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寫作論文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當代文學;創作轉型;公共寫作;私人化寫作

(論文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興起，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急遽轉型，呈現出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化和從公共寫作向私人寫作轉型的特征。

zo世紀so年代至今，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這神社會轉型對文學創作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雖然，對這種文學轉型，人們的評價還不盡相同，但是在基本問題的判斷上，學界還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識，那就是“無論是中國文學本身，還是我們對于文學的態度，在20世紀90年代都在發生‘分化’或‘分裂’。與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那種一往無前、堅定不移的氣勢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正在變得暖昧、猶疑、矛盾重重，沒有了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明確的方向感?！北疚脑噲D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化和從公共寫作向私人寫作轉型兩個角度，概括和闡述發生在世紀之交的這場文學轉型現象。

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型

傳統的寫作方式，追求的是經典寫作。這種寫作模式為人類歷史留下了許多熠熠發光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從《詩經》到《荷馬史詩》，從《離騷》到《巨人傳》，從唐詩宋詞到《人間喜劇》、《安娜?卡列尼娜》，這些偉大的文學作品，要么以瑰麗的想象向俗世的人們描摹一個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啟蒙愚昧時代的人們，要么以高超的藝術手法震撼孤獨的人類靈魂。文學經典的寫作帶給人類的意義是深刻的，“文學經典是歷史的回聲，是審美記憶的延伸，而文學經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與經典大師的競爭中，才能使作品獲得原創性，拓展文學的想象空間，超越藝術的極限，為未來提供嶄新的、藝術化的記憶。”〔’〕一句話，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冊，就是因為它們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文學世界，并為它那個時代的人們帶來了對未來的信心和勇氣。

但是，時至今日，這種經典寫作模式漸漸式微了，以讀者為中心的消費寫作模式，完全拋棄了傳統寫作的那些案臼。作家們不再追求作品傳至萬世，他們只求文學作品在當下快速消費。作家把自己變成了碼字工和搬運工，他們源源不斷生產出文字，至于這些“快速消費品”到底有多少營養，里面蘊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給人類提供瑰麗的想象，是否能給人類的存在帶來希望，這些都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學生產、傳播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與經典寫作完全不同的樣式。

論文摘要：艾特瑪托夫是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一個著名作家。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近三十年的學術研究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單維的政治一人性批評，到當下多維視角的文化批評，可以看做中國文藝批評觀念演變的一個縮影，即從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到90年代的形式主義批評，再到21世紀的文化批評；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學者研究俄蘇文學的方法論轉向，亦即從外部研究到內部研究繼而走向內、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滲。

論文關鍵詞：艾特瑪托夫；俄蘇文學；文學批評

20世紀60年代，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著名作家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開始走進中國，力岡先生翻譯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學》1961年第1期一經問世，即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此后，其作品陸續被翻譯過來。1981年，石南征的《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的長篇小說(一日長百年)》(《外國文學動態》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學界有譯無評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關于艾特瑪托夫其人其作的評介在各種文藝刊物上不斷涌現。因此，嚴格說來，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本文擬對近30年來艾特瑪托夫的研究狀況作以系統的梳理。

一、啟蒙語境中的艾特瑪托夫研究

20世紀80年代，艾特瑪托夫及其作品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一個焦點。文藝理論家劉再復認為：“艾特瑪托夫的作品被熱烈傳誦的程度大約不亞于海明威?！薄瓕W者汪介之指出：“對中國新時期文學影響最大的當代蘇聯作家莫過于艾特瑪托夫?！北姸嗝抑允①澃噩斖蟹?，是因為他的作品契合了國內新時期人們的精神訴求?；凇啊狈此寂c改革開放的政治語境，現性啟蒙在當時的中國，逐漸成為思想主潮，“新啟蒙主義”是這一時期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公共話語，人的“主體性”也成為知識精英們關注的核心問題?！皠e求新聲于異邦”，此時期中國學界從蘇聯文學中找到了精神價值的高度認同感，俄蘇文學的譯介掀起了一個高潮。

艾特瑪托夫是一個典型的人道主義作家，其作品努力謳歌真誠美好的人性，批判踐踏人性的官僚主義。在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他不僅注重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還強調社會對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艾特瑪托夫思考問題的辨證性和圓融社會主義人道價值觀的理解，契合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的普遍心態?！叭绻f50年代那批青年還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們從22年‘煉獄’，從極左路線與個人崇拜的災難中，重新返回文壇的時候，由于有了切膚之痛與情感體驗，他們重新閱讀《一個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瑪托夫的《扎米莉亞》、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連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滿腔熱忱地呼喚人性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復歸!”學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瑪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內質，但是批評者并未剝離具體的政治歷史語境，對“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與社會現實密切結合起來思考。這一時期涌現了許多探討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論文，如浦立民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談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點》(《俄羅斯文藝》1985年第4期)、曹國維的《走向現實美與幻想美的結合——試論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色》(《文藝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盡管當時國內學界對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涵還存有爭議，但學者對艾特瑪托夫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總體上持褒揚態度，大多認為其作品飽含一份厚重的現實關懷和人文精神。這其中滲透著知識分子對“”歷史的沉痛反思與新人文主義的精神渴求。

內容摘要：大學語文作為母語的高等教育充滿了發展的契機，又面臨諸多窘境。大學語文應轉變以教育方為主的教學改革思路，而應以受教育方的需求出發，淡化大學語文工具性特點，強化語文能力教育與人文素質教育，進一步明晰大學語文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辦法。

關鍵詞：大學語文;教學改革;能力教育;素質教育

1978年，在時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的徐中玉先生和時任南京大學校長的匡亞明先生共同倡議下，中斷了30年的“大學語文”課程在高校得以重新開設。但大學語文既沒有政治思想課的權威性，又沒有四、六級英語考試的尚方寶劍，作為高?；A公共課的大學語文課程遭遇尷尬。本文在對大學語文課程現狀與教學對象需求的詳細分析基礎上，進一步明晰大學語文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考核辦法，試為大學語文的教學改革探索一條新路。

一.大學語文的契機與窘境

從中學到大學，沒有了高考的指揮棒，大學語文擁有許多發展的契機：一是大學語文作為母語教育和民族文化傳統教育，受到國家層面及專家越來越高的重視。2006年9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高等學校要創造條件，面向全體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此外，許多知名專家、學者也在不同場合強調大學語文教學的重要性。二是大學語文相比較于中學語文，無論教與學，都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中小學語文應試教育的弊端、痼疾是顯然的。受限于書本和考試，語文的教學和學習都變得枯燥無聊。過于重視成績，忽略傳統道德修養的應試教育，在人格的養成上也是有缺陷的。大學語文在豐富課堂，活躍思維，健全大學生的道德、人文修養上，無疑具有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與發展機遇相隨的，大學語文也面臨尷尬處境。窘境之一是從重視到忽視，從主要到次要。語文作為母語教育，從小學到中學，一直都是基礎學科和主要學科，無論中考還是高考，語文都是重要的一科。進入大學后，作為中學語文的延續，大學語文一般在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開設，課時比較少，一般就是一個學期（不到英語課的五分之一），主要是針對非中文專業的理工科學生而設，課程性質有的設為全校性公共基礎必修課，有的設為全校性公共選修課，一般是幾個小班的合班，在多則上百人的階梯教室里上課。大學語文雖然還會安排考試，高分雖不易，及格應該是沒問題的。從課時安排、課程性質、上課人數多上都能體現大學語文課的邊緣化。窘境之二，大學語文教什么？課程名稱是對課程本質屬性的揭示，作為概念的課程名稱應有其相對確定的內涵和外延?！罢Z文”的直接語源是“語言文字”（“言語文字”）?！罢Z文”之“語”指口頭語，“言”和“語”所指有異，所謂“自言為言，與人談論為語”，雖都屬口語，但涉及交流則多用“語”；“語文”之“文”則指文字，一般指書面語，但深究之，此“文”，包括作為書寫符號的文字以及“連綴成文”的文字，而“連綴成文”的文字通常指文字的一般運用（即“文章”），所謂“集諸句以記事物之狀況，表現其意思而使之成為篇段者，謂之文。[1]亦即：語文＝口頭語言＋（文字＋文章）。但語文作為基礎教育課程體系中的一門教學科目，一直沒有一個科學的學科定義。葉開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語文（實際上指母語）教育思想的最大問題是把豐富的語言、文學內涵抽空，干癟成一種粗糙語言文字工具?！盵2]從“語文”成為我國母語課程名稱之日起，對這一課程爭議不斷的原因，就是由于其內涵和外延的不確定。這也是造成大學語文課程定位不明確的主要緣由。于是，大學語文的教材和教學內容五花八門：有的側重中國古典詩詞；有的側重西方文學；有的側重語言學；有的側重應用文寫作……什么都可以教，仿佛大學語文就是一個大雜燴，什么都可以往里裝。窘境之三，大學語文教學改革雷聲大雨點小。為了推進大學語文教學的改革，不少大學紛紛行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武漢大學組建了國學班，東南大學中文系開設了網絡課程，湖南城市學院開發了中國大學語文教學網，設有“語文常談”、“實用寫作”、“教研基地”、“名作欣賞”、“在線作業”等欄目，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對邊緣化的大學語文，教改研究亦積極踴躍。迄今有關大學語文教改的論文就有上百篇，碩士論文也有15部之多。如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2004年發表在《中華讀書報》的文章《“大學語文”教學困擾和改革嘗試》，提出大學語文應“兼顧工具課，突出理論知識性”，打破慣有的文選講解的模式(這種模式與中學語文大同小異),而采用分專題講授語文知識(包括文化史、文學史等方面知識),并引導閱讀、思考和寫作的“拼盤”模式。[3]史燦方2007年《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大學語文改革的理念反思》，要求從大學語文課程開設目的、大學語文如何開、大學語文如何考上，理清大學語文改革思路。他認為大學語文開設目的重在解決語言文字的基本功和學生的語言知識（主要是運用語言的背景知識）修養。大學語文如何開上，教材方面，選文要在“精”字上做文章，須注意一要避免與中學篇目的重復；二要考慮經典性、思想性和時代性；三要考慮可讀性和效果性。教學方面，首先是基本功的訓練要加強；其次是思維能力要培養；再次是強化說和寫的訓練。大學語文如何考上，應該建立大學語文水平測試標準化的考核辦法?？己藘热莅ㄗ衷~句運用、常用文體寫作能力、閱讀鑒賞能力、選文內容知識、思維能力（創新思維和思辨能力）、一般演說能力等?？梢跃C合測試，也可以分模塊測試，如漢語基礎能力測試、閱讀與寫作能力測試、口語表達能力測試、語文知識修養測試，或者分書面測試和口語測試兩部分。[4]兩位專家的教改思路可謂周詳細致，雖有差異卻都十分注重大學語文的工具性和修養性。但對于理工科專業學生來說，這樣的教改思路，顯然承載太多，要在短短的一學期完成，可操作性不強。雖然國內對于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的研究和實踐不乏熱烈，但至今大學語文的課程性質、教學目標、教學模式仍爭議不斷，教改效果收效甚微。

二.大學語文教學需求分析及改革嘗試

通常認為，經典是文學史的主角。經典的權威，經典的不朽，經典的不同凡響，這一切都形成了文學的楷模和目標。經典體系的性質甚至派生出一系列基本的理論觀念。首先，經典喻示了文學可能獲得的至高歷史地位——文學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保ㄗⅲ翰茇А兜湔摗ふ撐摹罚┪囊暂d道，文章千古事。文學不是一種閑情逸志，不是一種語言的消遣；文學必須向歷史負責。這個意義上，真正的文學無疑是嘔心瀝血之作。人們可以看到，作家留下了許多自述抱負的名言：“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惟陳言之務去”，“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種觀念之下，突破和創新日復一日地成為文學的基本品質。于是，從事文學寫作不再是率性而歌，興盡輒止；作家必須擁有系統的文學知識，從而確定哪里是文學的前沿，并且竭力敲開一個新的語言空間。顯然，這些要求將或遲或早地導致作家的職業化。當然，即使對于職業作家說來，勤勉也不是成功的必然保證。其實，不少的文學杰作源于天機縱橫的靈感——柏拉圖已經形象地描述了靈感對于詩人的護佑。到了浪漫主義時代，作家內心所隱藏的創造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夸張。這時的文學常常被想象為某些天才的心靈產物。人們的心目中，文學史上的一批大師巨匠是文學創造的主體。這種觀念甚至一直延續到現代主義文學之中?，F代主義文學之中的自我、深度、內在性無一不是源于某些特殊的心靈。從艾略特的《荒原》到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些作品都隱藏了充任當代《圣經》的意圖。一系列現代主義的作品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富于象征意味，作家和詩人的內心仿佛承擔了人類全部的憂慮和不安。總之，經典意義上的文學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風格。這種風格已經得到了文學史編纂和現行文學體制的認可。

但是，文學史上始終存在另一種文學。這種文學的根源和指向迥異于經典。這種文學是以突破、創新和載入文學史的史冊為旨歸，也不是以顯現作家的天才和深刻為能事。這種文學追求的是通俗，追求大眾普遍接受的風格。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這就是流傳于民間的大眾文學。顯然，早期的文學并未顯出經典體系與大眾文學的分野。文學源于大眾的自發創作，并且自發地在大眾之中傳播。這時，詩與眾口傳唱的民歌并沒有太大的區別。這些詩作心口如一，明白曉暢，職業詩人擅長的字雕句琢尚未出現。如今人們還可以從《詩經》的“國風”之中讀到這樣的詩作。朱熹曾經解釋說：“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保ㄗⅲ褐祆洹对娂瘋鳌ば颉罚虾９偶霭嫔?958年版，第2頁）其實，即使是小說這種大型而復雜的文類也曾經是某種民間文化基本的形式。班固認為，中國的小說源于民間傳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保ㄗⅲ喊喙獭稘h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5頁）宋代之后，市民社會的形成和新興的文化娛樂形式——“說話”以及說話所依據的“話本”——很大程度地導致了中國小說的興盛。現代社會的文學體制之外，民間大眾仍然擁有自己的文學——這些作品的形式、風格與傳播方式與文學史對于經典的評選以及推廣迥然相異。魯迅曾經發現：“在不識字的大眾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余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并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注：魯迅《門外文談》，《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頁）如果說，經典和職業作家之間的層層選拔形成了文學史的金字塔結構，那么，民間的大眾文學力爭的是讀者的喜聞樂見。這時，編輯、文學批評、文學教學、文學評獎等一系列文學體制更像是多余之物，富有個性的美學理想或者深奧的文學形式不受歡迎，讀者的喜聞樂見幾乎是作者寫作的唯一動力。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大眾文學是相對于文學史上的經典而言的。

二、大眾文學的傳播

顯然，民間的大眾文學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循環系統。許多歷史時期，國家的統治階層和管理者都對于這個系統保持了特殊的關注。中國古代即有“觀風”的傳統——觀察民間的詩樂了解社會風俗之盛衰。《禮記·王制》之中已經有“陳詩以觀民風”的記載?！稘h書·藝文志》可以證明：“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薄安娠L”——搜集民間的詩作——之說甚至延續至今?？傊?，即使從國家治理的高度看來，民間的大眾文學仍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種種民歌、民謠以及各種民間傳說之中包含了眾多的體現國情民意的信息。

當然，許多職業作家是在另一種意義上對于民間的大眾文學表示了極大的興趣。美學風格上，民間作品的清新、質樸時常對于文人式的典雅和雕琢產生一種必要的反撥。人們可以看到，許多作家——更大的范圍內，許多藝術家——都曾經在才思枯竭的時候投身于民間的大眾文學，從而在另一種迥異的美學風格之中尋找自己的靈感之源。如果說，古代的政治家是在“禮失而求之野”的理念之下轉向了民間，那么，許多作家往往是在拋棄華麗、典雅和矯揉造作的時候重新諦聽民間的天籟之音，并且發出了“真詩乃在民間”的感嘆。但丁宣稱俗語的高貴，普希金號召年輕的作家傾聽老百姓樸實的日?？谡Z，（注：參見《蘇聯民間文學論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頁）別林斯基認為民間的詩朝氣蓬勃，天真單純，這種詩的“價值就在于它的純潔無瑕的素質，在于它的樸素無華的、并且常常是粗糙的形式”，（注：參見《別林斯基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頁、101頁）高爾基甚至發現，從浮士德、普羅米修斯、奧賽羅到哈姆雷特、唐璜，文學史上許多著名的形象均是源于民間傳說。（注：參見高爾基《論文學》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62至63頁）文學史可以證明，中國的詩、詞、曲、小說都曾經從民間的大眾文學得到了巨大的形式啟示。許多時候，職業作家時常重新傾倒于民間文學的巨大魅力，發出由衷的贊嘆。更為深刻的意義上，作家可能將這種美學風格的選擇與文學功能的認識結合起來。白居易不憚于“元輕白俗”之譏，他力求“老嫗能解”的詩風顯然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種宣言的美學體現。他甚至不顧儒家詩教所提倡的溫柔敦厚，強調新樂府詩的風格必須“其言直而切?！边@時，傾向于民間的美學風格與關注民間百姓疾苦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

相當長的時間里，文學僅僅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只有少量的文學作品可能入選某一種文集而得到正式的刊刻。因此，口口相傳成為文學傳播的重要形式。古代詩話曾經記載：“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中國的許多古典詩詞即是在廣泛的傳唱之中流芳百世。一批生動的歷史故事通過“說話”藝術之中的“講史”得到了傳頌——這是一批長篇章回體小說的前身?？陬^傳播為主的時代，許多經典之作與民間通俗文學的分野不太明顯，它們的傳播形式并沒有體現出不同的待遇。可以發現，文學體制的完善是與近現代印刷術的發展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的崛起相伴而行的。文學體制如何顯明對于經典的特殊尊重？無論文學雜志、出版機構、學院里面的教科書還是諾貝爾文學評獎委員會，人們都可以從中發現通俗的大眾文學所遭受的輕蔑。如果說，印刷文明時代的傳播媒介通常是由文化精英主持，那么，通俗的大眾文學只能處于邊緣狀態。相對于印刷成冊的經典之作，通俗的大眾文學常常仍然停留于民間的口頭傳播之中；即使打入傳播媒介系統，大眾文學也無法占據主流的傳播渠道。如果沒有特殊的商業包裝，它們只能屈居于某些小報或者不入流的刊物之上。這是以經典為主的文學體制為大眾文學設定的位置。換一句話說，從編輯的判斷、出版機構的審核、文學批評家的評價到評獎委員會的挑選、文學教授的課堂講解、教育機構指定的文學教科書，諸多方面的權力和輿論只能允許大眾文學進入這個級別的傳播形式。

[摘要]本文首先對當前信陽學院化學專業畢業論文教學工作的現狀進行調查分析，找出存在的問題以及影響后續改進的不利因素。接下來將產學研協同這一理念融入到化學專業畢業論文教學改進工作中去，在這一過程中，學校和導師在與當地企業、科研機構進行互動的基礎上從前期課程設制、課題選取、導師制度、平臺資源合作以及過程監督等環節入手，從而提升化學專業畢業論文教學工作的質量，最后形成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畢業論文產學研協同培養模式時間表。

[關鍵詞]產學研協同；高校；化學專業；畢業論文；培養模式

畢業論文是實現培養目標的重要教學環節，在培養大學生探求真理、強化社會意識、進行科學研究基本訓練、提高綜合實踐能力與素質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尤其是對于化學專業等理工類學科來說，本科畢業論文是考察畢業生綜合能力素質的試驗場，不僅對學生大學期間所學知識和技能進行全面檢驗，而且培養了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增強了獨立創新意識[2]。因此畢業論文的實施完成是高等院校本科教育的重要教學實踐環節，是各個專業教學計劃中主要的教學任務之一。但是當前化學專業畢業論文教學工作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嚴重影響了這一教學工作的質量。產學研協同就是大學、企業單位和科研機構充分利用教學情景、生產環境和科研資源等不同優勢，實現產學研合作創新主體之間的深度合作，通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研發，形成集生產開發、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于一體的產學研協同創新系統[3]。如何將產學研協同這一理念與化學專業畢業論文教學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并解決教學工作存在的問題，也是本文的目標所在。

1當前化學專業畢業論文教學工作存在的問題

本文以信陽學院化學專業教師為調查采訪對象，相關調查的問題主要放在畢業論文教學工作存在的問題上面，現結合調查結果將存在的問題進行列舉和分析。1.1學生前期科研論文訓練不足。眾所周知，對于理工科尤其是化學專業的科研和學習，文獻查閱能力、科技論文寫作能力(含圖表制作)、科研實驗動手能力及英文文獻閱讀能力等都是要務必掌握的四種技能。據本次調查采訪結果表明大部分學生對于科研實驗動手能力和英文文獻閱讀能力的掌握程度明顯好于文獻查閱能力和科技論文寫作能力，究其原因是因為對于化學專業學生的培養，學校開設有四大基礎化學實驗課程，設置了一定比例的綜合性實驗教程，并且還增設了儀器分析化學實驗課程，使得學生對紅外、雙光束紫外、液相色譜儀和原子吸收等儀器的使用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這為畢業論文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學校大力支持和鼓勵學生對于英語的學習，四六級通過率較高，且開設有專業性較強的專業英語課程，不僅增強了學生英語學習的基本功，而且提高了綜合應用能力。但是對于文獻查閱能力的訓練，也只是在很少一部分學生中開展，這些學生主要是在跟隨導師做一些科研或者創新項目的過程中掌握的，大部分學生直到畢業論文開始前，文獻查閱能力還處于啟蒙階段[4]。對于科技論文寫作能力，幾乎所有的學生掌握程度都很差，這是由于平時接觸科技論文期刊的機會很少，學生對于閱讀和寫作的歷練就更少了，同時對于數據制圖軟件如origin的使用還不太熟練[5]，這都導致畢業論文普遍存在口語化嚴重、邏輯混亂、參考文獻引用錯誤以及格式錯誤等方面的問題，十分影響畢業論文整個教學工作的進程。1.2時間倉促影響論文質量。由于大四畢業生在這最后一年里還有考研和實習的任務，所以畢業論文的準備基本從上一年年底開始，也只是選題和開題兩項工作，所以三月初的時候學生才能真正開始投入到畢業論文的工作中去，到五月初舉行論文答辯截止，前后也僅有兩個月的時間。而在這兩個月的時間內需要完成科研實驗、論文寫作修改和答辯準備等任務，這對于多數學生和導師來說都是十分有壓力的。同時不可避免的使得科研實驗偏向結果導向型實驗，以降低論文數據的完成風險，而且本應學生細心打磨、字斟句酌的畢業論文最后也淪為導師大修、學生小改的地步。從而致使最后成型的畢業論文質量不高、創新性不足，學生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訓練[6]。1.3本科畢業論文選題問題。通過對論文題目來源的調查和統計發現，有95%的論文題目來源于指導教師的科研或教改課題，科研屬性較強，與以往的知識點脫節嚴重，同時遠離實際生產生活，對于學生來說深奧晦澀，導致學生在選題的時候也是一知半解，對于課題研究的背景和意義、以及研究的目的理解起來也很困難，無法很好的激發學生的求知和探索欲望，從而使得學生成為受導師全權把控的提線木偶。

2產學研協同理念融合改進的意義

論文摘要：1990年代以來，啟蒙話語在學界大規模“現代性反思”浪潮中備受擠壓，一些學者不得不從學理層面和現實意義上來論述啟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學批評啟蒙話語的實踐有三種指向：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構筑新的啟蒙話語體系。這些堅守在呈現出一定意義的同時，也顯露出了啟蒙話語思想資源的薄弱。

論文關鍵詞：啟蒙話語；現代性反思；啟蒙終結論；新啟蒙體系

1990年代以來，在學界大規?！艾F代性反思”浪潮中，啟蒙從新時期之初知識界的“共識”淪為反思的對象。在其歷史合法性和現實合理性均備受質疑的今天，堅持啟蒙立場不僅需要一種勇氣，還需要學理層面和現實意義上的論證。文學批評領域啟蒙話語的論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尋求啟蒙的思想資源。這三個方面相輔相成，呈現了文學批評啟蒙話語的存在形態。

一、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

無論是告別啟蒙，還是解構啟蒙，都是認為五四和1980年代的啟蒙文學思潮存在諸多問題。有批評從后殖民立場來質疑1980年代的“國民性批判”理論，認為其受到了西方權力話語的影響；有批評從底層立場和視角出發，認為1980年代的一些啟蒙者持的是一種與主流意識形態同構的精英主義霸權話語；還有批評者將1990年代以來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寫作的原由簡單歸結為啟蒙文學對人性的張揚。在新的理論視野和時代語境下，1990年代以來對啟蒙話語的反思呈現出諸多前人不曾意識到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偏頗。

為此，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合理性進行重申，就成為堅持啟蒙立場的批評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評者重新論述了1980年代啟蒙話語產生的現實意義，學者徐友漁駁斥了“后學”對啟蒙的否定態度，認為五四時期和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并不是如一些后現代批評者認為的是對西方話語的臣屬，而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識分子話語為主題，有力地批判了所謂的1980年代知識分子“啟蒙話語霸權”說，論述了啟蒙話語之所以成為1980年代文學和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是有著歷史和現實意義的。

一、關于學位論文寫作格式要求這門課

寫文章固然要有方法，寫出好文章自必更講究方法，然寫文章的方法作為教學課程，寫文章方法的書作教科書，并且要我來做，總感到忐忑不安。坊間這一類的書還不在少數，從過去的“八股義法”到現在的“論文指導”，類似“指南”、“揭秘”、“寶典”、“金手指”、“法術、法程”的論文、作文指導書籍，真所謂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西方那樣一個物化態勢嚴重的社會，研究寫作指導和教學早已從單打獨干、輾轉抄襲過渡到開宗立派、模式紛呈乃至蔚為潮流，比如形式法、學科中心法、現時一傳統法、修辭法、表露法、模仿法、程序法，等等不一而足?；蛑^其不然，在我看來，也未可厚非，看文法指導類的書并不一定能寫出好文章，然也；聽老師講論文寫作不能代替撰寫論文，然也；不懂得一般的論文寫作規則就可以寫出好論文，未必然；不聽老師講解論文格式和普遍性寫作要求就可以完成論文撰寫，未必然。中國先賢早就說過，“文有大法，無定法”，“定體則無，大體則有”，這里的體與法，說的就是寫作的規則和撰寫要求。西方人有寫論文規則八條，被稱為美式八股：一是研究背景，二是假設論點，三是想要論證或論辯的論點，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過程，五是新的材料、信息、數據，六是統計分析，七是結論，八是作者的見解。據此來看，美式八股也不過是美國學校和學院專業人士、教師所要求的論文寫作格式和基本的構成元素。這些要求內容和元素特性，對于學生或初入此道者，沒有指導類的書籍或沒有在教學環節中得以貫徹，恐怕也是難以掌握的。那么就規則而言，倒是應然中的必然，而就格式要求而言，則是必然中的應然了。在中國來說，一向反對文章作法和設立作家學校的魯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曾多次說過文學創作要掌握“畫眼睛”，這種不應該如何如何寫的技巧，其實這也應算作是寫作規則的。

寫作規則和格式要求看來還是必要的。沒有寫作規則對寫作活動予以規范，寫作的成果或者說作品、論文就不能在學術界交流，不能在社會上傳播，寫作的目的也就難以實現；沒有格式要求來條理、規整寫作內容，思緒和論點的文字表達就喪失了邏輯，要么讓人不能了解文章的真實意義，要么雜亂無章，論點被淹沒在敘述中，同樣使寫作的目的難以實現。因此，我開的這門課，學位論文寫作格式要求，既要講學位論文寫作特定的、規范的格式要求，又要講學位論文規范格式規則指導下具體的寫作要求。當然，規則是普遍性、普適性的，只要在學位論文范圍，就必須遵守，這是規矩。而要求則隨用而用，在寫作實踐中，當然需要遵守要求，但論文闡述的內容不同，要求則隨之有更動，要求的規范性、規制力取決于具體性、針對性。為此，我感到，講格式要求須實現兩個結合，一是具體內容與實際要求相結合，一是論述要素與寫作邏輯相結合，不能單純講規則、法程、要求，還得講具體寫作內容，講規則的運用和適應要求的技術方法。

《金德萬講學位論文寫作格式要求》這門課程作如下安排：首章是緣起。次之講學位論文的形式特征和寫作邏輯，包括寫作的形式特征，專講寫作這種形式是一種勞動方式，有目的性，求真、求善、求美，是一種高尚的勞動；有特殊性，形式與內容統一，文心與文德的規范要求，是一種艱辛的勞動；有必要性，價值與意義、謀食與聞道、自由與必然，是一種必要的勞動。還包括寫作邏輯，專講寫作的有關規律。再次講學位論文寫作格式要求的說明，內容很多、規范性強，具體要求必須落實。隨后講學位論文寫作的基本要素，包括立意、選題、材料、論證、論據與推理、結論，等等。

二、關于作為形式語言的寫作格式

《中阿含經》五五《阿梨吒經》記錄佛佗言云：“有人欲從此到彼岸，結筏乘之而度。至岸訖，作此念：‘此筏益我，不可舍，當擔戴去。’于意云何？”比丘曰：“無益”。佛言，“彼人于岸邊舍去，云何？”比丘曰：“有益”。佛言：“如是！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便欲棄舍，……況非法耶？”鳩摩羅什譯《金剛經》：“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薄洞笾嵌日摗の衣勔粫r釋論》乃言：“善法應棄，何況不善法?！狈饘W中法系教義名詞，乃梵文Dharma或巴利文Dhamma的意譯，達摩、達磨、曇摩、曇無、曇都是其音譯。法的含義和用法非常廣泛?！段迨屡派痴摗肪砩希骸皯?，義有多種。謂或有處所說名法，如契經說：汝應諦聽，吾當為汝意說妙法；或復有處，功德名法，如契經說：苾芻當知，法為正見，邪見非法；或復有處，無我名法，如契經說：諸法無我，當知此中無我名法。法謂能持，或能長養；能持于自，長養望他。”此中能持、長養都是持的本義。《雜阿毗曇心論·界品》：“法者持也，持自性故名法”。凡持有特定性質和相狀的現象，都稱為法?！冻晌ㄗR論》卷一定義作“法謂軌持”，窺基《述記》解釋說：“軌”謂軌范，可生物解；“持”謂任持，不捨自相。前句指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能喚起認識的功能，使人們可以認識。后句指概念的穩定性，表現為自身本質之規定?！兑蛎鞔笫琛肪矶屧疲骸胺ㄓ卸x：一能持自體，二軌生他解”，即表明了這個意思。隨后該疏又就二者在判斷中的功能申說“初之所陳（有法），前未有說，可以后說分別前說，方有屈曲生他異解”。易言之，“有法”為主體，“法”則為主體具有的屬性，在概念上說，二者有同質性，從邏輯上說，二者又是相對的，即有法相對于法。法乃主體有助于目的實現的工具，有法一切法，法即為筏；法乃言語行為思維能持正見正行正意的軌則，諸法無我，筏即為法。比之于寫作，寫作系人借助語言文字的工具表達思維成果的行為方式，寫作者有所思，即有所寫，有所文，此時寫作為寫作者之筏；寫作乃以語言文字的形式表達寫作者的思想，所言如所思，語言文字的表達在寫作者所思和所言的框架內進行，此時，寫作乃作為寫作者之法。法相莊嚴，法意澄澈。

當下，學術期刊編輯的邊緣化盡管是學界關注度較高的老話題，但從學術期刊編輯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困境這一維度加以透視并進行深入闡釋的優秀成果還不是很多。如有學者從編輯的地位、待遇、學術、心理和角色等方面來分析編輯的邊緣化現象，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的原因在于編輯主體對期刊的“依附性、傳統雜家觀念的影響、內在發展動力和責任感的缺失、編輯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學者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主要是由于體制、編輯自身、職稱評定和期刊自身發展方向等因素而產生的［2］;有學者進而提出克服邊緣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編輯主體精神，期刊編輯應重視提高其職業“敏感心、責任感、理論素養和數字化技術意識和能力”［3］。這些探討盡管已涉及問題的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現象剖析，較少從理論層面作出深入闡釋。而如何從編輯體制和職業的多維復雜特性入手闡釋邊緣化問題的多重根源，進而從編輯學者化方向探討邊緣化突圍路徑，以促使學術期刊編輯可持續發展，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一、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體制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是伴隨體制內學術評價體系而出現的現實問題。新時期以來，期刊編輯在體制內逐漸被定位為獨立于學術研究系列之外的一個群體。其在職稱晉升時被列為單獨系列，也就是所謂的編輯系列進行評比，這一評比的好處是編輯之間的對比顯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編輯與學者之間被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長此以往，編輯在人們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們甚至把編輯的工作美其名曰“為他人作嫁衣”。在這里，“他人”這一限定詞，一方面說明了編輯的工作是富有奉獻、創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編輯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獲得自我存在價值的“他者”。其實，如果追溯現代編輯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便會發現，現代編輯從作為一種職業開始便獲得獨立存在的價值。如陳獨秀在擔任《新青年》主編時，一方面從事編輯工作，另一方面從事寫作實踐，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難以復制的神話。再如錢玄同作為北京大學的學者，在兼任《新青年》編輯時積極約稿，最終促成了魯迅向文學創作實踐的回歸，創作出《狂人日記》這樣第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短篇小說，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4］。尤其值得稱贊的是，許多編輯還是多面手:一方面，他們從事期刊編輯工作，負責約稿編稿和發排等一系列事務性工作;另一方面，他們還是作者，或從事文學創作，或從事學術研究，成為著名的作家、批評家或理論家。如葉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邊擔任期刊編輯，一邊從事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成為“左右開弓”的典范。特別是他們在擔任編輯時不僅發現和培養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學者，而且還在文學創作或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顯赫的成就，茅盾和葉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后便著手對《小說月報》進行全面改版，由此不僅促成了他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社團領域的發展，而且還成就了《小說月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當然，我們并不能說《小說月報》之于茅盾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畢竟，茅盾在入主《小說月報》之前便已是在文學批評界享有盛譽的批評家。但是，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進一步促進了其文學的跨界寫作，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果說茅盾在做期刊編輯之余堅持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寫作有其獨特性的話，那么，葉圣陶作為文學編輯對當下的期刊編輯還是具有借鑒意義的。葉圣陶任《小說月報》主編時，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幻滅》交給葉圣陶。葉圣陶閱讀后立即對茅盾說:“寫得好，今天就發稿?！边@種速度令茅盾“吃驚”［5］。葉圣陶還在一大堆自然來稿中發現了丁玲的處女作《夢珂》，然后在頭條位置予以發表，接著《莎菲女士日記》等3篇小說都在頭條連續發表。后來，葉圣陶給丁玲寫信，告訴她4篇小說可以出一本集子，還為她聯系了開明書店。小說集出版后，引起文壇強烈反響。當丁玲從外地來到上海上門感謝時，不善言辭的葉圣陶諄諄叮嚀:“繼續寫吧，認真地寫。”［6］事隔半個世紀后，丁玲仍懷著無限感恩的心情對葉圣陶說:“當年要不是您發表我的小說，我也許就不會走這條路?！保?］巴金在留學法國時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投給《小說月報》，同樣受到了葉圣陶的賞識。為此，葉圣陶在發稿預告上寫道:“《滅亡》，巴金著，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寫一個蘊蓄著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對此，巴金后來回憶道:“倘使葉圣陶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貧困中死亡?！保?］作為編輯的葉圣陶，慧眼識珠已經非常不易，更為難得的是他并沒有止步于編輯工作，而在編輯之余還從事文學創作，寫出被茅盾譽為“扛鼎之作”的長篇小說《倪煥之》，成就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著名作家的偉業［9］。至于現代出版大家趙家璧，盡管與茅盾、葉圣陶等文學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憑借其策劃并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可替代的獨特地位。然而，在體制化日益凸顯的當下，編輯自身的黃金時代似已逐漸遠去。2012年7月30日，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黨政部門、派、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社會團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主管主辦的報刊編輯部，并入本部門本單位新聞出版傳媒企業;本部門本單位沒有新聞出版傳媒企業的，并入其他新聞出版傳媒企業。近幾年，隨著這一辦法出臺，不少高校已將期刊編輯部納入企業運營的軌道，實行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面對從事業到企業的體制轉變，期刊界呈現出無所適從、焦慮恐慌。編輯們既要有編輯專業知識，又要懂經營、會管理，這種復合型編輯的職業要求，給傳統期刊編輯的素養帶來極大挑戰。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學科研為中心，教師和編輯相比較而言，編輯往往處于邊緣化位置，無論職稱評定、課題申報，還是學歷進修、信息技術培訓、工資待遇等方面，都難以與教師相提并論。因此，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僅嚴重打擊了期刊編輯工作的積極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到期刊編輯學術素養的提高。一方面，編輯無暇像茅盾、葉圣陶那樣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職業之間從事著跨界的寫作;另一方面，也無法像趙家璧那樣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無奈的是，編輯已經被設定為一個單純的“門類”，已經成為獨立于其他學科之外的所謂“學科”，而諸如文學創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圍之內，即便專業的學術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編輯行當的“伊甸園”，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僅僅是“編輯學”方面的相關學術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編輯在“編輯學”實踐方面的表現如何，似乎早已被摒棄在考核之外。如此一來，編輯在體制內的學術評價體系中日漸邊緣化的情形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從體制來看，編輯邊緣化并不是由編輯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而是體制評判的自然結果;從職業來看，編輯邊緣化也具有其無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職業規訓的必然結果。編輯作為一種職業，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一般說來，期刊編輯在開始從事編輯工作之前，大都接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甚至接受過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而接受過學術訓練者進入不同的行業領域對其未來發展方向的影響是大不一樣的，有些影響甚至截然相反。一個學者進入學術研究機構或者大專院校從事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自然與其進入期刊從事編輯工作會有不同的價值評價標準。從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的評價尺度來看，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體制對其進行評判的重要標準，這樣，他自然就要向著評判標準規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進入論文寫作的實踐，逐漸培育自我在學術論文撰寫方面的能力。長此以往，其論文的寫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斷地得到歷練和提升。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在職稱評審或任職考核時，許多機構在評價期刊編輯時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編輯的文章產生怎樣的學術影響力，而是該編輯撰寫了多少篇學術論文、發表了哪些層級的論文。有學者曾經針對這一現象指出:現行的評價體制導致了人們“將注意力停留在與出版著作的數量和級別等表面層次”上［10］。然而，緣于職業使然，期刊編輯的自我價值重心已經不在于其撰寫了多少篇論文，而在于其編輯了多少篇優秀論文。這種評價機制的錯位不僅使編輯自我的人生價值無法真正得到體現，而且最終導致期刊編輯在體制內的逐漸邊緣化，由此陷入無可掙脫的尷尬境地。多年來，盡管期刊界也呼喚期刊編輯學者化，但真正地踐行這一倡導并取得成功的編輯畢竟為數不多。大多數期刊編輯未能走上編輯學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條背離學者化的道路。這說明，所謂的要做到編輯學者化，其實隱含著某種期刊編輯在學者化道路上的艱辛和艱難?？梢哉f，編輯這一職業體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對學者化存在著對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許多期刊編輯無法成為學者化的編輯。因此，我們要破解期刊編輯自身發展的難題，不能不追溯這一現象產生的本原。

二、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身份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為什么會陷入令人如此尷尬的困境?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來說，與其所從事的期刊編輯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來的自我認同有著直接的關系。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確認。其一，編輯身份決定了期刊編輯具有一雙辨識學術論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這一身份對學術論文的撰寫則沒有必然要求，這就使得期刊編輯的慧眼在愈發明亮的同時，其靈手則在閑置和荒蕪中逐漸失卻了寫作的能力。學術期刊編輯作為期刊的第一道守門人，其職責所系在于從浩如煙海的來稿中遴選出優秀的稿件，然后讓這些優秀稿件進入審稿程序。一般說來，來稿能夠被編輯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編輯部或采用網上投稿系統，或采用電子郵箱，不管采用哪種方式，這些稿件都將直接接受網絡背后的編輯的審視。這自然就需要編輯首先調動自己的那雙“慧眼”來甄別稿件的質量高低，確認稿件的學術價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與否的判斷。實際上，編輯在瀏覽這些稿件時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據標題、引論部分判斷作者要談什么問題，對這個問題又是怎么進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結論部分是否有新的學術見解或突破，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選稿件正是需要編輯練就這樣一雙能夠石中識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緣于編輯這一身份對學者的規訓，相當一部分學者在進入編輯隊伍之后，自認為所謂“編輯”就是修改、剪貼，有術而無學;是“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論。在這些錯誤思想的影響之下，編輯在練就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時逐漸地喪失了“手上功夫”，其結果是編輯成為學術論文的加工者，而編輯自身的價值也大都依賴其所編輯的論文而獲得。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從體制內的評價標準來看，作為責任編輯編發的學術論文所帶來的榮耀并不屬于編輯，而是屬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編輯連分享這一榮耀的機緣都沒有。如此一來，期刊編輯便在體制內陷入了邊緣化的現實困境。如果拋開體制對編輯本體加以追問的話，我們會發現，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編輯似乎就是學術論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飾者。也很少有人會認為編輯通過其加工的學術論文就實現了自我的價值。事實證明，一篇論文產生較大的學術反響，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作者，而沒有人會首先關注編輯。當然，人們首先關注作者也的確在情理之中，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幾個人在首先關注作者之后也會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編輯，這就使得期刊編輯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編輯成了真正的看不見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編輯即便通過其編輯的學術論文來有意識地尋求自我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最終效果也多半會大打折扣。其二，編輯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編輯逐漸養成“字斟句酌”的習慣，甚至養成“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結，這就使得期刊編輯在對學術堅守的同時，其寫作能力逐漸離開實踐層面而在“細枝末節”的“推敲”過程中逐漸退化。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期刊編輯作為名副其實的為他人做嫁衣者始終默默無聞，而在于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做嫁衣時逐漸失去了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加工論文的同時，其職業責任使然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更為關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論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論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議;二是對論文的語言進行精細加工;三是對論文的錯別字、標點符號等進行修正;四是對論文的引文進行核對和訂正。這四個方面的編輯工作，便耗去期刊編輯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力。期刊編輯在對論文進行整體把握時，大都能夠洞察作者提交論文所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設性的建議，甚至有些編輯提出的建議還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論文的論點，直接參與論文的生產過程。至于論文的句子或錯別字等問題，許多作者則沒有切身的體會。實際上，經過編輯加工的諸多論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夠真正體會并感知到編輯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說來，作者關注的是本身這一結果，而很少關注論文在發表之前要經歷不知多少次翻來覆去的編校修改加工，因而對期刊編輯在論文編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碼的了解，至于對隱藏其背后的編輯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實際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詞造句方面已經形成一種語言習慣，甚至有些習慣背離漢語語法規范，而這些問題都需要期刊編輯進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學術論文引用參考文獻時的錯誤，更可謂比比皆是，這些錯誤的更正任務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編輯的身上。根據有關調查顯示，有些學者的引文極不嚴謹，還有些學者隨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現“有引必錯”［11］的尷尬局面。所有這些編輯常規性工作，耗去期刊編輯的許多寶貴時間，自然也就擠壓了其撰寫論文的時間。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編輯便被置于一個永無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瑣的編校過程，而論文寫作所需要一氣呵成的心境則很容易被瑣碎的編輯工作所消解。其三，編輯身份本身還決定了期刊編輯在編輯過程中總是如履薄冰，對論文寫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寫出不成熟的論文被同行與方家恥笑，亦08不敢輕易動筆寫作，由此往往錯失在實踐中提升論文寫作能力的良機。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從學術論文寫作的內在規律來看，作者之所以能夠進入寫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掙脫的便是那種羈絆自我情思表達的語言。換言之，作者在進入寫作時是絕少認真打磨文字本身的。這一過程恰如行云流水，盡管會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態勢只能使其一瀉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在此過程中，如果作者停頓下思緒，認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賈島那樣糾結于“推敲”之中，那洋洋灑灑數千上萬言的論文便絕難橫空出世。然而，期刊編輯這一職業所帶來的文字推敲積習卻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論文寫作的“氣勢”，這便從客觀上限制了編輯進入自由寫作場域的可能性。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期刊編輯將其時間大都用在編校加工論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編輯工作本身使他長期陷入這種無限循環往復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礙了期刊編輯邁進寫作自由境地的路徑。嚴格說來，論文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期刊編輯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但這兩種勞動指向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論文寫作來看，寫作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把閃耀在頭腦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來，這就需要作者更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不間斷的實踐而習得的。所謂的“曲不離口”，便是對這個習得能力培養的真實寫照。從期刊編輯來看，編輯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論文的基礎上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精細加工能力，這就需要編輯更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閱讀優秀論文培養出的基本“范式”獲得。所謂的“火眼金睛”，便是對這個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來，編輯這一身份本身便逐漸讓編輯遠離“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終結果自然就是編輯評述起論文來“頭頭是道”，但根據其“頭頭是道”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實踐則顯得勉為其難。長此以往，編輯在疏遠論文寫作的同時，其寫作能力的提升便成為空頭支票。這樣自然便導致期刊編輯循著職業分工逐漸成長為專事論文編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論文寫作的“生產者”。嚴格說來，其實編輯的身份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編輯實踐中不斷建構起來的。編輯身份的建構過程既是一個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共同參與作用的結果，也是一個內在的編輯自我認同和皈依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編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皈依對其影響更大，自然也更加深遠，這也是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最終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突圍路徑

由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和《文學評論》編輯部聯合召開的“當代文學與‘大眾文化市場’學術研討會”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蘇省昆山市周莊鎮舉行。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山東、江蘇、浙江、湖北、福建、新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學者出席會議，并就當前中國的文化和文學生產機制，最近十年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及其新的可能性等問題各抒己見，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

上海大學的王曉明首先代表會議組織者介紹本次會議的緣起、主題和基本設想。他說，從80年代至今這二十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與社會的變化同步，進入到一個關鍵、但又令人感覺困惑的階段。我們都認為現實環境所呈現出的一切已經改變了我們以往的生活；而對那些引起文學和現實生活變化的各種因素卻又缺乏認真的分析研究和透徹的見解，對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惑所指，短期內靠個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充分交流彼此的意見。他還說，為避免這次學術討論會異化為一種形式，我們沒有驚動學術界的前輩，也沒有請各級領導為會議“打開場鑼鼓”，甚至沒有按照所謂國際會議的慣例，要求提交并宣讀論文，更不組織旅游活動；而是充分利用會議的四個半天共八個時段(每個半天分發言與討論兩個時段)，討論中你來我往，使問題從表層而至深入，在充分展開批評和反批評中，使真正有價值的思想觀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現出來。

(一)

如何認識當前文化/文學生產機制是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王曉明認為，當前文化與文學的生產機制與過去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以文學為例，五六十年代國家主要通過作家協會和出版機構來組織和管理文學活動，現在這種管理的重心明顯向出版方面轉移；而出版社一方面產業化，以追求利潤為原則，另一方面又是國家體制的一部分，具有壟斷性，它對文學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時列舉從文學教育到社會對歷史的集體記憶等多方面的因素，認為這些都構成了當前文化和文學生產機制的重要部分。他強調，今天的文學研究應該充分考慮生產機制的影響，才可能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批評作出貼切而深入的分析。他同時認為，這方面的研究，如果僅僅援用“文化工業”、“大眾文化”之類西方概念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切實而具體的研究探索新的觀念和方法。福建師范大學的南帆說，在這個新的機制中有幾個環節是他特別關注的：一是關于市場的概念，在這里，“利潤”是好字眼，但不能僅僅把創造利潤當作衡量作品好壞的標準。目前文化產業的利潤僅次于航天業，文化產業是21世紀的朝陽產業，但他認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家都在談論市場，但是文化市場是值得進一步分析的?，F在市場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公平交易的平臺，市場已經成熟到可以制造熱點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沒讀過一本十分幼稚的暢銷書，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這就是市場所形成的一種新意識形態。二是市場與話語權力的結合，80年代建立了這種想象：市場是與思想解放聯系在一起的；特別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場是與民主聯系在一起的，對市場的好感主要來自這方面。三是市場與大眾復雜的聯系，30年代提倡大眾化，連同40年代提倡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當時的“大眾”是革命主力軍；而現在在“大眾文化市場”中，“大眾”是創造利潤的人，雖然都使用“大眾”一詞，但其間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轉化，市場掩蓋了許多復雜的歷史關系。

南帆的發言還強調了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他說，文化是意識形態的一個層面，即使了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他引用阿爾都塞關于集體記憶的理論，說明一種想象性關系所形成的控制力量。他說，文化層面的意識形態不容易察覺，它通過符號體系發揮作用，例如在文學中，在武俠小說中，都可以傳遞出諸如種族、性別等意識形態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學是意識形態變化中非?；钴S的因素，文學往往以敏銳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來宣布恩格斯所說的“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兑暯纭分骶幚钔釉诎l言中探討了文化/文學生產機制的動力問題，他認為不能忽略民族國家這個動力。在20世紀的世界局勢中，地緣政治成為國際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國資本在中國經濟領域的滲透與反滲透所形成的張力，已經進入中國文學、文化生活領域。他特別強調應該充分認識這種動力中的張力關系，比如建設社會主義民族國家與西方啟蒙傳統的緊張關系，當前不僅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社會與市場之間也有沖突，我們的會議就體現為與市場的一種緊張關系，對知識界不能下簡單結論。鑒于動力中復雜的張力關系，李陀認為，必須意識到套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經驗的有限性，雖然這是一份可貴的理論資源，但對中國經驗而言，它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無法作出有效的闡釋。對當代文明面臨的危機進行新的闡釋性描述，這是人文知識分子的重要任務，否則無論科技為我們提供多少物質方便，人類都還是沒有擺脫黑暗?？傊钔诱J為，我們必須注意分析動力機制的復雜性。

在一般人看來，當今發達的傳媒業正在不斷縮小傳統意義上文學的空間。對此，上海大學的蔡翔在發言中探討了“紙面媒體與文學生產經驗”的關系。他先著眼于微觀，分析時尚類雜志生產的特點：一，不靠發行獲取利潤，利潤主要來源于廣告，并根據對讀者群的定位尋找廣告商，再由此組織刊物的敘述方式，因此，它面對的其實是“小眾”而不是“大眾”；二，當刊物確定它的讀者群的概念后就是敘述，即表達一種生活方式，并以此來檢驗我們的生活是否“時尚”；三，極力抓住未來的可能性，提供關于未來而不是關于過去的想象，比如關于“家庭”、“幸?！?、“身份”、“健康”的未來想象與可能性。蔡翔認為，正是第二、三部分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由某種生活方式轉化為表意敘事，并成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業生產出來，以“時尚”或“不時尚”的觀念來控制我們。再來看文學，從表面看，出版社鼓勵長篇小說的繁榮，但實際上版稅的影響非常大，藝術創新在版稅制度面前退縮了，目前中短篇小說創作正不斷萎縮，使文學創作的基礎被削弱，這將影響后十年長篇小說的繁榮。另外，文學雜志要進入市場，也產生分層現象，一部分雜志專為“白領”，一部分專為“頂級富人”……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種真正的大眾也許還沒進入我們的視野，他們不屬于“時尚的”高檔消費群體；就此而言，尋找新的讀者也就是尋找沒有被遺忘的精神訴求和歷史記憶。南京師范大學高小康關于“市場與文學關系”的發言傾向于尋找文學與市場的同一性。他說，古人有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對此我們不應該僅僅理解為作家放棄了精神自主性，也應該理解為是古代文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他們和社會的交換方式。當代文化市場與傳統相比自然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正如歷史上商業的發展非但沒有破壞文學的精英價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場運行機制將增進文學向多種文化形態發展的可能性，大眾傳媒也將促進文學活動的傳播。

一、近年來，中學作文教學比較重視寫作運思的訓練，強調拓寬思路，提倡“多角度構思”“快速構思”等等。比較起來，對寫作材料的積累和運用的訓練，常常不被重視。寫作運思和材料的積累與運用，分屬寫作運思學和寫作材料學的研究范疇，但在一個人的具體的寫作過程中，這兩者是互為作用的。作為中學語文教師，應該把打開思路和豐富材料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不斷豐富材料積累，提高材料運用能力的基礎上，提高構思能力和駕馭材料的能力，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六朝時代著名文論家劉勰說過：“積字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前三句講的是材料積累和提高觀察、分析能力的重要性，最后一句是講辭章修養方面的作用。開宗明義說的是材料的重要。劉勰的論斷是歷萬古而常新的。從現代信息學的觀點看，沒有大量的材料的儲存，怎能從中檢索出所需要的有效的信息來？打個比方吧，要設計某項工程，總得考慮所用的材料，考慮到這些材料的數量、質量、規格，不然圖紙再好，也只能是空中樓閣。中國俗語“看菜吃飯”“量體裁衣”“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道出的也都是這個道理。

我國文化史上有著重視材料學的傳統，歷代統治者都組織很大一批力量編纂各種各樣的類書，其中有一些就是供文人采摭詞藻和典故用的。如清代就編纂了《駢字類編》《佩文韻府》《淵鑒類函》等材料性的工具書，每一部往往是煌煌數百卷。

在蒙學教育方面，為了體現知識灌輸和積累的目的，所編的讀物常常是涵蓋了那個時代知識領域各個方面的材料的匯聚：歷史地理、歲時節令、禮節風尚、人生哲理、處世之道，等等。其著者，如《增廣賢文》《幼學瓊林》《龍文鞭影》。這些啟蒙讀物對一個人的成長影響極大，因為它們語言凝煉而又雋永，運用起來適應性很強。最初接觸時往往在童年，熟讀成誦，好多片斷長久留在記憶深處，使人終身受用。以博洽著稱的中國革命領袖，到了晚年仍不能忘情于少年時讀過的《增廣賢文》，要秘書去搜求來再看看。他的雄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題目，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引用的名聯“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都出于這本小書。

學會運用材料，是作文教學中一項重要的基本訓練，我們傳統語文教育相當重視，當代國外母語教育中也非常重視。國外中學乃至小學的作文教學，都非常注意培養青少年利用圖書館去積累資料、運用資料去撰寫論文的能力，從小訓練學生寫卡片，寫讀書報告。材料的積累、化用和裂變，會散發出比這些材料總量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力量，也會為一個人的文章增色添彩。唐代詩人李商隱作詩文好用典故，作詩文時常常把一本本書臚列在案上，被人譏為“獺祭魚”；被人譽為一代閑適之宗的周作人，晚年散文常以聯綴古人文章片斷來見志，也被同代人譏為“文抄公”，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在運用材料方面的高超技巧和文學上的卓越成就。

改變目前重視運思訓練，忽視積累和運用材料能力的培養狀況，需要作許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