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沖繩札記
時間:2022-08-25 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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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大江健三郎的《沖繩札記》創作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本世紀初,日本右翼勢力向該書部分內容發難,謊稱其違反史實。《沖繩札記》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和日本巖波書店因此成為被告,該事件受到日本社會的長期關注,經過長達數年的法庭審判,大江終于取得勝利。值此法院判決勝訴之際,《沖繩札記》的中譯本來到中國。作為日本的知識良心,大江健三郎在書中處處流露出對日本民族的希冀及對沖繩人民的懺悔。情感真摯,發人深省。
關鍵詞:沖繩民主主義核基地歧視
《沖繩札記》寫于沖繩即將回歸日本的1969年到1970年之間,作者大江健三郎透過自身對處于美軍占領下的沖繩的造訪,帶著一種“黯然的內省”,用自己的“知識良心”書寫他眼中的沖繩物語。通過大江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走訪沖繩期間,一種無力感橫貫作者的記憶,他一邊嘆息,一邊苦苦追尋著答案,并一次又一次無情地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文中論述了生活在沖繩的人們、沖繩的歷史、文化以及它和日本本土的關系,并透過戰后一代的新沖繩人及他們建立的新亞洲觀喚醒本土日本人以一種新的姿態審視自己,面對亞洲和世界。作為民主主義者的大江帶著對沖繩人的懺悔,希望通過自己的筆記盡量填滿橫亙于二十七度緯線上的歧視鴻溝,還給沖繩一個“沒有基地的島嶼”,而這恰恰也是日本及日本國民的責任。
在書中,大江寫到了他在沖繩的三個“發現”,第一個便是戰后一代的年輕人沒有祖國意識。從《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生效到1972年的回歸,沖繩這個孤島,沒有主權,它只是一個聯合國授權下由美國托管的“地區”,可想而知,那些在二戰后出生的人怎么會有植根于心底的愛國意識,他的國又在哪里?面對本土,飽含的更多是被拋棄的痛吧,沖繩教管所里的失足少年那憤怒的犀利面孔折射出的是冷酷的“拒絕”,寧愿順從美國性倒錯者的引誘、享受一時的快樂,也要拒絕本土日本人的道義幫助,這是怎樣的“叛逆”。對于沖繩人,他們自身始終存在著一種來自身份認同的困惑,我是誰,沖繩人,美國人,還是日本人?鐫刻著沖繩歷史的復雜性及其對現代化的焦慮,生活在那里的人們難道只能惶恐地在缺乏歸屬感的掙扎中隱忍,盲從地隨著時間車輪以一種未知的身份面向未來嗎?答案可以在大江的第二個發現中找到依據,那就是“新沖繩人”觀念的樹立和獨立的民主主義精神。
戰后一代的知識分子們不但沒有在疲憊和迷惘中失去方向,反而在積極地充滿生機地推動島內獨立的民主主義運動。那里的人們探尋著潛藏在那片土地中可以彰顯沖繩獨特文化的根本特質,希望找回屬于自己的身份烙印。他們懼怕“從虎口下歸來的尊貴生命”再次落入背叛他們的“狼”的手里,毅然決然地主張用一種獨立自主的精神把命運緊緊攥在自己的手中,這無疑是對“舊我”的背棄,并從中樹立堂堂正正的獨立人格。“舊我”指的便是曾經的“沖繩的民眾意識”,概括起來就是事大主義和自卑心理,而“空道的人格”則是理解兩者互為表里的特質。作為一個四面臨海、毫無依傍的彈丸小島,沖繩沒有資格談大義名分,為了生存,沖繩人就要忍辱負重,不斷尋找自身的生命補給線,所謂的獨立也只是依附關系上的相對自主。然而,作為“新沖繩人”,他們果斷地砍斷自己與事大主義的瓜葛,拋掉自卑,爭取平等,帶著昂揚的自信。
有一些沖繩的知識分子,如山里永吉氏,他用十分客觀且略帶尖刻的筆調寫著《沖繩人的沖繩——日本絕非祖國》,這也許與“回歸日本”的聲音背道而馳,卻不應該把它極端地視為矯枉過正,因為這其中包含著代表著一代沖繩人的解放宣言。“沖繩自古以來就是獨立國家”①——作為一種事實,它的刺耳效應絕非“愕然”那樣簡單,對本土的日本人來說,沖繩人的生存狀態、發展走向從未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歧視的情感因子膨脹著他們內心的高傲和漠視。當沖繩所在的孤島發出獨立國家的吶喊時,本土的日本人又能怎樣呢?就像書中所描寫的一樣,沒有底氣,夾雜著無力感的“默然”才是更凄冷的回環激蕩吧。面對有著如此復雜歷史的沖繩,大江認為本土的日本人應該主動地了解沖繩并在多樣性中理解它。然而,日本本土,明顯走向了反面。
大江曾這樣講過,“所謂日本人,就是在維持生動活潑的多樣性方面不具備才能的國民。”誠然,大和民族這一共同體似乎并不需要“多樣性”這樣的復雜特質,單純的血脈,唯一的信仰,至高無上的天皇,足以支撐這一狹長島國的靈魂高地。然而,沖繩卻不同,在它的身上,“多樣性”不僅體現在歷史上,還有它對于天皇制的態度,以及“獨立”與“回歸”雙重內在張力的劇烈撕扯。
它本來是一個獨立的琉球王國,江戶時代被迫置于薩摩島人的統治之下。1897年日本明治政府通過“琉球處分”廢藩置縣,沖繩才逐漸被納入日本體制。曾經的琉球人沖繩人在本來就沒有血脈之親的前提下變成了日本人。對于天皇的信仰,并沒有那么心甘情愿,只是一種被強加被強調的動物式忠心。身為遠離本島的劣等民眾,巨大的身份蛻變并沒有換來同等的身份認同,作為二戰的最后戰場,為了保衛“本土”的和平與安全,沖繩首當其沖,承受著難以平復的內傷和無以名狀的犧牲。看起來,他既是棋子,又是棄子。戰爭結束二十多年,沖繩一直過著被本土拋棄,被美軍占領的生活。那場慘絕人寰的沖繩戰逐漸被本島的日本人淡忘甚至漠視,無論是“人類館事件”還是七零年的萬國博覽會,都可以看出本土日本已經把“歧視”的楔子鑿的深得不能再深。這樣一個一直被邊緣化的沖繩,這樣一個并非自古以來就屬于日本的沖繩,這樣一個被美軍占領沒有主權的沖繩,何以找到歸屬感,何以不帶著厭惡和拒絕的自豪感面對本島和從那里來的人們。
隨之而來的便是大江的第三個發現,沖繩成了美國的核基地、日本對于是否帶核回歸持曖昧態度。經歷過廣島長崎的核彈災難,在本土,核問題一直都很敏感,甚至是反感。然而,沖繩,作為美國的全球戰略基地,核的存在已是一個人盡皆知的默許,沖繩人忍受著豐饒的良田變成美軍的訓練基地,遭受著核垃圾的環境污染,擔受著未知核戰爭的危險,他們承受了太多。本來是“反核”的日本之所以把“帶核回歸”視為一次外交談判的勝利,難道不是又一次以沖繩的犧牲獲取本島的安全嗎?未免沖繩的負擔也太重了。在這一點上,大江疾呼“日本屬于沖繩”。躲在核態度的曖昧主義中居安思危,無疑是對沖繩人的背叛在大江看來,這樣的日本,這樣的日本人是無比的丑陋可恥。
作為本土日本人的大江,一次次地接受沖繩拒絕的怒火和良心的懲罰,他感到絕望、無力、顫抖。大和民族與沖繩民眾的血脈之弦在根本上是斷裂的,他認同,但那是沖繩過去的歷史。面對即將回歸的新沖繩,它是日本的海外同胞,如何使本土日本人摒棄曾經的“歧視”觀念,消除二十七度緯線上的斷裂鴻溝,才是走向未來的前提。大江希望通過自己的懺悔獲得沖繩人的救贖,用自己的筆記使本土重新認識沖繩,接納沖繩,并召喚本土日本人的覺醒、真誠和勇氣。任何一種觀念都是被塑造出來的,在這一點上,沖繩已經走在了前面。
創作于七十年代前后的《沖繩札記》在時隔四十年之后,來到中國。契機則是一場備受關注的法庭訴訟,2005年,圍繞沖繩戰的“集體自決”問題,當年渡嘉敷島守備隊長的弟弟和另一位當年駐守座間味島的守備隊長把大江和出版《沖繩札記》的日本巖波出版社告上了法庭。否認書中敘述的關于沖繩戰中的集體自殺,這無疑是又一次日本政治右翼團體制造的類似于“教科書問題”的歷史篡改。2008年10月31日,大阪最高法院終于做出了大江、巖波書店勝訴的終審判決,這不僅是個人的勝利,它代表著一種公眾良心,這也許是對沖繩的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