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代小說創作論文

導語：我國當代小說創作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關鍵詞：國際化進程中國當代小說創作

摘要：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進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自新時期文學，特別是新世紀文學以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升，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也將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進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新時期小說創作與西方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尋根”小說的崛起，“先鋒”小說的藝術變革等，都體現了西方小說的影響。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進一步覺醒，女性小說有了很大進展，這與西方女權主義思潮和文學有著直接的聯系。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全球化浪潮的涌入，作家創作也日益多元化，當代作家也更關注中國社會的都市化進程及這一進程中的人生百態。商業化氣息對文學創作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而且這一影響日益增強。新世紀文學創作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在受到西方發達國家文藝思潮和創作影響的同時，融入中國經驗和中國特色，一些優秀作家的創作把中國特色與現代思維及表現手法結合起來，創作出一些優秀的作品，如莫言、余華、蘇童、北村等作家的小說，這些小說很多被改編成電影，搬上銀幕，進而對文學創作也是一種促進，文學與電影、電視的關系更加緊密。80后文學則更多地表現物質欲望，體現了一種全球化對中國青年的深刻影響。

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進程是分階段演進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特色和表現。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升，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也加快了國際化進程。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小說創作的國際化程度也越來越高，新世紀的中國小說逐漸融入世界小說的主流。

（一）新時期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在本質上對五四文學的一次回歸,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再一次融入世界文學潮流的開端。

從王蒙的小說可以明顯地看出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文學流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和沖擊，王蒙是新時期“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家，寫出了《春之聲》《海的夢》《布禮》《活動變人形》《堅硬的稀粥》等優秀小說。他的創作不僅有意識地借鑒西方小說的“意識流”手法，可貴的是，他還在小說中融入了多種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元素。他主張“不能接受和照搬西方意識流小說那種病態的、變態的、神秘的或者是孤獨的心理狀態”。他把李商隱的無題詩也看作優美的“意識流”作品。①所以，他的“意識流”小說摒棄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晦澀陰暗，更多地表現出中國古典詩詞的溫和流暢，王蒙的小說把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借鑒與中國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的雜糅緊密結合起來，特別是他的《活動變人形》《堅硬的稀粥》等作品把批判與調侃、寫實與漫畫融合在一起，可以看出美國作家海明威、約翰·契佛和德國作家伯爾的影響，王蒙小說把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文學的影響與中國特色較好地融合為一體，體現了新時期小說創作在學習、借鑒西方的同時，忠實于民族經驗的傳統，兼容并包各種文學手法、各國作家創作風格的博大胸襟。再一次進入世界格局下的新時期文學，以特有的中國風格與世界文學進行著多元對話。

1985年的中國小說創作明顯地表現出西方現代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對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廣泛影響。當代的知識精英在面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在西方現代派藝術的影響下,也開始對現代文明進行反思，進而轉向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去找尋答案,所以,“尋根”小說異軍突起,“文化尋根”也成為當時小說創作的重要主題，表現了當代小說創作中現代意識和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強烈愿望。在創作上產生了一大批“新潮小說”，而這些年輕作家的作品無不受到各種西方現代派小說的深刻影響，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受到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影響；徐星的《無主題變奏》表現了存在主義人生態度，受到法國作家加繆的《局外人》的影響；韓少功的《爸爸爸》是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受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的影響；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以元敘事的手法打破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達到了“亦真亦幻”的藝術效果，體現了美國作家霍桑神秘主義的影響，表現了對宿命的深刻感受；另一位美國作家福克納“追求食物背后某種‘超感覺’的東西”的寫法，在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里有所體現，同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小說”和鄭萬隆的“黑龍江故事”也受到了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影響。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派文學是在模仿、借鑒、超越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創作過程中，中國作家自覺地把西方現代派的表現手法與中國傳統文化、地域文化和中國古典文學等緊密地結合起來，在新時期小說創作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中體現出一種“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

（二）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進一步覺醒，女性小說有了很大進展，這與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文學有著直接的聯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壇出現了女性作家群，她們創作出大批優秀的女性小說。考察新時期女性小說的發展軌跡，她們既繼承了“五四”女作家追求戀愛自由、反封建的獨立意識，同時又受到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在小說創作中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她們以女性的身份進行寫作，向男性中心話語發起挑戰，形成了規模不小的女性作家群體，從80年代的張潔、張辛欣、黃蓓佳、劉索拉、殘雪、方方、池莉、畢淑敏等，到90年代的林白、陳染、海男、徐坤、遲子建等，再到90年代末的衛慧、棉棉等。這些女作家筆下的女性小說，是以女性身份看待人生的各種問題和現象，構建獨立于男性話語之外的女性寫作空間，表現獨有的女性視角和女性意識，成為當代中國文壇一道亮麗的風景。

而當代中國女性小說的發展是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和文學的深刻影響的，從西蒙·波伏瓦、瑪格麗特·杜拉斯，到錢德拉·莫漢蒂、加亞特里·斯皮瓦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等，這些西方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和她們的小說，影響著中國新女性小說的創作。中國當代女性小說在對父權制文化的反抗和對男性話語的逃離中，逐漸形成了一個邊緣化的女性話語空間，并從主流文學中分離出來，女作家們毫不掩飾地引用西方女性主義話語向男性話語霸權發起挑戰。正如女作家徐坤所寫：“作為一種邊緣話語的女性文學，與其他諸種新潮文學樣式諸如先鋒、后現代、后殖民等等一樣，只是借助于外來語勢才得以在國內生成和定位的。其目的，無非是喚醒女性對自己性別意識的自覺和自省，以在男權話語一統天下的縫隙中求得一線女性話語和權力意識的生機。女性文學，說到底，無非就是爭得一份說話的權利。”“但愿人人都能冷靜下來，認真從女性文學中讀出她們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長而痛楚的生命體驗，她們對于愛與善與美的呼喚的焦灼。”②

新時期女性小說是以大量知識女性的愛情婚姻為主題的，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我在哪兒錯過了你》，諶容的《人到中年》，黃蓓佳的《請與我同行》，程乃珊的《女兒經》等，表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最能代表女性意識覺醒的女性小說是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表現了知識女性對理想愛情的執著和對無愛婚姻的拒絕，作家對女性的思考是從女性本位出發，以女性的立場和姿態，描寫女性的愛情與生活，揭示其生存的困境，展示其獨特的風采，體現了作家清醒的女性意識和全新的審美視角。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文學作品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女性寫作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她們以鮮明的女性身份和女性視角來抒寫女性的獨特感受和人生經驗。如王安憶的《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對愛情和性進行了大膽的描寫，鐵凝的《玫瑰門》寫出了三代女人從身體到內心的方方面面。

進入20世紀90年代，女性小說成為文壇關注的焦點。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大膽地表現當代女性的獨特意識，并對男性話語權發起挑戰，甚至以“軀體寫作”的方式建構自己的女性話語權。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海男的《我的情人們》、陳染的《私人生活》抒寫了女性個人的生命體驗和內心世界，并沖破了男性話語社會的種種禁區，通過“個性化寫作”對抗男性話語中心，流露出對女性生存終極意義的探求。林白在《記憶與個性化寫作》中寫道：“個性化寫作是一種真正生命的涌動，是個人的感性與智性、記憶與想象、心靈與身體的飛翔與跳躍，在這種飛翔中真正的本質的人獲得前所未有的解放。”③而90年代末衛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另類寫作，更多的是對大眾文化和男權社會的一種迎合，體現了商業社會大眾媒體炒作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一部分現代化大都市女性對自我的放縱，在與世界發達國家文化碰撞中迷亂、喪失自我的精神狀態。

（三）從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文學，隨著中國全球化、市場化的進一步發展，小說創作呈現出多元化趨勢，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程度也越來越高。

這一時期的中國當代小說創作表現出濃郁的都市化和商業化氣息。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全球化浪潮的涌入，后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其中當代小說創作中的商業化、都市化特征明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也在大都市迅速崛起。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以北京、上海等國際化大都市為背景的都市小說，無論是以京都生活為背景的王朔、邱華棟，還是以大上海為背景的王安憶、衛慧等，他們的作品都真實地表現了中國的大都市在狂熱的全球化浪潮中的百態人生和急遽變化。例如，邱華棟的城市小說《花兒花》《社區人》《正午的供詞》《新都市人類》，把視野鎖定在90年代以來的北京都市生活，作品中大量描寫豪華賓館、寫字樓、卡拉OK、酒吧、立交橋、體育場等都市背景，主人公則是一些活動于其間的、年輕的商業知識分子，他們是在中國全球化、商業化進程中新興的白領和成功人士，在他們追逐物質欲望的滿足和高消費與享樂的真實描繪中，為我們展現了中國中產階層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展現了全球化語境中文明與文化的沖突。而80后文學則表現了更多的物質欲望，韓寒、郭敬明等的作品中更多地把自己當作一種偶像，追求時尚與享受，體現了一種全球化對中國青年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國當代小說創作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中國元素”。盡管中國當代小說創作從新時期以來就受到各種西方流派的深刻影響，海明威、福克納、馬爾克斯、卡夫卡、博爾赫斯、納博科夫等作家的作品深刻地影響著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作家，但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在借鑒西方表現手法的同時，一直在探索著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融合。莫言在談到自己的小說時回憶：“那時（1985年）我也意識到一味地學習西方是不行的，一個作家要想成功，還是要從民間、從民族文化里吸收營養，創作出有中國氣派的作品。”④在談到中國為什么缺少像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家時，莫言說：“多半是因為我們缺乏憐憫意識和懺悔意識。我們在掩蓋靈魂深處的許多東西。”⑤這里不難看出在與世界文明文化的交流與觀照中，中國作家對自我創作和民族文化的反思。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和新世紀文學，小說創作中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中國氣派”和“民族底色”。例如莫言的《檀香刑》、李洱的《花腔》、王安憶的《長恨歌》、麥家的《解密》等，在敘事風格和表現手法方面，都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中國色彩，表現出中國當代作家在國際化進程中日趨成熟的創作心態。近年來，大江健三郎、奈保爾、庫切等以本土問題和地方經驗為寫作對象的作家頻頻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種國際化潮流也促使中國作家更注重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特有的中國經驗和中國特色，莫言、余華、李銳等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也越來越多地被翻譯介紹到世界各國，并受到國外漢學家的重視和好評。

這一時期的中國當代小說創作和影視、網絡的聯系更加緊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文學和影視之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也與電影、電視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莫言、余華、北村等作家的小說不斷被搬上影視銀幕，像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蘇童的《妻妾成群》到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根據北村小說改編的《周漁的火車》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紀，中國小說創作受到影視文化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尤其是美國和歐洲影視作品的影響，像《泰坦尼克號》《保鏢》《人鬼情未了》等一些好萊塢大片，以精美的制作和強烈的視覺畫面、美妙的聲樂色彩沖擊著人們的感官，打動著人的心靈，好萊塢電影以一種強勢文化對中國的文學藝術產生著不可低估的影響，中國電影的領軍人物張藝謀、陳凱歌也拍出了《英雄》《無極》《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一部部中國式的大片，這些對新世紀中國小說創作都不能不產生較大影響。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新世紀的中國已從“讀寫時代”進入“讀圖時代”。文學與網絡等各種新媒體也迅速地嫁接在一起，出現了大量網絡小說、手機小說等新的文學形式。《新語絲》《橄欖樹》等網絡文學刊物的出現促進了網絡文學的繁榮。一些網絡文學作品如《第一次親密接觸》《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在網絡走紅的同時，也在印刷出版方面取得了成功。互聯網以它的便捷、快速和自由的傳播方式，活躍了當前的小說創作，更全面、真實、及時地反映出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當代社會及人們的精神面貌。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逐步提升，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的不斷增強，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新世紀我國文學創作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①王蒙：《關于“意識流”的通信》，《王蒙文集》（第七卷），華藝出版社，1993年版。

②徐坤：《因為沉默太久》，《中華讀書報》，1996年1月10日。

③林白：《記憶與個人化寫作》，《作家》，1997年第七期。

④⑤周玉明：《我還是個充滿血性的農民——與莫言對話》，《文匯報》，2004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