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全球化理論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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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全球，從一種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媒體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間的復雜、有時是相互促進、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多面關系。論文既沒有提出泛泛而談的新理論，更不是提供微觀的描述，而是對這一對相關的命題的不同論述進行了理論性和歷史性的梳理，從中提出新的問題。文章首先討論了全球化理論和媒體全球化在媒體組織、市場、形式、流動、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變革，以及媒體“由下而上的全球化”的過程與實踐。然后，文章對現有英語文獻中市場自由主義者、公共領域自由主義者、和激進民主主義者不同的民主與傳播觀念及其對媒體全球化的意義的不同分析進行了綜述，并在此基礎上回顧了從20世紀60、70年代的“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運動到2003年底在日內瓦召開“信息社會世界峰會”這段歷史時期全球媒體經歷的四次變革。最后，文章提出了包括媒體所有權明顯多樣化、全球媒體流動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意義、西方模式和觀點的充分性或關聯性、媒體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為廣泛的身份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等7個宏觀問題，以期推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媒體的全球化和民主化進程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其深度和廣度遠非一兩篇論文甚至一兩本專著的討論所能窮盡。但我們認為，要探討這種互動關系首先需要一個滿懷希望的信念和一種批判的態度。

有人曾經天真地相信，新興的跨國媒體和傳播網絡會自動自發地摧毀現有的等級制度、重新分配權力、促進國家內部和國際社會中的對話、新意識的傳播，不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階級和文化之間架起理解的橋梁。這顯然是過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們堅信人類，相信個人一旦聚合為集體，成為“人們”或者“人民”，就擁有重塑傳播體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們發揮出這種能力，上述的全球媒體和傳播網絡可能發揮的作用變成現實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批判的態度源于我們對現實冷靜的分析：跨國媒體和傳播網絡不一定有利于推進和平與民主。可以說，培育全球化媒體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統治性的制度和系統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態度，本文力求從一種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媒體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問題。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談的新理論，更不是提供微觀的描述，而是對這一對相關的命題進行理論和歷史性的梳理，從中提出新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有時在眾說紛紜的議題中提出恰當的問題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結論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關于全球化和民主的關系，政治學中專論已有很多，但它們很少關注媒體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在傳播學研究中，雖然媒體的全球化以及媒體和民主的關系問題備受關注，但是很少有學者將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考慮。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現有討論中，媒體和社會民主化的關系總是被當作媒體機構自身民主化進程之外的獨立命題。實際上，通過媒體推進社會的民主化——市民社會或者國家運用傳播來推動社會其他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體本身的民主化是兩個相關的問題。因此，在我們看來，媒體民主化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詞有雙重含義。用作形容詞時，它著重于公眾傳播促進整個社會的民主進程和變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動詞時，它意味著需要促進媒體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個社會的媒體系統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參與的程度。還有，在目前關于媒體全球化的討論中，文化研究領域和政治傳播領域之間的對話極其有限。本文的視角正是位于各類新舊學術領域和政治實踐的交叉點。我們力求從新的角度出發，挖掘前人沒有發現的點與面之間的潛在聯系，同時吸收政治學理論和來自其他不同學科和專業背景的觀點。

媒體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為當今世界政治和學術爭論的中心議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個觀點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統政治學說”（HeldandMcGrew2002,2）。我們可以從不同層面上來分析這個問題。全球化是真實發生的現象，還是用以掩蓋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過程的意識形態話語？如果它是個“真實”的過程，它在歷史上是全新的嗎？民族文化和民族國家依然是個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點嗎？抑或它們已被全球化過程替代、消解或混雜融合？全球新經濟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與形式？是什么人為了誰的利益通過哪種方式支配著全球治理？有什么結果？全球財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財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現代化的派生物嗎？是否標志了時空的濃縮和遍布全球的參與者和不同地方越來越深的相互依賴？又或者更具體地說，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國主義擴張難以區別（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區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現是否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意義（Bello,2002）？

對上述復雜且有爭議的問題的種種回答超越了傳統意義上劃分左右派別的標準。有的歡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個技術革新、個人自由、政治民主與經濟繁榮的新紀元的來臨（如Friedman2000），有的則恐懼它會導致“一場反對一切的戰爭，被唯一超級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國際精英組成的、導致全球生態大災難的專制聯盟，或這些因素的某種結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認為有關全球化的政治觀點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義者、自由的國際主義者、制度改革者、全球變革者、國家主義/保護主義者，以及激進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社群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不同的視角和理論范式自然也隱含著對媒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認識。總的來說，自由主義現代化范式傾向于關注媒體對促進由專制獨裁向自由民主轉變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在東方和南方的國家。跨國媒體——特別是來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體——大多被當作社會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傳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術熱衷者們的代表性觀點是：

如果將政府視為信息民主的潛在威脅，媒體技術的全球化就使得繞過獨裁政府對信息流動的控制、打破獨裁者對不同觀點的壓制成為可能。作為摧毀政府傳播壟斷的催化劑，市場化改革一旦和媒體技術的廣泛利用相結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與之對應，持批判態度的政治經濟學家和反全球化社會活動者把西方跨國媒體和按自由市場邏輯來組織的全球信息流動視為不平等的統治性權力，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國政府保護其“自主信息空間”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這兩種觀點之間，我們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會民主化與媒體全球化之間的復雜的、有時相互促進，有時互相矛盾的關系。我們認為，全球化確實是一個雖然不是全新但意義重大的現象。大眾傳播過程、傳播機構和傳播技術一方面影響了全球化浪潮的演進，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根據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們討論媒體全球化如下的幾個方面：媒體在組織、市場、形式、流動、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變革，以及媒體“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體在市民社會中的運用。

這些相互關聯又不平衡的變革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加速，并導致了國家之間和全球范圍內的傳播在組織邏輯和治理上的重要轉變。二戰后的30年，雖然世界處在蘇聯和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敵對的冷戰背景下，世界傳播體系基本以民族國家為中心來組織（或重新組織，如在戰后的德國和日本）。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由國家組織的媒體服從于不同程度的公開檢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傳播政策則與國家所建立的不同類型的自由民主相聯系。傳播政策有兩個關鍵要素：本國控制和公共服務。前者意味著以民族國家為核心，把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組織原則；后者則體現了公民權利、平等和民主參與的原則在決策中與市場和私人財產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歷史上，這兩個要素在傳播領域中為資本邏輯的完全表達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緩沖。許多西歐國家對公共廣播實行壟斷。在加拿大，雖然歷史上“不是（本國）國家就是美國”（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說，如果加拿大國家不介入廣播業的經營，而只讓私營廣播按市場規則運作，加拿大的整個廣播業就會成為美國商業廣播網的一部分）的爭論把傳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進民主觀點邊緣化了（Mazepa,2003），本國控制是公共廣播體系的一個先決條件。這一體系被認為是哈貝馬斯主張的公共領域概念的最好體現，在私人廣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選擇。因而，它不僅受到廣泛的贊揚，而且被認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國之本。即便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也建立了本國控制的傳播系統，禁止外國人擁有通訊業公司和廣播電視媒體。當然，與此同時，美國媒體積極向海外擴張。公共利益的定義雖然不太明確，卻在美國傳播法規中扮演了重要的歷史性角色，它意味著對資本積累以外的其它目標的認同。

公共服務原則是在戰后“自由社團合作主義”（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這一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式下被確定、協商和實踐的。在這一制度安排下，“滲透國家各個角落的公共服務原則抑制了市場關系和商業廣告在廣播電視業及其周邊行業中的深化與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這一背景為美國新聞業的“高級現代主義”時期提供了條件。較高的職業自主性和“客觀性原則”是這一時期新聞業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剛剛獨立或脫離殖民統治、并被視為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媒體系統不僅按國家政策組織，還被授權來促進國家建設和現代化。然而，這些系統在實踐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勢力和跨國資本的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不結盟運動的參與者不僅要求通過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來獲得更有利的全球貿易地位，還極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這一運動的部分理由是為了保護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在傳播政策主次選擇中的獨立主權。

雖然各國對正式但是非強制性的國際規范和條例（如《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倡導言論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諾，戰后的傳播政策主要在各個國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執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現有的理論和實踐中顯得問題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對民族國家作為政治權利和民主責任的“承載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質疑。這種質疑的關系在傳播權利和結構（公共領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它在政治性更強的機構中的重要性。國家死亡的說法是否夸大其詞仍然是社會理論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傳播學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爭論的問題。但可以明確的是，當今國際傳播理論中的許多邏輯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生的三次相關的變革。

第一，社會主義陣營的裂變，原因復雜，一定程度上表達了這些國家內部部分精英和民眾對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為美國里根政府強化冷戰策略，對社會主義陣營施加了經濟壓力。

第二，“國際信息傳播傳播新秩序”（NWICO）運動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自強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也因為它們受其到了外在勢力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系統攻擊。這些攻擊由美國和英國在聯合國體系內外發起，還源于西方跨國媒體集團，因為“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倡導的國際傳播重組對它們形成很大沖擊(參見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聯合國內部，與“國際新聞傳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進的媒體民主化可能的項目被單純強調為第三世界媒體工作者提供西方技術與專業技能培訓的發展項目所代替。同時，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戰西方傳媒對傳播技術和跨國信息流動的獨占性支配，轉而贊成與全球媒體的統治性勢力協商它們與本國和本地區的關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場自由主義的崛起，它發源于英美這兩個最強大的北大西洋資本主義國家，然后發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為意識形態教條，市場自由主義幾乎像宗教福音一樣被推崇與推銷，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為經濟和社會政策的主導邏輯。

以上變革同數字網絡和技術的飛速提高相結合，解放了資本力量，并為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由市場驅動的傳播體系鋪平了道路。過去的二十年見證了私有化、商業化、貿易自由化及總體的放松管制（更確切地說，是基于市場的再管制），包括在國家媒體系統中取消關于維護本國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美國站在這場運動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國家不再是媒體服務的提供者，對媒體所有權和廣播通訊行業中有關公共利益的責任條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體全球化的第一個方面是跨國媒體公司和市場的主導地位。媒體兼并的浪潮產生了超大規模的傳媒集團，如“美國在線－時代－華納”、“迪斯尼”、“新聞集團”、“維亞康姆”和“貝塔斯曼”等。這些集團在超國家力量和民族國家力量的幫助下，通過各種各樣的技術和組織形式擴張到全世界。當然，商業化和外國滲透的程度和范圍在世界不同地區和同一地區的不同媒體部門是參差不齊的。威權政體對跨國媒體的滲透有重要的限制。但總的來說，新形成的系統在所有權結構、生產、分配和消費等方面都越來越全球化。盡管美國的信息和娛樂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據突出地位，但它們的擁有者在國別上趨向多元。通過合資企業和其它組織上和經濟上的結盟形式，以前具有鮮明國家特色的媒體系統在結構上與大跨國媒體集團發生了聯系。同樣，媒體的生產和消費，如電影和廣告的生產和消費，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認為這是多極化和多元化的全球體系的證據，另一些人則認為美國文化統治已經轉化為跨國集團的文化統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體全球化不僅意味著目前支配跨國媒體生產和流動的大約10家公司的崛起，還意味著商業化媒體作為普遍的媒體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廣（雖然歐洲公共廣播制度在新興的東歐民主國家有一定形式的擴散），和以市場為導向的媒體工業在南方國家的建立，進而對全球和各國的傳播空間進行新自由主義重構。更廣泛地說，西方媒體形式的擴散既包括了作為信息擴散和傳播手段的收音機、電視機及因特網技術，還包括節目類型和形式、職業觀念和慣例。

第三，跨國媒體流動，即信息、形象和產品通過大眾數字傳播網絡的分布與擴散，由全球和地區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時，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體也會對邊緣國家或地區的媒體內容、形式和投資進行有選擇的融合，如合拍電影，經過挑選的（和改編）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確切的說，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國集團的融資與發行支持結合在一起后，越來越多地受到北方受眾的歡迎；“世界音樂”和某些電影都屬于此類情況，如武俠影片《臥虎藏龍》和魯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攝的描寫南亞女性移民在英國的經歷的電影《我愛貝克漢姆》。當西方媒體，主要是美國媒體集團，在海外擴張的同時，外國媒體集團也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市場擴張，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廣播節目、雜志和音樂唱片出口到美國(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國也把衛星電視頻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雜志辦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但可以說，從加拿大電視黃金時段的娛樂節目到中國的休閑雜志，全球媒體生產中心以外的媒體受眾越來越多地直接或間接消費進口的媒體產品。

第四，同時也更不確定的是，當無數人同時體驗著一致的媒體形式、媒體產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時，媒體流動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著媒體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這種不確定性，是因為所謂“同質”的效果不能靠推定來確認。大量研究證明，不同社會階層和文化背景下，受眾對媒體文本的解讀具有差異，對不同形式的媒體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體的管理有全球同質化的趨向。在其他國家，尤其是后共產主義的“轉型社會”，西方媒體的管理體系起碼在原則上，如果沒有在實踐上¬，被采用（見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傳播法律法規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國電信法對市場和企業偏向十分明顯，在全球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從“行業的管理者”變為“市場的推動者”，努力促進國內和國際傳播的競爭（Thussu2000,93）。市場原則同樣體現在歐盟傳播政策中，盡管程度比較低，方式也比較復雜，并比較有爭議（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這一轉變已體現在最基本的憲法層面。例如，美國的司法解釋越來越多地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變成一個擋箭牌，不是為了改善公民的傳播民主權利，而是要“讓政府的法律法規不觸及私有媒體和廣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圍內，媒體管理也發生了雙重轉變（OSiochru，2002；趙，2003）。首先，超越國家的組織，如世貿組織和地區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在設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國家更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務和全民服務的觀念正讓位于市場原則和跨國集團的利益。傳播法規首先是作為貿易問題被修訂，遵循的商業邏輯正是“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運動批判的對象；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貿易體系取代聯合國成為管理國際傳播事業的首要機構。意義深遠的是，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壓力下，國際電信聯盟（ITU,聯合國機構）的管理和組織框架也被重構，給與私有企業和成員國幾乎同樣的權利。今天，國際電信聯盟“建議世界各國解除那些阻止廣播電臺、有線電視企業和電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權的結構性規章，并且始終按照世界最強的國家和它們的傳播公司設置的議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這種背景下，以技術為主要關注對象的國際電訊聯盟取代聯合國來負責組織“信息社會世界峰會”（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說的各項變革帶來了泛資本主義時代的全球傳播體系——這種新秩序還沒有一個合適的名稱。擁護者稱之為“信息社會”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傳統的帝國主義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穎又有挑戰性的“帝國”觀念。Hardt和Negri認為，與軍事和經濟力量一起，這種傳播體系通過定義現實來成為“帝國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這個體系的主導邏輯就是通過一個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傳播輸出網絡，促進資本積累，致力于“創造世界消費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就是讓全世界的個人都成為有利于跨國資本利益的主體。

在批判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中，很多作者認為上述趨勢證明了媒體傳播網絡與全球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結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這種由企業和政府驅動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與“全球抵抗運動：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對應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這是媒體全球化的第六個特征：為滿足企業和軍事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跨國傳播網絡，被民間社會活動家所利用，來表達他們自己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主張。在越來越網絡化的世界，主流媒體的權力正面臨非主流媒體機構和傳播實踐的挑戰和競爭（CouldryandCurran,2003）。近來，國際民間組織網絡的一個新焦點是跨國媒體的治理。這些新趨勢提出了一個問題：媒體是不是既充當了民主化的動力，也成為民主化變革的目標？

媒體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樣，民主也是一個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在西方社會，它受到普遍的擁護；政治家不想被當作是反民主勢力，更加意味深長的是，雖然有理論家自稱后女權主義者、后馬克思主義者或后現代主義者，但沒有人給自己貼上“后民主”的標簽。在南方和東方國家，接受民主的觀念要困難一些，因為它有時被等同于外國勢力和不受歡迎的西方普世主義和/或資本主義價值觀念。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解體所帶來的“歷史終結”的陶醉感和民主資本主義必勝的信念，已經隨著定期的全球經濟危機、后蘇聯國家中的腐敗和經濟蕭條而消失；種族國家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卷土重來，在某些國家中，快速的市場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經造成了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數民族和在經濟、社會上被邊緣化的占本國人口大多數的民族之間潛在的矛盾，從而進一步導致了陶醉感和必勝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盡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懷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們仍然堅持政府應該反映他們的價值和利益。向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統治力量爭取個人和集體自由的斗爭在全世界穩步推進。

雖然學者們支持民主――不論它是一個過程，一種結果，還是一種正義與人道的統治方式，對全球化媒體在民主進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以及媒體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則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們互相矛盾，為評估媒體的表現提供差異極大的不同標準。冷戰時期，加拿大著名學者Macpherson(1965)挑戰過西方正統觀念，他認為即便的非自由主義政治體系——如共產主義和新獨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國家——原則上也可以合理宣稱自己的民主性。這種宣稱擴展到這些國家正在努力建設民主（雖然聽起來含義頗為模糊），這種民主不僅是一種政府的組織形式，而且是一個沒有階級統治的社會類型，它能夠培育發展的動力，即讓每個人都享有充分發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權利（Macpherson1965,58;又見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傳統并非西方所獨有：遇事互相協商和類似共產主義公社的平等組織制度是許多非洲社會被殖民者占領前的特征。這種組織制度必然地拒絕個人擁有“自然權利”這種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將親屬關系和給予個體生命意義的部落集體放在優先的位置上。當然，這種傳統也有缺點：限制個人自由、保護家族關系、容易引起與敵對社區的沖突。

即便植根于中產階級革命和早期現代歐洲啟蒙時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說是一種鐵板一塊和一成不變的政治傳統。大致來說，關于民主和經濟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媒體，我們可以確立三種寬泛的觀點（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從市場自由主義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來說，它并不將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種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維護政治穩定及個人權利的一種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別是所有權、締約和交換的個人經濟權利。盡管市場自由主義派經常采取平民立場，但他們對私人消費——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強調與精英主義的民主觀交織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見Baker2002,130）對這種觀點的表述最為經典。按照這種觀點，民主只是選舉領導者的過程，公民的參與僅限于幾年一次的投票選舉——從本質上講，就是讓公民在政治市場中扮演消費者的角色。該模式下的媒體和其他產業一樣，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場對消費者的取向做出反應。如果媒體有公共職能，那就是監督政府，因為政府被視為個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脅。如果市場自由主義派，尤其是在美英，發現西方媒體有民主缺失的話，就會把它歸咎于國家對媒體的干預（特別是公共廣播），或者所謂媒體記者的左派偏見。

市場自由主義和精英民主的觀點已經在多層面上受到抨擊，包括它對公民參與不恰當的悲觀、對媒體和政府集中財富后超強權力的忽視。另一種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觀點比較重視公民在公眾評議中的參與價值，并號召媒體促進公共領域的建立——“在這種社會生活的領域中，可以進行信息和有關公共關心問題的觀點的交換，從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論，公共領域的理想特征應當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討論、平等參與和基于公共原則——而非僅僅出于個人利益——的理性訴求。媒體的民主角色則應當是向各重要團體提供可表達并發展其利益的論壇，通過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種觀點來方便全社會達成政治共識，并把作為私人的個體以民意的形式構建為一個公共形體（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領域自由主義者(publicsphereliberals)發現當代歐洲及美國民主中的病態——日漸下降的選民投票率、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諷、政治與公共議程之間的脫節、政治話語的瑣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論家們發現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環境，比如導致分歧的新問題、形象至上的政治競選、選民對政黨忠誠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頭同時也指向了媒體實踐，程度稍遜的還有媒體結構。這些批評者稱，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壓力及市場再管制已經把新聞媒體推向了小報化和信息娛樂化。頻道增多而引起的媒體受眾分眾化削弱了公共領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導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聞從業人員向政客的炒作顧問(spin-doctors)爭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們采取半敵對的立場，更多地關注政客的策略和丑聞而非實際的政策。盡管有學者批評這些“衰落的敘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們已經引起了適度的改革新聞實踐的努力。美國的公共新聞運動就是一個例子，報紙嘗試推動社區居民對公共事件的集體討論，而不是只根據官方信息來源報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雖然新聞體制的改革是關健的，新聞從業人員道德操守和新聞實踐改革的意義和在職記者對變革的影響能力同樣不容低估。

盡管公共領域自由主義者常常贊成對新聞實踐的這種改革，他們卻并不質疑媒體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結構，更不用說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社會和政治秩序提出疑問。與此相反，激進的民主主義者(radicaldemocrats)對評價媒體表現提供了更充分的標準。如果說市場自由主義者強調個人自由、限制政府權力；公共領域自由主義者強調對于政策的公眾審議；激進民主主義者則加上了第三個方面，即不僅把民主視為一套程序性的規則，還要把它看成是一個培育個人與社會的發展性力量的社會環境，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過的觀點。這種觀點不僅是尋求重振代議制民主，還在于促進對政治、經濟和市民社會決策更為直接的參與。激進民主主義者不僅傾向政治平等，還要求文化、社會、經濟資源更合理的分配。他們認為，在結構性不平等的社會里，社會中的權力關系是敵對的；即使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與經濟精英們也會與下層社會發生利益沖突。而且，他們對權力有整體上分析：一個民主的公共領域不能與在國家、經濟、性別、種族中根深蒂固的權力等級相脫離；確實，只要這些等級存在一日，公共領域中必然會有話語權的不平等分配。

激進民主主義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導的媒體作為“政府監督者”和“公共領域”的角色，但同時他們也期待一種民主的媒體系統以抵制社會秩序中的不平等權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動下層團體之間的平等交流，包括作為民主更新機構的改革性社會運動(Angus,2001)。

在激進民主主義者看來，西方特別是美國這種商業化的、由企業支配的媒體系統，其政治經濟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參與性的公民權利。無數結構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體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們與商業精英的聯系、高昂的行業進入成本、所有權集中化、商業媒體高度依賴瞄準富有消費者的廣告收入、大型企業集團擁有媒體、一度互相獨立的媒體產業的融合、媒體集團與政府之間密切關系的發展(盡管政府本來應當為了維護公眾利益對媒體進行管理)——都被認為對煤體內容的多元性和公眾對媒體的平等接近有消極的影響，并潛在地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文化和政治層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隨著大公司的力量和商業邏輯在全球范圍內對傳播的控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OSiochru（2002）歸納出幾個需要著重關注的相關問題：公共領域的扭曲和縮退、對消費主義孤注一擲的盲目宣揚、知識私有化和商業化所帶來對“公共信息空間”的圈地、電子媒體對民權的侵蝕。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經濟發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將媒體民主化作為單一項目或運動來理解有困難也不足為奇。事實上，在過去的40年中，曾出現過幾次媒體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歷史起源和思想資源上都不盡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紀70至80年代出現的關于“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NWICO）的爭論是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國家爭取獨立與發展的副產品。它表達了民主化過程中兩個具有潛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國家在文化與傳播上的主權（一個以國家為中心的概念，類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發展的民主）和給予公民更多權利的參與式傳播（這是一種更加類似于激進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傳統）。推進NWICO浪潮的主要論壇是聯合國，尤其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這里大國統治的現象由于一國一票制而有所改變。它最終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麥克布萊德報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認為這一報告尋求的是五個全球性問題的答案：

1）傳播手段在世界范圍內的分布存在巨大鴻溝，非工業化國家對于工業化國家在相關技術方面的嚴重依賴。

2）信息商品化及其對以下諸方面的消極影響：公眾對信息的普遍接觸、媒體滿足教育和發展需要的能力、大眾對傳播的實質性廣泛參與、廣告大力推銷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條件下的文化保護問題。

3）南北之間信息與媒體內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國媒體對南方報道中刻意忽略和錯誤描述而進一步加深。國際通訊社是當時注意的焦點，但這一爭論也逐漸囊括了其他媒體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邊界數據流動和廣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國干預和跨國公司對數據流動的控制對不同國家的信息傳播主權所造成的威脅。

5）發展草根和另類傳播形式，用于大眾教育、表達公眾意愿或大眾動員。

NWICO運動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偽善的領導人打著擺脫殖民地地位的旗號加強國內控制，但這些缺陷絲毫不能損害它對70和80年代國際傳播進行的雙重批判——被西方強權控制、按照資本積累的邏輯運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趙，2003)。實際上，NWICO強調了在關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討論中常常被忽視或被認為理所當然的一種內在關系：以前，民主傳播模式，對民主傳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廣泛意義上，對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個國家內部被表達、爭論和（不完整地）建構。第三世界國家對國際傳播中民族國家主權的追求是與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會運動聯系在一起的。這些社會運動并非都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寧主義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國內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權統治——中國和印度的對比就能說明這個問題。雖然為了爭取國家獨立與資本主義全球化進行的早期斗爭并不符合現代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定義，它們的斗爭目標卻可以理解為民主傳播得以實現的一項前提條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體自治。

盡管官方的NWICO討論大多在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層面上進行，在國際范圍內，起碼在一些國家，它同時也是一項“人民運動”，激勵了國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圍廣泛的其他參與者和多種傳播形式，而這些參與者和傳播形式反過來也激勵了這項運動。在拉丁美洲，工會和教堂等民間社會組織發展了民眾自辦的社區廣播，如玻利維亞的礦工廣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學則強調貧困人口在小集體傳播中對其自身價值的表達和對自身貧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眾劇場和其他傳統的民間媒體有長久的傳統并有一定成功經驗，小型印刷媒體和錄像則成為城市中工會和社區團體的表達工具。

媒體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紀60、70年代一場要求聽到公共聲音、鼓勵反主流勢力參與傳播的社會運動引發。這一浪潮與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時間與思想資源方面有重疊之處。這項運動挑戰的主要對象是全球資本主義中心——西歐及北美的大眾媒體中越來越集中的企業控制、霸權性的話語表達和商業化的邏輯。這些挑戰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紀60、70年代新興的社會運動，包括反越戰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學生為主的新左翼運動、（自由）民權和美國（激進）黑人民權運動、少數民族爭取平等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魁北克獨立運動、環保主義、反核抗議等等。一些理論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個性為前提的“新”社會運動與以國家和經濟（比如勞工問題）問題為導向的“舊”社會運動的區別。在我們看來，這種區別頗有些牽強（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歐，特別是意大利和英國，新社會運動的興起與勞工和社會主義者的激進抗爭密切相關。

起初，部分此類運動在主流媒體有比較同情的報道，還有一些，如世界綠色和平組織，甚至能夠在主流媒體的幫助下形成國際性的運動（Dale1996）。但更多的情況是，媒體框架忽視、貶低甚至否認反主流勢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從而促使他們創立了“另類的”或“激進的”媒體（Downing,2001），進而建構超越或反對企業和國家控制的獨立傳播網絡，即推動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隨后的數十年中，隨著主流媒體的所有權日益集中在少數企業手中，促使主流媒體觀點更多樣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過媒體教育和“文化干擾”來改變媒體與受眾之間的關系；通過培訓和公關活動使主流媒體增加進步信息內容；組織以改革國家傳播政策和媒體組織結構為目的的聯盟（Hackett2000）。英國始于1979年的“新聞與廣播自由運動”(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國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聞”(FreePress)都是建立此類聯盟的先例。

激進的民主運動和“公共領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強調的西方媒體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經引發過政府的調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國的媒體所有權最高限額、美國廣播的公平原則及其它公共服務規則、法國的回應權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媒體補貼政策。這些改革都在當今的全球化時期之前實施，在很多國家，它們都已經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義政策廢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體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勢頭。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會和西方媒體公司對媒體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對比較支持（雖然這三者中最后者的態度也許最含糊）。媒體民主化的第三波發生在由獨裁政體向自由或名義上的民主政體轉變的轉型社會中，媒體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結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蘇東國家解體后，前蘇聯國家，尤其是東歐，通過巨大努力進行改革。因此這次浪潮有將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蘭工會Solidarnocz推翻的群眾運動），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體中的自由主義勢力，最著名的是戈爾巴喬夫）同由外而內的民主化相結合的特點。

但尚需討論的問題是，這種改革是否有效，其結果是通向一個有活力的市民社會還是融入一種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費文化。總體來說，后共產主義的媒體改革，較多地涉及自由化——對媒體管制的規范化和對個人及企業免受政府壓制的表達權利的肯定，而較少涉及民主化――對民眾自治和根據自身能力平等參與社會決策的實質性權利的強化（Hamelink,1995）。的確，跨國媒體集團對知識產權保護和其它經濟利益問題的關注要超過對公眾觀點多樣性和表達自由之類的問題的關注。事實上，他們已經并且還在與亞非拉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場自由和跨國資本的軍事獨裁或市場專制威權政體相處得相當不錯。當然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細微的差別非常多，跨國媒體在特定的情況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記錄，而且西方國家促進“轉型社會”改革的努力沒有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模式，美式商業模式（市場自由）與歐州“公共領域”模式之間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

媒體民主化第四波出現在互聯網時代。互聯網促進了致力于社會民主化和傳播民主化的跨國民間社會網絡的形成。作為最新的發展，這一波值得特別的關注與重點評說。在世界很多地區，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起關鍵性作用的傳播網絡和信息技術已被反全球化，或更準確地說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運動所采用。最近幾十年中，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NGOs）在全球傳播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會的概念有著復雜的思想歷史，它的重新崛起與東歐爭取政治民主化的斗爭緊密相連(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組織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開始出現于國際舞臺。有效的傳播策略，包括對主流媒體的運用，一直都是有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非政府組織及其網絡展現其力量有一個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例子：它們于1995年到1998年間介入了在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的框架內進行的《多方投資協定》的談判進程。來自70多個國家的超過600個組織參加了這場運動，最后成功地阻止了這一旨在給予資本前所未有的流動自由的貿易談判。雖然非政府組織的這場空前的網絡傳播動員與干預并不是談判流產的唯一原因，公認的觀點是，它們的作用十分重要。這種介入可以被看作通過媒體（主要是因特網而非其它大眾媒體）推行民主參與國際政治經濟決策的范例。而一個范圍更加廣泛，雖然不是那么顯眼卻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就是各種南方婦女網絡的出現。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組織才開始致力于傳播過程和媒體本身的民主化。他們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活動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體教育、有的致力于媒體監測與分析、有的則著重于促進言論自由和保護記者權利，更有的倡導與全球化傳播相關的政策(趙，2003)。

關于“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爭論現在雖然已經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夢魘（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動員市民社會的一件寶貴遺產，這點在2003年底在日內瓦召開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上全球市民社會的地位中可見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市民社會組織和力量的廣泛參與外，這一力量第一次作為國家和資本之外的第三種力量在國際性峰會上取得正式參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會那樣，只是旁觀者和會議大廳外的抗議者），并發表了體現民主精神的名為“建設人類所需要的信息社會”的宣言(中文版見ITU網頁，www.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傳播憲章》和其他國際文件都表達了對媒體多樣性、媒體責任及大眾對社會變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體民主化前幾次浪潮中出現于國家背景下的另類媒體，現在也正在通過互聯網擴展和跨越國界。許多獨立的非主流記者通過互聯網報道伊拉克戰況正是這種傳播的例證。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和組織機構的區別，非政府組織的媒體在占統治地位的全球傳播系統之外提供了對該系統進行補充、調和甚至挑戰的多種聲音。

當然，對跨國市民社會(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樂觀看法都必須在現實中冷靜下來。首先，在改變而非維持現有的在階級、種族、國家、性別等領域的不平等統治關系問題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會組織都是進步的。第二，即使進步的市民社會行動也并非總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比如，在東歐，早期所謂自治“市民社會”的承諾至今尚未實現；相反，隨著新聞界按商業邏輯操作、廣播電視屈從于執政黨的影響，“市民社會”變成僅僅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表達。雖然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峰會上的地位有歷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內瓦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國沒有獨立的市民社會組織參與(Zhao,2004)。在中國，傳播系統中跨國媒體公司，政府、和被商業媒體作為消費者來迎合的城市中產階級的話語強勢十分明顯，在人數上并非少數的弱勢群體在媒體上的聲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業化和全球化的媒體制度中，類似的系統偏差也同樣明顯：傾向于城市中產階級、不利于農村貧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體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經與廣泛的反對種族隔離的政治和社會斗爭結合在一起，但這種市民社會推動的公共廣播在非洲卻也是碩果僅存，在其它大部分國家與地區，民眾掙扎的聲音在強權政治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的”結構調整”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消極后果中顯得極其微弱。與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市民社會的網絡覆蓋和動員則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薩帕塔(Zapatista)起義。最近，NaomiKlein（2003）報道，在反對跨國公司不顧當地利益的礦產開采斗爭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綠色和平組織在阿根廷的分支機構聯合起來，并不斷“挖掘”對本地民眾參與民主決策發揮關鍵作用的信息，最終發起全體市民公決，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國合資開采企業的投資計劃。

當然，作為一種獨立于政府和跨國資本之外、甚至與它們具有潛在對立性的力量，“市民社會”的概念仍有待分析。當非政府組織被當成市民社會人時，這個概念更值得推敲。毫無疑問，有一些媒體，如“獨立媒介”（IndyMedia），試圖幫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邊緣化的地區和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很多非政府組織都有“迎合并服務于全球新自由資本主義”的議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評論家認為，帝國的力量已經越來越深入非政府組織的領地，創造、培養或把它們轉變成靈活的外包型團體，通過它們實現自己的目標（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國家一方面向上將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轉移到WTO這樣的超政府實體，另一方面向下將一些功能轉移到非政府組織，使他們成為“影子國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評價“市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的政治意義時需要謹慎。然而，在美國這個全球資本的心臟潛在大眾媒體改革運動的形成、婦女組織的跨國網絡的出現等，說明了市民社會和媒體全球化的正面意義。

媒體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與問題

所有這些復雜的趨勢相互疊加，提出了復雜而繁多的問題，在這里無法充分的解決。我們僅僅列出以下問題，為將來的研究、討論及行動提供思路。

1、全球媒體機構（和媒體全球化進程）與政治民主化的關系。我們上文提到過兩種針鋒相對的看法，一種慶賀，一種悲觀。市場自由主義相信全球化了的媒體機構的民主化作用。這種觀點認為，如果全球媒體對推進民主的作用還不夠大的話，是因為它們缺乏滲透。相反，激進民主派學者則認為，全球媒體的民主局限正是它們遵從的市場邏輯的結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場的產物。實際上，媒體全球化的實際意義非常復雜，因很多內部和外部因素變化而變化，也因為傳播的手段、內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國，90年代以來，不僅國內媒體的政治經濟結構和新聞從業者與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跨國媒體本身在結構上的變化和它們在華的利益關系與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幾年之前，美國的三大電視網還不是各個跨國媒體娛樂集團的子公司，它們的母公司在華還沒有投資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與跨國媒體娛樂集團對中國市場的滲透不免直接或間接影響它們對中國的報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體早已經按商業模式發展，國內媒體與跨國媒體的整合程度也相對較高，但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媒體，它們對地區民主化影響都很復雜，沒有單向或一致的效應。一方面，傳統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基礎，即公民概念的發展和政治的非威權化尚未完成。而傳統政黨政治的墮落、政治推銷的興起、以及電視作為代表底層階級的媒體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領域自由主義學者們擔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國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幾年這一地區的一系列政治發展也顯示了公共領域自由主義學者們的精英主義局限。在巴西，魯拉的勞動黨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會基礎上的獲得選舉勝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剝奪得一無所有的下層民眾在國家經濟經歷了近于崩潰的危機之后，自發組織起來，重建自主的經濟社會生活形態。獨立電視紀錄片<<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動描述了這一發展。在委內瑞拉，雖然有美國的期望，還有國內主流媒介與反對派的合流，這些勢力還是沒能通過非法政變和合法公決推翻有同情下層民眾主張的現政府。所有這些，加上印度國大黨重新獲得政權，都證明了懷疑主義、個人崇拜、電視推銷和消極旁觀主義之外的實質性民眾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對媒體全球化表示擔憂和贊成的兩種觀點的對立中，媒體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質和明顯以階級為基礎的跨國媒體供需結構可能會被忽略。事實上，能直接接觸全球化媒體的群體主要限于少數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精通英語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階層，因此Sparks（1998，122）稱由此產生的傳播空間是“帝國主義的、私人的領域”，而不是一個必然的“全球公共領域”。即使這種全球公共領域的假設被接受，與這一公共領域相對應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對狹窄，意味著市場經濟和定期選舉制度。對媒體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評估不僅與對它的影響不同的評價相關，也與以上討論的不同民主類型各自不同的規范標準相關。

這些評估結果也和對公共傳播媒體與其它的社會政治機構和進程之間的關系更廣泛的假設相聯系。正如我們在上文對于民主模式的討論中所暗示的，對西方媒體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關系中，它或是獨立的“看門狗”；或是對權力逢迎討好的“哈巴狗”；或是對權威過分敵視的“瘋狗”。在東歐和其它“轉型社會”，媒體則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尋找安全家園的“流浪狗”。然而我們希望避免這種“單向度”的描述，而把媒體當作變革與抗爭發生的場域本身。在原專制國家政治動蕩的情勢下，“小”媒體可能比官方媒體或跨國媒體集團更具影響力；尤其是當小媒體同社會運動的改革勢力結合起來時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體所有權明顯多樣化、全球媒體流動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意義是什么？區域性媒體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間決定性的紐帶？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這樣的地區媒體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極化的世界秩序？

我們認為問題需要重新審視。這里問題在于民族主義（文化）的分析框架與以階級為基礎的分析框架之間的對比。前者可能認為跨地區及反向的媒體流動駁斥了體現美國文化產品向世界其他地區單向流動的“文化帝國主義”。但這種媒體流動的多樣化不應該與新的制度邏輯和民主選擇與表達的新時代的到來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趙，2003）。相反，資本積累的邏輯正成為全球傳播體系的統一規則。跨越空間的全球化媒體體系的形成是媒體生產中“商品化強化”的過程，是在美國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級商業主義”發展的過程。在全球媒體系統中，只要可以帶來利潤，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語言、在任何地方傳播。在這樣的背景下，頻道增多和小眾化僅僅表明“跨國視聽工業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別中，而不是改變這種差別——只要文化差別能帶來利潤”（Zhao和Schiller2001，140）。對種族和民族差別的再現，”帝國“的“解決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認它們，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機制去支持和管理它們（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舊式殖民主義相比，全球化讓全球化集團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業、吸納當地精英，而不再從政治或經濟上消滅他們（Sklair2001，256）。

因此，認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個誤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動而攻擊“文化帝國主義”的觀點是不正確的（Schiller1991）。以拉美為例，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雖然北美媒體模式和企業影響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這種整合的全部；當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體。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不僅僅是個文化地理學問題，而是社會組織的主導治理邏輯問題。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國商業性電視產品，可以看作是文化產品的資本和商業邏輯戰勝其它公共傳播組織方式的標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電視劇的成功輸出并把它當作反向媒體流動的經典范例時，正如馬特拉(2000,43)所提醒，國外機構和廣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納它并把它發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觀點對理解和促進全球政治和媒體民主化過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關聯性？這里，一個具有諷刺性的雙重過程正在出現。一方面，西方媒體理論和實踐正通過西方出口國和世界其它地區的進口國的同時努力而擴散。起源于歐洲啟蒙時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領域的觀點正在指導著后蘇聯“轉型社會”的媒體改革。在非洲，雖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務廣播的觀點，但也沒有出現其它西方或是來自于當地傳統的民主選擇。在其它許多地方，不僅是西方媒體及其產品，還有它們的組織和職業模式都在傳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支持的對非西方新聞工作者的訓練計劃就是這種努力的主要途徑。

另一方面，隨著西方媒體體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觀主義和公共服務性廣播的職業理念——被傳播到其它國家，它們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帶卻被削弱。過度商業主義嚴重腐蝕了美國媒體的公共服務信念。當東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擁抱北美新聞的“客觀性體制”時（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進的民主評論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話語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經濟、政治資本的階層，它成了推進媒體結構性改革的障礙，它約束市民社會運動和媒體間的正面聯系，和（或）在沖突性問題中強化極端。盡管在強大的市民社會的配合下，新聞監督的力量不應該被低估，但是在威權政治、社會整體不平等、城市中產階級中缺乏廣泛的改革動力的社會背景下，新聞專業主義有著嚴重的缺陷。在中國，媒體輿論監督的角色可能會曝光地方丑聞，但往往不涉及深層問題（Zhao,2000;郭，2001；孫，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調查性新聞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壓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它常常較少反映農村貧困人口被壓抑的抗議。

這些質疑提出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評估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媒體和民主的適當基準嗎？民主傳播理論假設了一個關注內部政治社會聯系的民族國家框架，可實際上，民主斗爭一直都與世界政治經濟和外部關系相連，不管要分析的對象是美國的獨立戰爭、兩個世紀后的民權和反戰運動、還是20世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對資本主義運動。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們，民主既取決于全球國家體系內各國之間的霸權和從屬關系，又取決于民族國家內階級和種族妥協的程度。這里，國內國際兩方面的條件和互動十分重要。馬克思主義對于階級政治和民族主義政治有持久的討論。這種討論對批判性地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治理問題有深遠的意義。雖然我們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關于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有內在張力這種觀點(Wood,1995)，我們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有時的確有矛盾和關系緊張的一面。高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意大利、德國和希臘）有時也回復到獨裁統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亞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國家）市場改革的引進有時是通過嚴酷的軍事獨裁推進和維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隨著在全球化浪潮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在全球的擴張，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帶，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緊張關系也會有加強的可能。冷戰結束后，一種線性的以西方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框架強調了將前共產主義政權稱為“轉型”政權的分類，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經到達了歷史的終點。也許，我們應該考慮，冷戰的結束、“9.11”襲擊和“反恐戰爭”又是怎樣地將“轉型”變化帶給西方：福利國家和社會權利的縮水，美國對戰事與國家“本土安全”的重構，反恐法案批準了對公民權利包括傳播權的各種侵害。從這一角度，西方國家也在“轉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們無需贊同對法西斯主義可能興起的危言聳聽式的詛咒就能感覺到近來這些現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進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會走向威權化。我們這種視角想要強調的是一種”沒有保證的民主和進步觀“(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進程的道路上，沒有國家擁有道德制高點，簡單的線性邏輯更不應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成千上萬的美國民眾越來越不滿于本國媒體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國公眾反對政府進一步放寬對媒體所有權限制的呼聲極高。這應該提醒我們，雖然現在學者們傾向于分析西方媒體向世界其它地區的擴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給它的政治推動核心美國帶來了復雜的結果。當美國媒體體系全球化時，美國國內是變得更加民主了還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傳播的條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機構授以公民傳播的權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集中，那么一個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統的“授權環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現這樣一種矛盾：國家既是民主傳播的必要條件之一，又是對它的一種潛在威脅。而且，與“媒體機構具備內在民主傾向而國家是媒體民主化的障礙”這種自由主義的假設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國家可能在媒體民主化進程中起積極作用。以墨西哥為例，自從1997年墨西哥結束了PRI的長期政權壟斷權后，商業廣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掙扎著被國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開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釋了Schudson(1994)的觀點：國家與民主的公共領域是絕不可能徹底分離或敵對的。

然而，國家也有其存在的內部和外部條件，而且每個國家的形成與變革都有著獨特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軌跡。目前有關傳播和民主的理論不僅以民族國家為中心，還往往只與美、英兩國的歷史經驗相對應，把它們當作參照。然而，這兩國的歷史是非常特殊的。它們：

在文化、經濟、政治史上令人吃驚的相似主題使它們區別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它們都擁有（自1865年以來）穩固的資本主義民主，作為帝國主義強國廣泛參與國際事務，未曾遭到別國入侵，有著廣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傳統，而且，以全球標準來看，它們極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決在一個國際性和跨文化的基礎上民主地組建政治及傳播治理的繁多問題之外，基于“帝國主義”國家之上的民主與傳播理論的盲點之一，就是忽視了作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載者”的民族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對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構建區別于他者的民族認同才建立起來的。以色列的民族主義和民主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僅是一個政治進程，同樣也是一個文化進程，包括媒體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為廣泛的身份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這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即：不僅是新聞，還有娛樂媒體在形成大眾文化及作為全球化的一個關鍵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廣泛地說，媒體的文化功能問題在目前這個歷史性關鍵時刻已經日益突出。我們前面已經提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族國家內部和國際社會中都出現了種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認同問題的沖突。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沖突是很久前就預知的、基于現代性/前現代性這兩極的“文明沖突”的表現（Huntington,1996）。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作為西方現展模式不平衡擴張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以及市場關系的深化，至少要為“原教旨主義沖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襲擊那樣的殘忍暴力負部分責任。媒體，不論是以新聞還是以娛樂的形式，都是這種沖突的主要戰場。在盧旺達和前南斯拉夫，媒體深層地參與了排他性身份認同的動員和實際上對恐怖暴力的煽動。在印度，即使當中產階級消費者轉向西方或全球化媒體之時，電視，特別是以廣為流傳的宗教神話改編的肥皂劇，在印度民族主義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國家主宰的現代化和由精英們驅動的全球一體化——這兩者以好萊塢大片，手機和電腦網絡的到來為標志——帶來了兩種文化現象：一是基于傳統佛道和氣功文化的某些類宗教組織通過地下媒體渠道及互聯網形成，給一些經歷觀念和身份認同危機的群體提供精神支柱；二是與國際主流接軌的跨國城市精英把CNN、跨國財經報紙和中外合作時尚雜志奉為當代世俗宗教——消費主義——的圣經(Zhao,2001；2003)。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在文化與政治分析的鴻溝上建起一座橋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對媒體民主化有一個較完整的描述。這里涉及到意義、主觀性、和社區與民主政治的關系的宏觀問題。

6、公共傳播的民主化會減少國內外戰爭的可能性嗎？大眾傳播民主化、政治民主與和平前景之間的關系很復雜，是一個廣闊的領域。這里，我們需要對在戰爭/和平與民主之間關系的理論中的決定論和宿命論同時提出質疑。新自由主義的看法以為，達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開放”社會來取代獨裁和原教旨主義政體，這種“開放”社會的特征是資本主義和代議制民主，以及經濟的相互依賴。這種思想已經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論而通俗化。他宣稱，凡是擁有麥當勞快餐店的國家相互之間都不曾發生過戰爭。而激進主義批判者則認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大量的難民潮、瀕于瓦解的國家和環境消耗為組織和制度運行邏輯的現存世界秩序體現了結構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這樣的體系為國內動亂、恐怖主義叛亂及帝國主義軍事干預升級埋下了禍根。從這個觀點來看，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將成為人類和平的前提條件。無論如何，大眾傳媒在這一問題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為戰爭工具，是盡量保持客觀，還是以人類共存的名義倡導“和平新聞”？

7、最后，那些關于民主化的宏大敘事，包括在這一問題上那些激進的敘事，是否往往避開或忽視了種族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正如全球化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和社會階層有不同影響一樣，全球化對不同性別和種族的影響也有所不同。這些人群對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盡相同。總體而言，學者對全球化對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響的關注非常不夠。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種族和性別平等必須成為傳播技術、機構及社會關系“有意義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機構以外的大眾網絡和活動節點的意義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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