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經濟范文10篇

口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是研究所有人口問題中最基本的出發點之一，因此長期以來倍受學者的關注。早在幾百年前，中國著名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汪士鐸等人便根據當時人口、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現狀，從不同角度上探討了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以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為代表學者從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角度比較系統地論證了人口數量、人口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辨證關系，并以此為主要依據提出控制人口的現實必要性，這是建國以后學術界最早對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認識。遺憾地是，由于受當時左傾思想的影響和干擾，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學術研究便就此中斷了20余年。

隨著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確定、發展和完善，中國人口科學研究也隨著走向恢復、不斷發展和繁榮的新階段。在過去的20年中，國內外學術界結合中國的國情，對人口與經濟關系運行的機理、方式、途徑等方面進行大量的深入剖析與探討，在許多關鍵的人口經濟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為國家的社會經濟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綜觀過去20多年的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研究過程，學術界在不同階段中對問題研究的內容、手段、視野等方面也有著不同的特征。因此，我們將其主要研究成果劃分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時期和市場經濟時期三個階段進行文獻的回顧和綜述，并對未來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問題研究的重點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顧與評述（1979～1986年）

中國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各項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客觀上急需社會科學研究作為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因此帶動了當時人口經濟學的研究。學者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指出（李競能1999），1978年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國人口經濟研究得以恢復的催化劑，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從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錮逐步打破，提倡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人口增長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人口壓力沉重，突出表現在失業問題極其嚴重，物質供應非常緊張，住房短缺，建設資金不足，使人們再也無法否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會存在人口問題。三是在糾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錯案的過程中，出現了為馬寅初、陳達和吳景超等人口學者平反的舉措，引發了對社會主義人口問題的研究。①由于中國人口科學研究的恢復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國家正全面致力經濟建設，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階段的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則更多地關注社會主義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什么，它的理論基礎又是什么，中國人口經濟運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辨證關系又是什么，等等？在這一階段，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關注的內容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兩種生產理論

70年代以后，中國政府已明確提出控制人口的戰略，但當時實行計劃生育卻缺少必要的理論作為指導。改革開放以后，探討社會主義國家控制人口的理論基礎便成為人口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人口學界突破過去的理論禁區，對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兩種生產理論。人類自身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相適應是馬克思主義人口經濟思想的核心，這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資本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論述中不難看出兩種生產理論的思想。社會生產不僅包括物質資料生產，還應當包括人類自身生產，二者構成了社會生產內部的矛盾對立體，社會生產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聯系、互相制約、互相滲透中發展（張純元1983；馮立天1982；李競能等1982；梁文達1980；曹明國1982）。

本文作者：吳九香工作單位：福建省廣播電視大學

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會生產方式、一定時間、一定地域，實現其生命活動并構成社會生活主體，具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人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扮演著生產者的角色，又扮演著消費者的角色。人口對經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結構性變化、生育的高峰與低谷波動等等，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持久而深刻的沖擊。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不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對社會的發展起促進或延緩的作用。馬爾薩斯理論認為: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么，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而反對馬爾薩斯的理論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他們的論據是，第一，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1]。無論哪種觀點，都說明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人口結構均衡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人口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國情。其中人口的規模和結構及其發展趨勢與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存在著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的緊密關系，也就是人口與經濟發展均衡點。中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產業結構轉換、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發展階段，要使國民經濟真正能夠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必須建立在人口和諧的基礎之上。這是國民經濟與社會長久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與基礎，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內容之一。人口和諧包括人口的規模和諧與結構和諧[1]。

人口變化情況1.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情況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福建省常住人口達3689萬人，比2000年增加了0.08個百分點。福建的人口周期與經濟增長周期同中國國情一致，高峰點上有著十分的吻合度，人口的三次高峰期在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期、經歷三年災害之后的調整和恢復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頭十年。受20世紀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響，在2005-2020年期間，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將形成一個高峰，同時，由于獨生子女陸續進入生育年齡，按照現行生育政策，政策內生育水平將有所提高，福建省同樣將迎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以人均GDP指數來考察福建省經濟增長情況可以發現，人口轉變過程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自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伴隨這一增長過程的是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1.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增長，一方面為社會提供更多勞動力，增加社會積累；另一方面就業壓力增大，需要的社會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負擔加重，勢必對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從圖1可以看出，福建省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所占總人口比重不斷提升，從1964年的54.50％上升到2010年的76.65%；由于經濟發展、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等因素共同作用，0~14歲少兒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開始下降，從1953年的近35.80％下降到2010年的15.46％，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53年3.30%上升到2010年的7.89%，上升了4.59個百分點,福建省人口進入成年型的同時，開始向年老型過渡，人口老齡化出現加快的趨勢。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29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7.88%，福建省已進入老年化社會（按國際通行標準衡量，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就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由于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和健康服務面臨挑戰。提前到來的“銀發浪潮”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始料不及的諸多挑戰。2.人口紅利。福建省目前處于利好的“人口紅利期”，主要表現為勞動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撫養系數下降，社會負擔較輕。改革開放以來總撫養及少兒撫養比開始下降，而老年撫養比慢慢地開始上升（見圖2）。圖1福建省分年齡組人口歷年變化圖數據來源：2000-2010年《福建統計年鑒》圖2福建省歷年撫養比趨勢圖數據來源：2000-2010年《福建統計年鑒》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的回歸分析為分析人口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可以采用馬克威分析系統對人口增長、人口結構與人均GDP進行相關分析因p≤0.05，因此各變量間存在線性相關；根據相關系數判斷標準r≥0.8,可視為高度相關；0.5≤r＜0.8，可視為中度相關[2]。人口自然增長率、老年撫養比相關系數分別為-0.6665、0.6611，表明兩者與人均GDP間分別存在中度負、正相關，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相關系數分別為-0.8545、-0.8676、0.8879，表明與人均GDP間分別存在高度負、負、正相關。各變量間存在線性相關，因此可進行回歸分析。選擇人均GDP為因變量，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為自變量，建立Y=a+bx1模型，反映兩變量x與y之間的線性依存關系。利用馬克威分析系統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回歸方程顯著性強，回歸方程具有意義，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回歸系數分別為3017.2389、-34.1600、362.0014、513.3890，表明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每變動一個百分點，人均GDP變動3017.2389、34.16、362.0014、513.389個百分點，其中總撫養比變動方向相反?；谏鲜龇治鼋Y果，福建省勞動適齡人口增長對人均GDP的增長有較強的正向效應，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對人均GDP的增長有抑制作用，人口適度增長、老年撫養比的緩慢上升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長。福建省正處在總撫養比下降、勞動年齡人口上升、老齡化帶來人口紅利的大好時機，而人口自然增長率穩中有降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適度調整計生政策，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人口的平衡發展是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保持人口的適度增長，以保持勞動年齡人口適當增長，降低將來老年撫養比帶來負擔。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客觀上存在農村家庭靠勞動力多脫貧致富的現象不存在，一些農民多育的愿望不是那么強烈，加上政府對人口控制工作從未放松，即將面臨一個家庭養四個老人的嚴重問題。因此適度調整農村一胎半政策，對有經濟能力的人群適度放松計生政策，有利于人口和諧發展，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人口問題，首當其沖的是獨生子女問題。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第一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第二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第三是家庭的養老風險；第四是社會的發展風險；第五是國家的國防風險[3]。這些都不利于人口與經濟的和諧發展。調高退休年齡，減輕老齡化造成的社會負擔老齡化社會已經提前到來，盡管當前老年撫養比還未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而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卻已捉襟見肘。要真正有效地化解老齡化危機，并且變“危機”為“契機”，就要從制度建設入手，力爭為老齡事業發展創造更加良好、寬松的法律政策環境。適當調高退休年齡，增加勞動年齡組人口比例，將非常有利經濟發展[4]。積極擴大就業促進創業，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終將要消失殆盡，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的當務之急。福建省目前處在“人口紅利期”，應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多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提高勞動者創業就業能力，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促進社會充分就業；保障勞動者權益，建立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健全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實現勞動力由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移，依靠第三產業盡可能多地消化社會富余的人力資源；政府要在財政、稅收等政策上鼓勵自主創業和彈性就業[5]。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養老、醫療、社會救助體系，加快以公共租賃住房為重點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建立滿足多元化需求的住房保障體系。要特別關注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全省老年人口大部在農村且大部份家庭都是留守老人家庭,農村醫療條件差、經濟相對落后，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的重點和難點。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實踐，探索新型農村養老和醫療模式，大力發展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會養老機構和以社區服務為主體的老年服務體系。調整產品結構，發展人口老齡化形成的“灰色經濟”或“銀色經濟”[5]。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離不開人口這個最基本的國情。目前福建省的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產業結構轉換、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發展階段，要使經濟社會真正能夠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必須建立在人口和諧的基礎之上。

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途徑和機制是極為復雜的，這不僅僅因為經濟發展本身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并由多種因素構成，而且因為人口本身也是具有多種屬性的社會群體。人口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論，它可以通過多個能量、信息渠道作用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不同的人口因素，如數量、質量等所表現的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某種人口狀態是有利或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必須進行具體的綜合分析。

一、鄭州市人口數量的統計分析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鄭州市人口數量的統計分析

人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一，人口則是生產力和消費力的統一，因此人口數量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為經濟增長提供必要的勞動力發生作用。人口是勞動力的源泉，一定數量的人口構成經濟增長的動力，刺激經濟的發展。但是大量低質的人口可能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二是通過消費引起的。一定數量人口的衣食住行能夠增加有效需求，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人口越多，消費量越大，就會影響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最終影響經濟的產出。

一個地區的人口數量狀況，一般由人口總量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反映出來。下面我們用統計數據分析鄭州的人口狀況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從上表可以看出建國以來鄭州的人口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1949～1959年，鄭州人口加速發展。建國初期，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初步改善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依然很高，形成了鄭州人口的第一次生育高峰。1961年由于自然災害和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困難，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出現了建國后鄭州人口第一次負增長，以后鄭州的人口依然增長很快，雖然在70年代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數太大，遷入人口多，人口的凈增長仍然很高。

人口老齡化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它客觀上反映了人類社會的進步。然而，老齡化也使社會投資、生產、流通、分配、儲蓄、消費結構也發生巨大的變化；對社會保障制度、醫療制度改革、產業結構調整、投資結構、消費結構、分配制度的改革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特征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該國家或地區人口總數的7%以上，該國家或地區就進入老齡化社會。2000年底，我國65歲上人口達8872萬人，占總人口126734萬的7.0%，標志著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國家行列。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國際上衡量老齡化的指標通常有：老年人口系數（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少兒人口系數（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老齡化指數（又稱老少比）、和年齡中位數。

統計表明，在1982年至2003年期間，我國老年人口系數明顯提高；老齡化指數迅速上升，由1982年的100：14.58提高到2003年的100：33.94；年齡中位數變化明顯，年均增加0.52歲。人均壽命達到70歲，與發達國家持平。

摘要：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經濟發展已跨越高速增長階段并轉向高質量增長階段。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總體較為良好，但在長期的快速發展過程中，累積和遺留的各種問題也十分突出，比如發展方式粗放、單純的追求經濟增長、經濟結構不完善、貧富差距過大、區域經濟差異化等。為此，本文基于我國統計年鑒和第三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以及1982—2017年流動人口的情況分析，應用相關經濟知識，總結數據，采用統計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國人口流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并通過分析結果，結合實際情況，提出了促進科學的人口流動，加強城市社會管理，深入戶籍制度的變革，加快落實中小城市的落戶條件，因地制宜地促進落后地區長遠發展，進而縮小我國區域經濟的差異化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人口流動趨勢；區域經濟一體化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突飛猛漲，成為了世界矚目的焦點，但在我國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的進程中，隨之而來的問題——流動人口的數量越來越多并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越來越大。這一問題成為了影響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流動人口（floatingpopulation）通常指的是長期在外居住或就業，但卻沒有居住地戶籍的一類人。劉易斯（1954）曾指出，經濟社會中兩大主體：工、農，因區域經濟差別或收入水平差別，農業部門的冗余勞動力會越來越多地補充至工業部門，期間并會不斷帶動經濟走向繁榮。但按照目前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東、中、西三大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越拉越大，國內貧富差距懸殊，人口流動不斷地影響著我國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

一、對我國1982—2017年流動人口基本情況的分析

1、流動人口的增長速度一路飆升。從圖1可以看出，1982年我國進行了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后，流動人口的數量僅僅不到66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數量不到0.65%；而時隔28年，2010年也就是距現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時，流動人口數量已然高達2.61億人，已占全國總人口的19.51%，是1982年的38.8倍；到2013年末，全國的流動人口數量已達到2.45億；到2015年，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已經達到2.47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平均6人中就有一個人屬于流動人口。雖然到2017年，流動人口的數量降為2.4億，但流動人口的總流向趨勢并沒有改變，特別是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態勢還在加強，勞動年齡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進一步上升，隨遷子女的比例增加。2、區域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地區之間的相對差距也因各種因素越拉越大。目前，我國因區域差異化而形成的三大地區顯而易見，分別為東部沿海一帶，中部和西部地區，這三大地區形成了我國自東向西經濟發展逐漸遞減的梯度流。從圖2可以看出，1980年，東部流動人口所占比例為38.38%，中部和西部分別為37.94%、23.68%，三個數據都在20%～40%之間，但隨著各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各種條件的作用下，東部地區流動人口數量一路突飛猛漲，與此同時，中西部的流動人口數量增速卻相對緩慢，大不如東部地區。到2010年，東部地區流動人口的數量占到了全國流動人口的85.71%，占絕對優勢，而中部僅占4.43%，西部占9.86%。從圖2可以看出，自1980年起，東部地區的流動人口比例上升，并且還有繼續增大的趨勢；中部地區一直呈下降趨勢，流動人口比值下降了93.6%；西部地區基本上呈現下降趨勢，流動人口比值下降了58.4%。2013年東部地區跨省流動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比例為85.2%，2015年該比例有所降低，為84.71%。3、流動人口價值的側重點發生轉移。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體制日趨完善，人們受教育程度越來越深，受教育時長越來越長，人口的素質也越來越高，流動人口的價值慢慢的從只要求有較好的體力和嫻熟的勞動技能轉變成要求擁有高學歷、高創新的高層次人才。從表1可以看到，高學歷的流動人口數量占比越來越大，1982年受高中教育的流動人口僅為8.41%，到2010年高中教育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了22.06%，增加了1.62倍；在2000年以前大專及以上（包括本科、研究生）的流動人口幾乎沒有，但直到2010年，該受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已然達到了18.92%。低學歷人口的比重越來越低，流動人口的素質越來越高，根據第三次到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已然高于全國的人均受教育水平。

二、我國流動人口的流動動機分析

關鍵詞：經濟結構人口流遷經濟發展

內容摘要：本文可以通過經濟發展引導人口的合理流動，同樣也可以通過人口流遷的調控與管理刺激經濟發展，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與繁榮。經濟發展與人口流遷之間具有內在的相關性。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典型案例，其經濟發展與人口發展的關系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當然，其經濟與人口流遷的關系軌跡表現出很強的個性。盡管如此，其經濟發展和人口流遷的關系還是可以給予我國較強的啟示。

起伏不定—德國經濟發展軌跡探析

德國經濟曾經是推動歐洲經濟發展的先鋒，但近年來卻始終徘徊在停滯的邊緣，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德國經濟疲軟不振。自1990年統一到2001年，德國經歷了四次經濟衰退，其中1999-2000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和美國經濟衰退引發的2001年下半年經濟嚴重衰退為第四次經濟衰退。2001年，德國經濟增速由2000年的3.0%急劇回落并步入輕度衰退，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一是結構老化；二是外部沖擊；三是周期傳導。因此，德國政府在宏觀政策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經濟增長，主要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方面進一步擴張力度，在不突破《馬約》標準和財政赤字壓力的前提下加大財政支出，2000年歐央行的四次減息對德國有較明顯刺激作用；實行稅改和減稅政策刺激經濟，通過降低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實現擴張性政策目標；調整勞資聯盟關系，穩定和改善就業形勢；積極參與國際協調等。

2003年德國經濟跌至-0.2%，成為1993年以來最為艱難的時期，其難點主要表現在：2002年經濟復蘇目標已然落空，增長率僅為0.2%，居歐盟各國之末；失業規模居高不下，全年失業人數月均在406萬規模上徘徊；財政赤字達772億歐元，占GDP比重3.7%，突破《馬約》標準。

2004年，德國經濟逐漸復蘇，GDP增長率達1.2%，繼而經濟增長趨于良好，特別是2006年以來，歐元區經濟復蘇勢頭加快，其主要動力則是來自德國。國內和國外需求同步增長，都對第一季度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見圖1）。而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06年德國GDP增速至3.2%，成為近十年來增速最快的年份。當時德國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是如何削減政府財政支出，將負債率控制在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范圍內。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脹壓力不容忽視，2006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上升約40%，銅等基本金屬價格也大幅度上漲，歐元區年度通貨膨脹率連續16個月超過歐洲央行2%的政策目標，2006年德國通脹率達1.8%，2007年更至2.3%，因此，防通脹也是德國經濟的重要任務（見表1）。

【摘要】近年來，遼寧省經濟下滑，人口也呈現負增長趨勢，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探究二者的關系，本文將人口因素細分為人口總量、年齡結構、家庭規模，探究其分別對經濟增長總量、居民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影響，采用時間序列對遼寧省1990--2016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最后得出結論：無論在長期還是短期，人口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正向影響。因此，為促進遼寧省經濟發展，可以以人口為著手點，加大二胎推行力度，開發老年人資源，培養、吸引并留住人才等方面來加快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進程。

【關鍵詞】老齡化;人口遷移;時間序列;經濟增長

一、引言

人口與經濟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核心因素，二者又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或多或少的人口經濟問題，作為工業基地的老東北這種問題表現的尤其明顯。東北地區國企遍地，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較高，但由于計劃生育的低出生率以及低死亡率使得東北老齡化人口呈現井噴式的增長趨勢，加上人口大量外流。導致17年來，遼寧常住人口總量首次出現負增長。經濟上，從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31個省份的生產總值(GDP)數據來看，遼寧增速僅為3%墊底。從遼寧的經濟結構來看其發展受限于傳統工業結構，幾十年的發展定勢讓遼寧甚至整個東北地區經濟都產生了“路徑依賴”。為了進一步研究人口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將從人口因素細分為年齡結構、文化程度、從業比例、流動角度，利用時間序列對遼寧省近25年的經濟與人口相關性進行分析，進一步探索人口負增長對遼寧經濟發展產生怎么樣的影響，并結合實際情況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和對策。

二、遼寧省人口、經濟發展現狀評述

（一）人口。從圖1可以更直觀的看出遼寧省的人口總量變化情況，從1990年到2008年，人口總量在不斷上升，而從2008年到2014年，上升速度明顯減慢并且已經開始呈現下降。圖1遼寧近25年人口總量變化圖從自然增長率上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隨著社會發展，科技進步，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極大的降低了死亡率;國家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實施，帶來了中國新的嬰兒出生高峰期。但東北地區似乎并沒有受到二胎政策的影響。由于東北地區國企遍地，計劃生育政策對東北地區的影響的根深蒂固，加上兒童的養育成本越來越高，即使二胎政策放開后，東北人的生育意愿依然很低，尤其是遼寧地區，2015年遼寧出生率僅為由6.17‰，自然增長率甚至為負值，成為全國首個人口負增長的省區。從人口遷移角度看，近年來，遼寧已經由人口流入地轉為人口流出地。根據1%人口抽樣調查推算，至2015年末遼寧省常住人口總數為4382.4萬人，相比2014年常住人口減少了9萬人。姜玉通過對東北地區流動人口特征研究得出結論，東北三省人口持續外流，凈流出數量呈增加的趨勢，流出人口平均年齡低，受教育程度高[1]，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選擇外出打工或者南下做生意，根據流出人口特征我們可以推斷東北地區面臨的不僅僅是人口流出的問題還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問題。從家庭規模角度，2015年，遼寧地區平均每個家庭僅有2.77人，由于結婚年齡的推遲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結婚越來越晚，產生很多大齡單身青年；人口流動比較大，帶來很多“遷徙式”的二人戶或者單人戶；過去一大家子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更多年輕人選擇獨立居住，一大家子被拆成幾戶，很多老人單獨居住，加上遼寧老齡化程度較高，所以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單身家庭、單親家庭等，正在構成遼寧省家庭結構的重要部分。從年齡結構的角度，遼寧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占10.38%；15-59歲人口占69.02%；60歲及以上人口占20.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12.82%。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比重下降1.04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比重下降4.13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16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51個百分點。圖4反應了青少年的人口比重在不斷下降，壯年人口所占比重自2012年后也呈緩慢下降的趨勢，而老年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意味著遼寧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在不斷加深。從性別比角度看，2015年底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為2211.2萬人，占50.46%；女性人口為2171.2萬人，占49.54%?？側丝谛詣e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102.54下降為101.85，遼寧省性別比遠低于全國水平。遼寧省徹底跨入“男性低比例時代”，并且有非常大的可能成為全國第一個“男少女多”的地區。（二）經濟。從2015年的國家統計局公布全國經濟運行數據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來看，遼寧增速僅為3%墊底。由圖三我國的生產總值指數地圖顏色可以看出，遼寧地區顏色明顯淺于其他省份，在剔除了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的影響后，遼寧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不容樂觀。遼寧是老工業區，能源行業和大宗商品生產等傳統工業是該地的支柱產業。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定勢讓遼寧甚至整個東北地區經濟都產生了“路徑依賴”[2]。近幾年，傳統產業的優勢在減弱，投資和制造業在整個經濟中的重要性出現下滑，使得東北地區的工業產品需求大幅減少。從產業結構角度，遼寧省作為老工業基地，其工業產業曾經位于全國的首位。隨著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對傳統的重工業產生了極大的沖擊，東北經濟衰退，工業發展速度減緩，第二產業產值下降，三次產業結構由原來的二一三逐步向三二一轉化。圖五為遼寧省1991--2015年三次產業貢獻率變動比率，這里的產業貢2018年第08期下旬刊（總第706期）時代金融TimesFinanceNO.08，2018（CumulativetyNO.706）獻率是指各產業增加值增量與GDP增量之比，由此可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貢獻率在2014年重合后，到2015年發生了交替現象，第三產業成為遼寧省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圖2遼寧省1991-2015年三次產業貢獻率變動比率從消費結構角度，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同時消費結構隨之改變。通過對比圖七和圖八可以發現，遼寧省消費結構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一是食品支出占比不斷下降，恩格爾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恩格爾系數的降低代表該地區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居住消費占比增加，房地產市場飛速發展，房價越來越高，人們對住房需求有增無減，解決下一代的住房問題成了每個家庭的頭等大事；三是醫療保健在消費總支出的占比有所增加，人們越來越關注養生保健，藥品價格也在上漲，看病貴問題依然存在。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一、引言

河南省作為中國的人口大省，老齡化問題較為嚴重。截止2018年底，河南省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1606萬人，老齡化率16.7%，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從總體上看，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呈現規模大、速度快、趨勢明顯等特點，可以說河南是跑步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為高質量、中高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人口老齡化對河南省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在分析研究經濟增長與人口老齡化的相關文獻基礎上，通過搜集1996-2018年數據對河南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具體作用機制，確定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通過整理了相關國內研究文獻，從研究結論上分析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正向影響、負向影響及影響不確定三種論法。雖然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在21世紀會保持穩定，但是人口老齡化會在勞動生產率、社會保障以及技術方面對中國的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武元晉等，1988）。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是消極持久的（張車偉，2006）。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正向作用體現在老年產業發展機遇，這同時也是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有利關鍵因素（姜向群等，2000）。除了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參與率產生正向影響外，其他都對勞動參與率產生負向影響，研究十九個國家后得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失業率和人均GDP等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都不相同的結論（馬艷林，2015）。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老齡化因素，研究結論顯示，根據政府采取經濟政策的不同，那么，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也會不同（李軍，2006）。在現有文獻中，對河南省的老齡化問題研究的較少，為了規避人口老齡化對河南省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因此有必要就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

二、河南省人口老齡化現狀分析

第一，河南省的人口持續增長老齡化問題嚴重。河南省在1998年65歲以上人口比例超過7%，按照國際標準，河南省自1998年起就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在2018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比重已經高達10.61%，老齡化程度加深。河南省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呈上升趨勢，自從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數量從1998年的656萬人增加到2018年的1019萬人，老齡人口增長速度高達155%。第二，河南省老年人口數量多速度快。由于河南省的人口基數大，因此老年人口數量也比較多。隨著經濟的發展，醫療水平穩步提升，人口預期壽命增長，老齡化速度增加。由于河南經濟發展緩慢，許多年輕有實力的勞動力不斷向南方和發達地區進行遷徙，青壯勞動人口的轉移加速了河南省老齡化進程。第三，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存在城鄉倒置。一般情況下，城鎮比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要好、社會制度更加健全人口的平均壽命應該相對較長。然而河南省農村老齡人口多于城鎮老齡人口，出現了城鄉倒置的情況。本文認為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建國初期中國不論城鎮或是農村，人口均呈現高速增長的狀態，由于城鎮人口基數小于農村人口，因此此階段農村所增加的人口要高于城鎮增加人口。隨著政策“計劃生育”的出現，人口增長放緩，這一批出生的公民也已經步入老年。這就導致了農村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數的比例高于城鎮老年人口占城鎮總人口比例的現象。第四，河南省人口“未富先老”。發達國家或地區有實力解決由老齡化引起的一系列問題，不會出現未富先老現象。而河南省的老齡化并不是這樣，河南省的人口結構屬于明顯的未富先老。河南省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只有800美元。這表明，當河南省進入老齡化社會時，經濟并不發達，社會并不富足，“未富先老”給河南省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不利的影響。

三、人口老齡化對河南省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本文的實證研究分析中，采集河南省1996-2018年的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具體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影響。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人均實際GDP，解釋變量包括老年撫養比（odr）、人力資本水平（phc）、技術進步（tec）、就業人員數（emp）。選取人均實際GDP作為衡量經濟水平的指標是因為它能全面真實的反映經濟的實際發展水平弱化物價因素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選取河南省就業人員數衡量勞動力的變動；選取老年撫養比例作為衡量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指標，更全面綜合清晰地衡量人口老齡化；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技術水平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快。估算人力資本水平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選取河南省平均教育年限作為衡量河南省人力資本水平的變量，選取一般財政支出中的科學技術支出作為衡量技術水平的變量。

關于清代的人口問題，近些年來學術界頗有研究，且成就斐然（注：主要成果有：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程賢敏：《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年第2期）；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周祚紹：《清代前期人口問題研究論略》（《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4期）；張巖：《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江漢論壇》1999年第1期）等。）。但對清代人口，尤其是清中葉人口發展的看法卻是聚訟紛紜。本文的重點在對清中葉（1741—1851）的人口壓力作實證分析，并進而探討人口壓力對當時社會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

一、清代中葉的人口壓力分析

清代中葉是否存在“人口過剩”和“人口危機”，這在學術界爭議非常之大。爭論雙方各執一詞，針鋒相對。但由于在對人口壓力的分析上不夠科學和全面，因而大多數論文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

所謂人口壓力，簡單的說就是人口與資源的比例狀況。由于不同的時代資源的內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時代的人口壓力，涉及的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也是完全不同的。我們認為，分析處于前工業化時代的清代中葉的人口壓力，至少應包括人口數量、人口增長率、人口密度、人口結構、人均耕地、人均產值等一系列指標。而在對清中葉人口壓力強度作判斷時，既要有縱向的比較，即與中國歷史時期的比較；更要有橫向的比較，即與世界其它地區的比較，尤其是與工業化前后的西歐的比較。

1.清中葉的人口數量與人口增長率

清代是中國人口飛躍上升的時期。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增長已經歷了先秦、漢唐和宋明三個梯級。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長，又使中國人口發展躍上了第四個梯級——清至民國梯級。其中，清代中葉的人口增長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總量上，連續突破2億、3億、4億關口，到1851年達到4.3億，在110年間增長了2.9億，超過了以往所有歷史時期的增長量，形成了龐大的人口基數。其次在增長速度上，年均增長率達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兩個時段，分別高達2.40％和2.68％。雖然中國歷史上個別時期的人口增長率遠較清中葉高，但沒有一個朝代能在一百年間維持1.0％的年均增長率。同時期的歐洲，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64％。而處于工業化時期（1700—1850）的英國，其人口平均增長率也只有0.8％?？傊宕腥~的人口在增長速度和絕對數量方面都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最高紀錄，甚至比工業化時期的英國還要高。人口絕對數量的劇增，必然給當時的社會造成極大壓力。這種壓力反映在人口增長率上，就是人口增長率的遞減。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長率逐漸遞減，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長率高達1.51％，而1791—1851年降為0.58％，其中，1831—1851年間僅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人口增長率還要更低（注：參見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據這一動向，可以推斷出清代在18世紀末已存在著人口過剩和人口危機。過去有的學者常以清中葉后期人口增長率的下降而否認當時存在人口過剩和人口危機，其實，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正是當時人口過剩產生人口壓力的一個重要表征。早在18世紀，馬爾薩斯就曾指出，由于“報酬遞減律”的作用，越來越大的資源壓力本身就會限制人口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