儲量的百分比從65%下降到了46%。僅贛州市稀土開采礦點就高達上千個。

石油資源更是我國的緊缺資源，近年來地方亂開亂采也到了瘋狂的程度，僅安塞縣先后有179家聯合單位和個人進行了實質性的石油開采，累計有生產油井1036口”。

我國的小鐵礦資源浪費也很驚人，他們的鐵礦和鐵礦粉的開采及加工率還不到40%和60%，而像太鋼開辦的大鐵礦，開采和加工率均在70%和80%。

此外，水資源亂開發、亂污染也觸目驚心。西南無河不建壩，西北無地不打井，中部無河不污染，工業無廠不排污。

為什么中央關閉非法開采保護環境的禁令難以落實到位，用老百姓的話說，"后臺硬，關系通天。"天在哪？天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從中作梗或從中搗鬼，事情就難辦了。"強龍不壓地頭蛇"，再大力度的中央紅頭文件，一到地方政府的"一畝三分地"上，也是強弩之末了。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道理，發生“9•13事故”造成200多人死亡的大同市南郊區李尚銀副區長說，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區里財政收入的70％—75％。減輕農民負擔中央得了名聲，窮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開礦怎么活呀！

羅小朋深入貴州調查發現，貴州不少民工在自己世代居住的村莊底下采煤，工資之低竟然買不起煤燒，更支付不起“煤塵肺”等職業病的醫療。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有些地方衛生部門，竟敢以保護經濟發展為由，阻攔農民工透視檢查，企圖隱瞞他們健康受損的事實，保護外來礦主的利益。在西部，國有自然資源成為少數人暴富的源泉，已不是個別現象。大量的事實是個人投資數十萬，一年所得數百萬，所納稅費卻只有10—20萬。現在，全球資源價格一路上漲，地方財政的拮據和地方官員的貪婪決定了中國對自然資源瘋狂掠奪只會變本加厲。

值得提請關注還有：過去寄生在“農民負擔”之上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官員，在“農民負擔”這個母體消失以后，他們的權力并沒有消失，必然會重新尋找寄生的母體。最有可能成為他們寄生對象的有：一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二是城市和集鎮郊區的村社內部集體經濟組織；三是所謂的龍頭企業；四是非法開采礦山等自然資源投機商。寄生的方式千篇一律——權錢交易、法錢交易。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鄉村社會的黑社會力量較過去猖獗，村干部違紀違法損害農民利益的案件增多，龍頭企業騙取國家扶持資金越來越普遍，亂開亂采天然資源越來越瘋狂，這些都與干部借“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合法外衣謀自己的私利高度相關。

三，胡溫新政下的三農政策特點：

總的來說：時期的農村改革是內生的制度建設，激發了農村農民的活力，創造了農村發展奇跡，推動城市經濟發展；而現在的農村改革是依靠對農村外部干預，引導農村朝著服務城市化和私人資本擴張的方向發展，指望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緩解三農問題。

具體說來有三個特點：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

第一，農村制度不是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建設，鄉村在城市“吸取”之中，村社經濟制度和自治制度實際上在“城鄉一體化”的迷惑中消解和崩潰——被和平演變；

第二，隨著村社經濟制度和自治制度的解體，農民原子化和鄉村碎片化的進程加快，農民和農村承擔城市化和官僚資本擴張的代價；農民并無平等分享經濟增長好處的權利；

第三，農民和農村出現的階段性的發展，不是內生制度性改良得到的，是政府短期策略性措施實施帶來的結果，當政府策略性目標（如糧食安全）實現后，這些策略性措施所帶來的后遺癥將要農業、農民和農村付出更高的代價，導致農業、農民和農村新一輪的困境；這樣周而復始，實際上是黃宗羲定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在我看來，胡溫新政還沒有觸動上幾屆政府制定三農政策的四個基點：一是，保障糧食安全始終是農業的第一任務；二是，在世界貿易中，優先保護工業化；三是，農村發展讓位于城市化；四是，國家財政主要是少數城市人的公共財政。一句話概括：農村制度依然不是根據農業、農村、農民自身發展要求建立的，所以，我對胡溫新政下的三農政策給十個字：以工補農，虛！以鄉補城，實！

三，未來五年三農政策的基本走向和三農發展的趨勢預測

首先聲明：我的預測更多的是基于我的經驗和直覺。我的經驗主要是我對體制內在矛盾和對政治運作規律的熟悉，我的直覺是基于我對農民性格、官僚性格和幕僚性格的相通。我的預測沒有學理支持，大家可以當我的預測是鄉村茶館無聊茶客的誑語。

總的來說，三農問題或四農問題依然會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整體而言，實現東部農民的富裕、中部全部和西部已經溫飽農民的小康、西部貧困農民的溫飽將是農民問題的首要目標；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新技術普及，保證糧食安全將是農業問題的首要目標；加強鄉村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保護農村生態，保持農村穩定將是農村問題的首要目標；實現農民工在城市的居留權和最低生活保障權將是農民工問題的首要目標。

第一，中央轉移支付資金會逐年增加，每年會以不少于1000億元的速度增加。資金使用的重點主要在水利、道路、教育、防疫和醫療、飲水、環境治理、技術推廣、農田林網等。資金的轉移支付途經、配置方式、使用管理方式都不可能有大的改變；轉移支付還會進一步強化部門權力，條條機構和人員膨脹及制度性腐敗會隨著轉移支付資源的增加而加劇；鄉鎮政府權力會徹底邊緣化，村民在公共決策層面的權利進一步弱化。條條與塊塊的關系會趨于緊張，上級政府和下級政府層級公共關系讓位于上下級官員之間的裙帶私人關系。鄉鎮政府和村民有可能由過去的“對立”關系轉變為既對立又統一的共同體關系，這種轉變會被中央政府利用并做出謹慎的制度安排；

第二，多數鄉鎮政府財權上收，成為縣市政府的派出機構；基層巨額債務將逼上臺面，資源（包括土地）“私有化”將在一片置疑聲中快速推進。資源和環境破壞的力度遠遠快于保護和治理的力度，失地農民增加的速度遠遠快于農民非農就業速度；基層債務逼迫下的資源“私有化”，導致環境和資源破壞所需的治理費用，將遠遠大于基層債務本身，而伴生社會沖突、健康問題所導致的后果更是無法估量的；法律將進一步淪為為少數人所用的工具，法治社會將離大多數農村越來越遠；中央強調社會公正的聲音會越來越響亮，但基層社會會朝著越來越不公正的方向發展；無可奈何之下，擴大鄉鎮人民代表大會權力和鄉鎮長及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的制度安排，會成為中央政府爭取農民、依靠民主改造基層政權和穩定農村社會的選擇；

第三，中央政府還會進一步加大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平均每年至少會增加100億以上。農業會出現新一輪嚴重的生產過剩，農民從農業生產領域獲得收入的份額逐年下降；勞務收入將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土地承包權將成為農民的有限產權，農民房產和承包地將成為抵押品；同時，農村金融逐步開放，農業擴大再生產貸款難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觀；農業專業化水平提高，分工分業的速度加快；家庭配置資源的功能削弱，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和新的生產關系涌現；

第四，隨著糧食產量的增加，農產品價格會下跌，農民農業收入增長停滯或下降；WTO的蜜月期過去，美國和歐洲拿紡織品摩擦和知識產權施壓，如果中國對發達國家逐步開放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市場，東北和中原農民普遍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重新成為農村發展的核心議題，國內資本、農村債主和國際超大農業公司在主張市場化、私有化的官僚和經濟學家的支持和推動下，用控制市場的辦法逼迫小農放棄傳統生產并“自動”交出土地，相當數量的農民會逐步淪為農業無產者和城市流民；隨著土地的兼并和買賣，農村金融和經濟會出現一個時期的虛假繁榮；隨著家庭經濟的快速邊緣化，農民輕生自殺或死于不安全生產（如礦難）會成為一個常見的現象；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將軍村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東北將成為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樣板，農村發展道路的爭論會演化成“路線斗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概念將會重新響亮起來；對國外開放農產品市場也沒有減少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摩擦，農民就業問題反而更加突出，西北的國土整治將成為失地農民就業的主戰場；

第五，義務教育將實現免費，合作醫療基本覆蓋農村，農村養老制度將使所有老人受惠；公共服務領域腐敗嚴重，服務質量糟糕，公共服務體制改革再次引發市場化與非市場化的激烈爭論；城市按揭模式將普遍用于小城鎮建設，小城鎮將進入大發展時期，農民合作建房將成為農民抵抗資本壟斷城鎮房地產市場的主要武器；中部地區將成為小城鎮發展的熱點地區，中部地區的工業化也會同步發展；

第六，黨的基層組織加而不強，共青團、婦聯會名存實亡，民間組織會回應農民需求而生，基層組織結構會發生深刻的改變；農村黑社會力量將獲得上升空間，農村治安問題上升為熱點和難點問題；民主暴力將在鄉村社會經常化，變味的村民自治會使多數村民對民主失去熱情；民間組織化、組織民間化的呼聲日高，政府組織農民怕的狀況依然、而農民組織政府怕的狀況會有所改變；農村市場秩序混亂，大資本壟斷和黑社會勢力壟斷將是一般特征；反對WTO將成為各種農村組織（包括農業企業）的共同目標，反對新的官商勾結將成為農村社會運動的共同口號，農民組織有可能成為共產黨左翼力量的群眾基礎，農村社會運動會出現一個小高潮；

第七，扶貧資源會逐年增加，至少每年遞增100億元以上；扶貧工作會進一步加強，但扶貧方式方法不會有根本的改進，扶貧資源使用低效的局面將繼續存在；西南西北農村貧困人口將動態中穩定，中部、東部農村貧困人口將有所增長，全國城市貧困人口將普遍增加，城市反貧困將和農村反貧困同等重要；扶貧將不再是一般性的工作，而是三農問題乃至和諧社會建設的重中之重。社會扶貧會對政府扶貧構成有力的合作和競爭，公益組織會成為扶貧的重要力量而引起高層的重視，國際NGO會異常活躍；

第八，大城市郊區會成為城市邊緣人群的聚積中心，進城的農民、下崗的工人和失業的學生將在城市郊區結合，邊緣人文學將逐步成為文學的主流，佩戴像章和學習著作會再次流行，“改革”一詞會諷刺為“腐敗和流氓者”的口頭禪；社會沖突加劇，90年代出生的農村青少年和城市農民工后代會成為特殊群體，“恐怖”事件會增多；“民工公社”將會成為中國特色的邊緣人共同體，戶籍制度會賦予新的含義，2013年，城市人口將超過農村人口；教育將發生深刻的變革，學生和老師具有平等的地位，大學生將成為大學變革的主導力量，“上山下鄉運動”會再次興起，歷史將再次讓知識分子與農民結合到一起，大約在2018年，中國農村將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