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大眾傳媒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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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大眾傳媒娛樂化低俗化窺秘化虛假化導向

論文摘要：近年來部分大眾傳媒在關注受眾中呈現出過度娛樂化傾向；在迎合市場中呈現出過于低俗化傾向；在追逐時尚中呈現出極端窺秘化傾向；在追求效應中呈現出趨于虛假化傾向。規范大眾傳媒的正確導向，應該樹立社會主義道德觀，在注重娛樂品質中反對泛娛樂化傾向；規范傳媒的社會責任，在注重提高大眾水平中反對低俗化傾向；完善傳媒的監督制度，在注重保護個人隱私中反對窺秘化傾向；加強傳媒的職業精神，在注重提高傳媒公信中反對虛假化傾向。

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中國的文化建設與發展卻明顯滯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引起了有識之士的警覺，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提出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即是一個極為英明的戰略。該戰略將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提高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高度，是高瞻遠矚的。

在推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大眾傳媒具有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把握與規范大眾傳媒的作用，確立大眾傳媒的正確導向，對于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現代社會科技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大眾傳媒對于文化教育與文化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俄羅斯文化學家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瑪爾科娃指出：“任何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首先要掌握前人所創造的文化知識，學會利用前輩們積累的社會經驗。掌握文化知識可以通過人與人的交往（在學前班、小學、中學、大學、企業、旅行、家庭中的交往）和自我教育（閱讀、獨自參觀博物館等等）的方式來實現。大眾信息手段——廣播、電視和報刊所起的作用也很大。”［1］生活中，大眾傳媒不僅成為了解信息傳播文化的媒介，更成為文化教育與文化發展的重要陣地。

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加快了市場經濟的步伐，市場手段引入到大眾傳媒的改革中，“將市場經濟引發的靈感發揮到更廣泛的領域，形成了一系列建立傳媒產業的理念，包括規模經濟、傳媒集團、市場細分、資本經營等。這些市場經濟的概念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和傳媒改革的重要構成，而且，黨和政府經過多年后置式的選擇自上而下的創新實踐、打擊違規行為之后，也開始呈現基于這種市場導向的話語而采取更加主動的策略和態勢”。［2］在市場化的過程中，獨立承包、自負盈虧、經濟效益等成為大眾傳媒轉型中的一些關鍵詞。大眾傳媒在過于注重大眾傳媒產品的商品性質的同時，卻忽略了諸多文化產品的文化內涵，在一味迎合市場過程中，從以往黨的喉舌與工具，突然轉到大眾的娛樂工具。在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失重，構成了某些大眾傳媒從脫離現實的崇高，落入傾心市場的媚俗境地，以致于形成了某些大眾傳媒誤導社會與大眾的偏向。

以電視節目為主分析近年來某些大眾傳媒的誤導偏向，大約主要呈現在如下方面：第一，在關注受眾中呈現出過度娛樂化傾向。在市場經濟左右下，大多數電視臺減少了文化類節目，而增加了娛樂類節目，構成了新聞、電視劇、娛樂類節目為主的熒屏結構。據統計，中央電視臺15個頻道的綜藝娛樂節目占據了全國77.1%的收視份額，湖南衛視占據了7.4%的收視份額，排名第二。湖南衛視以“打造中國最具活力的電視娛樂品牌”為目標，突出“快樂中國”的理念，其《快樂大本營》、《玫瑰之約》、《誰是英雄》、《超級女聲》等節目如一陣“快樂旋風”刮遍全國，掀起了快樂、歡樂的熱潮。但是在娛樂性節目中明顯存在著過度娛樂化的傾向，在提出“娛樂至死”的口號中呈現出泛娛樂化的傾向，在娛樂大眾的口號中卻常常呈現出“愚樂”大眾的境況。重慶衛視的電視選秀節目“第一次心動”被勒令停播，就呈現出節目在過度娛樂化中，內容格調低下、曲目庸俗媚俗的狀況。

第二，在迎合市場中呈現出過于低俗化傾向。在市場經濟的左右下，大眾傳媒呈現出迎合市場迎合受眾的趨向，缺乏在普及中提高的視野，卻注重迎合世俗趣味，往往呈現出低俗化傾向。“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擠走了學者，緋聞頂替了事實，娛樂覆蓋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莊?！痹诙惚艹绺咧型瞥巛p松愜意，在漠視嚴肅中恣意挑逗調侃，從輕松滑向輕浮，從通俗墮入庸俗，從求新趨向獵奇。在某些電視真人秀競技節目中，眼睛噴火、腿上切肉、滾釘板、吞毒蟲等場景的實播，在充滿獵奇性的節目中令人不忍觀看，在感官刺激中產生視覺污染。甚至新聞報道也呈現出低俗化的傾向，故意渲染一些殘暴兇殺案的細節，津津樂道于某些人間悲劇的色情與暴力，將人們痛苦的經歷戲劇化、娛樂化，在不擇手段的市場競爭中呈現出低俗化傾向。

第三，在追逐時尚中呈現出極端窺秘化傾向。為了迎合受眾進而掌控市場，某些大眾媒體揣摩受眾追逐時尚的心態，將關于名人、明星的節目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化娛樂新聞成為一些大眾傳媒的主打內容，窺探明星隱私、爆炒明星緋聞就成為某些大眾傳媒的制勝法寶，或捕風捉影、危言聳聽，或道聽途說、張冠李戴，或斷章取義、別出心裁，或夸大其辭、嘩眾取寵，在滿足受眾的時尚心態、追星心理中，擴大市場的份額。充溢著個人性生活細節的木子美日記的窺視熱潮，矯柔造作的芙蓉姐姐的粉墨登場，劉亦菲墮胎變性的惡意謠言，劉曉慶離婚假新聞傳播等，連篇累牘的明星逸聞花絮構成了大眾傳媒的極端窺秘化傾向，使大眾傳媒成了飛短流長、打探隱私、傳播緋聞、炮制奇談怪論的孳生地。

第四，在追求效應中呈現出趨于虛假化傾向。大眾傳媒應該具有社會的公信度，注重真實性應該是其基本行業準則。近年來，在道德失衡、有償新聞等負面因素的影響下，為了追求轟動效應，假新聞屢屢見諸新聞媒體。2007年北京電視臺生活頻道《透明度》欄目訾北佳編造《紙做的包子》的虛假新聞，北京某報《〈藝術人生〉被令限期自救》的虛假消息，在無中生有中煞有介事，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危害。2007年的“陜西野生華南虎”、2008年的“平江野生華南虎”事件，成為令人不齒的假新聞。這些由地方行政機構、投資商與大眾傳媒合謀的假新聞事件，導致一些經濟利益市場效應的追求中呈現出虛假化傾向，嚴重影響了大眾傳媒的聲譽。

哈貝馬斯指出：“隨著商業化和交往網絡的密集，隨著資本的不斷投入和宣傳機構組織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強了，進入公共交往的機會則面臨著日趨加強的選擇壓力。這樣，一種新的影響范疇就產生了，即傳媒力量。具有操縱力量的傳媒奪了公眾性原則的中立特征。大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于是，公共領域發展成為一個失去了權力的競技場，其意旨在于通過各種討論主題和文集既贏得影響，也以盡可能隱秘的策略性意圖控制各種交往渠道?！保?］在商業化的左右下，傳媒改變了公眾領域的結構與公眾性的原則。雖然，如上所述大眾傳媒出現的這些偏向，僅僅為某些媒體的作為，我們并不因此否定大眾傳媒所具有的傳播信息、文化教育、輿論監督與社會導向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今天，必須要充分關注與克服大眾傳媒出現的這些偏向。

二

大眾傳媒的負面性影響已經引起了諸多學者的注意，有學者認為大眾傳媒本身是一柄雙刃劍，它既能引導受眾又可能誤導受眾，既能整合社會也可能引起社會動蕩,既能教育人又可能造出一批庸人，既能娛樂人又可能毒害人的身心健康。［4］有學者指出大眾傳媒娛樂化傾向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負面影響，表現為：削弱大學生的辨別力和批判精神、降低大學生的審美情趣、鼓吹新潮時尚而拋棄節儉實惠、使大學生的社會觀呈現出世俗性。［5］大眾傳媒對于社會的影響更為廣泛。因此，在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中，必須注重引導大眾傳媒正確健康的輿論方向。

在倡導注重大眾傳媒的正確健康的導向中，應該注重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樹立社會主義道德觀，強調傳媒作品的文化內蘊與藝術特性，在注重娛樂品質中反對泛娛樂化傾向。大眾傳媒進入消費時代后，大眾傳媒多元化發展無可厚非，不能簡單否定傳媒的娛樂性，但是必須強調樹立社會主義的道德觀。在弘揚主旋律中也不反對非主旋律的作品，在注重大眾傳媒的教育意義中，也不反對其消遣作用和娛樂作用，但是必須具有某種度的規范，尤其應該強調傳媒作品的文化內蘊，在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的支助下，擴大與拓展文化作品的藝術深度，尤其注重文化娛樂性作品的藝術特性，反對與避免過度娛樂化的傾向，而應強調作品的藝術品質。

其次，規范傳媒的社會責任，強調傳媒作品的文化品格與藝術品位，在注重提高大眾水平中反對低俗化傾向。哈貝馬斯認為，“新聞媒介是社會之公器，是全體公民窺視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共同管道和從事公共事務討論的公共論壇，在現代國家的公共領域建設中具有頭等的重要地位。”［6］大眾傳媒作為社會之公器有其獨特的社會責任。早在1923年，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就制定了《報業規則》七條，規定了報業的責任、新聞自由、獨立、誠信、公平、正直、莊重，明確反對和譴責報紙假借道德之理由，對于社會傷風敗俗、如奸淫、擄掠之犯罪事實著意描寫，迎合低級趣味，煽動低級感情的行為。在大眾傳媒中必須強調作品的文化品格與藝術品位，不僅注意文化的普及，更強調文化的提高，反對大眾傳媒的低俗化傾向。

再次，完善傳媒的監督制度，強調具有時尚風格的傳媒作品的精品層次，在注重保護個人隱私中反對窺秘化傾向。在大眾傳媒的不斷發展中，必須不斷完善傳媒的監督制度，將政府監督與群眾監督結合起來，將政府審核與行業自查結合起來，在政府監督、行業規范、社會輿論三者的結合中，落實傳媒的把關意識與責任意識，不斷提高傳媒作品的檔次，在注重傳媒作品的時尚性的同時，更注重作品的文化層次，在不斷推出新的作品中，反對一味模仿拷貝的現象，注重具有創意的獨創性作品的推出。在文化娛樂性節目的設計中，注重保護個人的隱私，反對一味獵奇獵艷，反對娛樂性作品的窺秘化傾向。

最后，加強傳媒的職業精神，強調傳媒人員的行業自律與社會監督，在注重提高傳媒公信力中反對虛假化傾向。作為從事社會之公器工作的傳媒人員，應具有獨特的職業規范，尤其新聞工作者必須維護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在大眾傳媒中強調傳媒的公信力，即以社會責任為己任，通過大眾傳播提供客觀、全面、及時、權威的資訊而獲得的社會普遍認同。媒體的公信力是其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其要義在于實事求是地傳播新聞、堅決杜絕虛假新聞。傳媒人員必須具有行業自律精神，在社會的監督過程中加大對于虛假新聞的打擊力度，建立大眾傳媒科學合理的評估體系，加大假新聞的媒體問責制，在注重提高傳媒的公信中反對虛假化傾向，堅決杜絕虛假新聞的產生。

有學者對中國傳媒制度的變遷作了勾勒，認為從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形成了制度均衡時期，建立了穩固的黨的新聞體制；改革開放后，打破了這種均衡，形成了媒體主動開發財源的現象；傳媒與廣告共生時期，傳媒從單一承擔政治使命的宣傳工具，轉變為輔佐政權與營利的雙重角色；傳媒集團發展時期，在全球傳媒進入與市場經濟的威脅下，努力有效地將市場機制吸納到國家控制的傳媒產業中。［7］在中國傳媒制度的變遷中，雖然傳媒的形式與結構的方式有所變化，但是傳媒的基本特性仍然沒有變，作為國家輿論與社會公器的特性仍然是大眾傳媒的基本性質。在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大眾傳媒承擔著十分重要的社會導向作用，只有加強大眾傳媒的正確導向，才能為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起到其應有的重要作用，在不斷推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俱佳的優秀文化產品中，引導文化市場與文化消費健康迅速的發展，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圍與社會風氣，為中國與世界文明的發展留下諸多文化精品。

參考文獻：

［1］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瑪爾科娃.文化學.王亞民、宋祖敏、張靜萱、王翠譯.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3:3.

［2］［7］潘忠黨.有限創新與媒介變遷：改革中的中國新聞業.文化研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7、9-10.

［3］［6］于爾根·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5、224.

［4］夏凡.試論大眾傳播的誤導.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