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問題論文范文10篇

一、考察農業問題的三個層面

農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產業，一方面，農業要承擔起其作為一個產業的職能，即要以自身的貢獻去支撐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農業要在履行產業職能過程中使自身的產業素質得到提升，即要與非農產業一同發展。此外，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農業還要參與國際競爭。因此，農業問題是在產業職能、產業素質和產業開放三個層面上展開的，研究農業問題也必須從這三個層面上進行考察。

1.產業職能層面

國民經濟是由多個產業構成的一個復雜系統，為了確保該系統的正常運轉，每一個產業都應承擔起與其職能定位相適應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從產業職能層面看，農業問題就表現為農業能否對國民經濟作出應有貢獻的問題。根據庫茲涅茨的經典分析，農業對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有四個方面的貢獻，即產品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和外匯貢獻。農業的產品貢獻來源于農產品剩余，包括對非農產業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農業的要素貢獻來自于其內部的要素釋放，包括勞動力和資本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農業的市場貢獻體現為對非農產業產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對生產品和消費品的需求；農業的外匯貢獻源自于出口農產品而形成的外匯儲存。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非農產業擴張使自身積累能力、購買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增強，從而對農業部門的要素、市場和外匯的依賴程度趨于下降。相應地，農業在這三個方面的貢獻也日漸式微。但是，伴隨非農產業擴張而形成的對農產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從而非農產業對農產品的依賴程度是不會下降的。此時，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就集中表現為農產品供給問題，即農業能否滿足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問題。

2.產業素質層面

最敏感的產業

農業問題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一直以來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農產品貿易、農業政策是歷史上各個國家關注的焦點，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是整個經濟全球化中步伐最慢的一個。

農業問題受到各個國家高度關注，因為它涉及到安全問題、農民收入問題、農村社會穩定問題、文化問題、環保問題等等。從19世紀末開始，農業在整個國際貿易中處于保護主義時代。

第一個農業貿易保護方案可以追溯到1840年英國制定的《谷物法》。日本在20世紀初對它的大米實行保護，到目前為止仍是全世界保護程度最高的。

在世界貿易框架中，由于受當時整個國際市場貿易沖突的影響，農業貿易自由化在1986年開始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才開始作為議題正式提出來，由此可以看出農業自由化與國家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密切相關。

美國是要通過農產品掙錢的，所以提倡貿易自由化；而對歐洲和日本來講，它們不具備比較優勢，開放市場對它不利，執政黨的選票恐怕也會大受影響，因此不得不采取保護措施。

【論文摘要】隨著水資源短缺的加劇和全球人口的增長，農業水資源利用不僅要實現節水目標，更重要的是在節水的前提下實現產出的高效益。在分析水資源現狀的基礎上，研究了現代農業水資源利用的節水措施，以促進農業水資源的高效利用。

【論文關鍵詞】農業;水資源;高效用水;節水措施

按中國未來人口15億人計算，中國的人均水資源量每人每年僅為1875m3。2000年中國工農業及生活需水量達6500億～7000億m3，而可供水量僅有6000億m3。2005年中國工農業及生活需水量達7000億～7500億m3，而可供水量僅有5000億m3。水資源短缺已成定局，作為占用水量80%的農業用水必須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讓有限的農業水資源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因此，發展高效用水的現代化農業是長期的戰略任務。

1農業灌溉與高效用水

農業灌溉將水從水源輸送到農田的過程，可以劃分為3個環節，第1個環節是通過灌溉輸配水系統，將水自水源引至田間;第2個環節是在田間地表水入滲到土壤中，在土壤中再分配轉化為土壤水，而后被作物吸收;第3個環節是作物吸收水分后通過光合作用將輻射能轉化為化學能，最后形成有機物質。

高效用水的目標是極大地提高上述3個環節水的轉化和產出效率，既節水又高產。在第1個環節上，要提高輸水效率，通過工程的投入[1-2]，實行輸水渠道的配套、防滲，將來實行輸配水管道化，從而大大減少滲漏損失和蒸發損失。在第2個環節上，要合理調控農田水分狀況，使引進田間的水最大限度地為農作物所利用。在第3個環節上要調控土壤和地表面附近的大氣環境，使農作物的生長有一個良好的外在環境。對于第2、3環節要逐步推廣噴灌、滴灌等先進灌水技術、田間覆蓋保墑技術，并加強田間用水管理。

從一定意義上說，農業產業化也就是農業的市場化，因此，它基本上是市場行為。但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步時期，農業產業化的建立和發展，必須要有政府行為、要有各級政府的積極組織、協調、推動，政府應當成為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基本動力。

l、明確農業產業化的實質和意義

政府要推進農業產業化，首先要對農業發展有正確的定位。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曾經在經濟形勢發展良好時，忽視農業的發展，對農業投資下降，如20世紀80年代，國家對農業投資由1978年的53．34億元減少到1988年的47．19億元(《宏觀經濟計劃與管理》譚作平主編，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30頁)，而當強調農業重要時，卻又往往就農業抓農業，孤立地對待農業問題，未能把它與二三產業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兩種傾向都是由于未能從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給農業以正確的定位，因而不可能把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落到實處。

眾所周知，現代經濟，某一國家、地區的產業結構狀況，反映著其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越發達，第三產業比重就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業社會，農業是單一產業，而到了工業社會，第二產業——工業發展起來，它就成了社會經濟的主導，現代社會發達國家經濟的主導是第三產業，2l世紀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業必將占據主導地位。就是說，隨著二、三產業的發展，經濟形成一個復雜的產業系統，各產業之間相互結合、滲透，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要解決任何層次的產業發展，必須在整個產業經濟系統中進行。所以，要解決農業發展問題，必須在以二、三產業為主導的條件下去拓展思路，孤立地去發展農業是行不通的。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即社會基本上只有農業生產的條件下，農業生產是分散和落后的，當時的農業生產還算不上現代意義的“產業”，現代意義的產業是工業的同義語，人們稱工業革命為“產業革命”，稱大工廠的工人為“產業工人”(見《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6頁)。由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形成了復雜的產業經濟結構，而后起的產業相對來說生產經營水平更先進，經濟效益也更高。現代經濟由于第二、三產業在整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因而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必然要改變其存在意義和發展方式，與其他產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去發展，要在其他產業的主導下去發展，其生產和經營方式、水平必然要向先進的二三產業靠攏、提升。我國農業產業化的興起，正是體現了農業生產經營水平的提升，使我國農業由傳統的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狀況轉向與二、三產業相結合。

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們對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關系，只能著眼于從宏觀上、從外部聯系上去認識。比如只看到計劃方式的工農輕重順序；只講農業的“基礎”作用，而不愿講它是二、三產業的附屬，要為二三產業服務的作用；不承認現代的農業是工業的農業、城市的農業……。因而導致不懂得和不可能從微觀方面，從一、二、三產業的內在結合上去發展農業，不善于通過三大產業之間的交叉經營去發展經濟。應當看到，發達國家農業生產率很高，正是一、二、三產業的內外有機結合的結果。如美國農業人口只占2％，一個農業人口可供養100~120人。能有如此高的效率是二三產業為其提供機械、技術以及資金、供銷、儲存、加工、運輸、市場信息、經營咨詢等一系列服務的結果，是一、二、三產業微觀結合的結果。我國當前的農業產業化正是一種一、二、三產業微觀上的內在結合，因而能提升農業的生產經營水平，能發揮復雜的、系統的優勢。這正是農業產業化具有強大魅力之所在。

從一定意義上說，農業產業化也就是農業的市場化，因此，它基本上是市場行為。但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步時期，農業產業化的建立和發展，必須要有政府行為、要有各級政府的積極組織、協調、推動，政府應當成為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基本動力。

l、明確農業產業化的實質和意義

政府要推進農業產業化，首先要對農業發展有正確的定位。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曾經在經濟形勢發展良好時，忽視農業的發展，對農業投資下降，如20世紀80年代，國家對農業投資由1978年的53．34億元減少到1988年的47．19億元(《宏觀經濟計劃與管理》譚作平主編，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30頁)，而當強調農業重要時，卻又往往就農業抓農業，孤立地對待農業問題，未能把它與二三產業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兩種傾向都是由于未能從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給農業以正確的定位，因而不可能把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落到實處。

眾所周知，現代經濟，某一國家、地區的產業結構狀況，反映著其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越發達，第三產業比重就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業社會，農業是單一產業，而到了工業社會，第二產業——工業發展起來，它就成了社會經濟的主導，現代社會發達國家經濟的主導是第三產業，2l世紀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業必將占據主導地位。就是說，隨著二、三產業的發展，經濟形成一個復雜的產業系統，各產業之間相互結合、滲透，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要解決任何層次的產業發展，必須在整個產業經濟系統中進行。所以，要解決農業發展問題，必須在以二、三產業為主導的條件下去拓展思路，孤立地去發展農業是行不通的。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即社會基本上只有農業生產的條件下，農業生產是分散和落后的，當時的農業生產還算不上現代意義的“產業”，現代意義的產業是工業的同義語，人們稱工業革命為“產業革命”，稱大工廠的工人為“產業工人”(見《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6頁)。由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形成了復雜的產業經濟結構，而后起的產業相對來說生產經營水平更先進，經濟效益也更高。現代經濟由于第二、三產業在整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因而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必然要改變其存在意義和發展方式，與其他產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去發展，要在其他產業的主導下去發展，其生產和經營方式、水平必然要向先進的二三產業靠攏、提升。我國農業產業化的興起，正是體現了農業生產經營水平的提升，使我國農業由傳統的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狀況轉向與二、三產業相結合。

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們對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關系，只能著眼于從宏觀上、從外部聯系上去認識。比如只看到計劃方式的工農輕重順序；只講農業的“基礎”作用，而不愿講它是二、三產業的附屬，要為二三產業服務的作用；不承認現代的農業是工業的農業、城市的農業……。因而導致不懂得和不可能從微觀方面，從一、二、三產業的內在結合上去發展農業，不善于通過三大產業之間的交叉經營去發展經濟。應當看到，發達國家農業生產率很高，正是一、二、三產業的內外有機結合的結果。如美國農業人口只占2％，一個農業人口可供養100~120人。能有如此高的效率是二三產業為其提供機械、技術以及資金、供銷、儲存、加工、運輸、市場信息、經營咨詢等一系列服務的結果，是一、二、三產業微觀結合的結果。我國當前的農業產業化正是一種一、二、三產業微觀上的內在結合，因而能提升農業的生產經營水平，能發揮復雜的、系統的優勢。這正是農業產業化具有強大魅力之所在。

摘要: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理論界就開始了對農業企業化問題的研究。隨著改革的深入及農業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對農業企業化研究的內容不斷拓展，也不斷深入。

關鍵詞:農業企業化；研究；綜述

建國至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先后進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變革，理論研究也主要側重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與變革來展開，對農業企業化的研究尚屬空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不斷深化，對農業企業化問題的研究也時斷時續地貫穿在改革與發展過程中。雖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數量也不多，而且也沒有引起理論界和政府部門的足夠重視，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總體來看，對農業企業化問題的研究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在不同階段，研究背景、出發點、重點等也有所不同。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開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確立農戶生產經營的主體地位，但在推行過程中也伴隨著理論上的探討和爭論。有人認為，應積極發展農工商聯合企業。這種觀點認為，農工商聯合企業有利于促進生產，可以滿足人民對農產品的需求，同時還可以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及為農業現代化積累資金，也有利于農業專業化、社會化以及發展商品經濟等。發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國營農場和為依托組建聯合企業(肖毅為，1981)。這種研究大多立足于發展和社隊企業的基礎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時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認為，在一些有條件的地區應發展家庭農場和新經濟聯合體。這種觀點認為，家庭農場和新經濟聯合體具有自主性、靈活性、專業性、經濟性等特點，對于發展商品生產、活躍農村經濟、滿足社會對農產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應作為農村發展的主要方向(許岢，1983；周德星，1983)；還有人認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體制的巨大改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引導農戶走專業化的道路，發展專業化農業大戶，以提高農業專業化、社會化水平。這種觀點認為，農業大戶經營和家庭承包經營在性質上完全一樣，但可以避免小規模農戶經營的缺陷，有利于農業專業化、社會化、規模化、集約化等，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應大力發展(孫仁，1983)。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農業經濟增長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跡，但小規模家庭經營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現出來。在這種背景下，農業微觀經營主體的改造問題又成為理論界研究的重要議題。這一階段對農業企業化問題的研究，不僅拓寬了研究范圍，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集中在:(1)對小規模家庭經營的局限性進行了討論。研究認為，家庭經營制度通過兩權分離，調動了農民積極性，但形成的小規模農戶經營格局，屬于小生產的范疇，只能解決溫飽問題，不足以塑造出一代商品生產者，不足以形成農業生產的優化規模，還需要以提高農業專業化、社會化、企業化為方向進一步探索完善的途徑(羅偉雄，1986；王文彥，1988；宋伍生，1988；張銳，1989)；(2)主張積極發展家庭農業企業。這種觀點認為，家庭農業企業具有投資少、費用低、經營活、見效快、費用低等特點，是專業農戶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趨勢。發展形式包括純農戶辦型、農戶和農戶或農戶和企業聯合經營型等(楊雍哲，1986；苗九如，1985；張德山，1985)；(3)提出了農業企業化發展思路。一些理論工作者研究認為，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確立是我國的第一步改革，但形成的小規模農戶經營具有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農業專業化、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因此還必須進行第二步改革，改革的根本途徑就是在農村培育農業企業，實行農業企業化(張其才，1985；宋伍生，1988；張銳，1989)；(4)主張發展合作經濟與專業合作社。一些理論工作者研究認為，應發展不同于公社化時期形成并遺留下來的并非真正合作經濟的真正合作經濟，發展重點應是各種專業合作社(喬長勛，1987)。除此以外，一些理論工作者還對農業企業化的條件進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規模經營和勞動力轉移等方面。研究者認為農業企業化必然是規模化生產經營，而這又以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出農業為前提，所以，必須采取各種措施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黃河清，1986；王代，1986)。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尤其本世紀初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并不斷完善，同時，中國不僅面臨如何進一步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問題，而且還面臨如何應對加入WTO后發達國家現代農業企業激烈競爭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農業微觀經營組織改造問題再一次引起理論界的高度重視。一些理論工作者把農業企業化作為改造農業微觀經營主體、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有效途徑，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1)關于農業企業化必要性的研究。主要有兩個研究視角，一是從農業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論述農業企業化的必要性。認為農業企業化是改造傳統農業、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二是從某個特定方面如提高農業科技水平、專業化和商品化水平等方面論述農業企業化的必要性(許志平，1993；王洪昌，1997；胡鞍鋼，2001)。(2)關于農業企業化條件的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關于資金、土地、勞動力、企業家等農業企業化要素條件的研究。認為推行農業企業化需要具備一定的資金、土地、勞動力尤其是高素質勞動力和企業家等條件，創造這些條件是推行農業企業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二是關于市場環境條件的研究。認為只有具備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其機制，尤其是具備完善的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資金市場以及勞動力和企業家市場，農業企業化才具有實行的可能性(李錄堂，1998；胡鞍鋼，2001)。(3)關于農業企業化模式的研究。這類研究有規范性研究，也有實證性研究，提出和歸納了一些農業企業化理論和實踐模式。如陳彤(1995)提出了“農戶經營企業化—農場制度—農業企業集團”三元結構模式、張杭(1995)提出了“農場化”模式、胡鞍鋼(2001)提出了“農戶聯合經營”、“委托經營”、“合作經營”、“公司經營”等四種企業化模式等。(4)關于農業企業化制約因素及對策的研究。一些理論工作者研究認為，制約農業企業化的因素主要是土地流轉緩慢、農業資金不足及來源有限、農業剩余勞動力過多、農業企業家匱乏及缺少來源等，應以促進土地流轉為目的積極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改革農村金融組織并強化和完善政府投資機制、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采取多種形式多層次地選拔培育農業企業家等(胡鞍鋼，2001；何勁，2002)。(5)關于工商企業進入農業領域的研究。一些理論工作者和研究機構通過對工商企業進入農業領域的實證研究后認為，工商企業進入農業領域可以把資金、工業管理理念與經驗、技術與人才等引入農業，有利于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因此，應制定相應政策給予引導、規范與扶持(農業部農村改革實驗區辦公室，1995)。

[摘要]發展農業保險是一項艱難的系統工程，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目前正處在積極的探索和試點過程中。農業保險的持續和高效發展，需要滿足一系列的條件和因素，需要提供合理的環境與平臺，必須著力解決一系列影響農業保險發展的關鍵問題和矛盾，處理好十個方面的關系，這些問題包括對農業保險的認識和定位、農業保險發展的方向和機制、農業保險發展的重點、難點和關鍵等問題。系統研究和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才有助于農業保險試點的持續推進并不斷擴大，使農業保險得到穩健發展。

[關鍵詞]農業保險；運行機制；保險文化；財政支持

近年來，積極探索發展農業保險已在我國形成共識，全國一些地區試點工作取得積極成效，農業保險不斷萎縮的態勢得到一定緩解。但是，從現有的農業保險發展情況看，我國的農業風險管理總體上還處于較為原始的狀態。要持續高效地推進農業保險，必須著力解決一系列影響農業保險發展的關鍵問題和矛盾，為農業保險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一、強化農業保險在現代農業風險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將農業保險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農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度化地推進農業保險的發展

農業普遍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體制風險和生物風險等多種風險的威脅，農業風險損失非常嚴重，農業自身的承災能力較為脆弱。與傳統農業相比較，現代農業的集約化、國際化、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現代農業在發展的環境、條件，生產的內涵與外延等方面都發生了相當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非但沒有減少農業風險，反而使農業風險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增強，農業巨災風險損失壓力越來越大，農業風險的擴散和傳播加快。巨大的農業風險是阻礙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客觀要求建立日益社會化和市場化的農業風險管理體系。發達國家的農業風險保護體系主要包括農業保險、災害救濟、農產品期貨、農產品價格保護等，對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主要風險都提供保障選擇，從而較好地保護了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其中，農業保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國傳統的農業風險管理主要是以政府少量的、臨時性的事后救濟和農民分散的自我保護為主，農業的風險保障程度很低。農業的高風險和低收益使我國的農業發展環境得不到改善，嚴重制約了農業的發展。農業保險作為專業的現代風險管理工具，能夠將政府和市場力量有機結合，在全社會分攤風險損失，較之其他風險管理手段具有明顯的效率優勢，而且，農業保險具有綜合的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不但有利于分散風險，促進生產，增進投資，提高收入，而且還能降低農村金融風險，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因此，在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中，應突出和強化農業保險在現代農業風險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國家應該將農業保險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支持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二、高度重視農業保險市場的培育和機制的塑造，堅持發展政府誘導型農業保險運行機制

摘要：安徽省1999、2000年的費稅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達到了預定的減負目標，初步規范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然而，稅費改革后中國財政體制和農業稅的深層問題也逐漸暴露。鄉縣財政困難，存在農民負擔“反彈”的可能。現存農業稅收制度阻礙了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也無法解決公平問題。這表明必須建立現代的農業稅收體系，即“土地使用稅+增值稅+所得稅”體系，進一步深化農業稅改革。

關鍵詞：稅費改革；農業稅；農民負擔

安徽省是我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財政廳支持下，我們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對農村稅費改革作了專題調查。調研期間，我們先后到淮北的穎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縣，召開了6次座談會，參加的有農稅、農財、農業、預算、鄉鎮干部、政策研究專家以及部分多年從事農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閱了有關資料。基本結論為：一是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成效顯著，達到了中央預定的減負目標，也為“入世”后農業政策全面調整奠定了基礎；二是隨著稅費改革的實施，中國財政體制和農業稅收固有缺陷也逐漸暴露，這些問題急待解決。

一、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情況

安徽省面積有13.9萬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萬人口中，80％為農業人口，是典型的農業大省。該省很早就開始了稅費改革試點。1994年，安徽省阜陽市各縣（市）先后采取了“稅費合并、統一征收”，但它們將“三提五統”等費與農業稅合并后按人頭分攤，形成了事實上的“人頭稅”，這一做法農民反應強烈，抵觸很大。1998年，五河縣按照“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稅”模式進行了試點。1999年，在財政部指導下，在4個縣開展了以“取消鄉統籌、改革村提留、調整農業稅”為主的改革試點。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國務院7號文件，在全省范圍內展開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時明確了稅費改革為“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即取消按農民上年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鄉統籌費；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向農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稅；逐步減少農民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辦法。

［摘要］二亓結構條件下基于農業輔助型戰略，中國農業投入不足問題嚴重。信息經濟的出現，中國社會逐步確立了三亓結構的經濟和社會形態。研究三元結構條件下的農業投入規律，對于實現農民增收，無疑具有極強的現實性。

一研究背景：中國農業投入不足與結構轉型

中國的農業是典型的弱質農業。人均耕地面積僅1.3畝，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有1/3省市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畝，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人均0.8畝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九五期間，農業占gdp總量是占18%多。但是到2002年已經降到14.5%，到未來五年有可能降到10%，農業在gdp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2002年農業占gdp比重下降至14.5%，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72.6%，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及發達國家的10%。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絕對額最高的一年是1997年，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收入達到1267元，2001年下降到1165元，2002年差不多，1998-2000年共減少132元，2001年由于糧價回升，人均增加30多元。就農業生產本身來講，關鍵是農業投入不足：農業投入總量的絕對數雖有所增加，但相對份額變化不大且有下降趨勢。一是國家財政支農數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連續下降，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在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不斷下降，1980年是12%，1990年是10%，近年來大致維持在8%，歐美國家的財政預算用于農業的開支，一般占財政總支出的20-50%。二是農業信貸占國家金融信貸的比重下降。1995年是5.95%，97年4.42%，99年5.11%2000年4.92%，2001年5.09%（張迎春，2003）。三是農戶生產性投入不足。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降到2000年的286.5元，相當于全國農民對農業減少投資千億元。

形成農業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國家的農業發展戰略的失誤，其理論原因在于以劉易斯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的“二亓結構的惟工業論”、或深受前蘇聯“優化發展重工業”的影響而選擇了農業輔助發展戰略。圍繞這一發展戰略所進行的土地制度改革、生物技術推廣、農業機械化的推行、農業勞動力素質的培訓，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為了支持工業的發展，同時，配之以這一發展戰略實施的農產品低價收購政策，在資本積累方面導致農業部門的資金、勞動力流向工業部門，造成了人均糧食生產率和農業生產率的低下。農業發展的緩慢甚至停滯，減緩了工業發展的速度，工業部門安置農業中產生的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限，從而造成大量的失業，這是不言而喻的。農業輔助型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僅未能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而且連其支持工業發展的初衷也未實現。

舒爾茨提出了改造傳統農業的思路。他認為農業區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農業現代化，而不是放棄農業，單純發展工商業。向農業投入新的生產要素，即技術和知識，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的關鍵舉措。原有的二元或三元經濟模型，都把研究對象的范圍限定在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過程中，這顯然是原有生產力形態的反映。生產力形態，人類社會經歷了從漁獵采集經濟向農業經濟轉變的農業社會（公元前4000年-1750年）、工業社會（1750年-現在），正面臨著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轉變的信息化社會轉型（1970年-現在）。信息技術推動著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在這一階段，財富的積累、經濟的增長、社會的進步、個人的發展都要以信息和知識為基礎，已經引起了一場巨大的產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再一次改變人類的生活、生存和工作方式。人們在傳統產業己經很難找到突破口，新的突破口一定是信息產業。因為創新供給能創造需求，而供給創新又需要高新技術作為支撐；信息技術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催產素，信息產業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部門會創造新的就業部門、緩解就業壓力，會導致需求結構發生變化，提升產業結構，激活經濟發展的潛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it和信息化一直處于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領跑地位，it革命的支柱pc和互聯網等技術多數起源于美國，而美國的經濟卻保持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正是信息化的成功才造就了美國90年代新經濟的興起。信息作為一種最重要的資源越來越受到重視，同志曾多次強調，“四個現代化，哪一化也離不開信息化”。九五”期間，中國信息產業年均增速超過30%。電子信息產品在外貿出口中，從9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22%。2000年我國gdp增長率中，信息產業貢獻度在10%以上，己經替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且10年內沒有其他新興產業可能替代（北師大課題組，2001），不論是現在正在興起的生物技術及其產業，還是因環保事業發展而迅速成長的環境產業和材料產業，且不論從研發到產業化過程還要走相當一段路程，就其對其他產業的滲透程度而言，也是無法與信息技術產業相比，或者說對國民經濟各產業間接影響較小。這樣，信息產業無論是從發展前景，還是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部門，都完全區別于農業、工商業部門而獨立存在。從生產力類型上看，在中國由農業、工（商）業、信息產業三元并存的經濟形態在國內基本得以確立，傳統的二元結構演變成現代的三元結構，中國農業投入面臨的現實問題也就是三元結構條件下農業投入問題的新趨勢。

一、農業經營：重點在于確立“雙軌并行”的制度：穩定自給性小農，發展商業性大農

（一）我國農業績效總體很好，農業問題并不嚴重

農業是一個產業，所以，它只能承擔起與其作為一個產業相應的責任與義務。

根據經濟學家的定義，農業的職能主要地表現在四種貢獻上：產品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和外匯貢獻。

這樣看來，盡管我國農業發展曾經走過了許多彎路，但到目前為止的結果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了：全國城鄉的食品供給常年基本有保障、豐年有余，糧食庫存充裕；即使在農業份額已下降到僅占GDP總量14．5％的今天，農業仍能為國家賺取一定量的外匯收入（2002年，我國農產品出口181．4億美元，順差57億美元）；勞動力和資金仍不斷地從農業部門釋放出來；農業發展也支撐起了我國已初具規模的化肥、農機、農藥、農膜等工業產業。所以，總體看來，我國農業發展已經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如果僅僅從一個產業的角度來看，在目前的條件下，我國的農業發展應該說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筆者認為很多人把我國目前農業中存在的問題人為地夸大了，把本來比較簡單的問題人為地弄得復雜化了。這很不利于我們對今后農業的健康發展做出實事求是的判斷，當然，也就難以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談到農業存在的問題時，會提到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太多。顯而易見，這不是農業的錯。相反，這是農業進步的表現。至于如何為這些剩余勞動力找到出路，不應該視為農業的問題，而是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問題或體制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