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國有商業銀行上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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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紛紛計劃在2005到2006年間整體上市。國有行業銀行上市有其深刻的國內外經濟背景：中國股市低迷導致廣大投資者的利益遭受損失、長期通貨緊縮導致的內需不振、wto規定的對中國金融業的保護期限即將到期以及隨之而來的必須執行《巴塞爾協議》關于資本充足率的剛性規定等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時間表與操作程序各不相同，但其實質就是意味著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徹底脫離國家的宏觀政策調控和保護，完全交由市場規律掌握和接受跨國資本的打擊。

國有金融業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根本，根據許多國外經驗來講，如不做好準備就開放就可能造成危機。金融穩定實際上是穩定整個經濟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穩定整個社會的關鍵，而銀行系統的穩定是金融穩定的核心。因此中國政府明智穩妥的辦法就是按照國內經濟改革的進度、金融業完善的程度尤其是本國經濟力量與國外資本力量對比的情況來開放本國的金融體系。國家的經濟安全在決策權重中要高于經濟效益。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與政治環境都極為復雜的發展中的大國來說更是如此。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和對外資開放這類政策的推行必須慎之又慎，必須符合國家的長期經濟與產業戰略，必須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本國的經濟主權與經濟安全。

國有商業銀行壞帳數額巨大和利潤低下是執行了國家宏觀經濟與金融政策的結果，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是多年積聚起來的，是國民經濟深層次矛盾的綜合反映。國有商業銀行作為國家銀行，承擔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及國有企業改革的大量成本。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雖然增多了，但換來的是中國社會政治的穩定、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是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沒有銀行承擔這些成本，中國不可能在二十三年的時間里gdp從占世界的第11位上升到第六位。歷史問題要有較長的時間來解決，而不是試圖以賭博投機的手段在極短的時間內消除。

雖然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達25%（實際上有可能高達40%），之所以沒有象真正的商業銀行那樣倒閉或者引發重大信用和金融危機，完全是因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事實上是在享受類似國家主權的信用。其社會信用程度相當高，只要不在現金流通上出現問題、發生支付困難，就能維持正常運轉。這是目前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一大優勢，再沒有獲得更好的保障以前，這樣的優勢不應該自我放棄。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國有銀行系統雖然有很高的銀行壞賬，但是卻沒有與之相應的金融風險，金融風險仍在政府可控制范圍之內。如果在政府喪失資本管制手段的前提下，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和外資控股導致國內儲蓄者喪失對政府對其銀行存款提供的擔保的信心，將造成居民擠兌的局面。部分大銀行的支付問題演變為全局性的流動性危機。中央銀行履行最后貸款人職能，加大貨幣供應量，造成高通貨膨脹。最終居民將減少以銀行存款形式保有的儲蓄，導致支付體系崩潰和信貸萎縮，并最終形成全面的經濟危機。

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居高不下，歸根結底也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困境無法得到解決。由于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均以盈利行為主要目標，因此對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進行“斷血”，引發了連鎖反應——國有企業難以償還貸款，導致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帳增加。這些呆壞帳缺乏消化的渠道，因此國有銀行的上市計劃可以說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值得注意的是上市要求呆壞帳率必須在10%以下，實際上很難達到這樣高的標準，最終手段還是要將國有商業銀行的損失轉嫁給普通投資者。《巴塞爾協議》規定，銀行資本充足率，也就是銀行資本（核心資本加附屬資本）同加權風險資產的比率必須達到8％，其中核心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4％。1995年的《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補充銀行資本甚至引進外資，就成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一個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選擇。同樣計劃上市的交通銀行就打算把15%的股權出售給美國花旗銀行。根據亞洲金融危機何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教訓，如果經濟增長甚至是經濟結構調整嚴重依賴外國資本，并且流入的大量資本是由動蕩不安的國際環境決定的，良性循環可能迅速變成惡性循環。

現代金融體系有兩個重要部分，一個是銀行體系，另一個是資本市場。證券市場的混亂是很危險的，但如果證券市場跟銀行的關系不是很密切，即證券市場發生的風險不波及到銀行的話，那么后果不會很嚴重。但是如果國有商業銀行上市，那么不可避免地將要受到股市風險的影響。國有銀行系統原來與股市存在著的互相制約功能將不復存在，其間的弱點將完全被國外巨額金融游資所利用，極易引起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大災難。眾多普通儲戶和小投資者的資金安全更加得不到保障。因此，從社會穩定和經濟穩定的角度出發，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計劃弊大于利。同時由于國有銀行資本金數額較大（我國四家國有銀行的資本金有四千多億元，僅工商銀行一家就達兩千億元），而股市總容量相對有限（目前將近五萬億元），因此，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將引發大規模的投機與通貨膨脹。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結果正是某些利益集團所預期的，與其一貫主張的拯救股市與消除通貨緊縮的主張高度一致。

我國經濟改革與開放進程總是被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所誤導，被跨國資本勢力一步步逼上梁山。從國有企業的改制、到國有企業的上市，再到國有企業的減員增效。帶來的是對外經濟安全度的降低、國有資產流失和失業人口劇增的結果。在wto條款的威逼下，醞釀中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計劃已經是黔驢技窮的最后一招。此次國有銀行的上市計劃實在是最后的冒險與最大的賭博，帶有極為盲目的投機性。從力量對比的角度來分析，即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上市，吸納國內股市的全部資金，它們的力量還是不足以與國際巨額金融游資相對抗。而且脫離了國家政治力量的保護，國有商業銀行系統在跨國壟斷資本面前不堪一擊。最終不得不按照國際規則辦事，自身完全被控制。國有金融系統的崩潰將使得中國經濟的最強有力的一道防線失守，其最終的結果將是中國經濟被跨國壟斷資本集團全面控制。這將在政治上和國家安全方面造成極為不良的后果。

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速度，從全球來看，屬于較快之列。許多發達國家雖然加入了wto，簽署了服務貿易條款，但迄今為止仍未對外資銀行開放本幣業務，并對外資銀行實行地域限制。目前，外資銀行資產占中國銀行體系總資產的比重將近3％，低于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的比例。但通過調查發現，美國外資銀行資產僅占其全部銀行體系資產的3%，澳大利亞、比利時為5%，加拿大為7%，法國為8%，南非為2%，意大利、瑞士、挪威為1%，而丹麥、芬蘭、瑞典竟為0%.這說明，即便是號稱自由開放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并不意味著必須完全開放金融業務。因為過度依賴外資銀行，讓外資控制整個銀行體系，將導致國家金融主權削弱甚至喪失。而從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來看，封隔或限制非本國居民獲得本幣是遏制貨幣投機的有效手段。國內外的經濟學家們已經指出，當時中國如果不是對資本賬戶進行了嚴密控制，那么中國將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貨幣基金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的步驟是：首先鼓動進行私有化，更準確的說是腐敗化，動輒數億美元的項目意味著數千萬美元的回扣，誘惑官僚出賣本國利益充當買辦；私有化之后，緊接著就是資本市場自由化，允許西方金融資本自由進出；一旦外資流出造成經濟危機壓力，國際貨幣基金就會要求這些國家將大幅度提高利率，經常達到30％、50％甚至80％的高利貸水平，結果打擊了民族工業并耗光了國家財富；最后就是發展中國家喪失了一切自我保護的手段，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百依百順。斯蒂格利茨還指出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不是因為違背而恰恰是遵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旨意。阿根廷曾經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推行最徹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終卻陷入了全面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這值得我國在經濟體制尤其是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引以為鑒，謹防也跌入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陷阱。

一個運轉良好，能抵抗各種危機的市場恰恰就是受到國家力量嚴密保護的市場。中國國有金融體系是中國國家經濟權力和自我保護能力的集中體現。中國國有金融體系必須揚長避短來面對wto的壓力，對外資以及民間資本開放何種領域，必須按照有利于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工業體系和健全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標準來衡量取舍。國有商業銀行的諸多毛病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根源，不可能設想一旦上市之后就藥到病除。對一個大國來說，單純的市場效益遠遠不如產業政策與發展戰略的現實有效性來得重要。市場化與股份制不能解決任何經濟現實問題，只是存在一個危機轉嫁與利潤集中機制。國有商業銀行的種種上市計劃是從個別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從國家經濟安全與經濟主權的立場上來看待經濟問題。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與發展戰略就是改善就業環境、扶植戰略力量以及增強國民經濟的對外競爭地位。國有銀行體系的改革措施必須以實現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長期經濟戰略為最高目標。

為了穩健有效地應對國內外各種經濟與政治壓力，政府可以考慮允許其他非國有商業銀行上市，以達到利用外資而不被其控制的效果。為執行《巴塞爾協議》關于資本充足率的規定，可以考慮發行特種債券來補充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而最關鍵的問題在于——是否考慮恢復以人民銀行為領導，四大專業銀行合作分工的體制，以繞開wto條款的限制。同時避免內部盲目競爭，對外形成有效的國家經濟與金融斗爭的力量。在中國當前的混合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并未成熟，不同的經濟成分需要不同的金融體系與之相對應。國家需要掌握強大和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的工具，國有銀行體系正是這種強大有效的工具之一。

金融體系不宜以簡單的市場化和股份制標準來整齊劃一，這等于是從右的方面重犯計劃經濟時代的錯誤。金融體系的戰略任務是促進就業與經濟增長，保持貨幣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目前后三項戰略任務中所獲得的成效巨大，因此今后金融體系的改革必須將促進就業放在第一位，以此保證經濟的健康平衡發展和政治的穩定性。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是長期性的戰略任務。決策者必須借鑒歷史經驗，以找到有效的現實路徑，制定有效的良好有效的經濟戰、金融戰與貨幣戰的戰略，以捍衛本國整體經濟利益與良好的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