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助育人工作落實的三維路徑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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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對我國高校推進“資助育人”工作落實的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梳理，發現高校“資助育人”已經逐漸從重視防止因貧困造成失學、輟學的基本保障型資助向重視多途徑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精準型資助轉變，且基本形成了理清“資助育人”價值取向、審視和把握“資助育人”工作落實問題、突出“資助育人”特色實踐的三維推進路徑。未來的研究與實踐應更加重視“資助育人”的人文關懷功能、動態性發展變化、協同多個利益相關者群體精準共建的發展對策。

［關鍵詞］高校;資助育人;保障型;精準型;協同

高校“資助育人”工作是學生資助工作體系的重要內容，不僅關乎著教育公平、社會公正，還關乎著未來人才培養工作的落實，深刻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2007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提出了確保“不讓一名學生因家庭困難而失學”的莊嚴承諾，標志著我國高校學生資助新體系的建立。“十三五”期間，教育部發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下文簡稱《綱要》)，將“全面推進資助育人”納入十大育人體系之一，把“扶困”與“扶智”“扶志”結合起來，建立國家資助、學校獎助、社會捐助、學生自助的“四位一體”發展型資助體系，構建物質幫助、道德浸潤、能力拓展、精神激勵有效融合的“資助育人”長效機制。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加快構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體系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完善精準資助育人，精準認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健全四級資助認定工作機制，完善檔案、動態管理，建設發展型資助體系，加大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能力素養培育力度。從相關政策文件的不斷出臺，可見我國高校“資助育人”已經逐漸從重視防止因貧困造成失學、輟學的基本保障型資助向重視多途徑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精準型資助轉變。

一、厘清“資助育人”的價值取向

高校在厘清“資助育人”價值取向的過程中，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究:一是高校“資助育人”的價值內涵，關注“資助育人”的概念界定及構成要素;二是高校“資助育人”的價值訴求，重點聚焦于對“資助育人”工作落實的理論邏輯、價值立場的討論。

(一)高校“資助育人”概念界定與構成要素

資助，本義是指提供資金、財物幫助。各高校為切實有效推進“資助育人”工作的落實，積極探索適用于自身的“資助育人”內涵，形成了兩種基本界定維度:一是社會本位維度。高校更傾向于將“資助育人”與社會民生工程、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扶貧路徑聯系起來，認為高校“資助育人”不僅僅是單純地防止貧困家庭學生失學、輟學，還關乎到我國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整體教育的公平和公正。學者楊振斌指出，高校“資助育人”這一理論課題是黨和國家依法保障學生平等享有受教育權利的重要舉措，也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內容，更是國家扶貧攻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1］二是學生本位維度。高校關注于從高等教育“怎么培養人”的根本問題出發，研究“資助育人”如何促進學生的成長和終身發展。金峰等人認為，高校“資助育人”的根本目標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從滿足學生的基本需求向滿足學生的發展需求拓展，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學業、心理和職業選擇提供更多支持。［2］不同維度的概念界定，拓展了高校“資助育人”的內涵與外延。高校既要重視“資助育人”的社會價值，又要重視其個體價值。

(二)高校“資助育人”的價值訴求

從我國已經建立的系統資助體系來看，高校“資助育人”是一項政府通過宏觀調控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滿足社會公共需求，實現社會公平發展的事業。各高校在處理不同利益相關群體訴求和期待時，形成了四種基本理論邏輯和立場。第一種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視角，以保障教育公平、社會和諧發展為邏輯起點，聚焦于“資助育人”的精準度，重視制定精準資助科學化標準、加強精準資助規范化管理，并強調利用大數據對“資助育人”的真實情況進行全面把握，對供給側改革、精準扶貧等政策進行深入解讀。第二種是高校內部的視角，以高等教育“怎么培養人”為邏輯起點，聚焦于高校管理者、專任教師對“資助育人”工作推進、落實的感受，重視探索如何將“三全育人”“發展型育人”“大思政”“創新創業”等育人理念與“資助育人”有效融合起來。同時，也積極探索“資助育人”工作推進、落實存在的問題與解決措施。第三種是學生自下而上的視角，以學生發展實際狀況為邏輯起點，聚焦于“資助育人”對學生自身產生的實際和終身發展影響，重視利用問卷調查、觀察、訪談、實證分析等方式，對學生在接受資助后，其學業、自信心、創新能力、課余生活、交際能力、就業能力等各方面素質產生效果進行研究。第四種是相關利益群體外部的視角，以產生的實際社會效益為邏輯起點，聚焦于家庭、就業單位對“資助育人”政策的感受，重視運用實證分析方式探討“資助育人”對消除家庭貧困代際傳遞、鄉村人才振興、校企協同育人等社會效益進行深入探究。

二、審視和把握“資助育人”工作落實的問題

審視和把握“資助育人”工作落實的關鍵問題對提升“資助育人”工作質量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首先，為各高校“資助育人”工作推進、落實提供著手點，為其制定符合自身發展實際的工作思路提供參考;其次，各高校關于“資助育人”工作推進、落實問題的差異，能夠豐富相關理論的研究。

(一)橫向維度重視關鍵性問題

運用內容分析法和關鍵詞共現的方法，對高校“資助育人”工作推進、落實的緊迫性程度進行排序，排名靠前的問題集中于精準扶貧、誠信教育、疫情防控、政策完善等方面。面對“資助育人”工作落實的關鍵性問題，各高校在找準問題的基礎上，不斷嘗試采用多種方法進行問題解決。在精準扶貧問題上，如何進行資助對象識別與認定、制定精準幫扶措施、明確資助管理、保障資助反饋有效性等現實問題是各高校重點關注的問題。在具體實踐的過程中，各高校嘗試使用教育大數據技術助力貧困生的精準扶貧，通過對教育大數據指數的精準測驗和實驗，推動高校“資助育人”工作朝向精準化方向發展。在誠信教育問題上，如何通過加強思政教育成為關注熱點，探索通過將紅色文化、傳統文化、自我教育融合到誠信教育中來成為各高校解決誠信教育問題的主要路徑。在疫情防控問題上，面對新冠疫情的突如其來，如何排查隱形貧困學生數量，給予適宜關懷，做好心理輔導，引導了解國家及學校相關資助政策，幫助順利就業成為各高校“資助育人”工作落實面對新的挑戰。在解決疫情防控問題上，各高校積極嘗試大數據技術、線上訪談、易班宣傳、線上主題黨日、團日活動等形式解決問題，也由此反映出各高校在面對突發狀況時，有較好的應變能力。在政策完善問題上，如何精準解讀并落實國家及學校相關政策、針對現行政策提出改進建議，其中資助政策執行偏差、“資助育人”執行權力沖突與權責分配成為各高校關注的重點;如何構建政府管理與監督、高效落實、社會參與的協同合作機制成為問題解決的主要探索路徑。從關鍵問題分析來看，各高校在推進“資助育人”工作落實的過程中，能夠把握重點，有的放矢地解決關鍵問題，嘗試利用新技術、新手段成為解決關鍵性問題的新趨勢。

(二)縱向維度重視差異性問題

基于橫向維度的分析，各高校在推進和落實“資助育人”工作過程中都面臨著各種現實問題，并在嘗試進行問題解決，但實際的研究和實踐存在研究進度、研究質量的差異。如為更好地落實精準扶貧，各高校逐漸認識到教育大數據技術手段的重要性，但同一時段在研究進度和研究質量上存在較大差異。首先，從2020年文獻的分析來看，在研究進度上，大部分集中于提出層面，認為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大數據等新技術，實現資助工作的精準識別、幫扶、管理和考核。而部分高校已經進入實踐層面，如南京財經大學袁怡琨利用大數據技術助力貧困生的精準認定，已經研發了基于大數據的高校貧困生貧困指數的精準測度系統，同時，還介紹了系統設計原理和可靠性檢驗結果，且其研究結果也證明所研發的系統具有較強的可靠性。［3］其次，從研究質量來看，依據布拉德福提出的文獻離散規律，某個行業或者職業發展的絕大多數關鍵文獻應會出現在相關的核心期刊，以“大數據技術”與“高校資助育人工作”作為關鍵詞進行不同期刊發文量統計，發現相關研究主要刊發在一般省級期刊，部分刊發在高校學報，極少量的研究刊發在綜合性的教育學、高等教育類期刊。可見各高校的研究質量存在較大差異，且研究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

三、突出“資助育人”的特色實踐

各高校的相關研究在不斷厘清“資助育人”價值取向、明確“資助育人”工作落實問題的基礎上，積極探索適合本校和時代特征的特色實踐路徑。從研究分析來看，基本形成了以發展型育人為目標，以“扶困”“扶智”“扶志”為內容，重視通過利用創新創業、勤工儉學、志愿服務、獎學金政策、能力提升教學項目、紅色文化與傳統文化融入、黨建聯合、校企合作等路徑作為具體實踐策略，強調探索“資助育人”與鄉村人才振興、區塊鏈發展、破壁貧困文化、少數民族大學生培養質量關系建構的基本形勢。學者劉澤提出，高校應基于鄉村振興的發展背景，通過構建精準幫扶、厚植情懷、能力提升、環境激勵的路徑，構建人才振興導向下的資助育人工作體系。［4］孫禮勝認為，高校資助育人工作，需要探討紅色文化和資助育人的有效相融，并提出可依托紅色文化資源進行實踐育人、創建特色校園文化活動、發揮新媒體價值的資助育人路徑。［5］楊曉晶等人認為，新形勢下高校應提升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綜合能力，且為持續提升資助育人實效，踐行了將“提高經濟困難學生綜合能力”項目建設融入“資助育人”工作的特色路徑。［6］

四、高校“資助育人”工作的行動趨向展望

(一)重視“資助育人”工作的人文關懷功能

自《綱要》頒發以來，高校“資助育人”的總目標逐漸從單一的“扶困”向“扶智”“扶志”轉變，“資助育人”應構建物質幫助、道德浸潤、能力拓展、精神激勵有效融合的長效機制，進而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饋”的良性循環。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雖有一定差異，但基本圍繞長效機制開展。蘭華等人認為，高校“資助育人”應以經濟資助、心理疏導、誠信教育、感恩教育、勵志教育、能力提升為主要內容。［7］而清華大學在實施的過程中，提出“資助育人”應以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創新精神、實踐能力、落實勵志教育、誠信教育和社會責任感教育為重心。［2］可見各高校在落實“資助育人”工作過程中，不僅重視思考“資助育人”工作與高校教育本質的聯系，還逐漸傾向于從人文關懷的角度，思考如何切實提升“資助育人”質量的問題，多方面、多角度推進受資助學生的全面和諧發展。

(二)重視“資助育人”工作的動態性發展變化

高校“資助育人”工作是隨社會與時代發展而產生的事物，各高校也在積極結合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不斷進行改革和探索的嘗試。首先，在關鍵性內容把握上，基本形成了“資助育人”價值取向、工作落實問題、特色實踐路徑的動態性認知和實踐。其次，在滿足時代發展需求上，積極嘗試使用教育大數據技術解決認定、反饋等方面問題，保障精準性。再次，在面對新“境遇”上，如新冠疫情，各高校及時采取有針對性措施，保障資助工作的開展。基于已有的經驗和實踐，未來高校“資助育人”工作的推進與落實，需要繼續關注動態性的變化。在新技術的使用上應對不同新的發展需求，能夠探索出更多適宜本校“資助育人”的工作策略。

(三)重視“資助育人”工作中利益相關者協同共建

高校在眾多利益相關者協同的過程中起到關鍵性的橋梁和調節作用，且各高校也越來越重視與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協同共建。例如，高校積極解讀和執行政府“資助育人”政策，基于精準扶貧、鄉村經濟振興、區塊鏈發展、紅色文化及傳統文化宣傳等背景做好與地方的互動，從學生與家長角度出發關注學生的能力提升、求職就業等關鍵問題。但不管怎樣，當下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高校不斷積極主動協同各方利益關系，對于地方、用人單位、家庭如何更好地深入到“資助育人”工作中來，如何發揮其效益的相關研究較少。未來在進行高校“資助育人”工作研究的過程中，可基于多元利益視角進行深入研究，如厘清不同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權利與責任、存在的問題及利益相關者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作者：張建勇 黃永青 張敏杰 單位：滁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