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三農”問題的三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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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不在三農本身，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也不是減負，它是關系到國家的整個發展戰略問題。也就是說，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紅利是不是應該由社會的各個階層相對合理公平的分配。在這個問題上，靠市場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場天生是產生不平衡與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國家能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毛的工業化發展戰略中，誰得到了最大的好處，農民所受的剝奪如何補償？工人的低工資有福利補償，三十年積累得巨大國有資產，沒有轉移到個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時期改革的資本。20年來的市場經濟導向的發展戰略，快速工業化的發展訴求，已經使得市場的不平衡性充分體現出來。解決的辦法，我的想法有三個。

第一個建議是將農民組織起來。20年的改革開放，完成了一個過程，勞動的雇傭化過程，不管這個勞動是在私人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還是國家官僚資本中。這三種資本性質不同，但在雇傭勞動這一點上是相同的。這個過程的完成，要求我們將政權力量能否保護勞動的問題提出來。當然，我們有《勞動法》，但它能夠提供多少保護？所以，勞動者，包括工人、農民，其弱在于分散而無組織，如果組織起來，它是最強大的階級，因為他人口眾多。1848年2月，法國的小農占法國人口的65％。當時搞民主選舉，結果農民們把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選出來，選出來一個皇帝。當時他們的口號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因此，總的來講，整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所帶來的紅利如果只讓某一個或幾個階層獨占，另一些階層得不到好處，甚至還要付出代價，這樣的發展戰略是維持不下去的。這就是鄧小平同志反復告誡我們的中國問什么不能走資本主義，必須要走社會主義的根本理由。如果貧富分化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地方之間的矛盾，民族之間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那個時候，中國就要亂了。看《鄧小平文選》3卷本那個談話，大意如此，略有詞句上的混亂。

我認為，"三農"問題，事實上是農民與國家和農民與市場的雙重關系問題。分散而弱小的農戶，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農副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交換，表面上是等價交換。實質上，價格與其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此處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還不如說是由提供產品的兩大集團的市場談判地位決定的。比如說工資水平，表面上取決于勞動者的供求關系，實質上這是談判的結果。在勞動無限供給的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的談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勞動者結合起來組成工會同資本家進行談判，工資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場上的平等交換是一種表面現象，透過它看，決定交換的價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產者的談判地位。

分散的2.3億的農戶，只有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增加自己的市場談判能力才是農副產品價格比的先決條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談判能力的先決條件。沒有這種組織，就無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斷增長的稅費負擔，無法實現法律賦予農民的權利。權利是一個抽象的規定，它必須通過組織的力量才能實現。這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強者，即資產者的權利是不一樣的，因為資本本身就是權力。所以，我講要解決"三農"問題，第一條是組織起來。至于如何組織起來，誰來幫助農民組織起來，農民能不能自發地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后的地方政治格局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對我們的地方民主化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而我們的學術界、輿論界將會給予什么樣的支持？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希望諸位共同來研究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的市場經濟社會把每個人都轉變成為"爬升動物"，每個人必須為了自己不斷地向上爬升，爭取名利和地位，否則就要沉淪下去。但是這種爬升是有條件的，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經濟必須正常有序地向前發展，中高層的職位被不斷地創造出來滿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畢業生的爬升需求。這個過程有可能被中斷，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重大的信號。今年有145萬名大學畢業生，據說有60多萬人參加研究生考試，這是延緩畢業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資源浪費。明年可能有將近200萬、后年265萬畢業生，你爬得動嗎？所以，關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事情是每一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個建議是取消全部的農民負擔。這個時機已經成熟，就叫農不養政。農業已經成為一個弱勢的、甚至無贏利的產業，向農業征稅收費，通天之下，沒有這個道理。這里我指的是現代社會，不是古代社會。當我們的農民已經為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進行了五十年的積累，當工商業已經占GDP的85％的時候，占GDP15％的農業要養活占總勞動人口50％已經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們額外征收任何稅費了，更不必說各種罰款。這是穩定三農的根本性決策，是穩定承包制小農經濟的根本。與其說是增收，不如說減負，減負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們現在的農副產品價格仍比國際價格高出20－30％。也就說入世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會從國外來獲得更優質的糧食。其實這幾年來，上海人，還有廣東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國小麥，因為他們的小麥質量和口感都比中國北方的小麥好。另外，這三年來，我們吃的油基本上是從美國進口的轉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維持農民和農業的話，取消全部農民負擔，勢在必行。

那么，取消之后我們的地方政府由誰來養活，我們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由誰來支付，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戰略決策。我的建議是削減政府規模和層級。地方政府這二十年來為什么機構不斷地膨脹，這與高度中央集權的壓力給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務，從而造成政權的多層次性有關。現在的地級市已經變為一級政府了。這樣，中央一級、省一級、市一級、縣一級、鄉鎮一級，再加上村事實上也是一級。有的地方在鄉和村之間設管理區，又多了一級。巍巍乎，多矣！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兩級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級，三級，三級就已經夠了。我的建議是取消地市級、分省。我們搞它50個省，40個也行，10個直轄市。分省沒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來了個重慶嗎，地方政府并沒有太大的反應，中央有這個權威。分省對于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來就是幾個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來都是分立的省。我們的內蒙古自治區管理起來很難，切成三塊，不就容易多了嗎?我們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個行政區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這個建議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來就不斷有人提，康梁當年就提過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個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強大了。地市級取消，省就直接管縣級，每個省可以管40－50個縣。市級取消，然后搞鄉鎮自治，恢復古代郡縣制。鄉鎮這一級管理的錢可以省掉多少？多出個2000億不希奇。

第三個建議是取消大多數“條條”。目前"條條"太多，在60－80個之間，在農業地區，要那么多部門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過，那里地方有個縣設鄉鎮企業局，鄉鎮設企業辦，我問他們有沒有鄉鎮企業，回答說我們一個也沒有。還有一個什么對臺辦，他們說全縣有一個臺胞。這種行政管理體制是從秦漢以來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權的、多層次的、條塊分割的體制，它對于管理一個封閉的、靜態的、區域差異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動的社會是十分有效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毛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需要不斷地把地方原有地差異消滅掉，以維持全國的高度統一和地方性事務與中央的高度一致性，這樣中央的任何一個機構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層。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從高高的中央規定每一個農民每天吃什么。

20年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使我們的民族進入到一個幾千年來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會，一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須依賴市場為生的社會，一個必須為了賣出而買進的社會。農民的農副產品如果賣出不足以買進，那么必須把自己的勞動當作商品出賣。所有的階層都必須依賴市場進行生活，區域性的差異就開始出現了，全國范圍的人口借助于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每年有大約1億的人口流動于城鄉之間。中華民族從來沒有這樣一種經歷。東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顯現并多樣化起來。這樣以來，中央集權的、多層次性的、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無法駕馭這些新變化。它不能對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應，只能對全國范圍的普遍性做出反應。

20年了，我們的條條那么多有其必然性。農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一個土地管理部門來掌管天下非農使用的土地，同時，老的管理部門并沒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調查，發現他們有一個知青辦，3個工作人員。我就問你們這里還有知青嗎？回答說沒有了。沒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們的縣鄉有整整7個農業部門，基本上沒事干。所以，這樣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機構不斷膨脹、人員不斷增多以及屢減屢增的一個根本原因。要求我們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須加以研究，要總結世界各國的經驗來掌管一個變動中的中國。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潔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體制，就我們民族而言，這個問題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如果我們不斷地增加"條"，會導致整個行政權力的不斷擴張，最終把中國的財富吸干，從而把自身壓倒。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中西部地區的農民負擔，我們就明白不斷加重的原因了。

為了解決不斷增加的新情況、新問題，機構不得不擴張；它不知道哪些問題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養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決自身問題的力量。這個問題，決不能掉以輕心，它既是一個政治問題，又是一個行政問題，但歸根結底是對我們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戰。如此這般用增加"條"的辦法來解決新情況新問題，一條要加多少人？這就窒息了我們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我們的民族正面臨著一個剛剛開始的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對它缺乏必要的精神準備，那么由此可能帶來的混亂、動蕩、不慎和判斷失誤隨時都可能出現。這要求我們一代年輕人必須關注我們民族的進程，這關聯著我們當下的社會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認識我們民族當下的處境和未來的發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個既發展又穩定的社會，形成一個在發展中社會的各個階層相對公平地分享好處的社會。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