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經濟道路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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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內的健康發展是一國奉行和平對外政策的基礎，歷史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國內的健康發展主要指奉行科學的發展理念、科學的發展方式及相應的制度保證。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發展的科學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中國和平崛起戰略正是建立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之上，科學發展觀是和平崛起的全面保證。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和平崛起大國關系

依據國際政治學現實主義理論，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就意味著世界權力的重新分配，必然導致國際體系的劇烈變革，戰爭則一直是其變革的主要機制。[1]所以，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過快總會引起世界的疑慮與不安。雖然中國近十幾年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但她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有著明顯的不同，其根本區別是中國走的是一條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與本國國情和時代背景相適應的和平崛起道路。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平崛起則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全方位戰略，因此科學發展觀與和平崛起有著密切的關系，科學發展觀是和平崛起的指導思想和核心理念，本質上決定了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而和平崛起道路則是中國人民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必然選擇。

一、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為和平崛起提供精神保證

一個國家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一種正確的發展理念來指導，對內要保證發展的方向性，對外要保證發展手段選擇的正確性。復旦大學林尚立教授在考察戰前日本國家發展時指出，軍國主義把日本變得強大的時候，也把它引向了失敗，進而總結出：一個宏大目標如果沒有正確的精神和合理的價值，那么這個目標帶來的不一定是希望和憧憬，也不一定是光明和幸福。[2]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論，如“陸權論”、“海權論”、“地緣政治學”，這些理論都為其侵略行為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發展的科學理論，它是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促進經濟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發展理念，和平崛起戰略正是建立在科學發展觀這一科學理念基礎之上，是其在對外政策上的延伸和具體體現。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高價值，以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為最高理想，最終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發展，[3]其內容包含兩方面：對內實現“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對外追求“協和萬邦”的大同理想”，這在外交思想上則表現為追求公正、正義、和睦相處。這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特征和我們黨的政治本色。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和平崛起正是構筑在國內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之上，沒有國內的科學發展理論為指導，就不會有對外的和平崛起。回顧德國、日本的歷史，我們會看到，德國以“復仇”情緒作為國家崛起的精神動力，而日本則以“布國威于四方”作為崛起理念，最終導致戰爭和自己的失敗。與之相比較，其區別在于德日缺乏正確的發展理論，而我們則重視構建一個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礎。

二、科學發展觀堅持以科學的發展方式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和平崛起提供物質保證

大國的崛起必須有充裕的物質保證，所以它應首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只有經濟的發展方能為其提供充裕的物質保證。上海社會科學院黃仁偉研究員認為，大國的崛起必須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能力，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要全面提升綜合國力。[4]因此，和平崛起首先要求的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效解決經濟增長、市場擴展和資源短缺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只能依靠科學的發展方式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德、日法西斯以戰爭為手段掠奪資源，擴展市場導致了崛起過程的中斷，蘇聯由于發展緩慢而在崛起中失敗，這些都是源于非科學的發展方式。這是我們必須借鑒的歷史教訓。

科學發展觀主張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科學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來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改變近代以來實現國家崛起的傳統方式和手段。針對目前發展中面臨的資源短缺、能源匱乏問題，中國堅持以科技進步而非“戰爭擴張”的方式作為解決手段，正確處理各種國內、國際矛盾，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現實性與長遠性的可持續的發展。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中國勇敢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充分把自己的優勢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通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跨國生產等和平方式從國際市場引進資源、能源，以科學的理念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促進全球資源流動加快，促進各國經濟相互依賴性增強，走向市場化、開放化，從根本上避免歷史上以戰爭為手段解決上述問題的現象。

三、科學發展觀是全面的發展觀，為和平崛起提供全方位保證

大國崛起不僅是政治、軍事的崛起，也包括經濟、文化在內的全方面發展。任何一種不均衡的社會發展都將制約該國的崛起進程，甚至導致其中斷。因此，中國的和平發展不能只重視硬實力的增長而忽視軟實力的建設，必須立足于社會全面發展的基礎之上。

國內制度弊端是國際沖突的根源，和平崛起必須是全面、協調發展，這既需要全面、系統的制度建設和能力建設，也需要國民文化素質的全面提高。因此，和平崛起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全面協調的原則,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實現三個文明建設互相協調、互相促進、全面推進。[5]必須依據本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改革，推進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時，文化建設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大國崛起的重要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于沛研究員認為：“獨立的、繁榮的民族文化，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質力量一樣，也是民族國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體的大國崛起必須有文化上的保證”，[6]國家在崛起過程中，如果不加強民族的文化建設、如果不相應地提高全民族素質，容易引發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每當遇到重大挫折時，極易把國家導向戰爭軌道，歷史上，德日都是因為本國存在著濃厚的封建殘余而使民主政治體制建設中斷，走向法西斯專政。這種制度上的不足在狂熱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推動下，國家把戰爭作為實現國家崛起的唯一手段，進而引發了災難性后果。因此，必須注重國家軟實力建設和國民素質的提高。

科學發展觀是全面的發展觀，全面發展是它的一個基本特征，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全方位協調發展。指導經濟發展的同時，致力于國家軟實力建設。軟實力建設是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國家政治體制的完善和國民素質的全面提高。科學發展觀不僅以科技為手段，為經濟發展提供物質動力和智力支持，而且要求我們以科學的眼光立足發展，完善各項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同時，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大力實施素質教育，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養民眾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寬廣的世界眼光；促進政治制度民主化建設，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充分調動人民參與發展的積極性，形成良好輿論環境，建立有效的國內危機處理機制和輿論導向機制，從而避免極端民族思潮的泛濫引起的國家戰略畸形發展。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強調民主建設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既為和平崛起指明的方向，也為和平崛起提供軟實力上的保證。

四、和平崛起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必然選擇，堅持科學發展觀是大國負責任的表現

“大國”不僅意味著能力，也意味著責任。因為任何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必然對世界產生深刻影響，這就要求崛起中的大國不僅要妥善處理國內發展問題，而且還要正確處理對外政治、經濟關系。德國、日本、蘇聯都以挑戰霸權的方式崛起，結果引發了一戰、二戰和冷戰，使自己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中，導致了自身崛起進程的中斷，其影響擴及全球，貫穿百年。中國已經及時地發現了自身龐大的經濟規模及高速增長對世界的影響，尤其是自身經濟增長方式與世界資源和能源需求壓力的密切關系，因此對國際社會的高度負責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內容。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的發展，而中國的發展也必將深刻影響世界，針對近年盛行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政府多次聲明中國的發展是“和平地發展”而非戰爭地崛起；中國政府在加入WTO時也莊嚴地承諾遵守國際規則；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對國際社會的高度責任感。這充分證明發展的中國也是負責的大國。因此，我國把和平崛起既作為發展目標，也作為發展方式，為此把科學發展觀提到戰略高度，以科學的發展理念和方式實現和諧、可持續發展，不以擴張作為發展的手段，不以他國的犧牲作為發展的基礎，并以自身的發展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發展觀是和平崛起的全面保證。因此，科學發展觀就是和平的發展觀，堅持科學發展觀是大國負責任的表現。

國家的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取決于國家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自身發展模式的主觀選擇。我國的和平崛起首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這一良好的外部環，在自身發展模式上，我國擯棄了以往的戰爭崛起之路，提出以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思想，探索新型的和平發展之路。和平崛起道路是人類追求文明進步的一條全新道路，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鄭重選擇和莊嚴承諾。科學發展觀以其科學的理論、深刻的內涵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它要求中國的發展必須體現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中國的發展必須體現出“以人為本”的關懷理念，以人的發展為核心價值。其次，中國的發展必須體現出“和諧發展”的核心目標，中國的發展將促進國內穩定，利于世界和平。第三，中國的發展必須體現出“可持續性”的特征，中國的發展不是建立在犧牲他國利益的基礎之上，而是基于自身內斂式發展和與世界的同步發展。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既決定了中國的和平崛起，也為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

[1][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13頁

[2]林尚立：《政黨政治與現代化：日本的歷史與現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5頁。

[3]冷溶：《科學發展觀的政治意義》，《政治學研究》，2005年第3期。

[4]黃仁偉：《大國興衰的歷史比較》，《世界史》（人大復印資料），2004年11期。

[5]林其屏：《科學發展觀:中國“和平崛起”的指導觀》，《天府新論》2004年第4期。

[6]于沛：《對近代大國崛起的文化思考》，《北方論叢》，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