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論文范文10篇

【內容摘要】“邊緣化”是藝術創作規律的內在要求,是作家審美感悟的獨特狀態。當前,對文學創作日益“邊緣化”的認識,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非文學立場的名利心態。

【關鍵詞】邊緣化藝術創作常態

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邊緣化”是文藝界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但這一詞匯背后的內容卻不盡相同。歸納起來有這樣幾類。一類是“話語權力”的失落型,即相對于建國初期17年,文學作為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中心話語”之一的狀況,新時期文學卻不再具有這種生存狀況,感到自己被“權力”冷落和邊緣化。一類是“斷奶”的失落型,即相對于建國初期17年文藝創作體制的團體化和組織化,新時期文學卻以“自我張揚”,疏離團體和組織為基本創作狀態。而這一狀態使一些作家失去了對“組織”的依賴感,從而產生一種被“組織”冷落和“邊緣化”的感覺。另一類是消費社會中文化消費的多元化,消費主體的大眾化,圖像文化的主流化,使文學,尤其是嚴肅文學的市場迅速縮小,部分文學刊物的生存難以為繼,因而一種被擠壓,乃至被排斥的邊緣化感覺油然而生。還有一類是主體失落型。即由于價值取向的不確定性,各領風騷一兩年。乃至幾個月的權威效應的弱化,以及對物質化、娛樂化趨勢的迎合與抵抗等等,造成創作主體的迷茫化,孤獨感等等邊緣化的感受。盡管上述造“邊緣化”感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邊緣化”一詞在上述感受中呈現的貶義色彩卻是相同的論文。換言之,不管上述“邊緣化”感受的客觀意義如何,對感受主體而言,都是一種不愿接受的存在狀態與心理感受。正是在這一點上,“邊緣化”被引入了一種認識誤區,“邊緣化”本身所具有的正面意義和價值被忽略了。因為“邊緣化”對于文藝創作而言,不是一種異態狀態,而是常態,是創作本身所具備的屬性與品質,因而它是極其正面的,意義重大的。

首先,好的作品是作家被權力邊緣化的產物。“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而有離騷”,司馬遷對此有刻骨銘心的體會。人們注意到中國古典文學中,“流放文學”占很大是在遭到權力中心放逐,被權力中心邊緣化,遠離京城時,才出現了創作的“井噴”。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還有些作家,雖然夢寐以求的想要擠進權力中心,但始終被權力邊緣化,而這恰恰成就了他們創作天才的自由揮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其實,這光焰彌漫著他們不能進入權力中心的失意、失落和寂寞。還有一些作家,自甘邊緣,以邊緣為滿足,以邊緣為樂,而正是這種心態,成就了他們獨具個性的作品。陶淵明詩歌的個性和獨特性,就受益于此。其次,“邊緣化”是文學創作的空間要求。文學創作需要一個遠離塵俗紛擾的安靜空間,這里既有物質空間的靜,又有精神空間的靜。也就必須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同其它藝術一樣,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即文學創作,是個人勞動。只有當作家自甘寂寞孤獨,潛心于藝術之中時,才可能產生藝術創作。換言之,藝術創作不可能在集體勞動相互協作的方式中,以轟轟烈烈的運動去進行創造,這就決定了藝術創作在任何時代,都是在個人孤獨寂寞的“邊緣化”的心理中才能很好完成,即必須“寧靜致遠”,排除種種世俗的干擾,才能品出藝術真味。從上述意義上可以說,“邊緣化”是藝術創造的本質所在。文學并非治國之學,也非實用之學,它對社會的影響是間接的,因而它不可能處于社會政治的中心。相反,它必須與轟轟烈烈的政治權力保持一定距離。再次,“邊緣化”是一種藝術家的精神特征。這不僅如上述所言,“邊緣化”是一種藝術家創作的空間需求,更重要的,它是作家自身的一種特質。首先它是真正作家不容于世俗的個性特征,勃蘭克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論述英國的自然主義時,提到拜倫不容于他的時代,當時的報刊給拜倫起了無數綽號,如說他是古羅馬因貪口腹之欲耗盡家產后自殺的“阿皮修斯”;是以殘暴著稱的古羅馬皇帝“卡利古拉”;是以殘暴、好色、和反自然淫行著稱的古羅馬皇帝“海利奧加巴努斯”等等。“也就是說他被指責為殘酷得不近人情,野蠻到瘋狂的地步,獸性地和違反自然地貪色

奸淫”而“正是從這一刻起,拜倫走向真正偉大境界的歲月開始了”。魯迅對“庸眾”的深惡痛絕,既是一種文化批判態度,也是作家自身超越世俗的個性特征。魯迅也幾乎有著和拜倫相似的遭遇。世俗生活用多疑、陰沉、偏激等等來批評魯迅。其實這些批評的審美意義,恰恰在于凸現了魯迅超越世俗而獨樹一幟的個性特征。精神生活的豐富與細膩,同時強烈的孤獨感受,是構成這些作家的生存狀態的基本特征,精神的豐富是他們想象的土壤,而精神的孤獨則是激發他們想象激情的力量。山田敬三曾指出“孤獨”一詞是魯迅表達自己內心世界最喜歡用的詞匯之一。最后,創作是一種超功利的審美活動。創作作為一種超功利的審美活動,并不是說創作的審美成果不表現功利,即不表現政治和價值傾向,而是說政治和價值傾向并非創作的動機和目的。并非為了政治利益,物質利益而去創作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建國初的17年中,作家們渴望擺脫文學創作作為政治附庸的狀態,而在消費時代,作家們又對文學依附于物質利益深感優慮的原因所在。創作是超越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的,創作就是創作的目的,正如生命就是生命的目的一樣,只是生命作為生命的目的,在人類文明發展中被各種其它目標所異化,才使人們誤認為生命有生命之外的目的。創作不可能在計較成敗得失的過程中完成自身的審美創造,而只能在不計成敗得失中才能完成自己的審美創造。總之,藝術創作的邊緣狀態,是藝術規律的內在要求,是藝術家審美領悟的獨特狀態,而決非是外在文化版圖的方位坐標。

當藝術創作在人類史前時期,作為宗教、巫術、勞動號子中的一種組成元素而出現時,就暗示了藝術創作從一開始就具有邊緣化的特征,即它作為一種宗教體驗的附屬產品,巫術儀式的局部形式的鮮明特征,是處于宗教和巫術的邊緣地帶。在中國,藝術創作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它是以歷史著作和哲學著作的形式出現的,即藝術創作是作為一種歷史敘事和哲學議論的形式而出現的,是處在歷史和哲學的核心視野之外的邊緣性的工具。即便是在藝術創作成為一種獨立的精神創造時,它的最富成就的作家,也大多是處于社會中心之外,或被這一中心所放逐的自由散漫的邊緣地帶的個人。邊緣化從來不是藝術創作本身的問題,而是藝術創作之外的政治和物質利益問題,是社會地位問題,而不是藝術地位問題。事實證明,當藝術處于政治和物質中心時,恰恰是藝術創作喪失自我而出現問題的時候。因而,當前一些人對文學創作所謂滑入邊緣化的憂慮和批判,恰恰體現了他們所關注的是文學創作之外的名和利的問題。真正追求藝術的作家,不會有被邊緣化的感覺,甚至會為被邊緣化而慶幸感動,而無須不平焦慮和躁動!

論文摘要：從葉圣陶開始，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才把筆觸直接對準了豐富多彩的現實人生。張天翼的兒童文學創作正繼承了葉圣陶的現實主義筆法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現實主義使作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兒童文學領域，但也制約著作家的創作理念，影響著作家對兒童文學品質的思考。

論文關鍵詞：張天翼兒童文學創作現實主義

在中國，現實主義一直受到格外的推祟。作為一種文藝思潮，現實主義是在五四前后由西方傳入我國的。然而作為一種文學創作觀念、創作方法，現實主義在我國的傳統文學中就已經存在了。只因為歷史和民族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形式。它的基本特點是主張客觀地觀察現實中的一切，并按生活的本來面目如實地描繪其本質。現實主義的時代性、真實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等特征決定了它將直面人生，把批判不和諧的社會現象作為自己的使命，積極而真實地反映和再現現實生活。

我們知道，文學來源于生活，是生活的藝術化反映。而兒童文學作為文學的一種，它也要遵循這樣一種創作原則。只不過兒童文學所要反映的現實有其特殊性，它要反映的是兒童的生活現實。

張天翼的兒童文學創作分為兩個時期：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戰爭時期和解放后的建設時期。就內容來看，前期主要是以革命政治教育為主要內涵的政治童話和小說，后期是以教育為己任的童話和故事。下面就簡要談談現實主義之于張天翼兒童文學創作的得與失。

一、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兒童文學創作

論文關鍵詞：創作動機；和諧；利益導向；全面發展

論文摘要：文學創作動機包含自覺的和諧追求和外在的利益導向兩個方面。前者是自由人自覺的和諧追求；后者由私有角度出發，使文學依附于利益，導致文學自身應有價值的喪失。推動文學創作的和諧發展，就要抵制外在的利益導向這種異化的動機，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進而營造社會和諧。

傳統意義上認為，作為能思主體的作家觸景、觸物生情，在極度的感情洶涌之下或激烈的思想交鋒過后，一種強烈的、急于表達的、要求改變外在世界的欲念便噴薄而出。在這股驅動力的驅迫下，作家不斷的去勞動、去創造。事實上，文學創作動機包含自覺的和諧追求和外在的利益導向兩個方面。前者遵循人的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本質去創造，體現了文學的最高追求;后者則由私有角度出發，使文學依附于利益，導致文學自身應有價值的喪失。

優秀作家在創作的發生階段往往伴隨著劇烈的掙扎，呈現出處于矛盾旋渦中的心靈苦難，其間也經常伴有觀念、思想的轉變以及由此導致的對對象的整合要求。筆者認為，這種情感的迭宕或者矛盾的苦難不過是對作家思維情感的狀態描繪，更深層的原因是作家本身對和諧的自覺追求。畢達格拉斯學派認為和諧是人體小宇宙與外在大宇宙的契合，一旦契合狀態被打破，勢必引起人的悲傷、痛苦乃至煎熬，使其力圖以某種方式來維系這種契合，作家的創作就是如此。

文學創作的主體(即作家)是有著自由自覺性的人，他的活動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屬于“自覺”范疇。通常認為外在世界—包含自然、社會生活和人—經由感官進入大腦，再通過藝術加工才成為我們所見到的文學樣式。這種藝術加工實質是向和諧復歸的過程，作家天生具備自覺的和諧追求意識。研究表明，人類產生之初，原始人與其所處的周圍世界是一種被動的和諧共生態，“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換的、人的身體”。人的任何行動都在自然界進行，主體思維和客體交融，在某種意義上是物與物的互滲，有著必然的共性聯系。人物互滲的直接結果就是主客體的契合，是和諧狀態的表現。這種狀態歷經長期積淀進入到了人的無意識領域，成為一種“和諧潛意識”，到創作者那里，一旦受到觸動，這種“和諧潛意識”就會萌生出來，成為一種作家自覺的和諧追求。并且，人不同于動物，尤其是隨著生產力發展，人的實踐能力大大加強，人同自然界關系的范圍越來越大。作為活動的對象，自然界又成為人意識的一部分，進而成為清醒的意識對象。理性時刻在提醒著創作者，無論在物質抑或在精神領域，人必須保持與自然的和諧以維持自身的更好生存。如果說早期人是被動的去適應以換取和諧生活，那么當人的能力進一步提高，當人一步步理性地意識到對自然的破壞勢必危及自身的時候，這種自覺的和諧追求就會愈加強烈。此可以成為為什么現代社會類似“生化危機”等關注環境為主題的小說大量涌現的一個原因。

同時，人又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文學創作是個體性勞動，個體同時又是群體中的個體，個體身上必然顯示著群體的意識。作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存在主體，作家的創作必然體現著社會關系。“創作主體的主動狀態導源于主體和群體的和諧統一關系”。從本體論上講，作為一個有機體，和諧根植于人的本質構成，人的和諧存在的實現只能是以群體和諧的實現為前提，這就要求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關照，即關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文學作為個體作家的作品，顯現出的是群體性寓于其中的個體意識，它追求的是個體與群體的和諧統一。魯迅，一位以匕首投槍面對所處社會的革命作家，實質更是一位偉大的自覺的和諧維護者。意識到“我從自身作出的東西是我從自身為社會作出的，并意識到我自己是社會存在物”的作家，其身上所顯現的主體力量必然是自覺的和諧追求。

論文摘要：何建明是我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其作品堅持以人為本，正確地處理了文學與人民的關系；堅持唯物史觀，科學地處理了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堅持核心價值體系，藝術地處理了反映與引領的關系；堅持推陳出新，成熟地處理了繼承與創新的關系。這既是作家的創作特質，也是我國報告文學創作的寶貴經驗。

論文關鍵詞：何建明；報告文學；創作經驗

以人為本，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國文學主旋律作品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先進性的基本表現。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的創作是我國主旋律文學作品的優秀代表。其作品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湘西探險記》到90年代的《共和國告急》、《落淚是金》，再到新世紀的《部長與國家》、《中國高考報告》、《根本利益》、《國家行動》、《我的天堂》等，三次獲魯迅文學獎、三次獲“五個一工程”獎、七次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影響。取得了很高的社會效益，是新中國報告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何建明30年報告文學創作的實績．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主旋律作品創作的經驗，對此．從理論上予以總結和概括，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主旋律文學創作．把握其規律性，增強其實效性，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一、堅持以人為本。正確地處理了文學與人民的關系

在文學與人民的關系問題上．同志提出過一個重要論斷．即藝術作品“必須在人民的偉大中獲得藝術的偉大”。這一論斷不僅強調了藝術要表現人民．而且也闡明了藝術應該如何表現人民；既表明了人民對于藝術的意義，也表明了藝術對于人民的意義。在這對關系中，藝術是否偉大，取決于藝術對于人民的意義的大小：而藝術對于人民的意義的大小．又取決于人民對于藝術的意義在藝術中的實現程度。這是每一個響應時代召喚、立志“在人民的偉大中獲得藝術的偉大”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把握的一個基本原則和規律。

何建明的報告文學作品之所以優秀。之所以能夠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并產生廣泛、深刻而積極的社會影響．就在于其作品對于人民的意義和人民對于文學的意義在其作品中的較高實現程度。在何建明30余部報告文學作品中．民生題材和公仆題材的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份量。而這兩類題材正體現了作家以人為本的創作訴求。民生題材的作品中，高校校園里的貧困生、利益和尊嚴受損的農民、貧困無助的礦工——關懷人民成為何建明報告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公仆題材的作品中，為民紓難的紀檢書記、帶領村民奔“大康”的村委書記、心系國業的石油部長——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黨的形象形成了何建明報告文學的另一個著力點。從這些形象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意志，那些公仆們也是人民意志的代表，他們的存在是一種人民性存在。由這些作品，我們可以概括出民生文學、公仆文學的范疇，這兩類文學作品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在何建明的創作中獲得了其較為成熟的發展。在這兩類作品中，人民是作為文學的價值主體而存在的，由此作品也于其中獲得了人民性的較高實現程度。

錢終書的文學創作既有現實主義品格,又有現代主義品格,這種肯定代表了這些年來學術界對以<<圍城>>為代表的錢鐘書文學創作的總體評價.本文試圖以創作心理研究為主線,把錢鐘書這樣一個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者型作家,放到波瀾壯闊,傳統與現代雙重變奏的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中,對他的文學創作--以現代白話文體寫的全部作品,適當考慮舊體詩和外文作品--作深層把握,并觀照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學和以后更長時間內的文學走向.亦即,我們要闡釋錢鐘書文學創作深刻的人生憂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蘊的歷史感.

一

與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相比,錢鐘書與中國文學傳統有更深的親緣,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強烈的現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從以社會倫理為本體的傳統憂患意識到以人類學哲學為本體的現代憂患意識的心理轉型.

在完成其主要的現代作品以前,錢鐘書已是一個出色的舊體詩人和中國古代文藝批評史家.因而,無論在知識體系還是在情懷感通上,錢鐘書與中國文學傳統的親緣性在中國現代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

然而,錢鐘書作為一個對西方文學傳統和現代思潮有深層把握的現代作家,他與中國文學傳統的深切親緣并沒有產生歸附意識,而是予以冷峻的現代觀照.在此應該提及他早年的兩篇英文論文,一是<<中國古劇中的悲劇>>,文章在與西方戲劇對比中,認為中國悲劇缺乏西方那種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識,使觀眾只簡單地停留在對悲劇人物的個人同情中.一是他為<<中國年鑒>>(1944-1945)寫的<<中國文學>>一文,他對中國小說的評論很值得我們注意.他說"中國諷刺作家只俳徊在表層,從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頹敗.......正如中國戲劇家缺乏"悲劇的正義"的意識,中國諷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將所觸及的污穢事物凈化的狂暴的憤恨.1945年正是錢鐘書小說創作的高峰期.他對中國小說作出這樣銳利的批判,鮮明地透露出他自己的創作心理意向:摒棄那種溫和的取笑,代之以對人性弱點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對文化人格作出極其深刻的心理審視和道德批判.這等雄心我們可在他的小說散文中得到印證.很少有別的中國現代作家能象錢鐘書那樣對自己所屬的知識階層作出尖銳的諷刺和無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的確做到如他自己所說的"火一般地將所觸及的污穢事物凈化的狂暴的憤恨",在他最親密的交游圈子里都引起不滿.

對中國文學傳統的親緣和現代審視使錢鐘書在創作心態上,完成了從傳統憂患意識到現代憂患意識的轉型.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傳統文學的精神是被社會倫理高度規范化的,所謂"文以載道"."文以載道"說充分體現了以社會倫理為主導的價值坐標系統.在此價值系統中,貫穿于整個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憂患意識是中國文藝以社會倫理為本體的突出表現.這種憂患意識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可謂淵源流長,綿延不絕,尤其是唐宋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亡國之音,隔代相聞,故國之思,不絕如縷.錢鐘書身處國弱民窮,"憂患遍均安得外"的現代中國,當把心智投向文學傳統時,對作為中國文學主導精神之一的憂患意識有更深刻的體驗.然而,在錢鐘書身上這種憂患意識畢竟得到比較徹底的現代轉型:從"身-家-國"外向型的慨興轉向"人類-人生-人性"內向型的警悟,從對人生境遇,家國命運的寄興轉向整個人類文化價值和人性心理困境的體察,也即從傳統的社會倫理本體轉向人類學哲學本體.在這種轉型中,憂患意識的本質屬性---對人類命運和苦難的審美體驗---未有根本的動搖,但其中的精神導向有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與傳統憂患意識常有的那種沉郁纏綿格調迥然不同的氣質:覺醒和警悟.這種以人類學哲學為本體的現代憂患意識在錢種書身上表現為:

論文摘要：明漬易代之際的特殊歷史背景與滿清政府所采取的用人政策，促使清初“貳臣”大量出現，且直接影響著貳臣文人的生存境遇。這種身為貳臣的身份際遇，以及世代傳承的儒家忠孝節義觀念，使得貳臣文人人格心態矛盾復雜，其創作較之其他群體作家亦自具特色。

論文關鍵詞：清初；貳臣文人；人格心態；創作風格

明清易代之際，天災不斷，戰火連年，最終少數民族政權滿清統一了天下。國家的驟亡，異族的入主，極大地沖擊著士人。在朝代的更替面前，臣子們不得不做出艱難選擇，或出仕新朝而為“貳臣”，或為恢復故國而繼續抗爭，或為遺民，或逃禪……儒家傳統思想賦予士子“忠君不貳”的道德要求，以及長期以來“華夷之變”觀念的浸透，無疑深深影響著文人的取予進退。在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歷盡戰亂、背負沉重心理壓力的貳臣作家，無論思想生存狀況，還是文學藝術創作，都和與之相對的遺民作家有著很大差異，且具有自己的鮮明印記。又因其成就之高，影響之深，促使我們作深入探討。

一、貳臣文人的生存際遇

朝代變更的特殊歷史際遇，必然促使貳臣的產生。引人注意的是，清初貳臣較之前朝，人數更多，對新朝貢獻亦更大，不禁發人深思。這一現象自然直接受清廷用人策略的影響。清人進駐京城，即發告示云：“……我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之秋。如有失信，將何服天下乎?”打著為崇禎帝復仇的旗號，來實現一統天下的目的，頗具策略性與欺騙性，極盡威逼利誘之所能，也確實起到誘降作用，導致大量前明官員紛紛倒戈降附。如謝隆明末罷歸，順治元年(1644)清廷“頒詔招撫山東”，謝陛相時而動，“偕在籍明御史趙繼鼎、盧世?等遣人赍降表赴闕，其詞日：‘闖賊李自成肆逆逞暴，神人共憤，臣等空且不共之仇，愧無回天之力。惟皇帝陛下智勇兼錫，威靈遐暢，，篤夙昔之舊好，沛拯救之新綸，浩蕩仁恩，有逾再造。……敬附歸順之資私而并及之。

且清廷“施籠絡民心之術”，舉措之一為：“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仍令視事。朱姓諸王，仍其王爵。”可參之《實錄》：“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清世祖實錄》卷五)前明、南明官員，包括依附閹黨臭名昭著者，以至降附農民軍“從賊”“為寇”之人，俱加任用，甚至寵錫有加。如馮銓，明末獻媚魏忠賢，為其養子，列“十狗”之一，助紂為虐，與東林、復社等正義人士為敵。后在清廷征召下，即“優予冠服、鞍馬、銀幣，令以大學士原銜人內院佐理機務”，馮氏備受重用。如金之俊，“(李)自成陷京師，(金)之俊不能死，被拷索”。后降清，竟官至吏部尚書。尤其洪承疇，崇德七年(1642)，錦州被俘，歸降滿清后委以重任，屢受封賞，致使其他諸將對此大為不滿。對此，太宗解釋道：“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引導者，吾安得不樂?”而其重用貳臣之道，甚而遭致非議。如順治元年(1644)六月，時任順天巡撫的柳寅東曾言：“近見升除，凡前朝犯贓除名，流寇偽官一概錄用，雖云廣大無遺、寬大為治，然非慎加選擇之道。鼎革以來，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顧忌。亟宜速定律令。”睿親王多爾袞卻自有自己的一番用意，認為：“經綸方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贓，審實立斬，問刑準依明律”“腳)。鑒于飽經戰亂后新政權政局不穩、人才缺乏的現狀，故此采取不論人品出身、唯才是用的用人政策，以致大量貳臣出現，且在清初發揮了重大政治作用。

論文關鍵詞：以意造象；思想情感；文學創作；外化技巧

論文摘要：以意造象是文學創作中思想情感表達的一種外化技巧，從古至今文學家們均普遍運用。以意造象應講求“意”的新穎、深刻；而“造象”應符合事物本質，要有象趣和個性，方能產生藝術魅力。

“以意造象”，是文學創作中思想情感的～種外化技巧，就是作者從創作意圖出發，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創造出適合于表達作者思想情感的形象。“意”即主觀的思想情感，“象”即客觀的人事景物。《周易·系辭上》：“圣人立象以盡意。”…‘造象”的目的，就是為了表達“意”。有什么樣的“意”，就會有什么樣的“象”。沒有“意”，就沒有“象”。人的思想情感是內在的、抽象的，而人事景物則是外在的、可感的。人的思想情感的表達，需要附載在具體的人事景物的形象上，即寓情于景，寓情于物等，才能被人理解、接受和引起共鳴，產生藝術魅力。

一

“以意造象”，在古典文學創作中十分常見。

如《詩經·關雎》中開頭四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寫了水鳥歡快的應和嗚叫，表達了對美麗善良的姑娘的贊美之情。“關關，水鳥叫聲。王先謙《三家詩義集疏》：‘《魯》說日：關關，音和聲也。’……《玉篇》：‘關關，和鳴也。”《集傳》：‘雎鳩，水鳥。”，(詩中用起興手法，寫水鳥的嗚叫，是為了表達人的情感。或者說，是為了表達人的情感的“意”，才造了水鳥的嗚叫“象”。

[論文關鍵詞]當代文學;創作轉型;公共寫作;私人化寫作

(論文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興起，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急遽轉型，呈現出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化和從公共寫作向私人寫作轉型的特征。

zo世紀so年代至今，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這神社會轉型對文學創作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雖然，對這種文學轉型，人們的評價還不盡相同，但是在基本問題的判斷上，學界還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識，那就是“無論是中國文學本身，還是我們對于文學的態度，在20世紀90年代都在發生‘分化’或‘分裂’。與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那種一往無前、堅定不移的氣勢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正在變得暖昧、猶疑、矛盾重重，沒有了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明確的方向感。”本文試圖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化和從公共寫作向私人寫作轉型兩個角度，概括和闡述發生在世紀之交的這場文學轉型現象。

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型

傳統的寫作方式，追求的是經典寫作。這種寫作模式為人類歷史留下了許多熠熠發光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從《詩經》到《荷馬史詩》，從《離騷》到《巨人傳》，從唐詩宋詞到《人間喜劇》、《安娜?卡列尼娜》，這些偉大的文學作品，要么以瑰麗的想象向俗世的人們描摹一個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啟蒙愚昧時代的人們，要么以高超的藝術手法震撼孤獨的人類靈魂。文學經典的寫作帶給人類的意義是深刻的，“文學經典是歷史的回聲，是審美記憶的延伸，而文學經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與經典大師的競爭中，才能使作品獲得原創性，拓展文學的想象空間，超越藝術的極限，為未來提供嶄新的、藝術化的記憶。”〔’〕一句話，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冊，就是因為它們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文學世界，并為它那個時代的人們帶來了對未來的信心和勇氣。

但是，時至今日，這種經典寫作模式漸漸式微了，以讀者為中心的消費寫作模式，完全拋棄了傳統寫作的那些案臼。作家們不再追求作品傳至萬世，他們只求文學作品在當下快速消費。作家把自己變成了碼字工和搬運工，他們源源不斷生產出文字，至于這些“快速消費品”到底有多少營養，里面蘊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給人類提供瑰麗的想象，是否能給人類的存在帶來希望，這些都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學生產、傳播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與經典寫作完全不同的樣式。

論文關鍵詞：新隨筆；題材；審美特征

論文摘要：隨筆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正呈現方興未艾之勢，簡要分析了新隨筆繁榮的原因，結合新隨筆作品著重從題材分類、藝術風格、審美特征及思想內涵等方面，對新隨筆的創作特征進行探索性論述。

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隨筆至今尚無一個得到多數人認可的定義，但這并未妨礙隨筆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煥發出奪目的光彩。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一股熱熱鬧鬧的“隨筆”潮占據了各類報刊，蔚為壯觀。面對這種悄然而至的“隨筆”熱，人們與二三十年代的隨筆相對應。稱之為“新隨筆”。目前，與新隨筆引人注目的創作實績相比，隨筆的理論建設卻貧乏得幾近空白。由于缺乏應有的理論關注和研究，使得新隨筆這種比較特殊的文體在基本特征、創作特色、思想深度、創作意識、發展趨向等方面的論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見于創作談一類的文字中，沒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論成果。固然，理論常常是灰色的，隨筆的創作者也會說“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色色的規范設計所羈絆”；或者說“還不如索性讓‘隨筆精神’氤氳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無所不在。時或從作者心底流露筆端的好”。但我們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論探討，除卻能幫助引導讀者更好地“接受”新隨筆之外，對隨筆自身的創作和發展也是大有意義的。有鑒于此，本文作者擬就新隨筆的創作特征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和評述。

首先，有必要對新隨筆出現的社會背景和文學原因加以簡要剖析。與新時期曾經出現的“詩歌熱”、“報告文學熱”等相類似。新隨筆的興旺既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也與隨筆自身獨特的文體特性密切相關。首先，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開放、寬容的環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種“我花開罷百花殺”的大一統局面，社會空間能給不同的“聲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這種開放的社會環境和寬容的文化氛圍里，作家們找到了“自我”，不再擔憂“我手寫我口”的作品會異化為“吾喪吾”的證明。其次，由于當今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新現象開放帶來的多元認識、多向思維增強了人們選擇的迷惘和困惑。帶來了認識判斷的渴求。這樣，隨筆正好以其輕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點，承擔起了引導人們思想開放之任，由于新隨筆的創作隊伍構成復雜。新隨筆的文體特征尚在形成演變階段，因此，要想完整、準確、全面地對新隨筆的創作特征作出總結可能為時過早。但是，在對新隨筆作品分析之后。我們認為新隨筆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個方面的藝術特征。

首先，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大到社會變革、世象管窺，小到個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為新隨筆的“關懷”對象。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對此。新隨筆敏銳地作出反應，并且以文化、哲學意義上的思考為其底蘊，對大變革大發展的社會存在迅速發言評判。對世態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現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思考。換種角度來看，這也是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階層關注社會、思考社會的一種獨特方式。如果按照題材內容來歸納，新隨筆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讀書類隨筆。由于新隨筆的創作隊伍主要是知識階層人士，特別是人文類知識分子更是隨筆創作的主要力量，而讀書寫作幾乎是中國讀書人展現自我精神世界的傳統方式，所以，讀書類隨筆就自然構成了新隨筆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視的是，這類大行其道的讀書隨筆已不再停留于傳統的“讀后感”模式，“讀”常常只是作者表達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點，以閱讀為契機來展現作者“自我”才是讀書隨筆的本質。如王蒙的(從‘話的力量’到‘不爭論》，傳達的是作者對歷史的思考和認識，而周濤的《讀(古詩源)記》，則以新的視角表達了對傳統詩歌的闡釋，對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來還有一些隨筆名家由讀書而寫出的系列作品，如費振鐘的“墮落時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錄”系列和李國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內涵的讀書類隨筆佳作。二是社會隨筆。社會隨筆以對各類社會現象的評說為主，如果說讀書隨筆的生成主要由于心靈和書本的碰撞契合，社會隨筆則是世象萬態在人們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會隨筆的內容往往是大眾都不陌生的現實話題，表達的是一種對繽紛的社會現象理論性的觀察、機智的思考和個性化的見解。從吸煙禁煙到通貨膨脹，從反貪倡廉到道德建設，上自國際風云，下到居家瑣事，都是社會隨筆述說的對象。由于社會隨筆的內容貼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關注的話題，所以更受到大眾的喜歡。如溫鐵軍的《“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通過對“三農問題”進行歷史的、理論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話題。三是思想文化類隨筆。有別于社會隨筆直接關注“問題”，思想文化隨筆則主要抒寫當代社會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對此，三聯書店《讀書》的編輯們將其稱之為“后學術”或學術性隨筆，頗為傳神和精當。思想文化隨筆展現的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呼喚和交流，反映著對人生、生命、理想和價值等重大問題的獨立思考，因此，本質上思想文化隨筆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爾等的“隨想錄”，從而更具有思想、文化價值和個性意義。如韓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葉秀山的《沒有時尚的時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筆記”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來思想文化隨筆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類隨筆主要展現的是作者的獨立思考和個性見解，具有濃厚的學術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類學、哲學的眼光，對自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性現象、性迷失進行了深刻透徹的解剖與辨析，表達了作者對“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隨筆。生活隨筆似隨手拈來的抒情性散文，或記人，或寫事，或抒寫個人喜怒哀樂，常常從我們身邊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靈，訴說生活的感慨。生活隨筆的特點是以小見大，以情入理，淺入而深出，向讀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個現實生活中真正的“我”。唐達成《頭發的悲喜劇)、王蒙(我的飲酒)和韓小惠(體驗自卑》等便是生活隨筆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隨筆突出的風格特征。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序文中說：“意之所至，隨即記錄，因其先后，無復詮次，固目之日隨筆”。新隨筆盡管有其獨特的審美特征，但這種“意之所至”的自然風格卻未完全改變。當然，不求雕琢、隨意自然決不意味信馬由韁，隨意而為，優秀的隨筆離不開厚實的思想和文學修養，古人說：“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對于隨筆的這種風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隨筆是將所見所聞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隨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無修飾之故，能見作者的才華與氣量，實為很有興味的作品。”縱觀近年來的新隨筆作品，其我手寫我心，有感而發，從心所欲，不蹈襲，不做作的創作特征可以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新隨筆自然天成的特點除了表現在藝術形式方面外，還反映在思想內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條條框框”的約束，正如隨筆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隨筆的天敵是禁錮和做作，隨筆的靈感源泉是自由與自然。”如張中行先生的隨筆集《順生論》，以娓娓道來的筆法，綿密自然的論證，條分縷析，推本溯源，運用自己厚實的人生經驗和豐富的人文知識，給讀者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教科書式”的人生見解，既沒有虛張聲勢，也絕無教條色彩，從文風到意蘊都充滿了自然和率性，開人眼界，啟人胸襟。與隨意自然的風格相伴，新隨筆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寫作風格，真正可謂文如其人，絕少干人一面現象。如汪曾祺的平實自然、張中行的嚴謹古樸、周濤的雄渾崇高、舒展的大膽潑辣等等，既無掩飾，也無矯情做作，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實、自然的靈魂，這也是新隨筆所以受到讀者厚愛的原因之一。

摘要：翻譯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原作之隱形”或“譯作之不忠”現象一直是中國譯界研究的敏感區域。本文作者試圖以勒菲弗爾的“三要素”論來分析這一隱形現象存在的必然性，從文化的角度闡述了隱形與譯者地位、隱形與翻譯學科建設以及隱形與翻譯評介的關系。

關鍵詞：隱形；詩學；意識形態；贊助人；翻譯文學；關系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譯文學的創作過程中，譯者在處理原作時，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會導致原作不同程度的變形，譯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筆者將這種翻譯文學中的變形現象稱為“原作之隱形”。

“原作之隱形”，換言之即“譯作之不忠”，這一現象一直困擾著翻譯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何不“依樣畫葫”？原作會在何種情況下隱身于譯作之后？原作的隱形與譯者地位、翻譯學科建設和翻譯評論之間究竟有何因緣？這是一個值得譯界深入探討的課題。在本文中，作者試圖從勒菲弗爾的“三要素”理論入手，對此現象作一文化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